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核细胞是一类主要在骨髓中生成、随血液循环的白细胞。单核细胞属于免疫系统的髓系细胞,参与固有免疫,即对微生物和组织损伤作出快速识别的免疫过程。它们能够吞噬物质、释放信号分子、与血管相互作用,并进入组织,在组织中获得特定功能。在健康成年人中,单核细胞通常约占循环白细胞的2%–10%,但参考区间因实验室和人群而异。
单核细胞将血液中的免疫监视与器官内部的免疫反应联系起来。由单核细胞分化而来的细胞可成为巨噬细胞群体和炎症性抗原呈递细胞群体的一部分,但许多组织驻留巨噬细胞在出生前便已形成,依靠自身维持,而不需要血液中的单核细胞持续补充。这一区别是现代单核吞噬细胞系统理论的基础。
单核细胞具有异质性,并非单一、均一的细胞类型。不同亚群在发育、循环时间、表面受体及反应方式上各不相同,而且这些特征还会随感染、损伤、衰老和疾病而变化。它们杀灭微生物、清除死亡细胞及协调修复等保护性活动,在调控失常时也可能促成持续性炎症和组织损伤。
细胞特征与形态
单核细胞是外周血涂片中正常情况下可见的体积最大的细胞之一,在染色标本中,其直径通常约为12–20微米。其外观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标本的制备方式:铺展在载玻片上的细胞更扁平,往往也比悬浮于血液中的同一个细胞显得更大。单核细胞的细胞质丰富,通常呈灰蓝色,可含有细小的嗜天青颗粒或透明空泡。这些颗粒主要对应于溶酶体区室,而非粒细胞所特有的显著特异性颗粒。
细胞核通常有凹陷、折叠,或呈马蹄形、肾形。其染色质的凝集程度通常低于成熟的小淋巴细胞。“单核细胞”这一名称指的是它具有单个、不分叶的细胞核,与中性粒细胞等细胞的分叶核形成对比。不过,仅凭细胞核的形状不足以鉴定单核细胞:活化的淋巴细胞、未成熟的髓系细胞以及异常血细胞,都可能与单核细胞相似。
单核细胞具有发达的细胞骨架、膜运输系统、线粒体和溶酶体。这些结构支持细胞迅速改变形状、黏附于血管表面、穿过狭窄间隙以及摄取颗粒。其细胞膜上分布着多种受体,可识别微生物成分、宿主信号分子、黏附配体,以及被抗体或补体包被的物质。受体的丰度随细胞成熟和活化而变化,因此,确定细胞身份需要综合考虑其形态、分子特征及发育历程。
多种表面分子有助于识别人类单核细胞。CD14参与对细菌脂多糖的识别,而CD16是某些抗体Fc区的受体。CD64、CD11b、CD33和HLA-DR也是常用的检测指标,但没有任何一种单独为单核细胞所特有。HLA-DR属于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Ⅱ类系统,有助于将经过加工的抗原呈递给CD4 T细胞。可靠的实验室分类依据的是多种标志物的组合,而不是某一个指标的阳性结果。
单核细胞常与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一起归入单核吞噬细胞,但这些细胞类别不能混为一谈。血液中的单核细胞并不只是体积较小的组织巨噬细胞,而且大多数常规树突状细胞的发育途径也不同于单核细胞谱系。因此,仅凭摄取物质、分泌细胞因子和呈递抗原等共有能力,并不能确定两种细胞具有相同的发育起源。
生成、发育途径与寿命
