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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生物 / protein-protein-interaction

蛋白质相互作用

蛋白质相互作用是蛋白质之间的物理结合,可组织细胞结构、传递信号、调控生化过程,并为治疗干预提供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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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相互作用是指两个或多个蛋白质通过分子表面接触而形成的物理结合。这种结合既可以是生化反应中的短暂接触,也可以形成包含数十种不同组分的稳定复合体。蛋白质通过这些相互作用识别结合伙伴、协调活动、构建细胞结构,并响应环境条件的变化。大多数蛋白质至少有一部分生物学功能是通过与其他蛋白质相互作用来实现的,而非以孤立分子的形式发挥作用。

蛋白质相互作用将分子结构与细胞的组织方式联系起来,是肌肉收缩、DNA复制、免疫识别以及跨细胞膜信号传递等多种过程的基础。其特性取决于分子互补性、结合强度、浓度、位置和时间。因此,在纯化蛋白质中观察到的相互作用,并不一定在所有细胞条件下都会发生;而具有重要生物学意义的相互作用,也可能因持续时间过短或过于依赖特定条件,无法在常规生化分离过程中保留下来。

这一研究领域融合了结构生物学、物理化学、遗传学、蛋白质组学和计算分析。其核心问题包括:哪些蛋白质会发生相互作用,它们是否直接结合,如何相互识别,结合的强度和速率如何,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在特定生物学环境中发挥什么作用。

相互作用与分子组装体的分类

蛋白质之间的结合通常按组成、持续时间以及对组装的依赖程度分类。同源相互作用发生在相同的蛋白质链之间,而异源相互作用则发生在不同的蛋白质链之间。同源二聚体由同一种蛋白质的两个拷贝组成;异源二聚体则包含两种不同的蛋白质。更大的组装体可以包含重复的亚基、多种不同类型的亚基,或兼具两者。例如,成人的血红蛋白通常由两条α链和两条β链组成,亚基之间的接触将氧的结合与组装体的构象变化耦联起来。

由相互结合的蛋白质构成的组装体,即蛋白质复合物,可分为专性复合物和非专性复合物。在专性复合物中,单个亚基在生理条件下独立存在时通常不稳定,或无法发挥功能。非专性复合物的结合伙伴则可以独立存在,并在条件适宜时结合。这种区分并不等同于永久性相互作用与瞬时相互作用之间的区分:能够独立折叠的蛋白质可能与结合伙伴长时间保持结合,而大型组装体中的必需亚基也可能在其存续期间发生交换。组装还可能在蛋白质链尚在合成时就已开始,从而将复合物的形成与翻译和蛋白质折叠联系起来。

瞬时相互作用包括酶与蛋白质底物之间的识别、信号蛋白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将调控因子募集到更大的分子机器上。这类相互作用无须长时间维持结合就能产生生物学效应。短暂的接触可能就足以促成一次催化事件,或使另一个蛋白质发生状态切换。相比之下,蛋白酶体等长寿命复合物在反复结合和释放底物及调控因子的同时,仍维持着相对稳定的整体结构。核糖体则体现了另一层区别:它虽然含有广泛的蛋白质之间的接触,但本质上是一种核糖核蛋白组装体,其组织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RNA。

必须区分直接的物理接触、同属一个复合物以及更广义的功能关联。如果蛋白质A和C都与蛋白质B结合,那么即使A与C从未直接接触,纯化A时也可能一并分离出C。同样,参与同一代谢途径的两种酶也不一定彼此结合。在遗传相互作用中,多种扰动共同作用会产生出乎预期的表型;这类相互作用可以揭示功能关系,却不能证明存在物理接触。因此,不同相互作用数据库和实验所报告的“相互作用”,其含义可能有很大差别。

大多数蛋白质之间的识别由非共价接触介导,但共价连接也能稳定某些组装体。细胞外蛋白质可以通过二硫键相连,一些蛋白质修饰因子也会以共价方式连接到其靶标上。描述这些情况时需要谨慎使用术语:即使最终产物中含有共价键,识别步骤本身仍可能是非共价的。采用哪一种分类最有意义,取决于所研究的生物学过程以及所测量的物理状态。

