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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钙素基因相关肽

降钙素基因相关肽是一种感觉神经肽,调节血管张力、痛觉传递及神经免疫交流,也是偏头痛治疗的重要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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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神经元免疫系统偏头痛可变剪接二硫键α螺旋翻译(生物学)降钙素基因…

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是一种由37个氨基酸组成的信号肽,主要存在于感觉神经元中。它是已知效力最强的内源性血管扩张物质之一,参与痛觉传递、局部组织反应,以及神经系统与免疫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流。人体可产生两种结构高度相似的形式,即α-CGRP和β-CGRP,分别由不同的基因编码。其名称源于一项发现:α-CGRP和激素降钙素可由同一基因的转录产物经不同加工过程产生,而并不意味着这两种肽具有相同的生理功能。

对偏头痛的研究使CGRP在医学领域受到广泛重视。来自人体诱发试验、药理学研究和临床试验的证据表明,CGRP信号传导是偏头痛生物学机制中可实施治疗干预的环节。能够中和CGRP或阻断其受体的药物已用于预防偏头痛,部分受体拮抗剂也用于急性期治疗。除头痛疾病外,CGRP还为理解感觉神经的作用提供了一个研究模型:感觉神经不仅向大脑传递信息,还主动调节血管、上皮屏障和免疫反应。

发现、分子特征与基因组织结构

1982年,苏珊·阿马拉、迈克尔·罗森费尔德及其同事在研究大鼠降钙素基因时发现了CGRP。他们的研究表明,单个基因可以通过组织特异性的加工过程产生不同的信使RNA。在甲状腺组织中,该基因的表达主要产生降钙素;在神经组织中,则由另一种转录本编码CGRP。这成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早期实例,说明可变剪接和其他选择性RNA加工方式如何扩展单个基因的功能产物范围,而不必为每一种成熟的信号分子分别配备一个基因。

在人类中,α-CGRP由位于11号染色体上的CALCA基因编码。产生降钙素的转录本主要使用外显子1—4及一个近端多聚腺苷酸化位点,而产生CGRP的转录本则将外显子1—3与外显子5—6连接起来,并采用更远端的加工途径。这些选择改变了送至核糖体的编码序列。由此形成的产物在结构、受体及主要生物学作用方面均有不同:降钙素参与钙调节,而CGRP则尤其与感觉信号传递和血管调控有关。

人类β-CGRP由邻近的CALCB基因编码。成熟的α型和β型肽均含37个氨基酸,其中有3个位置的氨基酸不同,两者的药理活性大体相似。它们的表达模式并不完全相同:α-CGRP在许多感觉神经元中较为丰富,而β-CGRP在肠神经系统中有重要分布。这种区别并非绝对,两种肽也可能出现在同一器官中。实验所用的抗体和检测方法并不总能区分这两种亚型,因此,所报告的“CGRP”测量值可能反映的是两者的总免疫反应性。

成熟肽的分子质量约为3.8千道尔顿。第2位和第7位半胱氨酸残基之间的二硫键在氨基端附近形成一个环,而羧基端的苯丙氨酸则发生酰胺化。这两个特征均有助于其发挥生物活性。氨基端区域对受体激活尤为重要,而羧基端部分则对受体结合起着重要作用。在适宜的分子环境中,该肽的部分序列还会形成α螺旋构象。

CGRP属于降钙素肽家族,该家族还包括胰淀素、肾上腺髓质素和中介素,后者也称肾上腺髓质素2。这些肽具有共同的结构特征,所利用的受体组分也存在重叠,但它们并不能相互替代。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有助于解释,为何受体分类不能仅靠鉴定单一受体蛋白。它们的这种关系也为肽浓度足够高时出现的交叉反应性提供了分子基础,这是解读实验室研究结果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生物合成、神经元分布与释放

