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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生物 / rna-interference

RNA干扰

RNA干扰是由小RNA介导的序列特异性基因沉默过程,在细胞调控、基因组防御、生物学实验和医学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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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干扰(RNAi)是一组生物学过程,其中小RNA分子引导蛋白质复合物识别与其互补的核酸序列,降低靶标的表达水平或活性。在经典的RNA干扰过程中,双链RNA触发对信使RNA(mRNA)的序列特异性降解,从而减少相应蛋白质的生成。相关通路还可抑制翻译,或促进抑制性染色质状态的形成。许多真核生物中都存在RNA干扰,但其组成成分和生物学作用在不同生物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RNA干扰将基因表达调控与抵御病毒和可移动遗传元件的防御机制联系起来。RNA干扰的发现还提供了一种实用手段,使人们能够在不改变基因DNA序列的情况下,降低特定基因的活性。因此,小RNA通路已成为功能遗传学、作物生物技术以及使疾病相关基因沉默的药物研发中的核心内容。要理解RNA干扰,需要区分小向导RNA的生成、其装载到效应蛋白上的过程,以及这些效应蛋白识别并沉默靶标的多种机制。

分子层面的范畴与界定特征

RNA干扰(RNAi)的核心原理是,小RNA中的序列信息引导分子效应器识别与之互补的靶标。引导RNA通常长约20–30个核苷酸,但其确切长度取决于具体通路和生物种类。靶标识别依靠碱基配对,而不是依靠针对每一种靶序列分别进行识别的蛋白质表面。因此,改变引导RNA的序列,就能将同一套细胞分子机制重新导向另一种RNA。

与经典RNAi相关的两类主要小RNA是小干扰RNA(siRNA)和微小RNA(miRNA)。siRNA通常来源于较长的双链RNA,并常常引导对与其高度互补的靶标进行切割。miRNA通常来源于基因编码的RNA发夹结构,尤其在动物中,常通过不完全互补的配对方式调控靶标。这两类RNA均通过Argonaute家族蛋白发挥作用,但它们的前体结构、加工通路及靶标识别模式有所不同。

相关术语的含义随语境而异。在狭义的实验语境中,“RNA干扰”指由导入的双链RNA或siRNA引发的沉默。在较广义的分子生物学用法中,它包括内源性siRNA通路,也常涵盖miRNA介导的调控。PIWI相互作用RNA(piRNA)属于一种相关的小RNA沉默系统,但其生成通常不依赖Dicer。因此,通常将其与经典RNAi并列讨论,而不视为同一条通路。

RNAi通常改变的是RNA的丰度或利用情况,而非底层的脱氧核糖核酸序列。因此,它不同于能够引入永久性序列改变的基因组编辑。RNAi介导的表达降低通常称为敲低,与使基因功能丧失的遗传学敲除相区别。敲低可能不完全、可逆,具有组织依赖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引导RNA及其靶蛋白存留时间的影响。

并非RNA分子所有具有序列特异性的作用都属于RNAi。一些反义寡核苷酸可以招募RNase H、改变RNA剪接,或通过物理阻挡来阻止RNA相互作用,而不涉及Argonaute。同样,细菌的CRISPR系统虽然使用引导RNA,但其进化起源和效应分子机制不同。在解读实验和对治疗药物进行分类时,这些区别十分重要:靶向RNA的药物不一定就是RNAi药物。

发现与历史发展

在RNA干扰被确认为一种统一机制之前,已有多项相关观察。1990年,研究人员原本试图通过实验加深矮牵牛花的颜色,结果却得到了色素减少或花色斑驳的花朵。导入额外的查尔酮合酶基因,可能同时抑制导入基因及其对应的内源基因,这一现象被称为共抑制。研究人员在植物中研究了相关的转录后沉默现象,而在真菌粗糙脉孢菌(Neurospora crassa)中,类似效应则被称为“镇抑”(quelling)。这些发现表明,额外的基因拷贝可能触发依赖于序列的沉默反应,而不只是提高表达量。

