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体是一类生物分子,通常为蛋白质,能够检测化学或物理信号,并将信号检测与相应反应联结起来。在最常见的用法中,受体识别的信号分子称为配体,例如激素、神经递质或微生物组分。配体结合后,会改变受体的活性、受体与其他分子的相互作用,或同时改变这两者。受体在信号转导中起着核心作用;信号转导是细胞将周围环境或自身内部状态的信息转化为行为变化的过程。
许多受体嵌于细胞膜中,将细胞外的识别活动与细胞内的过程联系起来。另一些受体则位于细胞质、细胞核或细胞内各区室的膜上。受体引发的效应包括电活动、酶功能、基因表达、运动、分泌、生长和存活等方面的变化。同一种信号可能在不同细胞中产生不同效应,因为受体的亚型、数量、位置以及下游作用机制都会影响细胞的反应。
“受体”一词也有更广泛的用法。感觉受体可能是特化的细胞或神经末梢,而非单个分子;病毒受体的主要作用可能是提供附着或进入细胞的位点,而非传递信号。这些含义与分子层面的受体概念有所重叠,但并不完全相同。因此,理解受体既需要关注分子识别,也需要关注识别所带来的生物学后果。
分子识别、结合与激活
受体的特异性源于配体与其结合位点之间物理和化学性质的互补。常见的相互作用包括静电吸引、氢键、范德华接触,以及非极性表面被埋藏而与水隔离。结合位点由氨基酸残基按特定的三维空间排列构成,有时由多个蛋白质亚基共同提供。它们并非刚性的模具:受体和配体在识别过程中都可能发生构象变化。结构相关的配体可能以不同的结合强度占据同一位点,而亲缘关系密切的受体也可能区分仅有一个化学基团差异的分子。
简单的可逆结合反应可表示为
其中, 为游离受体, 为游离配体, 为受体–配体复合物。在化学平衡状态下,解离常数为
对于一类相互独立的结合位点,其占有率为
这里, 表示游离配体浓度,不一定等于实验中加入的配体总浓度。在上述假设下,当 时,一半的位点被占据; 越小,亲和力越高。结合和解离的速率同样重要:在最简单的动力学模型中,。因此,两种配体即使具有相近的平衡亲和力,在受体上的驻留时间也可能截然不同。
结合与激活是不同的过程。激动剂促进依赖受体的活性,而拮抗剂阻断激动剂的作用,却不产生同样的激活效应。在特定实验系统中,部分激动剂产生的最大反应小于完全激动剂。有些受体在未加入配体时也表现出活性;反向激动剂可降低这种组成性活性。这些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细胞系统,因为受体的丰度和耦联效率会改变同一配体引起的反应。
与其把受体视为只有一种非活性结构和一种活性结构的开关,不如将其理解为由多种构象组成的动态群体。配体会改变这些构象的相对稳定性。具有变构作用的调节剂结合于主要配体结合位点(即正构位点)以外的位点,改变亲和力、效能,或同时改变二者。当一个位点被占据会影响另一个位点时,就会出现协同性。此外,信号放大可使系统在所有受体被占据之前就产生最大反应,从而形成“受体储备”。因此,通常不能认为产生半数最大效应的浓度 等于 。
配体门控通道与快速电信号传导
能够形成离子通道的配体门控受体,将信号识别与电信号传导整合在同一个分子复合物中。配体结合会改变通道孔开放的概率,使特定离子顺其电化学梯度跨膜流动。由此产生的电流会改变膜电位或细胞内的离子浓度。这类反应可在数毫秒内启动,因此这些受体在突触处尤为重要;神经元正是通过突触与其他神经元及肌肉进行通信的。
脊椎动物神经肌肉接头处的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是一个得到深入研究的例子。它是一种五聚体通道,具有位于细胞外的乙酰胆碱结合位点,以及位于中央、可传导阳离子的通道孔。在成年个体骨骼肌中常见的类型中,其五个亚基包括两个α亚基,以及β、δ和ε亚基各一个。乙酰胆碱的结合有利于通道开放;在正常静息电位下,由此产生的净内向电流使肌膜去极化,并可引发动作电位。乙酰胆碱酯酶迅速清除乙酰胆碱,从而限制信号的持续时间。
