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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构作用

变构作用通过结构、动态或构象群体的变化,将分子中不同位点耦联起来,实现生物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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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体蛋白质RNA血红蛋白热力学酶反馈吉布斯自由能变构作用

变构作用是指生物大分子中某一位点发生的事件改变了空间上另一独立位点性质的过程。最常见的情形是,配体的结合改变了同一分子或分子组装体中蛋白质其他部位的亲和力、催化活性或信号传导行为。这些位点通过共同的结构和运动相互传递影响,而不是依靠所结合分子之间的直接接触。变构作用也存在于 RNA 和其他大分子系统中。

变构耦联使生物分子能够整合信息。它使血红蛋白能够以协同方式结合和释放氧,使代谢酶能够响应细胞内的资源状况,并使膜受体能够将细胞外的结合事件转化为细胞内信号。其物理基础既可能是亚基之间的大幅重排,也可能是分子涨落的细微变化;后者可能几乎不改变分子的平均结构。

变构作用的概念源于二十世纪中叶对酶调控的研究,如今已将结构生物学、热力学、分子进化和药理学联系起来。要理解变构作用,就必须区分可观测到的位点间耦联与产生这种耦联的具体结构机制或动力学机制。

定义、术语与历史发展

变构位点在功能上与大分子上的另一位点相耦联。在酶中,通常将变构位点与发生底物转化的活性位点区分开来。在受体药理学中,变构配体结合于正构位点之外;正构位点是内源性信号分子所识别的位点。仅有空间上的分离还不够:一个位点被占据或受到扰动,必须能够改变与另一位点相关的某种性质。远处的一个空腔即使能结合某种化合物,如果不影响功能,也不能据此认定其为变构调控位点。

变构效应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负向的。正向调节剂提高某项指定性质,例如配体亲和力或催化活性;负向调节剂则使其降低。这些描述必须明确所指的效应指标:一种化合物可能提高底物亲和力,同时降低产物生成速率。当相互影响的配体在化学上相同时,就会发生同促调节,例如氧与血红蛋白的结合。异促调节则涉及不同的配体,例如质子或有机磷酸化合物对血红蛋白氧亲和力的影响。

协同性与变构作用有所重叠,但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协同性描述的是一个位点上的结合或反应如何影响其他位点上随后发生的事件。变构作用为这种耦联提供了分子层面的解释框架,但也包括由化学性质不同的效应物对单一催化位点进行的调节。反过来,实验中出现S形响应曲线,本身并不能证明存在变构相互作用:多步反应循环、群体异质性以及网络层面的过程,都可能产生类似的曲线。

早期证据来自代谢反馈抑制。1956年,H. 埃德温·昂巴格描述了异亮氨酸对苏氨酸脱氨酶的抑制作用,将生物合成途径的终产物与较早步骤的反应调控联系起来。其他研究者的相关工作证实,调控分子可以抑制酶,而不只是通过在催化位点与底物竞争来发挥作用。

雅克·莫诺和弗朗索瓦·雅各布于1961年提出了“变构”(allosteric)一词,强调调控位点与底物结合位点之间的区别。1963年,莫诺、让-皮埃尔·尚热和雅各布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概念。随后出现了两个影响深远的机制模型:1965年由莫诺、杰弗里斯·怀曼和尚热提出的齐变模型,以及1966年由丹尼尔·科什兰、乔治·内梅蒂和戴维·菲尔默提出的序变模型。

这些进展使人们不再仅将酶视为固定不变的催化实体,而开始将蛋白质视为可受调控的分子系统。后来的结构和光谱学研究进一步拓展了这一概念。变构作用不一定需要寡聚体、可辨认的机械杠杆结构或大幅度的结构转变;其决定性特征在于不同分子功能或位点之间的耦联。

热力学耦合与定量描述

在平衡状态下,无须先明确结构机制,也可以描述变构作用。考虑一种蛋白质 PP,它具有分别结合配体 AA 和 BB 的不同位点。该蛋白质可能处于四种占据状态:PP、PAPA、PBPB 和 PABPAB。如果 BB 的结合改变了蛋白质对 AA 的亲和力,那么这两个结合过程就存在热力学耦合。

设 KAK_A 为 AA 与未被占据的蛋白质结合时的缔合常数,KA(B)K_A^{(B)} 为 BB 已结合时相应的缔合常数。无量纲耦合因子定义为

α=KA(B)KA=KB(A)KB.\alpha=\frac{K_A^{(B)}}{K_A} =\frac{K_B^{(A)}}{K_B}.

