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MOSD)是一种累及中枢神经系统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以炎症反复发作为特征,主要影响视神经和脊髓,也可累及大脑的特定区域。其中界定最明确的一种类型与针对水通道蛋白4的免疫球蛋白G抗体有关;水通道蛋白4是一种集中分布于星形胶质细胞上的水通道蛋白。这些抗体从生物学层面将本病与多发性硬化区分开来,而两者在历史上曾被混淆。
疾病发作可导致严重视力丧失、肢体无力、感觉障碍、膀胱功能障碍,或持续呕吐和呃逆。残疾通常是由于每次发作后恢复不完全而逐渐累积,并非源于发作间歇期病情持续恶化。因此,治疗有两个不同的目标:减轻发作期间的损伤,以及预防后续发作。水通道蛋白4抗体的发现改变了本病的诊断分类,并推动了针对补体激活、抗体生成细胞和白细胞介素6信号通路的治疗方法的发展。
“谱系疾病”这一术语表明,本病并不要求视神经和脊髓同时发生炎症。首次发作若具有典型特征,结合特异性很高的抗体检测结果,并排除其他可能病因,即可确立诊断。对于抗体阴性的病例,则需采用更严格的诊断标准,而且这些病例在生物学上仍具有异质性。
历史沿革与疾病界定
关于视神经与脊髓同时受累的疾病描述,早在19世纪便已出现。1894年,法国神经病学家欧仁·德维克(Eugène Devic)及其学生费尔南·戈(Fernand Gault)汇集了一系列临床观察,确立了这种联合受累作为一种可辨识的综合征。由此产生的名称——德维克病和视神经脊髓炎——最初强调的是同时或在相近时间发生的重度视神经炎和横贯性脊髓炎。这些早期疾病分类依据的是症状和病理发现,而非已知的分子病因。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视神经脊髓炎有时被视为一种独立疾病,有时则被视为多发性硬化的一种特殊类型。两者均可导致视力丧失、脊髓功能障碍和脱髓鞘,但多项观察结果对将二者视为同一疾病提出了质疑。视神经脊髓炎发作时往往造成更严重的组织破坏,脊髓病灶累及节段更长,组织中的炎症变化也有所不同。其在人群中的分布亦不同于多发性硬化。然而,在特异性实验室检测问世之前,临床上仍难以始终如一地区分这两种疾病。
2004年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点:万达·列侬(Vanda Lennon)及其同事报告发现了一种血清自身抗体,最初称为NMO-IgG,能够将许多视神经脊髓炎患者与多发性硬化患者区分开来。2005年,研究者确定其靶抗原为水通道蛋白4。这一发现确立了该病的主要免疫攻击靶点是星形胶质细胞上的水通道,而非髓鞘的某种成分。此后的实验与组织研究表明,星形胶质细胞损伤可先于髓鞘和神经纤维损伤发生,并推动后两者的损伤。
2006年修订的诊断标准纳入了抗体检测和脊髓磁共振成像。此后,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的概念涵盖了表现较为局限的病例,例如伴有水通道蛋白4抗体的复发性视神经炎或复发性广泛性脊髓炎。2015年,视神经脊髓炎国际诊断专家组提出了统一的NMOSD诊断框架,分别为水通道蛋白4抗体阳性和抗体阴性的疾病设定诊断要求。
随着人们认识到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抗体相关疾病(通常缩写为MOGAD),另一条重要的疾病界线逐渐明确。一些先前被归类为抗体阴性NMOSD的患者,体内存在针对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的抗体,其临床病程也有所不同。如今,MOGAD被视为一种独立疾病,而不再仅仅被看作NMOSD的一个亚型。因此,视神经脊髓炎这一历史名称仍具有描述价值,但无法涵盖现行分类的全部疾病范围及其分子层面的差异。
