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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 疾病与症状 / chronic-respiratory-disease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是气道和肺部的持续性疾病,可损害呼吸功能并造成严重残疾,由环境、遗传和发育因素相互作用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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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是影响气道、肺组织的一类持续性疾病的统称;在某些分类中,还包括影响肺循环或其他呼吸相关结构的疾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但这一类别也涵盖支气管扩张症、间质性肺疾病、职业性肺病和囊性纤维化等疾病。这些疾病在病因、生物学机制、发病年龄和治疗反应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慢性”并不一定意味着症状持续存在、病情不可逆,或疾病必然不断进展。

作为非传染性疾病中的一大类,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是导致过早死亡、残疾和日常活动受限的重要原因。其发生发展反映了吸入性暴露、遗传易感性、感染、免疫反应,以及贯穿生命历程的肺部生长发育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要理解这类疾病,既需要从临床角度区分各具体疾病,也需要从更广阔的视角考察环境条件、社会不平等以及获得有效医疗服务的机会。

范围、分类与主要疾病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分类方式因分类目的而异。临床分类侧重受累的解剖部位和生理功能障碍的类型,而人群统计则采用诊断类别和编码规则。国际疾病分类将许多慢性下呼吸道疾病归入呼吸系统疾病章节,但相关疾病也见于先天性疾病、职业病及其他类别。因此,统计估计中“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所涵盖的病种,可能比临床讨论中这一术语的涵盖范围更窄。

气道疾病主要累及输送空气的通道。哮喘的特征是呼吸道症状和呼气气流受限均具有可变性,通常伴有气道炎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表现为持续性气流阻塞,由气道异常、肺组织破坏或两者共同导致。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描述的是可能参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发生的不同病理或临床特征:前者是一种以慢性咳嗽、咳痰为表现的临床综合征,通常定义为排除其他病因后,连续两年每年至少有三个月出现上述症状;后者则指终末细支气管远端气腔的结构性破坏。这两个术语都不完全等同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支气管扩张症是指支气管发生永久性异常扩张,伴有黏液清除障碍、反复感染和气道炎症。它可继发于严重感染,也可见于免疫缺陷、遗传性纤毛功能障碍及其他疾病。囊性纤维化是一种独立的遗传性多系统疾病,其中上皮细胞离子转运异常导致分泌物脱水,并引起进行性气道病变。虽然囊性纤维化常导致支气管扩张症,但临床文献通常将囊性纤维化相关支气管扩张症与其他机制所致的支气管扩张症加以区分。

间质性肺病是一组种类繁多的疾病,累及肺间质,并常波及肺泡上皮及邻近结构。有些以炎症为主,有些以纤维化为主,还有许多兼有这两种过程。病因包括吸入性粉尘、药物和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另有一些病例病因不明。特发性肺纤维化是一种病因不明的特定类型的纤维化性间质性肺炎,主要发生于老年人。它并不是所有原因不明的呼吸道症状或所有肺部瘢痕形成的统称。

明确这一总括性类别的界限仍然很重要。变应性鼻炎累及上呼吸道,且常与哮喘并存,因此在广义讨论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时通常也被纳入其中。肺血管疾病、睡眠相关呼吸障碍,以及由神经肌肉疾病或胸壁疾病引起的慢性呼吸功能障碍,可以纳入这一范畴,也可以单独讨论。肺癌和活动性结核病在全球疾病负担报告中通常单独分类,不过两者均可与慢性肺病并存,而且结核病可遗留持久的结构性和功能性损害。

全球疾病负担与人群分布特征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因疾病种类、年龄、地理区域、暴露史以及病例识别方法而异。哮喘常在儿童期起病,但也可在任何年龄发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更常在中老年人中被发现,这反映了暴露的累积效应以及肺发育受损的长期后果。纤维化性肺病在老年人群中尤为重要,而遗传性疾病则可能在生命早期就出现症状。因此,单一的总体患病率数字会掩盖不同疾病在人群分布上的显著差异。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19年约有2.62亿人患有哮喘,哮喘造成约45.5万人死亡。同年,COPD造成约323万人死亡,是全球第三大死因。这些数字衡量的是不同指标——哮喘现患人数以及各疾病的年度死亡人数——不能互换使用。它们也是对特定年份的估计,而非疾病本身固定不变的特征。诊断实践、人口老龄化、暴露趋势以及生存状况的变化,都会影响后续估计。