这一等式源于以下要求:沿结合循环发生的总吉布斯自由能变化必须与路径无关。正结合协同性对应于 α>1\alpha>1,负协同性对应于 α<1\alpha<1,独立结合则对应于 α=1\alpha=1。相应的耦合自由能为

ΔGc=−RTln⁡α,\Delta G_{\mathrm{c}}=-RT\ln\alpha,

其中,RR 为气体常数,TT 为绝对温度。按照这一约定,有利耦合的自由能为负值。在约 298 K298\ \mathrm{K} 时,亲和力提高十倍对应的耦合自由能约为 −5.7 kJ mol−1-5.7\ \mathrm{kJ\,mol^{-1}}。

这种互易关系具有根本意义。如果 BB 的结合提高了蛋白质对 AA 的平衡亲和力,那么 AA 的结合也必然以相同的倍数提高蛋白质对 BB 的平衡亲和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两种配体具有相近的亲和力、结合速率或生物学作用。互易性也不意味着从两个方向开展实验时,都能观察到同样显著的结构变化。它描述的是各平衡态之间的自由能关系。

对于这个简单的双位点系统,可以写出如下结合多项式:

Z=1+KAa+KBb+αKAKBab,Z=1+K_Aa+K_Bb+\alpha K_AK_Bab,

其中,aa 和 bb 是稀溶液近似下的游离配体浓度,其单位须与缔合常数相匹配。各项分别表示四种占据状态的统计权重。更一般的处理方法使用热力学活度,并将多种构象、更多结合位点或依赖配体的组装过程纳入考虑。

结合协同性常用希尔方程概括:

θ=[L]nHK1/2 nH+[L]nH,\theta=\frac{[L]^{n_H}} {K_{1/2}^{\,n_H}+[L]^{n_H}},

其中,θ\theta 为位点占据比例,nHn_H 描述响应曲线的陡峭程度。希尔系数通常并不等于结合位点的数量,拟合这一方程也不能据此确定机制。此外,还必须区分平衡占据率与催化速率:活性测量可能同时反映配体结合、构象交换、化学反应和产物释放等过程。对于持续消耗三磷酸腺苷或其他能源的受驱动系统,仅凭平衡热力学循环无法充分表征其性质。

协同、序变与动力学模型

Monod–Wyman–Changeux 模型通常简称为 MWC 模型,它以不同构象之间预先存在的平衡来解释协同性。在其经典形式中,寡聚体处于紧张态(T 态)或松弛态(R 态)之一。所有亚基同时转换构象,从而保持整个复合体的对称性。配体可以与这两种状态结合,但亲和力不同。若配体更倾向于结合 R 态,那么随着其浓度升高,构象群体的分布就会向 R 态偏移。

对于具有 nn 个等价位点的寡聚体,结合多项式的一种形式为

Z=(1+KR[L])n+L0(1+KT[L])n,Z=(1+K_R[L])^n+L_0(1+K_T[L])^n,

其中,KRK_R 和 KTK_T 为缔合常数,L0=[T]0/[R]0L_0=[T]_0/[R]_0 为无配体时的构象平衡比。在任一构象内部,经典模型均将各位点视为彼此独立。协同性的产生,是因为配体结合使分子群体在亲和力不同的状态之间重新分配。

这一框架解释了异促效应物如何在不占据底物位点的情况下调节底物结合。优先稳定 T 态的抑制剂会使分子群体向低亲和力状态偏移;偏好 R 态的激活剂则会产生相反作用。经典的对称 MWC 模型能够自然地描述正同促协同性。要解释负协同性,通常需要采用其他假设或扩展模型,而不能仅依靠基本的两态构架。

Koshland–Némethy–Filmer 模型,即 KNF 模型,强调依次发生的结构变化。配体结合会改变其所占据亚基的构象,进而改变该亚基与相邻亚基的相互作用,以及相邻亚基对配体的亲和力。因此,部分位点被占据的复合体可以包含处于不同构象的亚基。根据相互作用能的不同,序变模型既可描述正协同性,也可描述负协同性。

