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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识别受体

模式识别受体是由种系编码的免疫感知分子,能识别微生物结构或细胞异常并启动防御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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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免疫炎症适应性免疫抗原抗体T细胞受体V(D)J重组巨噬细胞模式识别受…

模式识别受体(PRR)是一类由种系编码的感知分子,能够识别微生物的特征性分子、出现在异常位置的细胞组分,以及与感染和组织损伤相关的异常变化。PRR 是固有免疫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激活可启动抗微生物防御、引发炎症、诱导抗病毒蛋白的产生,或清除受感染细胞。它们还有助于决定适应性免疫何时以及如何形成。

PRR 并非由结构上彼此相关的受体组成的单一类别。它们包括膜蛋白、细胞质内的感知分子、核酸结合酶;按广义定义,还包括可溶性识别分子。有些 PRR 直接结合特定的微生物组分,另一些则检测微生物活动造成的后果,例如膜损伤或细胞稳态失衡。因此,它们的生物学意义并不局限于识别外来物质:它们还提供有关感染或细胞异常发生位置、活动状态及潜在危险的信息。

识别原理与细胞分布

经典的模式识别受体(PRR)概念将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MP)与适应性免疫受体所识别的高度多变的抗原区分开来。PAMP包括细菌脂多糖、鞭毛蛋白、真菌β-葡聚糖,以及特定形式的微生物核酸。由于这些结构也存在于无害微生物中,使用微生物相关分子模式这一术语往往更为准确。PRR通常无法仅凭分子本身的特征,判定某种微生物是致病、共生还是有益的。

PRR也会对源自宿主的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产生反应。例如,受损细胞释放到细胞外的ATP,以及暴露于异常细胞区室中的DNA。PAMP与DAMP的区别在于来源,而不一定在于对其作出反应的受体类型。例如,当微生物DNA和宿主DNA能够被同一条DNA感知通路接触到时,两者都可以激活这条通路。反过来,一些危险信号通过通常不归类为PRR的受体发挥作用,说明损伤识别与模式识别虽有重叠,却并不等同。

与抗体和T细胞受体不同,PRR并不通过V(D)J重组获得识别多样性。它们的识别特异性由遗传而来的基因编码,但受体的表达、加工以及辅助蛋白都会显著影响其活性。这种机制无需事先接触相应刺激,也无需克隆扩增,就能实现快速识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先天免疫反应一成不变:即使受体基因本身没有发生适应性重排,转录状态和代谢状态的改变仍可影响后续反应。

受体所处的位置是决定其识别特异性的重要因素。细胞表面受体接触微生物包被结构及细胞外物质;内体受体查验被内化的物质;细胞质感受器则检测感染细胞内的核酸或异常变化。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各自表达的PRR种类既有重叠,也存在差异。上皮细胞、内皮细胞及其他非造血细胞也表达PRR,使组织能够在循环中的免疫细胞到达之前启动局部防御。

因此,受体一词在这里描述的是功能,而非严格限定其分子结构。有些PRR是常规的跨膜配体结合蛋白,另一些则是由核酸激活的酶,或是组装成信号复合物的细胞内蛋白。一种实用的分类方法是将其分为Toll样受体、C型凝集素受体、RIG-I样受体、NOD样受体,以及其他核酸感受器。这些家族在识别所依据的化学特性、细胞内外定位及下游效应方面各不相同。

Toll样受体:细胞膜与内体中的监视

Toll样受体(TLR)是研究最为透彻的模式识别受体之一。人类已确认有十种TLR,即TLR1至TLR10,但对它们各自功能的了解程度并不相同。大多数TLR包含位于细胞外或内体腔内的富含亮氨酸重复序列区、一个跨膜片段,以及位于细胞质中的Toll/白细胞介素-1受体结构域。配体识别可使受体稳定在活化构象,通常形成二聚体,使胞内结构域处于能够募集信号衔接蛋白的位置。