分子识别与相互作用界面

蛋白质的结合通常涉及彼此互补的区域,称为界面。这些表面使特定的氨基酸侧链和主链基团形成有利于结合的空间排列。形状互补固然重要,但识别并不只是刚性物体之间的拼合。蛋白质不断发生构象波动,侧链会旋转,界面处的水分子也可能被排出或保留。一个有效的结合界面必须在有利的接触作用与基团脱离水环境、分子运动受限所带来的能量代价之间取得平衡。

多种物理作用共同参与这一过程。疏水效应有利于适当的非极性表面积被埋藏,而氢键、静电相互作用和范德华力则有助于结合的特异性和稳定性。带相反电荷的基团可以形成盐桥,但盐桥对能量的净贡献取决于去溶剂化过程和周围环境的介电性质。埋藏的极性基团如果缺乏合适的相互作用伙伴,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对于因几何构型限制而无法直接接触的基团,界面水有时能在其间起桥接作用;离子或金属辅因子也可能参与识别。

界面的大小和结构差异很大。折叠结构域之间的接触,通常会使每个结合伙伴埋藏数百至数千平方埃量级的表面积,但实际范围很广,测量惯例也不尽相同。短肽可能嵌入狭窄的沟槽,而专性复合物的组装则可能埋藏大片表面,形成类似于单个折叠蛋白质内部的环境。许多界面具有埋藏程度较高的核心和更多暴露于溶剂的边缘。各残基对界面稳定性的贡献往往并不均等:少数被称为能量热点的残基,对结合的贡献可远超其他残基。将残基逐一替换为丙氨酸,是识别这类贡献的常用方法,前提是替换不会破坏蛋白质折叠。

识别可以涉及紧凑的折叠结构域、短的线性序列基序,或不具备单一稳定结构的区域。内在无序蛋白质及无序区域可能在结合时发生折叠,也可能在复合物中保留相当大的柔性,或形成多种可替代的接触。SH2结构域识别含有磷酸酪氨酸的特定序列,而SH3结构域通常识别富含脯氨酸的序列。在这两种情况下,核心特征周围的残基都有助于决定对结合伙伴的偏好。仅凭一个基序往往不足以预测相互作用,因为可及性、竞争性结合伙伴和细胞内定位同样重要。

经典的“锁钥”模型体现了结构互补性,却未能涵盖识别过程的全貌。在构象选择机制中,结合伙伴优先结合的是未结合态构象集合中已经存在的某种构象。在诱导契合机制中,初步结合之后会发生结构重排。这两种机制并不相互排斥,可能在同一结合途径的不同阶段发挥作用。因此,分子识别更应被理解为动态分子群体之间的相遇,而非两个固定结构之间的接触。

结合亲和力、动力学与热力学耦联

对于蛋白质 A 与 B 之间的简单可逆结合,

A+B⇌AB,A+B \rightleftharpoons AB,

其解离常数为

Kd=[A][B][AB],K_d=\frac{[A][B]}{[AB]},

其中,方括号表示游离组分及复合物的平衡浓度。在给定条件下,KdK_d 越小,表示结合越强。蛋白质相互作用的亲和力范围很广,既包括解离常数低至皮摩尔每升甚至更低的极紧密结合,也包括解离常数在微摩尔每升或毫摩尔每升量级的弱相互作用。仅凭亲和力处于哪个极端,都无法判定其生物学重要性:当相互作用的双方在局部富集时,弱相互作用也可以发挥作用;而如果两种蛋白质从不处于同一细胞区室,再紧密的结合也无从发挥作用。

对于游离 B 的浓度能有效维持恒定的一对一相互作用,A 中处于结合状态的比例为

θ=[B]Kd+[B].\theta=\frac{[B]}{K_d+[B]}.

这一关系说明,解读亲和力时必须同时考虑浓度。在这个简单模型中,当游离 B 的浓度等于 KdK_d 时,一半的 A 处于结合状态。当相互作用双方的浓度相近,且结合显著消耗了双方的游离组分时,就不能在该方程中简单地用总浓度代替游离浓度。对于多位点、协同结合、竞争性配体以及异质性蛋白质样品,则需要采用更复杂的模型。

亲和力描述的是化学平衡,而动力学描述的是体系如何趋近平衡。对于基元两态反应,结合速率常数 konk_{\mathrm{on}} 的单位是浓度的倒数乘以时间的倒数,解离速率常数 koffk_{\mathrm{off}} 的单位是时间的倒数。二者的关系为

Kd=koffkon.K_d=\frac{k_{\mathrm{off}}}{k_{\mathrm{on}}}.

