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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镜检查

内镜检查利用带照明的器械,经自然腔道或小切口观察体内表面、采集组织样本并实施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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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镜检查是使用内镜检查体内器官或腔隙的方法。内镜是一种能够提供照明并传输体内图像的器械。根据设计的不同,内镜可经口腔、尿道等自然开口进入体内,也可经切口进入。许多内镜还设有操作通道,供临床医师采集组织、注射物质、切除异常增生组织、止血或置入治疗器械。因此,内镜检查既涵盖用于诊断的检查,也涵盖治疗操作。

这一术语指的是一类操作,而非单一检查。消化道内镜检查、气道检查、泌尿道检查和关节检查各自使用不同的器械和技术。腹腔镜技术通过小切口进入腹腔,属于内镜技术,但通常被归入微创外科的范畴讨论。与大多数从体外进行的影像检查不同,内镜检查可以在同一次操作中完成直视观察、组织取样和干预治疗。

内镜检查在临床上的重要性,正是源于这种观察与处理相结合的能力。它无需进行传统的开放手术,即可发现出血性溃疡、从异常的内衬组织中取样,或切除癌前增生组织。不过,其实际效用仍取决于能否到达目标部位、视野是否清晰、器械性能、操作者的专业水平以及对所见结果的解读。检查结果正常并不能排除所有疾病,而外观异常也不一定足以确立明确诊断。

历史发展

内镜技术的发展有赖于解决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将光线引入体内、将图像传至体外,以及制造出能够在不造成不可接受的损伤的前提下到达目标部位的器械。早期器械大多为硬式,适用于相对平直的解剖通道。1806年,德国医生菲利普·博齐尼介绍了他设计的 Lichtleiter,即导光器,利用外部光源和反射镜照亮体腔。虽然其实际功能有限,但它确立了一项重要原则:体内检查需要相互配合的光学与照明系统。

1853年,法国医生安托南·让·德索尔莫推出了一种器械,并将其称为内镜。与19世纪的其他器械一样,它在使用中受到发热、照明昏暗以及可达部位有限等因素的严重制约。1868年,阿道夫·库斯毛尔在一名职业吞剑表演者的协助下,进行了早期的硬式胃镜检查尝试。这类演示表明,器械能够到达胃部,但硬式内镜检查依然操作困难,并可能带来危险。19世纪末,以马克西米利安·尼策的工作为代表的电光源膀胱镜的研制,推动内镜检查成为一种实用的临床方法。

能够弯曲且仍能保持实用图像质量的器械问世,标志着一次重要转变。1932年,鲁道夫·辛德勒与器械制造师格奥尔格·沃尔夫推出了半软式胃镜。与完全刚性的管状器械相比,它的远端更容易顺应上消化道的弯曲走向。不过,检查仍依赖复杂的光学系统,且与后来的软式器械相比,其可观察范围仍然有限。

20世纪50年代,光纤技术使软式内镜发生了重大变革。由细玻璃纤维有序排列而成的相干光纤束,在允许器械弯曲的同时,仍能保持图像的空间排列。巴兹尔·赫肖维茨及其同事在这一时期研制出了实用的纤维胃镜。光纤还使外部光源供光成为可能,减少了在组织附近放置高温光源的需要。

电子视频内镜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确立。位于器械末端的图像传感器将所观察的景象转换为电子信号,并在显示器上呈现。这使多人共同观察、图像记录、教学以及操作配合都变得更加容易。此后的发展包括高清成像、治疗附件的改进、微型超声换能器以及可吞服的成像胶囊。这一历史进程并不仅仅是图像从模糊变得清晰:每一次技术进步,也都拓展了可检查的解剖部位和可实施的治疗范围。

器械、光学与成像

内镜大致分为硬式、软式和胶囊式。硬式内镜在笔直的镜身内装有透镜系统,尤其适用于可直接进入检查或操作部位的情况,包括许多关节、鼻腔、膀胱及腹腔操作。软式内镜具有插入管,其远端可操控弯曲。操作者通过控制旋钮或其他机构使镜端偏转,并通过旋转和推进镜身来调整内镜的整体位置。器械的直径、硬度、工作长度、观察方向及通道尺寸均需与预定操作相匹配。

