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性免疫是固有免疫系统的一种功能性记忆:细胞初次接触微生物、微生物产物或炎症刺激后,对后续刺激的反应方式会发生改变。这些变化在初始刺激消失后仍可持续存在,也可影响机体对其他无关因子的反应。维持这些变化的是细胞代谢和基因调控的改变,有时还涉及新免疫细胞的生成,而非适应性免疫所特有的抗原受体重排。
这一概念拓展了对免疫记忆的传统认识;过去,免疫记忆几乎被认为是淋巴细胞独有的特性。它有助于解释寿命短暂的固有免疫细胞如何参与宿主防御的长期变化,以及既往感染或环境暴露为何会影响后续的炎症反应。训练并不一定有益:增强抗微生物防御的同一套机制,也可能使有害的炎症持续存在。
训练性免疫研究将染色质和代谢的分子层面研究,与疫苗接种、血细胞发育、组织免疫及慢性疾病研究联系起来。其中一项核心挑战,是将真正的记忆与持续刺激、细胞组成变化及常规适应性免疫反应区分开来。
概念边界与历史发展
经典免疫学将宿主防御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反应迅速、应答范围广泛的先天免疫,另一部分是反应较慢、能够形成高度特异性记忆的适应性免疫。在这一框架下,T细胞和B细胞通过抗原特异性克隆的选择与持续存留,保留先前接触抗原的信息。它们通过包括V(D)J重组在内的过程产生多样化的受体。训练性免疫不依赖这套受体生成机制,而是改变细胞启动特定防御程序的准备状态。
来自多个研究方向的证据逐渐对先天防御与免疫记忆之间的严格划分提出了挑战。植物和无脊椎动物虽然没有脊椎动物的适应性免疫系统,却也会在先前暴露后表现出更强的抵抗力。实验研究还发现,先前接触微生物可以提高机体抵抗其他无关感染的能力。2011年,米哈伊·内特亚(Mihai Netea)及其同事提出训练性免疫这一概念框架,将这些观察结果与先天免疫细胞持久的功能变化联系起来。后续研究为其细胞和分子机制提供了直接证据。
2012年发表的两项研究成为这一领域的重要里程碑。杰西卡·昆廷(Jessica Quintin)及其同事发现,在实验系统中,接触白色念珠菌(Candida albicans)或真菌β-葡聚糖可使后续反应增强,其中单核细胞和表观遗传调控发挥了重要作用。约翰内克·克莱因尼恩豪斯(Johanneke Kleinnijenhuis)及其同事报告,接种卡介苗(BCG)可增强人类单核细胞对无关微生物刺激的反应,并伴随组蛋白甲基化的变化。这些发现有助于将早期关于非特异性保护的观察,与实验中可测量的先天免疫细胞状态联系起来。
在实验操作层面,训练过程需要包含在时间上分隔的几个阶段:初次刺激、急性反应消退的间隔期,以及后续再次刺激。这使其有别于即时激活,也有别于预激;在预激中,第二个信号到来时,第一次反应仍在持续。不过,这些界限并非绝对,因为免疫状态始终处于连续变化之中,而且有时难以排除残余刺激的影响。
训练性免疫也有别于免疫耐受,尤其是反复接触细菌内毒素后可能出现的炎症反应减弱。训练通常指反应能力增强,而耐受则指特定通路的反应能力降低。两者都涉及持久的重编程,也可以在同一个细胞内并存:炎症性细胞因子的产生可能减少,而抗微生物功能仍然保留。因此,先天免疫中的“记忆”描述的是反应潜能的改变,而不只是免疫活性的全面增强。
诱导刺激与识别通路
当某次暴露激活了能够在细胞内留下持久印记的受体和信号通路时,免疫训练便由此启动。实验中常用的重要刺激物包括真菌β-葡聚糖、卡介苗(BCG)、某些微生物成分,以及与组织损伤或代谢紊乱相关的内源性产物。它们的作用取决于浓度、作用时长、暴露途径以及应答细胞原先的状态。同一类刺激在不同条件下可能引发训练、耐受或细胞损伤。