1998年,安德鲁·法尔、克雷格·梅洛及其同事报告了利用线虫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开展的决定性实验。与线虫某一基因相对应的双链RNA,所产生的干扰效应比单独使用正义RNA或反义RNA强得多,特异性也更高。只需注射少量RNA,就能引发这种反应,而且效应可扩展到未直接接触所注射RNA的细胞。这项工作确立了双链RNA作为有效触发因子的地位,并赋予这一现象后来被广泛采用的名称——RNA干扰。

1999年,安德鲁·汉密尔顿和戴维·鲍尔科姆在植物中检测到了与转录后基因沉默相关的短反义RNA。他们的结果将基因沉默与一类特定的小RNA联系起来,而不再仅仅归因于长双链RNA的存在。随后,在昆虫系统中开展的生化研究鉴定出了RNA诱导的沉默活性;对RNase III家族酶Dicer的研究则解释了长双链前体如何被加工成短小的向导分子。

2001年,托马斯·图施尔及其同事证明,长度约为21个核苷酸的合成RNA双链能够在哺乳动物细胞中诱导序列特异性沉默,这是一项重要的实用技术进展。长双链RNA往往会激活这类细胞中的抗病毒通路,从而对翻译和细胞生理产生广泛影响。短小的siRNA则提供了一种既能启动沉默机制,又能避开长双链RNA所引发的许多反应的方法。这使靶向基因敲低技术得以在哺乳动物细胞生物学研究中广泛应用。

RNA干扰研究还与内源性发育调控因子的研究相互汇合。1993年,研究人员已在秀丽隐杆线虫中对小RNA lin-4进行了表征;2000年,let-7也得到了描述。后续发现确立了miRNA是一类广泛存在的调控分子,并表明它们与RNA干扰共用核心分子机制。法尔和梅洛因发现RNA干扰而获得200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一历史进程表明,植物转基因实验、真菌遗传学、线虫发育研究和生化研究共同揭示了一种保守的调控方式。

小向导RNA的生成与选择

经典的siRNA生成过程始于双链RNA前体。这类RNA可来源于病毒复制中间体、反向重复序列的转录本、相互重叠的正义与反义转录本,或通过实验引入的分子。Dicer核糖核酸酶是RNase III家族的一种酶,可将前体切割成短双链RNA。其成对的RNase III催化结构域分别切割两条相对的链,生成的双链RNA通常在各自的3′端带有两个核苷酸的突出端。产物长度取决于Dicer蛋白及其相关因子;约21–23个核苷酸较为常见,但并非一概如此。

动物miRNA的生成通常始于细胞核。RNA聚合酶II转录产生含有茎环结构的初级miRNA,即pri-miRNA。微加工复合体在哺乳动物中由Drosha及其搭档DGCR8组成,负责从较长的转录本中切出茎环结构。形成的前体miRNA通常由Exportin-5输出细胞核,再由细胞质中的Dicer加工。这一过程产生一段短双链RNA,可从中选出具有功能的向导链。

植物miRNA的加工在一些重要方面有所不同。在*拟南芥(Arabidopsis thaliana)*中,DICER-LIKE1在细胞核内完成主要加工步骤,辅助蛋白则提高加工的精确性。许多植物小RNA双链随后会经HEN1修饰,使其3′端的末端核糖发生甲基化。这种修饰可保护小RNA,避免不适当的加尾和修剪等导致其不稳定的反应。因此,植物和动物的相关途径在总体原理上相通,但具体加工方式并不相同。

加工完成后,双链中的一条链作为向导链保留在Argonaute蛋白中,另一条链则被移除,后者过去称为乘客链。链的选择部分取决于双链两端的相对稳定性、末端核苷酸的种类,以及所参与的Argonaute蛋白的偏好。这种选择并非绝对:某些miRNA前体的两条臂都能产生具有功能的向导链。这些向导链的相对丰度也可随组织或发育阶段而变化。

