嘌呤是一种含氮杂环化合物,分子式为 。其结构由两个稠合的环组成:一个六元嘧啶环和一个五元咪唑环。“嘌呤”一词也泛指由这一环系衍生出的庞大化合物家族。在这些衍生物中,腺嘌呤和鸟嘌呤尤为重要,因为它们是脱氧核糖核酸和RNA的组成成分。未取代的母体化合物主要用作化学上的参照结构;生物学中讨论的嘌呤大多是取代嘌呤及其含糖和磷酸基团的衍生物。
嘌呤类化合物将遗传信息与维持生命的化学过程和调控过程联系起来。嘌呤核苷酸既是核酸的基本组成单位,也是活化化学基团的载体、辅因子的组成成分和信号分子。三磷酸腺苷(ATP)在能量传递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三磷酸鸟苷(GTP)则参与调控蛋白质合成和分子开关。它们的合成、再利用和降解构成了代谢中相互联系的一部分。在人体内,嘌呤的降解产物尿酸盐也在几种机制已较为明确的代谢性疾病中发挥重要作用。
化学结构、编号与分子性质
嘌呤属于有机化学研究的杂环芳香化合物。其稠合环系含有九个成环原子,其中四个为氮原子。六元环的位次编号为1至6,氮原子位于1位和3位;五元环则引入7、8、9三个位次,其中7位和9位为氮原子。4位和5位由两个环共用。这套编号对于区分取代基、确定代谢转化发生的位置,以及描述嘌呤碱基与糖的连接位点都至关重要。
嘌呤骨架近似呈平面,具有包含十个 电子的离域芳香体系。不同氮原子对这一电子结构的贡献各不相同。吡啶型氮原子具有一对孤电子,可用于结合质子,而这对电子并不参与芳香体系;吡咯型氮原子则将其孤电子对贡献给芳香体系。这些差异有助于解释环上各位置碱性和反应性的分布。因此,不能仅凭氮原子的数量来理解嘌呤的分子行为。
嘌呤可以以不同的互变异构形式存在,这些形式的区别在于氢原子的位置及相应的化学键排列。9H型和7H型是其中的重要例子。它们的相对含量取决于分子所处的环境,包括溶剂和取代情况。这种行为属于同分异构现象的一种,但不同于环内原子连接方式完全不同的化合物之间的异构关系。生物体内的嘌呤类化合物也存在互变异构现象,不过,在通常的细胞条件下,其优势结构受到取代基以及与周围分子相互作用的严格制约。
嘌呤母体化合物的摩尔质量约为 。其质子化和去质子化行为与许多具有重要生物学意义的衍生物有显著差别。引入氨基、羰基或甲基取代基,都会改变电子分布、氢键作用及溶解度。因此,对嘌呤本身测得的数值不能直接套用于腺嘌呤、鸟嘌呤、咖啡因或尿酸。讨论特定酸碱度下的行为时,还必须明确所涉及的具体化学物种。
嘌呤环既参与特异性的分子相互作用,也参与非特异性的分子相互作用。环上的氮原子及所连接的官能团可以作为氢键的供体或受体,而其平面表面则有利于与其他芳香基团形成堆积相互作用。这些性质对核酸以及酶的结合位点至关重要,也解释了为什么类嘌呤结构在药物发现中十分常见:对环结构作出相对微小的改变,就可能改变酶或受体对它的识别,同时又保留骨架的整体形状。
主要衍生物与生物化学术语
