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体是一类生物大分子,通常是蛋白质,能够识别特定信号,并参与将这种识别转化为细胞反应的过程。信号可以是称为配体的化学物质,也可以是光或机械力等物理刺激。受体使细胞能够协调发育、感知周围环境、与其他细胞交流,以及调节生理过程。激素、神经递质、免疫介质和许多药物的作用都以受体为核心。
受体分布于细胞膜、细胞内膜系统、细胞质或细胞核中。有些受体本身就是通道或酶;另一些则招募独立的信号蛋白,或直接调控基因。受体的活性不仅取决于信号是否与其结合,还取决于分子构象、细胞内定位、相互作用的分子以及刺激的持续时间。因此,受体生物学将分子识别与生理学、药理学、免疫学以及细胞信号网络的组织方式联系起来。
定义、范畴与历史发展
受体的本质特征,是将识别过程与某种生物学效应相耦联。仅有结合位点并不一定就能称为受体:转运蛋白、储存蛋白和代谢酶也能选择性地结合分子。在实际应用中,分类取决于生物学功能。将营养物质运入细胞的膜转运蛋白,通常与检测该营养物质的受体加以区分,尽管有些蛋白质兼具转运和信号传导功能。同样,受体一词也可用于描述介导摄取或附着、但本身并不启动常规信号级联反应的分子。
受体能够识别多种不同的刺激。胰岛素受体与血液循环中的一种肽类激素结合;嗅觉受体识别挥发性化学物质;光受体通过与之结合的发色团对光作出响应;机械敏感蛋白则对膜张力或外加作用力作出响应。化学配体包括小分子有机物、肽、蛋白质、脂质、糖类和无机离子。在许多情况下,细胞外信号并不穿过细胞膜:配体结合使受体发生变化,而这一变化被传递至细胞质一侧。
受体概念的形成早于受体的分离。在1878年发表的实验研究中,约翰·纽波特·兰利考察了毛果芸香碱与阿托品对唾液分泌作用的相互拮抗。他后来对尼古丁和箭毒的研究,支持了细胞中存在“接受物质”的观点;这类物质有别于产生收缩的机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保罗·埃尔利希也提出了有关选择性化学结合的类似思想,尤其体现在他的免疫侧链学说中。这些研究思路帮助确立了这样一种认识:生物学特异性可以源于物质与特定细胞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
此后,定量药理学将受体转化为一个可以检验的数学概念。20世纪20至30年代,A. J. 克拉克将质量作用定律的思路应用于药物作用研究,后续研究则进一步区分了结合亲和力与引发反应的能力。1948年,雷蒙德·阿尔奎斯特将肾上腺素能反应划分为α型和β型,表明看似相似的生理信号可以通过不同的受体群体发挥作用。生物化学纯化、放射性配体结合实验、分子克隆和结构生物学最终鉴定出了这些分类所对应的蛋白质。
现代用法同时保留了功能层面和分子层面的定义。某种受体亚型可能最初根据其药理学特性被识别,随后才被确定与某个特定的基因相对应。反过来,测序也可能在生理性配体尚不明确时,就揭示出一种受体样蛋白。这类蛋白质通常被称为孤儿受体。要确定其配体,所需证据不能仅限于人工检测体系中的结合,还必须涵盖适宜的浓度、细胞中的表达情况及生理相关性。
配体结合、亲和力与受体激活
受体结合依赖于互补分子表面之间的分子识别。形状、电荷分布、水合状态和柔性都参与其中。氢键、静电相互作用、范德华接触以及疏水效应共同决定结合的稳定性。大多数生理性受体与配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可逆的、非共价的,但共价修饰在某些药物的作用和感觉机制中具有重要意义。选择性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结构密切相关的配体可能以不同的亲和力与同一种受体结合。
对于仅有一个独立结合位点的简单受体,其相互作用可写为
在平衡状态下,解离常数为
其中, 为游离配体浓度。在该模型的假设条件下,受体占有率为
当游离配体浓度等于 时,一半的受体被占据。在特定实验条件下, 越低,表示亲和力越高。如果配体因结合而显著耗减,就不能简单地用加入的配体浓度代替游离配体浓度。