对于不存在再结合的单指数解离过程,平均结合寿命为 1/koff1/k_{\mathrm{off}}。因此,两种相互作用即使亲和力相同,结合寿命也可能截然不同。初始结合取决于扩散、分子取向、静电导向作用,以及分子构象是否允许接近结合位点;随后的结构重排则可能使实际观测到的动力学比两态模型更为复杂。

结合也受热力学支配。在理想稀溶液近似下,对于以浓度定义的 KdK_d,标准结合吉布斯自由能可写为

ΔGbind∘=RTln⁡(Kdc∘),\Delta G^\circ_{\mathrm{bind}} =RT\ln\left(\frac{K_d}{c^\circ}\right),

其中,RR 为气体常数,TT 为绝对温度,c∘c^\circ 为标准浓度,通常取 1 mol L−11\ \mathrm{mol\,L^{-1}}。更一般地,平衡常数应使用活度来定义。将自由能分解为 ΔG∘=ΔH∘−TΔS∘\Delta G^\circ=\Delta H^\circ-T\Delta S^\circ,便可把结合与焓变和熵变联系起来,其中包括蛋白质和溶剂双方的贡献。

多价结合还引出了另一个需要区分的概念:**亲合力(avidity)**是由多个接触共同维系的复合体所表现出的有效结合强度。一个位点结合后,另一个位点可能在很高的有效局部浓度下遇到其结合伙伴;某个接触即使断开,也可能在双方完全分离之前重新形成。这一原理对抗体、细胞黏附系统以及由支架蛋白组织的信号传导复合体都很重要。相比之下,协同结合是指一个位点被占据后,会改变另一个位点被占据时的能量关系。多价性、亲合力和协同性可以同时存在,但它们描述的是结合过程的不同方面。

空间、时间与构象状态层面的调控

蛋白质的序列及其固有亲和力并不能单独决定它与哪些分子相互作用。细胞内的区室限制了哪些分子能够相遇。局限于细胞核内的蛋白质,通常无法与局限于细胞质中的伙伴结合,即使两者在纯化后能够紧密结合。蛋白质被招募到膜上后,彼此相遇的过程便从近似三维的搜索转变为沿膜表面的搜索,从而可大幅提高局部可接近的分子数量。因此,脂质连接、转运、细胞器靶向以及与细胞骨架的锚定,都能调控相互作用的机会,而不一定改变结合表面。

翻译后修饰可使识别位点发生可逆或持久的变化。磷酸化可以为识别磷酸化基团的结构域创建对接位点,破坏已有的相互作用界面,或改变远端区域的构象。蛋白水解切割可以暴露原本无法接近的基序。糖基化可通过空间位阻屏蔽、直接的糖链识别,或对折叠与转运的影响,改变细胞外的分子接触。泛素的连接可招募含有泛素结合结构域的蛋白质;根据连接形式及具体情境的不同,泛素化可参与信号传导、转运或降解。

变构作用将某一位点发生的事件与蛋白质或复合物其他部位的功能变化联系起来。核苷酸、小分子或蛋白质的结合,可以改变不同构象所占的比例,从而使另一个相互作用界面暴露或被遮蔽。小GTP结合蛋白体现了这一原理:它们在结合GTP和GDP时,负责识别调控蛋白与效应蛋白的区域具有不同的构象。这类开关将蛋白质结合与核苷酸交换及水解联系起来。血红蛋白则提供了另一种例子,其中亚基间的相互作用将氧结合位点的占据情况与氧亲和力的变化相耦联。

竞争与依次招募使相互作用具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两个使用重叠表面的结合伙伴可能彼此排斥,从而形成不同复合物之间的切换机制。在另一些情况下,一次结合事件会创建下一次结合所需的位点,使组装得以有序进行。支架蛋白可以将酶维持在其底物附近,但支架越多并不总意味着信号越强。当支架浓度足够高时,各组分可能分散到不同且不完整的组装体中,从而减少能够产生功能的相遇。最终结果取决于浓度、亲和力、价数及区室限制,而不只是取决于是否存在支架。

多价相互作用也参与生物分子凝聚体的形成,其中包括一些与RNA代谢和信号传导有关的结构。在适宜条件下,相互作用的蛋白质和核酸会分配到组成不同、彼此共存的相中。这种行为可以富集特定组分并排除其他组分,但仅凭可见的点状结构,并不足以证明发生了液–液相分离。聚集、附着于细胞结构或形成稳定的寡聚体,都可能产生表面上相似的图像。要表征此类组装体,需要考察其材料性质、浓度依赖性和分子交换行为,并采用多种互补的测量方法。

