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宫内膜异位症 · aiwiki.page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一种慢性炎症性妇科疾病，其特征是与子宫内膜相似的组织在子宫腔外生长，最常见于盆腔腹膜、卵巢及邻近器官表面。病灶会随激素周期发生变化，反复出血并逐渐形成瘢痕，引起一系列症状，包括痛经、性交痛、肠道和膀胱疼痛以及不孕。该病在育龄人群中较为常见；由于患病率较高、确诊往往长期延误，且影响生活质量，它也是医学、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对象。其病因尚未完全明确，目前也无法根治，因此主要通过控制症状、激素抑制治疗、手术及生育支持来管理病情。

本词条首先介绍临床表现和病灶分类，随后阐述关于疾病起源的主要假说，以及激素、炎症、免疫系统和遗传因素所起的作用。接着介绍疼痛的发生机制、当前的诊断实践（包括近期诊疗指南的变化）、药物与手术治疗，以及该病对生育能力的影响。最后几节讨论共病、社会与经济负担、研究历史，以及尚待解答的问题。

临床表现与症状

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特征是子宫外存在子宫内膜样腺体及其支持组织，即间质。四个专业学会于2021年共同制定的国际术语将其更精确地定义为：子宫内膜和子宫肌层以外存在子宫内膜样上皮和／或间质，通常伴有炎症。这一定义将异位病灶与正常子宫内膜区分开来，并将炎症视为疾病本身的一部分，而非仅仅是继发后果。虽然子宫内膜异位症通常由妇科诊治，但它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临床表现除生殖系统症状外，还包括肠道和泌尿系统症状。局部炎症反应可导致纤维化和粘连，而临床表现则从严重影响日常活动的疼痛到无明显症状不等。(academic.oup.com)

主要的疼痛表现包括痛经、深部性交痛、排便痛、排尿痛和慢性盆腔痛。痛经是与月经相关的疼痛；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以是否妨碍日常活动及影响生活质量，来区分需要临床重视的经期疼痛。深部性交痛是指插入式性交过程中或之后感到的体内深部疼痛，而非仅限于阴道口的疼痛。排便痛指排便时疼痛，排尿痛指排尿时疼痛。盆腔痛可随月经周期出现，也可与月经周期无关，包括发生在两次月经之间。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会（ESHRE）的2022年指南明确涵盖了周期性和非周期性表现，因此，疼痛没有固定的月经周期规律，并不能排除子宫内膜异位症。(nice.org.uk)

伴随症状包括腹胀、恶心、疲劳和月经过多，但这些症状均不具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特异性。胃肠道症状可包括排便疼痛，以及便秘或腹泻；泌尿系统表现可包括周期性疼痛或血尿。疼痛也可能出现在腰部或大腿。反复出现的症状组合，例如严重影响日常活动的痛经，同时伴有性交时的深部疼痛和经期前后的排便痛，比任何单一症状更具提示意义。不过，2022年ESHRE指南指出，仅凭症状预测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证据薄弱且不完整。症状只能提示一种可能的临床表现，不能据此作出明确的解剖学诊断。(who.int)

症状严重程度与病变的解剖范围并不可靠地对应。病灶范围相对有限的患者可能出现剧烈疼痛，而病变广泛的患者可能仅有少量症状，甚至没有症状。因此，疼痛强度不能替代解剖学分期，无疼痛也不能证明不存在子宫内膜异位症。有些病例是在查找生育困难的原因时被发现的，而非因疼痛就诊而被发现。这种差异也意味着，解剖学意义上的“轻度”病变与临床病情轻微并不是可以互换的描述；症状对功能的影响需要与病灶范围分开评估。(nice.org.uk)

不孕是另一种常见表现，有时伴有疼痛，有时则没有明显的疼痛症状。世界卫生组织（WHO）2025年的情况说明指出，约25%至50%的不孕女性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一比例针对的是不孕人群，并不意味着所有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中有相同比例的人无法受孕。盆腔痛以及肠道或膀胱症状也与其他疾病的表现有所重叠。肠易激综合征可引起腹痛、腹胀、便秘和腹泻，而膀胱疼痛综合征可引起膀胱区域疼痛、尿急或尿频。这种重叠限制了单个症状的特异性，也使整体症状模式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包括症状与月经的时间关系、性交痛、排便或排尿疼痛，以及生育史。(who.int)

病灶类型、部位与分期

主要病灶可分为三类：浅表腹膜型子宫内膜异位症、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和深部子宫内膜异位症；同一患者可同时存在这些类型。浅表病灶累及腹膜表面，包括盆腔侧壁及子宫后方道格拉斯窝的腹膜。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是一种含有异位子宫内膜组织和血液产物的囊肿；其内容物浓稠、呈深褐色，因此又称“巧克力囊肿”。深部子宫内膜异位症向腹膜表面以下延伸，常形成结节，累及子宫骶韧带、阴道、肠道、膀胱或输尿管。旧定义以浸润深度超过5毫米作为深部病变的界限。2021年国际术语则以病灶向腹膜下延伸来定义深部病变，并指出浸润深度并非总能准确测量。(pmc.ncbi.nlm.nih.gov)

病灶的外观并不一致。浅表种植灶可表现为透明小泡、红色点状出血样或火焰状病灶，也可呈黑色、蓝色或褐色斑点，类似火药灼伤痕迹。深色色素沉着通常反映陈旧性出血，而白色斑块、皱缩和瘢痕区域可能提示明显的纤维化。仅凭颜色无法确定病灶的组织学性质：一项纳入133名女性的研究将病灶的颜色、大小、深度和部位与显微镜检查结果进行对照，而非将肉眼外观视为确诊依据。纤维化和粘连可将卵巢固定于盆腔侧壁，使卵巢与肠道相互粘连，或使道格拉斯窝闭塞，从而显著改变盆腔的解剖学结构。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可能与周围组织紧密粘连，而非作为孤立的囊肿存在。(guidelines.endometriosis.org)

本病也可发生于盆腔以外。已知部位包括腹壁、脐部和手术瘢痕，尤其是剖宫产术后的瘢痕。胸部病变可累及膈肌、胸膜、肺实质或气道。这些部位的病变可能伴有与月经周期相关的肩痛、咳嗽或气胸，但症状及病灶分布因人而异。因此，盆腔外病灶的位置是一项独立的描述特征，不能简单视为盆腔病变严重程度分级中的又一个等级。(pmc.ncbi.nlm.nih.gov)

1985年的美国生育学会修订分类法后来发展为美国生殖医学学会修订分类法，简称rASRM；名为“1996年修订版”的版本于1997年5月发表。这一手术评分系统根据腹膜和卵巢病灶的大小及深度、卵巢和输卵管粘连情况，以及道格拉斯窝的闭塞情况赋分。总分决定分期：Ⅰ期为微小病变，1～5分；Ⅱ期为轻度病变，6～15分；Ⅲ期为中度病变，16～40分；Ⅳ期为重度病变，超过40分。这些分期名称描述的是经评分的解剖学所见，而非症状的严重程度。该系统对深部病变的反映也不完整：2022年一项纳入735名深部子宫内膜异位症女性患者的研究发现，即使在被归为rASRM Ⅰ期的患者中，也存在膀胱病灶。(eege.gr)

Jörg Keckstein及其同事于2021年发表了扩展版#Enzian分类法，该分类法按解剖分区描述病变，可用于记录超声成像、磁共振成像及手术所见。它以P记录腹膜病变，以O记录卵巢病变，以T记录输卵管和卵巢的粘连及功能。深部病变分区包括：A区代表阴道和直肠阴道区域，B区代表子宫骶韧带和宫旁组织，C区代表直肠；另有编码用于标识膀胱、输尿管和其他肠道部位受累。与单一的rASRM总分不同，这种记录方式保留了病变的位置信息。这两种解剖学分类系统都无法可靠预测个体的疼痛或生育结局。独立的子宫内膜异位症生育指数则结合生育史以及术后对输卵管和卵巢功能的评估来预测生育结局，而不是仅依赖病灶范围。(pubmed.ncbi.nlm.nih.gov)

子宫腺肌病及相关疾病

子宫腺肌病是指子宫内膜样腺体和间质出现在子宫肌层，即子宫壁的肌肉层内。其特征性病变位置与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同，后者是子宫内膜样组织出现在子宫外。尽管子宫腺肌病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内在性子宫内膜异位症”，但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会（ESHRE）2022年指南并未将其归为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亚型。腺肌病病变可呈局灶性或弥漫性；周围肌肉组织肥大可使子宫壁增厚、子宫呈球形增大。因此，即使同时存在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或子宫外深部病灶，这种子宫壁异常仍与它们有所区别。(eshre.eu)

月经过多和痛经是突出的临床表现，部分患者还伴有慢性盆腔痛、性交痛或生育力下降。亚洲子宫内膜异位症与子宫腺肌病学会2023年指南指出，在其引用的各项研究中，50%–93%的患者有痛经，27%–65%有月经过多；约三分之一的患者没有症状。这些范围反映的是不同临床人群之间的差异，而非所有患者都具有相同的症状特征。子宫增大和出血构成其临床表现中区别于子宫外内膜异位症的重要部分，但仅凭症状无法区分这两种疾病。可能导致出血的因素包括血管增多、子宫收缩功能改变，以及局部雌激素和前列腺素活性变化；子宫增大并不只是经血积聚所致。(pmc.ncbi.nlm.nih.gov)