仅看死亡情况会低估疾病负担。持续的呼吸困难可限制步行、就业、家务劳动、睡眠和社会参与。反复发作和住院会扰乱学业与家庭生活,而疾病发展至晚期时,患者可能需要照护者持续协助。伤残调整生命年将过早死亡造成的寿命损失年与伤残生存年相加。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等分析利用这一指标,将呼吸系统疾病与其他损害健康的原因进行比较,但结果取决于病例定义、可获得的观测数据以及统计建模方法。

地理差异不能仅用吸烟来解释。家庭燃料使用、职业性粉尘暴露、室外空气污染、儿童期呼吸系统疾病,以及诊断和治疗服务的可及性,都会产生影响。在某些人群中,从不吸烟者也有相当数量的COPD病例。历史上吸烟和职业暴露的差异,塑造了不同性别人群的患病水平;而烟草使用情况的变化,以及家庭燃烧产物暴露的不均等,又使这些分布特征随时间发生改变。

测得的患病率尤其容易受到病例识别方式的影响。基于既往医生诊断的调查,可能漏掉无法获得检查的人;基于生理功能检测的调查,则可能发现从未得到诊断者存在气流阻塞。以问卷为基础的哮喘估计值,取决于对喘鸣及其他症状的措辞和理解。因此,跨人群比较时,需要关注年龄结构、抽样方法和诊断阈值。年龄标准化有助于区分疾病发生情况本身的变化与仅由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变化,但无法消除数据质量或医疗服务可及性方面的差异。

生物学机制与呼吸功能受损

正常呼吸依赖于通畅的气道、富有弹性的肺、有效发挥作用的呼吸肌,以及气体交换部位相互协调的通气与血流供应。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可通过多种途径干扰这些功能。气道狭窄会增加气流阻力;肺泡壁破坏会降低肺的弹性回缩力,减少气体交换面积;肺间质瘢痕形成则会降低肺顺应性。这些异常可以同时存在,因此,基于解剖病变的诊断并不总能对应某一种生理功能异常模式。

炎症在许多慢性气道疾病中起着核心作用,但参与炎症的细胞类型及其对治疗选择的影响各不相同。在一种常见的哮喘发病途径中,2型免疫反应涉及嗜酸性粒细胞,以及白细胞介素4、5和13等信号分子。这些过程会促进黏液分泌,引起气道高反应性和气道壁肿胀。另一些类型的哮喘则并不以2型炎症为主。疾病持续存在还可能导致气道重塑,包括平滑肌和上皮下结缔组织的改变,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部分患者的气流阻塞较难逆转。

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中,吸入的刺激物可引起上皮损伤、氧化应激、免疫反应改变,以及组织降解酶与其抑制物之间的失衡。小气道逐渐狭窄或消失,而肺气肿会破坏肺泡附着结构;这些结构通常有助于在呼气时维持气道开放。空气因此滞留在肺内,尤其是在呼吸急促时。由此产生的动态肺过度充气会增加呼吸做功,即使静息时血氧水平没有明显降低,也会限制运动能力。因此,不能简单地将COPD理解为无法把空气吸入肺内。

黏液清除是另一个重要机制。正常情况下,纤毛将气道分泌物向咽喉方向运送,从而清除吸入的颗粒物和微生物。在支气管扩张症和囊性纤维化中,清除功能不佳使微生物得以持续生长,并造成炎症性损伤,进而进一步损害气道结构和功能。这种不断自我强化的过程常被称为恶性循环,不过,多条相互作用的途径使疾病远比单一的线性过程复杂。痰培养可以鉴定样本中的微生物,但仅凭这一检查,无法确定这些微生物是否导致了新近出现的临床病情恶化。

纤维化性疾病涉及上皮损伤后的异常修复、成纤维细胞活化,以及细胞外基质过度沉积。由此产生的纤维化使气体交换区域增厚、结构变形。气体弥散能力下降既可能源于气体交换膜异常,也可能源于具有功能的毛细血管表面积减少。在多种慢性疾病中,通气与血流不匹配会导致低氧血症;严重的通气衰竭还会影响二氧化碳的排出。这些生理功能紊乱解释了为什么症状、血氧测量、影像学表现和气流检查提供的信息彼此互补,而不能相互替代。

病因、易感性与生命历程中的发展

烟草烟雾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的主要病因,也是其他呼吸系统疾病发生不良结局的重要促成因素。反复接触烟草烟雾,会通过有毒化学物质、氧化剂和炎症通路损伤气道上皮与肺泡结构。二手烟同样会危害呼吸系统健康。风险取决于暴露强度和持续时间,但个体易感性差异很大:并非所有吸烟者都会患上COPD,而没有吸烟史也不能排除这种疾病。其他吸入性产品也可能使肺部接触有害物质,但其长期风险特征各不相同,不应一概而论。