真菌β-葡聚糖是存在于许多真菌细胞壁中的多糖。C型凝集素受体Dectin-1识别这类多糖后,会激活涉及脾酪氨酸激酶及其下游炎症通路的信号传导。在广泛采用的人单核细胞实验中,细胞短暂接触β-葡聚糖后,经洗涤去除刺激物,再静置培养数日。随后再次受到刺激时,这些细胞产生的肿瘤坏死因子和白细胞介素-6可能多于未经训练的对照细胞。具体应答取决于β-葡聚糖的结构、制备方法和实验条件。
卡介苗是牛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bovis)的减毒活菌株,用作预防结核病的疫苗。它会激活多种识别系统,而非仅作用于一条训练通路。其中一个重要组分是NOD2,这是一种胞内受体,能够识别源自细菌肽聚糖的胞壁酰二肽。人类细胞研究已将NOD2信号传导与卡介苗诱导的重编程联系起来。由于卡介苗含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且接种后可在体内持续存在,因此其作用比纯化受体配体更为复杂。
在慢性炎症性疾病研究中,非微生物刺激诱导的免疫训练尤其受到关注。经氧化修饰的低密度脂蛋白可使培养的单核细胞产生更强的炎症反应,同时引起脂质处理和基因调控方面的变化。利用晶体及其他无菌性炎症刺激物开展的实验同样表明,先天免疫记忆并不一定源于感染。这些观察结果提示,反复发生的代谢性损伤可能与持续的炎症反应模式有关,但尚不能据此认定,每一次此类暴露都会在人类中引起持久的免疫训练。
其他细胞释放的信号也能传递或增强训练效应。白细胞介素-1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种细胞因子可将局部刺激与免疫细胞发育和应答能力的更广泛变化联系起来。干扰素及其他介质也会在特定刺激条件下发挥作用。因此,起始事件既可能是后来保留记忆的细胞直接识别刺激,也可能是细胞间接暴露于炎症环境,还可能兼有两者。所以,仅确定起始受体并不足以解释最终形成的训练状态。
染色质重塑与应答改变的持续性
训练性免疫的一个核心特征是染色质的修饰。染色质由DNA及其相关蛋白质组成,调控遗传信息的可及性。先天免疫细胞在训练后,其底层的脱氧核糖核酸序列通常保持不变,但某些基因会变得更容易或更难被激活。这是表观遗传学调控的一个实例:细胞状态发生持久改变,而无须改变核苷酸序列。
大量证据涉及组蛋白的化学修饰,DNA缠绕在这些蛋白质周围,形成包装结构。与训练相关的变化包括:某些启动子处的组蛋白H3第4位赖氨酸三甲基化(简称H3K4me3)增加,以及调控区域的H3K4me1和H3K27ac发生变化。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标记与处于活跃状态或已做好激活准备的染色质相关。它们的意义取决于所在位置和具体情境;没有任何一种组蛋白修饰能够作为训练性免疫的通用分子标志。
称为增强子的调控区域尤为重要。有些增强子在刺激前就已处于可及状态,另一些则在初次应答过程中变得可及。刺激结束后,调控区域可能保留某些特征,使其能够更快或更强地再次激活。转录因子募集以及调控复合物组织方式的变化,由此可以改变后续的基因表达。Sadia Saeed及其同事于2014年发表的研究,帮助揭示了人类单核细胞分化、训练和耐受所涉及的不同表观基因组程序。
这种持续性并不意味着炎症相关基因始终处于活跃状态。经过训练的细胞,其细胞因子产量可能已恢复至接近最初的基线水平,但应答能力仍有所改变。区分基线活性与应答潜能至关重要:在再次刺激前进行的测量可能无法发现功能性记忆;而未经静息间隔的持续炎症,虽然可能表现得类似训练效应,却不足以证明训练性免疫的存在。
还必须区分染色质层面的关联与因果机制。激活性组蛋白标记可能是转录的结果,而非最初承载记忆的因素。更有力的证据来自对添加或去除这些标记的酶进行操控、破坏相关调控元件,或随时间追踪变化。这类实验仍然难以开展,因为染色质调控因子往往对细胞存活和分化具有广泛影响。