这两类模型的差异常被概括为构象选择与诱导契合之别,但这种简化表述并不完整。MWC 模型要求相关的整体构象在结合之前就已存在,而经典的序变模型则强调伴随结合发生的局部变化。真实蛋白质既可以具有预先存在的构象多样性,也可以在结合后发生进一步重排。此外,平衡结合曲线通常无法确定结合与结构变化发生的时间先后;这需要动力学测量。

只有一个结合位点的酶是另一种重要情形。单体葡萄糖激酶虽然只有一个葡萄糖结合位点,其反应速率随葡萄糖浓度的变化却呈 S 形。它的动力学协同性涉及构象转换,而这些转换的时间尺度与催化周转的时间尺度相近。因此,这种现象不能解释为多个葡萄糖位点之间的平衡协同性。这类行为表明,成功的经验性曲线拟合必须与具有物理依据的机制区分开来。

经典模型仍是有用的极限情形描述。其价值在于对各状态的群体分布及相互作用提出明确且可检验的假设,而不是要求每一种受调控蛋白质都遵循某个统一模式。

构象系综、动态与通信通路

溶液中的蛋白质并非只有一种刚性结构,而是以构象系综的形式存在。其主链和侧链不断涨落,各结构域发生相对运动,水合模式也随之变化。配体结合会改变这些构型的相对自由能。当这种重新分布改变了另一位点的某种性质,例如形成具备催化能力的几何构型的概率时,就会产生变构响应。

在统计力学中,构象状态 ii 的平衡概率与其自由能 GiG_i 的关系为

pi=e−Gi/(RT)∑je−Gj/(RT).p_i=\frac{e^{-G_i/(RT)}}{\sum_j e^{-G_j/(RT)}}.

因此,如果配体能使某种占比很低的构象得到充分稳定,该构象就可能在功能上变得重要。平均结构的变化可能很显著,也可能很轻微,甚至几乎无法察觉。关键在于各状态的分布,以及这些状态在功能上有何差异。

变构耦联同时包含焓和熵的贡献:

ΔGc=ΔHc−TΔSc.\Delta G_{\mathrm{c}} =\Delta H_{\mathrm{c}}-T\Delta S_{\mathrm{c}}.

氢键、静电相互作用、堆积或与溶剂接触情况的变化,都可能对耦联焓产生贡献。柔性和可及构型数量的变化则对耦联熵产生贡献。1984 年,A. Cooper 和 D. T. F. Dryden 明确阐述了一种可能性:变构作用主要由涨落的改变驱动,而平均构象并不发生显著变化。如今,“动态变构作用”用于指运动变化起核心作用的机制,不过,在实验中往往难以将动态贡献与结构贡献区分开来。

通信可能涉及可辨识的结构传递过程,例如某条螺旋的移动改变了结构域之间的接触。另一些系统则更像分布式网络:许多弱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位点之间的能量关系。这两种图景都不要求信号沿着单一、唯一的残基链传递。不同扰动可以利用彼此重叠的网络,而当某种相互作用遭到破坏时,其他接触可能发挥补偿作用。

水和周围分子也可能是这些网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结合过程可以置换空腔中的水分子、重组水合层,或改变与膜的相互作用。质子结合的变化可以通过依赖 pH 的平衡,使相距较远的位点发生耦联。在柔性的多结构域蛋白质中,改变结构域彼此接触的概率即可调节功能,而无须形成唯一的最终结构。

因此,“信号”一词是对功能的描述,并不意味着存在沿预定路径移动的离散信号包。在平衡状态下,耦联反映的是整个分子系统的自由能景观。时间分辨实验可能识别出扰动后依次发生的一系列运动,但这样的序列属于动力学性质,不能直接从平衡结构或相关涨落图中推断出来。

血红蛋白与代谢反馈调节

血红蛋白是变构作用的典型例子,因为其生物学功能要求它对氧产生非线性响应。成人血红蛋白主要是含有四个血红素基团的 α2β2\alpha_2\beta_2 四聚体。氧的结合有利于高亲和力构象,使血红蛋白在氧分压较高的部位更易结合氧,在氧分压较低的部位更易释放氧。在中等饱和度下,其氧结合曲线的希尔系数通常接近 3,而不是各个相同位点独立结合时所预期的 1。

