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是一种遗传性疾病,表现为血液中具有保护作用的蛋白质——α1-抗胰蛋白酶的含量减少或功能降低。其主要后果是更易发生肺气肿,而某些基因变异还可导致肝损伤。这些并发症的发生机制各不相同:功能正常的蛋白质不足,使具有破坏作用的酶得以损伤肺组织;异常蛋白质滞留在肝细胞内,则可导致细胞损伤、纤维化和肝硬化。并非所有携带缺乏症相关基因型的人都会出现具有临床意义的疾病。
本病由 SERPINA1 基因变异引起,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中已得到充分证实的遗传性病因之一。其临床表现受基因型、年龄、烟草暴露以及其他环境和生物学因素影响。识别本病十分重要,因为确诊有助于查明原本原因不明的呼吸系统疾病或肝病,识别有患病风险的亲属,并确定部分肺气肿患者是否符合接受针对本病的特异性治疗的条件。肺部保护作用丧失与肝脏内毒性蛋白质蓄积是两种不同的机制,这也解释了为何对一个器官有效的治疗未必能使另一个器官受益。
蛋白质功能与组织损伤机制
α1-抗胰蛋白酶又称α1-蛋白酶抑制剂,是一种存在于血液循环中的糖蛋白,属于蛋白酶抑制剂中的丝氨酸蛋白酶抑制蛋白家族。循环中的这种蛋白质大部分由肝细胞合成,但其他一些类型的细胞,包括呼吸系统和免疫系统的细胞,也能产生这种蛋白质。尽管因历史原因得名“抗胰蛋白酶”,其主要的生理作用靶点却不是消化酶胰蛋白酶,而是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中性粒细胞在宿主防御过程中释放这种酶,它能够消化细胞外基质的成分,包括弹性蛋白。α1-抗胰蛋白酶有助于限制这些酶在炎症期间对邻近组织造成的损伤。
丝氨酸蛋白酶抑制蛋白通过一种独特的构象变化机制抑制靶酶。蛋白酶攻击抑制蛋白上暴露的反应中心环,触发结构重排,使蛋白酶被捕获并形成稳定的复合物。因此,向肺部输送充足且功能正常的α1-抗胰蛋白酶,有助于维持蛋白水解活性与抗蛋白酶保护作用之间的平衡。严重缺乏会使这一平衡偏向组织破坏,尤其是在烟草烟雾、感染或吸入性污染物反复招募炎症细胞的情况下。肺部的气体交换表面积非常大,因此累积性损伤的后果尤其严重。
烟草烟雾通过数条相互作用的途径发挥影响。它会增加炎症细胞的募集和蛋白酶的释放,促进氧化应激,还可通过氧化重要的氨基酸残基,损害α1-抗胰蛋白酶的抑制功能。因此,α1-抗胰蛋白酶缺乏与吸烟之间存在相互作用,而不是仅仅构成彼此独立、作用可相互替代的风险因素。肺泡壁的破坏会降低肺的弹性回缩力,减少可用于气体交换的表面积,从而引起肺气肿、气体潴留,最终导致氧转运受损。这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功能丧失机制:到达所需组织的有效抑制蛋白过少。
常见的、可导致严重缺乏的Z变异还会产生具有毒性的功能获得效应。其改变后的构象有利于异常蛋白质聚合物的形成,这些聚合物滞留在肝细胞的内质网中,而不能被有效分泌。细胞内的蛋白质清除系统,包括蛋白酶体降解和自噬,可以清除其中一部分,但持续积聚可造成肝细胞损伤,并引发促纤维化反应。这种疾病是一个重要例证,说明同一种遗传改变如何通过不同的生物学过程损害不同器官。
这些机制解释了Z变异相关缺乏症与不产生蛋白质的变异之间一个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差异。携带两个无效等位基因的个体,循环中的α1-抗胰蛋白酶水平可能极低,发生肺部疾病的风险也可能很高;但由于没有异常蛋白质可供积聚,他们不会出现特征性的肝脏蓄积性损伤。反过来,通过补充替代蛋白来提高循环中的蛋白浓度,也不能清除已经滞留在肝细胞内的聚合物。
