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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 人体与生理 / nociception

伤害感受

伤害感受是神经系统处理潜在组织损伤刺激的过程,可促成保护性反应,但不一定产生有意识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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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感受是对伤害性刺激进行编码的神经过程;伤害性刺激是指损伤或可能损伤身体组织的物理或化学事件。这一过程始于称为伤害感受器的特化感觉神经元检测到此类事件,并产生传入中枢神经系统的信号。这些信号可引发回撤反应、改变自主神经活动、影响学习,并参与疼痛的产生。不过,伤害感受与疼痛并不相同。疼痛是一种感觉和情绪体验,而伤害感受描述的是神经处理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在没有意识觉察的情况下发生。

伤害感受系统有助于保护身体,使其免受烧伤、机械性损伤、化学刺激,以及炎症或供血不足等内部异常的危害。其活动并不能简单地衡量组织损伤程度:反应取决于刺激的特性、组织状态、先前的活动,以及神经系统内部的调节。因此,研究者从多个相互作用的层面考察伤害感受,涵盖外周神经末梢的分子感受装置、脊髓回路、上行通路,以及调控防御行为和体验的脑内系统。

概念基础与历史发展

区分对有害事件的检测与疼痛体验,是理解伤害感受的基础。伤害性刺激的定义依据是其损伤正常组织或对其构成威胁的能力,而不只是某人是否报告疼痛。反过来,即使没有可识别的、持续存在的伤害性刺激,也可能出现疼痛,某些类型的慢性疼痛便是如此。这一区分避免了一种循环论证:把每一次疼痛都视为组织损伤的证明,又把每一种防御反应都当作有意识痛苦体验的证据。

查尔斯·斯科特·谢灵顿于20世纪初提出了“伤害感受性”(nociceptive)一词,尤其是在1906年出版的《神经系统的整合作用》中使用了这一术语。他对保护性反射的研究,将响应潜在致伤刺激的感受器与承担普通触觉及其他感觉功能的感受器区分开来。这一概念是在实验生理学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一领域,研究者可以在无法确认是否存在意识体验的实验标本中研究各种反应。例如,回撤反射表明感觉—运动回路能够正常运作,但仅凭这一点,不能确定生物体已经体验到疼痛。

后续研究不再将损伤、感觉传递与知觉简单地视为一条线性链条。1965年,罗纳德·梅尔扎克和帕特里克·沃尔提出疼痛闸门控制理论,强调脊髓中的信号传递受到外周输入与下行信号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此后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研究发现,相关神经回路比原始模型所描述的更加复杂,但也支持了该理论的核心见解,即信号传递受到主动调控。20世纪70年代对内源性阿片系统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神经系统自身能够抑制伤害感受的处理过程。

现代术语还将伤害感受与几类疼痛加以区分。伤害感受性疼痛源于非神经组织的实际损伤或损伤威胁,通过激活伤害感受器而产生。神经病理性疼痛由躯体感觉神经系统的损伤或疾病引起。伤害感受可塑性疼痛是指由伤害感受改变引起的疼痛,此时既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存在激活外周伤害感受器的组织损伤,也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存在足以解释该疼痛的躯体感觉神经系统损伤。这些术语描述的是机制,而不是彼此完全独立的生物学类别;同一种临床病症可能涉及不止一种机制。

这一区分在比较生物学中同样重要。许多动物类群都会对有害刺激作出保护性反应,但这些反应与主观体验之间的关系必须单独研究。神经系统的组织方式、灵活学习能力、行为优先次序以及对镇痛干预的反应,分别提供了不同类型的证据。任何单一的回撤反应、分子受体或解剖特征,都无法独自解答有关动物疼痛的所有问题。

外周组织结构与刺激编码

来自躯干和四肢的大部分伤害性信息,通过胞体位于背根神经节内的感觉神经元传入。支配面部大部分区域的感觉神经元,其胞体位于三叉神经节内。这些神经元通常为假单极神经元:从胞体发出的一条突起分为两支,外周支伸向组织,中枢支则进入脊髓或脑干。这种结构使外周末梢产生的冲动能够到达中枢末梢,而不必先经过胞体处的常规突触传递。