其他调控层面包括DNA甲基化、非编码RNA和基因组高阶组织结构。它们的作用因细胞类型和刺激而异。因此,表观遗传记忆更适合被理解为一种分布于多个层面的调控状态,而非单一的分子开关。在能够分裂的前体细胞中,这种状态的某些组成部分可以影响后代细胞;在长寿命组织细胞中,持久的变化则可以保留在最初受到刺激的细胞群体内。
代谢重编程及其与基因调控的联系
训练会改变免疫细胞获取和利用营养物质的方式。代谢并非只是为一套独立运作的免疫程序提供能量:代谢中间产物还会调节信号传导和染色质修饰酶的活性。这就在初次暴露时细胞所经历的条件与其后续反应能力之间建立了机制上的联系。
一项具有重要影响的发现是,β-葡聚糖训练会促进糖酵解增强,即使在仍有氧供应的条件下也是如此。Shih-Chin Cheng及其同事于2014年发表的研究将这一转变与Akt–mTOR–HIF-1α信号轴联系起来。糖酵解能够快速供能,并为生物合成提供中间产物。在初始训练阶段抑制相关通路,可减弱后续细胞因子反应的增强效应,这支持了这些代谢变化具有功能性作用,而非仅仅是伴随现象。
不过,具体的代谢程序取决于刺激类型。卡介苗(BCG)诱导的训练与糖酵解及线粒体氧化磷酸化的变化均有关联。因此,将受训细胞简单描述为不再进行线粒体呼吸会造成误导。不同的训练状态可同时表现为葡萄糖利用增加、线粒体活性改变,以及氨基酸或脂质代谢的变化。
柠檬酸循环是连接代谢与表观遗传调控的重要环节。在某些β-葡聚糖模型中,谷氨酰胺代谢会促使延胡索酸积累。延胡索酸可抑制某些依赖α-酮戊二酸的酶,包括组蛋白去甲基化酶,从而影响活化性染色质标记的持续存在。这说明,代谢物浓度的变化能够改变控制基因可及性的酶的活性。
脂质代谢提供了另一种联系。参与胆固醇生物合成的甲羟戊酸通路,被发现与实验中的训练过程有关。甲羟戊酸能够影响生长因子信号传导及下游代谢通路,从而将合成代谢程序与炎症反应能力的增强联系起来。这些结果并不意味着血液胆固醇浓度可直接衡量训练性免疫:循环中的脂质水平、细胞内通路活性和免疫细胞记忆是不同的变量。
对代谢干预的结果需要谨慎解读。阻断糖酵解或线粒体功能,可能损害细胞存活、增殖或对第二次刺激的即时反应,而这些影响可以独立于记忆形成过程发生。因此,实验必须区分干预对诱导、维持和再应答各阶段的影响。代谢物丰度测量还需辅以通量分析,因为细胞内某种代谢物的储量较大,并不一定表明相应通路运转迅速。综合这些因素,就能理解为何训练性免疫被描述为免疫代谢重编程,而非某一种固定的代谢表型。
骨髓祖细胞与组织驻留记忆
循环单核细胞的寿命似乎给持久的先天免疫记忆带来了一个难题。许多单核细胞在血液中仅停留数日,但某些暴露引起的功能变化在数月后仍可检测到。一种解释是,训练会影响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和祖细胞,进而改变它们随后产生的细胞。这通常被称为中枢训练性免疫,以区别于外周组织中成熟细胞的重编程。
2018年,扬尼斯·米特鲁利斯(Ioannis Mitroulis)和伊娃·考夫曼(Eva Kaufmann)分别领导的研究在小鼠中揭示了这一过程相互补充的不同方面。β-葡聚糖暴露改变了祖细胞活性和髓系细胞的生成,而卡介苗(BCG)暴露则使造血干细胞发生重编程,这种重编程与巨噬细胞功能的改变以及对实验性分枝杆菌感染的保护作用相关。这些实验表明,先天免疫记忆可能涉及免疫细胞生成环节的变化,而不只是在终末分化细胞内持续存在。
在特定实验体系中,白细胞介素-1和干扰素-γ等信号可影响这些祖细胞的反应。相关变化可能包括祖细胞增殖增加、代谢改变、染色质可及性改变,以及分化向髓系偏移。这些效应并不等同于干细胞的无限扩增。持续的炎症刺激也可能损害干细胞功能,其后果取决于刺激的强度和持续时间。