成年人的单核细胞主要通过骨髓中的造血过程产生。造血干细胞逐步分化为分化潜能日益受限的祖细胞,其中包括能够产生髓系细胞的细胞群。在传统的发育示意图中,单核细胞位于共同髓系祖细胞和粒细胞–单核细胞祖细胞的下游。较新的实验研究表明,这一过程并不严格遵循层级分化模式:谱系分化倾向可能在早期就已出现,而且多条可区分的祖细胞发育途径都能参与单核细胞的生成。
单核细胞的发育依赖生长因子信号传导与基因调控的协调作用。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又称 CSF1 或 M-CSF,通过 CSF1 受体发挥作用,支持单核吞噬细胞谱系细胞的存活与分化。由 SPI1 编码的 PU.1 和 IRF8 这两种转录因子,对建立单核细胞相关的基因调控程序具有重要作用。它们的作用取决于发育阶段、相互作用的调控因子以及局部信号;没有任何单一因子能像一个总开关那样,决定成熟单核细胞的全部特征。
在骨髓中,未成熟细胞依次经历形态上可辨识的阶段,包括原单核细胞和幼单核细胞阶段,最终成为成熟单核细胞。正常情况下,增殖主要发生在前体细胞群中,而非已完全分化的循环单核细胞中。感染和全身性炎症可通过应急性髓系细胞生成来增加产量。因此,感染组织产生的信号不仅能改变释放入血的细胞数量,还能在这些细胞进入循环之前,改变其活化状态和功能潜能。
人体同位素标记研究支持血液中几种主要单核细胞亚群之间存在依次转化的关系。经典型单核细胞通常最先出现,在稳态条件下,其在血液循环中的停留时间约为一天。其中一部分随后获得中间型特征,继而获得非经典型特征;据估计,这些后续细胞群在循环中的停留时间为数天,一些研究发现非经典型单核细胞可存留约一周。这些是对细胞群体的估计,并非每个细胞都遵循的固定时间表;炎症可显著改变细胞的生成、转化、进入组织及消失的过程。
脾脏可储存一定数量的单核细胞,这一点在小鼠中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在某些炎症状态下,脾脏还可支持额外的髓系细胞生成。其贡献的大小因物种和疾病状态而异。同样,血液中单核细胞数量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生成减少:这些细胞可能已迁入组织,或重新分布到常规血液采样无法涵盖的血管区室中。
离开血液循环的单核细胞可能死亡、分化,也可能在获得组织相关状态后发生增殖。它们的最终命运取决于所进入的器官、炎症刺激的性质、与驻留细胞的竞争,以及生长因子的供应情况。因此,在血液中的寿命与在组织中的寿命是两个不同的生物学测量指标。
人类单核细胞亚群及跨物种分类比较
人类血液中的单核细胞通常根据CD14和CD16的相对表达水平分为三个亚群。2010年正式确立并获国际采用的三分命名体系,将其区分为经典型、中间型和非经典型单核细胞。这一体系至今仍被广泛使用,因为在适当标准化的流式细胞术检测中,其分类结果具有可重复性,也为比较不同血液样本提供了实用框架。
经典型单核细胞标记为CD14CD16,表示CD14高表达,而CD16表达很低或无法检出。在健康成人血液中,这类细胞通常约占单核细胞总数的80–90%。它们通常高表达CCR2,这是一种参与单核细胞从骨髓释放及向炎症组织募集的趋化因子受体。经典型单核细胞能够高效吞噬颗粒,并可迅速对微生物刺激作出反应,但其行为会随微生物种类、所处的信号环境以及既往暴露经历而变化。
中间型单核细胞为CD14CD16。这一亚群通常占比较小,且往往具有较高的HLA-DR表达水平,与其较强的抗原加工和呈递能力相符。在多种炎症状态下,其比例可升高。由于在常用的标志物分布图中,它们位于经典型与非经典型细胞之间,因此测得的数量尤其容易受到实验室设门边界的影响。其生物学特性也与相邻亚群有所重叠,并非完全独立的一类。
