噬菌体展示是一种实验室技术:将肽或蛋白质展示在噬菌体表面,同时将编码该分子的遗传信息携带于同一个病毒颗粒内。分子的可观测特性与其遗传信息之间的这种物理关联,使研究人员能够从包含数百万乃至数十亿种不同变体的群体中分离出有用的分子。筛选出的噬菌体可在细菌中增殖,再通过测定其插入的脱氧核糖核酸序列,确定所展示分子的身份。
这项技术是发现抗体、研究分子相互作用,以及通过多轮变异和筛选进行蛋白质工程的重要平台。其核心优势在于,能够将罕见的结合事件转化为可回收的遗传信息,进而加以扩增。噬菌体展示已为治疗性抗体、科研试剂、肽配体的开发以及免疫识别研究作出贡献。不过,其结果仍取决于文库设计、噬菌体的生物学特性及筛选条件:仅仅在针对某一靶标的筛选中得到富集,并不足以证明所筛分子具有生物学功能或适合作为药物。
历史发展与概念基础
1985年,乔治·P. 史密斯报道,将外源DNA片段插入编码丝状噬菌体衣壳蛋白的基因中,可以产生暴露于噬菌体表面的融合蛋白。他的实验使用了f1噬菌体的次要衣壳蛋白pIII,并证明可以通过识别所展示的蛋白质,富集携带特定插入片段的噬菌体颗粒。其决定性的创新并不只是表达外源序列,而是在该序列与其产生的分子之间建立了可供回收利用的关联。
这种联系可描述为基因型与表型的偶联。在普通的可溶性蛋白质混合物中,分离出某个分子,并不一定就能知道如何再生产它。而在噬菌体展示中,筛选出的颗粒内部含有其所展示分子的遗传信息。当它感染适宜的细菌宿主时,这份遗传信息便得到复制,并产生更多携带相同序列的颗粒。由此可以进行多轮筛选,使最初稀少的变体得到富集,达到可供实验研究的程度。
1990年,杰米·斯科特和史密斯报道了利用丝状噬菌体展示短肽文库,并鉴定可被抗体识别的序列。同年,约翰·麦卡弗蒂、安德鲁·格里菲思、格雷格·温特和戴维·奇斯韦尔展示了在丝状噬菌体上展示抗体可变区片段的方法。这些进展奠定了该技术此后持续发展的两大分支:从多样化的肽序列中筛选具有特定结合特性的序列,以及筛选具有所需抗原识别能力的抗体片段。后续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抗体形式、蛋白质骨架和筛选策略的范围。
这一方法逐渐与定向进化紧密联系起来。在定向进化中,研究人员产生变异,并通过实验筛选特定性质。它借鉴了自然选择的逻辑,但目标和条件由实验者设定。筛选不必重现生物体所处的环境:它可以偏向于筛出能够结合某种纯化蛋白质、耐受高温处理,或区分两种结构高度相近的分子的变体。值得注意的是,实验也会在无意中对成功表达、噬菌体组装、感染和细菌生长等能力施加选择压力。
2018年诺贝尔化学奖表彰了这些进展。一半奖金授予弗朗西丝·H. 阿诺德,以表彰她在酶的定向进化方面的贡献;另一半由史密斯和温特共享,以表彰他们在多肽和抗体的噬菌体展示方面的贡献。他们的工作将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实验原理,转化为开发工程化结合分子和药物的实用路径。此后,噬菌体展示成为更广泛的分子展示技术家族的一员,其独特之处在于利用具有感染能力的细菌病毒,同时充当展示载体和可回收的遗传信息载体。
噬菌体颗粒、衣壳蛋白与展示架构
应用最广泛的平台源自M13、fd和f1等丝状噬菌体,它们能够感染大肠杆菌的易感菌株。这些噬菌体具有环状单链DNA基因组,包裹在细长的蛋白质外壳中。M13颗粒的直径约为6–7纳米,长度约为900纳米,但长度会随包装的DNA量而变化。与许多噬菌体不同,丝状噬菌体通常穿过细菌细胞包膜释放,而不会立即裂解宿主。