现代软式电子内镜通常集成图像传感器、照明、送气、注水冲洗、吸引以及一个或多个工作通道。活检钳、圈套器、穿刺针、夹子和取物装置等附件可经这些通道送入。较大的通道可容纳更粗大的器械,或提供更强的吸引力,但通常也要求内镜本身具有更大的直径。专用设计包括用于到达胆管开口的侧视内镜,以及集成超声换能器的超声内镜。

常规白光成像利用组织反射的可见光呈现组织影像。图像质量取决于照明、传感器性能、光学系统、图像处理、观察距离,以及镜头和受检表面的清洁程度。血液、黏液、粪便、气泡或残留食物都可能遮蔽异常。充气通过扩张中空器官来形成观察空间。在消化道内镜诊疗中,可使用空气或二氧化碳;二氧化碳经肠壁吸收更快,通常较少造成持续性胀气。

图像增强方法旨在使细微的表面特征更加清晰。染色内镜检查通过施用染料来突出轮廓或组织纹理。电子图像增强技术则通过改变照明或图像处理方式,凸显浅表血管和黏膜结构。放大观察可提供更多细节,但某种形态模式的临床意义取决于所检查的器官、疾病、分类系统以及检查者的经验。增强图像可指导取样和病变评估,但并不能在所有情况下替代显微镜检查。

有些器械将内镜技术与另一种成像方式相结合。超声内镜检查将超声换能器置于靠近消化道壁及其邻近结构的位置,从而更便于探查胰腺和纵隔等区域。相比之下,胶囊式装置则将微型摄像头、光源、电池和发射器封装在可吞服的外壳内。标准被动式胶囊在移动过程中采集图像,但不具备常规内镜的转向、吸引和活检能力,也没有治疗通道。这些差异意味着,器械的选择应着眼于功能及能否到达目标部位,而不只是图像分辨率。

胃肠道检查

胃肠道内镜检查用于观察消化系统中消化道的内壁。上消化道内镜检查又称食管胃十二指肠镜检查,通常经口置入内镜,检查食管、胃和近端十二指肠。这项检查可用于查明吞咽困难、出血、持续呕吐以及部分上腹部症状的原因。检查可能发现食管炎、消化性溃疡、狭窄、肿瘤和血管异常。此外,内镜还可提供取样和治疗的通道,因此其用途并不局限于目视观察。

结肠镜检查用于检查直肠和结肠,有时也包括末端回肠。检查时将软式内镜经肛门推进至预定部位,通常在退镜过程中进行仔细观察。结肠镜检查可用于评估出血、原因不明的缺铁性贫血、慢性腹泻及疑似炎症性疾病。它在结直肠癌的医学筛查和监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许多癌前病变可在检查过程中切除。软式乙状结肠镜检查仅观察大肠远端较短的一段,其检查准备要求和覆盖范围与结肠镜检查有所不同。

小肠较长、活动度大且呈盘曲状,因此内镜进入和推进尤为困难。胶囊内镜无需将常规内镜推进并穿过整段肠道,即可获取大范围的黏膜影像,尤其适用于部分疑似小肠出血及炎症性疾病的病例。器械辅助小肠镜检查利用球囊、外套管或其他装置,帮助长内镜向肠道深部推进。与标准胶囊内镜不同,这种检查可进行活检和治疗,但要完成全小肠检查,可能需要采用不止一种进镜路径,或分多次进行。

胆管和胰管需要采用不同的进入技术。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使用侧视十二指肠镜到达十二指肠大乳头,再将导管插入胆管或胰管,借助造影成像引导介入操作。由于无创影像检查已能解决许多诊断问题,ERCP如今主要用于治疗,包括清除胆管内的胆结石、引流以解除梗阻以及置入支架。该操作有其特有的并发症谱,尤其需要注意术后胰腺炎。

超声内镜通过检查消化道壁的各层及邻近组织,对上述方法形成补充。它可以判断表面下病变的性质、评估某些肿瘤,并引导从胰腺或邻近淋巴结获取组织样本。这些检查彼此相关,但不能相互替代:常规内镜主要观察暴露的表面,超声用于评估深部结构,而胆胰管内镜操作则可进入从肠腔内无法直接观察到的管道。