遗传变异、命名与遗传方式
SERPINA1 位于14号染色体上,编码α1-抗胰蛋白酶。这种疾病通常被描述为常染色体共显性遗传:遗传获得的每个等位基因都会影响蛋白质表型及其循环血液中的浓度。严重缺乏最常见于遗传获得两个显著缺陷等位基因的人,但杂合状态也可能改变疾病易感性。因此,将所有杂合子都称为不受疾病影响的“携带者”是一种过度简化,尤其是在存在吸烟或其他肝损伤因素时。
传统的蛋白酶抑制剂(PI)命名法源于α1-抗胰蛋白酶各变异体在电泳中的迁移特征。常见的正常等位基因属于M组;S和Z是最广为人知的缺陷等位基因。因此,PIMM通常表示正常表型,PIMZ表示一个正常等位基因与一个Z等位基因的组合,PI*ZZ则表示两个Z等位基因。按惯例,Z变异在成熟蛋白中的氨基酸替换记为Glu342Lys,S变异则记为Glu264Val。如果编号包含信号肽,相应的氨基酸残基编号便会不同;在比较实验室报告或分子研究文献时,需要注意这一区别。
PIZZ者的循环血液中α1-抗胰蛋白酶浓度通常约为正常值的10%–15%,但测量结果会随实验室方法和生理状况而变化。PISZ通常导致中等程度的缺乏,个体之间的浓度范围有相当大的重叠;部分人的浓度低于传统上用于界定严重肺部病变风险的生化阈值。PI*MZ通常仅导致较轻程度的浓度下降。无效变异常以Q0命名,导致受影响的等位基因几乎不产生或完全不产生可检测到的蛋白质。其他罕见变异可能损害蛋白质分泌、改变其抑制活性,或同时产生这两种影响。
如果父母双方均为PIMZ,则每次怀孕生育PIMM子女的概率为25%,生育PIMZ子女的概率为50%,生育PIZZ子女的概率为25%。这些概率独立适用于每次妊娠。它们描述的是遗传情况,而非发生肺气肿或肝硬化的概率:即使基因型相同,临床外显率也并非100%。因此,基因型所确定的是一种生物学上的易感倾向,而不能据此对症状、发病年龄或生存期作出确定预测。
区分基因型与实测蛋白质浓度十分重要。α1-抗胰蛋白酶是一种急性期蛋白,其浓度会在炎症期间升高;妊娠和雌激素暴露也可使其水平升高。因此,携带缺陷等位基因的人在某些情况下,检测结果仍可能处于实验室参考范围内。反过来,浓度偏低也无法确定其背后的具体变异。结果判读需要将定量测定与蛋白质分型、靶向基因检测或测序相结合。遗传咨询会解释这些区别、可能出现的各种临床结局,以及检出家族性变异所带来的影响。
发现、分布与识别不足
1963年,瑞典的卡尔-贝蒂尔·劳雷尔和斯滕·埃里克松发现了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他们的研究将血清蛋白电泳中α1球蛋白条带减弱或缺失与肺气肿联系起来。这一发现推动了肺损伤蛋白酶–抗蛋白酶模型的确立,并表明某种特定的遗传性生化异常可使人易患慢性破坏性肺部疾病。1969年,哈维·夏普及其同事报道了该病与儿童肝病的关联,使人们对该病的认识从肺部疾病易感性障碍拓展为累及多个系统的蛋白质折叠疾病。
导致缺乏的等位基因在地理分布上并不均匀。Z等位基因尤其与北欧血统相关,而S等位基因在伊比利亚半岛及部分具有相关血统的人群中相对常见。人口迁移使这两种等位基因广泛传播,许多不同族群和地理区域的人群中都存在具有临床意义的缺乏症。因此,祖源信息可为人群层面的估算提供参考,却不能可靠地用于排除某个个体的诊断。在某些人群中,罕见变异所致病例所占的比例也较高,仅检测S和Z等位基因会漏掉这些病例。