在临床队列中，两种疾病同时存在的情况很常见，但并非必然。一项2025年分析超声特征的研究报告，在确诊子宫腺肌病的患者中，27%同时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一比例仅适用于该研究队列，并不是对总体人群患病率的估计。当两种疾病并存时，由于它们都可引起疼痛和生殖相关症状，很难明确症状究竟由哪种疾病造成。子宫腺肌病诊断标准的不一致也使研究更加复杂：采用影像学、子宫组织学检查或特定手术人群的研究，所识别的患者群体未必具有可比性。亚洲指南特别指出，在评估子宫腺肌病手术对生育力的影响时，并存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是一项混杂因素，因为生殖结局难以单独归因于对子宫病变的治疗。(pmc.ncbi.nlm.nih.gov)

经阴道超声和磁共振成像可用于评估子宫壁，而无须通过子宫切除术获取组织以确诊。2022年，Marlies Harmsen及其同事修订了子宫形态学超声评估（MUSA）的相关定义，将直接征象——肌层囊肿、高回声岛，以及内膜下高回声线或芽状突起——与间接征象区分开来，后者包括球形子宫、子宫壁不对称增厚和结合带不规则等。直接征象反映异位组织本身，而间接征象反映继发性肌肉变化或成像效应；仅有间接征象时，诊断仍存在不确定性。子宫肌瘤是重要的鉴别诊断对象，也可能与子宫腺肌病并存。多普勒成像有助于区分穿行于腺肌病组织内的血管与肌瘤以周边分布为主的血管模式。(pmc.ncbi.nlm.nih.gov)

各指南的涵盖范围有所不同：ESHRE的2022年子宫内膜异位症指南不涵盖子宫腺肌病，而德国、奥地利和瑞士联合发布的2025年子宫内膜异位症指南则设有子宫腺肌病专节。由原田省（Tasuku Harada）牵头制定的2023年亚洲指南明确将并存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子宫肌瘤纳入治疗规划。这一区别很重要，因为控制子宫外病灶并不能解决所有子宫出血或子宫壁异常。反过来，子宫切除术虽能切除患有腺肌病的子宫，但手术本身并不会去除子宫外的异位病灶。因此，德国、奥地利和瑞士联合指南讨论了因子宫腺肌病实施子宫切除术时，对深部病变进行评估以及同时切除腹膜病灶的可能性。(eshre.eu)

流行病学与风险因素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子宫内膜异位症影响全球约10%的育龄女性，相当于1.9亿人。这一患病率估计并非对确诊人数的统计：过去，确认该病通常需要手术，因此难以开展具有代表性的人群调查。手术病例系列中，因疼痛、不孕或盆腔肿块而接受检查的患者占比偏高，而行政记录则未涵盖尚未确诊的患者。2011年的“子宫内膜异位症、自然病程、诊断与结局”（ENDO）研究说明，所得结果依赖于抽样方式和病例确认方法：在495名接受手术的参与者中，41%在术中发现了子宫内膜异位症；而在另一个按地理区域匹配、由131名女性组成的人群队列中，磁共振成像检出该病的比例为11%。这两个比例都不能直接套用于全球人群。(who.int)

一级亲属有患病史，即母亲、姐妹或女儿患有该病，是已得到确认的风险标志。一项于2021年发表、基于人群的同胞研究发现，与没有患病同胞的女性相比，有患病同胞的女性其发病率比为2.75（95%置信区间：2.25–3.36）；若患病者为双胞胎中的另一方，相应估计值为6.98（4.19–11.62）。家族聚集现象支持遗传易感性在发病中发挥作用，但仅凭家族史与疾病之间的关联，无法区分遗传因素、共同暴露因素或诊断模式的影响。这些相对估计值描述的是群体之间的差异，而非某位亲属个体患病的概率。(nichd.nih.gov)

初潮较早和月经周期较短与较高的确诊率相关。2004年对护士健康研究II开展的一项前瞻性分析，在既往无不孕史的参与者中纳入了1,721例经腹腔镜确诊的病例。分析发现，与12岁初潮者相比，10岁前初潮者的发病率比为1.3；与月经周期为26–31天者相比，周期短于26天者的发病率比也为1.3。月经更频繁、累积月经暴露更多，可能与经血逆流假说存在合理联系，但这并不能确立因果关系。未产，即此前从未分娩，也与较高风险相关。不过，反向因果关系使这一关联的解释更加复杂：子宫内膜异位症可能损害生育能力，而怀孕和哺乳会使月经周期暂时中断。(pubmed.ncbi.nlm.nih.gov)

生活方式与该病的关联则更为复杂。2013年对护士健康研究II开展的一项分析纳入了5,504例新发病例，发现子宫内膜异位症与18岁时的体重指数及当前体重指数均呈负相关；在有不孕问题的参与者中，这些关联更强。这些观察结果并不能证明较高体重可以预防该病。关于饮酒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2022年的一项荟萃分析报告，与不饮酒者相比，适量饮酒者的比值比为1.22（1.03–1.45），但大量饮酒与该病之间未见统计学显著关联，因此未呈现一致的剂量–反应模式。ENDO研究的一项分析未发现该病与饮酒或吸烟有关。同样，2014年一项纳入38项研究的荟萃分析发现，当前吸烟与该病无显著关联，相对风险为0.92（0.82–1.04）。暴露测量、对照选择及诊断流程的差异，使研究之间的比较更加复杂。(pubmed.ncbi.nlm.nih.gov)

报告的患病比例也因年龄、族裔和地区而异，但确诊并不等同于疾病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发生，也不能代表实际患病率。英国国家统计局将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与截至2021年的医院记录关联后估计，在其关联数据所涵盖的人群中，约2%的育龄女性有该病的确诊记录，平均确诊年龄为35岁。在英国境外出生的女性，以及主要语言不是英语的女性，其调整后的确诊比值比较低。2019年的一项荟萃分析同样发现，与白人女性相比，黑人女性的确诊比值比较低，亚裔女性较高，但各研究之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这些差异本身不足以确立易感性方面的生物学差异：专科诊疗的可及性、转诊惯例、手术资源是否可获得以及病例定义，都会影响不同人群和卫生系统中记录的患病比例。(ons.gov.uk)

起源理论

经血逆流是解释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起源的主要理论。约翰·A. 桑普森于二十世纪初提出种植假说，并于1927年作了系统阐述：携带有活性子宫内膜碎片的经血经输卵管逆流进入腹膜腔，其中的细胞附着于组织表面，形成异位组织。支持这一假说的实验依据包括1995年的一项狒狒研究：向盆腔内注入经期子宫内膜组织后，形成了腹膜病灶。这类实验表明，移位的子宫组织能够形成病灶，但并不能证明所有自然发生的病灶都通过这一路径形成。(ndlsearch.ndl.go.jp)

这一理论的主要局限在于，没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人也普遍存在经血逆流。1984年，J. 哈尔梅及其同事在一项腹腔镜研究中发现，在月经期前后，输卵管通畅的女性中有90%的腹膜液中可见血液，而输卵管阻塞的女性中这一比例为15%；无论参与者是否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均可出现这一现象。盆腔内存在血液说明发生了逆流，却不一定意味着其中存在有活性、能够种植的子宫内膜细胞。因此，经常被引用的90%这一数字，反映的是在特定手术人群中的观察结果，而不能证明所有有月经的人都会规律地发生逆流，且逆流携带的组织量相近。仅凭逆流无法解释为何只有部分人会形成病灶。(pubmed.ncbi.nlm.nih.gov)

体腔上皮化生假说提出，病灶起源于局部：覆盖腹膜或卵巢表面的细胞改变其分化程序，获得子宫内膜样特征，而不是由移位的子宫组织形成。实验室证据支持这种转化的可能性。1999年，大竹秀幸及其同事将人卵巢表面上皮细胞与子宫内膜间质细胞共同培养于三维胶原凝胶中。在雌二醇存在的条件下，上皮细胞形成了具有类似子宫内膜上皮特征的腺样结构。这为特定条件下的细胞可塑性提供了实验支持，但并不能确定自发性化生在人类病灶形成之初发挥作用的频率。对人类腹膜病灶的超微结构观察同样提示，邻近的间皮细胞可能参与腺体形成，但尚未明确追溯这些细胞的来源。(pubmed.ncbi.nlm.nih.gov)

胚胎残留假说则认为，最初的组织移位发生于胎儿发育阶段。与苗勒管相关的原始组织可能残留在正常位置之外，之后发展为子宫内膜样病灶；苗勒管是女性生殖道大部分结构的发育前体。2009年，彼得罗·G. 西尼奥里莱及其同事检查了36例女性胎儿的盆腔器官，报告其中4例存在位置异常的子宫内膜样结构。这些结构的位置包括直肠阴道隔、道格拉斯陷凹附近的组织以及直肠肌层。这些观察结果支持组织在月经开始之前就可能因发育异常而移位，但不能证明这些结构会在出生后持续存在，或发展为有症状的子宫内膜异位症。(pubmed.ncbi.nlm.nih.gov)

