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小RNA是一类不编码蛋白质的小分子RNA,长度通常约为20–24个核苷酸,通过与其他RNA发生序列特异性相互作用来调控基因表达。成熟的微小RNA与Argonaute蛋白质结合,发挥向导作用,将复合物引导至靶分子,最常见的靶分子是信使RNA。根据生物种类及序列互补程度的不同,这种相互作用可以抑制蛋白质合成、加速信使RNA降解,或直接引发靶分子的切割。
微小RNA是动物、植物及其他若干真核生物谱系中基因调控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单个微小RNA可以调控多个靶标,而同一条信使RNA也可以受到多个微小RNA的调控。它们的作用既包括对蛋白质产量的微调,也包括对发育时序、细胞身份和生理反应的决定性改变。微小RNA的发现确立了这样一种认识:短链内源性RNA构成了一个广泛存在的生物调控层次,而非以蛋白质为核心的基因调控模型中的罕见例外。
微小RNA生物学涵盖这些分子的生成与成熟、靶标识别的规律、进化起源,以及它们在发育和疾病中的作用。微小RNA也被作为实验工具、潜在的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点加以研究;不过,仅仅鉴定出具有功能的相互作用,或检测到循环中的微小RNA,本身并不足以证明其临床实用价值。
微小RNA的发现与一种调控原理的确立
首个微小RNA是在研究线虫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的发育时序时发现的。lin-4 基因发生突变,会扰乱幼虫发育事件的正常顺序。1993年,罗莎琳德·李、朗达·费因鲍姆和维克托·安布罗斯报告称,lin-4 并不编码常规的蛋白质,而是产生小RNA,其中一种长约22个核苷酸。布鲁斯·怀特曼、河一浩和加里·鲁夫昆同期发表的一项研究则揭示了这种RNA如何调控 lin-14;后者编码的蛋白质控制着发育时序。
关键发现是,lin-4 小RNA与 lin-14 信使RNA的3′非翻译区中的重复元件存在序列互补性。lin-14 蛋白质水平下降时,信使RNA的丰度在初期并未相应下降到足以解释这一效应的程度。这些发现支持一种涉及转录后翻译(生物学)调控的机制。然而,当时人们认为,lin-4 似乎只是线虫发育中的一个特殊现象,而非某种普遍调控系统的首个实例。
let-7 的发现改变了这一认识。2000年,布伦达·莱因哈特及其同事描述了另一种控制秀丽隐杆线虫发育阶段转换的小RNA。随后,艾米·帕斯奎内利及其同事的研究证明,let-7 的序列在多种两侧对称动物中具有保守性。这种保守性表明,小调控RNA不太可能只是线虫所特有的现象。2001年,多个研究团队报告了大量其他内源性小RNA,并确立了“微小RNA”这一术语,用以指称这一不断扩大的RNA类别。
微小RNA研究与RNA干扰研究同步发展。RNA干扰是一种序列特异性的沉默过程,安德鲁·法尔、克雷格·梅洛及其同事于1998年通过实验证实了这一现象。后续研究表明,这两类通路共用一些核心组分,包括Dicer和Argonaute蛋白。不过,微小RNA与小干扰RNA通常具有不同的来源:微小RNA一般源于含有发夹结构的独立转录本,而小干扰RNA通常源于较长的双链RNA。两者的作用机制存在重叠,因此仅凭长度无法可靠地区分它们。
微小RNA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基因组非编码部分的认识,也将经典发育遗传学与RNA加工和识别的生化机制联系起来。2024年,维克托·安布罗斯和加里·鲁夫昆因“发现微小RNA及其在转录后基因调控中的作用”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一发现历程表明,对某种特定发育表型的研究,能够揭示一种广泛保守的分子层面原理。
动物中的生成与成熟
大多数动物微小RNA基因由RNA聚合酶II转录,生成初级微小RNA转录本,即pri-miRNA。这些转录本可能含有一个发夹结构,也可能含有成簇排列的多个发夹结构,并且通常带有5′端帽结构和多聚腺苷酸化的3′端。一些微小RNA具有独立的启动子;另一些则位于蛋白质编码基因或非编码基因的内含子中,可能与宿主基因受共同的转录调控。因此,调控可以发生在转录层面、RNA加工层面,或同时发生在这两个层面。
