皮肤型红斑狼疮(CLE)是一组自身免疫性疾病,其免疫介导的损伤可导致皮肤出现特征性皮损,有时也累及黏膜。它既可独立发生,也可作为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表现之一;后者还可能累及关节、血细胞、肾脏及其他器官。皮肤型红斑狼疮在临床上主要分为急性、亚急性和慢性三类。各类在外观、显微镜下特征、造成永久性损伤的可能性,以及与系统性疾病的关联方面均有所不同。
CLE的表现可从短暂、不留瘢痕的面部红斑,到持续存在、破坏毛囊并遗留永久性瘢痕的斑块。患者常对紫外线敏感,但紫外线暴露与病情发作之间的联系并不总能立即显现。这种疾病的影响不止于可见的炎症:色素改变、瘢痕、脱发、不适,以及面部病变对社交的影响,都可能显著降低生活质量。诊断需结合皮损的形态与分布、演变过程及皮肤病理检查,并根据具体情况适度评估皮肤以外的病变。
历史发展、分类与流行病学
lupus 一词在拉丁语中意为“狼”。在现代医学尚未区分各种病因之前,这个词曾用于指称具有破坏性的皮肤病。19世纪,皮肤科医生将红斑狼疮与其他同样冠以“狼疮”之名的疾病区分开来,尤其是寻常狼疮,后者是皮肤结核病的一种。1851年,皮埃尔·路易·阿尔菲·卡泽纳夫将红斑狼疮描述为一种独立疾病。1872年,莫里茨·卡波西描述了伴有全身症状及内脏表现的类型,推动了人们认识到狼疮的累及范围可以超出皮肤。
现代分类是在临床表现、组织病理学、实验室检查结果与全身受累情况的相互关联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79年,理查德·桑特海默、约翰·托马斯和詹姆斯·吉利亚姆将亚急性皮肤型红斑狼疮界定为一个可明确识别的亚型。随后提出的吉利亚姆分类将狼疮特异性皮肤病变与狼疮非特异性皮肤表现区分开来:前者通常具有特征性的组织改变,后者可伴随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出现,但也见于其他疾病。后者的例子包括某些类型的血管炎症以及弥漫性非瘢痕性脱发。这一区分至今仍有实用价值,因为SLE患者出现皮肤异常,并不意味着该皮损本身就是皮肤型红斑狼疮(CLE)。
传统上将本病分为急性、亚急性和慢性,主要出于实用考虑,并不代表它们在生物学上截然分开。同一患者可能同时存在一种以上的亚型,也可能随时间推移出现不同的表现类型。盘状红斑狼疮是最为人熟知的慢性类型,但慢性CLE还包括累及较深层组织或特定部位的类型。肿胀性红斑狼疮在不同分类体系中的归属并不一致:有些将其归入慢性CLE,另一些则因其反复发作、不留瘢痕的特点及独特的显微镜下表现,将其单列为间歇性CLE。
与定义统一的单一疾病相比,CLE的流行病学情况更难准确衡量。各项研究的纳入标准并不相同,例如是否纳入SLE患者、是否仅纳入经活检确诊的病例,或是否采用行政管理数据库中的诊断编码。基于人群的研究报告,其年度发病率约为每10万人中数例,但不同国家和不同研究设计所得的估计值不能直接相互套用。由于病程通常较长,患病率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病例查明情况和人群的年龄结构。
CLE可发生于所有年龄段及各种肤色的人群,不过许多患者在成年期首次就诊。女性比男性更常患病,但这种性别差异通常不如SLE显著,而且因亚型而异。在若干已开展研究的人群中,非洲血统人群受盘状红斑狼疮影响的比例明显偏高,且常伴有显著的色素改变和瘢痕性损伤。这些观察结果反映了生物学、环境、诊断及医疗服务等因素的相互作用;血统本身并不能决定疾病的进程。儿童期CLE较为少见,需要单独考量,因为其与全身性疾病的关系可能不同于成人。
