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ll样受体(TLR)是一类跨膜蛋白质,能够检测与微生物及细胞损伤相关的分子特征。TLR属于模式识别受体这一更大的类别,在固有免疫中发挥核心作用。TLR的激活将潜在威胁的识别与基因表达的变化、细胞因子的产生以及抗微生物防御的动员联系起来。与适应性免疫细胞的抗原受体不同,TLR的识别特性由遗传基因编码,而非通过体细胞重排产生。
目前已确认人类有十种TLR家族成员,即TLR1至TLR10。其中一些主要在细胞膜表面发挥作用,检测微生物的膜组分或蛋白质;另一些则在细胞内区室中发挥作用,识别核酸及其降解产物。TLR在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及其他免疫细胞中尤为重要,同时也在上皮组织和基质组织中发挥功能。TLR的发现从分子层面解释了感染的早期识别如何帮助启动适应性免疫。TLR的活性还参与炎症性疾病的发生,影响遗传性易感感染的倾向,并介导多种疫苗佐剂和免疫调节药物的作用。
发现与进化关系
Toll样受体的名称源自 Toll,这是一个最初通过黑腹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胚胎发育研究得到鉴定的基因。对母体效应突变的研究证实,Toll通路参与胚胎背腹轴的形成。后来,人们发现同一套信号传导机制在免疫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1996年,布鲁诺·勒梅特及其同事发现,破坏果蝇的Toll通路会削弱其抗真菌防御能力,从而将一个参与发育的受体系统与抗感染能力联系起来。
昆虫的这条通路与许多哺乳动物TLR系统之间存在一个关键区别。果蝇Toll由宿主蛋白Spätzle激活,而Spätzle需经细胞外识别级联反应中的蛋白水解加工才能发挥作用。Toll本身并不直接充当引发这些级联反应的主要微生物结构的受体。相比之下,许多哺乳动物TLR直接参与构成可结合微生物分子的复合物。因此,这里的保守性体现于受体结构和信号传导逻辑,而不是所有生物都具有完全相同的识别机制。
1997年,鲁斯兰·梅季托夫、保拉·普雷斯顿-赫尔伯特和查尔斯·詹韦描述了一种人类Toll相关受体,后来被命名为TLR4。他们还证实,该受体的一种活化形式能够诱导炎症信号传导和共刺激分子的表达。这为先天免疫识别与淋巴细胞活化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实验证据。1998年,亚历山大·波尔托拉克及其同事在 Tlr4 中发现了突变,解释了某些小鼠品系对细菌内毒素反应缺陷的原因。这些发现确立了TLR4作为内毒素识别系统必要组成部分的地位。
早在1989年,詹韦就已提出了更广泛的概念框架:遗传编码的受体应能识别微生物的保守特征,并指导适应性免疫应答。TLR研究为这一设想提供了分子层面的实例。201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一半授予布鲁斯·博伊特勒和朱尔斯·霍夫曼,以表彰他们在先天免疫激活方面的发现;另一半授予拉尔夫·斯坦曼,以表彰他发现树突状细胞及其在适应性免疫中的作用。
TLR的组成在进化过程中逐渐多样化。人类有十个家族成员,而实验小鼠有十二种功能性受体:TLR1–TLR9和TLR11–TLR13。小鼠的 Tlr10 已失去功能,人类的 TLR11 则是假基因。鱼类、鸟类及其他脊椎动物还具有不同的受体组合,其中包括哺乳动物所没有的受体。由于基因复制、丢失以及识别特异性的变化,仅凭受体编号并不能准确判断不同物种中的受体是否具有对应功能。因此,比较研究会区分共同祖先关系与经实验证实的配体识别能力。
分子结构与受体激活