腺嘌呤即6-氨基嘌呤:其6位碳原子上带有一个氨基。鸟嘌呤即2-氨基-6-氧代嘌呤,2位碳原子上带有一个氨基,6位碳原子上带有一个含氧基团。这些取代基形成了不同的氢键供体和受体分布。另外两种衍生物——次黄嘌呤和黄嘌呤——是嘌呤代谢中的关键中间产物。次黄嘌呤是6-氧代嘌呤,而黄嘌呤在2位和6位均含有氧代基团。尿酸是人体嘌呤分解的终产物,在2位、6位和8位均带有氧取代基。
区分碱基、核苷和核苷酸,可以避免几种常见的概念混淆。嘌呤碱基是含有含氮环系的组分。核苷由碱基与糖连接而成,其中的糖通常是核糖或2-脱氧核糖。核苷再连接一个或多个磷酸基团,便构成核苷酸。因此,腺嘌呤、腺苷和腺苷一磷酸指的是三种不同物质,而不是同一名称的不同说法。鸟嘌呤对应的这一系列物质则是鸟嘌呤、鸟苷和鸟苷一磷酸。
在生物体内常见的嘌呤核苷中,糖的异头碳原子通过 -N-糖苷键与碱基的9位氮原子相连。腺苷含有核糖,而脱氧腺苷含有2-脱氧核糖。这一区别很重要,因为即使碱基相同,RNA和DNA所需的含糖前体也不同。次黄嘌呤与核糖连接形成肌苷,肌苷存在于代谢过程和某些RNA分子中。黄苷则是黄嘌呤所对应的核糖核苷。
缩写可表明碱基种类、所含糖的类型以及磷酸基团的数量。AMP、ADP和ATP分别表示腺苷一磷酸、腺苷二磷酸和腺苷三磷酸;GMP、GDP和GTP则表示相应的鸟苷化合物。前缀“d”表示脱氧核糖核苷酸,例如dATP或dGTP。这些缩写通常指包含多种质子化状态及金属离子配合物的分子群体,而不是某一种单独的中性分子。在细胞中,ATP和GTP常与镁离子结合发挥作用;镁离子会影响酶的识别以及磷酸基团转移反应。
嘌呤衍生物还包括许多不属于核酸代谢范畴的化合物。甲基黄嘌呤类包括咖啡因、茶碱和可可碱。咖啡因是1,3,7-三甲基黄嘌呤,茶碱是1,3-二甲基黄嘌呤,可可碱是3,7-二甲基黄嘌呤。它们不同的甲基化模式赋予其不同的药理性质。其他嘌呤类物质还发挥特定的生态或发育功能,例如由腺嘌呤衍生、参与植物生长的细胞分裂素。因此,“嘌呤”指的是具有共同结构的一类化合物,而非单一的生理作用,也不意味着它们具有一致的膳食效应。
核酸中的嘌呤与遗传保真性
腺嘌呤和鸟嘌呤是DNA和RNA四种主要碱基中的两种。它们具有较大的稠合环结构,与胞嘧啶、胸腺嘧啶和尿嘧啶这些单环的嘧啶碱基不同。在典型的双链DNA中,腺嘌呤与胸腺嘧啶配对,鸟嘌呤与胞嘧啶配对。嘌呤与嘧啶配对,使两条糖—磷酸骨架之间保持相对恒定的距离。嘌呤—嘌呤或嘧啶—嘧啶配对通常需要改变几何构型,不能等同于标准的沃森—克里克碱基对。
腺嘌呤—胸腺嘧啶碱基对通常含有两个氢键,而鸟嘌呤—胞嘧啶碱基对含有三个。这些数目描述了配对模式,但并不能单独决定DNA的稳定性。相邻碱基之间的堆积作用、周围的离子、水合作用、序列和温度也都会产生影响。在核酸聚合物中,核苷酸通过糖与磷酸之间的磷酸二酯键相互连接;碱基则朝向内侧,提供具有序列特异性的识别表面。碱基芳香环之间的堆积作用是维持该结构稳定性的重要因素。
RNA以尿嘧啶而非胸腺嘧啶作为腺嘌呤的主要配对碱基。RNA的结构形式还包括非经典碱基对,尤其是鸟嘌呤—尿嘧啶摆动碱基对;这种配对存在于折叠的RNA以及某些密码子—反密码子相互作用中。肌苷是RNA中另一种重要的含嘌呤组分。它可通过腺苷脱氨基形成,并能在适宜的结构环境中识别不止一种碱基。在某些转运RNA中,位于摆动位置的肌苷扩大了单个反密码子所能识别的密码子范围。
