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代表观遗传是指影响基因表达或表型的生物信息在世代之间传递,而不依赖于脱氧核糖核酸序列的相应变化。它关注的是调控状态在生殖过程中持续传递,而不仅仅是这些状态在同一个体内随细胞分裂而维持。已提出或已证实的信息载体包括DNA甲基化、染色质相关蛋白和调控性RNA。不同生物中,相关证据的充分程度、涉及的机制以及遗传效应持续的代数都有很大差异。
这一课题连接了表观遗传学、发育生物学和遗传学,因为生殖过程往往涉及细胞调控状态的大范围重置。尽管如此,有些生物仍能将特定状态传递多代。植物和线虫中已有研究透彻的实例;而在哺乳动物中,发育过程中广泛发生的重编程,以及难以区分遗传与直接暴露效应的问题,使相关结果的解读更为复杂。仅凭人类家族中的关联现象,并不能确立生殖系表观遗传机制的存在。
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在后代中观察到某种效应,并不等于某个特定分子信号得到了遗传。后代与曾受暴露的祖先相似,可能是因为双方具有相同的DNA变异、环境、母体生理状况、行为或微生物。因此,要确立跨代表观遗传,就必须明确哪些世代曾直接受到暴露,排除其他传递途径,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实验建立遗传下来的调控信号与其后果之间的联系。
定义、世代界限与范围
表观遗传状态是一种能够在底层 DNA 序列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持续存在的调控状态。例如,特定 DNA 位点的甲基化,或能够自我强化的染色质抑制模式。表观等位基因是与某一基因座相关的一种替代性调控状态,无须核苷酸序列不同即可与另一种状态相区别。表观等位基因可能影响转录,并产生可测量的表型,但并非所有可检测到的表观遗传差异都会产生功能性后果。
最严格地说,只有当一种效应延续至未直接暴露于最初诱发条件的世代时,才使用“跨代”一词。通常用 表示最初受到暴露的亲代,用 表示其子代,用 、 等表示后续世代。相关的世代界限取决于生殖生物学特征和暴露发生的时间,而不只是所考察的世代数。
当妊娠哺乳动物受到暴露时,母体、发育中的胎儿,以及胎儿体内最终将产生配子的细胞,都可能受到暴露。因此,受到暴露的 雌性可能使 胎儿和将形成 世代的前体细胞同时受到直接暴露。按照这一惯例, 才是首个未受到直接暴露的世代。如果雄性在受孕前受到暴露,其精子可能受到直接影响; 中的效应通常被视为代际效应,而在排除了暴露及其他持续影响后,延续至 的效应才可被认定为跨代效应。
这些惯例并不意味着每一种 或 表型都是表观遗传的证据。持续存在的化学物质、母体生理状态的改变,或遗传下来的 DNA 突变,都可能产生类似的系谱模式。反过来,实验若证实精子 RNA 能够转移至胚胎,或许可以揭示亲代影响子代的一种机制,却不能据此证明这种效应会延续至该子代之后的世代。
还需要区分信息的遗传与反复重建。祖先受到的暴露可能改变亲代行为,进而影响子代发育,并在每一代重新产生类似的分子变化。这是一种具有重要生物学意义的跨世代过程,但并不等同于表观遗传信号经由生殖系传递。同样,表观遗传状态在有丝分裂过程中得到稳定维持,本身也不能作为其通过有性生殖遗传的证据。操作性定义必须明确传递途径、受到暴露的世代、分子状态,以及所追踪的性状。
分子载体与发育重编程
DNA甲基化是主要的候选载体之一,因为甲基能够影响转录,而且其分布模式可以在DNA复制时被复制。在哺乳动物中,甲基化通常发生在后接鸟嘌呤的胞嘧啶上,这些位置称为CpG位点。甲基化维持机制能够识别新复制的DNA,并帮助在子链上恢复甲基化模式。这为细胞记忆提供了一种机制,但信息在细胞分裂过程中的延续,并不保证其能够在生殖过程中延续。
哺乳动物发育包含两个主要的表观遗传重编程时期:一个发生在胚胎发育早期,另一个发生在原始生殖细胞中。这些过程会广泛重塑DNA甲基化和染色质,有助于确立发育潜能,并重置亲本来源信息。某些基因组区域能够抵抗特定类型的擦除,但这种抵抗能力因基因座、发育阶段和物种而异。因此,不能仅凭成年个体精子中存在甲基化差异,就认定这种差异会在胚胎中保留下来。
