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质性肺疾病(ILD)是一组损伤肺部气体交换区域的异质性疾病的统称。这类疾病通常累及肺间质,即肺泡与肺毛细血管之间的支持组织,但也可能影响肺内气腔、小气道、血管和胸膜。其主要的组织反应包括炎症、纤维化以及两者并存。有些类型可以消退或保持稳定,另一些则会导致肺部逐渐瘢痕化和结构变形。
ILD 可由吸入性物质、药物、辐射或全身性疾病引起,尤其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另一些病例则找不到明确病因。特发性肺纤维化是后者的一个重要例子,其生物学特征、治疗方法和预期病程均与许多炎症性类型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间质性肺疾病”并非最终诊断,也不意味着可以采用统一的治疗方案。
评估 ILD 的主要任务是查明病因、识别其临床和影像学模式、评估功能损害程度,并判断疾病是否正在进展。现代分类方法综合考虑临床信息、高分辨率计算机断层扫描结果,以及必要时的组织检查结果。治疗既要针对基础疾病和占主导地位的病理过程,也要采取措施处理氧合障碍、运动受限及慢性肺病的其他后果。
分类与概念的演变
“间质性”一词反映了肺泡壁及其支持组织的异常在这类疾病中尤为突出。然而,从解剖学角度看,这一名称并不全面:许多归入间质性肺疾病(ILD)的疾病也明显累及气腔或气道。因此,“弥漫性肺实质疾病”也被用作一个含义有所重叠的术语。这两个名称都不能涵盖所有可引起弥漫性肺部阴影的疾病。感染、肺水肿及弥漫性肺泡出血的表现可能与间质性肺疾病相似,但通常属于不同的诊断类别。
一种实用的分类方法是将有明确病因或相关因素的疾病与特发性疾病区分开来。前者包括结缔组织病相关间质性肺疾病、职业性肺病、药物性肺损伤及过敏性肺炎。其他类别包括以结节病为代表的肉芽肿性疾病,以及具有独特特征的少见疾病,如肺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和淋巴管平滑肌瘤病。儿童间质性肺疾病构成了一个部分独立的疾病谱,包括发育异常和遗传性肺表面活性物质代谢障碍。
特发性间质性肺炎的分类综合了临床、影像学和病理学特征。主要类别包括特发性肺纤维化、特发性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呼吸性细支气管炎相关间质性肺疾病、脱屑性间质性肺炎、隐源性机化性肺炎、急性间质性肺炎和特发性淋巴细胞性间质性肺炎。特发性胸膜肺实质纤维弹力组织增生症则是已获认可的一种罕见类型。在这些名称中,“肺炎”通常指一种炎症或损伤模式,而非细菌感染。
区分疾病与形态学模式至关重要。例如,普通型间质性肺炎(UIP)是一种可通过影像学或组织检查识别的模式。特发性肺纤维化则是一项临床诊断,需要符合相应的临床背景,并排除已知病因。UIP也可见于类风湿关节炎相关间质性肺疾病、纤维化型过敏性肺炎及暴露相关肺病。同样,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模式既可能是特发性的,也可能与系统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有关。
随着影像学和肺病理学日益精细,分类体系也不断发展。Liebow和Carrington于1969年提出的病理学框架,有助于区分多种间质性肺炎模式。美国胸科学会与欧洲呼吸学会于2002年和2013年联合发表声明,确立并更新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的多学科分类。较新的分类框架还关注不同诊断类别之间共有的疾病演变特征,尤其是进行性肺纤维化,但这并不能取代对基础病因的探寻。
流行病学与分布