嘌呤的化学性质也使遗传物质容易受到某些损伤。腺嘌呤或鸟嘌呤碱基因水解而脱落,会产生无碱基位点,即缺失核苷酸编码组分的一种损伤。脱氨基作用会将腺嘌呤转变为次黄嘌呤,将鸟嘌呤转变为黄嘌呤,从而改变它们的配对性质。氧化损伤可产生8-氧代鸟嘌呤,后者在复制过程中可与腺嘌呤配对。如果未得到修复,这种损伤可引发G:C到T:A的颠换。专门的DNA修复系统会去除受损碱基,或纠正由此产生的错配。
短暂存在的稀有互变异构体和不同的质子化状态,也会改变嘌呤的配对表面。这些状态与复制差错的化学基础有关,但其影响取决于聚合酶所提供的环境和反应条件。DNA聚合酶通过几何匹配程度、催化所需的空间取向,以及许多情况下的校对作用,来甄别待掺入的核苷酸。因此,遗传保真性来自嘌呤化学性质、核苷酸库平衡、聚合酶选择性和修复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而非仅由碱基配对决定。
嘌呤环的从头生物合成
嘌呤的从头合成以小分子代谢前体为原料构建环结构。嘧啶合成时,先形成环,再将其连接到磷酸核糖上;与之不同,嘌呤的主要合成途径是在核糖衍生的骨架上逐步构建环结构。起始的活化糖是5-磷酸核糖-1-焦磷酸(PRPP),由5-磷酸核糖和ATP生成。5-磷酸核糖主要由磷酸戊糖途径提供,这一途径将核苷酸的生成与糖代谢联系起来。
该途径的第一步定向反应用来自谷氨酰胺的氨基取代PRPP上的焦磷酸基团,生成5-磷酸核糖胺。随后,经一系列基团添加、重排和成环反应,生成肌苷一磷酸(IMP),其碱基为次黄嘌呤。同位素示踪实验已确定了环上各原子的来源:
- N1来自天冬氨酸。
- C2和C8来自四氢叶酸携带的甲酰基。
- N3和N9来自谷氨酰胺。
- C4、C5和N7来自甘氨酸。
- C6来自无机碳,由涉及二氧化碳或碳酸氢根的反应提供。
这些原子来源说明了为什么嘌呤合成需要中间代谢的多个分支共同参与。甘氨酸提供一个完整的三原子单元,而叶酸辅酶则在两个不同阶段提供一碳基团。谷氨酰胺在酰胺基转移酶催化的反应中提供氮。依赖ATP的反应步骤推动原本在能量上不利的转化,碳—氮键的形成则逐步构建出稠合环。在人体的标准途径中,PRPP经十步酶促转化生成IMP,其中若干反应由多功能蛋白催化。
IMP是腺嘌呤核苷酸和鸟嘌呤核苷酸合成的分支点。在AMP合成分支中,天冬氨酸通过依赖GTP的反应加到IMP上,形成腺苷酸琥珀酸;随后释放延胡索酸,生成AMP。在GMP合成分支中,IMP先被氧化为黄苷一磷酸,随后通过依赖ATP的反应引入来自谷氨酰胺的氮,形成GMP。AMP合成使用GTP,而GMP合成使用ATP,这有助于将两类核苷酸的生成相互耦联,避免任一分支独立于另一分支运行。
这一途径的组织方式因生物而异。在人体中,第二、第三和第五步转化由三功能GART蛋白承担,其他一些步骤则整合在PAICS和ATIC等蛋白中。某些微生物使用替代酶,包括通过不同途径将氨基咪唑核糖核苷酸转化为其羧化衍生物。这些差异对于比较生化途径或寻找微生物药物靶点具有重要意义。