流行病学及相关疾病
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MOSD)并不常见,但其流行情况的估计值会因研究人群、病例发现方法、抗体检测方法和诊断标准而有较大差异。已发表的患病率估计值通常为每10万人不足1例至数例,一些人群研究报告的数值接近或超过每10万人10例。年发病率通常低于每10万人1例。早期估计值无法与现代研究直接比较,因为早期研究往往未纳入仅表现为单一综合征的抗体阳性病例,或纳入了如今被归类为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抗体相关疾病(MOGAD)的患者。
水通道蛋白4抗体阳性患者中,女性明显多于男性,男女比例通常约为1∶8~9。在若干抗体阴性人群中,这种性别差异则小得多。本病最常在成年中期起病,通常为30多岁或40多岁,但儿童和老年人也可发病。年龄会影响临床表现和恢复情况:老年起病者常有较重的脊髓损伤相关残疾,而儿童炎症性综合征则尤其需要与MOGAD及其他疾病仔细鉴别。
世界各地的人群研究均有NMOSD的记录。在许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群中,与多发性硬化相比,NMOSD在炎症性脱髓鞘疾病中所占的比例更高。一些研究报告,非洲或亚洲血统人群的发病率或患病率高于欧洲血统人群。这些发现并不意味着本病的病因可以简单归结于血统。遗传背景、环境暴露、转诊模式、抗体检测的可及性,以及生存情况和病例识别方面的差异,都会影响观察到的发病率和患病率。
本病的易感性较为复杂,并不遵循简单的遗传模式。虽然存在家族性病例,但大多数患者并无患病亲属。本病与特定人类白细胞抗原变异的关联因人群而异,这支持免疫调节机制参与发病,而非由某个单一致病突变所致。目前尚未确定任何感染性病原体是本病共同的病因,且本病不具有传染性。
患者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频率高于随机情况下的预期。相关疾病包括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及重症肌无力。即使未被另行诊断为系统性自身免疫病,患者也可能存在抗核抗体及其他系统性自身抗体。仅凭这些抗体的存在,并不足以解释具有典型特征的水通道蛋白4抗体相关神经系统综合征。另一方面,NMOSD可以与系统性自身免疫病并存,因此两种诊断并不互相排斥。
已有少量NMOSD与癌症相关的报告,其中包括表达水通道蛋白4的肿瘤。这些观察结果支持极少数病例存在副肿瘤机制,但并不意味着应将NMOSD普遍视为一种癌症相关疾病。
水通道蛋白4自身免疫与组织损伤
水通道蛋白4是一种膜水通道,在星形胶质细胞中高度表达。这类细胞支持神经元功能、调节细胞外环境,并协助维持血脑屏障。水通道蛋白4尤其集中于包绕血管的星形胶质细胞终足,以及神经组织、血液与脑脊液之间的交界处。其区域分布有助于解释视神经、脊髓中央区域及脑室周围区域为何呈现特征性受累。
在水通道蛋白4抗体阳性的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MOSD)中,致病抗体主要属于IgG1亚类。这类抗体识别水通道蛋白4的细胞外部分,并能与称为正交颗粒阵列的水通道聚集结构结合。大部分抗体由中枢神经系统以外的B细胞谱系细胞产生。抗体能否进入神经组织,取决于局部屏障的特性及炎症状况;仅凭循环中的抗体,并不能充分解释疾病发作的部位和时间。