还有一些替代途径并不遵循经典的步骤顺序。Mirtron是一类短内含子,其剪接和去分支过程可产生发夹结构,从而绕过Drosha切割。哺乳动物miR-451采用一种非同寻常的成熟途径,由Argonaute 2参与,而不是经过常规的Dicer切割。这些实例表明,前体的来源本身并不能决定最终的调控机制。决定性事件是形成具有功能的向导链–效应蛋白复合物,不过,前体加工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最终可用的向导链序列及其浓度。

靶标识别与沉默机制

经典RNA干扰的核心效应因子是携带引导RNA的Argonaute蛋白。它与相关因子共同组成RNA诱导沉默复合物(RISC)。Argonaute蛋白为引导RNA的两端提供结合位点,并将其序列排列成适于识别靶标的构象。结构研究表明,引导RNA并非仅以游离单链的形式暴露在外:它在蛋白质内部的排列有利于初始配对,并在结合合适的靶标后容纳进一步的配对。

对于许多动物miRNA,识别始于种子区,通常对应从引导RNA的5′端起计数的第2—7位或第2—8位。与这一短区域互补就可能足以招致抑制作用,尤其是当靶位点位于mRNA的3′非翻译区中易于接近的部位时。种子区以外的额外配对可以增强或改变这种相互作用。由于许多转录本中都存在相匹配的短序列,一种miRNA可以调控众多基因,而一条mRNA也可以含有供多种不同miRNA结合的位点。

大范围的互补配对可以支持对靶标的直接切割,这通常称为切片作用(slicing)。在人类细胞中,AGO2是具有强切片活性的主要Argonaute蛋白。切割通常发生在靶链上与引导RNA第10位和第11位核苷酸相对的位置之间。产生的RNA片段随后由细胞核酸酶降解。具有催化活性的Argonaute蛋白利用其PIWI结构域内依赖金属离子的活性位点发挥作用,该结构域的结构与RNase H相似。正确装载引导RNA的复合物可以作用于多个靶分子,因此沉默作用并不只是将引导RNA与靶标一对一地结合并隔离。

当靶标配对不足以支持切片作用时,动物miRNA复合物通常会招募TNRC6/GW182家族蛋白及下游抑制机制的组分。这些相互作用会促进mRNA的多聚腺苷酸尾缩短、5′帽去除以及mRNA降解。在检测到大量RNA丢失之前,它们还可以降低翻译水平。翻译抑制和RNA稳定性降低各自的相对贡献取决于作用时间和生物学背景;在许多针对哺乳动物稳态的测量中,mRNA丰度降低可以解释蛋白质水平下降的相当一部分。

靶标结合并非仅由序列决定。RNA结构、附近的RNA结合蛋白、靶位点的位置、引导RNA浓度以及转录本之间的竞争都会影响抑制作用。反过来,一些高度互补的靶标会通过靶标定向的miRNA降解过程,降低引导RNA的稳定性。这些观察结果表明,“稳定的引导RNA反复摧毁被动靶标”这一简单图景并不完整:靶标能够影响调控分子的寿命,而同一种引导RNA也会因其相互作用的具体构型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果。

自然功能与进化分布

小RNA沉默系统既参与内源基因的调控,也参与抵御外源或潜在有害序列。在植物和许多无脊椎动物中,RNA干扰是一种重要的抗病毒机制。病毒双链RNA通常在复制过程中产生,随后被加工成siRNA,引导病毒RNA的降解。许多病毒编码RNA沉默抑制因子,例如能与小RNA双链结合或干扰Argonaute活性的蛋白质。这种相互作用表明,宿主与病毒之间存在持续的进化冲突。

在昆虫中,黑腹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的抗病毒siRNA通路得到了尤为深入的研究。Dicer-2和Argonaute-2在这条通路中发挥主要作用,而Dicer-1和Argonaute-1则与miRNA调控的关系更为密切。这种分工并非适用于所有动物的普遍规律。哺乳动物的抗病毒防御高度依赖固有免疫通路,包括干扰素信号传导;RNA干扰在哺乳动物中发挥抗病毒作用的程度,则因细胞类型和实验条件而异。因此,不能不加审慎地将一种宿主中的研究发现套用于另一种宿主。