嘌呤合成主要生成核糖核苷酸。随后,核糖核苷酸还原酶将核糖核苷二磷酸中的糖组分还原,从而生成脱氧核糖核苷酸。进一步磷酸化后,形成DNA复制所需的三磷酸形式。因此,DNA前体的供应不仅取决于嘌呤环的组装,还取决于还原、磷酸化以及维持四种脱氧核糖核苷酸库平衡的调控机制。
补救途径、代谢调控与细胞内空间组织
嘌呤补救途径回收核酸周转过程中释放的、或从细胞外来源获得的碱基和核苷,从而避免重新构建嘌呤环所需的能量消耗。在人体内,腺嘌呤磷酸核糖转移酶将腺嘌呤和磷酸核糖焦磷酸(PRPP)转化为 AMP 和焦磷酸。次黄嘌呤-鸟嘌呤磷酸核糖转移酶通常缩写为 HGPRT 或 HPRT,催化次黄嘌呤和鸟嘌呤的相应反应,分别生成 IMP 和 GMP。这些反应将已有的嘌呤碱基直接连接到活化的核糖磷酸骨架上。
核苷还可进入其他回收途径。腺苷激酶利用 ATP 将腺苷转化为 AMP,而嘌呤核苷磷酸化酶则催化肌苷和鸟苷的磷酸解,生成相应的碱基和核糖-1-磷酸。“磷酸解”这一术语很重要:参与裂解的是无机磷酸,而不同于由水参与的简单水解。核苷转运蛋白介导嘌呤核苷跨细胞膜运输,将细胞外的供应与细胞内的回收利用及降解联系起来。
从头合成与补救途径受到一些共同因素的调控。PRPP 的可用量会影响这两条途径,而嘌呤核苷酸通过反馈调节抑制从头合成的早期步骤。谷氨酰胺-PRPP 酰胺转移酶是一个主要调控位点,能够响应嘌呤核苷酸含量的变化。各分支的特异性调控进一步限制了供给失衡:AMP 抑制自身的合成分支,鸟嘌呤核苷酸则调控 GMP 合成分支。PRPP 的合成也受到调控,并随核苷酸和磷酸浓度的变化而调整。
这些关系解释了为什么补救途径的缺陷可能使嘌呤生成增加,而不只是减少。PRPP 消耗减少,会为从头合成提供更多底物;与此同时,补救途径生成的核苷酸减少,又可能减弱反馈抑制。由此增强的合成最终可能导致降解产物增多。因此,嘌呤代谢是由相互竞争、相互耦联的途径组成的网络,而不是从食物到废物的简单单向过程。
这一代谢途径还具有空间层面的组织特征。在某些实验条件下,人类嘌呤从头合成酶会组装成称为嘌呤合成体的动态簇集结构。其形成受细胞状态影响,包括嘌呤的可用量;研究也观察到它们与其他细胞结构存在关联。这类组装体可能有助于协调代谢途径的活性以及代谢物的处理。然而,仅仅观察到可见的簇集,并不足以证明每一种中间产物都会在相邻酶之间直接传递;代谢通道化的程度及其机制仍是活跃的研究课题。
不同细胞对合成、补救途径和细胞外供应的依赖程度各不相同。成熟红细胞高度依赖补救途径来维持其腺嘌呤核苷酸库,而增殖细胞则需要大量新合成的核苷酸。供应均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总量:某一种脱氧核糖核苷酸相对于其他种类过量,可能损害复制的保真度。因此,调控必须使嘌呤核苷酸的数量和比例与能量利用、RNA 生成、DNA 合成及其他细胞需求相匹配。
降解、尿酸盐及生物间的差异
嘌呤降解过程中,糖基和氨基被脱除,环系逐步氧化。腺嘌呤核苷酸可经多条途径转化为次黄嘌呤。AMP 可先脱氨生成 IMP,再脱磷酸生成肌苷;也可先脱磷酸生成腺苷,再由腺苷脱氨酶将其转化为肌苷。随后,嘌呤核苷磷酸化酶释放出次黄嘌呤。鸟嘌呤核苷酸则经鸟苷和鸟嘌呤降解,再由鸟嘌呤脱氨酶催化生成黄嘌呤。