重度缺乏症的患病率估计值取决于研究人群、基因型的界定以及病例识别方法。在具有欧洲血统的人群中,PIZZ基因型的频率通常估计为每2,000至5,000人中约有1人,但各地频率差异很大。在某些地区,PISZ基因型及杂合状态更为常见。根据等位基因频率推算的估计值并不等同于已确诊患者人数,也不能直接反映出现具有临床意义疾病的人数。许多携带相关基因型的人始终没有症状,或从未接受过检测。
瑞典于1972—1974年开展的一项新生儿筛查计划检测了约20万名婴儿,并由此建立了一个重度缺乏症队列。呼吸科门诊患者中,有症状的吸烟者所占比例偏高;对这一队列的长期随访提供了门诊研究无法获得的信息。这类基于人群的观察表明,重度缺乏症并非必然导致早发且致残的肺气肿,并明确了吸烟暴露的重要影响。这些观察还表明,儿童期肝脏生化指标或临床表现异常,并不一定预示成年后会发生严重肝病。
识别不足仍是该病流行病学的一项核心特征。其呼吸系统表现与常见的吸烟相关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及哮喘重叠,肝脏表现则可能类似于其他病因所致的慢性肝病。有些患者在出现呼吸道症状多年后、接受肝脏评估后,或在一名亲属被确诊后才得到诊断。因此,专业指南倾向于建议对COPD患者广泛开展检测,而非仅限于发病年龄异常年轻或具有典型肺气肿分布的患者。人群筛查则是另一项政策议题,涉及检测检出率、知情同意、随访,以及在症状出现前识别易感性所带来的影响。
肺部表现与临床病程
本病特征性的肺部病变为全腺泡型肺气肿,肺腺泡各部分受到的破坏相对均匀,且常以肺下区为重。这与吸烟相关肺气肿常见的、以上肺区为主的小叶中央型分布不同。这一区别有参考价值,但并非绝对: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也可出现上叶病变、混合分布以及显著的气道病变。既不能因肺底部没有肺气肿,也不能因患者有吸烟史,就排除遗传因素的作用。
临床表现包括逐渐加重的活动后呼吸困难、喘息、运动耐量下降,有时还伴有慢性咳嗽、咳痰。这些症状起初可能被归因于哮喘、反复发作的支气管炎、缺乏运动导致的体能下降,或单纯归因于吸烟。严重缺乏可使肺气肿提前数十年出现,吸烟者尤其如此,但发病年龄的个体差异很大。有些人直到成年晚期仍未出现具有临床意义的气流受限,尤其是那些避免烟草暴露的人。尽管这种缺乏自出生时便已存在,儿童期肺气肿仍不常见。
肺功能评估通常可见持续性气流受限、肺过度充气和弥散能力下降。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₁)可用于衡量气流受限的程度,但不能全面反映肺组织损伤。随着肺泡表面积减少和肺毛细血管床丧失,弥散能力可随之下降;运动试验则可能发现静息时未显现的血氧饱和度降低。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可在肺量计检查显示严重功能损害之前发现肺气肿,并明确其分布。因此,影像学、肺功能和症状之间的关系虽有参考价值,却并非一一对应。
部分患者会出现支气管扩张症,即支气管永久性扩张,可导致日常咳痰、感染和急性加重。由于定义、影像学方法和患者选择不同,各项研究报告的发生频率也有所差异。气道高反应性和气流受限中的可逆性成分可与肺气肿并存。因此,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不能仅凭影像学诊断,也不只有一种肺部表型;不同患者的肺实质破坏与气道病变可呈不同程度的组合。
疾病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暴露情况和基线病情。吸烟是目前已明确的、最重要且可干预的疾病进展加速因素,职业性粉尘、烟雾及其他吸入性刺激物暴露也可能增加风险。急性加重可使病情在短期内明显恶化,并增加累积疾病负担。疾病晚期,气体交换受损可导致慢性低氧血症、肺动脉高压和右侧心力衰竭。