内源性miRNA影响发育、分化和细胞稳态。在秀丽隐杆线虫(C. elegans)中,lin-4和let-7通过控制靶mRNA,调节发育阶段转换的时序。在哺乳动物中,miR-122在肝脏中高度富集,参与肝脏基因调控,而miR-1则与肌肉基因网络有关。它们并不是仅作用于单个下游基因的简单开关。其作用来自多个靶标的组合效应、与转录程序的相互作用,以及调控背景的变化。

小RNA通路还会限制转座元件的活动;这类元件的移动可能损伤基因或破坏基因组的组织结构。在许多动物的生殖细胞系中,piRNA通路通过细胞质中的RNA降解和细胞核内的沉默,在这种防御中发挥突出作用。在其他情境下,内源性siRNA也参与转座子控制。因此,对遗传信息的保护由多个小RNA系统共同承担,而非交由一条普遍保守的通路负责。

比较研究表明,RNA干扰相关机制起源古老,但经历了广泛的分化和多次丢失。例如,出芽酵母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缺乏经典的Dicer–Argonaute RNA干扰系统,而某些近缘酵母则保留了RNA干扰。不同生物在Dicer和Argonaute的数量、引导RNA的长度、扩增机制以及发挥作用的细胞区室等方面各有差异。因此,RNA干扰更适合被理解为一组在进化上相关的通路,而不是存在于每个真核细胞中、一成不变的单一过程。

核内沉默、扩增与遗传

尽管RNA干扰常被描述为细胞质中的mRNA降解过程,小RNA也能引导染色质和转录状态发生变化。这些核内通路识别与特定基因组区域相关的RNA,并招募能够修饰邻近染色质的因子。序列特异性仍然来自RNA配对,但最终结果可能是减少新转录本的产生,而非加速清除已有的转录本。这使RNA沉默与表观遗传学调控联系起来。

裂殖酵母(Schizosaccharomyces pombe)提供了一个得到深入研究的例子。与RNA诱导的转录沉默复合物(RITS)结合的siRNA,有助于识别来自着丝粒重复区域的转录本。这会促进染色质修饰机制的招募,包括组蛋白甲基转移酶Clr4,并促进形成以组蛋白H3第9位赖氨酸甲基化为标志的异染色质。该区域产生RNA以及这些RNA随后被识别的过程,共同参与一个相互强化的循环。因此,沉默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那些最终受到抑制的序列本身的转录。

植物具有一条独特的通路,称为RNA指导的DNA甲基化。在这条通路的一个主要分支中,RNA聚合酶IV和RNA依赖的RNA聚合酶2协助产生前体,随后由DICER-LIKE3将其加工成以24个核苷酸长度为主的siRNA。这些引导RNA与AGO4等Argonaute蛋白结合,并识别由RNA聚合酶V产生的支架转录本。包括甲基转移酶DRM2在内的因子被招募后,会促进相应位点的DNA甲基化,尤其是在转座元件和重复序列处。非经典途径也参与其中,因此,这条通路的实际形式比上述核心过程所呈现的更为多样。

扩增是不同生物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差异。RNA依赖的RNA聚合酶能够以RNA为模板合成更多RNA,使初始触发信号产生数量更多的沉默引导RNA。在线虫中,次级siRNA包括大量22G RNA;这类RNA长22个核苷酸,其特征是以鸟苷起始。哺乳动物不具备与之相当的经典RNA干扰扩增系统。因此,不能想当然地认为,RNA干扰在线虫中表现出的强大效力和持久性也适用于人类细胞。

