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磷酸腺苷通常缩写为 cAMP,是一种在细胞内传递信号的环状核苷酸。它由三磷酸腺苷(ATP)生成,并充当第二信使:其浓度的变化将初始刺激(例如激素与细胞表面的结合)与细胞内的反应联系起来。它的主要靶标包括蛋白激酶A、EPAC蛋白和受环核苷酸调节的离子通道。cAMP通过这些靶标影响代谢、基因表达、分泌和电活动。它在细菌及其他生物中也发挥重要的信号传导作用。
化学结构
环磷酸腺苷由与核糖相连的腺嘌呤,以及同时连接在核糖3′位和5′位上的一个磷酸基团组成。这两个酯键形成了环状磷酸结构。以中性酸形式表示时,其分子式为 。
这种环状结构使cAMP有别于普通的腺苷5′-单磷酸(5′-AMP),后者的磷酸基团只连接在5′位上。尽管两种化合物都属于腺嘌呤核苷酸,但它们具有不同的生物学作用,结合的蛋白质也各不相同。
在大多数信号传导语境中,“cAMP”特指3′,5′异构体。其他位置异构体也存在,包括2′,3′-cAMP,但它们在化学性质和生物学作用上均有所不同。
合成与降解
腺苷酸环化酶
腺苷酸环化酶以ATP为原料合成cAMP,同时释放焦磷酸:
哺乳动物具有九种跨膜腺苷酸环化酶亚型,通常命名为AC1至AC9,此外还有一种不同的可溶性腺苷酸环化酶。这些跨膜酶在组织分布以及受G蛋白、钙和其他信号调控的方式上各不相同。可溶性腺苷酸环化酶受碳酸氢根和钙调控,可在细胞内不同区室中生成cAMP。
cAMP生成的一条主要途径始于细胞膜上的G蛋白偶联受体。细胞外配体的结合会改变受体活性,进而调控异源三聚体G蛋白:
- Gαs通常刺激跨膜腺苷酸环化酶。
- Gαi抑制若干跨膜腺苷酸环化酶亚型。
因此,不同受体可以增加或减少cAMP的生成。具体结果取决于受体、细胞中存在的环化酶亚型,以及更广泛的信号传导环境。
磷酸二酯酶
环核苷酸磷酸二酯酶通过催化环状磷酸酯键的水解,终止或限制cAMP信号:
有些磷酸二酯酶优先降解cAMP,另一些则作用于环磷酸鸟苷,或同时作用于这两种环核苷酸。它们的分布和调控有助于决定信号持续的时间和出现的位置。因此,细胞内的cAMP水平反映了合成、降解,以及某些情况下向细胞外输出这几个过程之间的平衡。
主要分子靶标
蛋白激酶A
蛋白激酶A(PKA)又称cAMP依赖性蛋白激酶,是cAMP的主要效应蛋白之一。其经典的无活性全酶由两个调节亚基和两个催化亚基组成。cAMP与调节亚基结合后,会解除对催化亚基的抑制,使其能够磷酸化靶蛋白。
蛋白质磷酸化可以改变酶的活性、蛋白质的相互作用或其在细胞内的位置。因此,PKA将cAMP的生成与多种不同的反应联系起来,而不是仅仅连接到一条固定的通路。
在经典的激活模型中,催化亚基会与调节亚基解离。在完整细胞中,解离程度和活性复合物的行为可能取决于其分子组织方式及所在位置。
EPAC蛋白
EPAC蛋白的名称意为“由cAMP直接激活的交换蛋白”,是另一大类cAMP受体。EPAC1和EPAC2是鸟嘌呤核苷酸交换因子,能够激活小GTP酶,尤其是Rap蛋白。
EPAC依赖性信号传导参与细胞黏附、分泌和细胞屏障调控等过程。这些作用表明,cAMP信号传导并不等同于PKA信号传导:同一种信使可以激活机制不同的通路。
受环核苷酸调节的通道
环核苷酸还可以直接与特定的离子通道结合:
- 环核苷酸门控通道参与感觉信号转导。在脊椎动物的嗅觉感受神经元中,cAMP可直接促进通道开放。
- 超极化激活的环核苷酸门控通道,简称HCN通道,主要由电压门控,但cAMP的结合可以改变其电压依赖性。这些通道参与心脏起搏细胞的节律性电活动,并影响神经元的兴奋性。
这些通道的敏感性和选择性各不相同;并非所有受环核苷酸调节的通道都主要响应cAMP。
生理功能
代谢调控