Toll样受体(TLR)属于Ⅰ型跨膜糖蛋白。每个受体都具有氨基端的配体识别区、单个跨膜区段,以及位于胞质侧的羧基端信号传导结构域。在质膜上,识别区朝向细胞外空间;在内体中,则朝向内体腔。这种排列方式使受体能够探测胞质之外的物质,同时与细胞内的信号传导蛋白相互作用。
识别区含有多个富亮氨酸重复序列,这些序列基序组装成弯曲的螺线管样结构。其重复性的结构框架提供了广阔的表面,配体结合位点可在这一表面上演化形成。不同TLR在重复序列的数量和排列方式、结合表面的形状,以及识别所需的辅助蛋白等方面各有差异。糖基化和两端的帽状结构有助于受体正确折叠、保持稳定并完成转运。
胞内区是一个Toll/白细胞介素-1受体结构域,通常简称为TIR结构域。白细胞介素-1受体家族成员及胞质衔接蛋白中也存在相关结构域。TIR结构域通过选择性的蛋白质相互作用来组织信号传导,而非依赖自身的催化活性。因此,TLR并不是受体激酶:它的胞质结构域会招募其他蛋白,随后由这些蛋白组装成含有激酶的信号传导复合物。
受体的激活通常涉及形成或稳定具有信号传导能力的受体二聚体。活性复合物使胞内TIR结构域呈现出允许衔接蛋白募集的空间构型。有些TLR形成同源二聚体,而TLR2通常与TLR1或TLR6形成异源二聚体。配体可能桥接两个受体分子、嵌入彼此互补的结合口袋,或诱导已存在的二聚体发生构象重排。仅有二聚化并不总是意味着激活;受体的取向及胞内相互作用表面的可及性也很重要。
结构研究使这些原理得到了具体阐明。在TLR1–TLR2复合物中,三酰化细菌脂肽的两条脂质链进入TLR2的结合口袋,第三条则进入TLR1的通道。在TLR4复合物中,内毒素主要与辅助蛋白MD-2结合,而结合了配体的复合物进一步形成由两个TLR4分子和两个MD-2分子组成的激活性组装体。这些实例表明,“TLR识别”可能指由多组分受体复合物完成的识别,而不只是配体与TLR多肽本身直接结合。
X射线晶体学、生化重构、突变分析和冷冻电子显微术共同揭示了上述结构的大部分细节。然而,单独解析的配体结合结构只能反映机制的一部分:膜的组织方式、受体转运、蛋白水解以及胞内信号传导复合物的组装,也决定着配体结合能否引发细胞反应。
细胞表面的识别
目前研究最深入的细胞表面TLR系统能够检测细菌脂质、脂质连接的肽以及鞭毛蛋白。这些分子往往在微生物中发挥重要的结构或生理作用,因此可作为微生物存在的有效标志。它们并非致病性所特有的标志:无害细菌和共生菌也可能具有相同的结构。识别这些分子后,机体究竟会产生保护性反应还是有害的炎症,取决于组织部位、微生物能否接触到受体、信号强度以及共同参与的识别通路。
TLR4是识别脂多糖(LPS)并传递信号的主要受体。LPS是革兰氏阴性菌外膜的主要成分,其刺激活性最强的部分是脂质A。识别过程通常需要一套辅助系统:LPS结合蛋白帮助提取和转运LPS,CD14促进其递送,而MD-2则提供与TLR4相关联的主要疏水性结合口袋。具有强刺激活性的典型脂质A含有六条酰基链,但酰化和磷酸化状态的变化会显著改变其生物活性。同一种脂质A变体在人和小鼠的受体系统中也可能表现不同。
TLR2主要与TLR1或TLR6协同作用,识别微生物脂蛋白和脂肽。经典情况下,TLR2–TLR1识别三酰化配体,而TLR2–TLR6则识别多种二酰化配体。在适当条件下,CD14和CD36等辅助分子可影响配体递送和细胞反应能力。这些识别系统参与机体对多种革兰氏阳性菌、革兰氏阴性菌及其他一些微生物的应答,而不是仅对应某一个特定的分类群。
TLR5识别鞭毛蛋白,即许多细菌鞭毛的主要蛋白质亚基。鞭毛蛋白上被TLR5识别的表面包含一些受鞭毛丝组装要求约束的区域。这种识别方式说明,免疫感受器可以靶向某种微生物结构,而该结构的功能要求限制了微生物改变它的自由度。尽管如此,一些细菌的鞭毛蛋白对TLR5的刺激较弱,另一些细菌则会在感染过程中调节鞭毛蛋白的表达。
与上述受体相比,人们对TLR10的了解尚不充分。它可以与TLR2结合,实验研究也已在多种系统中发现其具有免疫调节作用,包括抑制作用。其生理性配体和功能尚未像TLR4或TLR5那样得到充分确认,因此目前无法为其确定一种公认的、单一的微生物靶标。