干细胞和祖细胞是异位组织的另一种潜在来源，其中包括经血管或淋巴管转运的细胞。2007年，Hongling Du和休·S. 泰勒在小鼠中开展雄性供体向雌性受体的骨髓移植研究，鉴定出了获得子宫内膜特征的供体来源细胞。在另一项实验诱导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模型中，来自子宫外的细胞进入移植病灶，并获得上皮或间质特征。由于这些病灶是通过移植子宫组织建立的，该实验表明的是细胞被招募进入已有的种植病灶，而非疾病自发起始。因此，这些拟议的途径并不相互排斥：组织移植可以建立病灶，循环中的祖细胞随后可参与病灶的形成与生长，而局部细胞转化或发育残留组织则可能提供其他起始细胞群。在评估这些假说时，区分启动病灶形成的细胞与后续生长过程中被招募的细胞，仍然至关重要。(stemcellsjournals.onlinelibrary.wiley.com)

激素调节

雌激素通过腺细胞和间质细胞中的雌激素受体，促进子宫内膜异位组织的生长和维持。其作用不仅取决于卵巢分泌，也取决于病灶内的类固醇代谢。由 CYP19A1 编码的芳香化酶将雄激素前体转化为雌激素；其他酶则调节雌激素活性较强的雌二醇与活性较弱的雌酮之间的平衡。在1997年的一项实验中，Luis S. Noble及其同事发现，前列腺素E2使体外培养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来源间质细胞中的芳香化酶活性升至原来的19–44倍。这是实验条件下的反应，并非对患者体内雌激素浓度的测量。后续细胞研究发现，前列腺素E2–环磷酸腺苷–类固醇生成因子1通路可激活芳香化酶基因及其他参与类固醇合成的基因，揭示了局部炎症信号维持雌激素生成的一种机制。(pubmed.ncbi.nlm.nih.gov)

孕酮通常会抑制雌激素驱动的增殖，并促进子宫内膜组织分化。在子宫内膜异位症中，“孕酮抵抗”是指对这一信号的反应减弱，并不一定意味着循环血液中的孕酮不足。其后果之一是雌激素灭活受损：1998年，Khaled Zeitoun及其同事报告，能将雌二醇转化为雌酮的17β-羟类固醇脱氢酶2型表达不足。正常情况下，孕酮通过间质细胞与上皮细胞之间的信号交流诱导这种酶的表达；这一反应受到干扰，可延长雌二醇的作用时间。受体调控的改变是另一种可能的机制。2006年，Yan Wu及其同事发现，在所研究的组织中，控制孕酮受体B亚型表达的启动子区域DNA甲基化水平升高，而控制A亚型表达的启动子区域没有这种变化。这些发现描述的是在特定样本中观察到的机制，并不意味着所有病灶都存在同一种受体缺陷。(pubmed.ncbi.nlm.nih.gov)

病灶对月经周期的反应并不一致，不应将其视为子宫内膜的微缩复制品，认为它们必然与子宫内膜同步生长和出血。2020年的一项组织学研究检查了32名处于不同月经周期阶段的患者，以及另10名接受激素治疗的患者的浅表腹膜病灶；病灶形态很少与同一患者的子宫内膜保持同步。因此，激素波动可以影响病灶活动，却不一定使其出现子宫内膜组织特有的、有序的增殖期、分泌期和月经期变化。病灶可能发生出血和组织崩解，但这些现象并不能证明每一处异位病灶都会每月发生月经样脱落。局部前列腺素信号还将炎症活动与类固醇生成联系起来，使后者并非完全依赖循环血液中的激素周期。(academic.oup.com)

激素抑制治疗利用这些依赖机制，通过减少卵巢雌激素生成、抑制月经周期活动，或使用合成孕激素激活孕酮受体来发挥作用。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会2022年指南将复方激素避孕药、孕激素，以及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或拮抗剂列为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疼痛的治疗选择；对于难治性病例，芳香化酶抑制剂则更直接地靶向雌激素合成。这些方法作用于激素通路的不同环节，因此，对孕酮的反应减弱并不意味着对所有形式的激素抑制治疗都存在抵抗。其临床用药方案和不良反应将在药物治疗部分另行讨论。(academic.oup.com)

不同类型病灶之间的差异，为治疗反应的不同提供了生物学基础，但受体检测尚未被确立为预测治疗成功的指标。一项组织微阵列研究发现，卵巢病灶中雌激素受体α和孕酮受体的表达相对较低，而雌激素受体β的表达较高。同一类病灶内部也存在异质性：一项对24名患者的271处浅表腹膜病灶进行的研究发现，雌激素受体α和孕酮受体的染色表现差异显著，即使同一患者的不同病灶之间也有差异。另一项研究分析了28个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72处浅表病灶和78处深部病灶的基因表达，发现其与激素治疗的关联具有亚型特异性，在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中尤为明显。这些观察性研究揭示了分子层面的差异，但并不能证明某一种解剖亚型的治疗反应一定优于另一种。(pmc.ncbi.nlm.nih.gov)

免疫失调与炎症

在子宫内膜异位症中，固有免疫可能支持异位组织存活，而非将其清除。病灶及腹膜液中的巨噬细胞参与炎症信号传导、组织重塑和新生血管形成。2009年，Monica Bacci及其同事在患者和实验小鼠中发现了表达替代性活化标志物CD163和CD206的巨噬细胞。在向小鼠体内植入子宫内膜组织前清除巨噬细胞，组织碎片仍能附着于腹膜，但无法形成具有组织结构的病灶；在病灶形成后清除巨噬细胞，则会妨碍血管向病灶内生长，并阻止病灶进一步增大。在该模型中，转移替代性活化的巨噬细胞可促进病灶生长，而炎症型巨噬细胞则具有保护作用。这些实验确立了巨噬细胞在小鼠中的功能性作用，而不仅仅表明免疫细胞数量与疾病之间存在关联。(pubmed.ncbi.nlm.nih.gov)

自然杀伤细胞的细胞毒性降低，可能是异位细胞逃避清除的另一种途径。1992年的一项研究纳入了44名因不孕或疼痛接受腹腔镜检查的女性，发现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腹膜液中细胞的自然杀伤活性较低。不过，细胞数量与杀伤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测量指标：2024年的一项研究纳入了47名患者和15名对照者，发现患者血液和腹膜液中的某些自然杀伤细胞亚群增多，同时还存在与疾病严重程度和症状相关的T细胞亚群变化。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免疫失调描述为防御性细胞不足；这些细胞的功能状态及其所在的解剖部位同样重要。(pubmed.ncbi.nlm.nih.gov)

适应性免疫的变化包括辅助性T细胞各亚群之间的平衡改变，以及局部具有免疫抑制作用的调节性T细胞比例增加。202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腹膜液中CD4阳性、CD25高表达、FOXP3阳性的调节性细胞比例较高。这些细胞的比例与IL-10及转化生长因子β的浓度相关，迁移实验则提示趋化因子CCL20参与了其募集。2021年的另一项研究使用了30名患有或未患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女性的腹膜液，发现患者腹膜液可促进调节性细胞生成，并使培养的T细胞所产生的细胞因子偏向Th2相关模式。然而，对照组腹膜液也出现了若干免疫抑制效应，且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各项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202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晚期患者腹膜中的Th17细胞增多，但血液中的Th1、Th2或Th17细胞群未出现相应差异。这些结果支持免疫变化具有部位特异性，而非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T细胞特征。(pmc.ncbi.nlm.nih.gov)

腹膜环境中同时存在促炎性和免疫调节性的细胞因子及趋化因子。上述2021年的腹膜液研究发现，与对照组相比，患者的IL-6、IL-10、CCL2、CXCL8和CXCL9水平升高，说明炎症可与细胞免疫活性受抑制同时存在。机制研究也将这些介质与组织生长联系起来：1998年的一项研究纳入了40名女性，发现患者腹膜液中的IL-8（又称CXCL8）水平升高，并证实它可刺激培养的子宫内膜及子宫内膜异位病灶的间质细胞增殖。免疫细胞来源的生长因子还可能参与疼痛的产生。Rachel Forster及其同事于2019年报告，在实验系统中，巨噬细胞来源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可促进神经生长和敏化；患者腹膜液中该因子的浓度与疼痛评分相关。这些观察结果将炎症环境与病灶重塑及症状联系起来，但实验中观察到的效应并不能确定这些机制在每位患者中的相对重要性。(pmc.ncbi.nlm.nih.gov)

盆腔以外的免疫变化证据，以及子宫内膜异位症与自身免疫性疾病之间的关联，促使人们探讨是否应将其视为一种全身性炎症性疾病。Nina Shigesi及其同事于2019年发表的系统综述纳入了26项基于人群的研究，这些研究报告了子宫内膜异位症与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和炎症性肠病等疾病之间的关联。大多数证据被评为低质量或极低质量，不过，若干设计更完善的研究支持其中某些特定关联。这些发现并不能证明子宫内膜异位症会导致上述疾病，也不能证明其本身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共同的易感性、混杂因素以及诊断监测方面的差异，仍可能解释这些关联；因此，描述全身性影响与证明自身免疫性病因是两回事。(pmc.ncbi.nlm.nih.gov)