基因组印记既展现了表观遗传的作用,也揭示了其局限。在印记区域,母源和父源拷贝可能因配子形成期间建立的标记而呈现不同的表达。这些标记可以在胚胎早期重编程过程中保留下来,并指导亲本来源特异性表达。然而,在发育中的生殖系内,这些标记通常会被擦除,并根据个体的性别重新建立。因此,基因组印记是表观遗传信息跨越受精过程得以传递的明确实例,但并不能据此证明,由环境诱导的状态能够无限期地传递下去。
染色质还提供了其他候选载体。DNA缠绕在组蛋白上,形成核小体;组蛋白的化学修饰能够招募促进或抑制转录的蛋白质。读取蛋白与写入蛋白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助于在复制后重建染色质状态。在哺乳动物精子中,大多数组蛋白被精蛋白取代,但仍保留了一些核小体。要判断某些保留下来的组蛋白是否能够指导后代发育,仅检测到它们的存在还不够:某种修饰可能只是与调控活动相关,而非引发该活动的遗传性原因。
调控性RNA无需保留完全相同的DNA修饰或组蛋白修饰,也能传递信息。小RNA可以识别与其互补的转录本,并招募沉默机制,使后代得以重建某种调控状态。在具有RNA依赖性RNA聚合酶的生物中,遗传下来的信号可以被扩增。哺乳动物缺乏线虫中存在的经典扩增机制,因此,在线虫中确立的机制不能直接套用于哺乳动物。此外,物质载体可能在发育过程中发生变化:配子中的RNA信号可能在胚胎中启动某种染色质状态,而这种状态随后又会改变下一代配子中的RNA组成。
植物表观等位基因与副突变
植物为稳定的跨代表观遗传提供了一些最清晰的实例。植物的生殖发育过程与哺乳动物不同:生殖细胞在发育较晚阶段才由分生组织细胞谱系产生,而且相当一部分DNA甲基化可跨代维持。植物还具有多种在非CpG位点使DNA发生甲基化的途径。这些特征有利于调控状态的持续维持,尤其是在转座元件和重复序列周围。
RNA介导的DNA甲基化是其中一种重要机制。在拟南芥中,专门的RNA聚合酶及其相关蛋白生成并利用小RNA,引导甲基化作用定位到与之匹配的基因组区域。这些引导分子中,许多是长度为24个核苷酸的小干扰RNA。随后,DNA甲基转移酶和组蛋白修饰酶可进一步强化沉默。即使不再需要最初形式的起始信号,某些维持途径仍能保留由此形成的状态。
副突变是一种尤其有助于理解这一过程的现象,指一个等位基因诱导另一个等位基因的表达发生可遗传的改变。在玉米的 b1 位点,与不同色素沉积水平相关的调控状态可以相互作用,使一个高表达的等位基因转变为稳定受抑制的状态。改变后的等位基因随后又能影响另一个易受影响的等位基因。R. A. 布林克于1956年发表了关于玉米 r1 的研究,帮助确立了副突变这一现象,表明它偏离了一种简单预期,即等位基因在杂交过程中始终保持各自独立的表达特性。后续研究将玉米中的多个副突变系统与小RNA途径及重复的调控序列联系起来。
天然存在的植物表观等位基因可以影响显著的发育性状。199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柳穿鱼(Linaria vulgaris)中一种辐射对称的花型,与参与花部对称性调控的一个基因发生甲基化及表达降低有关。在拟南芥中,FWA 的沉默通常有助于维持适宜的开花时间;甲基化的丧失则可能使其异位表达,并导致开花延迟。这些实例表明,特定位点的调控状态可以产生可遗传的发育效应。不过,在解释这些现象时,仍需关注附近的重复序列和结构变异,因为它们可能使某个位点更容易形成特定的表观遗传状态。
环境能否诱导这些状态,与稳定表观等位基因是否存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植物在经历干旱、温度胁迫或病原体侵袭后,可以改变甲基化和基因表达,但其中许多变化会在胁迫结束后或繁殖后消失。春化作用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对照:冬季低温可以在植物体内形成与开花有关的稳定记忆,但这种记忆通常会在下一代中重置。因此,植物的胁迫记忆既包括短暂的生理效应,也包括真正可遗传的状态;要证实后者,就需要让后代在没有诱导条件的环境中生长,并控制种子营养供给和母体效应的影响。