结合过程还具有时间维度。对于一步相互作用,结合速率常数 和解离速率常数 满足 。因此,两种配体可能具有相近的平衡亲和力,却有不同的结合和解离速率。在这一简单模型中, 的倒数就是平均结合持续时间。在细胞和组织中,再结合、扩散屏障、受体移动以及多步骤构象变化,都可能使观测到的动力学行为更加复杂。
受体被占据并不等同于被激活。激动剂使受体更倾向于处于能够产生反应的状态,而拮抗剂则抑制激动剂的作用,却不一定激活同样的反应。在特定系统中,部分激动剂产生的最大反应低于完全激动剂。反向激动剂则降低未加入激动剂时就已存在的活性。这些分类反映的是受体的构象平衡和细胞的信号传导机制,而不只是结合强度。
许多受体含有相互作用的亚基或多个结合位点。在一个位点发生的结合可以改变其他部位的亲和力或活性,这种现象称为变构作用。希尔斜率大于一可能与正协同性相符,但仅凭这一点,既不能确定结合位点的数量,也不能证明某种特定的分子机制。受体群体的异质性、测定方法的设计以及下游信号放大,也会影响测得的浓度–反应曲线。
G蛋白偶联受体
G蛋白偶联受体(GPCR)通常含有七个跨膜螺旋,并与细胞内的异源三聚体G蛋白传递信号。人类基因组编码约800种GPCR,其中包括数量众多的嗅觉受体。它们的配体包括肾上腺素、乙酰胆碱、肽类、脂质和气味分子。视紫红质则展示了另一种激活方式:吸收光子后,其视黄醛发色团的构型发生变化,进而改变受体的构象。
活化的GPCR促进G蛋白α亚基上的GDP被GTP置换。这会改变α、β和γ亚基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其能够调节下游效应分子。不同的G蛋白家族将受体与不同的信号通路相连接。Gs通常刺激腺苷酸环化酶,使环磷酸腺苷(cAMP)水平升高;Gi/o通常抑制某些腺苷酸环化酶,同时也调节通道及其他效应分子。Gq/11激活磷脂酶Cβ,后者裂解一种膜磷脂,产生三磷酸肌醇和二酰甘油。这两种信号分子分别动员细胞内的钙和激活蛋白激酶C。
这类细胞内的中间信号分子称为第二信使。它们的作用是分发并放大信号,而非仅仅沿着一对一的传递链转送信号。一个活化的受体可以激活多个G蛋白,而一种效应酶则可以生成大量信使分子。空间限制仍然十分重要:某个受体复合物附近的cAMP浓度,不一定与同一细胞内其他位置的浓度相同。支架蛋白、定位于特定区域的酶以及细胞膜的组织方式,共同帮助形成这些信号传导区室。
GPCR信号传导可通过多种机制终止或转向。G蛋白α亚基会水解其结合的GTP,这一过程往往由调节蛋白加速。G蛋白偶联受体激酶使活化的受体磷酸化,促进抑制蛋白的结合。抑制蛋白可以减少受体与G蛋白的进一步偶联,促进受体内化,并组织形成其他信号复合物。因此,抑制蛋白的募集并不只是一个开关;其作用取决于受体的种类、细胞环境以及复合物的存续时间。
不同配体可通过同一种GPCR优先引发不同的信号输出,这种现象称为偏向性激动。要确立这种偏向性,需要在不同通路之间进行比较,同时考虑信号放大效应和检测方法的灵敏度。目前,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受体与不同配体及信号传导伙伴结合时的结构,探究这一现象的分子基础。2012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罗伯特·莱夫科维茨和布赖恩·科比尔卡,以表彰他们对GPCR的研究,其中包括将受体药理学与分子结构及激活机制联系起来的工作。
受体通道与快速电信号传导
配体门控离子通道将信号识别与离子传导整合于同一个分子复合体中。配体结合会改变通道孔开放的概率,使离子沿其电化学梯度移动。由此产生的电流可在毫秒内改变膜电位。这种直接耦联使受体通道在突触处尤为重要,因为这里往往需要将化学信号迅速转化为电活动。