间质性肺疾病(ILD)的流行病学特征很难用单一数字概括。各项研究纳入的疾病种类、确诊方式以及研究对象或资料来源各不相同,可能涉及普通人群、专科门诊、行政管理记录或影像数据库。特发性肺纤维化的估计数据不能代替全部间质性肺疾病的估计数据。同样,记录在案的诊断数量增加,可能反映的是人口老龄化、计算机断层扫描检查的普及、诊断标准的变化或疾病识别能力的提高,而不一定意味着新发病例相应增加。
不同亚型的年龄分布差异显著。特发性肺纤维化主要累及老年人,50岁以前发病并不常见。一些遗传性肺表面活性物质相关疾病在婴儿期或儿童期起病,但相关遗传异常也可在成年后才表现出来。结节病通常在成年后较早阶段发病,早于特发性肺纤维化。自身免疫相关间质性肺疾病的年龄和性别分布与其基础疾病并不完全一致:与肺部受累相关的人群特征,可能不同于该系统性疾病患者的总体特征。
性别、吸烟和职业会影响间质性肺疾病患者群体的构成。特发性肺纤维化在男性中更常被诊断出来,且许多患者有吸烟史。吸烟与呼吸性细支气管炎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脱屑性间质性肺炎及成人肺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密切相关。职业相关的疾病分布取决于人群在采矿、建筑、石材加工、金属加工、农业等行业的从业情况。人造石加工已成为发生重症矽肺的突出职业场景,因为切割和打磨富含二氧化硅的材料可造成高强度的可吸入性粉尘暴露。
地理差异也反映了当地的暴露情况和病例识别情况。养鸟、农作方式、室内潮湿以及工业生产过程,都会影响过敏性肺炎的发生及其识别。结节病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存在差异,但遗传易感性、环境因素及获得诊断机会的不平等各自起到多大作用,很难区分。专科中心的研究可能纳入过多的晚期纤维化或诊断复杂的病例,而轻症病例则代表不足。
另一个重要的相关发现,是因其他原因接受计算机断层扫描时偶然发现的肺间质异常,其中也包括接受肺癌筛查的情况。这类异常并不必然等同于临床上已经确立诊断的间质性肺疾病。其意义取决于病变范围、症状、肺生理功能受损程度、纤维化特征以及随时间的变化。与许多局限性、非纤维化的影像学异常相比,胸膜下纤维化异常更有可能进展。随着胸部影像检查日益普及,区分偶然发现的异常与已经确立诊断的疾病变得越来越重要。
病因、暴露与遗传易感性
吸入性物质可通过多种机制引发间质性肺疾病。矿物粉尘可长期滞留于肺组织,激活巨噬细胞,引起炎症和瘢痕形成。二氧化硅可导致矽肺,石棉则可导致石棉肺,后者通常发生于大量暴露并经过较长潜伏期之后。这些疾病均属于尘肺病。胸膜斑提示既往有石棉暴露,但仅凭胸膜斑不能确诊石棉肺。判断疾病是否由某种暴露引起,需要综合考虑暴露物质、强度、持续时间、潜伏期、影像学表现及其他可能的病因。
过敏性肺炎是易感个体对吸入性抗原产生免疫介导反应的结果。已知抗原来源包括鸟类蛋白、霉菌以及受污染的职业环境气溶胶。病变可累及细支气管、肺泡和间质组织。由于已经形成的纤维化会显著影响预后,目前的分类将过敏性肺炎分为非纤维化型和纤维化型。识别出可能相关的暴露有助于诊断,但仅有暴露史并不足以确诊;许多暴露者从未发病,而在一些诊断证据充分的病例中,仍无法确定具体抗原。
系统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是另一大类病因。间质性肺疾病可见于系统性硬化症、类风湿关节炎、炎性肌病、干燥综合征和混合性结缔组织病等。肺部病变可能早于典型的关节、皮肤或肌肉表现出现。抗合成酶综合征可同时出现间质性肺疾病、炎性关节炎、肌肉病变、雷诺现象及特征性的手部改变,但并非每位患者都会出现全部表现。某些自身免疫相关类型以纤维化为主,另一些则可发生快速进展的炎症性肺损伤。