不同的TLR组合识别不同的微生物结构。TLR2与TLR1或TLR6配对,识别不同类别的细菌脂蛋白,其中TLR2–TLR1优先识别三酰化脂肽,而TLR2–TLR6可识别多种二酰化形式。TLR5识别细菌鞭毛蛋白。TLR4通过一个涉及MD-2和脂多糖转运蛋白CD14的受体复合物,检测革兰氏阴性细菌外膜的组成成分——脂多糖(LPS)。LPS的脂质A部分进入MD-2中的疏水口袋,促进信号复合物的形成;TLR4并非无需其他分子协助,就能直接结合整个细菌表面。

内体中的TLR专门负责核酸识别。TLR3检测双链RNA,TLR7和TLR8检测源自RNA的配体,而TLR9识别含有适当未甲基化CpG序列背景的DNA。它们的定位有助于将摄入的微生物成分与正常细胞外环境区分开来,并限制与宿主核酸的接触。内体酸化、胞内转运以及受体的蛋白水解加工进一步调控其活化。这些调控十分重要,因为宿主RNA和DNA在以适当的分子复合物形式递送时,也能刺激这些受体。

大多数TLR通过衔接蛋白髓样分化因子88(MyD88)传递信号,后者募集IRAK家族激酶,并促进核因子κB和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的活化。这些通路诱导产生包括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在内的炎症介质。TLR3则使用衔接蛋白TRIF。TLR4既可在质膜上通过MyD88依赖性通路传递信号,也可在内化后通过TRIF依赖性通路传递信号。因此,同一种受体可根据其所处位置及所募集的衔接蛋白,产生不同的效应。

TLR信号传导还会激活干扰素调节因子。TLR3和TLR4的TRIF信号分支可激活IRF3,而TLR7和TLR9可在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中引发强烈的IRF7依赖性反应。由此产生的干扰素可在受到刺激的细胞及其邻近细胞中启动抗病毒程序。因此,TLR的功能不能仅仅归结为引发炎症:受体种类、细胞类型、胞内转运及信号持续时间共同决定了其主要效应是细胞因子产生、抗病毒保护,还是抗原呈递细胞的活化。

C型凝集素受体与可溶性识别分子

C型凝集素受体(CLR)是一类结构多样、含有C型凝集素样结构域的受体。其中许多成员能识别微生物表面的碳水化合物排列方式,但这一家族名称并不意味着每个成员都能结合糖或都需要钙。它们区分糖链连接方式、分支结构和多价呈递形式的能力,在真菌识别中尤为重要。单次结合相互作用可能较弱,但当微生物细胞壁同时结合多个受体分子时,就会产生牢固的整体黏附和强烈的信号传导。

Dectin-1是一个典型例子。它能识别真菌细胞壁中暴露的β-葡聚糖,并参与抵御念珠菌属(Candida)等微生物。其胞质侧的半免疫受体酪氨酸活化基序(hemITAM)可招募激酶Syk,继而通过CARD9–BCL10–MALT1复合物传导信号,激活炎症相关转录程序。受体在接触真菌的部位聚集,还能促进吞噬作用和活性氧的产生。识别效果取决于靶标是否可及:被其他细胞壁成分遮蔽的β-葡聚糖可能难以被检测到,直到细胞壁重塑或受损使其暴露。

其他CLR可识别不同的真菌或细菌结构。Dectin-2识别特定的高甘露糖型聚糖,并通过Fc受体γ链传递信号。Mincle识别海藻糖二分枝菌酸酯这一重要的分枝杆菌糖脂,也能识别受损细胞释放的某些分子。DC-SIGN可结合某些富含甘露糖的聚糖和岩藻糖基化聚糖,并能影响黏附、微生物捕获及其他受体启动的信号传导。一些病原体会利用凝集素介导的黏附,这表明受体结合并不必然导致微生物被有效清除。