主要的受体通道家族具有不同的结构。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A型GABA受体、甘氨酸受体和3型血清素受体均属于五聚体配体门控通道家族。每个通道由围绕中央孔道排列的五个亚基组成。离子型谷氨酸受体是四聚体,而由细胞外三磷酸腺苷激活的P2X受体则是三聚体。因此,功能相同并不意味着它们具有单一的进化起源或共同的结构模式。
离子选择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通道的生理效应。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传导阳离子,通常使突触后膜去极化。A型GABA受体主要传导氯离子,同时也传导一定量的碳酸氢根离子。其效应取决于相关离子的梯度:受体激活可使细胞超极化、稳定膜电位,或者引起去极化,同时仍通过增加膜电导来限制兴奋。因此,将某种通道称为“抑制性受体”,并不能完全说明它在所有发育阶段或生理状态下的电生理作用。
NMDA受体是一类能够整合多种条件的谷氨酸受体。常规NMDA受体的激活需要谷氨酸和一种共激动剂,后者通常为甘氨酸或D-丝氨酸。在负膜电位下,细胞外的镁离子会阻塞孔道;去极化则可在很大程度上解除这种阻塞。配体依赖性与电压依赖性的结合,使其能够检测不同信号是否同时出现。经NMDA受体进入细胞的钙离子参与某些形式的长时程增强,以及其他改变突触强度的过程。
通道激活与配体持续占据结合位点并不是一回事。许多受体通道会进入脱敏状态,此时配体仍然结合在受体上,但孔道已关闭或反应性显著降低。单通道记录揭示了关闭、开放和脱敏构象之间的转换,而每种构象往往还包含若干亚状态。观测到的电流取决于通道数量、单通道电导、开放概率和电化学驱动力。
并非所有受体通道都是配体门控的。机械敏感通道可对膜形变作出反应,而某些温度敏感通道则参与感觉检测。反过来,许多神经递质受体是G蛋白偶联受体(GPCR),而不是通道。因此,同一种神经递质可通过一个受体家族产生快速电反应,又通过另一个受体家族产生较慢的调节效应。
酶联受体与信号传导复合体
酶联受体将细胞外的识别过程与细胞内的催化活性联系起来。有些受体自身含有催化结构域,另一些则与独立的酶结合。受体酪氨酸激酶是一大类具有内在酶活性的受体。其细胞外区域识别生长因子或激素,而细胞质侧的激酶结构域则将 ATP 上的磷酸基团转移至特定的酪氨酸残基。这些磷酸化事件会改变催化活性,并为组装信号传导复合体的蛋白质提供停靠位点。
配体结合通常会促进受体二聚化,或使已有的二聚体发生重排。这一机制在该家族中并不完全相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会形成能够传递信号的构型,其中两个激酶结构域以不对称的方式相互作用。胰岛素受体在胰岛素结合前就已是通过共价键连接的二聚体;其激活涉及构象重排,而非分离的单体简单结合。激活后的受体会招募蛋白质,进而启动控制细胞增殖、存活、葡萄糖利用和细胞分化的信号通路。
两条重要的下游通路是 Ras–MAP 激酶通路和 PI3K–Akt 通路。前者通过与受体结合的衔接蛋白,促使小 GTP 酶和激酶级联反应激活。后者生成特定的膜磷酸肌醇脂质,招募包括 Akt 在内的信号蛋白。这些网络与代谢、蛋白质合成和细胞凋亡相互影响。其作用结果取决于信号持续时间、受体丰度、细胞类型及同时存在的其他输入;某条特定通路的激活并不能唯一决定细胞行为。
其他酶联受体采用不同的化学机制。转化生长因子 β 受体属于丝氨酸/苏氨酸激酶,通过 II 型与 I 型受体之间的协作传递信号,并激活 SMAD 蛋白。受体型鸟苷酸环化酶生成环磷酸鸟苷;心房利钠肽通过其中一种受体发挥作用,影响心血管和肾脏的生理功能。相比之下,许多细胞因子受体没有内在激酶活性,而是与 Janus 激酶结合。这些激酶激活 STAT 蛋白,后者进入细胞核并调控转录。促红细胞生成素和几种干扰素通过这一庞大信号系统中的相应成员发挥作用。
蛋白水解提供了另一条从受体识别通向基因调控的途径。Notch 受体与相邻细胞上结合于膜的配体相互作用。配体结合和机械作用使受体得以经历连续的切割,包括由 γ-分泌酶介导的切割,从而释放出一个胞内片段。该片段进入细胞核,与协作蛋白共同调控转录。这一机制使细胞间的直接接触成为决定信号特异性的因素之一。