药物及肿瘤治疗也可损伤肺实质。已明确具有此类作用的药物包括胺碘酮、呋喃妥因、博来霉素以及部分靶向抗肿瘤药物。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引起肺炎,呈现多种影像学表现。胸部放射治疗可导致放射性肺炎及后期纤维化,其分布往往与照射区域相关。由于感染、肿瘤进展及其他肺部疾病可能具有相似表现,确定药物与肺损伤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结合时间关系和临床情况进行评估。
当多个亲属患有肺纤维化,或发病年龄异常偏早时,遗传易感性尤为值得关注。端粒维持相关基因的变异,包括 TERT、TERC、RTEL1 和 PARN 的变异,可增加纤维化易感性。一些患病家族还可出现骨髓或肝脏疾病。肺表面活性物质相关基因的变异,包括 SFTPC 和 SFTPA1/SFTPA2 的变异,是另一类致病途径。常见的 MUC5B 启动子变异与特发性肺纤维化的易感性密切相关,但既不是发病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同一家族中的家族性病例可呈现不同的间质性肺疾病类型。
组织损伤、修复与肺功能丧失
正常的气体交换界面极薄。肺泡上皮细胞、上皮与内皮共用或彼此紧贴的基底膜以及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将吸入的空气与血液分隔开来。Ⅰ型肺泡细胞构成了这一界面的绝大部分,而Ⅱ型肺泡细胞则产生表面活性物质,并参与上皮修复。肺间质包含细胞外基质、成纤维细胞、免疫细胞及支撑结构。损伤可通过炎症、异常修复、瘢痕组织沉积或正常组织结构破坏,扰乱这一系统。
这些过程在不同疾病中的相对重要性有所不同。在多种炎症性间质性肺疾病中,免疫激活是主要驱动因素,抑制免疫激活可改善肺部异常。对于特发性肺纤维化,目前主流的生物学模型强调:具有易感性且逐渐衰老的肺反复发生上皮损伤,继而出现修复失调。成纤维细胞和肌成纤维细胞不断积聚,沉积胶原及其他基质蛋白。涉及转化生长因子β及调节成纤维细胞活性的生长因子的信号通路,有助于维持这一反应。
纤维化也会改变组织的力学环境。僵硬的细胞外基质可促进成纤维细胞进一步活化,使组织力学特性与细胞信号传导之间形成相互强化的作用。正常肺泡单位逐渐被取代或发生结构扭曲,小气道被牵拉扩张,并可能形成囊性腔隙。细胞衰老、线粒体功能障碍、上皮分化异常以及端粒维持受损,均与纤维化疾病的生物学机制有关。这些因素的相对贡献各不相同,没有任何单一通路能够解释所有类型的间质性肺疾病。
这些结构变化会降低肺顺应性,也就是说,要使肺容积产生同样幅度的变化,就需要更大的压力变化。因此,呼吸所需的机械做功增加。具有功能的肺泡-毛细血管交换面积减少、膜特性改变,以及通气与血流分配不均,都会损害气体交换。血氧水平往往先在活动时下降,之后才出现静息时持续偏低,这是因为运动会缩短血液通过肺毛细血管的时间,同时增加气体交换的需求。
肺血管病变可进一步限制肺功能。血管床破坏、低氧性血管收缩和血管重塑可能引发肺动脉高压。这会增加右心室的负荷,最终可能促成右心心力衰竭。因此,肺容积并不能完全反映疾病的整体严重程度:两名肺量计检查结果相近的患者,在气体交换受损程度、血管受累情况、运动能力及症状方面,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临床表现与生理功能评估
最常见的首发症状是逐渐加重的活动后呼吸困难,以及持续性咳嗽,后者通常为干咳。起病可能隐匿,患者在明确主诉呼吸困难之前,可能已出现步行速度减慢或避免爬楼梯的情况。有些类型的疾病则在数周内起病,少数可在数日内导致急性呼吸衰竭。仅凭症状无法将间质性肺疾病与心脏病、阻塞性肺疾病、感染或体能下降区分开来。
吸气期细湿啰音是多种纤维化性间质性肺疾病的特征,通常在双肺底最为明显,有时被形容为类似撕开魔术贴的声音。杵状指尤其常见于特发性肺纤维化,但并非所有患者都会出现,也不具有特异性。哮鸣音或吸气期吱吱音可能提示同时存在气道受累。胸部以外的体格检查也可发现提示病因的线索,例如关节炎性改变、皮肤增厚、近端肌无力、雷诺现象或特征性皮疹。