非经典型单核细胞为CD14CD16。它们相对高表达CX3CR1,即趋化因子CX3CL1的受体,并与血管表面的免疫监视有关。在实验性成像研究中,相应细胞会沿小血管的管腔面爬行,并与内皮细胞相互作用。这种“巡逻”行为有助于将其与富含CCR2、可被迅速募集的经典型细胞群区分开来,不过非经典型单核细胞也能参与炎症反应。
小鼠单核细胞通常分为Ly6C高表达和Ly6C低表达两类。Ly6C高表达细胞在CCR2相关募集方面与人类经典型单核细胞大体相似,而Ly6C低表达细胞则与人类非经典型单核细胞具有若干共同特征。这种对应关系虽有用,却并不完全。人类没有直接对应的基于Ly6C的分类体系,而且受体表达、寿命和反应方式上的差异,也使不同物种的亚群无法简单地一一对应。
三亚群分类体系描述的是几个宽泛的群体,并未涵盖单核细胞的全部多样性。单细胞分析显示,在常规设门界定的群体内部或跨群体之间,存在干扰素应答型、增殖性前体样、炎症型及其他转录状态。有些表面上可区分的细胞群反映的是暂时性激活,而非稳定的细胞谱系。各亚群的比例还会随年龄、昼夜节律时相、近期感染、用药及样本处理方式而变化。因此,亚群标签能够提供有关细胞当前表型的信息,但无法完整说明其发育历程,也不能预测其在所有组织中的行为。
血管巡查与向组织的募集
单核细胞不断在自由流动的血液、血管表面和组织之间迁移。其分布受血流、黏附受体和趋化因子调控;趋化因子是一类小分子信号蛋白,通过特定受体引导细胞移动。募集并非细胞单纯从受损血管中漏出,而是一个受到主动调控的连续过程,使特定细胞能够在特定血管部位停留,并穿过血管壁。
在炎症部位,内皮细胞会增加其表面黏附分子的表达,并在朝向血管腔的一面呈递趋化因子。选择素参与的相互作用有助于最初的细胞捕获和滚动。随后,趋化因子信号改变单核细胞整合素的亲和力及其在细胞表面的组织方式,使细胞能够牢固黏附。相关整合素包括与 VCAM-1 结合的 VLA-4,以及与 ICAM-1 等内皮黏附分子相互作用的 β2 整合素家族成员。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因器官和炎症情境而异。
黏附后,单核细胞会爬行至合适的穿越位置,进行跨内皮迁移。它可以从相邻内皮细胞之间穿过,也可以直接穿过某个内皮细胞,但在许多情境下,后一种方式较少见。PECAM-1 和连接黏附蛋白等分子参与这一过程。之后,单核细胞还必须穿过血管基底膜,进入周围的细胞外基质,并在更多化学和力学信号的引导下继续移动。
CCL2–CCR2 信号轴对经典型单核细胞的动员和募集尤为重要。在小鼠实验中,干扰 CCR2 通常会减少 Ly6C 高表达单核细胞从骨髓中的释放,以及它们在炎症组织中的积聚。其他能与 CCR2 结合的趋化因子也可发挥作用,而且该系统中存在相互重叠的通路。因此,阻断某一种配体并不一定能完全阻止单核细胞的募集。
非经典型单核细胞与血管壁的相互作用则有所不同。这类细胞缓慢爬行的行为在实验动物中已有尤为充分的记录,其过程依赖包括 LFA-1 在内的黏附机制。转录因子 NR4A1 对小鼠非经典型单核细胞的发育和存活十分重要。这些细胞巡查内皮表面,并能对局部损伤、免疫复合物或微生物成分作出反应,将血管维护与炎症感知联系起来。