马克斯·佩鲁茨主持的结构研究确立了氧结合与血红蛋白四级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氧合会改变血红素铁周围的几何构型及其与近端组氨酸的连接,并伴随 F 螺旋的移动和亚基界面的重排。低亲和力的 T 态结构与高亲和力的 R 态结构为协同变构模型提供了物理基础,不过血红蛋白实际可采取的结构状态比严格的两态描述所涵盖的更多。

异促效应物可调节这种响应。波尔效应描述了氧亲和力对 pH 和二氧化碳条件的依赖关系:某些基团的质子化有利于低亲和力状态。二氧化碳还可通过在氨基末端形成氨基甲酸酯基团发挥作用。代谢物 2,3-二磷酸甘油酸优先结合于脱氧成人血红蛋白的中央空腔,稳定其低亲和力构象。胎儿血红蛋白含有 γ 链而非 β 链,对这种效应物的结合较弱,因此在相同条件下具有更高的氧亲和力。

代谢酶利用类似的原理来协调代谢通路的通量。在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中,天冬氨酸氨甲酰基转移酶催化嘧啶生物合成早期的一步关键反应,使底物进入该合成途径。其催化亚基和调节亚基各六个,组装成一个复合物。在通常研究的条件下,CTP 抑制该酶,而 ATP 激活该酶。底物和调节性核苷酸的结合会改变构象平衡,其中涉及整个复合物的大幅重排。

糖酵解中的磷酸果糖激酶-1 是另一个例子。它利用 ATP 催化 6-磷酸果糖的磷酸化。ATP 既是底物,又会在浓度足够高时通过不同的相互作用成为抑制性调节物。AMP 和 2,6-二磷酸果糖可促进该酶的活性,但具体调节机制因生物种类和酶的同工型而异。因此,同一种化学物质既可直接参与催化,也可通过另一种作用反映细胞的代谢状态。

当一条通路的终产物能够抑制该通路早期决定底物去向的关键步骤时,反馈抑制尤为有效。它既能减少前体物质的不必要消耗,又能维持通路对需求变化的响应能力。变构调节通过改变已有分子的状态发挥作用,无须等待基因表达发生变化,因此能够迅速起效。它与底物供应、酶丰度、区室化和共价修饰等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代谢通量很少仅由一种调节性相互作用决定。

受体、离子通道与核酸调控

膜信号传导往往依赖跨越较远距离的变构耦联。在G蛋白偶联受体中,位于细胞外或可从膜内接近的配体结合口袋,与负责结合信号转导蛋白的胞内表面相互耦联。受体激活涉及七螺旋束的协同变化,包括各螺旋胞质端的重排。不同配体可稳定不同的构象集合,而G蛋白的结合又可反过来提高受体对激动剂的亲和力。

这种耦联常用包含受体、配体和信号转导蛋白的三元复合物模型来描述。它也为理解偏向性信号传导提供了框架,即不同配体对下游各通路的相对影响有所不同。不能仅凭一次反应测量就推断是否存在偏向性:受体丰度、信号放大、测定时机以及参照配体都会影响表观结果。结构差异虽能提供有用信息,但必须与功能测量相结合。

配体门控离子通道将配体识别与孔道开放相耦联。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含有五个亚基,围绕离子传导通路排列。神经递质在胞外亚基界面处结合,会改变跨膜门的开放概率。关闭态、开放态和脱敏态对配体的亲和力不同,因此结合位点占有率与电学响应不一定直接对应。长时间暴露于配体可使受体群体偏向不导电的脱敏态,即使此时结合位点仍被占据。

NMDA受体体现了对多种输入信号的整合。其激活通常要求谷氨酸和一种共激动剂——甘氨酸或D-丝氨酸——分别结合于不同的配体结合结构域。氨基端结构域还参与其他调控相互作用,包括使特定亚型具有锌敏感性。其电压依赖性镁阻滞是一种独立的孔道阻断机制,不应简单地等同于配体诱导的构象变构作用。