肺功能检查通常显示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伴肺总量降低。肺量测定可显示用力肺活量(FVC)降低,而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与FVC的比值正常或升高。单凭FVC降低不能证实存在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测定肺容积有助于区分真正的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与其他原因。轻度或早期间质性肺疾病的肺量测定结果可以正常;肺纤维化合并肺气肿时,即使气体交换已明显受损,肺容积也可能保持正常。
肺一氧化碳弥散量(DLCO)常有降低。该指标反映气体转运的多个环节,除间质损伤外,还受血红蛋白浓度、肺血管疾病、肺气肿及技术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解读。如果DLCO显著下降,而肺容积相对保留,则可能提示肺血管受累、肺气肿或多种病变并存,而非单纯肺纤维化。
运动评估可提供静息检查可能遗漏的信息。六分钟步行试验可记录患者的实际运动能力,并明确是否存在活动时血氧饱和度下降。步行距离不仅受肺部病变影响,也受心血管适能、肌肉骨骼疾病、主观积极性及供氧情况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动脉血气分析很有价值,尤其适用于病情严重或尚不能确定是否存在呼吸衰竭时。不伴其他并发问题的间质性肺疾病在早期通常不会出现二氧化碳潴留。
连续评估比单次检查结果更有意义。症状、FVC、DLCO、氧疗需求和运动能力的变化可提示疾病进展,但各项指标均存在测量变异,也可能有其他解释。肺功能下降可能由感染、肺栓塞、心力衰竭或贫血引起,而非间质性肺疾病本身恶化。因此,解读时需将生理功能指标的变化趋势与临床表现及影像学结果相结合。
影像学与病理学模式
高分辨率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HRCT)是评估间质性肺疾病的核心手段。与胸部X线片相比,薄层图像能更清晰地显示异常的分布和形态特征。吸气相扫描是基础;呼气相图像可显示空气潴留,俯卧位图像则有助于区分重力依赖性密度增高与真正的肺后部病变。扫描方案应根据具体诊断问题制定,而不是每个病例都必须完成所有扫描序列。
主要征象包括磨玻璃影、网状影、牵拉性支气管扩张、蜂窝征、结节、实变和空气潴留。磨玻璃影是指肺组织密度增高,但其中的血管仍可辨认。它并不等同于可逆性炎症,也可能反映肺泡腔部分填充、细微的间质增厚或显微镜下才能识别的纤维化。牵拉性支气管扩张是指周围纤维化组织收缩牵拉所致的气道扩张。蜂窝征由成簇的囊性含气腔隙构成,通常位于胸膜下,提示肺结构已发生明确破坏。
典型的普通型间质性肺炎(UIP)模式表现为以肺底部和胸膜下为主的纤维化,伴有蜂窝征,可伴或不伴牵拉性支气管扩张,且不存在强烈提示其他诊断的征象。很可能为UIP的模式具有相似的分布并伴牵拉性支气管扩张,但无明确蜂窝征。这些模式的诊断意义取决于临床背景。对于临床情况相符且未发现明确病因的老年患者,典型的HRCT模式即可确诊特发性肺纤维化,无需外科取材。
其他模式只能改变各种诊断的可能性,并不能唯一指向某种疾病。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常表现为相对对称的下肺磨玻璃影和细网状影,有时紧贴胸膜下的区域相对不受累。机化性肺炎常表现为斑片状外周或支气管血管束周围实变。纤维化型过敏性肺炎可同时出现纤维化、空气潴留以及密度不一的区域;小叶中心结节也可提供诊断线索。结节病常表现为沿淋巴通路分布的结节,以及肺门或纵隔淋巴结肿大。