募集模式具有器官特异性。肺、肝、肠、皮肤和中枢神经系统在血管结构、趋化因子产生以及细胞进入所需跨越的屏障方面各不相同。在严重炎症期间,募集而来的单核细胞可能大量积聚,但仅凭它们的到来,并不能判断其作用是有益还是有害。同一条募集通路可在感染早期帮助控制病原体,但如果在最初的威胁消退后,细胞仍持续处于活化状态,这条通路也可能促成组织损伤。
识别、摄取与免疫沟通
单核细胞通过多种模式识别受体的协同作用来感知感染和损伤。这些受体能够识别微生物中反复出现的结构,或宿主在受损时暴露的分子。Toll样受体4与MD-2和CD14共同作用,对细菌脂多糖作出应答。其他受体则感知细菌脂蛋白、核酸及真菌成分。识别过程会激活细胞内信号通路,进而改变基因表达、代谢、分泌及细胞表面特性。
这一过程的重要结果之一是产生细胞因子,包括肿瘤坏死因子、白细胞介素-1和白细胞介素-6,同时还产生招募更多白细胞的趋化因子。对病毒的感知可诱导干扰素的产生以及干扰素刺激基因的表达。这些应答相互协调,而非各自独立:不同受体的信号通路彼此交互,先前的刺激可能增强某些应答,同时抑制另一些应答。因此,对某一种微生物配体反应强烈,并不意味着对所有病原体都具有同等的反应能力。
单核细胞通过吞噬作用摄取微生物、细胞碎片及其他颗粒。识别微生物暴露表面的受体可直接启动摄取过程。另一种方式是由抗体和补体系统的成分包被靶标,使Fc受体或补体受体能够与之结合。随后,细胞膜将颗粒包裹在吞噬体内;吞噬体通过与细胞内囊泡和溶酶体相互作用而逐渐成熟。酸化过程和降解酶有助于杀灭或消化其中的内容物。
杀灭微生物的机制包括NADPH氧化酶复合物产生的活性氧,以及吞噬体内的蛋白水解作用或其他抗微生物活性。这些机制的效果取决于病原体种类和细胞状态。在许多小鼠巨噬细胞实验中,一氧化氮的作用十分突出,但不能据此认定人血液单核细胞中一氧化氮的产生情况及其重要性也完全相同。一些病原体能够抵抗细胞内杀伤,或利用单核细胞及其后代细胞作为持续存留的场所。
炎症小体为炎症调控提供了另一层机制。这类细胞内蛋白质复合物可激活半胱天冬酶-1,后者将白细胞介素-1β前体和白细胞介素-18前体加工为具有活性的细胞因子。某些形式的激活还会触发细胞焦亡,这是一种伴随细胞膜成孔的炎症性细胞死亡方式。炎症小体的活性受到严格调控,因为同一套分子机制既可抵御微生物,也可损伤宿主组织。
单核细胞还将先天免疫的感知与适应性免疫联系起来。它们加工摄入的物质,并向T细胞展示肽片段,这一过程主要通过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Ⅱ类分子完成。然而,呈递抗原并不等于能够高效启动新的免疫应答:常规树突状细胞通常更适合启动初始T细胞的应答。单核细胞来源的细胞在炎症组织中重新刺激先前已活化的T细胞时,可能尤为重要;在这些组织中,抗原呈递、细胞因子和共刺激信号共同塑造免疫应答。
分化、组织修复与功能可塑性
进入组织后,单核细胞会接触到生长因子、细胞外基质分子、代谢物及邻近细胞,这些因素会重塑其细胞特性。一部分单核细胞分化为专门执行局部任务的巨噬细胞,另一部分则获得类似炎症性树突状细胞的特性。这些转变涉及转录、染色质可及性、代谢、受体表达及形态等方面的广泛变化。因此,分化远不只是细胞体积增大或获得某一种表面标志物。
发育谱系示踪研究显著修正了人们对单核细胞与组织巨噬细胞之间关系的认识。小胶质细胞是中枢神经系统中的巨噬细胞,主要起源于与卵黄囊相关的胚胎前体细胞,正常情况下依靠局部自我更新来维持。其他一些组织巨噬细胞群体也有相当一部分起源于出生前。相比之下,成年肠道固有层中的巨噬细胞则大量依赖循环单核细胞补充。单核细胞的贡献程度因器官而异;损伤使组织中出现可供定居的生态位后,这种贡献可能增加。