CGRP的合成始于一种较大的前体,而非直接生成由37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成熟肽。翻译完成后,信号序列引导前体进入分泌途径。经过蛋白水解加工、二硫键形成和羧基末端酰胺化,前体转变为活性肽。参与加工的分子包括前激素切割酶和肽基甘氨酸α-酰胺化单加氧酶。成熟的CGRP被包装进致密芯分泌囊泡,沿轴突运输至释放部位。

CGRP的一个主要来源是背根神经节和三叉神经节中的中、小直径感觉神经元群。许多含CGRP的神经纤维是无髓鞘的C类纤维或薄髓鞘的Aδ类纤维,但这种肽的表达与纤维的传导类别并非完全对应。这些神经元支配皮肤、关节、肌肉、内脏和脑膜。在中枢神经系统内,它们的末梢投射至脊髓背角浅层和三叉神经脊束核等感觉信息处理区域。

CGRP还存在于胃肠道内在神经元以及大脑内的若干神经元群中。在神经肌肉接头处,运动神经元也是CGRP的来源,这表明CGRP并非仅与痛觉有关。因此,对其分布的描述必须细化到细胞类型及其投射,而不能仅根据整个器官的测量结果作出推断。某种组织即使富含含CGRP的神经纤维,其中的CGRP也可能来自胞体远在该组织之外的神经元。

CGRP的释放通常发生在膜去极化以及钙离子经电压门控通道内流之后。例如,辣椒素可激活对热和化学刺激敏感的TRPV1受体通道,从而触发感觉神经末梢分泌CGRP。其他刺激包括组织酸化、炎症介质以及机械或化学刺激,具体取决于神经元群。由于致密芯囊泡释放所需的激活条件不同于小分子递质的释放条件,CGRP的分泌往往在持续或强烈的神经元活动期间尤为显著。

感觉神经元既可在中枢端,也可在外周端释放CGRP。中枢端释放可调节脊髓或脑干中的信息传递,外周端释放则可改变血管张力和局部细胞的行为。在轴突反射中,兴奋沿感觉轴突的分支传播,促使邻近的外周末梢释放介质,而无须经过中枢神经系统构成完整的反射回路。

与许多经典递质不同,释放后的CGRP并非主要通过被神经末梢快速再摄取而清除。其作用受到扩散、受体调节和酶促降解的限制。它在循环中的存留时间为数分钟,具体测得的估计值取决于实验条件。因此,血浆浓度并不能准确反映活跃神经末梢附近短暂出现、且可能高得多的局部浓度。

受体结构与细胞内信号传导

经典的CGRP受体是一种分子复合物,其主要组分为降钙素受体样受体(通常缩写为CLR)和受体活性修饰蛋白1(RAMP1)。CLR由 CALCRL 编码,属于B类G蛋白偶联受体家族。RAMP1是一种单次跨膜蛋白,参与决定受体的转运和配体识别。研究还表明,一种名为受体组分蛋白的细胞内辅助蛋白有助于受体与下游信号通路高效偶联。

1998年,琳达·麦克拉奇及其同事的研究阐明了RAMP的重要性。CLR与RAMP1结合后,呈现出典型的CGRP受体特性;而与RAMP2或RAMP3结合后,则形成优先由肾上腺髓质素激活的受体。因此,受体的特性取决于蛋白质之间的组合,而不仅仅取决于七次跨膜受体的序列。这些组分相对丰度的差异,是形成组织特异性药理学特征的因素之一。

在经典受体上,CGRP主要激活刺激性G蛋白 GsG_s,进而刺激腺苷酸环化酶。该酶将三磷酸腺苷转化为环磷酸腺苷,即cAMP。简化的信号传导过程如下:

CGRP→CLR–RAMP1→Gs→adenylyl cyclase→cAMP.\text{CGRP} \rightarrow \text{CLR–RAMP1} \rightarrow G_s \rightarrow \text{adenylyl cyclase} \rightarrow \text{cAMP}.