获得组织标本后,组织病理学检查可评估损伤的分布、形成时间和性质。UIP的特征为斑片状纤维化、肺结构扭曲和成纤维细胞灶,严重受累区域旁常可见相对保留的组织。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的病变在时间上更为一致。机化性肺炎的特征是小气道及邻近气腔内出现肉芽组织栓。形成不良的肉芽肿和以气道为中心的改变可支持过敏性肺炎的诊断,但具体表现存在差异。
影像学模式与病理学模式不能互相替代,也不应孤立解读。取样可能遗漏最具诊断价值的区域,而晚期病变可能掩盖原有模式。将影像和组织表现与暴露史及全身性表现综合分析,比将单一的描述性标签视为完整诊断更为可靠。
诊断评估与多学科整合
评估首先从详细采集病史开始,内容包括症状出现的时间、具体工作内容、家庭及休闲活动中的暴露、用药情况、吸烟史、家族史和全身症状。暴露评估所需的信息往往不止于职业名称。接触的具体材料、产生粉尘的工序、通风情况、呼吸防护措施以及暴露时间,都可能决定疾病与职业暴露之间是否存在合理关联。家庭环境中的暴露可能是间歇性的,也可能直到开展系统询问后才被发现。
实验室检查应根据需要选择,以探查病因及其他可能的解释。自身免疫相关检测可包括抗核抗体、类风湿因子、抗环瓜氨酸肽抗体,以及依据临床表现选择的疾病特异性抗体。阳性结果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解读:即使没有明确的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也可能出现低水平自身抗体。反之,某一种抗体阴性也不能排除所有自身免疫相关间质性肺疾病。有些患者具有自身免疫特征,却不符合任何一种已命名结缔组织病的诊断标准;“具有自身免疫特征的间质性肺炎”这一研究分类正是为此类情况而提出的。
支气管肺泡灌洗是在支气管镜检查过程中,从远端气道和肺泡腔获取细胞及液体的方法。它有助于排查感染、出血及某些少见疾病。在适当的临床背景下,淋巴细胞比例升高可支持过敏性肺炎的诊断,但任何单一的灌洗结果都不足以确诊或排除该病。灌洗与肺活组织检查的目的不同,通常也无法像后者那样直接提供有关纤维化组织结构的信息。
当尚存的诊断不确定性足够重要,值得承担取样风险时,可考虑获取组织标本。外科肺活组织检查可获得较大的标本,但涉及麻醉、术后并发症以及病情严重恶化的风险。经支气管肺冷冻活组织检查获取的标本比常规钳夹活组织检查更大,具备相关经验的中心会将其用于经过筛选的患者。这种检查同样存在风险,尤其是出血和气胸。并非所有间质性肺疾病都需要活组织检查;当临床与影像学表现已足以支持较为确定的诊断时,活组织检查所能提供的额外价值可能有限。
多学科讨论汇集呼吸科医师、胸部影像科医师和肺病理医师,并在必要时邀请风湿科医师、职业医学专家或其他专家参与。其目的是综合协调各方面证据,而不是将每个病例硬性归入固定类别。诊断可以具有很高的确定性,也可以是暂定诊断,或被判定为无法分类。无法分类的间质性肺疾病可能源于资料不全、检查结果相互矛盾、多种病理过程重叠,或无法安全获取组织标本。
鉴别诊断包括感染、心力衰竭、药物毒性、恶性肿瘤、肺血管疾病,以及其他导致弥漫性肺部异常的原因。当获得新的暴露信息、出现全身表现,或随访中显现出新的病程特征时,可能需要修正诊断。肺部疾病先于可明确识别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出现,或最初以炎症为主的病变逐渐演变为以纤维化为主的病变时,尤其需要注意这一点。
针对疾病的治疗与临床试验证据
不同间质性肺疾病亚型的治疗差异很大。对于暴露相关疾病,消除已明确的有害暴露是治疗的核心,但已经形成的纤维化在暴露终止后仍可能持续存在或继续进展。对于药物性肺损伤,识别并停用相关药物是诊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职业病,防止进一步暴露还涉及工作场所的防护管理及监管措施。机体的生物学反应和病变的可逆性取决于致病因素、累积损伤及疾病阶段。