伤害性感觉末梢通常被称为游离神经末梢,因为它们不像某些触觉感受器那样,具有复杂的包囊结构。这些末梢分布于皮肤、肌肉、关节、结缔组织、血管及许多内脏器官中,但分布并不均匀。皮肤能够较为精确地定位外界威胁,而内脏传入纤维的感受野往往较大,并且大量汇聚到中枢神经元上。有些组织,包括脑实质本身,缺乏通常意义上的伤害性感觉神经支配,但其周围的结构,如脑膜和大血管,却可以产生与疼痛有关的信号。

外周伤害性信息主要由两大类轴突传导。髓鞘较薄的 Aδ 纤维,其传导速度通常约为每秒 5–30 米;无髓鞘的 C 纤维,其传导速度通常约为每秒 0.5–2 米。这些范围随物种、温度和测量条件而变化。在对人体皮肤进行实验性刺激时,传导较快的输入可参与产生较早出现、相对尖锐的“第一痛”,随后,较慢的输入则产生灼烧样或酸痛样的“第二痛”。这种对应关系并非绝对:并非所有 Aδ 纤维或 C 纤维都是伤害性感受器,而且不同刺激会募集不同的纤维群体。

伤害性感受器也可按其反应特性分类。有些主要对机械刺激产生反应,有些对热或冷产生反应,还有许多属于多模式感受器,可对机械、温度和化学刺激的组合产生反应。对机械刺激不敏感的传入纤维,有时也称为静默伤害性感受器,可在炎症期间获得反应能力。这类分类描述的是实验中观察到的行为,而非固定不变的细胞身份。分子研究显示,每一大类生理类别内部都存在显著的多样性,而基于实验室啮齿动物建立的分类,也无法与人类感觉神经元完全对应。

刺激编码取决于被募集神经元的数量与类型、放电频率以及放电的时间模式。刺激强度增加可能提高放电频率,并激活更多传入纤维,但适应、敏化和组织的力学特性都会改变这种关系。因此,“阈值”并不是区分安全刺激与致损伤刺激的普适界限。短暂接触高温表面与长时间暴露于较低温度,可能带来不同的风险;同样的压力对一种组织无害,却可能损伤另一种组织。伤害感受通过分布式的神经活动来表征这些事件,而不是依靠单一、专门的损伤计量机制。

分子转导与电兴奋性

转导是将物理或化学刺激转化为感觉末梢电变化的过程。对刺激敏感的离子通道改变离子跨细胞膜的流动,从而产生感受器电位。如果去极化达到足够程度,电压门控通道便会产生沿轴突传播的动作电位。负责检测刺激的通道与负责维持兴奋性的通道,其功能彼此相关但又有所不同:不同分子环节的变化,可分别导致神经元对刺激检测不灵敏、无法放电或信号传递异常。

一种重要的转导分子是TRPV1,这是一种可被辣椒素、足够高的温度及酸性条件激活的通道。在实验系统中,通常可观察到它在约43 °C以上的温度下被热激活,不过其阈值会随细胞状态和炎症信号而变化。1997年,戴维·朱利叶斯及其同事通过表达克隆法鉴定出辣椒素受体。2002年,不同研究团队各自独立鉴定出TRPM8,该通道可对降温和薄荷醇产生反应。冷伤害感受并不能用某一种通用的检测分子来解释,各种通道的作用也随物种和实验条件而异。

化学刺激的检测还涉及其他几种机制。酸敏感离子通道对细胞外酸化作出反应,而P2X受体则由细胞外的三磷酸腺苷激活;承受应激或受损的细胞可释放这种物质。TRPA1可对多种反应性刺激物产生反应,包括芥子油和烟雾中的某些化合物,以及氧化应激产物。机械转导机制则更为多样。PIEZO2在触觉和本体感觉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参与某些形式的机械敏感性,但它无法解释伤害感受器中所有的高阈值机械反应。

电压门控钠通道参与决定感受器电位能否引发持续放电。由SCN9A编码的Nav1.7可放大接近阈值时的去极化;Nav1.8和Nav1.9则对许多外周伤害感受器的兴奋性有重要贡献。人类遗传学研究表明了这些通道的重要性。SCN9A的某些功能丧失性变异会导致严重的先天性痛觉缺失,且常伴有嗅觉丧失;相反,某些功能获得性变异会引起遗传性疼痛疾病。这些截然相反的效应表明,即使外界刺激未必发生变化,电信号传递的改变也能显著影响保护性感觉。