线虫和昆虫中的小RNA遗传
线虫秀丽隐杆线虫是重要的实验模型,因为它世代周期短、易于进行遗传操作,研究者可以借此追踪调控状态在多个世代中的变化。在这种动物中,接触与某个基因序列匹配的双链RNA后,RNA干扰便可使该基因沉默。在适当条件下,最初的RNA处理结束后,后代仍能保持沉默状态。其持续时间取决于靶标、遗传背景和实验条件。
这一机制并不只是最初的RNA分子被动留存。RNA依赖的RNA聚合酶会生成次级小RNA,其中包括大量长度为22个核苷酸、以5′端鸟嘌呤为特征的RNA,通常称为22G RNA。这些RNA与Argonaute蛋白结合。生殖系核内Argonaute蛋白HRDE-1有助于将遗传而来的小RNA信息与核内沉默及染色质调控联系起来。影响这套分子机制的突变可能破坏可遗传的抑制状态,这提供了因果证据,表明该通路参与了信息传递,而不只是与传递过程相伴出现。
PIWI相互作用RNA,简称piRNA,参与识别外源或潜在有害的序列。在秀丽隐杆线虫中,piRNA通路可以启动某些转基因的沉默,而其他小RNA通路则有助于区分正常表达的生殖系基因与被靶向抑制的序列。由此形成了一套系统,使既往表达情况和序列身份的信息能够影响后续的生殖系调控。遗传信号不一定是DNA上永久存在的化学标记:持续产生的RNA和核内反馈也可以维持这种状态。
遗传过程也受到主动限制。一些由实验诱导的沉默状态会持续数代,随后消失;另一些则可在特定实验室条件下稳定维持更长时间。遗传因素调控着这些状态的建立、维持和终止。因此,某种状态的消失不一定只是分子被逐代稀释的结果,也可能源于调控通路之间的竞争,或源于防止祖代沉默无限期限制基因表达的机制。
在黑腹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中,母源沉积的piRNA提供了另一条得到充分研究的遗传调控途径。对杂交不育的研究表明,当转座元件被引入缺乏适当抑制机制的遗传背景时,杂交方向会影响结果。母源小RNA可以帮助后代识别并沉默这些元件。这类系统将遗传而来的RNA群体与基因组防御联系起来;不过,除非能证明这种调控可传递至更晚、未受暴露的世代,否则单凭母源沉积仍只能算作代际事件。
这些模型共同证实,序列特异性的调控信息可以跨世代传递,并招募使其不断更新的分子机制。但它们并不能证明,所有由环境诱导的线虫表型都能通过表观遗传方式传递,也不能证明哺乳动物具有同等机制。关于RNA介导沉默的有力分子证据,与关于行为或生理反应可遗传的更广泛主张,必须分别评估。
哺乳动物模型及其局限性
哺乳动物实验面临多重挑战:生殖系经历广泛的重编程,繁殖周期较长,亲代影响又十分复杂。后代表型既可能通过精子或卵母细胞产生,也可能源于子宫生理状态、乳汁、亲代照料、精液作用或共同饲养环境。因此,在设计实验谱系时,需要区分生殖系信号与各代所提供的生物学环境。
小鼠的表观等位基因提供了一些影响深远的实例。在可存活黄色刺鼠等位基因 中,插入的反转录转座子含有一段调控序列,该序列的甲基化状态与刺鼠基因不同程度的异位表达相关。因此,遗传背景相近的小鼠可能表现出不同的毛色及相关性状。母体饮食实验表明,在这一敏感位点上,后代表型的分布可以发生改变。然而,母体对发育中后代的直接影响,本身并不能证明跨代遗传。此外,反转录转座子的插入也是该系统遗传构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这一实例并不意味着任何普通基因都能获得同样的特性。
小鼠的 Axin 融合等位基因是另一个得到广泛研究的实例,其中,与反转录转座子相关的表观遗传状态,与发育表型的可变表现相关。这类位点表明,哺乳动物的某些基因组区域能够支持调控状态以不寻常的方式遗传。它们也说明,为何结论必须限定于具体位点:重复DNA、局部序列、品系背景以及亲本来源,都可能决定某种状态能否持续。
另一些实验则研究父本饮食、应激或化学物质暴露的影响。其中,精子小RNA的变化受到特别关注。有些研究将精子RNA、选定的RNA组分或合成RNA导入受精卵,并观察到后代表型的某些特征。这些干预可以检验某种RNA制备物是否足以影响早期发育,但未必能证明注入剂量再现了自然受精时的情况,也未必能证明在正常条件下同一种RNA是必需的,或其效应能够延续至未受暴露的一代。