在特定条件下,与小RNA相关的沉默可在线虫和植物中跨代持续。这种遗传取决于所涉及的生物、位点、暴露条件和分子机制,并不意味着每一种RNA干扰反应都可遗传。生物体内的全身性传播也不同于代际遗传。在秀丽隐杆线虫(C. elegans)中,膜蛋白SID-1参与细胞外双链RNA的摄取和全身性RNA干扰。这些现象体现了几个彼此不同的问题:沉默信号如何扩增、如何在细胞间传递,以及调控信息如何在繁殖后得以保留。

实验性基因敲低与功能筛选

RNA干扰(RNAi)成为功能基因组学的重要工具,因为研究人员可以通过降低某个基因的表达,观察由此产生的表型,来研究该基因的功能。合成的小干扰RNA(siRNA)可以导入培养细胞,而较长的双链RNA在许多无脊椎动物实验体系中也能有效发挥作用。秀丽隐杆线虫(C. elegans)可以通过摄食经工程改造、能够产生双链RNA的细菌来摄取双链RNA。这使研究人员得以开展大规模研究,将单个基因与发育、存活能力、代谢和行为联系起来。

为了实现更持久的表达,研究人员通常使用短发夹RNA(shRNA)。DNA载体编码的转录本会折叠成茎环结构,随后被加工为具有活性的小RNA。这类构建体可以通过质粒或病毒载体递送,其表达可由组成型或诱导型调控元件控制。有些设计将靶向序列嵌入类似微RNA(miRNA)的骨架中,以利用内源性加工机制。与单次给予合成siRNA不同,持续转录能够维持基因敲低效果,但表达水平和载体本身的行为也会引入额外变量。

RNAi筛选可以采用阵列式设计,将不同试剂分别置于独立孔中;也可以使用包含多种靶向构建体的混合文库。在混合文库筛选中,可以测量筛选前后各构建体对应序列标签的丰度。特定构建体的减少或富集,可以揭示哪些基因会影响细胞存活、药物反应或其他可供筛选的性状。当表型涉及细胞形态、亚细胞定位或反应异质性,而不只是简单的生长情况时,基于成像的阵列式筛选尤其有用。

特异性是RNAi的一项主要局限。为切割某一转录本而设计的siRNA,也可能通过类似miRNA的种子区配对方式抑制其他转录本。双链中的两条链都可能产生非预期活性。其他复杂因素还包括先天免疫反应的激活、内源性加工系统的饱和、递送效率的差异,以及与预定靶标无关的毒性。此外,靶标mRNA的减少未必会使寿命较长的蛋白质迅速减少。因此,只测量一个分子层面的终点指标,可能无法准确反映实际的生物学扰动。

有力的证据通常需要结合使用靶向不同序列的独立试剂、在适当情况下同时测量靶标RNA和蛋白质,以及采用独立于RNAi的方法验证基因功能。一项尤其有价值的对照是进行功能挽救实验:使用经过改造的靶基因版本,使其既能抵抗沉默试剂的作用,又能保留蛋白质功能。成簇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CRISPR)介导的基因敲除和CRISPR干扰已在部分筛选应用中取代RNAi,但在需要部分、可逆或选择性针对特定转录本进行抑制时,RNAi仍然很有用。RNAi实验结果反映的是特定程度、特定持续时间的靶标耗减所产生的后果,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基因完全缺失的后果。

递送、化学修饰与药理学

RNA干扰疗法的核心难题往往在于递送,而非对靶序列的识别。未经保护的RNA容易被核酸酶降解,其分子大小和所带负电荷也使其难以被动穿过细胞膜。通过内吞作用进入细胞的物质可能滞留在细胞内囊泡中,无法到达大部分RNA干扰机制发挥作用的细胞质。因此,有效的递送必须兼顾在体液中的稳定性、组织分布、细胞摄取,以及向适当细胞内区室的释放。