cAMP水平升高会激活蛋白激酶A及其他对cAMP敏感的效应分子。最终反应因细胞类型而异:在血管平滑肌中引起舒张,在神经元中改变兴奋性,或在免疫细胞和基质细胞中改变介质的生成。在特定细胞或实验条件下,受体也可与其他信号通路偶联。

配体识别遵循许多B类肽受体所共有的双结构域机制。肽的羧基端区域与受体的细胞外结合结构相结合,RAMP1也参与其中;氨基端区域则与受体的跨膜核心相互作用,促进受体激活。冷冻电子显微术已解析出活化状态下CGRP受体复合物的结构,帮助阐明了肽的识别机制以及受体阻断药物的结合位点。多种小分子拮抗剂的结合位点位于CLR与RAMP1的界面附近。

CGRP还可激活由降钙素受体与RAMP1组成的AMY1受体。这给结果解释带来了一个重要问题:观察到CGRP引起的生物学反应,并不意味着就能确定该反应由CLR–RAMP1介导。受体表达情况、拮抗剂的选择性以及肽的浓度都很重要。肽片段CGRP(8–37)被广泛用作实验性拮抗剂,虽然具有实用价值,但并不能在所有条件下都作为具有充分选择性的鉴别手段。

受体激活后会发生一系列调控过程,包括磷酸化、募集抑制蛋白以及内化。内化的受体可循环返回细胞表面,也可被降解,有时还可继续从细胞内区室传递信号。这些过程影响反应的持续时间和脱敏的形成,也解释了为何仅凭受体丰度无法全面预测组织的敏感性。

血管作用与心血管生理学

CGRP在许多血管床中都是一种强效的血管舒张剂。含有这种肽的感觉神经纤维沿动脉和小动脉走行,常位于血管壁外层。CGRP释放后,可在局部作用于平滑肌,降低其收缩张力。在合适的实验制备中,极低浓度的CGRP就能引起可测得的舒张反应,不过其效力会随物种、血管大小、受体表达水平及初始收缩状态而变化。

CGRP作用于平滑肌的主要机制涉及cAMP依赖性信号传导。蛋白激酶A可改变钾通道、钙调控系统,以及决定收缩装置对钙敏感性的蛋白质的活性。由此产生的细胞膜及生化变化有利于平滑肌舒张。视血管而定,CGRP还可能调动涉及一氧化氮的内皮机制。并非所有血管床中的反应都必须有内皮参与,因此,将所有CGRP反应都描述为依赖一氧化氮并不准确。

局部释放的CGRP可增加组织血流量,而不引起全身动脉压强的显著变化。这一区别是理解其生理作用的关键。局限于已激活神经周围微环境中的高浓度CGRP可影响附近的阻力血管,而只有少量进入全身循环。相比之下,静脉给药会使许多血管床同时暴露于CGRP,可引起潮红、血压下降及代偿性心率加快。

在皮肤中,CGRP参与感觉神经激活后出现的红晕反应。其血管作用可与神经或免疫细胞释放的其他介质相互影响。在若干实验体系中,与之相关的感觉神经肽P物质尤其与血管通透性增加有关,而CGRP在增加血流量方面的作用尤为显著。二者的共同作用促成了神经源性炎症概念的确立,但每种介质的相对贡献因器官和物种而异。

实验研究还探讨了CGRP在心血管应激过程中的保护作用。在动物模型中,感觉神经元来源的CGRP可对抗血管收缩、维持组织灌注,并改变机体对缺血或血压升高的反应。这些发现为其可能的生理作用提供了依据,但并未证明向心血管疾病患者给予CGRP具有治疗益处。此外,这种肽存留时间短,且血流动力学影响广泛,也限制了其全身给药的应用。

内源性CGRP的血管功能与抑制其通路的药物的安全性评估密切相关。阻断受体不等同于直接使血管收缩,靶向CGRP的偏头痛药物也不具备曲普坦类药物那样直接收缩血管的作用机制。不过,在特定心血管状况下,阻断该通路是否可能改变代偿反应,仍是一个需要单独研究的问题。因此,临床试验和上市后监测的证据,必须与离体血管或基因修饰动物研究的结果分开解读。