其他主要通道家族在结构和选择性上各不相同。GABA受体和甘氨酸受体是五聚体阴离子通道,其效应取决于氯离子的电化学梯度。在许多成熟神经元中,它们通过使细胞膜超极化或增加膜电导来抑制放电,从而减弱兴奋性输入的作用。离子型谷氨酸受体则是四聚体通道。AMPA受体介导了很大一部分的快速兴奋性传递,而NMDA受体的激活需要同时满足多个条件:激动剂结合、共激动剂位点被占据,以及电压依赖性镁离子阻滞解除。它对钙离子的通透性有助于将电活动与参与长时程增强的生化变化联系起来。
受体的名称并不意味着同一种信使所作用的所有受体都采用相同的机制。乙酰胆碱既能激活烟碱型通道,也能激活与G蛋白偶联的毒蕈碱型受体。同样,谷氨酸既可通过离子型受体家族发挥作用,也可通过代谢型受体家族发挥作用。反过来,也并非所有感觉通道都主要受化学配体控制。瞬时受体电位家族的成员可对温度、化学物质和细胞状态的多种组合产生反应,而机械激活通道则感知力。这些例子说明,受体既可以按其检测的信号分类,也可以按其产生反应所依赖的分子机制分类。
G蛋白偶联受体与细胞内信号放大
G蛋白偶联受体(GPCR)是一个庞大而多样的受体家族,其特征是具有七个跨膜螺旋。人类约有800个GPCR基因,其中包括数百个嗅觉受体基因。它们的配体种类广泛,从光子、小分子代谢物到肽类和大型糖蛋白激素不等。光敏受体视紫红质展示了一种重要的特殊情况:光使与其结合的视黄醛发色团发生构型变化,从而激活受体,而不需要常规的可扩散激动剂从外部与受体结合。
在经典通路中,活化的GPCR促使异源三聚体G蛋白的α亚基释放GDP并结合GTP。这会改变Gα以及Gβγ复合物与下游效应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随后,Gα水解GTP,使系统趋于恢复非活化状态;G蛋白信号调节蛋白可加速这一步骤。受体本身并不是产生大多数下游信号的酶,而是通过控制分子开关来调节酶和通道,使一个被配体占据的受体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影响许多细胞内分子。
不同的G蛋白将受体与不同的通路相连接。G刺激腺苷酸环化酶,使环磷酸腺苷水平升高;G家族蛋白则通常抑制某些腺苷酸环化酶,并通过α和βγ组分调节通道。G激活磷脂酶Cβ,后者裂解一种膜磷脂,生成三磷酸肌醇和二酰甘油。这些第二信使动员细胞内钙,并激活蛋白激酶C。G家族蛋白调节影响细胞形态和运动的通路。偶联具有选择性,但并非绝对:受体的种类、表达水平以及细胞所处的具体环境,都可能使受体通过不止一条通路传递信号。
生理效应取决于这些通路在何处发挥作用。心脏组织中的β肾上腺素能受体增强与心率和收缩力相关的信号传导,而β肾上腺素能受体则可促进气道平滑肌舒张。两者都能与G偶联,说明相同的上游信使未必会引起相同的组织反应。GPCR还会招募抑制蛋白,后者能够限制G蛋白偶联、促进受体内化,并组织其他信号传导相互作用。不同配体可能使同一受体更倾向于产生不同的信号输出,这种现象称为偏向性激动作用。测定这种偏向性时需要谨慎,因为检测体系的信号放大程度、测量时点或受体表达水平的差异,也可能造成表观上的选择性。
酶联受体与信号复合物的组装
许多膜受体通过调控酶活性来传递信号,而不是直接开启通道或激活异源三聚体 G 蛋白。受体酪氨酸激酶具有胞外识别区、跨膜区段和胞内激酶结构域。配体结合往往会促进受体相互结合,或使已存在的复合物重新排列,从而使酪氨酸残基发生磷酸化。这种磷酸化既可提高催化活性,也可为胞内蛋白形成结合位点;这些蛋白能够识别含有磷酸化酪氨酸的特定序列。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是一个得到深入研究的实例。配体结合有利于受体形成一种特定排列,使一个激酶结构域通过变构作用激活另一个激酶结构域,进而使胞质尾部发生磷酸化。被招募的蛋白将受体与 Ras–MAP 激酶信号通路等通路连接起来,从而改变转录和细胞增殖。磷脂酰肌醇 3-激酶通路还调控其他过程,包括细胞存活和代谢。结合位点的空间排列十分重要:受体尾部发挥的是组装平台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传递单一线性信息的通道。