免疫机制与环境诱因
皮肤型红斑狼疮(CLE)由遗传易感性、环境暴露与皮肤免疫调节紊乱相互作用所致。它不是感染性疾病,也不会通过接触传播。其遗传关联与系统性红斑狼疮有部分重叠,涉及免疫识别、干扰素信号传导以及细胞碎片清除等方面的变异。早期补体成分,尤其是C1q的罕见遗传性缺乏,与狼疮密切相关,说明在不引发异常炎症的情况下清除濒死细胞十分重要。不过,大多数CLE并不能用单一的遗传缺陷来解释。
紫外线辐射是主要的环境诱因。UVA和UVB均可参与发病,两者对皮肤细胞和免疫反应的影响不尽相同。受到照射的角质形成细胞(表皮中占比最高的细胞)会出现应激,有时还会发生程序性细胞死亡。细胞内的物质,包括核酸和Ro/SSA等蛋白质,因此更容易被免疫系统识别。在易感者的皮肤中,这些物质未能得到充分清除,加之核酸感知反应过强,可使正常的损伤应答转变为持续的自身免疫反应。皮损可能在暴露数天乃至数周后才出现,因此往往难以识别诱发事件。
I型干扰素在这一过程中起核心作用。这类信号蛋白通常有助于协调抗病毒防御,但持续激活可促进自身免疫性炎症。角质形成细胞来源的干扰素κ,以及免疫细胞产生的干扰素,共同促成了富含干扰素的皮肤微环境。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可对含核酸的免疫复合物作出反应,并放大这一信号。其他炎症通路,包括干扰素γ和其他细胞因子所参与的通路,会与I型干扰素应答相互作用,而非作为完全独立的系统发挥作用。
活化的T细胞聚集于血管、皮肤附属器周围,以及表皮与真皮的交界处。细胞毒性细胞可损伤基底层角质形成细胞,形成称为界面性皮炎的显微镜下病理表现。在盘状皮损中,炎症可蔓延至毛囊周围,并损伤毛囊干细胞区。一旦这一具有再生能力的区域遭到破坏,脱发便会成为永久性的。随后,成纤维细胞活化与组织重塑进一步促成纤维化和瘢痕形成。相比之下,不累及这些结构的炎症可在消退后不留下永久性的组织结构损伤。
其他暴露因素也会影响患病风险或疾病表现。吸烟与CLE相关;部分研究还发现,吸烟与病情更重或对抗疟药治疗的反应较差有关,不过疾病严重程度及其他混杂因素使这些结果的解读更为复杂。某些药物可诱发亚急性CLE,而寒冷暴露则与冻疮样狼疮有关。机械性损伤偶尔可通过同形反应使皮损出现在受伤部位,即原先受过损伤的部位出现该病的皮损。这些诱因的作用并不一致:一名患者有明显的光敏感,并不意味着另一名患者的每一处皮损都是日晒所致;患者不记得有任何诱因,也不能据此排除CLE。
急性与亚急性皮肤型红斑狼疮
急性皮肤型红斑狼疮(ACLE)与系统性红斑狼疮密切相关,常在全身疾病活动增强时出现。其典型的局限型表现为颧部红斑,即“蝶形”皮疹:双颊及鼻梁部出现相对持久的红斑,有时伴有肿胀。鼻唇沟通常不受累,但这并非绝对的诊断标准。这种皮疹的持续时间通常长于普通潮红,并可在日晒后出现。与盘状红斑狼疮不同,此类皮损消退后一般不留瘢痕,但可能遗留暂时性的色素改变。
泛发性ACLE可引起广泛的炎症性皮疹,常累及日光暴露部位。皮损可表现为斑疹、丘疹,或融合成片;手部皮损的分布可呈现相对避开指关节正上方皮肤的特点。这种分布有助于区分红斑狼疮与皮肌炎,但任何单一的分布特征都不能作为确诊依据。少数严重病例可出现广泛的表皮损伤,表现类似严重药物反应。因此,对急性皮肤表现的判断需要结合全身症状、暴露史和组织学所见,而不能仅凭面部发红来识别。