可溶性调控蛋白也能将小分子感知与核酸识别相耦联。细菌的乳糖操纵子阻遏蛋白与操纵序列脱氧核糖核酸结合,抑制转录;诱导物异乳糖的结合则会降低其对操纵序列的亲和力。在同一调控系统中,环磷酸腺苷与分解代谢物激活蛋白结合,可促使后者形成有利于特异性DNA结合和转录激活的构象。这些机制将营养条件与转录联系起来,而无须效应物直接接触DNA。

变构调控并不限于蛋白质。核糖开关是一类调控性RNA元件,其适配体区对配体的识别会影响表达平台。在许多细菌实例中,代谢物结合会促使RNA形成不同的结构,从而改变转录终止情况,或改变翻译起始区域的可及性。核糖开关的行为可能强烈依赖转录与折叠动力学,因此仅凭平衡结合测量,未必能预测其在细胞内的开关响应。

实验证据与测量策略

证明平衡态变构作用最直接的证据,是证实一个位点被占据会导致另一位点的结合发生变化。这要求区分游离配体浓度与总配体浓度,考虑结合化学计量关系,并确认这些位点在空间上彼此独立。对两种配体的浓度组合矩阵进行测量,通常比仅对每种化合物各测试一个剂量更能提供信息。使用明确的结合模型进行全局拟合,可以估算耦联程度,并揭示数据无法独立确定的参数组合。

量热法,尤其是等温滴定量热法,可测量结合过程伴随的热量,并在适当条件下提供亲和力、化学计量关系和结合焓等信息。比较有无第二种配体时的滴定结果,有助于表征耦联。解读结果时需要谨慎,因为观测到的热量可能包含缓冲剂质子化、稀释以及相联构象变化的贡献。在电离焓不同的缓冲液中进行测量,有助于识别质子交换的贡献。

X射线晶体学和冷冻电子显微术可揭示结合位点与结构状态。比较无配体和配体结合状态下的结构,可以识别结构域旋转、界面重排或侧链接触的变化。然而,结构差异本身并不是对耦联自由能的测量。晶体堆积、冷冻和样品制备均可能影响观测到的各状态占比;而结构看似未变,也不能排除由动力学变化或低占比状态介导的变构作用。

核磁共振可提供残基水平的局部环境与运动信息。化学位移变化可用于定位结合引发的响应,弛豫方法则能检测相关时间尺度上与低占比构象之间的交换。氢氘交换结合质谱法可测量交换保护程度的变化,提供与溶剂可及性、氢键及构象开放有关的信息。在缺乏额外约束的情况下,这两种方法都无法唯一确定具有因果意义的信号传递路径。

时间分辨荧光、停流测量和单分子方法能够区分平衡态测量中被综合在一起的中间态及跃迁速率。福斯特共振能量转移适合追踪标记物之间与距离有关的变化,但必须考虑标记的几何关系、染料的活动性以及标记对蛋白质的扰动。

突变实验可检验候选残基的重要性,但调控功能的丧失也可能源于错误折叠、组装改变或结合位点被破坏。双突变循环可量化不同扰动之间能量效应的非加和性,并为相互作用模型提供支持,前提是所比较的状态仍具有明确的物理意义。因此,有说服力的研究会结合结合性质、活性、结构和稳定性等方面的测量。若要声称存在某条特定的信号传递路径,而不仅仅是存在耦联,不同独立方法所得结果的一致性就尤为重要。

计算分析与进化组织

分子动力学模拟描述原子在指定相互作用模型下的运动,可揭示可能的构象、依赖配体的涨落、水合状态的变化,以及功能状态之间的转换。增强采样方法有助于探索常规模拟难以触及的慢过程。对模拟结果的解释取决于采样是否充分、力场是否准确、如何处理质子化状态,以及所用的初始结构。一种运动即使在视觉上看起来合理,也不足以证明它主导了实验中观察到的变构响应。

自由能计算通过比较不同条件下的配体结合或构象稳定性,可以更直接地研究耦联。原则上,计算热力学循环的四个分支,可以将模拟结果与可测量的耦联能联系起来。实际上,当结合引起缓慢的结构域运动、水分子占据情况的变化或寡聚体组织方式的改变时,计算很难收敛。开展独立重复模拟,并检验结果是否与实验可观测量一致,是必不可少的核查手段。