炎症性和自身免疫相关的间质性肺疾病可使用皮质类固醇或其他免疫抑制疗法治疗。在特定情况下使用的药物包括吗替麦考酚酯、硫唑嘌呤、环磷酰胺和利妥昔单抗。这些药物在不同疾病中的作用不能相互等同,相关治疗研究的证据强度和适用范围也各不相同。机化性肺炎通常可在皮质类固醇治疗后显著改善,而已经形成的致密纤维化则很难逆转。感染风险及其他治疗毒性是评价这些疗法证据时的重要考量。
特发性肺纤维化说明,不能将间质性肺疾病作为单一的炎症性疾病来治疗。PANTHER-IPF试验于2012年报告,与安慰剂相比,泼尼松、硫唑嘌呤和N-乙酰半胱氨酸联合治疗增加了特发性肺纤维化患者的死亡和住院事件。这一发现改变了临床实践,并进一步明确了该病与那些可从免疫靶向治疗中获益的间质性肺疾病之间的区别。
抗纤维化药物吡非尼酮和尼达尼布可减缓特发性肺纤维化患者的肺功能下降,但不能逆转已经形成的瘢痕。2014年发表的吡非尼酮ASCEND试验和尼达尼布INPULSIS系列试验证实,这些药物可减缓用力肺活量(FVC)的下降。在INPULSIS的两项重复验证试验中,FVC年下降量的组间差异约为94~125毫升。这些结果反映的是平均治疗效果,并不保证每位患者的病情都能稳定。
抗纤维化治疗的证据已扩展至特发性肺纤维化以外的疾病。2019年的SENSCIS试验显示,尼达尼布降低了系统性硬化症相关间质性肺疾病患者的FVC年下降速率。2019年的INBUILD试验研究了多种经治疗管理后仍持续进展的非特发性肺纤维化类纤维化性间质性肺疾病,发现尼达尼布组与安慰剂组的FVC年下降量相差约107毫升。胃肠道不良反应,尤其是尼达尼布引起的腹泻,以及肝功能检查异常,是使用这些药物时需要考虑的限制因素;吡非尼酮则常引起胃肠道反应和光敏反应。
这些随机对照试验主要证实了治疗对肺功能下降的影响,而非证明既有纤维化会消失。解读治疗效果时,应区分生理学结局与症状、住院、生存及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等结局。最适宜的针对疾病的治疗策略,取决于基础疾病诊断、炎症活动程度、纤维化负担、疾病进展情况,以及适用于该具体情境的现有证据。
支持治疗、康复与移植
支持治疗旨在处理针对疾病本身的治疗可能无法充分缓解的问题。对于具有临床意义的低氧血症,可采用氧疗;在特定情况下,这也包括静息或活动时出现的低氧血症。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相比,支持间质性肺疾病特定氧疗策略的证据较少,而且氧合改善未必意味着生存期延长。不同便携式供氧系统满足患者活动时可能出现的高氧需求的能力也有所不同。
肺康复将有监督的运动训练、健康教育和自我管理方法相结合。针对间质性肺疾病的试验表明,肺康复能够改善运动能力和生活质量,但这些获益可能在康复计划结束后逐渐减弱,晚期疾病也可能限制能够取得的改善。运动受限并非仅由肺容量下降所致:骨骼肌功能障碍、缺乏活动、血氧饱和度下降以及心血管因素也会造成影响。因此,康复着重于改善功能表现,而非逆转纤维化。
合并疾病可显著影响症状和临床结局,包括肺气肿、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冠心病、骨质疏松症、焦虑和抑郁。胃食管反流在部分间质性肺疾病患者群体中较为常见,但对于特发性肺纤维化,尚无确切证据表明,仅为改善呼吸系统结局而治疗反流能够带来获益。肺动脉高压需要仔细分类,因为治疗在肺血管疾病与肺疾病相关性肺动脉高压中的效果有所不同。2021年的INCREASE试验显示,吸入曲前列尼尔可改善间质性肺疾病相关性肺动脉高压患者的运动能力。
预防和识别并发症也是照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呼吸道感染可导致病情明显恶化,尤其是在生理储备有限或正在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患者中。因此,临床照护也包括疫苗接种、戒烟,以及关注药物相关的感染风险。营养问题可包括肥胖、肌肉流失,或因晚期疾病或药物不良反应引起的体重下降。这些因素会影响运动表现,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影响患者接受移植的资格。