噬菌体颗粒的主体由数千个主要衣壳蛋白pVIII分子构成,两端则分布着少量其他衣壳蛋白。次要衣壳蛋白pIII约有三至五个拷贝,参与宿主识别和感染,是尤为常用的融合对象。其拷贝数较低,能够容纳相对较大的插入片段,包括抗体片段。相比之下,pVIII能够实现小肽的高密度展示,因此适用于需要在表面重复排列展示分子的场景。若每个pVIII亚基都融合较大的片段,噬菌体往往难以耐受。
在完整的噬菌体载体系统中,外源序列和噬菌体生活周期所需的基因均位于噬菌体基因组中。在噬菌粒系统中,融合基因由一种类似质粒的载体携带,该载体还含有丝状噬菌体的包装起点。辅助噬菌体或相关辅助系统提供生成颗粒所需的衣壳蛋白和复制功能。由此产生的噬菌体群体中可能同时含有融合型和未修饰的衣壳蛋白。其组成取决于表达水平、载体设计、辅助系统特性以及组装效率。
这种架构决定了展示价数,即一个颗粒上某种展示分子的拷贝数。当筛选需要优先保留单次相互作用较强的分子,而非依靠多个接触点同时结合的分子时,低价展示就很有用。高价展示可以使较弱的相互作用得以保留,并提高检测灵敏度,但也可能掩盖内在结合强度的差异。“单价展示”等名称描述的是预期的低价展示模式,并不保证每个颗粒都恰好携带一个具有功能的融合分子。有些颗粒并不携带任何具有功能的展示分子。
丝状噬菌体的融合蛋白通常在组装前进入细菌周质空间。这一环境有利于二硫键的形成,有助于许多抗体片段折叠,但分泌过程也限制了哪些序列能够被高效展示。以裂解性噬菌体为基础的其他平台,尤其是T7平台,通过不同途径进行组装,可能适用于在丝状噬菌体系统中表现不佳的蛋白质。没有任何平台能够同样良好地展示所有蛋白质:分子大小、折叠途径、毒性以及对细胞加工过程的依赖,都会影响编码序列与其实际展示情况之间的关系。
文库构建与可供筛选的分子多样性
噬菌体展示文库是由多种遗传变体组成的群体,在设计上,每种变体各自编码一种不同的展示分子。文库可包含短肽、抗体片段、天然蛋白质结构域或经工程改造的结合骨架。文库的设计决定了可供筛选的分子空间。完全随机的肽库无需预先了解天然结合界面,即可探索不同序列;聚焦文库则对已知骨架中的选定残基进行变异,在保留折叠所需特征的同时,改变预计与靶标接触的表面。
理论多样性随序列长度迅速增长。若一条肽含有 个可独立变化的位点,每个位点都允许使用全部20种标准氨基酸,则其理论序列空间为
对于一条含12个残基的肽,这相当于约 种序列。这一空间远远超过大多数实际文库所含的独立克隆数。大型噬菌体文库通常含有约 至 个独立转化子,在特定条件下还可构建更大规模的文库。因此,文库只是对序列空间进行采样,而非穷尽其中的所有序列。
随机化通常采用混合碱基DNA合成。NNK密码子中的N代表任意核苷酸,K代表G或T;这种设计提供32种密码子,涵盖全部20种标准氨基酸以及一个终止密码子。该方案较为精简,但各氨基酸在组成中的比例并不均等:有些氨基酸对应的密码子比其他氨基酸更多。终止密码子、合成错误以及依赖宿主的终止密码子抑制作用,还会进一步改变实际表达的分子群体。基于三核苷酸的合成方法能够更直接地控制氨基酸组成,并排除不需要的残基或终止信号。
抗体文库通常展示单链可变片段(scFv)和抗原结合片段(Fab)。scFv通过一段肽连接子将抗体重链和轻链的可变结构域连接起来。Fab则由相互配对的重链和轻链结构域组成,形成一条抗原结合臂。免疫文库采用经免疫或接触过相应抗原的供者的抗体基因;天然文库采用未经针对靶标刻意富集的抗体基因库;合成文库则在选定的抗体框架中引入经设计的多样性。半合成文库将天然序列元件与工程化变异相结合。