按照模式识别的广义定义,细胞外可溶性蛋白也可发挥模式识别受体的作用。胶原凝集素包括甘露糖结合凝集素和肺表面活性蛋白A、D,其结构兼具胶原样区域和碳水化合物识别结构域。甘露糖结合凝集素可识别适宜表面上重复排列的糖结构,并通过与其结合的蛋白酶启动补体系统的凝集素途径。纤维胶凝蛋白则利用纤维蛋白原样结构域发挥类似的识别功能。这些分子可包被微生物、促进其清除,并将分子识别与细胞外效应机制联系起来。

五聚蛋白构成了另一套可溶性识别系统。C反应蛋白和血清淀粉样P成分属于短链五聚蛋白,而PTX3则是由多种免疫细胞和组织细胞产生的长链五聚蛋白。它们的配体包括微生物结构和发生改变的宿主物质,其作用包括调节补体和清除过程。由于可溶性分子不具备常规受体所具有的细胞内信号传导装置,对它们的分类存在差异。尽管如此,它们体现了同一个基本原理:由遗传决定的识别特异性能够辨认反复出现的分子排列模式,并将其与保护性反应相联系。

RIG-I样受体与抗病毒RNA感知

RIG-I样受体(RLR)监测细胞内RNA,在抗病毒防御中尤为重要。其中,主要承担信号传导功能的是RIG-I和MDA5;LGP2则是一种相关的调节蛋白,缺少前两者所具有的氨基端信号传导结构域。RIG-I和MDA5兼具RNA结合区和依赖ATP的解旋酶样结构域。它们的活性取决于RNA的结构、末端化学性质、分子长度,以及这些特征在受感染细胞内是否易于被识别。

RIG-I优先识别具有适宜末端的短双链RNA结构,尤其是带有5′-三磷酸或5′-二磷酸的平末端双链RNA。这类特征存在于多种RNA病毒的基因组或复制产物中。宿主信使RNA通常会经过加帽及其他修饰等加工,从而减少被RIG-I识别的可能性。不过,任何单一化学特征都不能作为区分外源与自身RNA的绝对标准:识别取决于多种结构特征及相关蛋白质的共同作用。

MDA5对长双链RNA尤为敏感,并沿其协同组装成丝状结构。ATP的结合与水解会影响丝状结构的动态变化,以及MDA5对不同RNA底物的区分。长双链RNA可在病毒复制过程中积累;当编辑或加工机制失效时,异常的内源性RNA也可能具有刺激活性。RIG-I和MDA5的不同偏好使它们对病毒感染的识别范围相互重叠但又不完全相同,而非普遍适用于特定病毒类别的明确分工。

激活后,RIG-I或MDA5的氨基端CARD结构域与线粒体抗病毒信号蛋白(MAVS)相互作用。MAVS是一种衔接蛋白,主要与线粒体外膜关联,也存在于过氧化物酶体上。MAVS组装成高阶信号结构,并募集下游组分,进而激活TBK1、IKK家族相关通路、IRF3、IRF7和NF-κB。由此产生的I型和III型干扰素可诱导一系列基因的表达,干扰病毒的入侵、复制、蛋白质合成及传播。

RNA感知既依赖对病毒RNA的识别,也同样依赖对内源性RNA的管控。RNA编辑酶ADAR1通过修饰内源性双链RNA,帮助防止MDA5被不恰当地激活。这一抑制机制的缺陷可导致干扰素介导的疾病。病毒则会编码蛋白质,以隐藏RNA、改变其末端化学性质、抑制RLR激活,或切割MAVS等信号传导组分。这种相互作用使RLR通路成为进化较量的典型例子:微生物复制产生可被识别的物质,而微生物蛋白质则试图破坏对这些物质的检测。

DNA 感知与 cGAS–STING 通路

DNA 识别面临一个特殊问题:宿主自身也含有大量的 脱氧核糖核酸(DNA)。因此,多种感知系统高度依赖细胞内的区室化以及 DNA 的可及性。TLR9 检测进入内体的 DNA,而细胞内的 DNA 还可激活其他通路。其中,研究最为深入的通路以环状 GMP–AMP 合酶(cGAS)为核心。cGAS 是一种能够结合 DNA 的酶,可将核酸识别转化为可扩散的第二信使的生成。