消化道以外的应用

支气管镜检查用于观察气管及其分支气道。软式支气管镜可用于检查支气管表面、吸取分泌物、采集冲洗液或组织样本,并辅助开展某些气道操作。硬式支气管镜检查则使用较粗的直管器械,既能提供操作通道,也更便于通气、吸引及开展某些介入治疗。这两种方式各有用途,互为补充。取出异物、评估气道阻塞及治疗某些中央气道病变时,对器械功能的要求可能不同于常规诊断性检查。

支气管镜检查也可结合超声技术。支气管内超声能够评估气道壁外的结构,并对特定淋巴结进行穿刺取样,尤其适用于肺癌的评估与分期。这体现了内镜诊疗中一个常见的特点:利用自然腔道作为通路,抵达无法从腔道内表面直接观察到的组织。对所获标本的判读应结合影像学和临床发现,而不能孤立地看待。

在泌尿外科,膀胱镜检查使用软式或硬式器械观察尿道和膀胱,对于查明血尿原因、评估膀胱病变及开展某些治疗具有重要作用。输尿管镜可进一步进入输尿管,配合适当器械还可进入肾脏集合系统。它可用于评估异常情况及治疗肾结石,包括用激光碎石并取出碎片。泌尿道的通路狭窄,因此对器械直径、灌注压力以及取出物的大小都有特定限制。

在妇科,宫腔镜检查通过宫颈观察宫腔,可发现息肉、黏膜下肌瘤和宫腔粘连等局灶性异常,并可在适当情况下进行针对性切除或取样。膨宫液使宫腔壁分开,从而提供观察视野。因此,液体出入量平衡是操作监测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宫腔镜手术期间,因为液体吸收过多可能扰乱循环或电解质平衡,具体影响取决于所用液体。

关节镜检查与手术通过小切口观察关节,并可治疗某些关节内损伤或异常。鼻内镜检查和喉镜检查用于观察鼻、咽及喉部结构。神经外科内镜可进入脑室腔,开展某些手术,包括治疗部分类型的脑积水。尽管这些专科采用相同的光学原理,其临床操作并不相同。周围的解剖结构、维持操作空间的方法、麻醉要求以及组织损伤的后果均存在显著差异。

组织诊断与结果解读

内镜下的表现可提供有关组织表面颜色、血管分布形态、外形、质地、运动及异常分布的信息。解读这些表现需要结合具体情况。黏膜表面发红可能反映炎症、创伤、血管充血或检查准备引起的变化。表面光滑的隆起可能提示黏膜下方存在病变,也可能是邻近器官压迫所致。一些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疾病在肉眼下几乎没有明显变化。因此,内镜所见描述与最终诊断往往是病历中两个独立的组成部分。

活组织检查通过获取组织进行检验。标准活检钳通常采集黏膜,有时也能采集其下方的浅层组织,但无法可靠地获取所有更深层的组织。针穿刺技术可以到达消化道壁或气道壁以外的肿块或淋巴结。刷检和冲洗取样可收集细胞或微生物,而范围较大的内镜切除则可能保留足够的组织结构,以评估病变与周围组织的关系。取样方法决定了标本能够回答哪些问题。

组织病理学是鉴别多种炎症性病变、癌前病变和恶性病变的关键。例如,评估乳糜泻时采集十二指肠组织,怀疑显微镜性结肠炎时进行结肠活检,以及对炎症性肠病进行组织评估。胃组织样本有助于识别幽门螺杆菌感染,或评估萎缩和肠上皮化生。在上述各种情况下,样本的数量、取样部位、标本定向、处理和标记方式,都会影响病理医师能够获取的信息。

取样误差是一项重要局限。病变可能呈斑片状分布,可取样的表面组织可能无法代表病变最深处的成分,活检标本也可能仅包含坏死或炎症组织。因此,在外观均正常的器官中取得的阴性标本,与在高度可疑肿块中取得的阴性标本,意义并不相同。解读结果时,可能需要结合断层影像、实验室检查结果、重复取样,或采用其他组织获取方法。这些情况体现的是诊断中的不确定性,而非检查结果之间相互矛盾。