评估疾病自然史时,必须注意患者是如何被发现的。因呼吸道症状而确诊者,其结局通常比通过家系检测发现的亲属更差。因此,不能认为转诊中心的患者队列能够代表所有PI*ZZ基因型个体。这种病例发现方式带来的偏倚,也有助于解释为何早期描述强调患者普遍在较早年龄即出现呼吸功能障碍,而人群研究和家系研究所见的结局则更为多样。
肝脏病变与罕见的全身性表现
肝病主要由可形成聚合物的α1-抗胰蛋白酶变异体滞留于细胞内所致,其中尤以Z变异体为甚。其临床表现范围广泛,从儿童期的一过性异常,到儿童期或成年期发生的肝硬化和肝衰竭,均可出现。肝脏与肺部病变的严重程度并不密切相关:患者可能已有明显肝病,却仅有轻微呼吸功能损害;也可能已出现晚期肺气肿,却没有显著肝病。血液中测得的α1-抗胰蛋白酶浓度既不能反映细胞内聚合物的负荷,也不能可靠地用于肝损伤分期。
在婴儿期,本病可表现为胆汁淤积、持续性黄疸、大便颜色变浅、肝大及肝脏生化指标异常。许多患儿的临床状况会有所改善,但少数会发展为进行性纤维化、门静脉高压或肝衰竭。鉴别诊断包括胆道闭锁,以及其他引起新生儿胆汁淤积的代谢性或遗传性疾病。即使已确诊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当临床表现提示可能存在其他疾病时,仍需进行相应评估。
成人肝病在纤维化进展至晚期之前,可能一直没有明显临床症状。可能的表现包括肝酶指标持续异常、与门静脉高压相关的血小板减少、脾大、腹水或静脉曲张出血。临床队列研究发现,年龄较大、男性,以及合并代谢性或酒精相关性肝损伤,与更严重的疾病负担有关。对于存在其他肝损伤因素的人群,PI*MZ正日益被视为一种影响患病风险的因素,而非一种必然会单独导致原发性肝病的基因型。
特征性的组织学表现是肝细胞内存在过碘酸-希夫染色阳性、耐淀粉酶消化的球状小体,通常在门管区周围尤为明显。免疫染色可显示这些包涵体内含有α1-抗胰蛋白酶。在相应的临床背景下,这些小体的存在可支持诊断,但其数量并不能直接反映纤维化的严重程度。组织学表现也会因年龄和取样情况而有所不同。活组织检查可帮助明确原因不明的肝病,或对部分病例进行分期;但如果血液和基因检测已能证实这种遗传性缺乏,就不必仅为确诊而进行活组织检查。
肝硬化会增加肝细胞癌的风险,而肝细胞癌是肝癌的一种主要类型。因此,在评估成年患者时,应将基础遗传性疾病的诊断,与纤维化分期、门静脉高压及癌症风险等问题分别考虑。
坏死性脂膜炎是一种罕见的肝外表现,可引起疼痛性炎症性皮下病灶、溃疡,以及液化脂肪形成的油性渗出。一般认为,这种组织损伤反映了对局部蛋白酶活性的控制不足。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尤其是Z等位基因,也与抗蛋白酶3抗体阳性的肉芽肿性多血管炎有关。这些关联并不意味着大多数患者都会发生上述任一种疾病,但可以解释为何在评估某些原因不明的脂膜炎或特定类型的系统性血管炎时,会进行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检测。
诊断检测与器官受累评估
诊断需结合循环血液中α1-抗胰蛋白酶的测定,以及致病蛋白变体或等位基因的鉴定。通常首先通过血清血液检查进行定量测定,但并非所有病例都能仅凭这一检查确诊。由于这种蛋白的水平会在炎症期间升高,感染或炎症发作期间看似令人放心的结果,可能掩盖潜在的缺乏。同步评估炎症活动情况、在病情稳定时复测,以及进行分子检测或表型检测,有助于厘清此类不一致的结果。