遗传学与表观遗传学

家族聚集现象和双生子研究支持遗传因素参与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易感性，但该病并不遵循简单的单基因遗传模式。1999年，Susan Treloar及其同事研究了一个澳大利亚双生子样本，共有3,096人填写问卷，并在能够获取医疗和手术记录的情况下据此核实诊断。同卵双生子的患病潜在倾向相关系数估计为0.52，异卵双生子则为0.19；研究模型将这种潜在倾向变异的约51%归因于加性遗传效应。这一群体层面的估计并不意味着某个个体的疾病有一半由遗传决定。结合后续的关联研究，这些结果支持一种多基因遗传架构，即众多遗传变异与非遗传因素共同影响疾病易感性。(pubmed.ncbi.nlm.nih.gov)

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比较患者与对照人群中的遗传变异频率。Nilufer Rahmioglu牵头开展的2023年荟萃分析纳入了具有欧洲和东亚祖源的60,674名患者及701,926名对照，识别出42个相关基因组区域，其中包含49个独立关联信号。关联在III/IV期疾病中通常更强，尤其是在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中。Dora Koller牵头开展的2026年多祖源分析将样本扩大至105,869名患者及1,282,731名女性对照，识别出80个相关区域，其中包括37个新报告的位点。这些发现确立了多个易感区域，而非某个对发病而言必要或充分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基因”。(pmc.ncbi.nlm.nih.gov)

这些相关区域提示多种生物学过程可能参与疾病发生。例如，GREB1和ESR1涉及雌激素相关信号传导，FSHB涉及生殖激素调控，编码黏着连接蛋白vezatin的VEZT涉及细胞黏附，而WNT4和HOXA区域则涉及发育调控。然而，以附近某个基因命名的位点，并不能证明该基因就是因果作用的靶标。相关变异可能改变远处的调控元件，而非蛋白质序列。将GWAS与基因表达及甲基化测量相结合，有助于识别可能的作用靶标：2023年的分析将风险信号与子宫内膜及血液中的表达或甲基化变化联系起来，而该研究确定的六个高可信度候选因果变异均位于非编码区。(pmc.ncbi.nlm.nih.gov)

表观遗传学研究关注不改变DNA本身序列的调控变化，尤其是DNA甲基化。一个机制性实例是NR5A1，该基因编码类固醇生成因子1（SF-1），后者能够激活参与雌激素合成的基因。2007年，Qing Xue及其同事将八个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中的基质细胞，与八名未患该病的参与者的子宫内膜基质细胞进行了比较。病灶细胞中SF-1启动子周围的甲基化水平降低，SF-1表达增加。在实验中，去甲基化处理使正常子宫内膜细胞中的SF-1信使RNA增加，而使调控区域甲基化则抑制了启动子活性。这些实验将特定的表观遗传改变与异常转录联系起来，但并未确定这种改变是在疾病发生发展的哪个阶段出现的。(pubmed.ncbi.nlm.nih.gov)

表观遗传差异也存在于在位子宫内膜，即患者子宫内的内膜。Yan Wu及其同事于2005年开展的一项小规模研究发现，HOXA10的甲基化发生改变，同时这一与胚胎着床相关的基因表达降低。更大规模的研究则揭示了更复杂的情况：Sally Mortlock及其同事在2023年分析了984名参与者的子宫内膜样本，发现了与疾病亚型和严重程度相关的甲基化差异，但月经周期阶段是变异的主要来源。该研究还识别出51个与子宫内膜异位症风险相关、影响甲基化的独立遗传关联，说明遗传性序列变异与表观遗传调控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联系，而非彼此独立的解释。(pubmed.ncbi.nlm.nih.gov)

单个常见变异的效应较小，已识别的位点只能解释部分遗传易感性。在2023年的GWAS中，49个独立信号估计可解释总体疾病变异的1.98%，而对于III/IV期疾病，这一比例升至5.01%。病例确认方式、病灶亚型、祖源和样本量的差异，增加了重复验证和结果解释的难度；2026年的研究发现，七个相关位点的效应存在显著的祖源相关异质性。表观遗传比较还取决于采样时所处的月经周期阶段及组织组成，而横断面观察到的差异本身，无法区分哪些改变是易感因素，哪些是疾病形成后的结果。这些局限性制约了将关联信号转化为经证实的因果机制。(pmc.ncbi.nlm.nih.gov)

疼痛机制

子宫内膜异位病灶周围的炎症可降低伤害感受器的激活阈值。这些感觉神经末梢负责感知可能造成组织损伤的刺激。这种外周敏化使原本较轻的机械或化学刺激也能产生较强的疼痛信号。病灶细胞及邻近的免疫细胞向这一局部环境释放前列腺素、炎症性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前列腺素 E2 通过包括 EP2 在内的受体发挥作用，改变感觉神经元的兴奋性。在一项 2017 年的小鼠研究中，子宫内膜异位症使腹腔液中的前列腺素 E2 浓度升高，并使背根神经节中 EP2、钠通道基因 Scn11a 以及对热和化学刺激敏感的通道 Trpv1 的表达增加。拮抗 EP2 可减轻局部及更广泛区域的痛觉过敏，为前列腺素介导的疼痛放大提供了实验证据，但并不能据此认定每位患者都存在这一机制。(pmc.ncbi.nlm.nih.gov)

病灶也会形成自身的神经支配。2006 年，Natsuko Tokushige 及其同事检查了 40 名子宫内膜异位症女性患者和 36 名未患该病女性的组织标本，发现腹膜病灶中的神经纤维显著多于正常腹膜。这些神经纤维包括感觉性 Aδ 纤维和 C 纤维，以及自主神经纤维；异位子宫内膜腺体附近的神经生长因子染色尤为明显。这种神经支配为炎症环境直接刺激外周神经系统提供了途径。免疫细胞与神经之间的相互作用可同时促进神经生长和敏化：Rachel Forster 及其同事于 2019 年在实验室模型中证明，巨噬细胞来源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可刺激神经芽生，并增加伤害感受相关基因的表达。人体腹腔液中该因子的浓度与疼痛评分相关，而清除巨噬细胞或抑制其受体则可减少小鼠的异常疼痛行为。这些发现区分了人体研究中观察到的相关性与实验中证实的机制。(pubmed.ncbi.nlm.nih.gov)

然而，存在神经支配，并不意味着神经密度与疼痛强度之间具有一致的关系。采用不同神经标志物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结果：一项 2001 年的研究发现，在其测量指标上，有慢性盆腔疼痛与无慢性盆腔疼痛的参与者之间并无显著差异，而一些后续研究则发现感觉相关通道的表达与症状有关。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子宫骶韧带病灶中 TRPV1 表达增加与疼痛严重程度相关；但一项 2011 年针对腹膜病灶的研究发现，TRPV1 表达与是否存在慢性盆腔疼痛相关，却与疼痛强度无关。因此，除组织切片中检出的神经纤维数量外，还需考虑神经表型、兴奋性及其解剖关系。(pubmed.ncbi.nlm.nih.gov)

反复的外周信号传入可能引起中枢敏化，即脊髓和脑内疼痛处理通路的反应性增强。这种神经可塑性可放大传入信号，并促成盆腔以外部位的痛觉过敏。Sawsan As-Sanie 及其同事于 2016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伴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慢性盆腔疼痛的女性中，前岛叶的谷氨酸与谷氨酰胺合并浓度升高，且该区域与内侧前额叶皮质之间的连接增强。在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但无慢性盆腔疼痛的参与者中，未检测到类似异常。这些观察结果支持中枢处理的改变与疼痛表型有关，但由于研究采用观察性设计，无法确定这些脑部变化发生在持续性疼痛之前还是之后。(pmc.ncbi.nlm.nih.gov)

中枢放大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何病灶切除后疼痛仍然持续。Natasha Orr 及其同事于 2023 年开展了一项纳入 239 名手术患者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校正基线疼痛后，较高的术前中枢敏化量表评分与较严重的术后盆腔疼痛、深部性交痛、排便痛和背痛相关。该量表测量的是患者自我报告的症状，而非直接测量神经元敏化，因此，这一相关性只能提供支持性证据，并非确证机制的证据。同样，按解剖病变范围划分的疾病分期也不能充分预测疼痛：Paolo Vercellini 及其同事于 2007 年对 1,054 名女性进行的分析发现，疾病分期与症状严重程度之间的关联很弱，且并不一致；相比之下，后陷凹病灶与性交痛的关联更强（比值比 2.64；95% 置信区间 1.68–4.24）。病灶位置、局部神经信号传导和中枢放大都是疼痛的不同维度，仅凭病灶大小或疾病分期无法全面反映。(jamanetwork.com)