相互作用系统的生物学功能

蛋白质相互作用使生化通路能够响应信息。在受体信号传导过程中,细胞外发生的事件会改变膜内侧的相互作用。受体酪氨酸激酶可以形成二聚体或使已有二聚体发生重排,对特定位点进行磷酸化,并招募能够识别这些位点的蛋白质。G蛋白偶联受体与异源三聚体G蛋白及其他相互作用伙伴的结合方式取决于其所处状态。这些相互作用将受体被配体占据的状态转化为酶活性、离子电导或基因表达的变化。它们发生的顺序和持续时间,共同影响响应是短暂还是持久、是被放大还是被减弱。

相互作用还将处理遗传信息的分子机器组织起来。RNA聚合酶与起始因子、延伸因子和调控因子协同工作;DNA复制则需要聚合酶、解旋酶、滑动夹及滑动夹装载蛋白协调作用。在DNA修复中,对损伤位点的识别会招募相关因子,以加工DNA并恢复其连续性。这类组装体通常由稳定的核心和暂时结合的因子共同构成。某种蛋白质可能只有在特定反应中间体出现后才会结合,从而将因子的招募与通路的进程联系起来,降低不当活性发生的可能性。

力学结构依赖于能够在众多分子之间传递力的相互作用界面。细胞骨架丝状结构由蛋白质亚基间重复的接触形成,而动力蛋白等分子马达则将化学反应与沿微管的运动相耦联。细胞黏附受体将细胞外环境与细胞内支架连接起来。在这些系统中,力不仅会将相互作用伙伴拉开,还能改变相互作用的持续时间。某些受体—配体对在一定的力值范围内表现出捕获键行为,即其寿命起初随载荷增大而延长;另一些接触则表现出更常见的情形,即寿命在受力时缩短。这些性质取决于具体的分子系统和实验条件。

免疫识别为研究众多潜在相互作用伙伴之间的特异性提供了一些表征尤为充分的实例。抗体通过其可变表面与抗原结合,识别蛋白质表位或其他分子特征。T细胞受体通过一个各部分协同配合的界面,识别肽与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形成的复合物。其他受体对则调控细胞黏附和活化。在这里,除了溶液中的亲和力之外,结合的几何构型、膜的组织方式及动力学性质也可能十分重要,因为识别发生在彼此相对的细胞表面之间,而不是在自由扩散的纯化分子之间。

代谢系统和质量控制系统同样依赖选择性结合。酶组装体可以协调连续发生的反应,但中间体是否在酶之间直接传递,必须通过实验证实,不能仅凭空间上的邻近关系推断。分子伴侣识别未完全折叠蛋白质所暴露的结构特征,并抑制不恰当的接触。蛋白水解机器则选择特定底物,将其解折叠并降解。在细胞凋亡中,BCL-2家族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调控线粒体膜通透化,而信号复合物的组装则激活蛋白酶。在上述各种情形中,结合并非只起结构作用:它还控制分子的接近与进入、事件发生的时机、催化能力以及生化事件的方向。

物理结合的实验发现与证据

一种广泛使用的发现方法是免疫共沉淀。利用抗体从细胞提取物中捕获选定的蛋白质,再在回收的物质中检测与之结合的蛋白质。相关的亲和纯化方法使用人工引入的标签,而非针对天然蛋白质的抗体。将纯化与质谱法相结合,可以在一次实验中鉴定出许多候选相互作用伙伴。这些方法对于确定复合物的组成很有价值,但共同纯化并不能证明蛋白质之间存在直接接触。蛋白质可能通过中间分子、RNA、DNA,或与亲和基质非特异性结合的物质间接联系在一起。

提取过程是解读结果时必须考虑的一项重要限制。去污剂可能破坏依赖膜环境的结合,稀释可能使结合较弱的复合物解离,而脱离原有细胞区室则可能让完整细胞中原本不会相遇的蛋白质聚到一起。适当的阴性对照、生物学重复、起始样品测量,以及与常见污染物的比较,有助于区分可重复的富集与背景信号。反向纯化可提供进一步支持,但反向实验失败并不自动否定某一相互作用:标签、抗体、蛋白质丰度及复合物的空间构型,都可能以不同方式影响回收结果。