解读配体特异性时,必须注意样品纯度。早期研究曾认为,TLR2能够直接识别多种化学结构互不相关的细菌产物;但在获得高纯度制备物后,其中一些结论得到了修正。原本被归因于其他细胞壁成分的表观活性,实际上可能来自混入的脂蛋白,一些肽聚糖制备物就存在这种情况。利用受体缺失细胞、组成明确的合成配体以及生化结合测定,有助于区分直接识别与污染或间接激活所产生的效应。
内体中的核酸识别
TLR3、TLR7、TLR8和TLR9是人类主要的核酸识别型TLR,专门在内体区室中识别核酸。这种定位有助于它们接触从微生物、受感染细胞和细胞外碎片中摄取的物质,也减少了它们在正常情况下接触宿主自身核酸的机会。这种区室化安排是一道防护屏障,而非区分自身与非己的绝对界限:如果宿主来源的物质以具有刺激活性的形式进入适当的区室,也能激活这些受体。
TLR3识别双链RNA。这类RNA可在病毒复制过程中产生,但该受体也能对受损细胞释放的RNA作出反应。足够长的RNA双链可为受体二聚化提供支架。合成的双链RNA类似物聚肌苷酸-聚胞苷酸,通常称为poly(I:C),广泛用于实验研究。不过,其作用并不特异于TLR3,因为递送方式和分子性质也可能使其被细胞质中的RNA感受器检测到。
TLR7和TLR8检测与单链RNA降解相关的产物。与“单链RNA受体”这一简略描述相比,它们的识别特异性更为精细。人TLR7识别鸟苷与特定短RNA片段的组合,而人TLR8识别尿苷与短寡核糖核苷酸的组合。内体中的核糖核酸酶有助于生成这些具有刺激活性的产物。这两种受体也会对某些合成小分子作出反应,但它们的配体选择性和细胞活性有所不同。
TLR9识别具有刺激性序列背景的脱氧核糖核酸(DNA),经典描述通常以未甲基化的CpG基序为特征。CpG的出现频率、序列背景、化学修饰以及DNA的递送方式都会影响其活性。细菌DNA往往具有利于产生刺激作用的序列模式,但TLR9并不能确切判定DNA是否来源于微生物。哺乳动物DNA在富集、与载体分子形成复合物,或被递送至相关细胞内区室时,也能激活TLR9。
细胞内转运对上述所有系统都至关重要。膜蛋白UNC93B1将多种核酸感知型TLR从内质网护送至其发挥功能的目的地。内体的酸性环境和蛋白酶有助于配体加工与受体成熟。蛋白水解切割是多个家族成员的重要调控步骤;对于TLR9,胞外结构域的切割与其获得信号传导能力密切相关。
物种差异对这组受体尤为重要。人和小鼠TLR8的反应特性有显著差异,因此,通过人TLR8发挥活性的化合物,在普通小鼠实验中不一定能产生相同的效应。小鼠具有而人类缺乏的TLR13,可识别细菌核糖体RNA中的一段保守序列。因此,内体识别既遵循保守的区室化原则,又具有不同演化谱系特有的受体组成和配体偏好。
细胞内信号通路
TLR信号转导主要依托两套衔接蛋白系统:MyD88通路和TRIF通路。除TLR3外,所有人类TLR均可通过MyD88传递信号;TLR3使用TRIF,而TLR4则可利用这两套系统。这种划分有助于理解,但并不意味着各受体通过同一种衔接蛋白就会产生相同的效应。受体的位置、衔接蛋白的可用性、信号转导的动力学特征以及细胞类型,都会显著影响最终的反应。
MyD88含有一个与受体相关复合物相连接的TIR结构域,以及一个负责募集白细胞介素-1受体相关激酶家族成员的死亡结构域。MyD88与IRAK4及IRAK1或IRAK2组装后,会形成一种称为Myddosome的寡聚体信号平台。这些蛋白质可募集并调控包括TRAF6在内的其他组分。随后,基于泛素形成的支架有助于组织下游激酶复合物。在这一过程中,泛素化并不仅仅是标记蛋白质以供降解的信号;特定的泛素连接方式能够构建结合平台,协调信号传递。