名义克隆数只是衡量文库质量的指标之一。独立转化子中可能存在重复插入片段、移码、不表达的序列,或增殖能力较差的变体。因此,有意义的文库表征需要考察插入片段的完整性、序列分布、展示能力以及培养后各变体的代表性。DNA测序能够揭示仅靠菌落计数无法发现的位点偏倚和缺失的序列家族。对于配对的抗体链,链的组装方式也很重要:一些文库将重、轻链独立重组配对,另一些方法则保留天然配对关系。即使总克隆数相近,这些策略所探索的抗体库也各不相同。
筛选循环与实验对照
标准的富集过程通常称为生物淘选。将文库与靶标接触,去除未结合的颗粒,回收保留下来的颗粒,再让回收的噬菌体在细菌中扩增。重复这一循环,可以富集起初丰度很低的克隆。选用的靶标可以是纯化的抗原、细胞表面蛋白、完整细胞、组织制备物,也可以是非生物材料。每一种靶标呈现方式都会暴露不同的分子表面,也会带来不同的非预期滞留机会。
靶标的固定方式是决定筛选结果的重要因素。直接吸附在塑料表面很方便,但可能改变蛋白质的构象,或暴露通常埋藏在内部的表面。通过亲和标签或化学引入的连接基团进行固定,可以改善靶标的朝向,但也会引入可能与噬菌体结合的额外组分。在溶液中进行筛选,随后捕获靶标与噬菌体形成的复合物,可以减少表面固定造成的某些假象。不过,这仍不能免除区分噬菌体究竟识别靶标还是识别捕获载体的必要性。
洗涤通过持续时间、缓冲液组成、混合方式和转移次数施加选择压力。回收可采用低酸碱度条件、竞争性可溶配体、蛋白酶切割释放,或其他与具体体系相容的条件。每种回收方法都会回收到不同的一部分已结合颗粒。例如,竞争性洗脱可能有利于筛出占据特定结合位点的克隆,而剧烈的化学洗脱可能损伤某些原本有用的变体。随后的扩增又引入了一道筛选,因为回收克隆的感染能力及其生长过程中产生的噬菌体产量各不相同。
负向筛选用于去除与非期望组分结合的颗粒。对于旨在识别疾病相关细胞表面标志物的文库,可以先使其接触不表达该标志物的细胞,再接触表达该标志物的细胞。在不同轮次之间交替使用不同的捕获载体或靶标标签,可以减少与载体或标签结合的克隆的富集。以结构相近的蛋白质进行反向筛选,则有助于筛出能够区分同源蛋白的克隆。当靶标与预期应用中可能遇到的其他分子具有广泛的结构相似性时,这些策略尤其重要。
经过数轮筛选——通常为二至四轮——即可获得明显的富集,但增加轮次并不一定能改善结果。过度扩增可能使生长迅速的变体占据优势,并导致有用的多样性丧失。实验对照包括不含靶标的载体、无关蛋白、未经修饰的噬菌体、独立进行的筛选,以及输入群体与输出群体的比较。回收颗粒数大幅增加,只能说明在所用筛选条件下回收效率有所提高,并不能证明其与靶标发生了特异性结合。随后必须将各个克隆从混合群体的富集流程中分离出来,单独进行检测,最好采用不同于筛选阶段所用方法的测定方法。
结合亲和力、亲合力与序列富集
噬菌体筛选同时涉及多个物理过程:分子缔合、解离、向靶标的传输,以及在洗涤和回收过程中得以保留。对于配体 与靶标 之间简单的一对一相互作用,
其中, 为平衡解离常数, 和 分别为缔合速率常数和解离速率常数。在指定条件下, 越低,表示平衡结合越强。这些量只有在相互作用模型明确、实验条件适当时才有意义。
表面展示使这一简单模型变得复杂。携带多个配体拷贝的颗粒可以同时结合多个固定化靶分子。当其中一个接触位点断开后,其他接触位点仍可能使噬菌体停留在足够近的位置,从而再次结合。这就产生了亲合力,即多价相互作用的有效结合强度,其大小可能远超任何单个接触位点的结合强度。因此,较高的靶标密度、较高的展示价数以及柔性的连接方式,都可能使单体结合能力较弱的分子在洗涤后仍得以保留。反之,如果展示时的空间构型阻碍分子接近相关位点,那么即使某个分子在可溶形式下具有很强的结合能力,也可能难以被有效回收。