内镜检查也有助于疾病分期和治疗规划。表面形态可以提示病变是否局限于浅层,而对于某些癌症,超声内镜可评估管壁各层及附近的淋巴结。不过,分期时往往还需要通过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磁共振成像或其他检查,评估远处病变。光学分类方法和计算机辅助系统可以推测组织学特征,但其表现取决于病变类型、图像质量、用于验证的人群及操作者的培训情况。区分视觉预测与经组织检查证实的诊断,在临床上仍具有重要意义。

治疗性干预

内镜治疗利用操作通道,在可控的直视视野下,从管腔或体腔内部处理异常病变。其中一项主要应用是控制消化道出血。机械夹可压迫血管或夹闭出血点;热治疗器械可使组织凝固;注射药剂可通过局部压迫止血,或改变局部血流。局部止血粉及其他制剂可覆盖出血面。具体方法的选择取决于病变及其解剖部位,有些情况需要联合多种技术,而非仅采用一种。

异常组织的切除范围很广,从小息肉切除到大型浅表病变的高难度切除均包括在内。圈套器套住组织后,以机械方式或电外科能量将其切断。内镜黏膜切除术通常先在病变下方注入液体,使其与深层组织分离,再予以切除。内镜黏膜下剥离术使用专用刀具在病变下方进行剥离,可将较大范围的病变整块切除,获得完整标本。这有助于更准确地进行切缘病理评估,但操作技术要求较高,且存在出血和穿孔风险。

扩张术和支架置入术用于处理管腔狭窄。球囊或锥形扩张器可扩张某些适合治疗的狭窄部位,而支架可在梗阻处维持通道,或跨越漏口。内镜治疗无需开放手术,即可恢复吞咽功能、缓解胆道梗阻或辅助引流。这些器械也有各自可能出现的问题:支架可能移位、堵塞,或压迫周围组织。有些支架计划在日后取出,另一些则用于较长期的姑息治疗或疾病管理。

内镜还可用于引流及建立体内通路。超声内镜可引导将某些胰腺周围积液引流至胃或十二指肠。经皮内镜下胃造瘘术可建立肠内营养通路。异物可用网兜、取物篮、钳子或圈套器取出。每种干预都将可视化观察与机械操作相结合,能否成功,部分取决于是否能够在有限空间内安全接近并处理异物或目标部位。

另一类操作则通过受控方式穿过消化道壁,或利用黏膜下隧道进行。经口内镜肌切开术通过在黏膜下建立的隧道切断肌纤维,用于治疗某些食管动力障碍。类似原理的应用拓展了内镜与外科学之间的交界领域。不过,内镜治疗本身并不等同于根治性治疗。切除病变的病理检查可能发现更深层浸润,或其他提示需要进一步治疗的特征;止血或引流不成功时,也可能需要介入放射学治疗或外科手术。

准备、镇静与操作流程

准备工作应根据所检查的器官、操作方式及拟实施的干预措施进行调整。上消化道内镜检查通常要求空腹,以改善视野并降低误吸风险。结肠镜检查则需要通过肠道清洁方案清除粪便。清洁质量会影响病变检出率、检查能否完成,以及检查结果能否为后续决策提供可靠依据。气道、泌尿系统、妇科及关节内镜操作的准备要求各不相同,这反映了各部位解剖结构和感染风险的差异。

术前评估包括临床适应证、相关病史、过敏史、既往接受的检查或手术,以及影响镇静或干预的疾病与状况。如果计划进行组织切割或其他出血风险较高的治疗,尤其需要关注影响凝血的药物。用药管理既取决于操作本身的出血风险,也取决于停药所带来的血栓形成风险。所有内镜操作并不能一概而论:仅作观察而不进行干预,与大范围组织切除的风险并不相同。

镇静程度可从不使用镇静、轻度或中度镇静,到深度镇静乃至全身麻醉。有些检查仅使用表面局部麻醉药,而复杂或耗时较长的操作可能需要更深程度的麻醉及额外的气道支持。镇静深度是连续变化的,患者的实际镇静程度可能超过最初预期。因此,监测需涵盖通气、氧合、循环及反应能力,具体设备和人员配置则由操作类型及镇静方案决定。