化学修饰可以改善siRNA分子的性能。常用方法包括在糖基上引入2′-O-甲基和2′-氟取代,以及在骨架的特定位置引入硫代磷酸酯键。精心选择的修饰能够提高对核酸酶降解的抵抗力,减少不必要的免疫识别,并影响链的选择,同时保留与Argonaute蛋白的有效相互作用。但修饰并非不受限制:敏感位点的改变可能损害加工、靶标识别或催化活性。治疗用siRNA的设计需要平衡这些要求,而非一味追求最大程度的化学保护。

脂质纳米颗粒是一种已确立的递送策略。这类颗粒将RNA包封在由可离子化脂质及其他脂质成分构成的组装体内。可离子化脂质经过设计,其电荷特性可随pH变化,从而有助于兼顾细胞外的耐受性与细胞内递送。颗粒被摄取后,与内体膜的相互作用可使部分RNA载荷逃逸至细胞质。由于肝脏的血管结构和摄取途径,多种纳米颗粒制剂尤其容易递送至肝脏。

另一种主要方法是将siRNA与N-乙酰半乳糖胺(通常缩写为GalNAc)偶联。多价GalNAc可与肝细胞表面的去唾液酸糖蛋白受体结合,促进受体介导的摄取。这一策略已使多种靶向肝脏的RNA干扰药物能够通过皮下注射给药,而无须使用脂质纳米颗粒载体。高效的受体摄取并不能消除内体屏障,但靶向进入、化学稳定化和持久的细胞内活性相结合,可以产生持续较长时间的药理效应。

基因沉默的持续时间并非仅由血液中游离药物的浓度决定。药物在细胞内的存留、装载至Argonaute蛋白的情况、靶mRNA的更新、蛋白质周转以及细胞分裂都会产生影响。即使循环中的药物已减少,仍保持活性的引导链也能继续抑制其靶标的生成。反之,即使mRNA切割效率很高,长寿命蛋白质的水平也可能下降缓慢。这些关系解释了不同RNA干扰药物在给药间隔和起效时间上的差异。

向肝细胞以外的细胞递送仍是一个重要的研发领域。实体瘤、骨骼肌、肺和中枢神经系统各自存在不同的解剖学与细胞层面的屏障。局部给药可以绕过部分分布障碍,但并不必然保证药物能够到达相关细胞。同样,在评估毒性时,也必须区分源于靶标生物学作用、非预期的RNA识别以及递送材料本身的影响。

RNAi药物与临床转化

RNAi药物通常利用小干扰RNA(siRNA),减少某种蛋白质的产生,而这种蛋白质的丰度是促成疾病的因素之一。靶蛋白本身不一定需要能被常规药物作用:其mRNA提供了另一个干预切入点。在许多成功的应用中,疾病相关蛋白由肝脏产生,因此,面向肝细胞的靶向递送尤其有用。不过,临床疗效取决于是否已证实降低靶标水平与改善疾病结局之间存在联系,而不仅仅是能否在分子层面实现敲低。

2018年,帕替司兰(patisiran)成为首个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RNAi治疗药物。该药采用脂质纳米颗粒制剂,经静脉给药,靶向肝脏中的转甲状腺素蛋白mRNA。其最初获批的适应证是成人遗传性转甲状腺素蛋白介导的淀粉样变性相关多发性神经病。转甲状腺素蛋白可形成淀粉样沉积,造成组织损伤;减少其产生,是从源头减少前体蛋白的供应,而不是直接清除所有已有的沉积物。帕替司兰的获批表明,全身性RNAi可以被开发为获准上市的药物。

随后数种药物的获批,证明了N-乙酰半乳糖胺(GalNAc)偶联siRNA的实用价值。吉伏司兰(givosiran)于2019年在美国获批,用于治疗成人急性肝卟啉病。它靶向氨基乙酰丙酸合酶1,减少该病中会发生蓄积的中间产物的生成。鲁玛司兰(lumasiran)于2020年获批用于治疗1型原发性高草酸尿症,靶向编码乙醇酸氧化酶的羟酸氧化酶1基因。这会减少可供利用的乙醛酸,进而降低草酸的生成量。这些实例表明,RNAi可以作用于某条通路中的其他组分,而不必直接针对导致遗传病的基因。