伤害性感受与偏头痛的生物学机制

CGRP 参与伤害性感受,即神经系统对潜在损伤性刺激的处理,但神经元中存在 CGRP,并不意味着该神经元只传递疼痛信号。在脊髓背角和三叉神经脑干通路中,CGRP 可促进突触传递,并与依赖谷氨酸的信号传导相互作用。这些神经回路的持续活动会促成敏化,使神经元对传入刺激的反应增强。疼痛本身是由分布于不同部位的神经系统共同产生的感知体验,并非肽浓度的直接反映。

偏头痛研究尤其关注三叉神经血管系统,该系统包括三叉感觉神经元,以及它们与颅内血管、脑膜和中枢信息处理通路之间的联系。许多脑膜感觉神经纤维含有 CGRP。这些纤维激活后,会在血管及其他外周靶点附近释放该肽,同时经由三叉神经节和脑干传递信号,将神经活动信息传向更高级的脑区。神经元、卫星胶质细胞、血管细胞和炎症介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可影响这一网络的反应性。

多方面的人体研究证据将 CGRP 与偏头痛联系起来。1990 年,彼得·戈兹比、拉尔斯·埃德文松和罗尔夫·埃克曼报告,偏头痛发作期间,颈外静脉血中的 CGRP 水平升高。后续研究发现,在部分偏头痛发作期间及有效治疗后,CGRP 相关指标会发生变化,但结果因采样部位和检测方法而异。这些观察结果在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血液 CGRP 测定尚未成为偏头痛的标准化诊断检查。

诱发试验提供了另一类证据。输注 CGRP 可使健康志愿者出现头痛,也可使易感的偏头痛患者在一段时间后出现偏头痛样发作。反过来,抑制该肽或其受体的药物,可以减少偏头痛发作,或缓解正在进行的发作。诱发试验与干预研究得出的证据相互印证,其说服力强于仅观察到肽水平测定值与症状之间的相关性。

CGRP 并不能解释偏头痛的所有方面。偏头痛涉及感觉信息处理异常、下丘脑和脑干网络、遗传易感性,以及部分发作中出现的皮质扩散性去极化,后者是与典型先兆相关的生理过程。靶向 CGRP 治疗的成功,并不能证明颅内血管扩张是疼痛的唯一原因。现代解释将该肽的血管效应,与其对三叉神经血管系统中神经及非神经成分的更广泛作用区分开来。

CGRP 也与丛集性头痛有关,但治疗研究的结果因疾病及其亚型而异。加卡奈珠单抗显示出预防发作性丛集性头痛的疗效,并于 2019 年在美国获批用于这一适应证;而在慢性丛集性头痛的一项试验中,未能证实其具有相当的疗效。这一差异说明,某条生物学通路参与一种头痛疾病,并不保证阻断同一通路就能对所有临床类别产生同等疗效。

胃肠道、免疫及组织调节功能

胃肠道的外源性感觉神经纤维和内在肠神经元中均含有CGRP。β-CGRP的表达尤其与肠神经系统相关,但两种亚型的分布有所重叠。CGRP可改变肠道分泌、平滑肌活动、黏膜血流及感觉信号传递。它对肠道内容物转运的总体影响取决于具体解剖部位、表达受体的细胞,以及实验研究的是离体组织还是完整的神经回路。

在胃肠黏膜中,感觉神经释放的CGRP参与化学或机械应激下的反应,有助于维持局部灌注。在实验中,接触刺激物可激活感觉神经末梢,触发肽释放,从而增加受影响组织附近的血流。动物研究还发现,CGRP信号传导与黏液相关的防御机制及上皮反应有关。这些发现涉及局部生理过程的协调,并不意味着CGRP升高对所有胃肠道疾病都有益。