诊断与诊断指南

腹腔镜技术结合病灶取样后的组织学检查，历来是诊断的参考标准。腹腔镜可直接观察盆腔，而活组织检查可显示子宫内膜样腺体和间质。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会（ESHRE）在其2014年指南中明确将这一组合称为“金标准”。2022年修订版不再要求将手术作为常规的首要步骤，而是将影像学检查和临床评估置于诊断流程的核心位置；当影像学检查结果为阴性，或经验性治疗无效或不适宜时，可考虑腹腔镜检查。实施手术时，ESHRE建议对肉眼识别的病灶进行组织学确认，但组织学检查结果为阴性也不能完全排除本病。(academic.oup.com)

临床诊断依据症状特征、既往病史、家族史和体格检查结果，而不要求立即通过手术证实。相关表现包括经期或持续性盆腔疼痛、性交时深部疼痛、周期性肠道或泌尿系统症状，以及伴有疼痛的不孕。体格检查可能发现附件包块、盆腔器官活动度降低，或宫颈后方有触痛的结节；检查结果正常并不能排除子宫内膜异位症。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于2026年2月20日发布的指南支持根据病史、症状和体格检查作出推定诊断，从而允许在继续进行影像学评估的同时开展经验性药物治疗。指南作者布利斯·金城（Bliss Kaneshiro）指出，这种做法可使患者无须等待侵入性检查确诊便能开始接受诊疗。然而，治疗反应并不能可靠地确诊或排除子宫内膜异位症。(academic.oup.com)

经阴道超声是一线影像学检查。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在2024年11月更新的诊断建议中，推荐为所有疑似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提供这项检查，即使体格检查结果正常也不例外。其目的包括发现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和深部病灶、识别引起症状的其他原因，以及指导转诊。当经阴道检查不适宜或患者不愿接受时，可改用经腹超声。针对本病的专门检查不应仅限于识别卵巢囊肿：超声放射学会2024年共识建议评估盆腔后部区域、子宫和卵巢的位置，以及子宫“滑动征”。这一动态检查手法可评估盆腔结构之间的相对运动，发现与粘连相关的活动受限。(nice.org.uk)

专科超声检查和盆腔磁共振成像可确定深部病变的分布与范围，包括肠道、膀胱和输尿管受累的情况。NICE明确要求，这些检查应由具备妇科影像学专业经验的人员规划并解读。影像学检查的诊断效能取决于病灶位置和检查者的经验；这两种检查都不能可靠地排除细小的浅表腹膜病灶。因此，影像学结果正常并不等于没有子宫内膜异位症。NICE允许在超声或磁共振成像结果正常的情况下仍考虑诊断性腹腔镜检查，而ESHRE则强调，影像学检查阴性且经验性治疗无效或不适宜，是考虑手术的情形。ESHRE未发现证据表明，在症状控制方面，诊断性腹腔镜检查优于影像学检查结合经验性激素治疗；因此，需要讨论这些方案各自的益处和弊端。(nice.org.uk)

常规生物标志物检测并不属于指南支持的诊断流程。NICE明确建议不要使用血清癌抗原125（CA125）来诊断子宫内膜异位症；其2024年证据综述未能证实这项检测具有足以改变该建议的诊断准确性。ESHRE的2022年指南同样不建议通过测定血液、子宫内膜组织、经液或宫腔液中的生物标志物来诊断本病。这类检测不能替代临床评估、专科影像学检查，或在特定适应证下进行的手术探查。(nice.org.uk)

药物治疗

非甾体抗炎药（NSAIDs），包括布洛芬和萘普生，可单独使用或与激素治疗联用，以缓解疼痛症状。其作用包括抑制前列腺素合成，减少参与炎症反应和经期痉挛的介质；这类药物不会抑制卵巢激素的产生，也不能清除病灶。针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证据有限：2017 年的一项 Cochrane 系统综述仅找到一项可供分析的安慰剂对照试验，涉及 24 名女性，无法确定萘普生是否能改善疼痛缓解效果。这种不确定性反映的是证据质量极低，而非证明药物无效。胃肠道出血和肾毒性是非甾体抗炎药治疗的重要风险，尤其是在长期使用时。(dailymed.nlm.nih.gov)

对于暂无妊娠计划的患者，复方激素避孕药和孕激素类药物是常用的一线激素治疗选择。复方口服避孕药、阴道环和经皮贴剂可抑制卵巢活动，其中的孕激素成分还可降低子宫内膜及异位内膜组织的活性。连续服药方案省去常规的无激素间隔期，可减轻与月经相关的疼痛。孕激素类治疗选择包括口服地诺孕素或醋酸炔诺酮、注射用醋酸甲羟孕酮、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以及依托孕烯皮下埋植剂。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学会（ESHRE）2022 年指南支持使用复方避孕药和孕激素来减轻疼痛，包括宫内制剂和皮下埋植剂。这些治疗只能抑制疾病活动，不能根治，停药后症状往往复发；激素抑制治疗不能改善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的不孕。(cgf.cochrane.org)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激动剂，如亮丙瑞林，起初产生刺激作用，随后持续抑制垂体促性腺激素的分泌及卵巢雌激素的产生。GnRH 拮抗剂，包括口服的艾拉戈利和瑞卢戈利，则直接阻断垂体 GnRH 受体。ESHRE 将这两类药物主要列为二线治疗选择，因为雌激素缺乏可能引起潮热、阴道干涩和骨密度下降。“反向添加”治疗补充孕激素，可同时加入低剂量雌激素，以在维持疼痛控制的同时减轻这些影响。在美国，亮丙瑞林联合醋酸炔诺酮反向添加治疗的总疗程不得超过 12 个月。艾拉戈利单药治疗的疗程限制因剂量而异：对于肝功能正常或轻度肝功能损害的患者，每日 150 毫克的方案最多可使用 24 个月，每日两次、每次 200 毫克的方案最多可使用 6 个月。(dailymed.nlm.nih.gov)

瑞卢戈利有包含反向添加成分的固定剂量复方制剂：瑞卢戈利 40 毫克、雌二醇 1 毫克及醋酸炔诺酮 0.5 毫克。在 2022 年发表的 SPIRIT 1 和 SPIRIT 2 两项 III 期随机对照试验中，接受复方治疗的参与者约有 75% 在第 24 周达到经期疼痛应答标准，而接受安慰剂的参与者在两项试验中分别为 27% 和 30%。达到应答标准要求疼痛减轻具有临床意义，且镇痛药用量没有增加，并不意味着疼痛完全消失。美国药品说明书将治疗期限限定为 24 个月，因为骨量丢失可能持续，且未必能够完全逆转。其中的雌激素与孕激素成分还附有关于血栓形成及血栓栓塞事件的黑框警告。(sciencedirect.com)

芳香化酶抑制剂，尤其是来曲唑和阿那曲唑，可抑制负责将雄激素转化为雌激素的酶。这类药物仅用于其他药物或手术治疗未能缓解的顽固性疼痛，通常与孕激素、避孕药或基于 GnRH 的治疗联合使用。目前证据仍然有限，尤其缺乏长期结局方面的证据；不良反应包括潮热、阴道干涩和骨密度下降。因此，选择治疗方案时需综合考虑既往治疗反应、出血情况、不良反应、费用、给药途径及生育意愿。头痛、痤疮、点滴出血、体重变化和情绪症状会因制剂及个体而异；GnRH 拮抗剂的药品说明书特别列有关于抑郁和自杀意念的警示。ESHRE 2022 年指南强调，这些治疗选择应由医患共同决策，而非遵循一套普遍适用的首选用药顺序。(eshre.eu)

手术治疗

腹腔镜可用于观察盆腔病灶、采集组织进行病理学检查，并在同一次手术中实施治疗。其诊断用途有一定的适用范围：2022年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会（ESHRE）指南主要建议在影像学检查结果阴性，或经验性治疗无效或不适用时使用腹腔镜。切除术将病灶切除，可获取组织供检查；消融术则利用电外科技术或激光汽化在原位破坏病灶。对于减轻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疼痛，ESHRE以弱推荐建议考虑采用切除术而非消融术。这反映的是比较性证据有限，并不意味着切除术对所有类型的病灶都已被证实更优。(academic.oup.com)

对于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囊肿剥除术将囊壁从卵巢上分离并移除。2022年ESHRE指南倾向于采用囊肿剥除术，而非引流后电凝，因为前者能够减少囊肿复发和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疼痛。但这一比较并不能证明囊肿剥除术优于所有消融技术：二氧化碳激光汽化也是一种选择，现有证据提示，两者在术后第一年之后的复发情况相近，不过囊肿剥除术后的早期复发率可能更低。2017年欧洲妇科内镜学会（ESGE）、ESHRE与世界子宫内膜异位症学会联合发布的技术建议描述了联合术式：切除大部分囊壁，但如果继续剥离会危及血管或具有功能的卵巢组织，则对卵巢门附近的组织采用消融处理。(eshre.eu)

保护卵巢储备，即卵巢内剩余的卵泡群，是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手术中必须重点考虑的限制因素。剥离囊壁时可能无意中移除含有卵泡的卵巢皮质，而过度电凝可能损伤邻近组织及其血供。因此，技术建议强调辨认正确的剥离层面，在分离困难时避免强行牵拉，并尽量减少热能止血。再次手术会使这些取舍更加复杂。在2015年的一项前瞻性对照研究中，卢多维科·穆齐（Ludovico Muzii）及其同事发现，与首次手术相比，复发性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的手术会移除更多卵巢组织，并对卵巢储备造成更严重的损害；研究通过窦卵泡计数和卵巢体积评估这种损害。这些发现说明，切除复发囊肿并不等于恢复卵巢功能：针对解剖结构的手术干预本身也可能造成额外的功能损失。(pmc.ncbi.nlm.nih.gov)