在经典途径中,细胞核内的微加工复合物(Microprocessor)识别初级转录本中的发夹结构。其催化组分Drosha是一种RNase III类酶;DGCR8则帮助识别合适的RNA底物。微加工复合物切割后释放出微小RNA前体,即pre-miRNA,其长度通常约为60—80个核苷酸,并带有一小段3′突出端。识别取决于茎的长度、连接处结构及序列特征的共同作用。因此,仅凭预测得到的发夹结构,并不足以证明某段基因组序列编码真正的微小RNA。
前体通常由输出蛋白5(Exportin-5)与结合GTP的Ran协同,从细胞核转运至细胞质。在细胞质中,另一种RNase III类酶Dicer在靠近环部的位置进行切割,生成一段短RNA双链。在哺乳动物中,TRBP等辅助蛋白可影响加工及装载过程。这种双链通常具有交错的末端,形成约两个核苷酸长的3′突出端,反映了RNase III切割的几何特征。
双链中的一条链成为Argonaute蛋白中的向导RNA,构成微小RNA诱导沉默复合物的核心。另一条链通常被弃去,但前体的任一臂都可能产生具有功能的成熟微小RNA。产物根据其来自前体的5′臂还是3′臂,分别标记为“-5p”或“-3p”。链的选择取决于双链结构、两端的相对稳定性、核苷酸种类以及细胞环境;两种产物的相对丰度可因组织或发育阶段而异。
替代途径表明,上述过程并非普遍适用。Mirtron来源于内含子,内含子的切除及去分支过程可生成类似前体的发夹结构,从而绕过Drosha切割。脊椎动物的miR-451途径则绕过Dicer:其较短的前体被装载到AGO2中,由AGO2的催化活性进行切割,再经进一步修剪。这些例外在机制研究中十分重要,因为它们有助于区分微小RNA发挥功能所必需的特征与大多数微小RNA家族成员所采用的加工途径。
微小RNA的生物发生过程也受到调控,而非始终持续进行。例如,LIN28蛋白可结合许多let-7家族成员的前体,并通过招募末端尿苷酰转移酶等方式抑制其成熟。这种联系使发育状态即使在初级转录本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也能控制成熟微小RNA的丰度。
靶标识别与抑制机制
与Argonaute蛋白结合的微小RNA通过互补碱基配对识别靶标,但各位置的贡献并不相同。在动物中,影响最大的片段通常是“种子区”,由微小RNA自5′端起第2—7位或第2—8位核苷酸组成。具有适当种子区互补性的靶位点在3′非翻译区尤为富集。微小RNA的3′区域参与配对,可以增强识别,或弥补部分配对缺陷;与此同时,局部RNA结构及附近的RNA结合蛋白也会影响靶位点的可及性。
不同类别的靶位点,其平均作用效力有所不同。与微小RNA第2—8位配对、且在第1位相对位置上具有一个腺苷残基的位点,称为8mer位点;在其他条件相近的情况下,其作用通常强于较短的经典种子区匹配位点。不过,抑制作用并非仅由序列决定。位点的数量与间距、转录本丰度、非翻译区组成,以及微小RNA和靶标各自的浓度,都有影响。因此,计算预测出的位点只是有关调控作用的假设,而非证据。
在哺乳动物中,Argonaute通常会招募TNRC6蛋白(又称GW182蛋白),将靶标识别与细胞内的抑制机制衔接起来。这些相互作用可促进翻译抑制,并招募去腺苷酸化复合物,尤其是CCR4–NOT复合物。信使RNA的poly(A)尾缩短后,可进一步发生脱帽和RNA降解。尽管早期研究着重强调不伴随信使RNA减少的翻译抑制,但哺乳动物细胞中的许多测量结果表明,在调控作用确立后,观察到的抑制效应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信使RNA丰度的降低。
直接切割需要不同的配对构型。人类AGO2具有已得到充分证实的催化性“切割酶”活性,而微小RNA与靶标形成的双链中央区域若存在广泛配对,就可使靶标处于适合被切割的位置。在这种构型下,切割发生在分别与向导RNA第10位和第11位配对的两个靶核苷酸之间。大多数动物内源性微小RNA靶位点不具备所需的广泛互补性,因此直接切割并非其主要作用方式。这与植物中常见的以切割为导向的相互作用形成对比。
一个简单的收支平衡关系有助于区分这些机制:
