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等离子体共振(SPR)是界面处与电磁场耦合的电子集体振荡受到共振激发的现象,最常见于金属与电介质的界面。在常规的光学形式中,当频率、偏振和动量匹配条件得到满足时,入射光会将能量传递给束缚在金属表面的波,从而使反射光发生可测量的变化。由于这种共振强烈依赖于紧邻金属表面区域的光学性质,SPR 为检测表面变化提供了一种灵敏的手段。
SPR 在分析化学和生物化学中尤为重要,可用于实时、无标记地测量分子相互作用。典型的生物传感器会监测溶液中的分子与固定在金薄膜上的结合对象之间的结合过程。由此产生的信号可用于确定结合与解离速率、结合亲和力以及表面累积量,而无须给参与相互作用的分子加上荧光或放射性标记。金属纳米颗粒中的相关共振也可用于传感、光学成像和场增强光谱学,不过其物理行为与大面积金属薄膜中的共振有所不同。
历史发展
SPR 的实验研究起源于光栅中观测到的异常现象。1902 年,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W. 伍德报告称,金属光栅的衍射光强度出现了出乎意料的剧烈变化。这些“伍德异常”包含一些仅凭光在各衍射级次之间的分配无法充分解释的效应。后续研究区分了两类异常:一类与掠射衍射级次的出现有关,另一类则涉及共振表面波。乌戈·法诺于 1941 年开展的分析,有助于确立光栅异常与金属表面所支持的电磁波之间的联系。
与之相辅相成的另一项理论进展涉及固体中电荷的集体运动。20 世纪 50 年代,戴维·派恩斯和戴维·玻姆建立了描述电子气中电子密度集体振荡的理论。等离激元一词指的就是这种振荡的量子。1957 年,鲁弗斯·里奇从理论上证明,表面可以支持一种不同于体等离激元的电子集体激发。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因为两种材料之间的边界既会改变作用于偏离平衡位置的电荷上的恢复力,也会改变伴随电荷运动的电磁场。
1968 年,实现实用的光学激发变得容易得多。安德烈亚斯·奥托展示了通过棱镜与金属表面之间的狭窄介质间隙实现耦合的方法。埃尔温·克雷奇曼和海因茨·雷瑟则开发了一种相关构型,将金属薄膜直接置于棱镜上。这两种方法都利用倏逝光场来提供激发表面波所需的面内动量。克雷奇曼构型在传感领域的影响尤为深远,因为金属薄膜的外表面仍可与液体样品接触。
20 世纪 80 年代,SPR 从表面物理研究向生物传感应用的转变加快。1983 年,博·利德贝里、克拉斯·尼兰德和英厄马尔·伦德斯特伦的研究展示了 SPR 在气体检测和生物传感中的应用。1990 年前后问世的商业仪器集成了稳定的光学系统、可控的液体处理系统、功能化传感表面,以及用于解读结合曲线的软件。此后的发展包括成像系统、多通道仪器、光纤探针和基于纳米颗粒的传感器。这段历史解释了 SPR 一词的双重用法:它既指一种物理共振现象,在实验室实践中也指围绕这种共振建立的一类分析技术。
共振的电磁学基础
在金属与电介质的界面处,可自由移动的传导电子会响应外加电场。电子电荷的位移会产生回复电场,从而使集体振荡得以发生。当这些振荡与沿界面传播的电磁波耦合时,所形成的模式就是表面等离激元极化激元。它既不是纯粹的电子振荡,也不是普通的自由传播光波。其场集中在界面附近,并在界面两侧的材料中随远离界面而呈指数衰减。
对于均匀、非磁性材料之间的理想平面界面,表面波的传播常数为
其中, 和 分别是金属和电介质的相对电容率, 为角频率, 为真空光速。在采用普通电介质的无损耗近似下,束缚模式要求满足 。真实金属的电容率为复数,因此必须同时考虑传播与衰减。该表达式也说明了为何改变电介质环境会改变共振条件。
常规模式为横磁模式:其电场具有垂直于界面的分量,能够驱动表面电荷积聚。因此,普通平面结构中的表面等离激元共振由 p 偏振光而非 s 偏振光激发,这两种偏振均相对于入射面定义。这种对偏振的依赖是一个有用的实验特征,也有助于将真正的表面等离激元共振与许多无关的光学反射率变化区分开来。