亚急性皮肤型红斑狼疮(SCLE)通常在上胸部、背部、肩部及上臂外侧出现光敏感性皮损,主要有两种形态。环状皮损呈环形或多环形,边缘隆起并伴有鳞屑,中央病变相对消退。丘疹鳞屑性皮损更容易融合成片,可类似银屑病或湿疹样皮疹。同一患者可同时出现这两种形态。与ACLE相比,SCLE患者面部中央的受累通常较不明显,但具体分布因人而异。SCLE皮损消退后一般不形成真正的瘢痕,但持续存在的色素减退或色素沉着可能较为明显。
SCLE与抗Ro/SSA抗体密切相关,在许多临床病例系列中,绝大多数患者可检出这类抗体。在临床表现相符的情况下,这类抗体可为疾病分类提供支持,但它们既非SCLE所特有,也不足以单独确诊SCLE。部分患者因伴有血清学、关节或血液学异常而符合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分类标准。与许多未经筛选的SLE患者队列相比,严重肾脏或神经系统受累在SCLE队列中较不常见,但仍有可能发生;不能以皮肤亚型的判断代替对其他器官的评估。
药物诱导的SCLE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因为其表现可能与无药物诱因的SCLE极为相似。据报道,与SCLE相关的药物包括噻嗪类利尿剂、特比萘芬、奥美拉唑等质子泵抑制剂,以及多种心血管药物、免疫调节药物和抗肿瘤药物。从用药到发病的潜伏期可为数周,也可长得多,因此需要考虑的不仅是近期开始使用的药物。停药后可能需要数周至数月才会好转,而自身抗体可能持续存在。评估药物关联性时,需要综合考虑用药与发病的时间关系、已知的药物效应、其他可能的解释及后续病程;仅凭治疗期间出现SCLE,并不能确立因果关系。
盘状红斑狼疮及其他慢性皮肤型
盘状红斑狼疮(DLE)可形成持续存在、边界清楚的斑块,伴有附着紧密的鳞屑、毛囊角栓,以及逐渐加重的色素和皮肤结构改变。早期皮损可表现为表面粗糙的红色或紫红色斑片。随着皮损发展,其中央可变得苍白、变薄并形成瘢痕,而边缘仍有炎症,颜色也较深。发生于头皮时,毛囊破坏会导致瘢痕性脱发。毛囊开口消失有助于将已形成的瘢痕性脱发与可逆性脱发区分开来。
局限性DLE主要累及头颈部,尤其是头皮、耳部和面部。泛发性DLE的累及范围超出这些区域,出现系统受累的可能性也高于局限性DLE。皮损还可累及黏膜表面,包括唇部和口腔。慢性唇部皮损需要与其他炎症性及肿瘤性疾病仔细鉴别。在肤色较深的人群中,DLE斑块可能尤为明显,因为活动性炎症消退后,色素沉着和色素脱失都可能持续存在;肉眼可见的损伤并不一定意味着免疫活动仍在继续。
肥厚性狼疮,又称疣状狼疮,是一种少见的慢性变型,特征为肥厚、疣状且角化过度的皮损。其表现可类似于肥厚性扁平苔藓或鳞状细胞癌。狼疮性脂膜炎在某些用法中也称深部狼疮,主要累及皮下脂肪,形成位置较深、质地坚实的结节或斑块。其上方的皮肤可无异常,也可出现盘状改变。炎症和脂肪丢失可遗留永久性凹陷,尤其常见于面部、上臂或躯干。其组织学表现有时必须与皮下脂膜炎样T细胞淋巴瘤相鉴别,后者是一种独立疾病,在处理和预后方面均有重要差异。
冻疮样狼疮通常在受寒后,于手指、足趾、耳部或其他肢端部位出现持续存在的红紫色皮损。皮损可伴有疼痛、皲裂或溃疡,外观可能与普通冻疮相似。皮损持续不退、其他狼疮表现、血清学检查及活检均有助于鉴别。罕见的家族性类型与核酸代谢异常有关,包括TREX1基因变异。这些遗传性疾病帮助人们认识到,过强的干扰素信号传导与狼疮样皮肤炎症存在联系,但大多数冻疮样狼疮并不能用这些罕见变异来解释。
肿胀性红斑狼疮表现为表面光滑、肿胀的荨麻疹样斑块,常发生于日光暴露部位。通常无鳞屑、毛囊角栓和表皮损伤,皮损愈合后一般不留瘢痕。显微镜下常见真皮浅层和深层淋巴细胞炎症浸润,伴大量真皮黏蛋白沉积,而界面损伤很轻或完全缺如。这些特点使其有别于经典DLE,也解释了为何不同分类体系对其归属存在分歧。对于各种慢性变型,慢性一词描述的是疾病的表现模式,并不意味着每一处皮损都会始终处于活动状态,也不意味着所有类型都会造成同等程度的永久性损伤。
