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慰剂效应是指由围绕治疗的预期、习得的联结及社会情境引起的症状或生理过程变化,而非由治疗中特异性的有效成分所致。安慰剂可以是不含活性成分的药片、模拟的医疗操作,或其他旨在模仿治疗、却不含所研究成分的干预措施。安慰剂效应也可伴随有效药物和医疗操作而出现:药物的生物学作用与患者因知道自己正在接受治疗而产生的效应并不相互排斥。
这一概念对医学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将患病体验与学习、沟通及可测量的生物调节过程联系起来。它也是解读临床研究的关键。接受安慰剂的参与者病情有所改善,本身并不能证明存在安慰剂效应:症状可能自然好转、发生波动,也可能在研究期间被以不同方式报告。因此,现代研究将安慰剂反应与具有因果意义的安慰剂效应区分开来:前者指给予安慰剂后观察到的变化,后者指可归因于治疗情境本身的变化。目前最有力的证据涉及特定结局,尤其是疼痛及其他由患者报告的症状,而非普遍逆转疾病的能力。
历史发展与定义的演变
placebo 一词源自拉丁语,意为“我将使人愉悦”。在现代药物试验出现之前,这个词就已用于医学,当时可指主要为了满足患者需求而实施的治疗,而非针对某种已明确的疾病过程发挥作用的治疗。因此,历史上的安慰剂使用与安抚患者、医疗专业权威,以及对现有疗法有效性的不确定密切相关。这一含义不同于现代实验中的概念:在现代实验中,安慰剂是将治疗的特异性效应与其他影响区分开来的工具。
早在二十世纪临床试验兴起之前,就已有涉及模拟治疗或无活性治疗的比较研究。1799年,英国医生约翰·海加斯研究了“珀金斯牵引器”,这是一种被宣传可用于治疗多种病症的金属器具。使用木制仿品也能使患者报告病情改善,这对原器具具有独特治疗作用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这类演示可视为安慰剂对照研究的先声,但缺乏如今用于防范偏倚的许多设计要素,包括严格的随机化和标准化的结局评估。
随着随机对照试验的发展,安慰剂组在二十世纪变得日益重要。亨利·K. 比彻于1955年发表的文章《强大的安慰剂》影响尤为深远。比彻依据涉及1,082名患者的15项研究报告称,接受安慰剂后获得满意缓解的比例约为35%,这一数字此后被频繁引用。这篇文章帮助确立了安慰剂作为一种重要医学现象的地位,但其解释混淆了多种改善来源。由于缺少适当的未治疗对照组,无法将安慰剂情境的贡献与自然康复及其他变化区分开来。
阿斯比约恩·赫罗比亚特松和彼得·格策开展的系统综述带来了一次重要的重新评估,其开端是2001年发表的一篇引发广泛讨论的论文。这些综述比较了安慰剂组与未治疗组,而非仅仅衡量安慰剂组内的改善。综述结果不支持安慰剂在各种临床病症中均具有显著而普遍的益处,不过在某些结局上确实发现了效应,尤其是疼痛等由患者报告的连续型指标。这些发现使研究关注点不再停留于安慰剂总体上是否“有效”,而是转向在哪些情境、结局和机制下能够证实其效应。
当代术语的用法仍不统一。一些研究者将“安慰剂效应”狭义地用于指通过实验单独识别出的预期效应或条件作用效应;另一些研究者则将其范围扩展至更广泛的情境影响,例如治疗过程中的互动和治疗仪式。“治疗情境效应”这一术语强调,这些影响并不局限于无活性干预。然而,如果将诊疗期间出现的所有改善都纳入其中,更宽泛的术语就可能模糊因果上的区别。准确的论述应明确干预措施、对照条件、结局指标和时间间隔,而不是将安慰剂效应视为一个单一、固定的量。
因果推断与测量
方法学上的核心问题在于,治疗之后发生的变化,并不能证明是治疗导致的变化。例如,一名有发作性头痛的人,可能在症状异常严重时参加研究。即使研究干预没有任何效果,随后的好转也可能只是本次发作自然病程的体现。安慰剂组可以控制一些与有效治疗组共有的影响因素,但仅凭该组内部的改善,无法确定究竟是哪些因素造成了变化。
其中一个重要过程是均值回归。如果参与者是因为某项测量值处于极端水平而被纳入研究,那么后续测量值平均而言往往不再那么极端,因为短暂的影响因素和测量误差不太可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再次出现。疾病的自然病程则是另一回事:感染可能自行消退,病情有起伏的疾病也可能进入缓解期。其他影响因素还包括日常行为改变、使用其他治疗、反复测试,以及症状未改善的参与者选择性退出研究。这些因素都不能直接视为安慰剂作用机制。
三组研究可以将参与者随机分配至有效治疗组、安慰剂组或不接受研究治疗组,从而区分其中的部分因素。对于以改善程度表示的结局,一个简化的估计式为