这些场受到局域限制,但并非仅存在于无限薄的表面上。在常见的可见光金—水体系中,电介质一侧的传感深度为数百纳米量级,而场在金属中的穿透深度则小得多。具体数值取决于波长、材料性质,以及穿透深度是按场振幅还是按强度定义。金属的吸收和散射会使波沿界面传播时发生衰减;按强度定义的传播长度可表示为 。因此,强局域性伴随着损耗,使灵敏度、传播距离和共振宽度相互关联。
光学耦合与共振检测
从均匀介电介质中直接入射的光,通常无法在完全平坦的界面上激发表面等离激元。在相同频率下,这种表面波的面内波矢大于该介质中自由传播光的面内波矢。因此,需要额外的耦合结构来满足动量匹配条件。这并不是简单地提高表面照明强度就能实现的:入射场的空间相位变化必须与表面模式相匹配。
在克雷奇曼构型中,光穿过高折射率棱镜,并在一层薄金属镀膜上反射。在适当的角度下,与全反射相伴的场穿透金属,与金属—样品界面处的模式耦合。近似匹配条件为
其中, 为棱镜折射率, 为棱镜内部的入射角。在可见光仪器中,金膜厚度通常约为 40–55 nm,但最佳厚度取决于波长和完整的层状结构。发生共振时,能量耦合进入有损耗的表面模式,因而反射光强下降。
在奥托构型中,棱镜与金属之间由一层很薄的介电间隙隔开。倏逝场穿过这一间隙,激发表面波,无须在棱镜上直接镀覆金属薄膜。光栅提供了另一种耦合途径:其周期性结构能够以离散量增加或减小面内动量。在简化的几何结构中,
其中, 为光栅周期, 为整数衍射级次。光纤和集成波导同样可以将导波光耦合到覆有金属膜的传感区域。
可以通过多种可观测量跟踪共振。角度检测在固定波长下测量反射率最低点的角度位置;波长检测则在固定角度下跟踪这一最低点的光谱位置。强度检测测量共振曲线陡峭区附近的反射率,而相位检测测量反射光的相位变化。每种方法都需要在光学系统复杂度与速度、动态范围及对漂移的敏感性之间进行权衡。要作出准确预测,通常需要基于麦克斯韦方程组开展多层结构的光学计算,而不能仅依赖理想单界面的色散关系。
仪器架构与信号形成
常规的 SPR 生物传感器由光学读出系统、传感芯片、温控系统和液体处理系统组成。芯片通常以玻璃为基底,其上镀有金膜,有时金膜下还设有一层极薄的黏附层。流通池引导样品流过经过功能化处理的金属表面。受光照区域可以作为一个传感区、多个通道或许多可独立分辨的斑点进行读出。稳定的光路对准和受控的流动十分重要,因为生物分子间的相互作用是根据微小的光学变化推断出来的,而这一变化叠加在强得多的反射光信号之上。
测量值本质上反映的是金属附近折射率分布所产生的光学响应。分子结合会改变这一分布,因为表面累积物质的光学性质与被其取代的溶液不同。在许多商用生物传感器中,信号以响应单位(RU)表示。对于某些仪器上的蛋白质层,一种常用的近似换算关系是:1 RU 对应约 的表面质量密度。这既不是国际单位制中的定义,也不是通用的校准关系;它取决于光学系统、分析物的折射率增量以及层的几何结构。
信号随时间变化的曲线通常称为传感图,一般包括基线、样品流经表面时的结合阶段,以及样品被运行缓冲液替换后的解离阶段。曲线上还可能出现与进样有关的扰动、再生步骤以及缓慢漂移。SPR 并不直接鉴定分子。同样的光学偏移可能来自特异性结合、非特异性吸附、溶液组成变化,或这些过程的共同作用。因此,分子选择性主要来自表面化学和测定方案的设计。
参比测量用于将相互作用信号与共有的干扰区分开来。参比区域可以仅含底层基质而不含结合配体,也可以通过类似的化学方法固定一种无关分子。扣除参比区域的响应,可以减小溶液整体折射率变化和非特异性累积的影响。再扣除仅进样缓冲液时的响应,可以进一步消除系统性进样伪影;这一操作与参比表面响应扣除结合使用时,通常称为双重参比。这些操作有助于解释结果,却无法使不匹配的表面变得等效:基质密度、表面电荷或溶剂可及性不同,仍可能留下残余差异。
温度控制尤其重要,因为液体折射率和分子结合都取决于温度。缓冲液组成的变化也可能产生同样显著的影响。例如,即使分析物本身的结合很弱,样品与运行缓冲液之间有机溶剂含量的微小差异,也可能产生很大的体相响应。
传感器表面与固定化化学