这些例子说明,“酶联受体”是按功能划分的一类受体,而非单一的结构家族。催化结构域、衔接蛋白的招募、依赖磷酸化的识别以及受调控的切割,以不同方式解决了同一个问题:在保持特异性的同时,将细胞外发生的事件所产生的信号跨膜传递。
细胞内受体与转录调控
细胞内受体识别能够到达细胞质或细胞核的信号。其中研究最为深入的是核受体超家族,其成员是受配体调控的转录因子,包括糖皮质激素、盐皮质激素、雌激素、雄激素、甲状腺激素、维甲类物质和维生素D代谢物的受体。人类基因组含有48个核受体基因。该家族中的一些成员仍被归类为孤儿受体,另一些则响应代谢物,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不依赖配体的调控。
典型的核受体包含一个可变的氨基端调控区、一个具有锌配位结构的保守DNA结合结构域、一个铰链区,以及一个配体结合结构域。配体结合会改变受体上可与共激活因子和共抑制因子相互作用的表面。由此形成的复合物会影响染色质的组织方式,以及转录机器的招募或活性。这使化学信号感知与基因表达直接联系起来,但最终效应取决于细胞的整体调控环境。
核受体的定位和DNA结合方式多种多样。糖皮质激素受体在激活前通常与伴侣蛋白结合,在配体结合后则在细胞核内积累。即使没有激素,甲状腺激素受体也常与维甲酸X受体形成异二聚体,占据调控性DNA序列。配体结合可使这类复合物从抑制转录的构象转变为激活转录的构象。这些例子有助于理解作用机制,但不能据此将所有核受体一概划分为始终位于细胞质的受体和始终位于细胞核的受体。
受体与DNA结合并不一定会激活距离最近的基因。调控元件可以跨越相当长的基因组距离发挥作用,其效应取决于染色质的可及性、协同作用的转录因子以及染色体的三维组织结构。因此,同一种激素可以在肝脏、骨、免疫细胞及其他组织中诱导不同的基因表达程序。仅凭受体丰度不足以预测转录反应。
并非所有细胞内受体都属于核受体家族。可溶性鸟苷酸环化酶通过含血红素的感知区检测一氧化氮,并产生环鸟苷酸(cGMP)。三磷酸肌醇受体是位于内质网上的细胞内钙释放通道,由细胞表面受体下游产生的信使激活。这些例子说明,细胞内定位与信号传导机制是两个不同的维度:细胞内受体可以是转录因子、酶,也可以是通道。
转录反应的发生通常比通道直接开放更慢,因为前者需要合成RNA、改变蛋白质的产生,或同时涉及这两个过程。不过,与核受体相关的激素也可以通过核外受体群体或其他信号传导系统产生快速效应。因此,仅凭反应时间无法可靠地判定受体的作用机制。
免疫识别、黏附与环境感知
免疫受体展示了分子识别如何与高度特化的细胞决策相耦联。T细胞受体识别抗原结构,通常是由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呈递的肽。其抗原结合组分与CD3信号传导亚基相结合,这些亚基含有可招募并激活细胞内激酶的基序。B细胞受体由膜结合型免疫球蛋白及与之结合的信号蛋白Igα和Igβ组成。与大多数T细胞受体不同,B细胞受体无需肽呈递,即可识别多种完整的分子结构。
这些受体通过V(D)J重组获得多样性,使淋巴细胞群体能够识别极为广泛的抗原。单靠识别并不能决定最终结果。共刺激受体、抑制性受体、细胞因子以及应答细胞的状态,都会影响细胞是被激活、发生分化,还是处于无反应状态。这种组织方式有助于将适应性免疫与免疫耐受机制联系起来,也表明抗原识别不同于免疫激活的完整过程。
固有免疫受体通常识别微生物的保守特征或细胞异常的迹象。Toll样受体分布于细胞表面和细胞内区室,不同成员检测不同的分子模式。胞质感知系统可检测微生物核酸或细胞生理活动的紊乱。许多此类系统通过组装信号复合物发挥作用,而非自身具有催化活性。它们所在的位置有助于决定其接触到哪些物质,并减少对正常存在于细胞其他部位的分子产生不当反应。
黏附受体将识别与物理附着联系起来。整合素是α–β异二聚体,可与细胞外基质成分或其他细胞表面的分子结合。它们通过细胞内衔接蛋白,将细胞外配体与细胞骨架相连。其信号传导是双向的:细胞内事件可提高受体对配体的亲和力,而配体结合和力的传递则可触发细胞内反应。因此,机械负荷是黏附接触所传递信息的一部分,而不只是附着的结果。