炎症介质会调节这些分子系统,而不只是额外添加一条独立的信号。缓激肽、前列腺素、神经生长因子及其他介质可激活相应受体,进而启动细胞内信号通路。蛋白激酶能够改变通道的开放、促进通道插入细胞膜,并改变基因转录。因此,感觉末梢可能对原有刺激产生更强的反应,或开始对更低强度的刺激作出反应。202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朱利叶斯和阿德姆·帕塔普蒂安,以表彰他们发现温度和触觉受体的贡献。这一奖项肯定了感觉转导研究的关键进展,其中也包括与伤害感受有关的机制。

脊髓整合与保护性反射

进入脊髓的外周伤害性感受轴突,其末梢分布于脊髓背角的特定区域。许多 C 纤维末梢终止于浅层的第 I、II 层,而 Aδ 纤维的传入则到达第 I 层及包括第 V 层在内的更深区域。部分传入纤维在终止前会先向上或向下行进一小段距离。这种组织方式使来自某一外周区域的信号能够影响多个脊髓节段,并为不限于单块肌肉的协调反应提供了解剖学基础。

伤害性感受传入纤维释放的主要快速兴奋性递质是谷氨酸。部分传入纤维还会释放肽类物质,包括 P 物质和降钙素基因相关肽。谷氨酸通过 AMPA 受体和 NMDA 受体等发挥作用,而肽类信号的作用可能更缓慢、更持久。信号传递既受到突触前调节,即改变传入纤维末梢的递质释放,也受到突触后调节,即改变接收信号的神经元的兴奋性。因此,外周冲动通过背角传递的概率及其产生的效应都不是固定不变的。

背角回路中既有兴奋性和抑制性中间神经元,也有向高级中枢投射的神经元。抑制性信号传递主要依赖 γ-氨基丁酸和甘氨酸。部分投射神经元选择性地对高阈值刺激作出反应;另一些则可对从无害触觉到伤害性刺激的一系列刺激作出反应,通常称为广动态范围神经元。这些神经元的活动能够编码刺激强度,但也反映了信号汇聚和局部调节的影响。因此,普通触觉输入与伤害性感受输入会通过有序组织的回路相互作用,而不是沿完全隔离的通路传递。

回撤反射说明,在形成细致的有意识评估之前,脊髓处理就能产生保护作用。对肢体的伤害性刺激可激活中间神经元网络,使特定屈肌兴奋,同时抑制与其拮抗的伸肌。在适当情况下,交叉伸肌反射回路可在受刺激肢体回撤时,使对侧肢体提供支撑。这些反应并非仅由刺激位置决定的固定动作。姿势、运动状态、下行指令以及受刺激身体区域的组织方式,都可以改变运动模式。

脊髓还将伤害性感受输入与自主神经反应及上行反应联系起来。一次刺激可通过部分重叠的网络,引起局部回撤、影响心血管活动,并激活通向脑部的通路。这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将运动反应视为疼痛强度的直接指标。反过来,运动功能受损的人即使没有可观察到的回撤动作,也可能存在显著的伤害性感受处理。脊髓反射、言语报告和自主神经变化所衡量的是同一分布式系统的不同输出;它们在受控条件下可能相互关联,但不能彼此替代。

上行通路与脑内处理

多个上行系统负责将伤害性感受信息从脊髓向上传递。其中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脊髓丘脑束,其神经元的轴突通常在接近起源的脊髓节段处交叉,并沿脊髓前外侧部上行。这些轴突终止于丘脑的多个区域,再由这些区域与大脑皮质区相互传递信息。来自面部的伤害性感受信息则经三叉神经通路到达相应的脑内系统。因此,这一系统的组织方式是分布式且部分并行的,而不是一条从皮肤直达脑内某一位置、全程不间断的电缆。