传感器表面必须承担两项不同的功能:支持合适的光学模式,并提供化学性质适用的界面。金之所以得到广泛应用,是因为它能够支持可见光和近红外波段的等离子体振荡,在许多水溶液条件下不易氧化,而且适用于多种表面化学修饰。在可见光谱的部分波段,银的光学损耗通常较低,但其化学稳定性差,使常规使用变得复杂。保护涂层可以提高稳定性,但也会改变光学响应,并增大被捕获物质与金属之间的距离。
金表面常用含硫分子的自组装单分子层进行修饰。这些分子的末端基团可以调节表面电荷、润湿性和化学反应活性。末端为羧基的分子层经过活化后,可与蛋白质上的伯氨基形成共价连接。另一些表面则引入水合聚合物,例如羧甲基葡聚糖,为固定化提供三维环境。这类基质可以提高结合容量,减少分子与金属的直接接触,但也会使结合位点在空间上呈分布状态,并可能形成传质障碍。
固定化策略会影响被捕获分子能否保持功能。随机胺偶联可能产生多种分子取向,有时还会遮挡结合位点。通过特定的亲和标签、生物素–链霉亲和素相互作用,或识别远离结合位点区域的抗体进行捕获,可以改善分子取向。合适的方法取决于分子结构和检测目的。例如,固定化的抗体与其抗原的结合表现,可能因其抗原结合区朝向溶液,还是在表面附近受到空间位阻限制而有所不同。
固定化分子的密度同样重要。高密度能够产生较强的信号,但也可能造成空间拥挤、分析物局部耗竭,以及解离后的反复再结合。低密度可以减轻这些影响,却可能使微弱信号难以与噪声区分。无活性的分子、不同的连接位点、聚集或逐渐发生的损伤,也会导致表面不均一。因此,固定化的分子量并不一定等于能够参与所测相互作用的分子量。
再生是指去除已结合的分析物,同时保留固定化结合伙伴的活性。根据具体体系,再生可能涉及改变酸碱度、离子强度或其他溶液条件。反复再生可能逐渐改变表面,因此,即使基线水平看起来相同,也不能据此认定结合容量没有变化。在血清、细胞培养基和环境样品中,抗污涂层尤为重要,因为其中许多组分都可能通过非特异性吸附在表面累积。
结合动力学与平衡分析
SPR 尤其有价值的一点在于,它记录的是结合过程随时间的变化,而不只是测量最终的终点值。在最简单的一对一模型中,可溶性分析物 与固定化的结合对象 结合,形成 。若光学响应 与复合物的量成正比,则结合阶段可描述为
其中, 为结合位点附近的分析物浓度, 为结合速率常数, 为解离速率常数, 为所有可接近位点均被占据时的响应值。 的常用单位为 , 的常用单位为 。
当 恒定时,初始未被占据的表面以指数形式趋近平衡,其观测速率常数为 。在不含分析物的缓冲液中发生解离时,同一模型给出
平衡解离常数为
平衡响应为
这些表达式将化学动力学与化学平衡联系起来。只有当假定的反应机制和实验条件能够充分描述该体系时,它们才适用。
动力学分析通常对多个浓度系列的数据进行同时拟合,使各条曲线共用速率常数等参数。平衡分析则使用达到充分平衡后测得的响应值。这两种方法提供的信息相互补充:平衡测量用于估算亲和力,而时间分辨分析则能区分亲和力相近、但结合与解离速率不同的相互作用。在 相同的情况下,解离缓慢的复合物可能比另一种复合物存续更久,前提是它的结合速率也相应更慢。
生物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往往不符合一对一模型。多价抗体可同时结合多个固定在表面的结合对象;蛋白质可能在结合后发生构象变化;多类位点也可能同时存在。由此产生的有效稳定性可能反映的是亲合力,而非单个结合位点的内在亲和力。更复杂的模型可以描述这些机制,但增加可调参数本身并不能证实某种机制。独立的浓度测量、不同的固定化取向、竞争实验以及基于不同原理的方法,有助于区分各种合理解释。
亲和力数值还取决于溶液条件。温度、盐的组成、pH 和竞争分子都可能改变 与 。因此,由 SPR 测得的 表征的是特定条件下的特定相互作用,而不是一对蛋白质恒定不变的属性。
传质效应、伪象与测量不确定度
进入流通池的浓度不一定等于紧邻传感器表面处的浓度。分析物通过对流和扩散到达界面,随后因结合而在局部被消耗。如果表面捕获足够快,传感器附近就会形成一个分析物贫化区。这称为传质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观测到的结合曲线部分反映的是分析物向表面的输送过程,而不只是其固有的化学结合速率。