与双链 DNA 结合可促进 cGAS 活化并形成高阶组装体。活化的 cGAS 利用 ATP 和 GTP 合成 2′3′-环状 GMP–AMP,通常缩写为 2′3′-cGAMP。其名称反映了连接其中核苷酸的两种不同磷酸二酯键。这种识别基本不依赖于序列,因此,只要 DNA 在能够引发活化的环境中可被接触到,微生物 DNA、线粒体 DNA 和受损的核 DNA 都可成为刺激物。DNA 的长度、浓度和分子组织形式都会影响活化效率。

cGAMP 与 STING 结合。STING 是一种膜相关信号蛋白,在活化前主要位于内质网。配体结合可促进 STING 构象重排,并使其沿分泌途径转运,其信号传导尤其与高尔基体膜相关。STING 招募 TBK1,并促进 IRF3 活化,从而诱导 I 型干扰素产生;它也可启动炎症和细胞死亡程序。在依赖 cGAS 的 DNA 感知过程中,STING 通常被视为衔接蛋白,但它本身也能结合某些细菌环二核苷酸。因此,它还具有直接识别小分子的功能。

限制自身 DNA 暴露的机制可约束这条通路。完整的细胞核和线粒体区室、降解 DNA 的酶,以及染色质对 cGAS 的隔离作用,都有助于实现这种约束。尽管 cGAS 最初主要被认为是一种细胞质感受器,但它也存在于细胞核中;在那里,cGAS 与核小体的相互作用限制了正常染色体 DNA 对它的激活。微核破裂、线粒体损伤和 DNA 清除缺陷可破坏这些保护机制,使信号传导在没有感染的情况下启动。

并非所有 DNA 感知过程都以诱导干扰素为主要结果。AIM2 与双链 DNA 结合并组装炎症小体,进而引导蛋白酶活化和炎症性细胞死亡,而不依赖于 cGAMP 的合成。在特定细胞类型中,其他蛋白也可参与 DNA 检测或通路的组织协调。这些系统体现了一个重要区别:同一大类分子输入可激活不同的输出,具体取决于哪种感受器与之接触、识别发生的位置,以及细胞表达了哪些下游分子机制。

NOD样受体、炎症小体与细胞内扰动

NOD样受体(NLR)是一类细胞内蛋白,中央具有核苷酸结合与寡聚化结构域,其中许多成员的羧基端还带有富含亮氨酸的重复序列。其氨基端的相互作用结构域有助于决定下游功能。NLR家族的成员并非都发挥促炎作用:有些检测细菌产物,有些组装炎症小体,还有些调节信号转导或转录。它们共有的结构为受调控的组装提供了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都通过相同机制识别配体。

NOD1和NOD2检测细菌肽聚糖的片段。NOD1对含有γ-D-谷氨酰基-内消旋二氨基庚二酸的片段作出反应,而NOD2则对胞壁酰二肽作出反应,后者是广泛存在于细菌肽聚糖中的一种结构。这些产物可通过摄取、细菌分泌系统、膜转运或细菌侵入等途径进入细胞内感知系统的检测范围。活化的NOD蛋白招募RIPK2,启动依赖泛素的信号转导,进而激活NF-κB和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因此,它们最主要的即时效应是改变基因表达,而非形成炎症小体。

炎症小体是激活炎症性半胱天冬酶的多蛋白平台。经典炎症小体通常激活半胱天冬酶-1,后者对白细胞介素-1β和白细胞介素-18的前体进行加工。半胱天冬酶-1还会切割消皮素D(gasdermin D),其氨基端片段可在细胞膜上形成孔道。这些孔道使细胞因子得以释放,并可引发细胞焦亡,这是一种伴随细胞裂解的炎症性细胞死亡方式。其机制不同于细胞凋亡,不过两者的信号通路可以相互作用,而且在个别组分缺失时,可能出现其他形式的细胞死亡。