临床诊断、皮肤病理与鉴别诊断
皮肤型红斑狼疮(CLE)的诊断始于对皮损形态、分布、持续时间、症状及演变过程的评估。检查时需区分活动性红斑、肿胀、鳞屑与已经形成的瘢痕、萎缩及色素改变。头皮、耳部、唇部、口腔黏膜及其他可能受累的部位,可提供最显眼的皮疹所未能呈现的信息。详细的病史有助于明确皮损与日晒、寒冷、药物、吸烟、既往发作及可能的全身表现之间的关系。由于单个皮损在两次评估之间可能发生变化,照片有助于记录其变化。
皮肤活组织检查通常很有帮助,尤其是在外观不典型、治疗反应不符合预期,或需要明确瘢痕性病变性质时。典型的表皮受累型病变表现为界面性皮炎,伴有基底细胞损伤、角质形成细胞凋亡及淋巴细胞浸润。盘状红斑狼疮(DLE)还可出现毛囊角栓、基底膜增厚,以及毛囊和其他皮肤附属器周围的炎症。真皮黏蛋白是一种富含糖胺聚糖的物质,其沉积可支持诊断,但并非狼疮所特有。取材的深度和部位十分重要:标本过浅可能漏诊狼疮性脂膜炎,而陈旧瘢痕可能几乎无法反映最初的炎症过程。
直接免疫荧光检查可显示沿真皮与表皮交界处沉积的免疫球蛋白和补体,这一表现历来被称为狼疮带。结果的解读取决于取材部位是皮损处还是未受累皮肤,以及该部位是否暴露于日光下。其他情况下也可出现类似沉积,而阴性结果并不能排除CLE。因此,免疫荧光检查是一种辅助检查,不能单独作为确诊依据。将临床表现与常规组织学结果相结合,通常比孤立的“狼疮带”阳性结果更有诊断价值。
实验室评估既要为诊断提供依据,也要排查可能存在的系统性疾病。抗核抗体检测可呈阳性,尤其见于急性皮肤型红斑狼疮(ACLE)和亚急性皮肤型红斑狼疮(SCLE),但在局限性DLE中可呈阴性。抗Ro/SSA抗体与SCLE的关系尤为密切;抗双链DNA抗体和抗Sm抗体则与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关联更强。血常规、肾功能检测及尿液检查可发现仅凭皮肤病变无法解释的异常。是否检测补体水平及开展其他检查,应根据整体临床情况决定。任何单项血液检查结果都无法判定所有类型CLE的存在与否或严重程度。
鉴别诊断因亚型而异。面部ACLE可类似于玫瑰痤疮、脂溢性皮炎、光毒性反应或皮肌炎。SCLE在外观上可与银屑病、湿疹、体癣及其他光敏性皮疹相似。DLE可类似于扁平苔藓及其他引起瘢痕性脱发的炎症性疾病。肿胀型红斑狼疮在表现上可与多形性日光疹及其他真皮淋巴细胞浸润性疾病相似。这些需要鉴别的疾病说明,无论蝶形皮疹还是光敏感,单独出现时均不具有狼疮特异性;病理结果也必须结合具体取材皮损的情况加以解读。
与系统性狼疮及怀孕的关系
皮肤型狼疮与系统性狼疮存在重叠,但两者并不是可以互换的诊断。皮肤病变可能先于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出现,也可能与其同时发生,或多年始终局限于皮肤。急性皮肤型红斑狼疮(ACLE)与已确诊的系统性狼疮关联最强。亚急性皮肤型红斑狼疮(SCLE)常伴有自身抗体,有时也伴有轻度皮肤外病变。局限性盘状红斑狼疮(DLE)与系统性狼疮的关联较弱,但仍可能发生系统性病变。多种皮肤病变类型可以并存,而皮肤病变活动度与内脏器官病变活动度之间的关系,因个体和亚型而异。