深部子宫内膜异位症可能需要涉及肠道或泌尿道的手术，而不仅仅是切除腹膜病灶。2020年ESGE、ESHRE与世界子宫内膜异位症学会联合发布的建议介绍了直肠削除术、全层盘状切除术和肠段切除术，具体选择取决于浸润情况、病灶范围及肠腔狭窄程度。膀胱受累时可能需要进行膀胱部分切除术。输尿管松解术可将输尿管从周围纤维化组织中分离出来；若病变累及输尿管壁内，或梗阻持续存在，则可能需要切除部分输尿管后重新吻合，或将输尿管重新植入膀胱。这些手术的风险包括肠吻合口漏、瘘、尿漏，以及影响膀胱或肠道功能的盆腔神经损伤。即使没有明显症状，输尿管梗阻也可能导致肾积水和肾功能丧失，因此，保护器官是独立于缓解疼痛之外的另一项手术目标。复杂手术需要妇科、结直肠外科和泌尿外科的专业团队协作开展。(academic.oup.com)

复发率的估计取决于所考察的结局是疼痛复发、影像学发现囊肿，还是需要再次手术；这些结局不能混为一谈。安德鲁·扎卡里（Andrew Zakhari）及其同事开展的一项荟萃分析于2020年10月在线发表，并刊载于2021年的期刊中，共纳入17项研究、2,137名参与者。在报告复发情况的14项研究中，与安慰剂或期待治疗相比，术后激素抑制治疗降低了复发风险：在1,766名参与者中，合并相对风险为 $0.41$ ，95%置信区间为 $0.26–0.65$ 。随访时间为12至36个月，结局评估时间的中位数为18个月。ESHRE的2022年指南将激素抑制治疗纳入不打算立即妊娠患者的术后管理，包括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术后的长期治疗，以及使用含52毫克左炔诺孕酮的宫内缓释系统或复方激素避孕方法至少18至24个月，以减少痛经复发。(academic.oup.com)

不孕与辅助生殖

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不孕可能同时涉及机械性阻碍和生殖环境紊乱。盆腔粘连可限制卵巢活动、影响卵子释放，或使输卵管伞端无法拾取卵子。有研究报告，患者腹腔液中的前列腺素及炎症细胞因子浓度升高，后者包括白细胞介素-1、白细胞介素-6和肿瘤坏死因子；这些物质可能影响精子、卵子、胚胎及输卵管功能。其他可能的机制还包括卵泡液成分和子宫内膜容受性的改变。不过，实验室检查发现的异常并不能证明它们对某位患者的不孕有何影响，而有关胚胎着床的研究也得出了不一致的结果。与微小病变相比，解剖结构的破坏在部分晚期病例中能够更明确地解释不孕的原因。(integration.asrm.org)

手术可提高自然受孕机会的证据，在微小或轻度病变患者中最为充分。2020年一项Cochrane系统综述发现，与仅进行诊断性腹腔镜检查相比，腹腔镜手术治疗提高了获得存活宫内妊娠的几率：纳入的三项随机对照试验共涉及528名参与者，比值比为1.89，95%置信区间为1.25–2.86。该证据的确定性被评为中等，但综述中没有这一比较的活产数据。因此，这些结果支持妊娠结局有所改善，却并未证实活产率提高。(pmc.ncbi.nlm.nih.gov) 对于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和深部子宫内膜异位症，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会（ESHRE）2022年指南指出，手术改善自然受孕机会的证据要薄弱得多：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缺乏比较研究，深部病灶则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academic.oup.com)

治疗的先后顺序取决于年龄、卵巢储备、既往手术史、其他不孕因素及个人生育意愿，而非仅由病变分期决定。ESHRE将术后子宫内膜异位症生育指数列为一种工具，用于估计不借助辅助生殖获得妊娠的可能性，并指导后续治疗。其指南允许对Ⅰ–Ⅱ期患者采用卵巢刺激联合宫腔内人工授精，而这一方法对Ⅲ–Ⅳ期患者的价值仍不确定。当输卵管功能受损、存在男性因素、生育指数较低，或其他治疗失败时，体外受精（IVF）尤其具有应用价值。(academic.oup.com)

为提高自然受孕机会而实施的手术，与体外受精前实施的手术应区别看待。ESHRE的2022年指南不建议仅为提高活产率而在辅助生殖前常规切除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现有证据未显示获益，且手术可能降低卵巢储备。疼痛或取卵时难以接近卵泡，则可分别构成干预的理由。由于缺乏随机研究，体外受精前切除深部病灶能否改善生育结局仍不确定。该指南也不推荐为提高活产率而长期使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进行预处理，因为其获益尚不明确。(eshre.eu)

对于卵巢病变广泛的患者，尤其是在卵巢治疗可能损害未来生育能力的情况下，制定诊疗计划时需要考虑生育力保存。卵子玻璃化冷冻可保存未受精卵，以供日后使用；也有关于卵巢组织保存的报道，但针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证据很少。ESHRE建议与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病变广泛的患者讨论生育力保存的利弊，同时明确指出，其实际获益仍不清楚。该指南不支持对所有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常规进行卵子冷冻保存。(eshre.eu)

在2020年的一项观察性研究中，安娜·科博及其同事报告了485名使用玻璃化冷冻卵子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女性的结局。卵子复温后的存活率为83.2%，累积活产率为46.4%。这些数字反映的是返回使用已保存卵子的女性的结局，而不是每位接受生育力保存者最终生育孩子的概率。平均保存时间较短，约为1.5年，这也限制了将其解读为长期预防性获益的证据：部分卵子冷冻是近期不孕治疗的一环，而非为防范未来生育力下降而进行的保存。(pubmed.ncbi.nlm.nih.gov)

多学科与非药物照护

盆底物理治疗旨在改善伴随盆腔疼痛出现的肌肉功能障碍，而非去除子宫内膜异位病灶。深部子宫内膜异位症可同时伴有盆底肌张力过高和放松障碍，因此治疗可能更侧重于放松与协调，而不只是增强肌力。具体方法包括评估静息肌张力、手法按压和牵伸，以及盆底功能教育。Simona Del Forno及其同事于2023年12月报告的一项随机研究中，参与者在11周内接受了五次一对一治疗，每次30分钟，治疗内容包括Thiele按摩。共有30名女性完成随访。尽管盆底放松能力、性交时的浅表疼痛和慢性盆腔疼痛有所改善，但泌尿功能、肠道功能和整体性功能的问卷评分与对照组相比均无显著差异。这些发现表明，特定疼痛症状的改善与盆腔各项功能的全面恢复并不等同。(pmc.ncbi.nlm.nih.gov)

其他康复方法着重改善体能和腰盆部功能障碍。2023年的Physio-EndEA随机对照试验纳入了31名常规治疗未能充分缓解症状的女性。与常规照护相比，为期九周、有专业人员指导的运动方案在治疗结束后即刻及一年后均改善了生活质量。研究报告的变化包括性交疼痛减轻、压痛阈值提高、腹部及背部肌力增强，以及腰盆部稳定性改善。样本量较小限制了结果的推广性，也不足以确定最佳运动处方。2022年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会（ESHRE）指南支持讨论非药物治疗策略，但认为证据不足，无法针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症状推荐任何特定的物理治疗或运动干预。(pubmed.ncbi.nlm.nih.gov)

心理照护关注应对方式、情绪困扰，以及持续性疼痛对日常功能的影响。认知行为治疗（CBT）通过相关技术改变无益的思维和行为，并帮助患者重新参与各项活动。Lilian Donatti及其同事于2024年在线发表的试验将52名女性随机分组，报告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接受治疗者的疼痛感知、抑郁、压力和生活质量均有所改善。规模更大的“盆腔疼痛疗愈干预”（Healing Pelvic Pain Intervention）试验于2026年1月发表，将334名参与者随机分配至远程CBT组、瑜伽组或电子邮件健康教育组。八周后，CBT改善了子宫内膜异位症特异性生活质量、一般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及多项疼痛结局，同时减轻了疼痛灾难化思维，并增强了管理疼痛的信心。但它未能显著改善心理困扰或睡眠。因此，疼痛相关功能的变化与心理健康的变化是相互关联但又不同的结局；以疼痛为重点的心理干预方案并不一定能处理该疾病带来的所有情绪影响。(pubmed.ncbi.nlm.nih.gov)

饮食研究同样区分了胃肠道症状的缓解与对子宫内膜异位症本身的影响。2025年的EndoFOD交叉供餐试验纳入了35名胃肠道症状控制不佳的女性，分别为她们提供低FODMAP饮食和营养成分相匹配的对照饮食，各持续28天，两阶段之间设有洗脱期。FODMAP是可发酵的短链碳水化合物；减少其摄入量，旨在减轻发酵和渗透作用引起的水分移动等肠道效应。低FODMAP饮食阶段有60%的参与者出现改善，对照饮食阶段则为26%，改善涉及腹痛、腹胀、粪便性状和生活质量。该研究未能证实病灶消退，也未能确定重新引入食物并进行个体化饮食调整后的长期效果。由于研究采用统一供餐设计，这种饮食在日常生活条件下是否有效也仍不确定。(pmc.ncbi.nlm.nih.gov)