肺移植可延长部分晚期间质性肺疾病患者的生存期,并改善其功能状态。筛选移植候选者时,需综合考虑疾病的严重程度及进展趋势、年龄、其他器官功能障碍、恶性肿瘤风险、衰弱程度以及心理社会因素。移植虽然替换了病变的肺,但也带来了与免疫抑制、感染、排斥反应和慢性移植物功能障碍相关的终身风险。端粒相关疾病可能影响肺以外的器官,例如使骨髓更易受损,从而增加移植管理的复杂性。
缓和医疗旨在缓解呼吸困难、咳嗽、疲乏、心理痛苦,以及严重疾病带来的实际生活问题。它可与抗纤维化治疗、免疫调节治疗、康复或移植评估同时开展,其作用并不局限于生命的最后阶段。即使肺功能测量值变化缓慢,患者的症状负担和家庭需求也可能十分突出,因此,功能状态和患者报告的自身体验是生理指标监测的重要补充。
疾病进展、急性恶化与尚待解决的问题
间质性肺疾病(ILD)的自然病程差异很大,可完全或大幅缓解,也可长期稳定、逐渐恶化,或迅速进展至呼吸衰竭。具体病种是决定病程的主要因素,但同一类疾病的临床表现和演变也存在差异。影像学上存在纤维化,并不意味着疾病正处于持续进展状态。反之,在出现广泛蜂窝样改变之前,也可能发生具有临床意义的恶化。因此,预后评估需要综合考虑具体病种、当前严重程度、随访中的变化、并发症及整体健康状况。
进行性肺纤维化为随时间推移而恶化的非特发性肺纤维化类间质性肺疾病提供了统一的评估框架。2022年国际临床实践指南将其定义为:对于影像学显示肺纤维化、但并非特发性肺纤维化的患者,在过去一年内出现以下三项特征中的至少两项,且无法用其他原因解释:呼吸道症状加重、肺功能恶化及影像学进展。肺功能标准包括:用力肺活量(FVC)占预计值百分比绝对下降至少5个百分点,或一氧化碳弥散量(DLCO)占预计值百分比绝对下降至少10个百分点。这一名称依据的是疾病的演变特征,并不代表一种新的基础病因。
急性加重是一种尤为严重的恶化形式,目前对其在特发性肺纤维化中的认识最为充分。其表现为急性、具有临床意义的呼吸状况恶化,通常发生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并在原有纤维化背景上出现双肺新发磨玻璃影或实变,且不能完全用心力衰竭或液体负荷过重来解释。急性加重可能与可识别的诱因有关,也可能没有明确诱因。仍须重视对其他需紧急处理的病因进行排查,包括感染和肺栓塞。
急性加重的治疗证据有限。临床上经常使用糖皮质激素,但尚缺乏能够确定最佳治疗方案或证实明确获益的高质量证据。晚期纤维化疾病患者接受机械通气通常结局不佳,但如果病因可逆,或将其作为等待肺移植期间的过渡性支持,其作用则有所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急性恶化理解为通常慢性病程的加速。
研究人员正在探索更好的方法,以识别哪些患者会出现疾病进展,以及哪些生物学通路与治疗最为相关。候选生物标志物包括与上皮损伤和基质周转相关的循环蛋白、遗传特征以及定量影像学指标。某一标志物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并不意味着它必然能够有效预测未来的病情恶化,或用于指导治疗选择。验证这类标志物需要确认其结果的可重复性,将其与现有临床指标进行比较,并提供证据,表明其结果能在诊疗中发挥实质性作用。
其他尚待解决的问题涉及疾病的早期发现、免疫靶向治疗与抗纤维化治疗的最佳组合及使用顺序,以及能够反映患者感受和功能状态的临床试验结局指标。FVC具有良好的可重复性,并能提供有价值的临床信息,但无法涵盖间质性肺疾病的所有影响。研究越来越多地纳入运动能力指标、咳嗽和呼吸困难量表、住院、生存以及患者报告结局。在许多临床研究项目中,罕见亚型、儿童患者以及难以获得专科诊断的人群仍然缺乏充分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