胰岛素受体具有不同的结构。它是一个通过二硫键连接的复合物,包含两个位于胞外的 α 亚基和两个跨膜的 β 亚基,后者带有激酶结构域。胰岛素诱导的构象重排激活这些激酶,并促进胰岛素受体底物蛋白的磷酸化。在骨骼肌细胞和脂肪细胞中,下游信号传导促进含有 GLUT4 的囊泡向细胞表面转运,从而增加葡萄糖的摄取。这表明,细胞反应有时部分依靠蛋白质转运来实现,而不完全依赖转录的改变。
其他酶联受体家族采用不同的催化机制。许多细胞因子的受体自身不具有激酶结构域,而是与 Janus 激酶相结合。配体依赖性的重排激活这些激酶,并促进 STAT 蛋白的磷酸化,后者直接参与转录调控。转化生长因子 β 受体则含有丝氨酸/苏氨酸激酶结构域,并通过 SMAD 蛋白传递信号。受体型鸟苷酸环化酶可生成环磷酸鸟苷(cGMP),由心房利钠肽激活的受体便属此类。这些机制体现了自身具有酶活性的受体与招募酶的受体之间的区别;这两类受体可能产生表面上相似的输出,但在结构、调控方式以及对抑制作用的敏感性方面有所不同。
细胞内受体与转录的直接调控
并非所有信号都在细胞表面被检测到。脂溶性分子通常能够穿过细胞膜,而其他配体则通过转运蛋白进入细胞,或在细胞内生成。核受体是受配体调控的转录因子,能够识别类固醇、甲状腺激素、类视黄醇及多种代谢物。许多核受体含有氨基端调节区、带有两个锌配位模块的保守 DNA 结合结构域,以及羧基端配体结合结构域。配体引起的这些蛋白质的变化,会影响它们与脱氧核糖核酸、转录共调节因子及转录机器各组分的结合。
糖皮质激素受体体现了一种常见的作用模式。在未结合配体的状态下,相当一部分此类受体与含有 HSP90 的分子伴侣复合物结合。激素结合会改变受体构象,并促进受体在细胞核内积聚。在细胞核内,受体通过与特定 DNA 序列及其他转录调节因子相互作用来调控基因。其作用取决于局部染色质环境中哪些调控区域处于可接近状态。因此,同一种激素可以在不同组织中调控不同的基因群。
甲状腺激素受体则体现了另一种作用方式。它们在结合配体之前就能占据调控性 DNA 区域,且常以与类视黄醇 X 受体形成的异二聚体形式存在。在许多情况下,未结合配体的受体会与共抑制因子结合,而配体结合则有利于招募共激活因子。这些复合物会影响组蛋白修饰、染色质结构及转录。因此,不能将核受体信号传导简单概括为激素结合后就会“开启基因”:受体既能上调表达,也能下调表达,具体方向取决于调控序列、伙伴蛋白和细胞状态。
人类目前已确认有 48 个核受体基因。有些核受体最初是通过序列相似性鉴定出来的,当时其内源性配体尚不明确,因此被称为孤儿受体;其中一些至今仍未确定其生理性配体。芳烃受体属于一种独立的细胞内受体系统,而非核受体家族成员。结合配体后,它能够进入细胞核,与伙伴蛋白结合,并调控参与化学物质及内源性信号应答的基因。由于转录和蛋白质合成需要时间,细胞内受体通路通常在数分钟至数小时内产生效应,但某些与受体相关的效应发生得更快。因此,仅凭受体的位置,无法确定每一种反应的速度或分子机制。
免疫识别、接触信号与不同生物的受体
受体系统的作用远不局限于激素调控和神经传递。在固有免疫中,模式识别受体检测与微生物或组织损伤相关的分子特征。Toll样受体分布于细胞表面或细胞内区室,通过招募衔接蛋白来激活炎症反应和抗病毒程序。受体所处的位置有助于决定它们会接触到什么:一些细胞表面受体识别微生物包膜成分,而若干内体受体则检测核酸。细胞质中的传感器为识别微生物物质或细胞状态异常提供了额外途径。
适应性免疫采用另一种识别策略。在常规的αβ T细胞系统中,T细胞受体识别与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分子结合的抗原。其信号传导依赖与之相伴的CD3链,而非自身具有的催化结构域。B细胞受体由膜结合型免疫球蛋白及与之结合的信号蛋白组成。其抗原结合多样性由V(D)J重组产生,这与多数常规受体基因所编码的固定识别特异性不同。辅助信号,包括T细胞共刺激以及抑制性受体与配体的结合,共同影响识别过程最终引发的是激活、耐受,还是其他结果。