补充疗法的证据因干预方式和所考察的结局而异。2023年的一项多中心试验将106名女性随机分配至针刺组或假针刺组，治疗持续12周。在第12周时，针刺组的经期疼痛和生活质量指标改善更为明显；但治疗停止后，到第24周时，组间优势已不再存在。非经期盆腔疼痛和性交疼痛均无显著组间差异。在2026年的远程干预试验中，瑜伽改善了经期症状和性交疼痛，但未改善作为主要结局的生活质量。这些结果支持按具体结局解读疗效，而不是将补充疗法一概视为有效的治疗类别。(pubmed.ncbi.nlm.nih.gov)

多学科服务将这些方法与妇科治疗协调结合。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最初于2017年发布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指南规定，妇科服务应提供多学科疼痛管理服务，子宫内膜异位症专科中心则应提供具有盆腔疼痛诊疗专长的服务。专科中心还需具备提供高水平妇科手术、结直肠外科、泌尿外科、专科护理、影像检查和生育诊疗服务的条件。NICE将症状持续或反复出现、初始治疗无效或无法耐受，以及日常活动受到明显影响列为转诊至妇科的依据。支持需求评估涵盖身体、心理性健康、情绪、工作和学习方面的问题，使康复与心理照护能够在检查和治疗原发疾病的同时，处理患者的功能问题。(nice.org.uk)

共病与长期风险

观察性研究支持子宫内膜异位症与自身免疫性疾病之间存在关联，但这并不能证明子宫内膜异位症本身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在护士健康研究 II 中，霍莉·哈里斯及其同事于1989年至2011年间对114,453名女性进行了随访。经腹腔镜确诊的子宫内膜异位症与随后发生的系统性红斑狼疮和类风湿关节炎相关，校正后的风险比分别为2.03和1.41。然而，进一步校正子宫切除、卵巢切除及镇痛药使用情况后，这两种关联均减弱，且其置信区间均包含无关联值。因此，共同的激素或免疫因素、治疗相关影响以及医疗服务利用方面的差异，仍只是可能的解释，而非已确立的因果机制。(pmc.ncbi.nlm.nih.gov) 关于过敏性疾病的证据则不够确凿。2012年一项以医院为基础的研究比较了501名经手术确诊为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女性与188名对照女性，报告有过敏史的比值比为4.28，其中药物过敏、过敏性鼻炎和哮喘均更为常见。该研究采用回顾性、单中心设计，限制了结果的推广性，也无法确定子宫内膜异位症是否先于这些疾病发生。(pubmed.ncbi.nlm.nih.gov)

子宫内膜异位症与卵巢癌的关联在透明细胞癌和子宫内膜样癌中尤为明显，但绝对风险仍然较低。在2024年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的一项犹他州人群队列研究中，莫莉·巴纳德及其同事比较了78,476名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女性与372,430名未患该病的女性。上皮性卵巢癌的校正后风险比为4.20；按组织学类型分别估算，透明细胞癌为11.15，子宫内膜样癌为7.96。患有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和／或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女性，校正后风险比为9.66。不过，在平均12年的随访期内，校正后的卵巢癌额外发生数约为每10,000名女性9.9例。这些估计值描述的是一个队列在特定随访期内的情况，而非单个病灶发生恶变的概率。(doi.org)

子宫内膜异位组织发生恶变的情况很少见，且不同于流行病学上观察到的更广泛的癌症关联。分子证据支持某些卵巢癌与子宫内膜异位症之间存在前驱病变关系：2010年的一项研究在两名患者的透明细胞癌及其邻近的非典型子宫内膜异位病灶中发现了相同的 ARID1A 突变，但在远处的子宫内膜异位病灶中未发现这些突变。(nejm.org) 这类改变不足以证明病灶即将恶变。迈克尔·安杰莱西奥及其同事于2017年报告，在39个深部子宫内膜异位病灶中，有10个携带癌症驱动突变，尽管这类病灶极少发生恶变。在接受检测的样本中，这些突变仅限于上皮成分，说明与癌症相关的分子改变也可能出现在临床上表现为良性的疾病中。(nejm.org)

其他有研究记录的关联包括心血管疾病和精神健康障碍。2023年安大略省的一项队列研究发现，子宫内膜异位症女性因重大心血管事件住院的校正后风险比为1.14。研究提出，慢性炎症和较早绝经可能是相关作用途径，其中也包括治疗相关的卵巢功能丧失，但观察性研究设计无法确立因果关系。(pmc.ncbi.nlm.nih.gov) 2021年发表的一项美国保险理赔数据研究纳入了72,677名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女性，报告临床诊断的抑郁症和焦虑障碍的校正后风险比分别为1.48和1.38。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疼痛及其他慢性疼痛性疾病与这些结局相关；这些发现并不意味着盆腔症状源于精神问题。(pubmed.ncbi.nlm.nih.gov)

这些关联尚未促成普遍适用的额外疾病筛查方案。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会2022年指南指出，不应仅因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就常规开展超出现有人群筛查方案范围的癌症筛查。如果存在独立的风险因素，例如显著的家族史或增加癌症易感性的生殖系突变，可依据当地指南考虑进一步评估。该指南还区分了由症状触发的检查与筛查：绝经后出现的盆腔肿块应按照肿瘤学指南进行评估。随访应根据症状、疾病严重程度及既往治疗情况进行个体化安排；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定期开展长期监测能改善对复发、并发症或恶性肿瘤的早期发现。(academic.oup.com)

社会与经济负担

诊断延误会使症状影响教育、就业和家庭生活的时期延长，而患者在此期间仍未获得明确的病因解释。在凯莱奇·恩诺阿姆牵头开展的一项2011年研究中，研究人员从十个国家的16家中心招募了1,418名接受腹腔镜检查的女性；在确诊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参与者中，从症状出现到经手术确诊的平均间隔为6.7年，其中很大一部分延误发生在初级医疗环节。这一指标衡量的是到手术确诊所需的时间，不一定是到首次接受治疗所需的时间。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将经期疼痛视为正常现象、公众和专业人员认知不足、症状表现多样，以及诊断服务可及性有限，都是识别该病的障碍。这些障碍既存在于就诊之前——严重影响日常生活的症状被视为普通的月经表现，也存在于医疗系统内部——患者难以获得专科评估。(pubmed.ncbi.nlm.nih.gov)

就业方面的损失包括缺勤，即未能到岗工作的时间，以及带病出勤，即虽在工作但效率降低。在恩诺阿姆及其同事的研究中，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在职参与者平均每周损失相当于10.8小时的工作产出，主要原因是带病出勤，而非缺勤。因此，仅凭病假记录只能反映该病对工作的部分影响。在该研究中，每周生产率损失的货币价值从尼日利亚的4美元到意大利的456美元不等，说明工资水平会如何影响对相似功能受限情况的经济估值。这些结果来自到相关中心接受腹腔镜检查的女性，并非来自能够代表所有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的样本，因此不应将其视为普遍适用的每周损失。(pubmed.ncbi.nlm.nih.gov)

该病造成的影响也不限于有偿工作。症状可能使患者无法上学或参与日常活动，而性交疼痛和社会孤立则可能影响人际关系及生活质量。教育领域的研究尤其需要谨慎，因为经期疼痛本身并不能确诊子宫内膜异位症。一项2025年针对澳大利亚“月经、疼痛与子宫内膜异位症项目”的研究，使用了2022年7月至2023年6月期间从13,078名出生时被指定为女性的学生中收集的问卷，发现22.9%的受访者经常在经期缺课或缺勤。这记录了月经健康宣传项目所面向人群的教育负担，但并非对确诊子宫内膜异位症所致缺课或缺勤的专门估计。(who.int)

相关成本由医疗服务提供者、患者、家庭和雇主共同承担。直接医疗支出和患者自付费用，与工作产出及收入减少造成的间接损失并存。在史蒂文·西蒙斯及其同事2012年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调查了十个国家12家转诊中心的909名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症状的女性，估计每名患者的年均总成本为9,579欧元。生产率损失平均为6,298欧元，约为医疗费用3,113欧元的两倍。该研究纳入的是2008年曾因相关问题接触医疗服务的患者；其估计值反映的是这一经过筛选的转诊就医人群及当时的成本背景，而非当前的全国支出。盆腔疼痛、不孕、病情更严重以及确诊后年数更多，均与更高的成本相关。此外，当治疗需要个人承担费用，而症状又使收入减少时，家庭还可能面临经济压力。(pubmed.ncbi.nlm.nih.gov)