一条主要的下游分支可激活IκB激酶复合物,促使具有抑制作用的IκB蛋白被清除,从而使核因子κB转录因子进入细胞核。其他分支则激活包括p38、JNK和ERK在内的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进而调控AP-1及其他转录程序。这些通路共同诱导炎症介质、趋化因子、抗微生物因子以及支持免疫细胞活化的分子的产生。
TLR3或TLR4活化后,TRIF信号转导在I型干扰素的产生中发挥核心作用。TRIF募集包括TBK1和IKKε在内的信号转导组分,进而激活干扰素调节因子3,即IRF3。它还与炎症通路相连接,因此其功能并不限于促进干扰素产生。在TLR4信号转导中,衔接蛋白TRAM帮助将受体与TRIF连接起来,而TIRAP则帮助在适当的膜位点募集MyD88。
TLR4的空间组织方式说明,同一种受体如何能够产生不同的信号。它在质膜上的活性主要支持TIRAP–MyD88信号转导,而内化后则可在内体区室中启动TRAM–TRIF信号转导。因此,配体的递送和受体的转运既会影响反应的强度,也会影响反应的性质。
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则表现出另一种功能特化。这类细胞的TLR7和TLR9通路通过MyD88驱动依赖IRF7的大量I型干扰素产生。因此,将MyD88仅仅等同于炎症反应,将TRIF仅仅等同于抗病毒反应,会造成误解。同一种衔接蛋白可在不同的细胞环境中发挥作用,而这些环境决定了哪些转录因子可供调用、信号转导能够持续多久,以及哪些基因能够被激活。
调控、耐受及与其他感知系统的整合
TLR反应必须受到约束,因为微生物产物广泛存在于机体表面,而炎症介质可能损伤宿主组织。调控可发生在配体结合之前、受体转运过程中、信号复合物内部,以及转录和RNA稳定性层面。受体丰度只是其中一个因素。配体能否接触到受体、辅助蛋白是否可用,以及下游信号传导机制的状态,都可能同样具有决定性作用。
多种细胞内蛋白能够限制信号传导。IRAK-M抑制髓系细胞中与MyD88相关的反应,而泛素编辑蛋白A20有助于终止激活NF-κB的信号通路。SOCS蛋白及其他抑制性调控因子也会影响反应,其作用取决于具体情境。这些机制与受体内化、降解及衔接蛋白募集的变化共同作用,防止最初有益的信号无限持续。
反复接触脂多糖(LPS)可导致内毒素耐受,即细胞对后续刺激的反应减弱。这并不只是受体表达减少或细胞整体活性降低。不同基因群受到的影响并不相同:许多炎性细胞因子基因变得难以重新激活,而某些抗微生物和调节功能仍能作出反应。染色质、转录因子募集和代谢状态的变化有助于形成这种改变后的反应模式。内毒素耐受是先天免疫反应重编程的一种形式,不同于抗原特异性的免疫耐受。
TLR还与其他模式识别系统协同发挥作用。细胞质中的RIG-I样受体检测病毒RNA,cGAS–STING通路检测细胞质中的DNA,NOD样受体则检测细菌产物或细胞稳态的扰动。因此,对完整微生物的反应通常不能归因于单一受体。各种信号可能相互增强、诱导不同的效应程序,或提供核验机制,以区分组织损伤与正在发生的感染。
TLR与炎症小体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在许多实验体系中,TLR刺激提供启动信号,使白细胞介素-1β前体和感受器NLRP3的表达增加。与离子失衡或细胞膜损伤等事件相关的第二种刺激,则促进炎症小体组装,并通过蛋白水解使白细胞介素-1β成熟。双信号模型很有用,但存在细胞类型和物种特异性的例外;TLR本身并不是炎症小体。
在黏膜表面,组织结构进一步限制了不恰当的激活。上皮细胞极性、黏液、抗微生物产物,以及微生物与受体可接触区室之间的隔离,都具有重要作用。某种微生物分子出现在完整的肠腔内,与同一种分子进入受损组织,可能产生不同的后果。因此,TLR活性既取决于分子本身的性质,也取决于其所处的解剖环境。
在宿主防御和适应性免疫中的功能