不同研究报告的、最初仅累及皮肤的皮肤型红斑狼疮(CLE)进展为SLE的比例差异很大。这些差异与随访时长、转诊背景、年龄、亚型以及用于界定SLE的标准有关。在一些队列中,患者因皮肤、血清学、关节或血液检查结果的组合而被判定为进展至SLE,但并无重要器官病变;另一些队列则纳入了后来出现显著系统性受累的患者。因此,单一百分比无法准确概括每一位CLE患者的情况。多项研究反复提示,自身抗体谱更广、血细胞计数异常及既存的皮肤外表现,均是需要更加警惕系统性病变的发现。
临床评估需要区分非特异性症状与器官炎症的证据。疲劳和关节痛可见于多种疾病,不能仅凭这些症状确诊SLE。相比之下,炎症性关节炎、某些血细胞异常或持续的尿液检查异常,则可能实质性地改变评估结论。狼疮性肾炎最初可能并无症状,而是通过尿液中出现蛋白或血液被发现。因此,评估是否存在系统性受累,不能仅限于询问患者是否感觉不适。分类标准有助于保持研究的一致性,但不能替代临床诊断。
另一个需要单独考虑的问题是怀孕期间的抗Ro/SSA和抗La/SSB抗体。这些母体抗体能够穿过胎盘,并与新生儿狼疮有关,即使母亲症状很轻或没有症状,也可能如此。新生儿皮肤型狼疮通常表现为环状皮损,一般会随着从母体转移而来的抗体消失而消退。先天性心脏传导阻滞则是另一种表现,可能永久存在。在抗Ro抗体阳性且此前未生育过受累子女的妊娠中,其发生风险约为1%–2%;若既往妊娠曾出现受累胎儿或新生儿,再次发生的风险则显著升高。这些风险与母体的抗体谱有关,而不能仅凭母体皮损的外观或范围判断。
CLE还需与SLE中出现的非狼疮特异性皮肤表现加以区分。血管性皮损、某些类型的荨麻疹、弥漫性脱发,以及与抗磷脂抗体相关的异常,可能具有不同的发生机制和临床意义。同样,狼疮患者也可能独立发生接触性皮炎、感染或其他常见皮肤病。准确判断这些表现的病因,可以避免将无关的发现当作系统性狼疮活动增强的证据。
治疗方法及其证据基础
治疗旨在抑制活动性炎症、减少新发皮损,并预防不可逆损伤。治疗方案的选择需考虑疾病亚型、皮损分布、瘢痕形成风险、伴随的系统性疾病、生育相关因素,以及既往治疗反应。光激发试验和临床经验均支持紫外线在多种皮肤型红斑狼疮(CLE)中的致病作用,因此,减少紫外线暴露是临床管理的常规组成部分。广谱防晒霜、防护衣物和调整日晒行为应配合使用,而非相互替代。对于药物诱发的亚急性皮肤型红斑狼疮(SCLE),还需评估可疑药物,以及调整用药可能带来的影响。
局限性炎症通常采用外用皮质类固醇治疗。选择药物强度和疗程时,需权衡皮肤变薄、浅表小血管显露等局部不良反应,尤其是在面部用药时。对于部分顽固性斑块,可采用皮损内注射皮质类固醇。外用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如他克莫司)可作为减少皮质类固醇使用的替代方案,尤其适用于容易发生萎缩的部位。这些治疗针对的是炎症活动,无法重建因瘢痕形成而丧失的毛囊或正常皮肤结构。
抗疟药是许多CLE患者的主要系统治疗药物。综合考虑用药经验、疗效和安全性,通常首选羟氯喹。其作用包括调节内体信号传导和先天免疫激活,而非直接抑制某一种抗体。临床改善往往需要数周至数月。视网膜毒性是一项重要的累积性风险,受每日用药量、用药时长、肾功能及其他因素影响;因此,规范处方和眼科监测是保障治疗安全的一部分。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使用氯喹或奎纳克林,但这些药物的可及性和不良反应谱有所不同。
对于初始治疗后仍有活动的疾病,专科临床中可使用甲氨蝶呤、吗替麦考酚酯或其他经选择的免疫调节药物。氨苯砜在某些大疱性或富含中性粒细胞的狼疮表现中具有特殊作用,而系统用维A酸类药物可用于部分角化过度性病变。短疗程全身使用皮质类固醇可迅速抑制严重炎症,但感染、代谢影响和骨质疏松症等并发症限制了其长期使用。沙利度胺可有效治疗难治性CLE,但其致畸性、周围神经病变、血栓形成风险,以及停药后经常复发等问题,严重限制了其应用。