受体系统广泛存在于生物界。在植物中,膜上的类受体激酶参与发育、激素应答以及微生物分子的识别。植物乙烯受体主要定位于内质网,其信号传导体系不同于动物的G蛋白偶联受体(GPCR)。在细菌中,趋化性受体调节激酶活性,并最终调控鞭毛运动,使细菌能够趋向有利环境或远离不利环境。其他细菌感知蛋白则组成双组分系统,在感知激酶与响应调节蛋白之间传递磷酸基团。
受体一词也用于指被病原体利用以实现附着或进入的宿主分子。病毒进入受体可能具有与感染无关的正常生理功能。在病毒学中,将其称为受体,是在描述病毒如何利用该分子,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具有为病原体而演化出的信号传导功能。
转运、适应与空间组织
受体的活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在位置及在该处停留的时间。膜受体经细胞分泌途径合成和加工,被运送至特定的膜区域,并通过胞吞作用从膜上移除。内化的受体可以返回细胞表面,也可以经过内体区室,最终在溶酶体中降解。这些途径调节可供发挥作用的受体数量,无须改变受体的结合特性,就能改变应答的强度和持续时间。
内化并不总会终止信号传导。有些受体在内体中仍能继续激活下游蛋白,而它们在那里遇到的相互作用伙伴与在质膜上时不同。对于某些 G 蛋白偶联受体(GPCR)和生长因子受体,这种区室化有助于区分短暂的细胞表面信号与更持久的细胞内信号。配体的去向也很重要:内体中的酸性环境可能促进配体解离,而另一些受体–配体复合物在转运过程中仍保持结合。
细胞通过多种机制适应持续刺激。受体磷酸化可以降低偶联效率;降解信使的酶可以清除细胞内信号;磷酸酶可以逆转磷酸化;新表达的抑制因子则可以抑制信号通路。更长时间的刺激可能减少细胞表面的受体数量,或改变受体的合成。这些过程常被统称为脱敏或下调,尽管这两个术语描述的是不同的分子事件。功能恢复可能需要去磷酸化、受体再循环、重新合成,或下游组分的恢复。
受体系统的应答也受反馈影响。负反馈限制信号传导或使其发生适应性调整,正反馈则可以使状态转换更加鲜明,或稳定某种细胞状态。信号持续时间可以独立于峰值幅度传递信息。例如,激酶通路的短暂激活与持续激活可以启动不同的转录程序。反复出现的脉冲刺激,其产生的结果也可能不同于平均浓度相同的连续刺激。
空间组织提供了另一层调控。受体可以形成簇集、与支架蛋白结合,或受到膜脂和细胞骨架的限制。在免疫细胞接触部位和神经元突触处,有序的受体复合体将信号传导组分集中于特化区域内。簇集可能提高局部有效浓度,或促进协同相互作用,但簇集形成与受体激活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实验确定,而不能想当然。
受体调控还发生在可变剪接、糖基化和蛋白水解性脱落等层面。脱落过程可释放受体的胞外片段,这些片段能够在溶液中结合配体。视具体系统而定,可溶性受体可能通过截留配体来抑制信号传导,也可能使缺乏相应膜结合型配体结合组分的细胞获得信号传导能力。因此,测量受体蛋白总量,并不一定能揭示具有信号传导能力的受体群体的数量、位置或功能状态。
药理作用与疾病机制
受体处于信号与细胞反应之间的关键调控环节,因此是药物的主要靶点。药理学区分亲和力、效能、效价强度和选择性。亲和力描述结合能力;效能描述配体与受体相互作用在特定系统中引发反应的能力。效价强度通常以产生某一规定效应所需的浓度表示,例如半数最大效应浓度 。它不仅取决于亲和力,还取决于受体丰度、耦联效率、测定时机以及下游信号放大。
一个简单的反应模型为
其中, 为基线反应, 为高于基线的最大增幅, 为激动剂浓度, 为斜率参数。这个经验表达式可以描述许多浓度–反应关系,但不能据此确定唯一的分子机制。尤其是, 不一定等于 。如果只需激活部分受体就能产生最大反应,那么该系统就具有受体储备,并且可能在受体占有率相对较低时就达到半数最大反应。