一些受体主要感知与相邻细胞或细胞外结构直接接触所产生的信号。整合素是将细胞外配体与细胞骨架连接起来的αβ异二聚体。它们能够双向传递信息:细胞内的相互作用会改变其配体结合特性,而细胞外的黏附则会改变细胞内信号传导和力的传递。在Notch信号传导中,受体与相邻细胞上的膜结合型配体结合后,便可接受蛋白水解加工。其胞内结构域随之释放,并参与细胞核内的转录调控。这一机制无需依赖可自由扩散的激素,就能将细胞之间的物理接触与细胞命运的改变联系起来。
植物、真菌和细菌的受体系统,在结构和进化历史上与动物生理学研究中重点关注的受体系统有所不同。植物受体样激酶能够检测参与发育调控的肽、微生物成分及其他信号,其中许多具有胞外富亮氨酸重复序列。拟南芥的FLS2能够识别细菌鞭毛蛋白中的一个保守片段。细菌趋化受体通过调控CheA激酶活性来影响鞭毛行为,而许多细菌双组分系统则将感受信号的组氨酸激酶与反应调节蛋白相耦联。“受体”一词也用于指病毒进入细胞时所利用的细胞表面分子,例如HIV附着时利用的CD4。在这类情况下,该分子在感染过程中的作用与其正常的信号传导功能并不相同,尽管两者有时存在关联。
受体转运、适应与信号整合
受体的丰度和位置是受调控的变量,而非细胞的固定属性。膜受体经由内质网和分泌途径合成,其间的折叠、组装和化学修饰会影响受体向细胞表面的输送。受体在表面的驻留时间取决于其与分选机制及膜组分的相互作用。激活后,许多受体会经历胞吞作用,进入囊泡,随后被运送到细胞内的分选区室。此后,它们可能返回细胞表面、留在信号传导区室内,或被送去降解。
脱敏会降低细胞在持续或反复刺激下的反应性。对于许多G蛋白偶联受体(GPCR),G蛋白偶联受体激酶对受体的磷酸化会促进抑制蛋白的结合,从而限制G蛋白的进一步激活,并可促进受体内化。其他系统采用不同的机制:即使配体持续占据结合位点,配体门控通道也可进入不导通状态;酶联受体信号通路则可诱导抑制性蛋白的产生,或激活磷酸酶。因此,脱敏并不等同于受体数量减少。它可能反映受体构象改变、偶联减弱、下游组分耗竭,或信号网络其他环节的变化。
内化并不一定会终止信号传导。某些GPCR和受体酪氨酸激酶在内体中仍保持活性,而它们在内体中接触效应分子的条件与在质膜上不同。因此,信号的生物学意义不仅取决于其强度,也可能取决于其在细胞内的起始位置。受体再循环可以恢复敏感性,而将受体分选至溶酶体则会在较长时间尺度上降低受体丰度。泛素标记、衔接蛋白以及内体膜的组织方式共同参与调控这些转运路径。因此,仅记录细胞表面受体数量的实验测量,可能遗漏受体活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细胞还通过反馈、交叉调控和空间区室化来整合输入信号。由一种受体激活的激酶,可能修饰另一种受体或二者共有的下游组分。负反馈可使细胞产生适应,而正反馈可产生持续性或开关式反应。钙结合蛋白、磷酸二酯酶和支架蛋白复合物会将第二信使限制在细胞的特定区域。信号持续时间可能与峰值幅度同样重要:同一条通路的短暂激活与持续激活,可能导致不同的转录结果。这些特征解释了为什么仅凭配体结合无法可靠地推断受体的效应;受体的效应源于整个网络,而网络的组分会随细胞类型、发育阶段和既往刺激经历而变化。
受体理论的发展与实验研究方法
受体概念的形成早于受体作为分子被分离出来。19世纪末,约翰·纽波特·兰利根据生理反应和药物之间的拮抗作用,提出组织中存在特定的“接受物质”。保罗·埃尔利希也围绕免疫和药物作用中的选择性化学结合提出了相关观点。这些学说将药物的识别位点与产生组织反应的一般机制区分开来。后来,A. J. 克拉克将基于质量作用定律的定量分析应用于药物与受体的相互作用,帮助确立了浓度、结合与反应之间的关系。