其中,和分别表示稳态下蛋白质和信使RNA的丰度。微小RNA可以通过降低每个信使RNA的翻译产出、降低信使RNA丰度,或同时通过这两种方式,减少蛋白质产出。这个方程并非完整的调控模型,但它解释了为什么仅测量蛋白质无法区分背后的作用机制。
微小RNA通常会降低表达,而非使表达完全消失。对许多单个靶标的影响虽然不大,但同一通路中多个靶标发生协调变化,仍可产生显著的生物学后果。关于非典型靶位点位置或依赖特定条件的激活作用的报道,需要各自独立的实验证据支持,不应将其与已有充分证据确立的微小RNA介导的抑制机制等同看待。
周转、序列变体与调控网络
成熟微小RNA通常较为稳定,因为Argonaute蛋白能保护它们免遭降解。不过,其丰度仍取决于多个过程:编码基因的转录、加工效率、装载至Argonaute蛋白的效率、降解,以及随细胞分裂而发生的稀释。稳定的微小RNA在其基因停止转录后仍可能持续存在,而在快速分裂的细胞群体中,即使分子降解没有加快,微小RNA也可能因稀释而减少。因此,对初级转录本、前体和成熟RNA的测量,可能呈现出不同的调控图景。
微小RNA的序列并不总是对应单一、完全一致的分子形式。通过不同位点的切割、末端修剪、核苷酸添加,有时还有RNA编辑,可以产生称为isomiR的变体。5′端的偏移会改变种子序列,并可能使其转而识别另一组靶标;仅发生于3′端的变化则可能影响稳定性、与Argonaute蛋白的结合,或补充配对。一些序列异质性受到生物学调控,而另一些表观变异则源于技术误差。要确定某个罕见序列变体的功能,仅仅检测到它的存在还远远不够。
靶标本身也能影响微小RNA的寿命。在靶标定向的微小RNA降解过程中,特定靶RNA与微小RNA形成广泛配对,其配对构型会使沉默复合物失稳,而非仅使靶RNA受到常规抑制。在一条已得到充分研究的哺乳动物通路中,ZSWIM8泛素连接酶促进Argonaute蛋白降解,使微小RNA失去保护,继而被降解。长链非编码RNA CYRANO就是促进miR-7降解的一个典型实例。这些机制使调控关系成为双向关系:靶标也能决定其调控者的丰度。
微小RNA还与转录因子共同参与反馈和前馈回路。一个转录因子可能同时激活某个蛋白质编码基因,以及一种限制该基因产物表达量的微小RNA,由此形成不一致前馈回路。在其他回路中,微小RNA和转录因子相互抑制,可能使细胞状态之间的转换更加鲜明。这类回路描述很有用,但其实际行为取决于定量参数,而不只是示意图中的拓扑结构。
RNA可通过竞争共同的微小RNA而相互调控,这一观点通常被称为竞争性内源RNA假说。这种竞争在物理上是可能的,但其生理重要性取决于相对浓度、结合位点的亲和力,以及所有可被结合的位点所构成的总库。在有效靶位点库大得多的细胞中,增加少量位点可能几乎不会引起可测量的微小RNA重新分配。因此,实验中的大幅过表达可以证明竞争能够发生,却不能说明在正常丰度下也会出现同样的效应。
这些定量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何一种微小RNA在某种组织中作用显著,在另一种组织中却几乎没有可检测的效应。关键不只是这种微小RNA是否存在,还在于其浓度和靶标环境是否允许它对特定位点的占据达到足以产生生物学影响的程度。
植物中的作用途径与进化多样性
植物微小RNA与动物微小RNA都遵循由Argonaute蛋白引导靶标识别的基本原理,但两者的成熟过程及其与靶标的相互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在模式植物拟南芥(Arabidopsis thaliana)中,类Dicer蛋白DCL1在HYL1、SERRATE等蛋白的辅助下,在细胞核内完成连续的加工步骤。加工通常发生在称为切割小体的核内结构中。因此,在植物的经典途径中,前体的切割并不像动物那样,分别由细胞核内的Drosha和细胞质内的Dicer完成。
加工完成后,甲基转移酶HEN1通过添加2′-O-甲基,修饰小RNA双链的末端核糖。这种修饰可保护植物微小RNA,使其免受降低稳定性的末端修饰及降解。成熟的引导链随后被装载到Argonaute蛋白中,通常是AGO1。引导链的首位核苷酸种类会影响其被分配至哪一种植物Argonaute蛋白,不过,装载的特异性也取决于RNA和蛋白质的其他特征。