约为 的浓度,按目前常用的现代校准方法通常表示为约 ,历来被用作判断重度缺乏及是否符合补充治疗条件的生化阈值。这并不是区分哪些人会发生肺气肿、哪些人不会发生肺气肿的明确界线。以往的检测标准所对应的质量浓度值有所不同,因此必须结合实验室采用的检测方法及参考信息解读结果,不能将所有已发表的毫克每分升数值视为可以直接互换。
采用等电聚焦法进行蛋白表型检测,可根据蛋白的迁移模式鉴定变体。靶向基因分型通常检测S和Z等位基因;这种方法能够高效检出常见变体,但不能排除罕见的缺乏型、功能异常型或无效等位基因。当实测浓度、表型与初步基因型结果不一致时,扩大基因分型检测范围或进行SERPINA1测序有助于进一步明确诊断。无效等位基因尤其值得注意,因为缺失的蛋白无法形成自身可见的电泳条带。因此,实验室报告S和Z检测阴性,并不等于排除了所有类型的缺乏症。
临床指南通常建议对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的成人、原因不明的慢性肝病患者,以及部分原因不明的支气管扩张、坏死性脂膜炎或肉芽肿性多血管炎患者进行检测。一些指南还将存在持续气流阻塞、被诊断为哮喘的成人纳入检测范围。一旦发现疾病相关变体,对亲属进行检测便有助于在出现明显器官损伤前识别患病者。在家系调查中,基于基因型的方法比单纯测量浓度能提供更多信息,因为前者可直接确定遗传的等位基因。
确诊后的评估旨在确定是否存在器官病变,并为后续随访建立基线。肺部评估可包括肺量测定、肺容积、弥散能力、氧合状况,以及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的影像学检查。基线胸部CT检查可用于评估有症状的肺部病变或肺功能异常,但并非所有指南都建议仅为常规监测而反复进行CT检查。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辐射暴露,以及影像学结果是否会改变诊疗方案。
肝脏评估包括肝酶、胆红素、白蛋白、凝血指标、血小板计数,以及超声成像或弹性成像等影像学检查。氨基转移酶正常并不能可靠地排除纤维化。因此,解读结果时应综合实验室指标的变化趋势、体格检查、影像学表现及其他肝病危险因素,而不能依赖单一的生物标志物。
呼吸系统疾病的管理与移植
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大多遵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的既定治疗方法,同时兼顾遗传性抗蛋白酶缺陷的影响。避免接触烟草烟雾至关重要,因为吸烟会显著加快重度缺乏患者肺气肿的进展。临床管理还需关注职业和环境中的吸入性暴露、身体活动、营养状况及合并疾病。这些措施会影响呼吸系统疾病的总体负担,但不能纠正作为病因的 SERPINA1 基因型,也不能补充所缺乏的蛋白质。
吸入性支气管扩张剂用于减轻气流受限相关症状,提高运动耐量。根据临床表型,治疗可包括长效毒蕈碱受体拮抗剂、长效β受体激动剂或两者联合使用。吸入性皮质类固醇适用于特定情况,尤其是具有相应急性加重特征或合并哮喘特征的患者;它们并不是针对这一遗传性缺乏症本身的通用治疗。急性加重的处理取决于严重程度和疑似病因,包括加强支气管扩张治疗,以及在有指征时使用全身性皮质类固醇或抗生素。
肺康复结合运动训练、教育和其他支持性干预,以改善气短、体能下降和活动受限。对于符合标准、存在重度慢性静息低氧血症的COPD患者,长期补充氧的作用已得到确立,但这并不能修复已遭破坏的肺泡。呼吸道疾病疫苗接种计划包括接种流感疫苗、肺炎球菌疫苗,以及根据适用指南接种其他疫苗,旨在减少可预防的感染及其并发症。这些措施发挥的是支持性作用,而非纠正抗蛋白酶缺乏。