抗体结合后会激活补体系统。这是一组免疫蛋白介导的级联反应,能够放大炎症并损伤细胞膜。补体激活会产生炎症介质和终末膜攻击复合物。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巨噬细胞及其他免疫细胞聚集在受累血管周围。除补体介导的损伤外,抗体依赖性细胞损伤也可参与其中。这些过程导致星形胶质细胞功能障碍和丢失,继而破坏组织的支持功能,并损伤少突胶质细胞、髓鞘和轴突。
其组织病理学表现不同于多发性硬化的常见模式。典型活动性病灶表现为水通道蛋白4和星形胶质细胞蛋白丢失、血管周围免疫球蛋白及补体沉积,以及可能含有大量粒细胞的炎性细胞浸润。严重病灶可出现坏死和空洞形成。脱髓鞘是已形成损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抗体阳性NMOSD中,最初受攻击的靶标是星形胶质细胞,而非髓鞘本身。
白细胞介素-6参与这一过程的多个阶段。它支持分泌抗体的浆母细胞存活,影响炎性淋巴细胞反应,并可增加血脑屏障的通透性。这为阻断其受体的治疗提供了机制依据。同样,产生抗体的B细胞群体及终末补体参与致病,也解释了B细胞耗竭药物和补体抑制药物的作用。
持续水通道蛋白4抗体阴性NMOSD的生物学基础则更不一致。部分病例与检测方法的局限性或治疗导致抗体水平下降有关;另一些病例则属于不同的炎症性疾病。因此,不能将水通道蛋白4致病模型一概套用于所有符合血清阴性NMOSD临床标准的患者。
临床发作与特征性综合征
视神经炎常导致视力在数小时至数天内下降,往往伴有眼球转动时疼痛、色觉障碍和视野缺损。NMOSD相关视神经炎可能症状严重、累及双眼,或累及视神经后段和视交叉。双眼同时受累是其特征性表现,但并非必备条件。恢复程度因人而异,单次发作即可遗留严重的永久性视力损害。反复发作可累及同一只眼,也可交替累及双眼。
急性脊髓炎可引起无力、感觉异常、神经病理性疼痛,以及膀胱、肠道或性功能障碍的不同组合。躯干出现感觉障碍平面,有助于定位脊髓损伤部位。颈髓病变可累及四肢,而胸髓病变主要累及双下肢。高位颈髓或延髓受累可影响呼吸。恢复期间可能出现痛性强直性痉挛,即短暂发作的不自主肌肉收缩,这一表现尤其与既往脊髓炎发作有关。
特征性影像学表现为长节段横贯性脊髓炎,定义为脊髓病变纵向延伸至少跨越三个连续椎体节段。这类病变常位于脊髓中央部位,急性发作时可引起脊髓肿胀。这一表现具有重要诊断意义,但并非所有NMOSD患者都会出现,也并非NMOSD所特有。短节段病变也可能出现,尤其是在发作早期,或较长病变部分消退之后。
最后区综合征表现为无法用其他原因解释的持续性呃逆、恶心或呕吐,与延髓背侧受累有关。最后区参与呕吐信号传导,其特殊的血管特性不同于脑部大多数区域。症状可先于视神经炎或脊髓炎出现,初期表现可能类似胃肠道疾病。伴随的体重减轻、体液丢失或电解质紊乱,可能是长期呕吐所致,而非原发性消化系统病变的结果。
其他已获认可的临床表现包括急性脑干综合征,可引起复视、吞咽困难、眩晕或面部感觉异常。间脑受累可导致症状性发作性睡病或内分泌紊乱,有时伴有下丘脑周围病变。大脑受累发作可引起局灶性神经功能缺损、脑病或癫痫发作,但这些表现不如视神经炎和脊髓炎典型。
多数水通道蛋白4抗体阳性患者呈复发性病程。两次发作之间可间隔数周、数月或数年,症状不一定在同一解剖部位复发。在感染、发热或受热时出现的表面上的病情加重,也可能只是既往神经功能缺损暂时再次显现,而非出现新的炎性病变。在评估疾病活动性和治疗效果时,区分这些情况十分重要。
诊断标准、抗体检测与影像学
2015年国际诊断标准将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MOSD)分为水通道蛋白4免疫球蛋白G抗体阳性,以及未检出水通道蛋白4抗体或抗体状态不明两类。对于抗体阳性者,诊断要求至少具备六项核心临床特征中的一项,同时有可靠的抗体阳性检测结果,并排除更合理的解释。这六类特征分别为视神经炎、急性脊髓炎、最后区综合征、急性脑干综合征、特征性急性间脑综合征,以及特征性有症状的大脑综合征。