患者倡导行动推动了对污名化和疾病识别不足的关切转化为公共卫生政策。澳大利亚于2018年7月发布的《国家行动计划》明确肯定了患者、倡导团体、临床医生、研究人员和议员的贡献，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子宫内膜异位症联盟及其成员组织EndoActive、澳大利亚子宫内膜异位症组织和Qendo。该计划将提高认知和教育与临床诊疗及研究相结合，列为优先事项，而不是将宣传视为服务提供的替代品。在2018年7月26日的计划发布活动上，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宣布向珍·海尔斯女性健康机构拨款20万澳元，用于在当年9月的女性健康周期间开展线上宣传活动。该计划还提出开展校内教育、与受该病影响的人群共同设计宣传活动，并建立协调一致的临床诊疗路径，以确保认知的提高能够伴随医疗服务可及性的改善。(health.gov.au)

研究历史

19世纪对这一疾病的描述源于显微病理学，当时尚未明确区分子宫内膜异位症与子宫腺肌病。卡尔·冯·罗基坦斯基于1860年发表的论述常被引为早期描述，但其术语和病理发现并不能明确对应于现代的疾病定义。1899年，威廉·伍德·拉塞尔描述了卵巢中的子宫内膜样组织，并将其解释为异位的苗勒管组织。随后，托马斯·斯蒂芬·卡伦将显微镜下的发现与临床症状及解剖分布联系起来；他的《子宫腺肌瘤》于1908年出版。这些研究最初将多种病变统归为“腺肌瘤”，而未始终明确区分子宫肌层内的组织与子宫外的病灶。(applications.emro.who.int)

20世纪初的研究越来越依赖术中观察和对手术切除组织的检查。约翰·阿尔伯特森·桑普森在1921年对穿孔性出血性卵巢囊肿的研究中，将囊肿的子宫内膜样衬里与盆腔种植病灶联系起来，最初提出卵巢囊肿内容物漏出后发生种植的解释。1927年，他提出了更为人熟知的经血逆流假说：月经排出物可经输卵管进入腹膜腔，其中有活性的子宫内膜组织可能在此种植。这与他先前的囊肿渗漏解释不同。桑普森还于1927年另行发表了一篇论述，提出经静脉播散的观点，表明他的研究考虑了异位组织传播的多种途径。(applications.emro.who.int)

后来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组织在解剖位置上的异位，而是进一步探索病灶得以存活的生物学条件。W.保罗·德莫夫斯基、拉塞尔·W.斯蒂尔和G. F.贝克于1981年发表了《子宫内膜异位症中的细胞免疫缺陷》，为免疫系统相关研究提供了实验性证据。1996年，L. S.诺布尔、埃文·R.辛普森、A.约翰斯和塞尔达尔·E.布伦报告了子宫内膜异位组织中的芳香化酶表达，为种植病灶内部可能产生雌激素提供了分子层面的证据。他们随后于1997年开展的研究显示，前列腺素E2可刺激体外培养的病灶来源间质细胞表达芳香化酶。研究也扩展到了大规模人群遗传学领域：2023年一项纳入60,674例病例和701,926名对照者的全基因组关联荟萃分析，确定了42个达到全基因组显著性水平的基因座，其中包含49个不同的关联信号。(pubmed.ncbi.nlm.nih.gov)

标准化分类为比较手术发现提供了共同框架。美国生育学会于1979年提出其分类体系，并于1985年修订；美国生殖医学学会标为“1996年版”的修订版于1997年5月发表。这些体系根据观察到的病灶和粘连进行严重程度分期，但解剖学分期仍不同于对症状及治疗结局的衡量。国际指南也与这些分类体系同步发展：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会（ESHRE）于2005年发布了诊断和治疗指南，随后于2014年和2022年进行了修订。(pmc.ncbi.nlm.nih.gov)

此后，大型随机对照试验为药物治疗提供了更为标准化的证据。休·S.泰勒及其同事于2017年报告了Elaris Endometriosis I和II两项Ⅲ期试验，分别将872名和817名女性随机分配至两个剂量的口服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拮抗剂依拉戈利治疗组或安慰剂组，持续治疗六个月。参与者均经手术确诊，并伴有中度或重度相关疼痛。试验分别评估痛经和非经期盆腔疼痛，并将镇痛药使用情况纳入疗效反应的判定标准；与安慰剂相比，两种剂量均改善了这些终点指标，同时也产生了剂量相关的低雌激素效应。(nejm.org)

诊断指南文件记录了腹腔镜检查作用的重大变化。2005年ESHRE指南将腹腔镜下目视检查视为明确诊断的金标准检查。取代该版指南的2022年版不再将手术作为常规必需的前提：初始评估依据症状、体格检查、超声检查和磁共振成像，并认可经验性治疗这一诊疗路径。当影像学检查结果为阴性，且经验性治疗无效或不适用时，仍可选择腹腔镜检查。该指南还明确保留了一项提醒：影像学检查阴性并不能排除本病，尤其不能排除浅表腹膜病灶。(academic.oup.com)

尚待解答的问题与未来方向

一个尚未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子宫内膜样组织能在某些人体内形成异位病灶，而在另一些人体内却不能？又有哪些机制决定了这些组织后续能否存活？研究必须区分促使病灶形成的因素，以及维持炎症、血液供应、纤维化和免疫清除功能异常的因素。遗传关联研究能够识别与易感性有关的通路，但仅凭这些关联并不能确定因果关系的先后顺序。纵向观察也对“未经治疗的疾病必然持续进展”这一假设提出了挑战。在尤雷·克内兹（Jure Knez）及其同事于2023年开展的一项研究中，135名未接受药物或手术干预的深部子宫内膜异位症女性患者接受了多次超声检查：37%的患者结节数量或大小增加，13%的患者病灶消退，其余患者保持稳定。这些发现仅适用于经过筛选的深部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群体，并非所有类型的病灶；研究未能识别出可靠的疾病进展或消退预测因素。(pmc.ncbi.nlm.nih.gov)

研究人员正在探索无创生物标志物，以用于诊断、区分疾病亚型及预测治疗反应。可重复性是一大难点：月经周期阶段、激素治疗、样本处理方式、病灶表型以及对照人群的选择，均可能改变测得的信号。2019年的一项技术核验与独立验证研究表明，不能只在最初用于发现标志物的样本中检验生物标志物模型，还必须在其他样本中进行验证。因此，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会2022年指南呼吁开展设有独立验证队列的大型多中心前瞻性研究，而不是仅凭看似有前景的初步发现就将其投入应用。(onlinelibrary.wiley.com)

唾液微小RNA的研究既体现了进展，也揭示了尚待解决的问题。2025年10月发表的一项前瞻性多中心验证研究纳入了971名18至43岁的有症状患者，其中子宫内膜异位症患病率为77%。该研究基于唾液的特征组合取得了97.3%的敏感度和94.1%的特异度，阴性预测值为91.3%。诊断分类依据影像学检查、腹腔镜检查或两者结合，所有对照组参与者均接受了腹腔镜检查。这项由检测开发商Ziwig资助的研究，为该检测在这一有症状队列中的性能提供了证据。然而，在患病率较低的人群、青少年以及不同诊断路径中，能否获得相近的检测性能和临床获益，仍需另行研究；这些结果并不能证明该检测适用于人群筛查。(pubmed.ncbi.nlm.nih.gov)

靶向治疗研究正探索抑制生殖激素以外的机制，包括炎症信号传导和异常细胞代谢。在2019年的一项研究中，安德鲁·霍恩（Andrew Horne）及其同事发现，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的腹膜间皮细胞表现出糖酵解增强、丙酮酸脱氢酶活性降低以及乳酸生成增多。二氯乙酸能够抑制丙酮酸脱氢酶激酶；它在实验室培养体系中减少了乳酸分泌和间质细胞增殖，并缩小了小鼠的病灶。这些临床前研究中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其临床疗效已得到证实。爱丁堡大学的EPiC2研究计划纳入100名参与者，考察用药剂量、疼痛症状和不良反应，计划于2026年年底开始招募，为更大规模的疗效试验提供依据。(pure.ed.ac.uk)

实验模型本身仍是研究成果转化为临床应用的一大挑战。啮齿动物研究在组织来源、植入部位、诱导方法、激素暴露和受体品系方面存在差异，可能对同一个治疗问题得出不同答案。病灶缩小也不能替代疼痛或生育能力改善的直接证据。世界子宫内膜异位症研究基金会的EPHect项目于2025年发布了实验模型标准化方案，涵盖同源和异源啮齿动物模型、类器官以及疼痛行为。这些方法旨在提高实验的可重复性和可比性，同时保留适用于不同生物学问题的模型。(academic.oup.com)

对于持续性疼痛，所采用的结局指标需要能够区分病灶活动与疼痛处理过程的改变。2023年的一项前瞻性手术研究发现，术前中枢敏化量表评分越高，术后疼痛情况越差；但该问卷衡量的是症状，而非直接测量中枢敏化。确定具有预测价值的生理指标，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临床试验的标准化也取得了进展：詹姆斯·达菲（James Duffy）牵头的2020年国际共识研究，将总体疼痛、最困扰患者的症状的改善程度以及生活质量确定为症状治疗试验的核心结局指标。以一致的方法测量这些结局，同时记录不良事件和患者满意度，有助于比较不同干预措施，而不把解剖学上的病灶切除等同于康复。(pmc.ncbi.nlm.nih.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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