植物微小RNA与靶标的碱基配对通常比动物微小RNA更为广泛,因此,其中许多能够引导对靶信使RNA的核酸内切。植物中也存在翻译抑制,而且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不能将两者绝对区分为植物通过切割发挥作用、动物通过抑制翻译发挥作用。植物的靶位点常位于编码区内,而动物中具有功能的靶位点则尤其常见于3′非翻译区。
保守的植物微小RNA家族调控着重要的发育和生理过程。miR156家族抑制SQUAMOSA启动子结合蛋白样转录因子,参与随年龄变化的发育阶段转换。miR172家族调控参与发育阶段转换和花形态建成的APETALA2样因子。其他家族则将生长与环境条件联系起来:miR399参与磷酸盐稳态的维持,miR395则调控硫同化过程中的相关组分。这些例子表明,小RNA能够协调营养状态与发育程序。
动物和陆生植物之外也存在类似微小RNA的调控系统,但需要谨慎看待这些系统之间的进化关系。不同真核生物谱系中都曾出现源自短发夹结构的RNA,一些真菌也具有被称为微小RNA样RNA的小分子调控RNA。这些系统共同利用古老的RNA沉默蛋白,并不能证明现今所有微小RNA途径都由同一个祖先系统原封不动地传承而来。
在各个谱系内部,新的微小RNA基因可由能够形成适当发夹结构的基因组序列产生,包括重复序列和某些转座元件。许多新近出现的候选微小RNA基因表达水平较低,或未能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保留下来。相比之下,在漫长进化历程中仍保持保守的家族,其序列通常受到较强约束,尤其是在种子区。进化可以保留祖先的微小RNA,同时改变其表达模式或靶标谱,使古老的调控分子获得新的生物学功能。
在发育和正常生理过程中的作用
微RNA通过控制蛋白质产生的时间、数量和空间分布来影响发育。最早发现的 lin-4 和 let-7 就是时序调控的例子:特定的细胞行为必须在正确的发育阶段发生,而早期调控程序的持续表达可能干扰后续发育事件。在哺乳动物中,let-7家族成员与细胞分化有关,并抑制参与生长和祖细胞调控程序的靶标。它们与LIN28的相互作用将RNA加工与发育状态的变化联系起来。
细胞类型特异性表达是另一项重要的调控组织原则。miR-1和miR-133在肌肉调控网络中发挥突出作用,而miR-124在许多神经元中含量丰富。这些分子与转录因子协同发挥作用,而不是取代转录因子。例如,miR-124有助于抑制非神经元的基因表达程序,并与调控RNA选择性加工的通路相互作用。这种协同调控可以降低不适合特定细胞谱系的基因表达,从而稳定细胞身份。
免疫系统提供了微RNA作用依赖具体情境的典型例子,相关研究已较为深入。miR-155在多种活化的免疫细胞群体中受到诱导,并调控免疫信号传导和分化过程中的组分。miR-146a参与炎症信号下游的负向调控回路,包括对IRAK1和TRAF6的调控。这些分子并不具有单一且恒定不变的“促炎”或“抗炎”功能:它们的作用取决于细胞类型、刺激因素、作用时机以及细胞中表达了哪些靶标。
微RNA也参与代谢调控。miR-122在肝脏中高度富集,并影响参与脂质代谢和肝细胞生物学过程的调控网络。miR-33家族成员位于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基因的内含子中,调控参与脂质转运及相关过程的靶标。这种基因组布局将控制脂质合成的转录程序,与脂质稳态其他环节的转录后调控联系起来。不同物种所具有的具体家族成员及其生理作用有所不同。
证明微RNA具有重要生理作用的一些最明确证据来自突变或靶向删除。去除一种微RNA可能导致明显的发育缺陷,但在标准实验室条件下,许多单个微RNA的删除仅产生细微影响。这类发现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没有功能:亲缘关系密切的家族成员可能发挥补偿作用,实验中可能缺少相关的环境挑战,或者表型可能涉及数量性状,而非宏观解剖结构。反过来,如果未能确定可测量的表型,仅以“稳健性”来解释,也不能据此确立某项具体功能。
因此,最好将微RNA理解为更大调控系统的组成部分。它们可以微调阈值、巩固细胞状态、抑制不恰当的表达,或协调多个通路组分。某一种微RNA的重要性,取决于实验所证实的其靶标、受影响的生物学过程与表型之间的关系。