室外和家庭空气污染是影响人群健康的重要暴露因素。细颗粒物和活性气体可引发气道炎症,并加重已有疾病。在通风不良的空间内使用固体燃料做饭和取暖,可导致人们持续暴露于颗粒物和燃烧产物。职业暴露因素包括矿物粉尘、金属烟尘、化学物质和有机物。矽肺由吸入可进入肺部深处的结晶二氧化硅粉尘引起,而石棉暴露可导致石棉肺和胸膜疾病。职业性哮喘既可由工作场所中的某种物质致敏引起,也可由刺激性损伤引起。

遗传易感性的来源,既包括单个效应较小的常见遗传变异,也包括可造成严重后果的罕见变异。囊性纤维化由影响CFTR蛋白的致病性变异引起,CFTR是一种上皮细胞离子通道。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可增加肺气肿的易感性,因为抗蛋白酶保护不足会使组织更易受到损伤,在接触烟草烟雾时尤其如此。原发性纤毛运动障碍会损害运动纤毛的功能,并可引起慢性上、下气道疾病。这些例子表明,相似的症状可能源于根本不同的分子缺陷。

肺功能有其发育轨迹:在儿童期和青少年期逐步提升,于成年早期达到峰值,随后逐渐下降。COPD既可能源于肺功能达到正常峰值后加速下降,也可能源于未能达到正常峰值,或由这两种情况共同导致。早产、胎儿生长受限、母亲吸烟、儿童期哮喘以及生命早期的严重呼吸道感染,均可影响这一轨迹。部分极早产儿会出现支气管肺发育不良,这是一种与肺发育受阻有关的慢性肺部疾病,某些患者的功能损害可持续至日后的人生阶段。

感染可引起结构性损伤,也可改变已有疾病的病程。肺结核患者即使在微生物学治愈后,仍可能出现结核后肺病,包括气道狭窄、支气管扩张、纤维化和血管异常。呼吸道病毒常常是哮喘和COPD急性加重的诱因,而非这些慢性疾病唯一的根本病因。包括类风湿关节炎和系统性硬化症在内的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可引起肺间质疾病或气道疾病。在上述各种机制中,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都会影响暴露、营养、工作条件和确诊时机,因此,生物学风险与疾病发生时所处的环境和社会条件密不可分。

症状、诊断与临床评估

常见表现包括持续或反复的咳嗽、咳痰、喘鸣、胸闷和呼吸困难。症状出现的时间及情境有助于鉴别可能的病因。哮喘可表现为与运动、过敏原接触有关或在夜间发作的多变症状;逐渐加重的活动后气促常见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和纤维化性肺病。每日咳脓痰及反复感染可提示支气管扩张。不过,这些症状模式均不能单独确立诊断,而且有些患者虽然自述症状较少,却已存在显著的生理功能损害。

临床评估需结合病史、暴露史、体格检查及客观检查。病史采集涵盖症状起始时间、变化情况、急性加重情况、用药反应、儿童期疾病、职业暴露及相关家族疾病史。体格检查可能发现喘鸣音、湿啰音、肺过度充气的体征,或伴随全身性疾病的证据。发作间期检查结果正常并不能排除哮喘,没有喘鸣也不能排除严重气流受限。其他引起呼吸困难的原因,包括心力衰竭、贫血和体能下降,可能与肺部疾病同时存在。

肺量测定用于测量呼出气体的容积和流量。两项核心指标是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FEV_1)和用力肺活量(FVCFVC)。两者的比值为:

FEV1FVC.\frac{FEV_1}{FVC}.

在测量结果符合技术质量要求的前提下,根据适当阈值进行判读时,该比值降低提示阻塞性通气模式。COPD诊断标准通常要求,在临床表现相符的情况下,使用支气管舒张剂后的比值低于0.70。由于该比值通常随年龄变化,采用固定阈值与采用基于参考值的正常值下限相比,可能会对部分老年人和年轻人得出不同的分类结果。证实存在可变的呼气气流受限有助于支持哮喘诊断,但单次检查结果正常并不能排除哮喘。

仅凭肺活量降低不能确立限制性通气障碍,需测量肺总量才能确认。气体弥散功能检查通常以一氧化碳弥散量表示,可提供肺泡-毛细血管功能的信息;肺气肿、间质性肺病及肺血管疾病患者的弥散量均可能降低。脉搏血氧饱和度测定可估算血氧饱和度,但不能测量二氧化碳水平,也无法全面评估呼吸衰竭。动脉血气分析可进一步提供有关氧合、通气及酸碱状态的信息。