筛选条件可以偏向具有特定动力学性质的分子。降低靶标浓度可以提高对较弱结合分子的区分能力,但结果也取决于孵育时间和靶标的可用性。延长洗涤时间或引入可溶性靶标进行竞争,可以使解离较慢的分子更易被保留。这类“解离速率筛选”常用于亲和力成熟,但若要让解离动力学成为主导因素,就必须限制再次结合。传质也可能产生影响:由于混合程度、空间位阻造成的可及性差异或靶标的局部分布不同,颗粒到达固定化靶标的有效速率可能各不相同。
序列富集提供了一种互补但间接的衡量指标。若 和 分别为某一筛选阶段前后测得的变体 的频率,则富集比可写为
这一比值综合反映了与结合有关的保留,以及回收、感染、扩增和抽样等因素的影响。它不是亲和常数。输入计数过低也会使该比值不稳定;当其他克隆扩增或消失时,某一克隆的相对频率也会随之变化。
因此,通常会将筛选得到的分子以可溶形式表达,并采用独立方法进行检验。表面等离子体共振和生物层干涉法可用于估算结合动力学参数,而竞争实验可用于研究结合位点是否重叠。X射线晶体学或冷冻电子显微术可用于确定相互作用的空间构型。功能实验则回答另一个问题:结合是否会阻断某种相互作用、激活受体、中和病原体,或产生其他预期效应。结合强度、结合选择性与生物活性彼此相关,但在实验上是不同的性质。
抗体工程与治疗药物开发
抗体发现是噬菌体展示最具影响力的应用之一。抗体文库展示抗体可变区,同时保留复制和改造这些可变区所需的DNA。筛选可以针对选定的抗原进行,而不必让整个发现过程都在经过免疫的动物体内完成。根据文库设计,起始抗体库可以来源于人、其他物种,也可以通过人工合成构建。对于只能引发微弱免疫应答,或难以通过常规免疫方法研究的靶标,这一平台也能筛选出相应抗体。
找到初始结合分子后,可以构建更多文库,改变其抗原接触环区中的氨基酸残基;这些环区通常称为互补决定区。对这些衍生变体进行筛选,可以提高亲和力、特异性或表达水平。链置换则保留一条可变链、替换另一条,为优化提供了一条相关但不同的途径。这些操作是在实验中实现抗体亲和力成熟的方法,不同于免疫应答期间细胞内发生的体细胞高频突变和选择过程。
展示时采用的分子形式通常并不是最终的治疗药物形式。筛选出的单链可变片段(scFv)或抗原结合片段(Fab)可以转化为完整的免疫球蛋白G分子,以供进一步开发。这会改变分子的价数、大小、结构域排列方式,以及由恒定区介导的相互作用。某种抗体以噬菌体展示片段形式存在时可能具有良好的结合能力,但转化为可溶性片段或全长抗体后,其表现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改变分子形式后,需要重新评估其靶标识别能力、聚集倾向、稳定性和生物活性,而不能假定筛选获得的所有性质都会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阿达木单抗是这一领域发展史上的突出实例。它与参与炎症信号传导的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结合,并于2002年成为首个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全人源单克隆抗体。噬菌体展示引导的筛选和工程改造为其开发作出了贡献。与这项技术相关的其他治疗药物还包括靶向B淋巴细胞刺激因子的贝利尤单抗,以及靶向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的抗体片段雷珠单抗。这些药物的研发历程体现了抗体发现、工程改造与分子形式设计的不同组合,而非一条统一的标准化开发路径。
抗体是否适合临床应用,取决于远不止发现阶段的亲和力。相关性质包括对相近靶标的选择性、物理稳定性、生产可行性、组织暴露水平、清除情况,以及引发不必要免疫应答的可能性。抗体可能需要识别特定的表位、保留或阻断受体信号传导,或优先结合靶标的某一种构象。筛选流程可以纳入其中一些要求,但噬菌体展示本身并不能确立临床安全性或有效性。这些问题需要后续开展与产品及其预期用途相适应的生物化学、细胞、临床前和临床研究来解答。