NLRP3可对极为广泛的刺激作出反应,包括微生物毒素、细胞外ATP,以及某些晶体或颗粒状物质。如此广泛的响应范围并不意味着NLRP3会直接结合每一种激活物。许多刺激最终都会引起钾离子流失、细胞器应激或溶酶体损伤等扰动。在许多实验条件下,依赖NF-κB的预激首先增加NLRP3和白细胞介素-1β前体的可用量,随后由另一个独立的激活事件促进炎症小体组装。这种两阶段描述很有用,但并不能涵盖所有细胞类型或激活途径。

其他炎症小体的启动机制则更为明确。NAIP蛋白识别特定的细菌鞭毛蛋白或分泌系统组分,并作为成核中心启动NLRC4的组装。AIM2可形成响应DNA的炎症小体,但它属于另一个蛋白家族。人的半胱天冬酶-4和半胱天冬酶-5,以及小鼠的半胱天冬酶-11,通过各自的CARD区域直接检测细胞质中的脂多糖(LPS),并激活消皮素D。这些非经典途径表明,不能仅用常规受体识别暴露于微生物表面的分子这一模式来描述细胞内监视。

信号整合与适应性免疫的启动

PRR的应答以相互作用的网络形式组织,而非彼此孤立的“受体—输出”链条。多种受体往往会同时接触同一种微生物。真菌细胞可通过细胞壁中的糖类激活凝集素受体,通过其他包被成分激活TLR,并在被摄取后激活细胞内感受器。这些信号可以相互增强,改变所产生的细胞因子种类,或发挥抑制作用。最终的应答取决于多种输入信号的组合,而不仅仅取决于某一种可识别模式的存在。

这些信息大多汇入少数几类信号传导和转录模块。NF-κB促进多种炎症及细胞存活相关基因的表达;AP-1家族转录因子整合激酶信号;IRF3和IRF7则主导主要的抗病毒程序。不过,受体近端信号传导的差异仍然十分重要。Syk–CARD9信号通路、MyD88依赖性信号通路和MAVS依赖性信号通路所募集的下游分子机制虽有重叠,但它们在激活动力学、亚细胞组织方式以及最强烈诱导的基因方面各不相同。随后,细胞因子将应答传递给那些本身未接触最初微生物物质的细胞。

PRR也有助于激活抗原呈递细胞。在树突状细胞中,适当的刺激可增强抗原加工,提高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分子以及共刺激配体CD80和CD86的表达,还可改变细胞向淋巴组织迁移的行为。因此,T细胞对抗原的识别会与先天免疫感知提供的信息相整合。T细胞共刺激及其所处的细胞因子环境,共同影响抗原接触能否引发有效激活,而非无效应答或诱导免疫耐受的应答。

不同的细胞因子环境会影响不同适应性免疫效应程序的形成。白细胞介素-12支持与控制细胞内病原体相关的应答,而包含白细胞介素-1、白细胞介素-6和白细胞介素-23的细胞因子组合,则可支持对黏膜防御和抗真菌防御至关重要的应答。这些关联取决于具体情境,并非激活某一种PRR后必然出现的固定结果。发生应答的组织、树突状细胞亚群、微生物负荷以及是否存在调节信号,都会改变最终结果。

PRR还可直接影响B细胞,或通过其他免疫细胞间接发挥影响。例如,当同一物质同时提供抗原刺激和先天免疫刺激时,核酸感知型TLR可与B细胞抗原受体协同作用。这种协调作用有助于解释某些疫苗为何能引发强烈的抗体应答,也有助于理解宿主核酸被不当递送时为何会促进自身反应性。PRR为适应性免疫识别提供背景信息,但并不决定抗原特异性:特异性仍由经过基因重排的淋巴细胞受体决定。