随后的药理学分析表明,受体占有程度与效应并不总能等同看待。20世纪50年代,E. J. 阿里恩斯和 R. P. 斯蒂芬森等人的研究发展出将亲和力与内在活性或效能相区分的概念。这些概念解释了为什么与同一受体结合的化合物会产生不同的最大效应。对竞争性拮抗作用的定量分析,则提供了在受体基因或结构尚不明确时研究其特性的其他途径。这类方法至今仍很重要,因为仅在分子层面鉴定出受体,并不能确定它在组织中如何发挥作用。
标记配体、膜纯化技术和蛋白质化学的发展,使直接开展生物化学研究成为可能。放射性配体结合实验能够测定受体的丰度和亲和力,并帮助区分受体亚型。电鳐等鱼类发电器官中的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成为早期研究的重要模型,因为这些组织提供了受体含量异常丰富的起始材料。20世纪80年代,分子克隆揭示了不同受体之间的关系;在此之前,受体主要依据生理和药理学特征分类。罗伯特·莱夫科维茨和布赖恩·科比尔卡因对G蛋白偶联受体(GPCR)的研究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化学奖,体现出将受体化学、分子生物学与结构研究相结合的重要性。
现代受体研究综合运用针对不同问题的方法。X射线晶体学和冷冻电子显微术揭示受体及其复合物的结构,而电生理学则以高时间分辨率测量通道电流。荧光报告工具可监测活细胞中的钙、环核苷酸、蛋白质相互作用或构象变化。流式细胞术用于测量细胞群体中的受体表达情况,遗传扰动实验则检验特定受体组分的作用。每种方法都有局限:纯化后测得的结构不能完整反映分子的动态运动,过表达可能改变偶联关系,而下游报告检测可能放大微弱信号。可靠的机制性结论通常需要结合、结构、功能和遗传学证据相互印证。
疾病机制与药理学应用
受体是药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因为它们为化学物质改变细胞行为提供了具有选择性的作用靶点。已有的药物类别包括 β 肾上腺素能受体拮抗剂、组胺受体拮抗剂、阿片受体激动剂和配体门控通道调节剂。靶向受体的药物可通过多种机制发挥作用:在内源性配体的结合位点发生竞争、进行变构调节、抑制受体相关的催化活性、阻止受体组装,或改变受体转运。化合物的生理效应不仅取决于其分子亲和力,还取决于其在体内的分布和存留时间。
突变可在多个环节破坏受体功能。受体可能无法正确折叠、到达细胞膜、结合配体、被激活,或招募参与信号传导的分子伙伴。血管加压素 V2 受体的功能缺失变异可削弱肾脏对血管加压素的反应,从而引起 X 连锁肾性尿崩症。相反,某些生长因子受体突变会导致信号传导过强,或使信号传导不再依赖配体。软骨发育不全通常由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 3 的激活性变异引起,这说明正常发育通路的活性增强也会改变组织生长。
在癌症中,受体基因扩增、激活性突变、基因重排或配体异常产生,都可能促进异常的细胞增殖和存活。部分乳腺癌存在 HER2 基因扩增,而部分肺癌存在特定的 EGFR 突变。这些分子层面的差异推动了靶向受体的抗体和激酶抑制剂的开发。靶受体发生改变、替代通路被激活,或肿瘤细胞状态发生变化,都可能导致耐药。因此,仅凭受体表达,并不总能确定肿瘤是否依赖该受体的信号传导。
免疫系统也可直接攻击受体。在重症肌无力中,针对肌肉型烟碱乙酰胆碱受体的自身抗体,可通过受体丢失、补体介导的损伤及其他机制,降低神经肌肉传递的效能。在格雷夫斯病中,刺激性抗体会激活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治疗性抗体以可控的分子形式利用对受体的识别,而可溶性受体构建体则可充当诱饵,在配体到达细胞表面受体之前将其捕获。这些例子凸显了几个在临床上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加以区分的因素:受体的正常功能、导致其活性异常的机制,以及干预措施作用于识别、激活、下游信号传导还是受体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