人体研究证据支持这一机制具有相关意义,但与受控动物实验相比,证据仍较为有限。2020年,布兰科·齐罗维奇(Branko Cirovic)及其同事研究了接种卡介苗后的骨髓和外周血反应,发现的变化与造血祖细胞及其后代细胞发生重编程相吻合。人体研究无法常规采用小鼠实验中可用的大规模谱系追踪或移植操作,因此依赖重复采样和整合性分子分析。
长寿命的组织驻留细胞为记忆的持续提供了另一条途径。许多巨噬细胞群体能够在局部自我维持,使既往暴露得以长期影响同一细胞群体。在脑内,小胶质细胞在全身性或局部炎症事件后,其反应可能发生改变。小鼠研究表明,根据暴露时序的不同,既可能出现类似训练的反应增强,也可能出现类似耐受的反应抑制。
区分中枢训练与外周训练虽有帮助,却不足以涵盖全部情况。骨髓来源的细胞会进入组织,组织炎症会向骨髓反馈信号,而局部环境则可能强化或覆盖既往形成的程序。因此,持续的组织反应可能反映长寿命驻留细胞的作用、细胞募集的改变、持续的环境信号,或多种机制的共同作用。要确定哪种机制占主导地位,需要同时追踪细胞的谱系来源和功能状态。
不同细胞类型和生物中的先天免疫记忆
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是训练性免疫中研究最充分的例子,但并非只有这些细胞能够表现出记忆样行为。自然杀伤细胞提供了一个尤为重要的比较对象。某些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群体会在感染后扩增并持续存在,而细胞因子刺激也能产生后续反应增强的细胞群体。这些细胞的生物学特性表明,先天淋巴细胞能够保留先前刺激的信息,不过其机制并不总是与髓系细胞的训练机制相同。
在小鼠中,巨细胞病毒感染会促使表达活化性受体Ly49H的NK细胞扩增,该受体能够识别一种病毒蛋白。在人类中,巨细胞病毒暴露与具有独特特征的NK细胞群体相关,其中通常包括表达NKG2C、信号传导及表观遗传特征发生改变的细胞。因此,某些NK细胞记忆比训练后的单核细胞通常所强调的广泛异源反应性更具受体选择性。在实验中,以白细胞介素-12、白细胞介素-15和白细胞介素-18诱导产生的细胞因子诱导型记忆样NK细胞,则展示了另一条基于既往炎症刺激的形成途径。
中性粒细胞在接受训练刺激后也可能出现功能改变。由于其寿命较短,骨髓中细胞生成与成熟过程的变化尤为重要。有关粒细胞训练性反应的研究报告,必须区分两种情况:单个成熟细胞发生重编程,或新生成且具有不同特性的细胞被释放出来。树突状细胞也存在类似问题,其抗原呈递功能的改变既可影响后续适应性免疫反应,也可影响先天免疫防御。
记忆样反应也存在于专职免疫细胞之外。针对上皮干细胞(包括皮肤干细胞)的实验研究表明,先前的炎症能够改变染色质,并加快细胞对后续组织损伤的反应。这些发现提示,组织防御系统能够保留既往损伤的记录。不过,上皮炎症记忆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单核细胞训练:两者的细胞类型、功能表现及持续时间均有差异。
比较生物学提供了更广阔的背景。植物可在局部感染后建立系统获得性抗性,而多种无脊椎动物则表现出免疫预激,使其在再次暴露后的存活情况或病原体控制能力发生变化。这些生物缺乏脊椎动物式的B细胞和T细胞免疫,因此为有效的免疫记忆并不依赖经过重排的抗原受体提供了重要证据。
这些相似之处不应被误认为存在某种共同保守机制的证据。植物防御可涉及信号网络、代谢物,有时还涉及持久的表观遗传变化,而这些机制与哺乳动物的相关通路存在显著差异。无脊椎动物的研究结果因物种和病原体而异,某些表面上的记忆现象也可能反映的是持续感染或保护性因子的转移。因此,“先天免疫记忆”是一个宽泛的比较性范畴,而训练性免疫则指其中一组更为特定、已通过实验表征的细胞重编程形式。
实验模型与证据标准
一种常见的实验室模型以从血液中分离的人单核细胞为起点。细胞接受约24小时的训练刺激后,经洗涤去除刺激物,再静置培养数天,随后用第二种刺激物进行挑战。根据具体方案,再次刺激通常安排在第六天或第七天左右。研究人员将这些细胞与培养条件相同、但未接受首次刺激的细胞进行比较,评估肿瘤坏死因子或白细胞介素-6等细胞因子的生成是否增强。