影像学和实验室检查应根据疑似疾病选择。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可显示胸部X线片未能充分呈现的肺气肿、支气管扩张及肺间质异常,并明确其特征。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过敏原检测、痰微生物学检查,以及有针对性的遗传学或免疫学检查,各自用于解答不同的临床问题;不存在能够诊断所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通用血液检查。临床评估还包括运动能力、急性加重史、症状负担及疾病对生活质量的影响。这些方面与肺功能测量结果可能仅有部分相关,但对判断疾病严重程度和治疗反应十分重要。

治疗原则与针对不同疾病的疗法

由于各类基础疾病在生物学上存在差异,治疗方法也各不相同。总体目标包括控制症状、减少急性恶化、维持功能,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改变疾病进展。减少有害暴露对多种疾病都有意义,但对某种疾病有效的药物,在另一种疾病中的获益可能有限,风险也可能不同。治疗相关证据还需区分不同结局:某项干预可能改善气促,却不能延长生存期;也可能减少急性加重,却不会使常规肺功能检查中的肺量测定结果发生明显变化。

在哮喘治疗中,吸入性皮质类固醇可抑制气道炎症,减少重度急性发作。支气管扩张剂可使气道平滑肌松弛;沙丁胺醇等短效药物起效迅速,而长效药物的作用更持久。当前的哮喘治疗框架强调使用含皮质类固醇的治疗方案,因为仅扩张支气管不足以有效降低急性发作风险。对于某些重度哮喘表型,可使用单克隆抗体靶向免疫球蛋白E,或涉及白细胞介素5、白细胞介素4受体或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的炎症通路。患者是否适合接受此类治疗,以及预期疗效如何,取决于其临床特征和相关生物标志物。

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治疗中,长效支气管扩张剂是控制症状和预防急性加重的核心药物。这类药物包括β₂受体激动剂和毒蕈碱受体拮抗剂,两者常联合使用。吸入性皮质类固醇可减少部分患者的急性加重,尤其适用于急性加重史和血液嗜酸性粒细胞检测结果提示可能获益较大的患者,但也可能增加肺炎风险。因此,其作用不同于在哮喘治疗中的基础性地位。治疗效果还取决于吸入技术、给药装置是否适用,以及能否持续获得药物,而不只是取决于所开具的药物。

支气管扩张症的治疗通过气道廓清技术、依据微生物学检查结果选择的治疗,以及有选择地采用的长期抗微生物治疗策略,来应对气道清除功能受损和感染。药物不良反应和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使这类治疗更加复杂。在囊性纤维化患者中,对于携带可对治疗产生反应的基因变异者,CFTR调节剂可改善异常蛋白的功能,是针对致病机制进行治疗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于特发性肺纤维化,吡非尼酮和尼达尼布可减缓肺功能下降,但无法逆转已经形成的瘢痕。其他间质性肺疾病可能需要免疫调节治疗、抗纤维化治疗、消除相关暴露,或根据具体诊断采用这些措施的组合。

肺康复结合基于个体评估制定的运动训练、健康教育及其他干预,以改善运动耐量和健康状况。对于部分伴有严重慢性静息低氧血症的COPD患者,长期氧疗可延长生存期;但这一证据并不意味着,每位气促或血氧饱和度轻度下降的患者都能获得同等的生存获益。部分晚期病例可考虑无创通气支持、肺减容术或肺移植。缓和医疗在开展针对疾病的治疗的同时,缓解给患者带来负担的症状,满足其心理和社会需求,而非仅限于生命的最后几天。

急性加重、呼吸衰竭与伴随疾病

急性加重是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病情出现超出日常正常波动范围的急剧恶化。其定义因疾病和研究情境而异。哮喘急性加重表现为症状及气流受限加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急性加重表现为呼吸困难加重,并常伴有咳嗽或痰液的变化。支气管扩张症急性加重通常既涉及呼吸道症状在一段持续时间内恶化,也涉及临床上据此作出调整治疗的决定。这些事件的严重程度不一,轻者可在院外处理,重者可危及生命,与长期逐渐进展并不等同。

呼吸道病毒感染、细菌感染和空气污染均可诱发急性加重。然而,看似急性加重的表现,也可能实际上由另一种急性疾病引起,或与之并存。肺炎、肺栓塞、气胸和急性心力衰竭均可引起类似症状。仅凭发热或痰液颜色,并不能在所有情况下可靠地确定病因为细菌感染。区分这些可能性十分重要,因为针对气道的治疗、抗微生物治疗、抗凝治疗和心脏疾病治疗所针对的机制各不相同。