当激动剂与拮抗剂竞争结合,且两者的结合互相排斥时,就会发生可逆性竞争性拮抗。在理想的平衡条件下,提高拮抗剂浓度会使激动剂的浓度–反应曲线向较高浓度方向移动,但不会降低所能达到的最大反应。不可逆拮抗剂及某些非竞争性机制可以降低最大反应,不过受体储备可能在最初掩盖这种降低。变构调节剂作用于主要配体结合位点以外的位点,可改变亲和力、效能或同时改变两者。
受体缺失、活性过强、特异性改变或不恰当的免疫靶向作用都可能导致疾病。血管加压素 V2 受体的功能丧失性变异可破坏肾脏对血管加压素的反应,导致 X 连锁肾性尿崩症。促甲状腺激素受体的激活性变异可使甲状腺产生自主性活动。在某些类型的癌症中,可出现生长因子受体基因的扩增或激活性改变,其中包括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家族成员。
受体也可能成为自身抗体的靶点。在重症肌无力中,抗体常靶向神经肌肉接头处的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通过多种机制降低有效的信号传递。在格雷夫斯病中,刺激性抗体会激活促甲状腺激素受体。这些疾病表明,抗体可以抑制受体功能、促进受体丢失,或模拟具有激活作用的配体。
以受体为靶点的药物包括小分子、治疗性抗体、肽类以及经工程化设计的配体捕获剂。它们的作用不仅取决于分子选择性,还取决于组织分布和信号传导环境。对某一受体亚型具有选择性的化合物,仍可在表达该亚型的多个器官中发挥作用;结合位点层面的选择性并不等同于解剖部位上的特异性。
实验方法与未解问题
受体研究综合运用结合测定、功能测定、遗传学、成像和结构分析等方法。放射性配体饱和结合实验可估算亲和力及可接近的结合位点浓度,后者通常记为 。竞争实验则测定另一种化合物置换标记配体的能力。这些研究需要校正非特异性结合,并注意平衡状态、配体耗竭和受体异质性等问题。 等竞争实验测定值取决于具体测定条件,不能直接视为平衡抑制常数。
功能测定关注受体作用产生的结果,而不仅仅是结合本身。电生理方法可分辨受体通道电流,生化和光学测定则可检测环核苷酸、钙信号、磷酸化或转录。基于荧光和生物发光的能量转移方法可监测分子间接近程度或构象的变化。每种方法都只能反映信号传导过程中的特定环节。同一种配体在具有信号放大效应的下游测定中可能表现出很高的活性,而在更接近受体的环节进行测定时,产生的效应却可能较小。
遗传学实验有助于确定受体的生物学作用。基因敲除、定点突变和基因组编辑可用于检验受体或其某一特定结构特征是否为所观察到的反应所必需。解释实验结果时,必须考虑发育过程中的代偿、相关受体的影响,以及去除一种蛋白质与选择性阻断其某一项活性之间的差别。条件性和组织特异性操作有助于区分受体在特定细胞群中的功能与生物体其他部位产生的效应。
X射线晶体学和冷冻电子显微术能够揭示配体结合口袋、亚基排列,以及受体与信号蛋白形成的复合物。核磁共振及其他生物物理学方法则补充了分子运动方面的信息。结构对于理解识别机制至关重要,但任何单一结构都只能捕捉构象集合的一部分。受体会在不同状态之间动态转换,而结合伙伴、膜组成、电压和机械力都可能改变这些状态的分布。
大规模研究方法将受体生物学的研究范围从单个蛋白质扩展到更广阔的层面。蛋白质组学可鉴定相互作用伙伴和磷酸化变化,转录组学与单细胞方法则可描绘不同细胞类型和状态下的受体表达情况。仅凭表达数据,无法确定受体是否定位于细胞表面、配体能否接近受体,或受体是否存在功能性耦联。同样,预测得到的受体—配体配对关系也需要经过实验验证,才能被视为生理性相互作用。
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受体构象如何编码不同的输出,信号传导如何在不同亚细胞区室中组织起来,以及简化测定体系中的结果如何适用于完整组织。对于孤儿受体,鉴定内源性配体仍是一项独特的挑战。对于已得到充分研究的受体,定量模型越来越需要纳入动力学、胞内转运、力学环境和不断变化的细胞状态,而不能将受体视为静态的结合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