这一设计将诱导阶段与再次应答阶段分开,但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复杂因素。单核细胞会在培养过程中分化,而血清组成、细胞密度、贴壁情况和供者特征均可能影响结果。训练刺激可能改变细胞的存活或分化情况,使再次刺激时的细胞群体组成发生变化。因此,细胞因子浓度升高可能只是反映活细胞数量增加,而非单个细胞的反应增强。细胞计数、活力测定、表型分析和归一化处理因而都是结果解读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功能评估并不限于细胞因子分泌。研究还会测量吞噬作用、微生物杀伤能力、活性氧生成、迁移,以及对组织损伤或病原体负荷的影响。这些指标并不一定同步变化。大量释放促炎细胞因子未必意味着抗微生物保护作用更强,而病原体控制能力的改善本身也不足以证明这一效果由训练所致。
分子方法有助于界定其背后的细胞状态。流式细胞术用于鉴定细胞群体及其活化特征。RNA测序用于测定转录程序,染色质免疫沉淀分析则用于绘制组蛋白修饰或蛋白质结合的分布图谱。转座酶可及染色质测序用于测量染色质可及性。单细胞方法尤其有助于区分同一细胞类型内部的变化与不同细胞群体比例的变化。代谢组学和同位素示踪实验则用于评估代谢变化及代谢通路通量。
动物实验可通过受体基因敲除、细胞清除、移植以及受控的病原体挑战来检验相关机制。缺乏功能性适应性免疫淋巴细胞的模型,有助于确认某种保护作用是否不依赖常规的T细胞或B细胞记忆。不过,这类动物的免疫系统发育已发生改变,其结果不能直接外推至免疫系统完整的人类。
有力的证据需要同时具备几个要素:诱导与再次应答在时间上分离、去除或排除初始刺激物、可重复的功能变化,以及机制层面的支持。因果证据最强的研究会对假定的记忆维持通路进行干预,而不是仅仅使整个免疫反应失效。一个尚未解决的重要方法学问题是,目前缺乏适用于所有训练性免疫的通用生物标志物。不同刺激可能产生不同的分子状态,因此,现阶段没有任何单一的细胞因子检测、组蛋白标记或血液转录特征能够识别所有形式的训练。
人体疫苗接种与临床证据
卡介苗(BCG)一直是人类训练性免疫研究的重点,因为它应用广泛,而且其作用可能超出原本针对的分枝杆菌。流行病学研究和部分临床试验报告,接种卡介苗后,与结核病无关的感染发生情况或死亡率有所不同。这些观察结果推动了机制研究,但仅凭流行病学关联无法确立训练性免疫的作用:疫苗接种时机、基础健康状况、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同期接种的其他疫苗等因素,都可能影响结局。
人体实验研究更直接地将疫苗接种与固有免疫重编程联系起来。研究人员发现,接种卡介苗后,单核细胞的细胞因子反应、代谢及染色质均发生了变化。在罗布·阿茨(Rob Arts)牵头开展的一项2018年研究中,健康志愿者先接种卡介苗,随后接受减毒黄热病疫苗攻毒。卡介苗接种与随后较低的疫苗病毒血症水平相关,而白细胞介素-1相关反应则与观察到的保护作用有关。这项受控攻毒研究支持卡介苗具有相应的生物学活性,但并未证实它能对自然发生的病毒感染提供广泛保护。
临床评价还需要更进一步:证明其在目标人群和特定疾病情境中具有获益。随机对照试验可以检验疫苗接种是否改变预先设定的临床结局,配套的实验室研究则可考察训练性免疫是否介导了这一效应。即使某项干预改变了固有免疫检测指标,这种改变也未必是其临床结局的成因。反过来,临床获益也可能涉及常规的适应性免疫、病原体暴露的变化或其他机制。