抗体阴性者的诊断要求更为严格。患者须至少具备两项核心临床特征,体现病变在中枢神经系统不同区域的空间播散。其中至少一项必须是视神经炎、伴纵向广泛脊髓病灶的急性脊髓炎,或最后区综合征。此外,还须满足相应综合征特定的磁共振成像要求。这些限制条件是因为,在缺乏这一界定疾病的抗体时,将其他疾病误判为NMOSD的风险更高。
血清通常是检测水通道蛋白4抗体的首选标本。基于细胞的检测法使水通道蛋白4呈现在实验室细胞表面,其诊断敏感度与特异度的综合表现具有最充分的验证依据。目前既使用活细胞法,也使用经过验证的固定细胞法。特异度较低的方法可能产生具有误导性的低水平阳性结果,尤其是在检测临床表现不典型的人群时。因此,必须结合临床综合征和影像学表现解读实验室结果,不能仅凭检测结果作出诊断。
阴性结果不能完全排除水通道蛋白4抗体相关疾病。在使用糖皮质激素、接受血浆置换或其他免疫治疗后采样,可能降低抗体检出率,而且不同检测方法的性能也存在差异。对于部分临床上高度怀疑的病例,采用适当方法重复检测有助于明确诊断。血清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MOG)抗体检测有助于识别一种重要的鉴别诊断,尤其适用于水通道蛋白4抗体阴性的视神经炎或脊髓炎患者。与血清检测相比,脑脊液水通道蛋白4抗体检测通常提供的额外诊断价值较小。
磁共振成像(MRI)用于评估视神经、脊髓和脑部。提示性影像学表现包括视路后部或视交叉受累、位于脊髓中央的纵向广泛病灶、延髓背侧病灶,以及第三或第四脑室邻近区域的异常。部分患者可出现广泛的大脑半球或胼胝体病灶。脑部影像学异常并不能排除NMOSD,初次脑部扫描正常也不是诊断的必要条件。
发作期间,脑脊液白细胞计数和蛋白水平可能升高,也可出现中性粒细胞或嗜酸性粒细胞。多发性硬化中常见的持续性脑脊液特异性寡克隆区带,在NMOSD中较少见。这些区带的存在并不能完全排除NMOSD,而其缺失也不能确立诊断。诊断须综合临床发作、抗体检测和影像学表现,并排除其他可能病因。
鉴别诊断与重叠表现
最为关键的鉴别诊断是多发性硬化,因为两种疾病在生物学机制、预期病程和治疗反应方面均有差异。多发性硬化常表现为特征性的脑室周围和近皮质脑病灶、长度相对较短且位于脊髓周边的病灶,以及持续存在、仅见于脑脊液的寡克隆带。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MOSD)则更常表现为严重的视神经炎、累及脊髓中央的长节段脊髓炎及最后区综合征。这些特征均不能单独作为绝对的判断依据,但相符的临床表现加上可靠的水通道蛋白4抗体检测结果,可有力支持NMOSD的诊断。
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抗体相关疾病(MOGAD)也可引起视神经炎、脊髓炎和脑干病变。明显的视盘水肿、视神经前段受累、视神经鞘周围强化及脊髓圆锥受累等特征更支持MOGAD。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是另一种与MOGAD相关的重要表现,尤其见于儿童。MOGAD的恢复情况和复发模式与水通道蛋白4抗体阳性的NMOSD不同,但两者均可造成持久的残疾。MOG抗体弱阳性结果需要谨慎解读,因为不加选择地进行检测会增加假阳性诊断。
神经结节病可引起广泛的脊髓病变、视神经病变和脑脊膜炎症。持续强化、某些特定的脊髓软膜下强化模式以及全身性表现,有助于将其与NMOSD区分。恶性肿瘤,包括淋巴瘤和浸润性脊髓肿瘤,也可能呈现类似炎症性疾病的表现。如果症状持续进展而无明确发作、肿块样异常持续存在,或治疗反应不典型,则可能提示存在其他病理过程。
感染性脊髓炎、脊髓梗死、血管畸形和压迫性脊髓病变也可产生类似表现。脊髓硬膜动静脉瘘可导致脊髓长节段病变及逐渐加重的下肢功能障碍。脊髓梗死达到病情最严重程度的速度,通常远快于炎症性脊髓炎。维生素B12或铜缺乏可引起脊髓综合征,但其病变分布和进展速度通常不同于NMOSD的急性发作。区分这些疾病,需要综合考虑症状出现及演变的时间、查体、影像学和实验室检查结果。