检查过程中,团队需要辨认解剖标志、记录所见、控制冲洗与吸引,并处理附件和标本。操作者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团队的协调配合:注水可以清洁镜头,吸引可以暴露出血点,而附件定位是否准确可能决定治疗能否成功。操作记录通常包括适应证、检查到达的范围、相关准备工作的质量、病变、干预措施、标本及即刻发生的不良事件。

恢复期是一个独立阶段,并不只是器械使用结束后的收尾。即使患者看似已经清醒,镇静对其功能的影响仍可能持续存在;某些并发症也只有在观察一段时间后或离院后才会显现。因此,内镜诊疗服务还包括恢复期监测、提供书面检查结果、告知标本检查结果,以及建立识别迟发性不良事件的机制。完成内镜下操作,并不等于整个诊疗过程已经结束:病理结果审核、装置取出或重新评估等事项可能仍待完成。这些组织安排将技术操作与后续持续诊疗衔接起来,同时并不预设每次检查都能得出明确结论。

并发症与安全性局限

简短的诊断性检查与复杂的治疗性操作,其内镜相关风险存在显著差异。相关因素包括进入的器官、实施的干预措施、患者的生理储备能力、镇静情况,以及是否存在梗阻、炎症或解剖结构改变。因此,只有针对明确的操作和人群,不良事件发生率才有意义。用一个总体并发症发生率来概括,会掩盖单纯观察、活检、切除、导管系统内干预,以及需要穿越组织层次的操作之间的重要差异。

心肺不良事件可能由镇静、气道阻塞、呼吸减弱、误吸或基础疾病引起。即使器械本身未造成结构性损伤,也可能出现血氧饱和度、血压和心律变化。因此,操作安全不仅取决于手法技术,也包括评估和监测。镇静与风险之间的关系,还受到操作时长、复杂程度,以及内镜是否与通气共用气道的影响。

活检、切除、扩张或其他治疗性操作后可能发生出血。出血可立即发生,也可延迟出现,尤其是在治疗部位组织脱落或血管暴露时。穿孔是指空腔器官壁上形成异常开口。其后果取决于缺损的大小和位置、污染情况、发现时间以及患者的状况。有些缺损可通过内镜闭合,另一些则需要引流、手术或联合治疗。

某些操作具有特征性的并发症。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RCP)可引起胰腺炎、胆道感染、出血或穿孔。胶囊内镜可能滞留于肠道狭窄处,需要通过内镜或手术取出。热治疗造成的深部损伤,可能比当时表面所见更为严重。关节镜和宫腔镜操作存在与灌洗液相关的风险,而气道内操作可能影响通气,或在空间有限的呼吸道内引起出血。

并非所有危害都是检查过程中发生的身体损伤。检查范围不全、准备不充分、病变漏检、取样不足和判读错误,都可能延误诊断。反之,在某些筛查情境下,检出原本永远不会引起疾病的异常,可能导致过度诊断和后续不必要的操作。内镜检查结果正常,并不能排除观察区域以外、可见表面之下或显微层面的疾病。了解这些局限,是评估获益与危害的一部分:内镜操作提供的是对特定组织的直接观察和操作通路,而不是对全身的全面检查。

感染预防与器械再处理

可重复使用的内镜既有精密的光学和电子部件,又有狭窄的内部管道,因此给感染控制带来了特殊挑战。使用后,这些管道中可能残留血液、黏液、组织和微生物。某些部件无法耐受常规蒸汽灭菌所用的高温。因此,再处理必须采用经过验证、适合特定器械的操作流程,而不能仅仅擦拭外表面或浸泡于消毒剂中。

许多可重复使用的软式内镜,其再处理流程包括使用后立即预清洗、安全转运、测漏、细致的手工清洗、漂洗、按适用要求进行高水平消毒或灭菌、干燥,以及在防止污染的条件下储存。手工清洗可去除有机物,避免其保护微生物,使其逃避后续处理。刷洗和冲洗必须覆盖相关管道及凹陷部位。内镜自动清洗消毒机可使部分处理步骤标准化,但并不能取代事先的有效清洗。