网络方法将残基或原子表示为节点,并依据物理接触、相关运动或估算的能量相互作用在节点之间建立连接。这些方法可以识别连接密集的区域,以及连接调控位点与功能位点的潜在路径。弹性网络模型则以简化的方式描述由分子架构产生的集体运动。然而,对节点、边和相关性采用不同定义,可能得到不同的路径;相关性本身也不能证明存在具有因果关系的能量传递。

进化序列分析提供了一个互补视角。在一个蛋白质家族中,共同参与某项功能的残基可能表现出相关变异。统计耦联及相关方法可以识别分散在序列各处的一组位点,这类位点组有时称为“扇区”。这些模式可以为变构作用的组织方式提供假说,但也可能反映共同祖先、结构接触,或与所研究调控机制无关的约束。要区分这些可能性,需要恰当的进化模型和实验检验。

进化可以通过改变已有构象的稳定性、改变配体特异性,或调整亚基间界面来改变变构作用。新的调控响应未必需要产生一种全新的折叠。微小的序列变化就可能使构象群体的分布发生足够大的偏移,从而显现原本微弱的响应。反过来,结构保守并不保证调控方式也保守:亲缘关系相近的蛋白质,其不同状态之间的能量平衡可能并不相同。

这些观察结果表明,必须区分两个重要概念:一种是广泛存在的、实现长程耦联的物理能力,另一种是生理调控机制的进化形成。许多扰动都能对远端位点产生可测量的影响,但其中只有一部分涉及与生物体实际情况相关的配体、浓度和响应。因此,要确立其生物学意义,就需要将分子层面的测量与细胞条件、表达模式及功能后果联系起来,而不能把每一种可检测到的远端效应都视为服务于调控的适应性特征。

药理学、分子工程与尚待解决的问题

变构位点拓展了药物影响靶标的方式。化合物可以稳定非活性构象、增强靶标对内源性配体的响应、改变信号传导效能,或改变靶标与伙伴蛋白的相互作用。由于变构口袋的保守程度可能低于催化位点或正构位点,因此有时能帮助药物选择性地作用于亲缘关系密切的蛋白质中的某一种。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非普遍规律:有些变构位点高度保守,有些抑制剂则会影响多个靶标。

西那卡塞是钙敏感受体的正向变构调节剂。它提高受体对细胞外钙的敏感性,而不是取代钙作为主要生理信号的作用。马拉韦罗与CCR5趋化因子受体中的一个变构口袋结合,改变受体与HIV入侵相关的性质。苯二氮䓬类药物是另一个已得到充分确证的例子:对于对这类药物敏感的A型GABA受体亚型,它们结合于不同于GABA结合位点的位置,并增强GABA介导的响应。

变构抑制作用也不限于膜受体。曲美替尼通过变构结合模式抑制MEK1和MEK2,而不是简单地在ATP结合位点发生竞争。阿西米尼与ABL和BCR–ABL1的肉豆蔻酰基口袋结合,利用的是独立于ATP位点的调控机制。这些例子表明,即使主要活性位点已得到充分表征,调控口袋仍可具有药理学应用价值。

变构效应可能取决于所存在的正构配体,这种性质称为探针依赖性。同一种调节剂可能增强某一种激动剂引发的响应,但对另一种激动剂的作用较弱、没有作用,甚至产生相反作用。有限的协同性也可能使调节作用存在可饱和的上限。这两种性质都不能保证临床安全性:实际效应取决于靶标分布、药物暴露、内在活性、脱靶结合以及生理环境。

耐药性可能源于变构口袋中的突变、使优势构象稳定性降低的变化,或细胞内替代通路的激活。联合使用结合于不同位点的抑制剂,有时可以产生互补效应,但能否同时占据这些位点,以及是否存在有利的耦联,都必须通过实验证明,而不能想当然地认定。变构化合物与正构化合物并不一定具有协同作用。

分子工程将类似原理应用于生物传感器、可切换酶和合成调控回路。将识别结构域与输出结构域连接起来,只有在结合事件与所需功能之间存在能量耦联时才能奏效;仅有物理连接并不足够。重要的未解问题包括:如何根据序列预测耦联的方向和强度,如何识别短暂形成的结合口袋,以及如何区分构象分布的重新调整与反应速率的变化。另一个挑战是解释:在纯化分子中测得的变构作用,会如何受到细胞内拥挤环境、膜、相互作用伙伴以及持续能量消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