斯坦利·菲尔兹和宋玉圭于1989年提出的酵母双杂交系统,通过重建转录报告系统来检测蛋白质之间的结合。将一种候选蛋白质与DNA结合结构域融合,另一种则与转录激活结构域融合。如果这两种融合蛋白以合适的构型结合,就可能引发报告基因表达。该方法可检测大量两两组合,在早期大规模相互作用图谱的构建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其局限包括报告基因自发激活、融合构建体造成的干扰,以及宿主和细胞区室施加的限制。一些变体将这一原理扩展到了膜蛋白及其他实验情境。

邻近标记回答的是一个相关但不同的问题:在细胞中,哪些蛋白质位于目标蛋白质的邻近区域?连接在诱饵蛋白上的工程化酶会生成活性物质,标记附近的分子,随后便可对这些分子进行富集和鉴定。2012年报道的BioID使用一种底物选择性较宽的生物素连接酶;基于APEX的方法则使用工程化过氧化物酶。标记能够保留提取过程中会丢失的局部环境信息。然而,被标记的蛋白质未必直接结合诱饵蛋白,而且记录到的邻近分子范围取决于标记时间、酶促反应的化学特性、分子的可接近性及空间组织方式。

荧光互补、共振能量转移、交联和显微成像可提供更多证据,各自具有不同的空间与时间分辨率。没有任何一种通用检测方法能同样有效地检出所有相互作用。要令人信服地证明直接且具有功能意义的结合,通常需要综合细胞内结合的证据、使用成分明确的组分进行的体外重建,以及能够同时改变结合情况和相关生物学结果的扰动实验。即便如此,仍须检查突变是否影响蛋白质的丰度、定位和折叠。否则,相互作用的丧失可能反映的是蛋白质的一般性缺陷,而非特定结合界面遭到破坏。

定量与结构表征

利用纯化组分开展实验,可以确定蛋白质能否直接结合,并在明确的条件下测量亲和力、动力学参数和化学计量比。表面等离子体共振及相关光学生物传感技术可监测表面附近物质的积累,通常会将其中一个相互作用组分固定在表面上。结合与解离曲线可用于求得速率常数和平衡亲和力。解读结果时,需要考虑传质、再结合、表面异质性以及固定化取向等因素。即使数据能够用一对一模型拟合,也不能据此认定其背后的分子机制确实是一对一结合。

等温滴定量热法通过将一种组分逐步滴加到另一种组分中,测量这一过程中释放或吸收的热量。在采用适当的结合模型和浓度范围时,该方法可用于估算亲和力,并获得结合化学计量比及焓变。它不需要荧光标记或表面固定,但样品消耗量相对较大,且高度依赖活性组分浓度的准确测定。缓冲液电离和伴随结合发生的质子交换都可能对观测到的热量产生贡献。荧光各向异性、微量热泳动、分析超速离心以及与光散射联用的色谱法,可提供有关结合或组装的互补信息。

高分辨率结构能够确定相互作用界面,并解释可能的识别机制。X射线晶体学已揭示了大量蛋白质复合物的结构,但必须区分晶格中的接触与具有生物学意义的组装体。核磁共振可以通过共振位置、弛豫行为和分子间距离约束的变化来检测结合,尤其适合研究溶液中的动态行为和相对较弱的相互作用。冷冻电子显微术在研究大型组装体方面尤为强大,并可区分多种构象状态,但柔性较大或占据率较低的相互作用组分仍可能难以清晰解析。

交联质谱通过鉴定由化学性质明确的试剂连接起来的残基,提供额外的空间约束。这些约束并非任意原子之间的精确距离:其解读取决于交联剂的几何结构、侧链可及性、构象变化以及肽段鉴定的可信度。氢氘交换联用质谱可以定位与结合相关的主链保护程度变化,但某一区域受到保护,既可能源于该区域被直接埋藏,也可能源于远处发生的构象变化。分子动力学模拟有助于探索这些变化,但其结果仍受采样和物理模型的制约。

可靠的表征需要综合运用对不同性质提供约束的测量方法。结构可以显示一个合理的接触界面,却不能确定其亲和力;亲和力测量可以证明结合的存在,却不能揭示结合取向。对预测接触残基进行突变时,如果能够证明改变后的蛋白质仍保持折叠,并通过独立测定确认其对结合的影响,所得结果就更具解释力。报告缓冲液组成、酸碱度、温度、蛋白质构建体的序列边界、修饰及寡聚状态至关重要,因为这些条件可能改变所测量的相互作用本身,而不仅仅是增加实验噪声。