免疫反应的制约、自我辨别与组织稳态

许多模式识别受体(PRR)的配体是微生物共有的结构,而非病原体独有的标志,因此,对免疫反应加以制约至关重要。肠道微生物群使宿主接触大量可能引发免疫刺激的分子,但通常不会造成持续的破坏性炎症。物理屏障、黏液、抗微生物产物、空间隔离以及受到调控的受体表达,共同限制了这些分子与能够作出反应的细胞相遇。与此同时,受到适当控制的PRR信号传导有助于上皮修复和抗微生物防御,因此,完全丧失感知能力并不意味着健康。

对自身成分的辨别由多种机制共同完成。核酸感受器综合利用细胞内定位、分子修饰、加工过程和配体结构来进行辨别。TLR7和TLR9被限制在内体中,因而减少了与宿主自身物质的接触;核酸酶清除出现在不适当区室中的DNA和RNA;正常的RNA编辑和加帽则降低了对细胞内RNA感受器的刺激。这种由多种机制共同承担辨别功能的体系,解释了为什么即便受体本身结构正常,细胞内转运或清除过程的缺陷仍可引发疾病。

识别发生后,负调控因子也会制约信号传导。去泛素化蛋白、磷酸酶、衔接蛋白的周转、受体内化以及转录抑制因子,都能限制活化的持续时间或强度。白细胞介素-10及其他调节性介质能够减少炎症介质的产生。其中一些调控机制由其所抑制的同一信号通路诱导,形成反馈环路。这些机制在适当时机发挥作用,既允许初始反应发生,又能减少持续性的组织损伤。

反复刺激可以改变后续的反应能力。例如,接触脂多糖(LPS)可引起内毒素耐受,使某些炎症相关基因在再次受到刺激时反应减弱。另一些刺激则可引起细胞代谢和染色质更持久的变化,增强后续先天免疫反应的某些方面,这通常被称为训练免疫。这两类现象并非彼此呈镜像关系,也不会同等影响每一个基因。曾经受到刺激的细胞,可能在抑制某一种炎症反应的同时,保留抗微生物功能,或增强另一种反应。

组织特性进一步塑造了防御与制约之间的平衡。肺泡巨噬细胞接触吸入物时,其所处环境中的过度炎症会损害气体交换;肠道免疫细胞则在密集微生物群落附近,持续与微生物产物相互作用。局部生长因子、代谢物以及细胞间相互作用,建立了不同的反应阈值和反应程序。因此,理解PRR功能时,最好将其视为融入组织生理、依赖具体环境的监视机制,而不是无论配体出现在何处,都会以相同方式触发的自动警报。

人类疾病、治疗靶向与实验结果解读

人类遗传性疾病为不同感知通路具有各自独特功能提供了有力证据。MyD88 或 IRAK4 缺陷可导致患者易患某些侵袭性化脓性细菌感染,儿童期尤为明显。TLR3 通路的缺陷与部分个体易患单纯疱疹病毒性脑炎有关,表明中枢神经系统中细胞内在抗病毒防御的重要性。这些表型并不意味着每位受影响者都会发生培养细胞实验所预测的所有感染:代偿通路和组织特异性需求共同影响着临床结局。

过度激活与感知功能不足可能同样重要。NLRP3 的功能获得性变异可引起冷吡啉相关周期性综合征,这是一组自身炎症性疾病。STING 的激活性变异可引起婴儿期起病的 STING 相关血管病,而 MDA5 活性过高则可促成干扰素介导的疾病。自身 DNA 清除障碍同样可驱动异常的 cGAS–STING 信号传导。这些疾病表明,即使没有持续存在的微生物刺激,先天免疫识别紊乱、细胞因子产生与组织病理变化之间也存在直接联系。

与常见疾病的关联则更为复杂。NOD2 变异与克罗恩病易感性有关,但这种关系涉及机体对微生物的处理、上皮生物学以及更广泛的免疫调控,而不能简单归结为受体活性普遍升高。PRR 通路也参与癌症中的免疫应答。DNA 感知可通过促进干扰素产生和抗原呈递来支持抗肿瘤免疫,但持续性炎症或特定细胞区室中的信号传导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因此,脱离具体生物学背景,不能认定通路激活本身必然有益或有害。