晚期肺气肿有时需要考虑通过操作性治疗减轻肺过度充气。在更广泛的COPD临床试验中,上叶为主型肺气肿患者从外科肺减容术中获益最为明确;相比之下,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患者接受该手术的效果通常较差,或疗效维持时间较短。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干预措施都不适用:病变的解剖分布、叶间裂完整性、侧支通气、运动能力和操作风险,都会影响支气管镜介入或外科治疗的选择。仅凭遗传学诊断,无法完成全面的操作前评估。
对于经过筛选的终末期呼吸系统疾病患者,肺器官移植是一项已确立的治疗选择。筛选时需综合考虑生理功能受损的严重程度、功能障碍、预期获益、合并疾病及移植中心的标准。合并显著肝病会使评估更加复杂,少数经过严格筛选的病例有时可考虑肺肝联合移植。
移植肺并不能纠正受者肝脏的α1-抗胰蛋白酶生成异常,因此肺移植后循环中的该蛋白仍然缺乏。尽管如此,移除严重受损的肺仍可显著改善呼吸功能。关于移植后常规继续或开始增补治疗的证据有限,临床实践也不尽相同。移植结局还取决于感染、排斥反应和长期免疫抑制等其他移植适应证同样面临的因素,而不只是最初的遗传性疾病。
静脉补充治疗及其证据基础
静脉补充治疗使用从混合人血浆中提纯的α1-蛋白酶抑制剂,目的是提高血液循环和肺内具有正常功能的抑制剂浓度,减少蛋白酶介导的持续性组织破坏。广泛采用的方案为每周静脉给药一次,剂量为 。这是一种针对部分重度缺乏且已发生肺气肿患者的疾病特异性治疗,但并非根治手段:它既不能改变遗传基因型,也不能使已丧失的肺泡组织再生。
不同国家或地区、产品说明书和临床指南对治疗适用条件的规定有所不同。通常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经生化检测证实存在重度缺乏、基因型符合要求、有肺气肿伴气流受限的证据,以及目前不吸烟。各指南中证据最充分或推荐力度最强的气流受限范围也不尽相同。对于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PI*MZ个体,通常不支持常规采用这种治疗,因为其缺乏程度及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可获得同等获益。仅凭基因型标签,而不结合临床和生化评估,无法判断患者是否符合治疗条件。
主要的随机试验证据涉及通过CT密度测定评估肺组织保留情况。在2015年发表的RAPID试验中,180名受试者被分配接受每周一次的补充治疗或安慰剂,持续两年。在肺总量位测得的CT肺密度下降速度,治疗组较慢:两组分别约为每年 和 。然而,预先设定的、合并肺总量位与功能残气量位扫描结果的分析,并未达到常规统计学显著性标准。这些区别对解读试验结果十分重要:该试验为保护肺组织结构提供了证据,但并不意味着每项预定分析都得出了明确的阳性结果。
CT密度测定比肺量计检查更直接地反映肺组织丧失,但它仍属于替代终点。随机试验尚未证实,该治疗在降低死亡率、减少急性加重频率或减缓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₁)下降方面具有同样明确的获益。RAPID的一项开放标签延长期研究支持这样的解释:治疗能够减缓后续肺密度下降,但无法恢复治疗开始前已丧失的组织。观察性登记研究还报告了其他关联,包括生存方面的差异,但与随机对照试验的结果相比,这些发现更容易受到选择偏倚和混杂因素的影响。