肽配体、生物学定位与材料研究
短肽文库使研究者能够探索天然抗体库所含结构之外的结合方式。筛选出的肽可以识别蛋白质、糖类、膜、矿物或合成材料表面。线性肽文库通过改变一段连续的氨基酸序列来产生多样性;构象受限肽文库则限制肽所能采取的构象,例如引入能够形成二硫键的半胱氨酸。限制肽的构象可以降低结合时的构象变化代价,但也会限制文库所能探索的分子形状。
更复杂的化学方法会在噬菌体组装完成后,对所展示的肽进行修饰。在双环肽文库中,位置适当的半胱氨酸可与多官能团化学连接剂反应,形成两个环。由此产生的结构将遗传编码的序列多样性与额外的化学构架结合起来。这些方法拓展了可识别的结合表面范围,但要求所用化学反应与噬菌体颗粒相容,并且能够可靠地保持序列与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修饰不完全的文库中,同一DNA序列可能对应多种化学形式,使结果的解读更加复杂。
肽展示也用于研究抗体的识别特征。抗体可以筛选出再现其天然结合位点特征的肽,其中包括与抗原表面相似、但一级序列并不相同的模拟表位。由已知蛋白质衍生的一组相互重叠的肽可帮助定位线性表位。然而,许多天然表位由通过三维折叠而聚集在一起的残基构成,或涉及所展示片段中不存在的化学修饰。因此,筛选出一条肽并不意味着就能确定完整的天然表位。
全细胞筛选和体内筛选用于研究更复杂环境中的分子识别。在动物研究中,可将噬菌体文库引入血液循环,再从特定组织中回收,以鉴定与血管或组织定位相关的序列。这种富集可能反映受体结合,但也可能反映循环时间、颗粒截留、组织可及性或清除过程的影响。同样,基于细胞的筛选也需要区分噬菌体结合的是预期的表面分子,还是其他含量丰富的细胞组分。确定实际的结合对象通常还需要额外的生物化学或遗传学实验。
除常规生物靶标外,噬菌体展示还鉴定出了能够结合半导体、金属和矿物表面的肽。筛选出的基序可帮助组织纳米颗粒、影响矿物沉积,或将生物分子与工程材料连接起来。噬菌体颗粒本身也可作为细长的支架,承载重复排列的结合基序。在这些应用中,表面制备尤为重要:氧化态、晶面、污染物和溶液条件都可能改变肽所识别的对象。肽能与某种实验室制备的材料结合,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对所有具有相同整体化学组成的材料都表现相同。
偏倚、伪象与验证的局限
每次噬菌体展示实验筛选的,不仅是所需的分子特性,还有分子与展示系统的相容性。某个序列可能因折叠不良、干扰分泌、损害细菌宿主或降低噬菌体感染性而消失,并非因为它不具备有用的靶标结合能力。反过来,某个克隆也可能因增殖迅速或包装效率高而丰度上升。这些影响使得最适合预期应用的分子与实验室条件下最易扩增的噬菌体颗粒之间,始终存在区别。
与靶标无关的富集是一个公认的问题。肽可能结合的是塑料、封闭蛋白、亲和标签、捕获试剂或其他组分,而非预期靶标。有些序列因具有扩增优势,会反复出现在互不相关的筛选中。污染或先前实验的残留物,可能使某个与当前文库预期多样性无关的克隆呈现出看似惊人的富集。因此,仅凭反复出现,既不足以证明其确实具有广泛识别能力,也不足以证明实验有效。
展示的分子也可能不同于最终应用所需的形式。标准细菌系统无法重现许多真核生物的糖基化模式或其他细胞修饰。有些蛋白质需要分子伴侣、配对亚基、膜或化学辅因子才能正确折叠。成功展示在噬菌体上的片段,可能会暴露完整蛋白质中原本被埋藏的表面;而针对纯化结构域筛选出的肽,也可能无法识别活细胞上的相应结构域。