传质限制受流通池几何形状、流速、分析物扩散系数和结合位点密度的影响。提高流速通常有助于输送,但改善程度可能有限,因为穿过近表面边界层的传质速率并不随体积流量线性增加。水合聚合物基质可能带来额外的扩散限制。在解离过程中,释放的分子可能尚未逸入主体溶液就再次结合。这种再结合会使表观衰减变慢,并可能使推算出的解离速率低于其固有值。
溶液体相折射率的变化是另一大类干扰。盐、糖、甘油或二甲基亚砜含量的差异,即使不改变表面占据情况,也可能使信号发生偏移。在小分子研究中,通常需要进行溶剂校正,因为溶剂不匹配产生的光学效应可能超过结合响应。非特异性吸附、聚集、样品逐渐降解、残留携带和进样弥散,还可能产生一些表面上类似于分子动力学过程的信号特征。
灵敏度的含义也必须明确。折射率灵敏度可以用每单位折射率变化所引起的角度或波长偏移来表示。检出限还取决于噪声、漂移、采样时间、参比扣除以及所采用的统计判据。高光学灵敏度并不必然意味着较低的分析物浓度检出限,因为这一限值还取决于捕获亲和力、分子质量、基质干扰和测定时长。不同平台之间的比较需要采用一致的定义。
可靠的参数估计应包括残差检查、不同批次制备样品之间的重现性评估,以及对所选模型的敏感性分析。如果分析物浓度不准确,或模型存在系统性错误,那么很小的数值拟合误差也可能低估测量不确定度。分析物的活性尤其重要:蛋白质的标称浓度可能包含无法结合的分子。反过来,拟合看似极佳,也可能是因为几个相互关联的参数彼此补偿。仪器校准、生物学对照和模型检验分别针对不确定度预算中的不同部分,不能相互替代。
生物化学与分析应用
SPR 的主要应用之一是表征分子识别。只要能够将相互作用的一方呈现在表面上,且其功能损失在可接受范围内,就可以研究抗体–抗原、受体–配体、蛋白质–蛋白质、蛋白质–核酸以及主–客体相互作用。测量可用于确定结合随浓度的变化、比较相关分子、检验竞争关系,以及区分快速与持久的相互作用。当相互作用的时间进程本身包含单次终点检测无法揭示的信息时,这种方法尤其有用。
在药物发现中,SPR 用于表征化合物与纯化生物靶标的结合。小分子测量的要求较高,因为在被占据位点数相同的情况下,小分子因摩尔质量低,产生的响应远小于大蛋白质结合时的响应。因此,高质量的表面、溶剂匹配以及针对非特异性结合的对照至关重要。基于片段的筛选以较小的化合物为起点,开发更大的结合分子;SPR 可以提供直接的结合证据,而 X射线晶体学或核磁共振等结构研究方法则提供其他方面的信息。
抗体表征包括亲和力测量、竞争研究和表位分群。在表位分群实验中,依据抗体能否先后与同一抗原结合,或是否存在竞争性结合,可将识别区域重叠或存在空间位阻干扰的抗体归为一组。这些分组并不一定能确定具体接触的氨基酸。固定化的几何构型、构象变化以及抗体自身较大的尺寸,都可能在分子表位并不相同的情况下造成竞争。对多价分子的研究也同样需要将功能性结合行为与简单的单位点亲和力区分开来。
核酸方面的应用包括 DNA 杂交、序列依赖性识别,以及蛋白质与脱氧核糖核酸或 RNA 的相互作用。膜相关研究利用支撑脂质层、囊泡捕获或其他模拟膜体系,研究分子与细胞膜环境的结合。酶研究可以检测底物或抑制剂的结合,但结合信号本身并不是对催化周转的直接测量。当反应改变了表面质量或折射率时,检测也可能反映催化所产生的效应。
环境与食品分析利用识别层检测污染物、毒素、病原体或特定化学物种。直接检测模式测量被捕获的分析物;对于直接光学贡献较弱的小分子,竞争检测模式可能更为适用。在复杂样品中,样品制备和基质对照对检测性能的影响,往往比理想条件下的光学灵敏度更大。SPR 提供的是分析信号,而经过验证的鉴定或定量结果则需要相应检测方法的特定证据支持。
局域共振与纳米颗粒平台
在大范围延展的界面上传播的表面等离激元共振(SPR),与金属纳米颗粒或纳米结构中的局域表面等离激元共振(LSPR)有所区别。在小颗粒中,传导电子在有限尺寸的物体内部集体运动,而不是形成沿平坦界面无限传播的波。共振强烈依赖于颗粒的尺寸、形状、材料、周围介电环境,以及与邻近结构的相互作用。因此,金纳米球、金纳米棒、银颗粒和通过光刻制备的阵列会呈现不同的共振光谱。