黄嘌呤氧化还原酶催化次黄嘌呤氧化为黄嘌呤,以及黄嘌呤氧化为尿酸的反应。该酶含有钼辅因子、铁硫中心和黄素腺嘌呤二核苷酸。它可采用不同形式发挥作用,各形式优先使用的电子受体不同:脱氢酶形式主要使用 NAD,而氧化酶形式则使用分子氧。以氧化酶形式催化时,这些反应可产生活性氧。酶的不同形式与电子受体之间的平衡,与其生理和病理作用有关。
在人体血液的正常 pH 条件下,尿酸主要以带一个负电荷的尿酸根离子形式存在。其第一步酸解离常数对应的 约为 5.4,因此,生理学讨论中的“尿酸”通常是尿酸及其盐类的统称。在生理条件下,浓度达到约 时,人血浆中的尿酸单钠即可达到过饱和状态,但结晶还取决于温度、局部化学环境和成核过程。这是一个物理化学参考值,而不是一旦超过就会立即形成晶体的普适界限。
人类和其他大型类人猿缺乏有功能的尿酸氧化酶,通常也称尿酸酶。许多其他哺乳动物具有这种酶,能够继续降解嘌呤,生成溶解度更高的产物尿囊素。其他生物还可通过后续反应生成尿囊酸盐、尿素或氨。在许多鸟类和爬行动物中,以尿酸盐形式排氮是主要途径,这反映了它们在氮代谢和节水方面更广泛的适应。因此,嘌呤分解与不同动物类群的生理策略密切相关。
在人体内,尿酸盐通过肾脏和肠道排出。肾脏对尿酸盐的处理涉及滤过、重吸收和分泌,而不只是被动滤过。URAT1、GLUT9 和 ABCG2 等转运蛋白参与维持尿酸盐稳态,其中 ABCG2 对肠道排出尿酸盐也很重要。转运活性的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何血尿酸升高既可能源于生成增加,也可能源于排泄减少。
膳食中的核酸及其他细胞成分可提供嘌呤,但内源性物质的周转也是嘌呤的重要来源。因此,不能仅凭总嘌呤含量来推断某种食物或代谢状态的影响。嘌呤的生成、补救合成、降解,以及组织周转和排泄,都会影响最终的尿酸盐浓度。
能量传递、辅因子与信号传导
ATP是最为人熟知的嘌呤核苷酸,因为它能将释放能量的过程与需要能量的反应相偶联。ATP水解的自由能变化取决于浓度、镁离子结合情况、pH及其他条件:
这里,表示相应的反应商。ATP之所以能提供能量,并不是因为某个特定化学键的断裂本身会释放能量;断键需要消耗能量。总反应在热力学上有利,源于反应物与产物之间的相对自由能差异,其中涉及水合状态、电荷分布和浓度等因素。依赖ATP的酶通过反应偶联机制利用这一差异。
GTP同样具有重要作用,但其用途更为专门。在翻译(生物学)过程中,GTP水解参与起始、氨酰-tRNA的递送以及移位。在结合GTP的调节蛋白中,GDP被GTP置换以及随后的GTP水解,会切换这些蛋白与其他蛋白的相互作用状态。异源三聚体G蛋白和Ras等小GTP酶均遵循这一原理。因此,嘌呤核苷酸既是化学底物,也是指示调控状态的分子标志。
腺嘌呤核苷酸也是一些较大辅因子的组成部分。NAD和NADP都含有腺苷结构部分,但其主要的氧化还原反应发生在烟酰胺部分。黄素腺嘌呤二核苷酸含有一个与含黄素单元相连的腺嘌呤核苷酸,其中黄素负责进行其特有的电子转移反应。辅酶A同样含有腺苷衍生的组分,但它通过末端巯基转移酰基。这些例子表明,辅因子中用于结构识别的部分,与直接承担其主要化学反应的基团并不相同。