一些 PRR 激动剂已有明确的医疗用途。单磷酰脂质 A 是一种经修饰的 TLR4 激动剂,已用于获批疫苗的佐剂系统,如 AS04 和 AS01。TLR7 激动剂咪喹莫特可局部用于治疗特定皮肤病。其他治疗策略旨在抑制过强的通路活性或激发抗肿瘤免疫,其中包括靶向 NLRP3 和 STING 的药物。这些药物的药理作用取决于递送方式、组织暴露程度,以及预期免疫激活与全身性炎症之间的平衡;在实验模型中显示出有前景的活性,本身并不足以确立临床疗效。

对 PRR 的实验性论断需要多种证据支持。删除或抑制受体可以确定某种效应是否依赖相关通路,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证明受体与配体直接结合。生化结合研究、结构分析、遗传救援实验,以及排除微生物产物污染的检测,可提供互补信息。物种差异也很重要:人和小鼠的 TLR 种类及其对配体的反应并不完全相同。因此,使用转化细胞系、纯化配体或高浓度配体开展的研究,必须与在原代细胞或完整生物体感染过程中获得的证据加以区分。

历史发展与进化多样性

模式识别受体(PRR)这一理论框架,源于解释适应性免疫如何区分感染性威胁与无害抗原暴露的尝试。1989 年,查尔斯·詹韦提出,能够识别微生物保守特征的遗传性受体,可以提供启动适应性免疫应答所需的信号。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纯化抗原若不与微生物成分或其他佐剂共同使用,往往只能诱导较弱的免疫反应。这一观点将先天免疫重新定位为能够指导免疫应答的识别系统,而不再仅仅是非特异性的第一道屏障。

对黑腹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的研究提供了关键的分子层面联系。Toll 最初因其在胚胎模式形成中的作用而受到研究。1996 年,朱尔·霍夫曼及其同事的研究确立了 Toll 在抗真菌防御中的重要性。1997 年,鲁斯兰·梅德日托夫、普雷斯顿-赫尔伯特和詹韦报道了一种人类 Toll 相关蛋白的免疫信号传导活性,该蛋白后来被确认为 TLR4。1998 年,遗传学研究发现,特定小鼠品系对脂多糖(LPS)的应答缺陷源于 Tlr4 突变,由此将哺乳动物的 Toll 样受体与对某种明确微生物成分的识别联系起来。

这些发现也表明,亲缘相关的受体未必通过相同机制识别感染。在果蝇中,上游蛋白水解级联反应检测到感染后,经过加工的宿主蛋白 Spätzle 会激活 Toll;Toll 并不是一种简单地直接识别真菌配体的受体。哺乳动物的 TLR 则往往更直接地参与微生物配体的识别。因此,即使受体具有共同的结构域构型和信号传导系统的进化起源,也不意味着它们具有相同的配体结合方式。此后,RIG-I 样受体(RLR)、炎症小体传感器和环 GMP-AMP 合酶(cGAS)的发现,将这一领域从细胞表面的微生物识别拓展到了细胞内监视。

植物虽然缺乏脊椎动物式的适应性免疫,却拥有广泛的先天识别系统。细胞表面的受体激酶和受体样蛋白能够识别微生物相关或损伤相关模式。例如,拟南芥受体 FLS2 能识别一种源自鞭毛蛋白的保守肽段 flg22。植物细胞内的 NLR 通常检测病原体效应蛋白,或这些效应蛋白对宿主蛋白造成的改变。植物与动物的 NLR 系统在受调控的细胞内监视方面具有共同的基本原理,但不能因此将两者的进化关系及下游机制等同看待。

在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中,防御系统反复利用正常细胞组织状态与入侵迹象之间的差异。基因复制、基因丢失和自然选择使不同物种形成了差异显著的受体谱系。有些演化支系中的特定受体家族大幅扩增,另一些支系则更多地依赖其他感知策略。因此,比较研究既考察区室化、协同组装和信号放大等保守的设计原则,也考察不同支系在不同微生物选择压力下演化出的特有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