对于处于均匀周围介质中、尺寸远小于光波长的球体,其准静态极化率正比于
其中, 为球体半径。当分母的实部接近零时,大致会发生共振;在损耗不大的情况下,这一条件通常表示为 。这一简化条件忽略了延迟效应、辐射阻尼和形状偏离球形的影响。对于较大的颗粒和复杂结构,则需要更完整的电磁计算。
LSPR 会产生随波长变化的吸收和散射,这解释了许多金属纳米颗粒悬浮液为何具有鲜明的颜色。附近折射率的变化会使共振位置发生偏移,因此可以通过光谱检测表面结合事件。与常规传播型 SPR 的场相比,其传感场通常更加局域化,往往仅从颗粒表面向外延伸数纳米至数十纳米。这有利于检测靠近颗粒的物质,同时降低对较远处物质的敏感性,也使连接层的厚度变得尤为重要。
邻近纳米颗粒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带来额外效应。狭窄间隙可以使电场集中,而颗粒聚集会改变光学耦合,并可能引起肉眼可见的颜色变化。这些效应是一些基于纳米颗粒的检测方法的基础,但其响应可能反映的是聚集体的几何构型,而不只是所捕获分子的质量。因此,要对结果进行定量解读,就必须保证颗粒尺寸、间距、表面化学性质和胶体稳定性的可重复性。
局域等离激元还可支持表面增强拉曼散射,其中强局域场会增强附近分子原本微弱的拉曼信号。它通过等离激元引起的场集中效应与 SPR 相关联,但属于不同的测量方式:常规 SPR 通常跟踪光学共振的偏移,而拉曼方法则获取振动信息。同样,等离激元辅助荧光取决于发光体与金属之间的距离,以及相互竞争的增强和猝灭过程,而非某种单一、普适的增强机制。
成像、混合方法与物理极限
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成像将这项技术从单个传感区域的检测扩展为空间分辨测量。相机记录包含多个斑点或图案化结构的区域内的反射光强,从而可以同时监测固定化分子阵列,实现多重相互作用研究和吸附的空间分析。许多仪器在共振曲线的陡峭区段采用固定角度或固定波长工作,但也有角度分辨和波长分辨的成像方法。
成像也带来了额外的权衡。传播的表面波会沿界面传递光学信息,因此空间分辨率不仅受到成像光学系统的影响,也受到等离子体波传播的影响。照明均匀性、各斑点表面制备的一致性以及相机稳定性,对定量比较都很重要。基于细胞的 SPR 成像测量的是靠近基底区域的变化,包括与细胞黏附和细胞物质重新分布有关的变化。其信号本身并不能直接识别某条特定的细胞内通路,也不能对细胞的整个体积成像。
混合测量将 SPR 与互补信息结合起来。电化学 SPR 将光学传感与受控的电极电位相结合,可用于研究吸附、薄膜生长或电化学诱导的变化。在解释结果时,除了分子积聚,还必须考虑随电位变化的光学性质和界面电荷。与质谱法联用,可以进一步鉴定所捕获物质的化学身份;而石英晶体微天平则对通过机械作用与其耦合的界面物质产生响应,其中也包括伴随的液体。两种信号之间的差异有助于揭示水合状态和黏弹性行为。
长程表面等离子体模式利用处于近似对称介电环境之间的金属薄膜来降低衰减,并使共振变窄。波导耦合结构、光纤和集成光子器件旨在缩小仪器尺寸,或实现其他传感几何构型。它们的性能取决于完整的光学架构:更窄的共振只有在能够稳定测量时才有用,而更强的场局域约束可能会增加损耗,或缩小所探测的体积。
当间距达到纳米及亚纳米尺度时,经典的局域介电常数模型可能不再适用。非局域电子响应、电子溢出以及跨越狭窄间隙的量子隧穿,都可能改变预测的共振特性,并限制纯经典模型所预期的场增强。在常规生物传感中,更直接的限制通常来自表面非均一性、传质、漂移和样品复杂性。这些不同情形需要不同的模型:对纳米间隙进行详尽的量子描述,并不能弥补结合反应模型设定的错误;同样,精确的动力学拟合也不能确定陌生纳米结构的光学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