功能筛选尤其具有挑战性。与酶活性位点结合的分子可能成为抑制剂,但这种结合并不能证明展示分子具有催化活性。催化功能筛选必须将真正的化学催化周转与底物结合、产物滞留、自发反应以及污染物贡献的活性区分开来。同样,结合受体的抗体可能激活、抑制信号传导,也可能不产生可测量的影响,具体取决于其结合表位和结合时的空间构型。判定分子具有某种功能,需要通过直接实验测量相关过程,而不能仅凭筛选中将其回收就作出推断。
可靠的验证通过相互独立的多条证据来区分这些可能性。常见方法包括候选分子的可溶性表达、针对无关靶标的测试、与已知配体的竞争实验、与靶标阴性细胞的比较,以及采用不同检测形式进行测量。还可以研究序列家族,而不是完全依赖丰度最高的单个克隆。阴性结果也需要谨慎解读:未能分离出结合分子,可能反映的是文库覆盖不全或靶标呈现方式不合适,而不代表不存在任何能满足要求的分子。这一平台的优势在于让筛选在实验上切实可行,而不是免除了机制验证的必要性。
高通量分析与互补的展示技术
高通量测序使噬菌体展示从一种以少量分离克隆为中心的方法,转变为能够追踪大规模群体的方法。对初始文库和各轮筛选产物进行测序,可以揭示富集的序列家族、反复出现的基序,以及在筛选过程中丢失的变体。它还可以区分涉及许多相关分子的广泛响应与单一克隆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在结合实验对照和独立的结合测定结果来解读序列丰度时,这些观察尤其有用。
大规模数据集也带来了分析上的挑战。聚合酶链式反应和测序可能产生错误,而高度相似的序列可能难以与错误产生的变体区分开来。计数数据具有组成性:即使其他家族的绝对回收量没有变化,某一家族数量的增加也会改变它们的相对丰度。低丰度克隆尤其容易受到抽样噪声的影响。重复筛选、针对不同阶段分别测序,以及使用明确的统计模型,有助于将可重复的富集与随机丢失或技术变异区分开来。
将设计好的序列变异与测序相结合,可以开展深度突变扫描,并行评估大量替换。噬菌体展示可以揭示突变如何影响结合能力,或影响产生具有功能的展示分子的能力。这些测量可以帮助阐明残基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找出单独出现时可以耐受、组合出现时却无法耐受的替换。不过,对结果的解读仍取决于具体测定方法:富集评分可能综合反映亲和力、折叠、表达和颗粒组装的变化,而不是对某一项分子性质的单独测量。
机器学习方法越来越多地利用展示技术产生的数据集,预测有潜力的序列,或确定新文库的优先级。模型可以整合序列、结构信息和实测筛选结果,但其预测取决于训练数据的可靠性和覆盖范围。用富集的噬菌体序列训练的模型,除了学到所需的分子识别特征,也可能学到扩增偏好或特定测定条件下的结合假象。因此,需要通过实验验证,才能区分模型是在成功外推,还是仅仅复现了数据中已有的偏差。
其他展示系统各有不同的优势与局限。酵母展示将蛋白质呈现在真核细胞表面,并可将结合测定与流式细胞术结合起来,通常能够同时评估表达水平和靶标识别能力。核糖体展示和mRNA展示在无细胞体系中将蛋白质与其编码核酸关联起来,避开了细菌转化这一瓶颈,并可在适宜条件下构建规模极大的文库。哺乳动物细胞展示能更好地再现抗体加工和膜环境的某些方面,但通常可处理的文库规模较小。分子发现项目可以结合使用这些技术,例如先用噬菌体展示进行广泛的初步筛选,再用基于细胞的平台进行定量精筛,因为同一种实验体系无法同时将文库规模、分子加工能力和测量分辨率都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