人类疾病与病理机制
微小RNA异常可能源于基因拷贝数、转录、加工、成熟RNA序列或靶位点序列的变化。疾病也可能通过改变组织组成或细胞状态,继发性地改变微小RNA的表达。必须区分这些可能性:微小RNA与某种疾病存在关联,并不意味着该微小RNA是疾病的起因,也不意味着改变其丰度就能纠正疾病。
在癌症中,微小RNA可以影响细胞增殖、细胞凋亡、分化,以及肿瘤细胞与周围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例子是位于染色体13q14区域的miR-15a/miR-16-1簇,该簇在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经常发生缺失或表达下调。实验研究表明,这些微小RNA参与调控抗凋亡蛋白BCL2。miR-17–92簇则呈现出另一种模式:在特定的细胞和遗传背景下,其表达升高可促进肿瘤相关过程。“抑癌性微小RNA”和“致癌性微小RNA”等称谓描述的是已获实验证实的特定情境,而非某一序列普遍具有的性质。
罕见遗传病提供了更直接的因果证据。miR-96种子区的突变可导致一种遗传性进行性听力损失。由于种子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靶标的识别,此类突变既可能削弱正常的相互作用,也可能引入新的相互作用。影响前体加工的突变同样可能致病;MIR184中的变异已被发现与遗传性眼部疾病有关。这些病例表明,致病机制既可能涉及靶标选择的改变,也可能涉及成熟调控RNA生成量的改变。
加工机制也是一个易受损的环节。DICER1的致病性变异可导致一种肿瘤易感综合征,该综合征与数种具有特征性的肿瘤相关。一些与肿瘤相关的DICER1变异会对微小RNA前体特定臂的加工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而不是简单地阻断所有微小RNA的生成。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因为部分或具有偏向性的加工缺陷所形成的调控状态,可能不同于一种必需RNA加工酶完全丧失功能时的状态。
微小RNA也会与病原体相互作用。一些病毒,尤其是疱疹病毒科的成员,能够编码自身的微小RNA,并利用它们调控病毒或宿主的转录本。反过来,宿主微小RNA也可以抑制或支持病毒复制。丙型肝炎病毒提供了一个不同寻常且已得到充分证实的例子:在肝脏中富集表达的miR-122可结合于病毒基因组5′端附近,促进病毒RNA的积累。这种相互作用不同于通常对细胞信使RNA的抑制作用。
解读与疾病相关的微小RNA谱时,需要注意细胞组成。肿瘤样本中包含恶性细胞、免疫细胞、基质细胞和血液来源的成分;样本整体微小RNA丰度的变化,可能反映的是这些细胞群体所占比例的变化。同样,循环微小RNA的改变可能源于组织损伤或血细胞破裂,而非某种特定的疾病相关调控程序。要得出机制层面的结论,需要有证据将相关微小RNA、其靶标以及受影响的细胞联系起来。
实验鉴定与功能验证
可靠鉴定的第一步,是将真正的微小RNA与其他短RNA片段区分开来。对经过长度筛选的RNA文库进行高通量测序,可以揭示小RNA的序列及相对丰度,但仅凭短读段还不足以完成注释。一个可信的微小RNA基因座应具有合理的前体结构,其加工模式也应符合产生特定双链体的过程。否则,丰度较高的转运RNA或核糖体RNA的片段可能被误认为新的微小RNA。
不同数据库的用途各不相同。miRBase提供了广泛使用的数据存储库和命名框架,而MirGeneDB则着重依据进化与加工标准,对动物微小RNA进行人工整理和注释。不同资源收录的数量存在差异,是因为其采用的标准不同,而不只是因为某个资源采集了更多分子。因此,解读文献报告的人类微小RNA数量时,应结合所使用的数据库、版本及注释标准。
表达量可通过RNA印迹法、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基于杂交的检测方法或小RNA测序来测定。RNA印迹法可以根据大小区分前体与成熟体,而基于PCR的检测方法能够灵敏地测定选定序列的含量。测序可同时测量多种小RNA,但接头连接、扩增和序列比对过程会引入偏倚。亲缘关系密切的家族成员和微小RNA异构体(isomiR)还会带来额外挑战,因为检测方法可能对仅相差一个核苷酸的序列产生交叉检测。