丘脑及皮质通路在分析刺激时发挥不同的作用。涉及初级和次级躯体感觉皮质的连接,支持对刺激位置、强度以及身体部位等方面的辨别。岛叶皮质参与表征身体状态,扣带区则参与动作选择、动机和情感处理。这些功能区分只是相对的,并非各区域所独有。每个区域都包含性质各异的神经元群,并参与承担其他感觉、认知和情绪功能的网络。

其他上行通路可到达网状结构、导水管周围灰质、臂旁核复合体、下丘脑及相关结构。这些通路能够影响觉醒、防御行为、内分泌活动和自主神经调节。臂旁核与前脑结构之间的连接,对于将身体所受的威胁与厌恶性学习及行为优先次序联系起来尤为重要。来自内脏的信号也会与内感受相互作用;内感受是对身体内部状况的感知和表征,但并非所有内感受信号都属于伤害性感受信号。

与伤害性刺激相关的脑活动有时被称为“疼痛矩阵”。如果将这一说法理解为一套只在疼痛时才会激活的专用解剖装置,就可能产生误导。许多经常观察到的相关脑区,也会对显著但不引起疼痛的事件、注意、运动和预期作出反应。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所测得的活动,反映的是与神经活动相关的血氧水平变化,并非对疼痛或单个伤害性感受神经元的直接记录。在受控实验中与疼痛相关的活动模式,并不能直接用作适用于每个人的通用疼痛检测指标。

牵涉痛进一步说明了中枢组织方式如何塑造感知。来自某个内脏器官和某个躯体区域的输入,可能汇聚于部分相同的中枢神经元。因此,源于内脏器官的活动,可能被感知为出现在这些神经回路更常表征的身体部位,例如某些表现为胸部或手臂疼痛的心源性疼痛。汇聚是解释牵涉痛的重要机制,但不能将牵涉痛简单归结为某一处脊髓连接。中枢的解读、既往经验以及上行通路的组织方式,也会影响身体威胁被感知为何处发生。

下行控制与情境依赖性调节

伤害性感受的传递持续受到来自脑的调节。下行通路可以抑制或增强脊髓背角和三叉神经感觉核的活动。这种控制会改变传入信号的增益:相似的外周输入,在不同的行为情境下可能引发不同的中枢反应。这类调节具有重要的生物学意义,因为在逃生、竞争或执行其他紧迫任务时,立即回撤或中断活动并不总是最有利于保护自身的反应。

一个主要的调控网络涉及中脑的导水管周围灰质和脑干的延髓头端腹内侧区。这些结构通过直接和间接通路影响脊髓中的信号传递。实验已在延髓中发现一些神经元群,其活动与伤害性反射的抑制或易化有关。这些神经元群的作用取决于网络状态和受体机制;下行控制并不只是一个非开即关的抑制性“刹车”。

单胺类物质和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参与了这种调节。下行去甲肾上腺素能通路可通过脊髓中的α₂肾上腺素能受体,抑制递质释放并降低神经元兴奋性。血清素的作用则更为多样,因为其不同受体家族可在不同细胞和神经回路中产生不同效应。内源性阿片肽作用于外周组织、脊髓回路和脑网络中的阿片受体,可减少递质释放,使神经元超极化,并重新调整调控回路内的活动平衡。

预期、注意、情绪和学习均可调动这些系统。有关安慰剂效应的研究表明,某些与预期相关的镇痛涉及内源性阿片信号传导,不过安慰剂反应的机制多种多样。对威胁的预期也可能增加个体报告的疼痛程度,并在某些条件下增强伤害性感受反应。这些发现并不意味着疼痛是想象出来的,或可以由意志随意控制。它们表明,感觉处理嵌入在评估重要性、分配注意力和选择行为的系统之中。

条件性疼痛调节是研究内源性调节的一种实验方法。在典型实验范式中,研究者会在另一个伤害性条件刺激施加之前和施加期间,测量受试者对测试刺激的反应。反应性降低常被概括为“以痛抑痛”。动物研究用“弥漫性伤害性抑制控制”一词描述相关的下行抑制机制,但动物中的这一机制与人体的心理物理学测量并不完全相同。人体研究的结果取决于测试的身体部位、刺激类型、注意状态以及所测量的指标。