系统性自身免疫病带来了另一项诊断挑战。狼疮或干燥综合征患者可能因血管损伤、感染、药物作用,或并存的水通道蛋白4抗体相关疾病而出现神经系统并发症。将所有神经系统症状都归因于已确诊的系统性疾病,可能会掩盖NMOSD。反之,如果缺乏相符的神经系统表现和影像学特征,仅凭系统性自身抗体阳性也不能确诊NMOSD。
血清抗体阴性这一类别尤其容易发生误分类。这类患者符合严格的临床标准,但缺乏经确认的分子标志物。随着抗体检测方法和疾病分类的改进,其中一些病例会被重新归类。这种不确定性限制了对某些治疗研究结果的解读,尤其是那些将抗体阳性和抗体阴性受试者合并纳入、却未分别分析的研究。
急性发作的治疗
急性发作的治疗旨在抑制炎症,避免不可逆的星形胶质细胞和轴突损伤广泛发生。恢复情况受发作严重程度、病变部位、既往损伤以及从症状出现到开始治疗的时间间隔影响。由于单次发作就可能造成残疾,即使既往各次发作之间相隔很久,一次视神经炎或脊髓炎发作仍是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事件。
静脉给予大剂量皮质类固醇是标准的初始治疗方案。成人常用方案为甲泼尼龙每日1克,连续使用3至5天,但具体方案会因临床情况而异。皮质类固醇可广泛影响炎症相关基因的表达、免疫细胞迁移和血管通透性。此后可改为口服并逐渐减量,尤其是在长期预防治疗尚处于启动阶段时。这种治疗的证据主要来自积累的临床经验和观察性研究,而非专门针对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急性发作的大型安慰剂对照试验。
对于严重发作或使用皮质类固醇后改善不足的发作,血浆置换是一项重要治疗措施。该疗法将血浆分离并清除,再以适当液体替代,从而减少循环中的抗体、补体成分和其他炎症介质。一个疗程通常包括约5至7次置换,但具体安排有所不同。一些医疗中心也使用免疫吸附作为替代疗法,通过选择性地从血浆中清除免疫球蛋白发挥作用。
观察性研究发现,较早开展血液成分分离治疗与更好的恢复相关。因此,对于严重发作,有时会采用皮质类固醇联合早期血浆置换,而不是先后尝试多种治疗,在疗效不佳的情况下持续等待。不过,发作严重程度、治疗时机和转诊模式的差异会影响不同治疗方案之间的比较。未能立即恢复并不一定意味着治疗无效:神经功能的改善可持续数周乃至数月,而已经发生的组织破坏则可能是永久性的。
与皮质类固醇和血浆置换相比,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用于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急性发作治疗的证据更为有限。在部分难治性病例中,也有使用其他挽救性治疗方法的报道,但仅凭小规模、无对照的病例系列研究,很难确定其疗效。某种药物可用于长期预防复发,并不意味着它也能有效治疗正在发生的急性发作。
急性期诊疗还包括处理病变及其治疗引起的并发症。严重的颈段脊髓炎可能需要呼吸支持;活动受限可增加血栓形成和压力性损伤的风险。尿潴留、剧烈疼痛、吞咽障碍及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可能需要针对性处理。感染既可与急性发作同时存在,也可能使既有的神经功能缺损暂时加重,因此,临床评估和适当的实验室检查是急性期诊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复发预防与靶向治疗