这一组间差值估计的是,相对于所选对照条件,被分配至安慰剂条件所产生的效应。它不一定能单独识别某一种心理机制。接受安慰剂可能伴随着额外的就诊安排、有说服力的解释、身体接触或对获益的预期。反过来,知道自己未获治疗也可能引起失望。因此,估计出的效应取决于各组之间究竟存在哪些差异。
测量使结果的解释更加复杂。患者报告结局记录的是疼痛、恶心或自觉功能障碍等体验。预期可能确实改变这种体验,但也可能改变参与者理解量表的方式,或影响他们选择报告哪些情况。仅靠问卷并不总能区分这些可能性。客观测量、行为任务、盲法评估和生理记录可以提供相互补充的证据,但没有任何单一测量能够涵盖疾病所有具有临床意义的方面。
随机化通过使各组的预后因素在平均意义上保持均衡,增强了因果关系的推断依据,但并不能消除所有偏倚。参与者通常知道自己是否未接受治疗,而这一认知可能影响其依从性、报告内容或寻求额外医疗照护的行为。样本量小、随访不完整,以及结局指标选择上的灵活性,也可能夸大研究发现。因此,统计上可检出的安慰剂效应,并不必然意味着效应很大、能够持久,或对日常功能具有重要意义。解释结果时,需要考虑效应量、不确定性、结局的相关性以及对照条件,而不能仅仅指出安慰剂组有所改善。
预期、学习与人际互动情境
预期是指对接受治疗后可能发生什么的信念或预测。预期可以来自明确的告知,例如被告知某项操作可能缓解疼痛,也可以来自以往的经历、医疗器械的外观,或接受诊疗时的环境。预期可能影响注意力、情绪评价以及对身体信号的解读。同一种感觉,如果被理解为暂时且可控的,其带来的体验可能不同于将其视为损伤加重迹象时的体验。
经典条件作用提供了一种与预期机制部分不同的机制。如果一种有活性的药物反复引发生理反应,同时总是伴随着某种独特的味道、胶囊或环境,那么日后即使没有完整的药物干预,这些伴随线索也可能引发部分相同的反应。实验研究考察了条件作用引起的疼痛、激素分泌和免疫指标变化。这些发现并不能证明每一种药物效应都能通过条件作用重现:习得反应的强度、持续时间和生物学特异性取决于所涉及的系统及训练程序。
学习也可以通过观察发生。看到他人似乎从某种治疗中获益,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预期及其后续的症状反应。言语信息与观察所得的经验可以相互强化,也可能彼此冲突。如果一名参与者被告知某种乳膏具有镇痛作用,但反复测试后疼痛并未缓解,他就可能从中学到相反的信息。安慰剂镇痛的实验研究有时会设置一个条件作用阶段:在涂抹不含活性成分的乳膏后,研究者暗中降低刺激强度,从而营造出治疗成功的表面体验。
人际互动情境通过沟通、可信度和感受到的支持发挥作用。在2008年一项涉及肠易激综合征的试验中,接受假针灸的参与者被分配接受不同的互动方式,这些互动在亲切程度、关注程度以及所表达的治疗信心上有所差异。强化互动组的疗效优于有限互动组。这项研究表明,诊疗过程中的互动可以通过实验加以操控,但并未证明某一种人际互动风格在不同疾病或文化中都具有一致的效果。与医务人员相处的时间也可能在不依赖预期的情况下,改变患者的报告和行为。
知觉的预测性理论提供了一种更广泛的解释:神经系统将传入的身体信息与既有预期相结合,从而构建体验。这一思路在安慰剂研究中颇具影响力,但它并不是对所有效应的完整解释,也尚未得到实验的全面证实。有意识的乐观态度既不是所有条件反应的必要条件,也不足以带来显著的临床改善。此外,也无法将人们可靠地划分为固定不变的“安慰剂反应者”和“无反应者”。同一个人的反应可能随症状、既往经历、所获指示和治疗情境而变化,因此,单凭人格特征贴上某种标签的实用性有限。
神经与生理机制
安慰剂镇痛提供了一些最有力的证据,表明治疗情境能够调动特定的生物学通路。疼痛并非组织损伤的直接反映:它受到感觉输入、注意、威胁、记忆以及来自大脑的下行调控的共同影响。对疼痛缓解的预期能够调动某些系统,改变伤害性感受信息的处理方式。这并不意味着疼痛是想象出来的,也不意味着人可以有意识地选择是否感到疼痛。
乔恩·莱文、牛顿·戈登和霍华德·菲尔兹于1978年发表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验,研究牙科术后疼痛。在最初对安慰剂有反应的参与者中,阿片受体拮抗剂纳洛酮减弱了与安慰剂相关的镇痛作用。这一发现支持了如下观点:至少在部分安慰剂镇痛过程中,内源性阿片类物质信号传导发挥着作用。后续研究表明,安慰剂镇痛的机制并不单一:阻断阿片受体并不能消除所有实验诱导的安慰剂效应,而先前的学习经历也会影响哪些通路被调动。