单核细胞来源的细胞通过清除碎屑、产生生长因子、调控新生血管形成以及影响成纤维细胞来参与修复。吞噬正在发生细胞凋亡的细胞,这一过程通常称为凋亡细胞清除作用,有助于防止具有促炎作用的细胞内物质释放。对濒死细胞的识别还可使吞噬细胞的信号传导转向抑制炎症和促进修复的程序。这些作用取决于具体情境:持续损伤可能使细胞不断募集,其速度超过清除过程恢复组织平衡的能力。
一种常见的传统框架将巨噬细胞活化分为促炎的“M1”状态和替代性活化的“M2”状态。这套术语主要源于受控刺激实验,例如让细胞接触干扰素γ或白细胞介素-4。它仍适合用于描述特定实验条件,却难以反映活体组织中单核细胞来源细胞的全部状态。单个细胞可以同时具有促炎、抗微生物、脂质处理和修复等特征,无法归入这两个极端中的任何一端。
代谢重塑为这些不断变化的功能提供支持。快速的炎症性活化往往会增强糖酵解,而线粒体代谢通路、脂质代谢以及氨基酸的可利用性则会影响分化和细胞因子的产生。这些关联并不意味着某种固定细胞类型具有普遍适用的代谢特征。即使细胞具有相似的表面标志物,氧分压、营养物质的可利用性、微生物产物及刺激持续时间也可能使其呈现不同的代谢模式。
在先前的暴露结束后,单核细胞的应答方式也可能发生改变。训练免疫是指与持久的代谢和表观遗传变化相关的应答增强;内毒素耐受则指反复接触脂多糖后,某些炎症介质的产生减少。这些状态并不等同于淋巴细胞中抗原特异性的免疫记忆。由于循环单核细胞的寿命相对较短,更持久的变化不仅可能涉及成熟细胞的改变,也可能涉及骨髓祖细胞的重编程。
在感染、炎症性疾病和癌症中的作用
单核细胞参与抵御多种细菌、真菌、病毒和寄生虫感染。它们在受累组织中发挥抗微生物作用,并协助协调其他免疫细胞的活动。不过,宿主保护与病理损伤密切相关。即使最初的应答确实针对病原体,过量释放细胞因子、持续募集或不恰当的活化仍可能损伤血管和器官。反过来,反应性降低也可能削弱对微生物的控制能力。
在脓毒症中,单核细胞可能在发生炎症性活化的同时,出现抗原呈递能力受损,以及对后续刺激的反应性降低。单核细胞 HLA-DR 表达降低是这种免疫功能障碍中研究较为充分的标志物,但解读时需要考虑检测方法和临床背景。将脓毒症描述为一概表现为细胞因子过量,并不准确:炎症过程和免疫抑制过程可能并存,在不同组织中表现不同,并随时间发生变化。
单核细胞募集在动脉粥样硬化中具有重要作用。这些细胞进入动脉壁,分化为巨噬细胞并摄取经修饰的脂蛋白,有时会成为富含脂质的泡沫细胞。局部炎症、病变内细胞死亡以及细胞碎片清除不足,共同推动斑块进展。单核细胞并非泡沫细胞的唯一来源——血管平滑肌细胞也可获得泡沫细胞的特征——而循环血液中单核细胞计数的变化,并不能直接反映斑块的活动程度。
在类风湿关节炎、炎症性肠病等慢性炎症性疾病中,募集而来的单核细胞及其衍生细胞可产生细胞因子、蛋白酶和其他介质,使组织炎症持续存在。它们的功能因解剖部位和疾病阶段而异。在血液中表型相似的细胞,进入组织后可能形成截然不同的功能程序,因此,某一循环单核细胞亚群增多并不是某种疾病的特异性表现。
在癌症组织中,募集而来的单核细胞可成为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群体的一部分。根据肿瘤类型及局部信号的不同,这些细胞可能有助于抗原呈递和肿瘤细胞杀伤,也可能促进免疫抑制、血管生长和组织重塑。一些肿瘤相关巨噬细胞源自原有的组织驻留细胞群,而非血液中的单核细胞。在解读旨在阻止细胞募集或清除巨噬细胞的实验时,考虑这种来源的多样性十分重要。