TLR的激活可协调感染早期的多种反应。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增加炎症介质的产生,并调节抗微生物活性。趋化因子招募更多白细胞,而细胞因子则改变局部血管状态,并影响全身性反应。根据细胞类型和刺激的不同,TLR信号通路可促进抗微生物肽的产生、增强杀伤机制,或改变细胞代谢。这些作用是对吞噬受体及其他先天免疫感受器识别作用的补充,而非替代。
一个重要结果是树突状细胞的激活。受到适当刺激后,树突状细胞会提高抗原呈递分子和共刺激分子的表达,并可向淋巴组织迁移。它们加工微生物蛋白,并通过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分子展示由这些蛋白产生的肽段。识别肽段的T细胞还必须接收到适当的辅助信号,才能形成有效的应答。TLR诱导的树突状细胞成熟有助于提供这些信号。
细胞因子环境会影响适应性免疫的性质。例如,活化的抗原呈递细胞产生的白细胞介素-12可促进1型免疫应答,这类应答对于抵御许多细胞内病原体十分重要。其他信号组合则支持不同的T细胞应答程序。没有任何一种TLR能在所有条件下决定固定的适应性免疫结果:配体剂量、递送途径、共同参与的受体,以及作出应答的树突状细胞亚群,都会影响最终结果。
TLR也可直接作用于B细胞。在人类中,TLR7和TLR9是能够与B细胞抗原识别过程协同作用的重要受体实例。抗原受体可结合某种分子复合物,将其内化,并把其中的核酸递送至内体中的TLR。通过这一机制,对抗原的识别与对微生物物质的识别能够相互增强。在适当条件下,这些信号可促进细胞增殖和抗体产生;而在其他条件下,同样的联动也会促成自身反应性。
抗病毒防御既体现了TLR的重要性,也体现了其功能的冗余性。TLR3、TLR7、TLR8和TLR9可检测不同形式的病毒物质,并启动干扰素应答。然而,许多受感染细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细胞质中的感受器。因此,某种TLR的相对贡献取决于病毒种类、组织类型,以及作出应答的细胞本身是否受到感染,还是仅摄取了来自其他细胞的物质。
人类遗传性缺陷表明,看似识别范围广泛的感知通路,可能在某些十分特定的情境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他受体往往能够补偿其缺失,但这种补偿在特定组织或感染中可能失效。因此,保护性免疫由彼此重叠的识别系统共同产生,这些系统具有相当程度的冗余性,但并非完全冗余。
遗传性缺陷与炎症性疾病
罕见的遗传性缺陷为TLR通路在人类感染中的作用提供了直接证据。MyD88或IRAK4缺乏会导致患者易患侵袭性化脓性细菌感染,尤其是在儿童期。已记录的致病菌包括肺炎链球菌(Streptococcus pneumoniae)和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由于受影响的通路参与发热和炎症性细胞因子的产生,患者的炎症体征可能不如根据感染严重程度所预期的那样明显。这些疾病影响的是多个TLR与白细胞介素-1受体家族成员共有的信号转导过程,而非某一种微生物识别受体。
TLR3通路的缺陷则体现出一种更局限于特定解剖部位的易感性。在部分单纯疱疹性脑炎患者中,已发现TLR3及其若干相关信号转导组分存在致病性变异。实验研究支持中枢神经系统细胞的局部抗病毒防御受损参与了发病。这种临床表现并不等同于对所有病毒普遍易感,而且由于存在不完全外显,携带疾病相关变异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生脑炎。
在部分重症COVID-19男性患者中,已发现TLR7功能丧失性变异,这与TLR7在抗病毒干扰素产生中的作用相符。相反,罕见的TLR7功能获得性变异可引起狼疮。这些相互对照的遗传学发现表明,同一识别通路的活性不足或过强,可以导致不同类型的疾病。