CGRP是神经免疫交流的重要介质。多种免疫细胞群体均表达其受体,而cAMP信号传导可改变细胞因子的产生、抗原呈递活性、细胞迁移及效应功能。在多种实验条件下,CGRP可抑制巨噬细胞产生某些促炎介质,或改变树突状细胞的功能。它对T细胞及其他淋巴细胞的影响取决于细胞的活化状态、组织环境和伴随信号。

这些作用不能简单归为“抗炎”。抑制某一免疫通路,在一种情境下可能保护组织,在另一种情境下却可能削弱对微生物的防御。反过来,感觉神经元活动也可能通过促进血管变化或改变免疫细胞行为,参与局部炎症性疾病的发生发展。因此,关于细菌感染、过敏性炎症及上皮屏障的研究得出了依具体情境而异的结果。区分其对免疫细胞的直接作用与通过血流或组织损伤变化产生的间接作用至关重要。

CGRP还参与骨骼生物学过程。含有CGRP的感觉神经纤维支配骨和骨膜,实验证据表明,这种肽与成骨细胞活性、破骨细胞调节及骨折修复有关。在多种动物实验体系中,CGRP信号传导的缺失或受抑制,会损害骨形成或愈合的某些环节。这些观察结果支持感觉神经支配在骨骼维持中发挥作用,但尚不足以确立以CGRP为基础的疗法作为修复骨折或预防骨质疏松症的临床手段。

其他实验研究涉及皮肤伤口愈合、气道反应及其与生殖组织的相互作用。这些研究反复体现的一个原则是,感觉神经可以直接影响其所感知的组织。在解读全身性通路抑制的影响时,这类功能尤为重要:偏头痛药物所靶向的分子,其作用远不止于头部疼痛。不过,在实验室模型中证实某种生理作用,并不能单凭这一点就认定,在人体内抑制该通路会产生具有临床意义的不良影响。

靶向治疗与临床开发

抑制CGRP信号传导的药物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小分子受体拮抗剂,通常称为吉泮类药物(gepants);另一类是靶向该肽或其受体的单克隆抗体。两类药物的药理学差异显著。吉泮类药物在体内的暴露时间相对较短,其中一些适用于治疗单次偏头痛发作。抗体则可在体内持续存在数周,主要用于预防性治疗。这两种方法都不需要对全脑神经元活动进行非特异性抑制。

早期的概念验证证据来自奥塞吉泮(olcegepant)。这是一种经静脉给药的受体拮抗剂,在2004年发表的一项偏头痛急性期治疗试验中显示出疗效。随后,特卡吉泮(telcagepant)证实了口服拮抗剂也可以有效,但由于反复用药研究中出现肝酶升高,其开发被终止。这段历程影响了后续吉泮类药物的开发和监测。某些早期化合物所引起的肝脏相关异常,并不能证明所有阻断该受体的分子都具有相同的毒性。

在美国,乌布吉泮(ubrogepant)于2019年获批用于偏头痛急性期治疗。瑞美吉泮(rimegepant)于2020年获批用于急性期治疗,并于2021年获批用于发作性偏头痛的预防。阿托吉泮(atogepant)于2021年获批用于预防发作性偏头痛,2023年其适应证扩大至慢性偏头痛。以鼻喷雾剂形式给药的扎维吉泮(zavegepant)于2023年获批用于急性期治疗。不同国家和地区批准的适应证、剂型及批准日期各不相同。

在抗体药物中,依瑞奈尤单抗(erenumab)靶向经典CGRP受体,而弗瑞奈珠单抗(fremanezumab)、加卡奈珠单抗(galcanezumab)和依普奈珠单抗(eptinezumab)则靶向CGRP肽。前三种药物于2018年在美国获批用于预防偏头痛,依普奈珠单抗随后于2020年获批。依瑞奈尤单抗、弗瑞奈珠单抗和加卡奈珠单抗通过皮下注射给药;依普奈珠单抗通过静脉给药。它们在体内长时间存留,反映的是免疫球蛋白G抗体的药代动力学特征,而非对患者产生CGRP的神经元造成了永久性改变。