应激既可能降低,也可能提高机体对伤害性刺激的反应性,具体取决于应激的强度、持续时间、可预测性和所处情境。同样,睡眠紊乱和持续性炎症也会改变调节平衡。这些影响说明,固定的刺激并不必然带来固定的行为或主观体验结果。外周编码、脊髓传递、下行调节和有意识的评估即使密切相互作用,也仍是可以区分的过程。

敏化与处理过程的持久变化

损伤和反复活动会使伤害感受系统发生变化。外周敏化是指外周伤害感受器的反应性增强、阈值降低。组织损伤后,炎症介质作用于感觉神经末梢,改变离子通道的功能,并可促使基因表达发生更持久的变化。此时,通常会引起疼痛的热刺激可能引发更强的反应,而此前无效的机械刺激也可能开始激活受影响的传入神经纤维。这些过程会导致触痛,并加强对受损组织的保护。

感觉神经元也会向其支配的组织传递信号。某些外周神经末梢释放的降钙素基因相关肽和 P 物质可影响血管及免疫细胞,引起神经源性炎症的部分反应。免疫系统与感觉神经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双向的:免疫介质改变神经元的兴奋性,而神经元信号则影响免疫活动。这些相互作用的强度和具体组成因组织、疾病状态及物种而异。

中枢敏化是指中枢神经系统内的伤害感受神经元对正常或阈下传入信号的反应性增强。反复活动可增强兴奋性传递,启动依赖 NMDA 受体的机制,并使突触强度发生更持久的变化。抑制作用减弱也可使反应性增强。在某些病理条件下,氯离子调节的变化会削弱特定突触输入正常情况下的抑制作用。包括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在内的胶质细胞,可通过改变神经元功能的信号分子参与这一过程;不过,实验模型中的发现并不能一概适用于不同性别、不同物种或人类的各种状况。

累积增强是一种相关但更为具体的现象:以适当频率反复刺激 C 纤维传入时,某些脊髓神经元的反应逐渐增强。这一现象在数秒内形成,并取决于输入信号的时间模式。累积增强并非所有形式的中枢敏化的同义词,单凭其存在也不能确诊慢性疼痛障碍。保持这一区分十分重要,因为短期生理反应与持续的临床病症涉及不同层面的解释。

有两个临床术语描述的是体验的改变,而非某一种机制。痛觉过敏是指通常会引起疼痛的刺激所引发的疼痛增强。痛觉超敏是指通常不会引起疼痛的刺激引发疼痛,例如轻刷皮肤。两者都可能由外周与中枢变化的多种不同组合所引起。它们的存在本身并不能证明某种特定的细胞过程。

持续性疼痛可能涉及伤害感受器的持续激活、神经损伤、中枢处理过程的改变,或这些因素的组合。因此,组织愈合与疼痛消退不一定同步。反过来,也不应仅因症状迁延不愈或未见结构性病变,就推断存在中枢敏化。中枢敏化是一种生理机制,需要恰当解读相关证据才能确认,而不是所有原因不明的疼痛表现的统称。

实验方法与测量的局限

伤害感受的研究采用作用于不同生物学层级的方法。外周神经记录可测量感觉纤维对受控机械、温度或化学刺激的反应。在人体中,微神经电图技术可利用精细电极记录单根外周神经纤维的活动。皮肤—神经标本和培养的感觉神经元有助于在更可控的条件下研究刺激转导和兴奋性,不过,将细胞移出其正常组织环境,也会改变细胞所受的各种影响。

电生理学与成像技术提供的信息可相互补充。膜片钳记录用于描述膜电流和离子通道的行为,细胞外记录则用于测量神经元放电。钙成像可同时观察大量细胞的活动,但钙信号只是电活动的间接指标,其时间分辨能力也有自身的局限。在实验动物中,遗传操控和光遗传学方法可用于检验特定神经元群体的作用。对结果的解读取决于分子标记能否特异性地识别目标细胞,以及操控这些细胞是否会改变其他功能。

人体定量感觉测试测量受试者对标准化刺激的反应,测试内容包括温度觉检测、机械痛阈、压痛阈和时间总和。痛阈是指在特定条件下,个体首次报告疼痛时的刺激水平;它并不等同于伤害感受器的激活阈值。这些测量结果既取决于外周功能和中枢处理过程,也受注意力、任务指导语和反应判定标准的影响。它们描述的是感觉功能,而不能直接确定某一种分子层面的原因。