cAMP–PKA通路协调能量底物利用方式的快速变化。在肝细胞中,胰高血糖素可提高cAMP水平,促进糖原分解,并支持糖异生。肾上腺素也能在多种组织中刺激cAMP依赖性代谢反应。
PKA通过涉及磷酸化酶激酶和糖原磷酸化酶的磷酸化级联反应来调控糖原代谢,同时抑制糖原合酶。这些相互协调的变化有利于糖原分解,而非合成。
具体反应因组织而异。例如,骨骼肌会对肾上腺素作出反应,却不像肝脏那样是胰高血糖素的直接作用靶点。因此,如果不指明细胞类型,就不能认为cAMP升高具有某种普遍适用的代谢效应。
转录调控
PKA可以磷酸化转录因子CREB,即cAMP反应元件结合蛋白。在适当条件下,磷酸化的CREB会招募共激活因子,帮助调控相应基因的转录。
仅有CREB磷酸化并不能保证转录被激活。反应还取决于共激活因子、染色质状态和其他信号输入。此外,cAMP以外的通路也能调控CREB。
电活动、收缩与分泌
在心脏细胞中,cAMP依赖性的通道及钙处理蛋白调控,参与交感神经刺激期间心率和收缩力的变化。而在许多平滑肌中,cAMP升高反而有利于舒张,这说明不同靶蛋白会产生不同的生理结果。
在神经元中,cAMP通路影响兴奋性和突触功能,并参与某些持久性突触变化。在内分泌细胞和上皮细胞中,这些通路调控分泌、转运蛋白和膜运输。这些作用可能涉及PKA、EPAC,或两者共同参与。
时空组织
cAMP不一定在整个细胞内都作为均一的信号发挥作用。局部生成、磷酸二酯酶活性、细胞的几何形态以及分子结合,都可能形成彼此不同的信号传导区域。
A激酶锚定蛋白(AKAP)将PKA定位于特定底物附近,还能组装包含受体、环化酶、磷酸二酯酶及其他调节蛋白的复合物。这种组织方式有助于解释:尽管使用同一种信使,不同受体为何仍能引发不同反应。
信号的时间特征也很重要。短暂脉冲、持续升高和振荡可以以不同方式激活靶标。反馈机制,包括PKA依赖性的环化酶和磷酸二酯酶调控,会塑造这些动态变化。因此,测量细胞内cAMP总量可能会遗漏具有重要生物学意义的局部变化。
在动物以外生物中的作用
cAMP信号传导广泛存在,但其靶标和生理作用因生物种类而异。
在某些细菌中,cAMP通过与cAMP受体蛋白结合来调控转录,这种蛋白也称为CRP或分解代谢物激活蛋白。在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中,cAMP–CRP复合物帮助协调用于代谢替代碳源的基因表达。这是分解代谢物阻遏的核心组成部分,不过碳源调控还涉及其他机制,且在不同细菌物种之间存在差异。
在社会性变形虫盘基网柄菌(Dictyostelium discoideum)中,细胞外cAMP在聚集过程中充当趋化物。细胞通过释放和感知cAMP波来协调集体运动。这种细胞外作用有别于其广为人知的细胞内第二信使功能。
真菌也利用cAMP依赖性通路,将营养供应和环境条件与生长发育联系起来。
发现与研究方法
小厄尔·W. 萨瑟兰及其同事于20世纪50年代研究激素对糖原代谢的调控时发现了cAMP。这项工作推动了第二信使概念的确立:细胞外信号不必自身进入细胞,就能调控细胞内信使。萨瑟兰因在激素作用机制方面的发现而获得197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cAMP可以通过竞争性结合测定、免疫测定,以及质谱法等分析方法进行测量。遗传编码的荧光传感器使研究人员能够观察活细胞中的cAMP变化,包括不同亚细胞区域之间的差异。
实验中通常使用环化酶激活剂、磷酸二酯酶抑制剂或可透过细胞膜的cAMP类似物来操控cAMP信号传导。解读结果时需要谨慎:这些干预可能影响多个信号传导区室或靶标,而全细胞cAMP水平的升高,并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种效应蛋白引发了某个特定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