环核苷酸充当细胞内信使。环磷酸腺苷由腺苷酸环化酶以ATP为底物生成,而环磷酸鸟苷则由鸟苷酸环化酶以GTP为底物生成。它们的3′,5′-环磷酸酯连接方式不同于普通核苷一磷酸中的连接方式。它们调节蛋白激酶、离子通道及其他效应分子,而磷酸二酯酶通过使环磷酸酯开环来终止其信号。这些通路将受体激活与酶活性、细胞兴奋性及基因调控的变化联系起来。
细胞外嘌呤参与嘌呤能信号传导。腺苷激活P1受体,这类受体属于G蛋白偶联受体。ATP及相关核苷酸激活P2受体,后者包括ATP门控的P2X离子通道和代谢型P2Y受体。细胞外酶可将ATP和ADP转化为AMP,再转化为腺苷,从而改变信号的种类及持续时间。因此,细胞外核苷酸的降解可以产生新的信号,而不只是终止原有信号。嘌呤能机制参与神经传递、血小板反应、血管调节及免疫细胞活动。
遗传性疾病与药物靶点
嘌呤代谢疾病表明,在一个紧密相连的代谢网络中,单个步骤受阻也会产生重要后果。HGPRT 严重缺乏会导致 莱施–尼汉综合征,这是一种 X 连锁遗传病,伴有尿酸盐生成过多、运动异常以及特征性的行为表现。HGPRT 部分缺乏可引起较轻的临床表现。尿酸盐过多可由补救合成受损和从头合成增加来解释;而神经系统表现不能简单归因于尿酸盐升高,还涉及酶缺乏所产生的更复杂影响。
腺苷脱氨酶缺乏是 重症联合免疫缺陷 的明确病因之一。腺苷和脱氧腺苷代谢受损,会使有毒代谢物积聚。包括 dATP 在内的脱氧腺苷核苷酸增多,会扰乱核苷酸代谢和淋巴细胞发育。嘌呤核苷磷酸化酶缺乏也会通过另一种代谢物积聚模式引起免疫缺陷,且常以 T 细胞受累尤为明显。这些疾病说明,嘌呤降解不仅用于清除过剩物质,也是保护细胞所必需的。
其他遗传性缺陷则影响该途径的不同环节。腺嘌呤磷酸核糖转移酶缺乏可导致难溶的 2,8-二羟基腺嘌呤生成,引起泌尿系统结石和肾损伤。黄嘌呤氧化还原酶缺乏可导致遗传性黄嘌呤尿症,其特征是尿酸盐水平降低、黄嘌呤增多。PRPP 合成酶活性亢进可增加嘌呤生成,而腺苷酸琥珀酸裂解酶缺乏则会干扰嘌呤合成及核苷酸相互转化中的反应。这些疾病各具不同的生化特征,因此即使表面上的临床表现相似,也可以加以区分。
痛风 由单钠尿酸盐结晶沉积及其引发的炎症反应所致。血清尿酸盐升高是痛风发生的重要前提,但并非所有高尿酸血症患者都会发生痛风。尿酸性泌尿系统结石是一种与之相关、但化学性质不同的问题,其中尿液 pH 值尤为重要。黄嘌呤氧化还原酶是降尿酸治疗的药物靶点:别嘌醇通过其活性代谢物氧嘌醇,以及非布司他,均可抑制该酶,从而减少尿酸盐生成。这些药物的作用机制针对的是嘌呤分解代谢,而不是将膳食来源的嘌呤排出体外。
嘌呤代谢途径也是 癌症 治疗和免疫抑制治疗的靶点。巯嘌呤和硫鸟嘌呤是嘌呤类似物,可在细胞内转化为核苷酸代谢物。它们的作用包括干扰核苷酸代谢,以及使含硫鸟嘌呤的产物掺入核酸。硫唑嘌呤会转化为与巯嘌呤相关的代谢物。影响 TPMT、NUDT15 等酶的遗传变异会改变硫嘌呤类药物的代谢和毒性。其他药物则通过抑制 IMP 脱氢酶或依赖叶酸的合成反应,限制鸟嘌呤核苷酸的生成或嘌呤的从头合成。