英克司兰(inclisiran)靶向PCSK9 mRNA,通过增加肝脏中可用的低密度脂蛋白(LDL)受体,降低循环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它于2020年获得欧盟许可,并于2021年在美国获批。维妥司兰(vutrisiran)是另一种利用GalNAc递送、靶向转甲状腺素蛋白的siRNA,于2022年首次在美国获批。奈多司兰(nedosiran)靶向肝脏中的乳酸脱氢酶A,于2023年在美国获批,用于特定的1型原发性高草酸尿症患者人群。这些产品在靶标、制剂、给药方案和获批适用人群方面各不相同,不能将它们视为同一种疗法中可相互替代的药物。

临床评估会区分靶标水平降低与患者获益,并同时评价靶标相关风险和产品特有风险。降低某种蛋白质的水平,可能因其正常生理功能受到影响而产生后果;序列或制剂本身也可能引入其他不良反应。因此,临床试验会在评估药效学标志物的同时,考察与疾病相关的临床指标。开发工作还涉及生产一致性、RNA完整性、杂质控制以及递送的可重复性。已获批的产品确立了RNAi作为治疗平台的地位,但针对肝细胞靶标取得成功,并不意味着在所有器官或疾病中都具有同等的可行性。

农业应用与生态限制

RNAi可通过抑制特定植物基因来改变作物性状。引入的反向重复序列可产生发夹RNA,进而生成针对选定转录本的siRNA。一个已投入应用的例子是不易褐变的Arctic苹果:通过抑制多酚氧化酶基因,减少组织受损后的酶促褐变。辛普劳公司的Innate马铃薯则利用RNAi抑制与碰伤、高温烹调过程中形成丙烯酰胺的相关化合物积累等性状有关的基因。具体性状取决于品种及所作的遗传改造。

植物介导的RNAi也可用于防治害虫或病原体。在宿主诱导的基因沉默中,植物产生与侵袭生物某个必需基因相对应的RNA。如果这些RNA进入该生物体内,并启动其基因沉默机制,就能降低选定靶基因的表达。MON 87411玉米是一个突出的害虫防治实例:除具备其他抗虫性状外,它还产生靶向西方玉米根虫 Snf7 基因的双链RNA。该靶基因参与细胞内膜运输,干扰其功能可损害害虫。

另一种相关方法是从外部施用双链RNA,而不是通过改造植物使其自行产生。喷雾及其他制剂旨在保护RNA免受环境降解,并将其递送至害虫或病原体。这种方法可将RNAi制剂的使用与作物的永久性遗传改造分离,但其田间效果取决于靶标的暴露情况。阳光、降雨、温度、表面核酸酶,以及叶片或昆虫肠道的化学环境,都可能影响最终到达敏感细胞的完整RNA数量。

不同生物对环境中RNA的敏感性差异很大。一些甲虫对摄入的双链RNA反应强烈,而许多蛾类和蝶类则因RNA降解、摄取障碍或全身性扩散有限等原因,较难成为有效靶标。不同真菌物种摄取外源RNA的能力也各不相同。因此,在实验室细胞测定中成功实现基因沉默,并不意味着田间施用的RNA也能以有效浓度到达靶标。必须考虑从施用到细胞内发挥作用的完整路径。

生态层面的特异性取决于序列、暴露情况和生物敏感性三者的共同作用。针对某一害虫选定的序列,可能含有与近缘非靶标物种转录本相匹配的区域,但如果没有足够的暴露和有效摄取,仅凭序列匹配并不能认定会产生不良影响。因此,风险评估需要考察相关生物及现实中的暴露途径,而不能仅以RNA可被生物降解这一笼统说法为依据。此外,靶序列改变、摄取减少、降解增强或基因沉默机制发生变化,都可能导致抗性演化。这些限制因素影响着如何评估基于RNAi的作物保护措施,以及如何将其与其他害虫管理方法结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