不同治疗方法的证据强度并不一致。许多传统疗法的依据主要来自临床经验、观察性研究和规模较小的试验,而非专门针对CLE开展的大型随机对照试验。获批用于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生物制剂,包括贝利尤单抗和阿尼鲁单抗,已在SLE研究中显示出改善皮肤黏膜表现的效果,但这些发现并不意味着它们同样适用于所有仅累及皮肤的狼疮类型。监管批准情况因司法管辖区和疾病适应证而异。此外,若将不可逆的皮肤色泽改变或瘢痕误认为持续存在的活动性炎症,也会增加判断治疗反应的难度。
疾病进程、持久影响与研究重点
皮肤型红斑狼疮(CLE)常呈反复发作的病程,活动期之间可出现部分或完全缓解。其长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亚型及受损的组织结构。急性皮肤型红斑狼疮(ACLE)和亚急性皮肤型红斑狼疮(SCLE)通常不会造成真正的瘢痕,而盘状红斑狼疮(DLE)和狼疮性脂膜炎则可能留下永久性改变。即使炎症已经消退,色素改变仍可能持续数月甚至更久。因此,区分持续的疾病活动与残留损害,是判断预后、解读照片以及评估治疗是否控制了炎症过程的基础。
可见皮损造成的影响,无法仅凭皮损数量来衡量。面部斑块、头皮瘢痕及色素改变均可能影响社会参与、就业和情绪健康。即使受累面积很小,瘙痒和疼痛也可能加重患者的负担。采用皮肤病专用及狼疮相关患者报告结局的研究表明,疾病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并不一定与临床医生对皮肤病变严重程度的评估一致。患者可同时出现抑郁症和焦虑症状,但心理困扰既不能解释皮损的发生,也不意味着皮损的炎症基础存在疑问。
皮肤型红斑狼疮疾病面积与严重程度指数(通常简称为CLASI)的开发,旨在提高评估的可重复性。该指数将红斑、鳞屑等疾病活动表现,与瘢痕、色素异常等损害表现分开评估。这种区分使临床试验能够检测炎症是否受到抑制,而不必以陈旧瘢痕消失为前提。研究中采用的指标包括活动度评分降低50%等,但其意义取决于基线严重程度和研究设计。对不同肤色进行恰当评估仍十分重要,因为在肤色较深的皮肤上,红斑可能不易辨认,而色素改变的后果则可能尤为显著。
长期存在瘢痕的DLE皮损极少数可发生鳞状细胞癌,这是一种皮肤癌。已报告的病例往往涉及存在多年的皮损,包括唇部或其他日光暴露部位的皮损。由于罕见或严重病例更容易被发表,因此难以根据病例系列量化其绝对风险。出现变化的溃疡、增厚或不断增大的区域,与稳定的陈旧瘢痕在诊断意义上有所不同,可能需要再次进行组织学评估。存在这一并发症,并不意味着大多数盘状皮损都会发生恶变。
研究正越来越多地着眼于特定免疫通路,而非广泛抑制免疫功能。处于研究阶段的方法包括靶向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表面受体BDCA2的抗体,以及针对干扰素相关信号传导的疗法。分子研究正在探索,外观相似的皮损是否具有不同的炎症机制特征,以及这些特征能否预测治疗反应。候选生物标志物包括组织中的干扰素特征和免疫细胞分布模式,但在常规诊疗中,这些指标尚未取代临床评估。目前仍面临的挑战包括:为CLE专项试验招募足够数量的受试者;区分药物作用与季节变化的影响;确保不同肤色及疾病亚型得到充分代表;以及衡量既能反映生物学活动、又能体现永久性损害实际生活负担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