COVID-19大流行为将卡介苗用于非特异性保护的提议提供了大规模检验的机会。早期国家间的生态学比较极易受到人口年龄结构、疫情发生时间、检测情况及卫生系统差异的影响。后续随机研究并未证实卡介苗能有效预防COVID-19。尤其是2023年报告的BRACE试验,未显示卡介苗能够降低医护人员中主要COVID-19结局的发生率。这些发现说明,机制上的合理性和有利的免疫学指标不能替代临床终点。
对结果的解释还取决于年龄、既往卡介苗接种史、疫苗菌株、给药途径、距接种的时间间隔,以及所面临的感染挑战。不能假定新生儿中的研究结果同样适用于老年人,也不能将对某一种感染的作用推广到所有病原体。因此,旨在诱导训练性免疫的干预试验,评估的是特定产品在特定人群中的效果,而不是一种普遍适用的“免疫力增强”。
卡介苗仍是一种已获确立的结核病疫苗,而其拟议中的更广泛用途则属于需要另行研究的问题。训练性免疫为探究这些问题提供了框架,但其本身并不能证明新增疫苗接种适应证的有效性或安全性。
慢性疾病、治疗研究与未解问题
先天免疫的持久重编程,为解释既往暴露与慢性炎症性疾病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种可能机制。在动脉粥样硬化中,修饰脂蛋白和代谢性炎症可影响单核细胞功能与血细胞生成。实验研究表明,这类刺激能够诱导类似训练性免疫的状态,提示短暂的代谢紊乱可能通过这一途径,在紊乱消退后仍持续产生影响。不过,与在培养细胞或动物中证实这一机制相比,确定其对人类心血管事件的贡献仍更为困难。
阿内特·克里斯特及其同事于2018年发表的一项重要小鼠研究发现,西式饮食会引起先天免疫和髓系祖细胞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在动物恢复标准饮食后仍然存在。该研究提示,包括NLRP3炎症小体在内的炎症信号通路参与了这一反应。由于实验采用的是一种具有特定遗传易感性的小鼠模型,其结果是在明确条件下证实了一种机制,而非直接估计这种现象在人类中的风险或持续时间。
肥胖、糖尿病、反复发作的炎症性疾病及组织损伤也涉及类似问题。研究在多种疾病背景下发现了单核细胞反应的改变,以及表观遗传或代谢方面的特征。这些发现可以与训练性免疫相符,但慢性疾病往往会持续提供刺激。因此,必须区分某种状态究竟是对既往暴露所保留的记忆,还是对当前病理过程的持续反应。仅仅与实验诱导的训练状态相似,并不足以确定该状态的起源。
在癌症领域,研究人员正探索利用训练性免疫改变髓系细胞的行为,并增强抗肿瘤反应。膀胱内灌注卡介苗是某些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的成熟治疗方法,可引发复杂的局部免疫反应。先天免疫重编程可能参与其中,但尚不能将其视为解释疗效的唯一已确立机制;适应性免疫反应以及肿瘤微环境中的相互作用同样重要。涉及微生物产物、颗粒或靶向递送的实验性策略,仍应与已证实有效的临床治疗加以区分。
治疗研究有两个相反的目标:诱导具有保护作用的训练性免疫,以及抑制适应不良的免疫记忆。候选靶点包括炎症信号通路、代谢酶和染色质调控因子。这些靶点具有广泛的生物学作用,因此如何实现选择性干预是一大难题。减轻有害炎症持续状态的治疗,也可能削弱抗微生物防御或正常造血;而诱导训练性免疫的干预,若用于不适当的情境,则可能加重组织损伤。
若干基本问题仍未解决。不同训练状态的持久性和可逆性尚未得到全面厘清,尤其是在人类中。干细胞、长寿命组织细胞以及反复的环境刺激各自发挥多大作用,因具体情境而异。性别、年龄、遗传变异、微生物群和既往感染,都可能影响训练性免疫的诱导及其再次应答。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开展纵向研究,将明确的暴露、特定细胞中的分子变化与具有临床意义的结局联系起来,而不能将炎症增强本身视为足以衡量免疫记忆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