计算预测与相互作用设计

计算方法处理的是几个不同的问题:预测两种蛋白质是否结合、确定它们的接触残基、估计复合物的几何构型,以及设计新的结合分子。这些任务不应混为一谈。模型可能为两种在细胞中从不相遇的蛋白质预测出看似可信的复合物结构;而相互作用分类器也可能正确识别出功能关联,却无法定位直接接触的界面。如何评估,取决于预测的具体对象,以及用什么证据来界定正例。

基于序列的方法利用保守性、结构域组成与排列、共现关系以及相关的进化变异。如果界面某个位点的氨基酸替换可由其相互作用伙伴中相应的替换来补偿,那么配对序列就可能包含有关接触的信息。当能够在许多生物中可靠地匹配相互作用伙伴时,这类分析尤其有用。对于包含大量旁系同源蛋白、存在多个可选相互作用伙伴或序列多样性有限的蛋白质家族,分析则更为困难。保守的基因邻接关系和基因融合也能提示功能关联,尤其是在细菌中,但两者都不能直接证明存在直接结合。

蛋白质对接通过搜索分子结构之间的相对空间排布,并利用评分函数对其排序。刚体对接的计算较为简单,但可能遗漏需要较大构象变化才能发生的相互作用。柔性对接允许选定的侧链或主链发生运动,但计算成本更高。来自交联、诱变或光谱学实验的约束条件可以缩小搜索范围。其中一个核心难点是,如何将接近天然状态的界面与其他构型区分开来:后者虽然在几何上匹配,但其能量特征或生物学背景并不正确。

机器学习拓展了相互作用分类和复合物结构预测的能力。2021年发表的 AlphaFold-Multimer 将结构预测方法用于多链组装体。2024年报道的 AlphaFold 3 则将预测范围扩展到了更多类型的生物分子复合物。这类方法可以针对相互作用界面和链之间的相对位置提出可供实验检验的假设。其置信度指标并不是对结合亲和力、占有率或细胞内相互作用概率的直接测量。无序性、多种可能的构象、修饰、非典型化学计量比,以及是否有足够的、具有信息价值的进化或结构数据,都会影响预测表现。

计算蛋白质设计旨在寻找能够与靶标形成特定界面,或组装成选定结构的序列。所采用的方法包括重新设计现有的结合表面,以及生成新的骨架。实验筛选仍然十分重要,因为预测结果良好的界面并不能保证蛋白质能够可溶性表达、具有稳定性和特异性,或能在细胞内接近靶标。设计出的结合分子可以用作检测试剂、结构研究工具,或合成信号系统的组件。一个尤其具有挑战性的目标是负向设计:在保持与预期靶标强烈结合的同时,避免与近缘蛋白质结合。

相互作用网络、数据库与研究历史

细胞或生物体内全部分子相互作用的集合通常称为其相互作用组。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通常用图表示,其中节点代表蛋白质,边代表已报道的关联。这种表示方式很有用,但并不完整。一条边可能代表直接接触、同属一个复合物,或多项实验汇总所得的证据。单条无向边也无法体现化学计量关系、亲和力、竞争关系、组装顺序以及对细胞状态的依赖。因此,依据不同类型证据构建的网络可以回答不同的生物学问题。

分子遗传学、自动化技术与质谱技术的融合推动了大规模相互作用图谱的绘制。继1989年酵母双杂交方法问世之后,2000年和2001年出现了基因组规模的酵母相互作用筛选。随后,2002年又开展了针对酵母复合物的大规模亲和纯化研究。这些工作表明,相互作用的发现可以超越单个通路,走向系统性图谱构建。后续项目将二元相互作用及复合物内共存关系的图谱绘制扩展至人类蛋白质和其他生物。2020年,HuRI项目报告了约53,000个人类蛋白质二元相互作用,均经实验检测发现,但距离完整描述人类所有细胞情境下的相互作用仍相去甚远。

BioGRID和IntAct等数据库对实验性相互作用证据进行整理,而STRING则整合多个来源中更广泛的功能关联。这些资源不能相互替代。有些记录保留了实验方法、物种、蛋白质构建体或文献信息等细节;另一些则将证据整合为适用于网络探索的评分。高置信度的功能关联即使得到有力支持,也未必表明存在物理接触界面。数据库使用者还必须区分实验观察记录、通过注释迁移获得的信息以及计算预测。