短暂的激光或接触热刺激可优先激活某些温度感觉传入纤维,并诱发可测量的大脑皮层反应。通过脑电图检查记录的激光诱发电位,有助于研究与细纤维传入信号有关的通路。然而,记录到的反应不仅受传入信号传递的影响,也受刺激的显著性和注意力的影响。功能成像和多变量分析能够识别与实验性疼痛相关的模式,但一种模式的可靠性及其含义,取决于检验该模式时所涉及的人群、任务和条件。

动物行为学测量包括回撤阈值、逃避行为、面部表情变化、保护性行为以及日常活动的改变。这些终点指标反映了伤害感受及其后果的不同方面。回撤潜伏期延长可能反映感觉反应减弱,也可能由镇静、运动障碍或体温改变所致。因此,严谨的实验设计会采用对照和多项结局指标,而不是将单一反射解释为镇痛作用的明确指标。

伤害性刺激可伴随自主神经反应,包括瞳孔大小、心率、皮肤电导和血管张力的变化。但这些反应并不具有特异性:觉醒程度、循环血容量、药物以及其他生理紊乱均可引起类似变化。没有任何单一的实验室测量指标能够在所有情境下普遍反映伤害感受,也没有任何指标能够独立确认完整的、有意识的疼痛体验。

临床意义与药物干预

伤害感受的临床重要性部分体现在其保护功能上。先天性痛觉严重缺失可导致反复烧伤、骨折、关节损伤,以及未被察觉的伤口。这说明,消除伤害感受信号并不等于全面改善健康。这个可能造成痛苦和功能障碍的系统,在正常情况下也提供了避免和减轻损伤所必需的信息。

不同干预措施作用于伤害感受处理的不同阶段。局部麻醉药通过阻断电压门控钠通道,阻止相关神经中的冲动传导。其作用取决于剂量、给药部位、神经纤维特性及药物分布;它们并非仅选择性地作用于伤害感受器。非甾体抗炎药通过抑制环氧合酶来减少前列腺素合成,从而抑制炎症性敏化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些机制不同于简单地阻断受损组织产生的所有信号。

阿片类药物作用于分布在外周和中枢系统中的受体。在许多突触处,阿片受体的激活会减少钙离子进入突触前末梢,并增加突触后神经元的钾电导,从而抑制递质释放或降低兴奋性。其他药物则通过不同机制影响伤害感受处理:氯胺酮拮抗 NMDA 受体,而加巴喷丁类药物与电压门控钙通道的 α2δ 辅助亚基结合。这些药物的临床效果取决于具体病情,不能仅凭某个分子靶点是否参与伤害感受来推断。

在麻醉过程中,意识消失、遗忘、制动和抑制对伤害性刺激的反应,是相互关联但又可以彼此分离的目标。处于麻醉状态的患者在外科手术期间可能出现心率、血压或瞳孔大小的变化,却没有证据表明其存在有意识的疼痛。反过来,神经肌肉阻滞可以消除运动,却不能提供镇痛或使意识消失。区分这些作用,是解读术中反应的关键,也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没有运动并不能证明不存在伤害感受处理。

临床监测系统有时会综合自主神经相关指标,以估计伤害性刺激与抗伤害感受药物作用之间的平衡。这些测量可用于研究及某些特定的监测场景,但会受到麻醉药、心血管药物、生理状态不稳定及个体差异的影响。它们并不直接测量主观疼痛,对于意识清醒者,也不能替代患者本人的报告。

人类遗传学研究还推动了针对特定钠通道及其他外周机制的药物开发。然而,某个通道在罕见遗传性疾病中的重要作用,并不保证通过药物对其进行部分抑制,就能安全地重现同样的效果,或在不同疼痛病症中均产生这种效果。伤害感受神经环路包含并行通路、代偿机制,以及与其他功能共用的靶点。因此,从受体发现到治疗应用的转化,需要有关选择性、药物能否到达靶组织、功能效应,以及在设计合理的临床试验中测得的结局等方面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