长期治疗的目标是预防新的发作,而非逆转已经形成的神经系统损伤。对于水通道蛋白4抗体阳性的NMOSD,考虑到复发风险及其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即使患者仅经历了首次明确发作,也有理由开展预防性免疫治疗。以往广泛使用的药物包括硫唑嘌呤、吗替麦考酚酯和利妥昔单抗,在预防性药物充分起效前,通常会合用糖皮质激素。这些治疗方法的早期证据大多来自回顾性队列研究。
利妥昔单抗靶向B细胞表面的CD20,间接减少维持自身抗体反应的细胞群,但不能直接清除所有长寿命的抗体分泌浆细胞。观察性研究和一项小型随机试验支持其有效性,但各国监管部门批准的适应证有所不同。出于临床经验、药物可及性、费用及个体治疗情况等方面的考虑,其他传统免疫抑制药物仍在使用。
靶向单克隆抗体疗法确立了更为坚实的随机试验证据基础。在2019年的PREVENT试验中,接受依库珠单抗的96名受试者中有3人发生经独立评定确认的复发,而接受安慰剂的47名受试者中有20人复发。依库珠单抗可阻断补体蛋白C5,从而中断补体终末通路的激活。大多数试验受试者继续接受原有的免疫抑制治疗,这是解读试验结果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2019年,依库珠单抗在美国获批用于治疗水通道蛋白4抗体阳性的成人NMOSD。
伊奈利珠单抗靶向CD19。与CD20相比,CD19在更广泛的B细胞谱系细胞中表达,其中包括部分分泌抗体的细胞。在2019年的N-MOmentum随机对照试验中,随机治疗期间,分配至伊奈利珠单抗组的174名受试者中有21人发作,安慰剂组的56名受试者中有22人发作。研究人群以水通道蛋白4抗体阳性者为主。该药随后于2020年在美国获批。白细胞介素6受体阻断剂萨特利珠单抗也于2020年在美国获批,其作为附加治疗和单药治疗的依据分别来自SAkuraSky和SAkuraStar试验。
拉夫利珠单抗是一种作用更持久的C5抑制剂,已在CHAMPION-NMOSD研究中接受评估。在其主要治疗期内,未出现经独立评定确认的复发;但该研究使用的是来自PREVENT试验安慰剂组的外部对照,而非同期随机分配的安慰剂对照组。2024年,该药在美国获批用于治疗水通道蛋白4抗体阳性的成人NMOSD。各司法管辖区批准的适用人群及药物可及性有所不同。
由于各试验的受试人群、背景治疗、随访情况及复发定义不同,这些结果不足以对各药物作出简单的优劣排序。对于水通道蛋白4抗体持续阴性的NMOSD,治疗证据的不确定性也大得多。包括干扰素β和芬戈莫德在内的多种多发性硬化治疗药物,对NMOSD无效,或曾被发现与病情加重有关,这凸显了准确分类在临床上的重要性。
安全性、怀孕与长期残疾
预防性治疗干预免疫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因此各有不同的安全性特征。终末补体抑制会显著增加脑膜炎球菌感染的易感性。接种疫苗,以及在特定情况下预防性使用抗微生物药物,是相应药品风险管理程序的组成部分,但接种疫苗并不能消除风险。其他荚膜细菌引起的感染也需要关注。这些风险在机制上不同于广泛抑制淋巴细胞所带来的风险。
B细胞耗竭治疗可引起输注反应、免疫球蛋白浓度降低和感染易感性增加。乙型肝炎病毒再激活是B细胞靶向治疗中已明确的安全性问题。白细胞介素-6受体阻断可影响肝酶水平和中性粒细胞计数,还可抑制通常有助于提示感染的炎症标志物。使用传统免疫抑制剂还需考虑血液学、肝脏、生殖及恶性肿瘤相关风险。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可能导致骨质疏松、糖尿病、白内障及其他并发症。因此,临床安全性评估不能仅看疾病是否已停止发作。
怀孕尤其值得关注,因为NMOSD患者以女性为主,且可能在育龄期起病。观察性队列研究发现,产后复发活动增加,尤其是在分娩后的最初几个月。妊娠期间的疾病活动情况各不相同,而中断治疗可能成为比较结果的混杂因素。不同预防药物对妊娠和哺乳的影响差异很大;相关证据往往来自登记研究和药物暴露的观察性数据,而非随机试验。