药理作用的特异性并不只取决于药物与天然碱基的相似程度。转运、活化酶、竞争性底物、降解以及组织需求都会影响其生物学效应。一种化合物即使能强效抑制纯化的酶,若无法被转运进入细胞,或不能转化为相应的活性形式,在完整细胞中的表现也可能不同。
历史发展、合成与分析研究
嘌呤化学起源于对天然含氮物质的研究,包括尿酸、咖啡因和核酸的组成成分。早在18世纪,尿酸就已被分离出来,但当时人们尚不了解这些化合物之间的结构关系。19世纪末,埃米尔·费歇尔确立了嘌呤家族成员之间大部分化学联系的基本框架。他于1884年提出“嘌呤”这一名称,并于1898年报道了母体化合物的合成。他的工作使一批天然物质得以归入同一个结构类别。
在现代仪器分析方法出现之前,合成化学为确定环中原子的连接关系和取代模式提供了证据。威廉·特劳贝开创的一条经典路线,是以带有适当取代基的氨基嘧啶为原料构建嘌呤。先对氨基进行官能团化,再通过关环形成稠合的咪唑部分。这条路线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因为起始嘧啶的取代基和关环试剂都会影响最终嘌呤的取代模式。后来的方法进一步拓宽了取代碱基、核苷和非天然类似物的合成途径。
制备嘌呤核苷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必须让所需的糖以正确的立体构型连接到正确的氮原子上。如果糖竞争性地连接到N7而非N9,或者形成了非目标异头体,就可能产生生物学性质截然不同的化合物。保护基和受控的糖基化反应有助于引导合成。酶法和化学酶法则利用核苷磷酸化酶、激酶或工程化酶的选择性,提供互补的合成途径。这些技术支持了研究用探针和药物中间体的生产。
20世纪的同位素实验揭示了新合成嘌呤中各原子的来源。通过标记甘氨酸、甲酸、二氧化碳和含氮前体,研究人员能够追踪它们进入嘌呤环的具体位置。约翰·布坎南等研究者的工作,帮助确立了从头生物合成的反应顺序以及一碳代谢在其中的作用。这种方法将结构化学与生物化学机制联系起来:仅仅知道最终产物的分子式还不够,还必须弄清细胞如何将其组装出来。
现代分析通常将色谱法与紫外检测或质谱法结合,用于分离和定量测定碱基、核苷及核苷酸。嘌呤碱基能够吸收紫外光,是核酸分析所利用的约260纳米波长处吸收的来源之一。核磁共振和X射线晶体学用于确定结构、构象及结合相互作用。稳定同位素示踪能够区分新合成的分子与回收再利用的物质,并测定碳或氮在代谢途径中的流动情况。
测定嘌呤时必须谨慎处理样品,因为采样后代谢活动仍可能继续。ATP可能转化为ADP、AMP及下游产物,而向细胞外释放物质或细胞破裂也可能改变测得的表观浓度。因此,迅速终止代谢、采用适当的提取方法、使用内标,以及明确分离结构相近的代谢物,都是解读嘌呤谱不可或缺的环节。在代谢途径研究中,代谢物的浓度与其生成速率是两个不同的量:即使测得的代谢物库大小几乎保持不变,同位素示踪仍可能揭示其周转十分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