所需的处理级别部分取决于器械接触的组织。接触完整黏膜的器械通常归为半关键器械,应遵循其获批的使用说明,至少进行高水平消毒。进入正常情况下无菌组织的器械则必须灭菌。穿透组织的附件,例如可重复使用的切割或取样器械,必须达到与此类接触相适应的处理要求。有些附件为一次性使用产品,不应纳入可重复使用器械的处理流程。

感染暴发调查表明,清洗或干燥不充分、设备损坏,或器械设计导致难以触及受污染部位时,都可能发生病原体传播。十二指肠镜尤其受到关注,因为其远端的抬钳器机构及周围凹陷可能增加清洗难度。这些问题推动了器械设计改进,以及在部分应用中采用一次性部件和完全一次性使用的器械。管道内残留的水分可使微生物持续存活,而细菌生物膜则会增加消除污染的难度。

有效预防还依赖于组织管理。工作人员的胜任能力、化学制剂及接触时间的正确选择、设备维护、器械追踪,以及污染区与清洁工作区的分隔,都有助于保障安全。可追溯性使每一件器械及其处理记录都能与使用该器械的诊疗操作相对应。病原体传播不同于患者在干预操作后因自身微生物而发生感染,但两者都与患者安全有关。前者的重点是防止交叉污染;后者还涉及进入梗阻的管道、破坏屏障或在已感染腔隙内操作所产生的生物学后果。

质量评估与新兴技术

内镜检查的质量包括适应证选择恰当、技术操作规范、结果解读准确、治疗有效以及随访可靠。仅以操作是否完成来衡量质量并不全面。在结肠镜检查中,到达盲肠可以表明检查所及的解剖范围,但充分的肠道清洁和细致的黏膜观察同样不可或缺。腺瘤检出率是指符合纳入标准的检查中发现至少一个腺瘤的比例,是一项公认的操作质量指标,与结肠镜检查后发生结直肠癌的风险相关。解读这一指标时,需要考虑受检人群的特征以及符合纳入标准的检查如何界定。

不同专科和干预操作采用的质量指标各有不同,可能包括解剖标志记录是否充分、组织取样是否成功、病灶是否完整切除、管道是否清理干净、不良事件发生率,以及是否需要非计划的后续治疗。结构化报告便于比较这些结果,但记录不完整或病例复杂程度不同,都可能使评估结果失真。医疗质量还包括沟通和诊疗的连续性:即使检查在技术上十分出色,如果重要的病理结果未得到相应处理,仍可能在临床上未能达到目的。

培训涵盖解剖知识、图像判读、器械操控、治疗技术和并发症识别。模拟训练和在监督下开展操作有助于培养技能,而不能仅凭操作例数就认定已经具备相应能力。黏膜下剥离术或复杂的超声引导介入操作等高级技术,所需技能超出了常规诊断性检查的范围。团队表现,包括护理、麻醉、器械再处理和术后复苏等环节,是操作质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人工智能推动了计算机辅助检测与病变特征判定系统的应用。在结肠镜检查中,检测系统可以突出显示图像中可能存在息肉的区域,引导操作者关注潜在病灶。特征判定系统则尝试根据视觉特征推测病灶类型。这两项任务并不相同:定位异常并不等于确定其组织学性质。研究显示,这些系统改善了部分检出相关指标,但其对癌症长期结局、不必要的切除、工作流程以及不同人群中表现的影响,仍需分别评估。因此,必须使用具有代表性的临床数据进行验证。

其他进展包括一次性内镜、更小型的器械、磁控胶囊、改良的闭合装置以及机器人辅助技术。每一项技术都涉及权衡。一次性器械无需在患者之间进行再处理,但也带来了采购、废弃物处置和环境方面的问题。更小型的器械可能更容易到达目标部位,但其工作通道尺寸或成像性能也可能受到限制。机器人系统可能提高稳定性或操控性,但必须权衡其增加的复杂性和成本,与之能够带来的可量化临床获益。相关证据不应仅限于图像质量或技术可行性,还应涵盖治疗成功率、并发症、患者体验、资源使用,以及整个卫生系统中的服务可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