实际应用的局限包括需要反复静脉给药、费用高、治疗可及性有限,以及依赖血浆来源制品。治疗可能引起输注反应和超敏反应。还需遵循各产品特有的注意事项,包括涉及重度免疫球蛋白A缺乏及抗IgA抗体的相关要求。献血者筛查和生产工艺可降低感染风险,但安全性评估仍需针对具体产品和接受治疗者进行。
补充治疗不能纠正肝内异常蛋白蓄积的机制。提高循环中正常蛋白的水平,并不能清除肝细胞内的突变蛋白;该治疗也不适用于单纯预防或逆转α1-抗胰蛋白酶相关肝病。对于重度缺乏相关脂膜炎,现有治疗经验提示部分病例可能获益,但这些证据主要来自病例报告和小规模病例系列,而非与肺部研究规模相当的临床试验项目。
肝脏靶向治疗与新兴分子疗法
目前,α1-抗胰蛋白酶相关肝病的常规治疗主要针对肝损伤的后果及合并存在的其他肝脏疾病。临床监测方案取决于年龄、疾病阶段,以及是否存在门静脉高压或肝硬化等表现。对于腹水、静脉曲张、肝脏合成功能受损及肝细胞癌风险,通常遵循其他病因所致慢性肝病的管理原则。避免进一步的肝损伤也很重要,但尚无常规药物治疗被证实能够可靠地清除细胞内蓄积的Z型蛋白,并完全阻止疾病进展。
肝移植是晚期肝病的根本性器官替代治疗。由于循环中的α1-抗胰蛋白酶大部分由肝脏产生,移植来自该蛋白生成正常的供者的肝脏后,循环中的蛋白浓度通常可恢复至接近供者正常表型所对应的水平。因此,肝移植与肺移植有着本质区别:后者只是替换受损的靶器官,并不纠正所缺乏蛋白的主要来源。肝移植不能逆转已有的肺气肿,因此,在移植评估和后续诊疗中,肺部状况仍然十分重要。
对毒性蓄积与全身性缺乏的区分,影响了试验性治疗的研发方向。其中一种方法利用RNA干扰,减少肝细胞内突变型α1-抗胰蛋白酶的生成。Fazirsiran是一种在研的小干扰RNA疗法;2022年发表的一项早期研究显示,该疗法可大幅减少肝内Z型蛋白的蓄积。该研究仅纳入少量成人受试者,报告的是组织学和生化指标的变化;这些结果本身并不能证明该疗法可预防肝衰竭、癌症、肝移植或死亡。仍需开展规模更大的对照研究,以确定其持久的临床获益和安全性。
抑制肝脏生成这种蛋白,会带来一项特殊的治疗权衡:减少有毒蛋白的同时,也可能减少循环中抗蛋白酶的供应。因此,相关研发项目必须在评估肝脏获益的同时,评估其对肺部的影响。这一挑战推动了对联合治疗策略的关注,即一方面减少突变蛋白的生成,另一方面通过其他途径补充有功能的蛋白。这也说明,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一种成功的肝脏靶向分子干预就能治疗整个疾病。
其他在研策略包括旨在阻止聚合物形成的分子、改善蛋白折叠或分泌的化合物,以及增强细胞内蛋白清除的干预措施。这些策略的预期作用各不相同:阻断聚合可能减少肝细胞损伤,而恢复有功能蛋白的分泌,则有望同时解决肝内蓄积和肺部缺乏的问题。仅仅证实某种化合物能够提高血液中的蛋白浓度还不够;还必须确认所分泌的蛋白保留了适当的抑制功能,且治疗不会加重细胞内毒性。
基因治疗和基因编辑方法,旨在实现有功能的α1-抗胰蛋白酶的持续生成,或纠正与疾病相关的序列。主要障碍包括实现充足且长期的表达、控制免疫反应、将治疗递送至相关细胞,以及确立安全性。针对肺部的试验还面临肺气肿病程缓慢且个体差异大的问题,因此很难在短期内证实具有临床意义的差异。肝脏靶向治疗试验则必须区分:观察到的究竟只是蓄积蛋白的减少,还是纤维化的真正逆转或失代偿的预防。在所有这些治疗方法中,分子或影像学层面的反应,仍不等同于已经证实的器官功能改善或长期临床结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