残留功能障碍反映了既往发作的受累部位和严重程度。即使炎症活动已得到控制,视力损害、无力、感觉丧失、痉挛状态、神经病理性疼痛、膀胱和肠道功能障碍以及疲劳仍可持续存在。痛性强直性痉挛和其他运动相关症状可能影响活动能力和睡眠。焦虑和抑郁虽不能直接反映炎症活动,却可能加重神经功能损害带来的负担。
康复着眼于功能,而非免疫活动。康复措施可包括物理治疗和作业治疗、视觉康复、助行辅具、吞咽或沟通困难的处理,以及针对膀胱和肠道功能障碍的干预。功能目标取决于损伤的具体情况:行走能力保留但视力严重受损的人,其需求与截瘫但视力正常的人不同。
结局衡量仍面临挑战。借用于多发性硬化研究的扩展残疾状态量表对行走能力赋予了较高权重,无法充分反映视觉功能、疼痛、疲劳或自主神经症状。因此,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和患者报告结局指标能够捕捉神经系统检查及复发次数可能遗漏的信息。一种治疗即使在生物学层面上能够非常有效地预防新的发作,也可能无法改善既存的严重功能障碍。
预后与尚待解决的研究问题
随着可靠的抗体检测、更早的识别以及更有效的复发预防措施的应用,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MOSD)的预后已发生变化。既往病例系列常报告严重的视力和运动功能障碍,以及较高的死亡率,但其中许多研究开展于现代治疗手段出现之前,且纳入了一些按现行标准会被归为其他类别的疾病。因此,这些数据不能直接套用于当今接受治疗的水通道蛋白4抗体阳性人群。患者能否获得专科诊疗、抗体检测、急性期血液成分单采治疗和预防性药物,也会影响其结局。
与多发性硬化不同,水通道蛋白4抗体阳性的NMOSD通常没有明显的、独立于发作的继发进展期。大多数持续性功能障碍都与发作有关。不过,研究发现,即使在没有明显发作时,也可出现视网膜变薄、影像学异常,以及提示神经系统损伤的生化证据。这些发现究竟代表持续存在的亚临床疾病活动、既往病灶的迟发后果,还是其他过程,目前仍在研究中。其长期临床意义尚未完全明确。
预测下一次发作仍然困难。水通道蛋白4抗体浓度可能波动,但连续监测抗体滴度并不能可靠地预测个体患者是否复发,也不足以单独作为衡量治疗成功与否的指标。星形胶质细胞受损时释放的血清胶质纤维酸性蛋白,是一种有前景的疾病活动性生物标志物。神经丝轻链可反映神经轴突损伤,但对NMOSD并无特异性。目前仍需要标准化的检测方法、经过验证的阈值,以及证明依据生物标志物作出决策能够改善结局的证据。
预防性治疗应持续多久,是另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即使在长期缓解后,停用免疫治疗仍有复发的情况。与此同时,持续治疗会带来累积性的安全风险、实际负担和经济负担。现有证据既无法确定一个普遍安全的停药时点,也不能证明检测不到水通道蛋白4抗体就意味着疾病已永久消退。
持续抗体阴性的疾病仍是分类上的一大难题。随着更多神经自身抗体的发现、更具特异性的影像学模式的识别,以及对表现相似疾病的审慎重新评估,这一群体可能被进一步划分为各自具有一致生物学特征的不同疾病。这对临床试验尤为重要,因为针对水通道蛋白4相关补体损伤的干预措施,在另一种炎症性疾病中未必具有相同效果。
研究还关注免疫耐受丧失的启动机制、决定抗体能否进入中枢神经系统的因素,以及修复既有组织损伤的方法。还需要开展比较效果研究,以便在严格控制的临床试验环境之外,评估治疗的先后顺序、方案转换及长期安全性。由于靶向治疗价格昂贵,且各地可及性不均,建立国际登记队列并在研究代表性不足的人群中开展研究,对于确定临床试验中的疗效如何转化为持续预防功能障碍的实际效果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