严重发作可导致呼吸衰竭。低氧性呼吸衰竭的特点是氧合不足,高碳酸血症性呼吸衰竭则是二氧化碳排出不足;两者可同时发生。在阻塞性疾病中,气流受限加重、呼吸肌负荷增加及疲劳均可降低有效通气量。在弥漫性肺实质疾病中,严重的气体交换障碍可能占主导地位。机械通气可通过面罩或侵入性气道提供呼吸支持,但其益处、局限性和风险取决于呼吸衰竭的病因及患者的整体状况。

反复急性加重与健康状况较差、住院及死亡风险升高有关。患者可能无法完全恢复,而患病期间及之后活动减少,可进一步导致肌无力和体能下降。不过,并非每次发作都会造成可测得的永久性肺功能损失,不同患者的病程轨迹也各不相同。既往急性加重史是预测未来发作的重要指标,因此,急性加重频率是疾病评估中一个独立的维度,而不仅仅是肺量计检查数值偏低的后果。

伴随疾病可显著改变临床表现。心血管疾病与慢阻肺具有共同的危险因素,也可独立引起呼吸困难并导致死亡。骨质疏松、肌肉消耗、肥胖、胃食管反流及睡眠相关呼吸异常均可能增加诊疗的复杂性。抑郁症和焦虑可伴随持续性呼吸功能受限而出现,并影响活动、症状负担及治疗参与程度。晚期肺部疾病还可引起肺动脉高压和右心负荷增加。这些关联具有异质性:疾病同时存在,并不意味着每一种伴随疾病都是由呼吸系统疾病直接引起的。

预防、卫生系统与研究进展

预防工作涉及多个层面。烟草控制通过征税、营造无烟环境、限制营销和提供戒烟支持来减少烟草暴露。推广更清洁的家庭能源、控制工业排放和加强职业防护,则针对其他主要吸入性危害来源。对于二氧化硅、石棉和致敏物质引起的疾病,工作场所的防护措施尤为重要,因为医疗手段无法可靠地逆转已经形成的结构性损伤。这些干预措施依靠面向人群的政策和暴露减少措施发挥作用,而非依靠呼吸系统药物。

全生命周期预防包括保护母亲和儿童的呼吸健康,同时控制肺部发育期间的有害暴露。针对相关呼吸道感染的免疫接种可以减少部分感染性诱因和并发症,但疫苗既不能预防所有急性加重,也不能替代针对具体疾病的治疗。预防还包括在确诊后,通过适当治疗、康复以及及时处理伴随疾病,减缓病情进展、减少功能障碍。这些方法各有不同的证据基础,不应与面向全部无症状人群的筛查混为一谈。

可靠诊断和持续照护的可及性仍不均衡。肺量计检查需要合适的设备、经过培训的人员、质量保证,以及结合临床情境进行的结果解读。在缺乏客观证据确认的情况下作出诊断,既可能导致漏诊,也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治疗。吸入药物、供氧系统、专科评估和康复服务的可及性与可负担性差异很大。初级卫生保健可以协调长期随访,转诊网络则使患者能够获得复杂检查和先进干预。这些功能有赖于更广泛的卫生系统,包括采购、卫生人力能力、筹资和医疗记录的连续性。

研究日益注重区分可观察到的疾病特征(即表型)与其背后的生物学机制(通常称为内型)。这一区分为精准医学提供了支持,尤其是在重症哮喘和遗传学特征明确的疾病中。生物标志物可以指示某种机制、预测预后,或识别患者对治疗可能产生的反应,但这些是不同的用途,需要分别验证。血液嗜酸性粒细胞、呼出气一氧化氮、影像学模式和分子检测结果,在特定情境下能够提供有用信息;但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能构成适用于所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通用分类体系。

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包括:如何在不可逆损伤发生前识别有害的疾病发展轨迹,如何修复受损的肺部结构,以及如何让研究中代表性不足的人群也能获得有效治疗。临床试验除了考察肺功能指标,也越来越多地考察急性加重、功能结局和患者报告结局。数字化监测和人工智能可能有助于结果解读和随访,但其临床价值取决于外部验证、具有代表性的数据,以及能够证明其应用可改善照护的证据。对于新开发的疗法,获益能否持续、是否存在少见不良反应、能否负担,以及能否适用于经过严格筛选的试验人群之外的患者,仍是必须研究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