单核细胞持续增多也可见于克隆性血液疾病。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的特征是外周血单核细胞持续增多,同时伴有其他血液学、形态学和分子特征。仅凭单核细胞计数升高不能确诊。同样,单核细胞数量减少也有多种原因,包括骨髓疾病、治疗影响和罕见的遗传性疾病。GATA2 的致病性变异可引起一种综合征,表现为单核细胞显著减少,同时伴有其他免疫细胞群缺乏。这说明,单核细胞异常可能是更广泛的发育缺陷的一部分,而非孤立的变化。
测量、研究方法与不断演变的概念
常规血液检查会同时报告单核细胞占白细胞的百分比及其绝对浓度。成人常用的绝对计数参考区间约为每升 – 个细胞,但各实验室的参考范围有所不同。绝对计数通常比单独的百分比更有参考价值:百分比偏高可能是其他白细胞群体减少所致,而非单核细胞增多。判读结果时,还需考虑年龄、生理状况和短暂患病的影响。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综合利用细胞大小、光散射、染色及其他物理或化学特性对细胞进行分类。外周血涂片则可提供有关细胞形态、未成熟细胞和异常细胞群的补充信息。这两种方法单独使用时,都无法充分区分单核细胞亚群。流式细胞术可依据标志物进一步分类,通常将 CD14、CD16 与其他标志物结合使用,以排除淋巴细胞、粒细胞、树突状细胞及污染事件。
分析前条件会显著影响单核细胞的测量结果。处理前的延迟时间、抗凝剂的选择、温度、分离操作和冷冻均可能改变细胞存活率、标志物表达或对细胞因子的反应性。密度梯度分离和基于贴壁特性的纯化方法,可能改变所得细胞的组成或活化状态。由于 CD16 阳性细胞相对少见,而且部分亚群之间呈连续过渡,因此,要比较不同研究的结果,就必须保持仪器设置和设门规则的一致性。
分子层面的方法使分类不再局限于细胞表面表型。单细胞 RNA 测序可测量转录层面的差异,而染色质可及性检测有助于识别调控状态。蛋白质组学和代谢测量可补充仅凭信使 RNA 无法获得的信息。计算推断的轨迹可以提示不同状态之间的关系,但平滑连续的转录变化并不能证明一个细胞群直接产生另一个细胞群。直接标记、定时采样和实验干预,仍是检验发育相关论断的重要手段。
动物研究采用遗传谱系追踪、细胞转移、活体成像,以及选择性干扰受体或转录因子等方法。每种方法都有局限性。转移的细胞在分离后可能表现出不同的行为,辐照可能改变组织微环境,而原本用于标记单核细胞的遗传驱动系统,也可能标记巨噬细胞或其他髓系细胞。在人体研究中,稳定同位素标记和移植后的观察可提供补充证据,但许多组织层面的发育问题仍然较难直接验证。
历史上,对单核细胞的认识逐渐从形态转向发育与功能。埃利·梅契尼科夫在十九世纪开展的研究确立了吞噬作用作为核心防御机制的地位。单核吞噬细胞系统这一概念于 1969 年提出,并在后续研究中得到发展,强调骨髓前体细胞、血液单核细胞与巨噬细胞之间的谱系联系。后来的命运示踪研究表明,这一模型无法解释许多组织驻留巨噬细胞的产前起源及其局部维持。因此,当前研究会区分细胞的起源、当前分子状态、解剖位置以及经实验证实的功能,而不再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视为完整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