靶标鉴定需要采用相互补充的方法。计算算法利用种子区配对、序列保守性、位点周围的序列环境及其他特征,对候选相互作用进行优先级排序。Argonaute交联与免疫沉淀方法可鉴定基因沉默机器所占据的RNA区域,一些相关方法则能捕获通过连接形成的微小RNA—靶标嵌合体。占据某一区域的证据有助于支持二者直接接触,但其本身并不能证明这种相互作用会改变基因表达或产生生理效应。
报告基因实验用于检验候选靶区域是否能介导依赖微小RNA的调控;对推定结合位点进行突变,是一项重要的特异性对照。如果扰动微小RNA能改变内源靶标的RNA或蛋白质丰度,且编辑内源靶位点会改变其响应,那么内源性验证的证据就更有力。因此,基因组编辑有助于区分直接调控与下游效应。挽救实验还能进一步将特定靶标与某种表型联系起来,不过,缺乏正常调控的挽救构建体可能导致非生理性的表达。
功能获得和功能缺失实验各有局限。过量的合成微小RNA可能以非生理性的浓度装载到Argonaute上,并抑制正常情况下与其无关的靶标。反义抑制剂的抑制作用可能不完全,或随序列而异;删除基因组中的某个基因座则可能扰乱邻近的调控元件或宿主基因。可靠的结论通常需要综合多种方法、适当的对照,以及在具有生物学意义的表达水平下进行的测量,而不能仅依赖单一检测。
生物标志物、治疗策略与临床转化的局限
微小RNA可在血液和其他体液中检出,因为细胞外RNA受到蛋白质、含脂质颗粒或膜性囊泡的保护。这种相对稳定性推动了将循环微小RNA用作组织损伤、恶性肿瘤及其他疾病生物标志物的研究。然而,微小RNA存在于细胞外,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主动分泌的,也不能证明它们参与了细胞间信号传递。要证明其具有信号传递作用,必须有证据表明,受体细胞摄取的RNA数量足以产生生物学效应,且转移的RNA能够产生序列特异性效应。
生物标志物的开发面临诸多分析前环节的挑战。采血方法、处理延迟、血小板污染、溶血、RNA提取和归一化处理均可能改变测量结果。例如,红细胞破裂可使其中含量丰富的微小RNA水平升高,从而造成一种表面上的疾病关联,而这种关联与所推测的组织来源无关。血清和血浆不能互相替代,研究组之间的差异也不能与采集或处理方式的差异相混淆。
具有临床实用价值的生物标志物,必须在发现它的数据集之外仍能保持其性能。相关要求包括可重复性、独立验证、明确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以及证明其测量结果能在现有临床变量之外提供额外信息的证据。小样本组间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并不等同于获得了经过验证的诊断检测方法。涉及多种微小RNA的特征谱还需要采取措施防止过拟合,尤其是在测量特征的数量远超参与者人数时。
治疗方法大体上旨在抑制不需要的微小RNA,或补充不足的微小RNA。反义寡核苷酸可与成熟微小RNA结合,阻止其识别靶标。化学修饰可以提高亲和力和抗降解能力。替代治疗策略则利用微小RNA模拟物或表达构建体来增强调控活性。靶位点保护剂提供了一种作用范围更窄的方法:阻断选定转录本上的一个微小RNA结合位点,而非抑制该微小RNA的所有功能。
人体试验既证实了这些方法的可行性,也揭示了重大障碍。miR-122的反义抑制剂Miravirsen在一项Ⅱa期研究中降低了丙型肝炎病毒RNA水平,支持了通过药物靶向宿主微小RNA这一原理。用于癌症研究的脂质体包裹型miR-34a模拟物MRX34曾进入临床试验,但在发生严重的免疫介导不良事件后,试验被终止。这些实例表明,基于序列的理论依据和临床前活性,并不能保证可接受的安全性或临床获益。
递送仍是核心限制因素。药物必须到达相关组织、进入适当的细胞、必要时从细胞内区室中逃逸,并与其RNA靶标结合,同时避免产生过多的非预期效应。微小RNA天然就能调控多种转录本,因此,广泛的生物学影响可能源于其正常作用机制,而非意外的序列错配。因此,临床转化评估必须区分递送相关毒性、对制剂或RNA的免疫反应、非预期杂交,以及改变目标微小RNA调控网络所带来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