在系统性红斑狼疮中,含有宿主核酸的复合物可通过抗体依赖性摄取或B细胞抗原受体进入内体区室。这使得自身物质能够与核酸感知型TLR相互作用。大量证据表明,TLR7参与了这一过程。TLR9的作用则更为复杂,尤其是在动物模型中:它既可促进抗DNA抗体的产生,也可抑制某些与TLR7相关的疾病表现。因此,认为所有核酸感知型TLR在自身免疫中的作用完全相同,是不准确的。
TLR4在脓毒症中的作用已得到广泛研究。在脓毒症中,对微生物的识别可促成失调的全身性炎症和器官功能障碍。不过,脓毒症涉及多种相互作用的宿主通路、病原体差异、血管变化及代谢紊乱。内毒素感知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TLR4是唯一病因,而阻断单一受体也尚未成为针对这一异质性综合征的普遍有效疗法。
无菌性损伤和慢性炎症性疾病也与TLR活性有关。对于某些宿主来源分子能够直接结合并激活TLR的说法,需要谨慎审视,因为微生物污染、载体分子以及间接引发的其他介质释放,都可能产生类似的实验结果。与单纯观察到受体表达增加相比,人类遗传学证据、可重复验证的生化机制以及设有对照的功能研究,能为因果关系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实验工具、疫苗佐剂与治疗性靶向干预
TLR研究采用多种互补的实验方法。通过基因工程使细胞表达特定受体,可以筛选候选激动剂;基因敲除模型则用于检验某一受体是否为特定反应所必需。报告基因检测用于测量下游转录活性,通常借助NF-κB或干扰素响应元件。细胞因子测定、成像、生化相互作用研究及基因表达谱分析,可进一步揭示相关效应。任何单一检测都无法确定完整的识别机制:下游激活可能是间接产生的,而受体过表达也可能改变正常的信号传导阈值。
成分明确的配体尤其有用。合成脂肽可用于探究含TLR2的复合物;超纯脂多糖(LPS)用于探究TLR4;纯化鞭毛蛋白用于探究TLR5;合成CpG寡核苷酸则用于探究TLR9。聚肌苷酸-聚胞苷酸[Poly(I:C)]有助于研究双链RNA识别,但也能激活细胞质中的感受器。咪唑喹啉类化合物可刺激TLR7或TLR8,具体取决于其结构。解读这些试剂的实验结果时,必须设置适当的受体缺失对照,并注意物种差异。
一项重要的临床应用是疫苗佐剂,即增强机体对抗原免疫应答的成分。单磷酰脂质A是一种经过修饰的脂质A制剂,与具有强烈促炎作用的LPS相比,其毒性较低,能够刺激TLR4。它已被纳入AS04和AS01等获批使用的佐剂系统。AS04将其与铝盐组合,而AS01则将其与皂苷QS-21共同配制成脂质体制剂。这些组合表明,佐剂的作用取决于制剂形式及各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仅仅取决于某一种受体激动剂的身份。
CpG 1018是一种合成的TLR9激动剂,用于一种已获批的成人乙型肝炎疫苗。此类佐剂在提供抗原的同时,提供明确的先天免疫刺激,有助于激活抗原呈递细胞并支持抗体应答。其作用还取决于抗原组成、剂量、给药途径及所研究的人群。
TLR激动剂也用于疫苗接种以外的领域。咪喹莫特是一种局部外用的TLR7激动剂,已获批用于特定皮肤病适应证,包括某些外生殖器疣、光化性角化病和浅表型基底细胞癌。其作用涉及局部免疫激活,而非直接、选择性地破坏某个微生物靶标。其他TLR激动剂也已被用于癌症免疫治疗研究,包括旨在刺激肿瘤内部免疫活性的治疗策略。
抑制TLR信号传导的尝试则面临另一种难题:抑制炎症也可能削弱具有保护作用的识别能力。MD-2–TLR4系统的拮抗剂厄立托兰在一项针对严重脓毒症的大型Ⅲ期临床试验中未能降低死亡率。这一结果表明,将明确的分子机制转化为针对异质性临床病症的治疗方法并不容易,尤其是在患者之间的病程阶段、病原体种类及并行炎症通路各不相同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