2005年,一项关于妊娠期暴露于杀菌剂乙烯菌核利的大鼠研究报告称,生殖方面的影响延续了数代。这成为环境表观遗传学中一个影响深远的实例。后续研究考察了相关终点指标,并提出甲基化、RNA及染色质变化可能参与其中,但不同暴露方案、品系和实验室所得的结果并不一致。解读这类文献时,需要区分“观察到后代性状”与“证实某种特定分子载体”这两件事。
因此,哺乳动物研究的核心问题并不是亲代所处条件能否影响后代;许多途径都能产生这一结果。真正的问题是:某种暴露是否建立了明确的生殖系信号,该信号能否在重编程后保留下来或重新建立,能否产生可重复的效应,以及在没有环境再次诱导的情况下,能否延续至直接暴露世代之后。
人类研究证据与流行病学解读
人类研究通常无法操纵祖辈的暴露情况,也无法控制生育,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观察性记录、家系队列和分子测量。这些方法可以发现祖辈所处条件与后代特征之间的关联,却很难分离出特定的生殖系表观遗传机制,因为遗传继承、家庭环境、社会条件的延续以及选择性存活都在同时发挥作用。
1944—1945年的“荷兰饥饿之冬”是发育期暴露研究的一个重要实例。针对饥荒期间受孕者的研究发现,其某些DNA甲基化位点存在长期持续的差异。2008年的一项研究以同性别的兄弟姐妹为对照,发现产前经历饥荒暴露的人在约60年后,其受印记调控的 IGF2 区域仍存在甲基化差异。这一发现支持这样一种可能性:发育早期的暴露可以在暴露者体内留下持久的分子层面关联。但这并不能证明,该甲基化差异通过此人的生殖系传递给了后代。
针对瑞典北部厄弗卡利克斯的历史研究考察了祖辈食物供应状况与后代各项结局之间的关联。这类记录为研究多个世代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其中的暴露情况是根据历史条件重建的,而不是通过实验分配的。样本量、亲缘关系、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多重统计比较,都使结果的解读更加复杂。祖父母辈的暴露与孙辈结局之间存在关联,并不能据此确定DNA甲基化、RNA或染色质就是传递途径。
分子测量还带来了其他困难。人类研究通常分析易于获取的血液,但血液中混合着多种细胞,其比例也会发生变化。甲基化差异可能反映的是细胞组成的改变,而非某一特定细胞类型内部的调控变化。也不能假定血液中的测量结果能够代表精子、卵母细胞、胎盘或与疾病相关的组织。统计校正可以处理其中一些问题,却不能把在易于获取的组织中观察到的关联转化为生殖系传递的证据。
家族成员共有的遗传变异是另一个主要问题。某些DNA变异会影响局部或远端位点的甲基化。因此,某种甲基化模式可能在家族中代代出现,原因却是控制这一模式的DNA变异得到了遗传。研究还必须考虑年龄、吸烟、饮食、职业以及其他相互关联的暴露因素。这些变量即使不涉及任何遗传而来的表观遗传信号,也能在连续几代人中产生相似的分子特征。
因此,人类研究中最有力的证据仍主要支持暴露者个体体内的持久效应,以及某些特定的亲代与子代之间的关联,而不足以支持一条完整的因果链,即祖辈暴露通过明确的表观遗传载体影响后续未暴露的后代。目前并无普遍适用的依据,可以将一个人的特征或健康结局归因于其祖先经历所造成的表观遗传变化。缺乏独立证据时,特定动物模型中的发现也不能证明人类家族中存在这样的机制。
实验检验与因果证据标准
一项有说服力的研究,首先需要明确界定暴露情况,包括处理发生的时间、哪些组织和生殖细胞可能接触到处理因素、处理何时结束,以及哪些后代未受暴露。确认暴露因素已被清除十分重要,尤其是在研究可长期残留于组织或在环境中积累的化学物质时。仅靠多代繁殖并不能排除持续暴露的可能性。
遗传学对照同样重要。近交品系可以减少部分DNA变异,但无法消除新发突变、结构变异,也无法排除对既有变异的选择作用。DNA测序有助于识别这些替代解释,而正反交则可以揭示亲本来源效应。繁殖设计必须考虑家系结构:同一窝中的多个后代,并不等同于相同数量、分别独立接受暴露的亲代谱系。将这些后代视为完全独立的样本,可能夸大统计证据的强度。