网络分析可以识别连接密集的群组、候选复合物,以及连接不同功能模块的蛋白质。连接度高的节点通常称为枢纽。对其进行生物学解读时需要谨慎,因为表观连接度受到蛋白质丰度、检测方法的适用性以及研究关注程度的影响。某种研究充分的疾病相关蛋白质可能拥有更多已报道的相互作用伙伴,部分原因只是它接受检测的次数更多。相反,膜蛋白、低丰度调控蛋白,以及仅限于罕见细胞状态的相互作用,可能未被充分收录。有关网络普遍结构特征的论断会受到这些采样效应的影响。

更贴近实际的相互作用组是动态的,并且依赖于特定条件。可变剪接可以增加或去除结合区域;表达水平的变化会改变可用的相互作用伙伴;修饰和定位则会改变哪些接触能够发生。覆盖整个生物体的网络汇集了各种可能的相互作用,而它们可能永远不会在同一个细胞中同时存在。因此,当前的图谱绘制策略越来越注重区分组织、细胞类型、扰动条件、发育阶段和亚细胞区室。明确记录阴性结果也很有价值,但检测结果为阴性,仅意味着在特定条件下未能检测到关联,并不能证明在所有条件下都不可能发生相互作用。

疾病机制与治疗干预

疾病相关变化可以影响蛋白质间的相互作用,而不破坏整个蛋白质。一个氨基酸的替换可能选择性地破坏某个相互作用界面,同时使其他活性保持完整。这有时被称为边扰动(edgetic perturbation),因为它移除了相互作用网络中的一条特定连边。其他变化则通过破坏折叠稳定性、改变蛋白质丰度或亚细胞定位,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区分这些机制十分重要:同样是无法共同纯化,既可能源于结合表面受损,也可能是蛋白质被降解,或是相互作用的双方未能进入同一细胞区室所致。

在癌症中,调控性相互作用的变化可改变细胞生长和存活通路。抑癌蛋白 p53 的调控部分依赖于其与 MDM2 的结合,后者参与 p53 的周转。BCL-2 家族蛋白则通过线粒体上的选择性结合网络调控细胞凋亡。除癌症外,结构性界面或信号传导界面的遗传性改变,也可能损害复合物组装或细胞间通信。这些例子并不意味着位于相互作用界面的每一种疾病相关变异都具有致病性;必须根据具体变异,利用适当的遗传学、生物化学和临床证据来确定其影响。

蛋白质聚集是另一类相互作用问题。通常可溶的蛋白质可能形成异常的寡聚体或有序纤维,有时还涉及在正常折叠状态下并不暴露的结构元件。这类聚集体与多种神经退行性疾病有关,但纤维、较小的聚集体、细胞反应和组织损伤之间的关系因疾病而异。不能简单地将聚集视为“结合过强”:成核、构象转变、断裂、清除以及细胞区室内的条件都会影响这一过程。

蛋白质相互作用界面曾被广泛认为难以用作小分子药物靶点,因为许多界面面积较大,且缺少明显的深口袋。然而,一些界面含有可供利用的局部沟槽或能量热点。维奈克拉于 2016 年首次在美国获批,可与 BCL-2 结合,阻止其扣留促凋亡的相互作用伙伴。细胞外的相互作用也可通过抗体或可溶性受体构建体加以阻断。例如,靶向 PD-1 或 PD-L1 的抗体会干扰一种明确的免疫检查点相互作用。这些都是已确立的治疗机制,但并不表明所有界面都同样容易被药物作用,也不意味着仅凭亲和力就能预测临床效果。

另一种策略不是阻断相互作用,而是促成或稳定相互作用。靶向蛋白降解可利用双功能分子,使靶蛋白与 E3 泛素连接酶相互靠近,从而促进泛素化及随后的蛋白酶体降解。分子胶则可通过共享的结合表面,诱导或增强蛋白质之间的接触。在这些体系中,三元复合物的行为至关重要:两种化合物即使具有相近的二元结合亲和力,所形成的三组分复合物也可能在几何构型、协同性和存续时间上有所不同。因此,除了简单的靶标结合,还必须分别评估选择性、能够有效促成降解的泛素化、细胞通透性以及耐药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