大分子抗体只能少量穿过完整的血脑屏障。它们的疗效支持了屏障外可及靶点的重要性,包括与脑膜和三叉神经节相关的结构。但这并不能证明偏头痛完全起源于脑外。即使药物未能以足够高的浓度到达中枢部位,在外周阻断信号传导也能改变整个相互连接的神经系统的活动。

疗效评估所用的结局指标包括每月偏头痛天数、急性期治疗药物的使用情况,以及发作频率降幅达到规定标准的受试者比例。急性期治疗试验通常评估给药后两小时疼痛是否消失,以及最困扰患者的伴随症状是否消失。并非每位受试者都会对治疗产生反应。报告的不良反应因药物而异,包括注射部位反应、便秘、恶心和超敏反应;上市后监测还发现了与CGRP通路拮抗作用有关的高血压及雷诺现象相关安全性问题。临床试验人群、真实世界人群以及各药物的说明书所提供的安全性信息各有不同,不能相互替代。

实验方法与尚未解决的问题

CGRP 研究综合运用分子遗传学、解剖定位、生理记录、分析化学及人体临床实验。免疫组织化学可显示含有该肽的神经纤维和细胞体,而原位杂交则可识别表达 CALCA、CALCB 或受体组分转录本的细胞。这些方法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检测到储存的肽并不意味着肽正在释放,而检测到受体的信使 RNA 也不能证明细胞表面存在有功能的受体复合物。

循环中的 CGRP 通常通过免疫测定法检测,但不同方法测得的浓度差异很大。样本处理、分析前的降解、提取流程、校准、抗体特异性以及对肽片段的识别均可能影响结果。此外,从手臂外周静脉采集的血液与从头部流出的血液,代表的是不同的生理区室。包括质谱法在内、选择性更高的分析方法可以解决部分鉴定问题,但肽含量低和样本成分复杂仍是技术难题。

研究者通过输注肽、使用受体拮抗剂和抗体、进行基因敲除,以及选择性操控感觉神经元,来探索因果关系。每种方法都有局限性。终生性的基因敲除可能引起发育代偿,而急性给予拮抗剂检验的则是较短时间内的抑制作用。一些基于 Calca 表达的遗传学工具所标记的神经元群体,比实验过程中实际释放成熟 CGRP 的细胞群体更广。因此,操控这些神经元并不一定能单独揭示该肽本身的作用。

物种差异在受体药理学中尤为重要。一些小分子拮抗剂对人类和啮齿动物受体的亲和力存在显著差异,部分原因在于 RAMP1 及相关结合区域的序列不同。能够有效阻断人类受体的剂量,在小鼠中未必能达到相当的受体占有率。血管解剖结构、免疫反应以及头痛模型中的行为表现等方面的差异,也进一步阻碍了研究结果的直接转化。

关于治疗应答,仍有若干问题尚待解决。目前尚无已确立并常规应用的 CGRP 浓度阈值,可用于判断某个人是否会对靶向 CGRP 的药物产生应答。偏头痛的诊断仍以临床评估为依据,不能根据单次外周血肽浓度测定来推断治疗应答。研究者正在探索,将临床特征、感觉测试、遗传学信息或分子测量结果相结合,能否提供更可靠的预测性生物标志物,但这些方法仍需在独立人群中验证。

其他尚未解决的问题包括:经典 CGRP 受体与 AMY1 受体各自的相对重要性,α-CGRP 与 β-CGRP 在不同器官中的作用,以及神经元、血管、胶质细胞和免疫靶点之间的作用平衡。对于在关键性随机对照试验中代表性不足的人群,包括妊娠人群和患有某些严重心血管疾病的人群,长期药物警戒尤为重要。绘制组织特异性的受体分布图谱,以及开展能够区分局部信号传导与循环肽作用的实验,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