不同干预方法针对不同的传递途径。交叉寄养可以检验出生后照料的作用,但不能消除产前影响。胚胎移植可以将某些与胚胎相关的效应同妊娠环境的影响区分开来。体外受精或精子注射可以减少某些与交配有关的影响,但辅助生殖本身也可能影响发育和表观遗传状态。没有哪一种操作能够排除所有混杂因素;多种互补设计得出一致结果,才更有说服力。
分子特征分析需要沿着所提出的因果途径展开。相关测量对象可包括配子、早期胚胎、发育中的生殖细胞,以及受影响后代的组织。亚硫酸氢盐测序用于测定胞嘧啶修饰模式,但常规方法无法区分所有化学性质相近的胞嘧啶修饰。小RNA测序、染色质特征分析和RNA测序则用于考察其他候选信息载体及下游反应。如果某种差异仅见于成年后代的受影响组织,它可能是发育改变的结果,而非所传递的信号。
因果实验需要区分必要性与充分性。阻断某条假定参与传递的RNA通路后,遗传传递随之消失,可以支持该通路具有必要性,但广泛的发育紊乱可能使结果难以解释。引入某种候选RNA后重现相应效应,可以支持其具有充分性,但必须考虑剂量和递送方式。靶向基因组编辑和表观基因组操纵有助于检验特定位点的作用,前提是评估非预期变化及对发育的附带影响。如果恢复所提出的关键组分能够恢复传递,挽救实验就能进一步支持该机制。
最后,独立重复验证、数量充足的亲代谱系、以盲法进行表型测定,以及对主要结局指标进行预注册,都能降低选择性解读的风险。大规模表观基因组数据集很容易产生看似显著的差异。因此,统计校正、效应量估计,以及在独立建立的家系中重复验证,均不可或缺。如果同一明确机制能够在多次重复实验中一致解释信息传递、分子变化与表型,证据的说服力就会显著增强。
历史发展与演化意义
康拉德·H.·沃丁顿于1942年提出“表观遗传学”一词,用来描述连接基因与表型的发育过程。此后,随着对染色质、DNA甲基化和基因活性可遗传调控的研究不断深入,这个术语逐渐获得了分子层面的含义。这两段发展历程有所交叠,但并不等同:沃丁顿的发育理论框架并未明确提出如今所知的RNA或甲基化跨代遗传机制。
随后,几个不同的研究传统逐渐汇合。植物遗传学家记录了副突变现象,以及特定位点上的异常遗传现象。分子研究揭示了维持DNA甲基化和染色质状态的机制。动物研究发现了基因组印记,以及发育过程中广泛发生的重编程。1998年,安德鲁·法尔、克雷格·梅洛及其同事在秀丽隐杆线虫(C. elegans)中发现了RNA干扰,揭示了一种序列特异性的沉默机制;这一机制后来成为小RNA调控遗传研究的核心。
跨代表观遗传有时被描述为拉马克主义的回归,但这种类比有其局限。后天获得的状态可以影响后代,却不一定具有适应性;许多可遗传的表观遗传状态是随机产生的,或源自基因组防御途径,而非对环境需求作出的有益反应。证明某种诱导产生的状态能够遗传,并不意味着生物会引导可遗传的变化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其演化后果取决于状态的持续性、传递保真度及其对适合度的影响。如果某种状态提高了生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存活率或繁殖能力,那么无论直接承载这种状态的是DNA序列还是表观遗传机制,自然选择都能作用于由此产生的变异。然而,迅速重置的状态与高度稳定的等位基因具有不同的演化表现。当后代所处的环境与亲代相似时,短暂延续的遗传性反应可能有益;但当环境条件发生不可预测的变化时,这种反应也可能有害。
表观遗传过程与遗传过程也相互依存。DNA序列决定了识别位点、小RNA的靶标、重复元件,以及维持调控状态的酶。反过来,表观遗传调控可以改变转座元件的活性和基因表达,进而可能影响遗传变异的产生或其后果。因此,一个看似独立的表观等位基因,可能依赖于基因组其他位置的遗传特征。
植物育种为通过实验考察这些关系提供了机会。表观遗传重组近交系能够将部分甲基化变异与常规DNA序列变异分离开来,并揭示其对开花或根系发育等性状的影响。即便在这些实验体系中,也仍需监测序列变化和转座元件活性。对于演化分析,关键的衡量指标不只是是否存在可遗传的表观遗传差异,还包括这种差异出现的频率、传递的可靠程度、重置的速度,以及它对繁殖成功的影响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