采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研究,考察了疼痛相关网络和神经递质活动的变化。涉及的脑区包括前额叶和扣带皮层区域、导水管周围灰质,以及其他参与疼痛下行调控的结构。一些实验还检测到脊髓内的反应受到调节,支持安慰剂能够影响伤害性感受处理过程中相对较早阶段的观点。不过,影像信号的变化本身并不能证明疼痛得到了具有临床意义的缓解,而且某个特定脑区的活动也很少能唯一对应某一种心理过程。
帕金森病研究提供了另一个例子。劳尔·德拉富恩特-费尔南德斯及其同事于2001年开展的一项影像学研究显示,给予安慰剂与纹状体内多巴胺释放有关。因此,对接受有效治疗的预期,能够调动一个对该病运动症状至关重要的神经递质系统。后续实验考察了告知患者接受活性药物的概率会如何影响这一反应。这些观察涉及的是短期神经化学或运动功能变化,并不能说明安慰剂治疗可以阻止该病背后的多巴胺能神经元丢失。
条件作用研究还考察了免疫系统和内分泌调节。例如,在实验条件下,将一种具有独特口味的饮料与免疫抑制药物配对使用,已使某些免疫指标出现条件性变化。这些发现表明,学习过程与生理调节之间存在相互作用,而不是说人普遍具有随意控制免疫功能的能力。对实验室指标的影响与对疾病结局的影响,需要分别评估。无论涉及何种机制,关键问题都是哪条通路发生了变化、变化有多大、持续多久,以及带来什么后果,而不是大脑中是否存在一个单一的“安慰剂中枢”。
临床证据与症状改善的局限
不同病症和结局指标的临床证据并不一致。安慰剂效应在某些主观症状上得到了最为一致的验证,尤其是实验诱发的疼痛和某些类型的临床疼痛。研究也考察了它对恶心、疲劳、睡眠问题和胃肠道症状的影响。效应的大小因对照组的设置、干预措施的可信度、观察时长以及结局指标的测量方式而异。短期实验室研究中出现较强的效应,并不能证明长期疾病管理中也会出现同样强的效应。
疼痛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因为即使物理刺激保持不变,感觉体验仍可能发生变化。然而,实验性热痛或压痛研究的证据不能直接推广到所有类型的慢性疼痛。持续性疼痛涉及组织病变、神经损伤、中枢敏化、睡眠障碍和功能障碍等因素,而这些因素的组合各不相同。患者自述疼痛减轻,即使未能纠正潜在病变,也可能具有意义;同样,结构性检查结果没有变化,也不意味着痛苦程度没有真正改变。
2011 年一项经常被引用的哮喘研究,说明了主观结局与生理结局之间的区别。该研究采用交叉设计,受试者分别接受含沙丁胺醇的活性药物吸入剂、安慰剂吸入剂、假针灸或不接受干预。接受安慰剂干预的受试者报告了明显改善,但活性支气管扩张剂在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这一客观气流指标上带来的改善要大得多。该实验表明,主观感受到的呼吸缓解与气道阻塞的逆转可能并不一致。这并不是说主观症状不重要,而是说明这两类结局回答的是不同的临床问题。
同样,癌症相关症状的改善并不能证明肿瘤消退,疼痛的变化也不能证明骨折愈合或感染已被清除。情境因素对某些生理变量产生影响的证据,不能泛化为其能够改变疾病进程的证据。抑郁症研究还带来了额外的解读难题:评定量表包含对关注和预期敏感的症状,病情往往会有波动,而参与试验本身也可能提供大量支持性接触。安慰剂组的高改善率本身,并不能证明安慰剂具有很大的因果效应。
持续时间也是一个限制因素。许多机制研究只观察几分钟或几小时内的反应,而临床研究通常评估数周或数月内的情况。当某项干预反复未能带来预期收益时,预期可能减弱,不过,经学习形成的效应有时也可能持续存在或重新出现。与短期症状评分的证据相比,关于功能障碍、医疗服务利用和生活质量持久变化的证据更为有限。因此,安慰剂效应的临床重要性取决于具体的终点指标和时间跨度,不能笼统地断言它十分强大或微不足道。
反安慰剂效应与不良症状的归因
反安慰剂效应与安慰剂带来的益处相对应:负面预期或习得的联想会促使症状加重,或带来不良体验。不过,反安慰剂反应并不等同于安慰剂组中发生的所有不良事件。参与者可能出现头痛、恶心或其他不适,原因可能是这些症状本来就会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也可能是病情发生了变化,或是其他治疗所致。要认定存在因果意义上的反安慰剂效应,就必须有证据表明,相关预期或情境增加了不良结局的发生。
实验研究可以直接操控这种情境。同一种无活性物质,若被描述为会加重疼痛,与采用中性描述时相比,可能使受试者给出更高的疼痛评分。负面信息可能加剧预期性焦虑,使人更关注身体感觉,并促使人将含义不明的感觉解读为有害信号。从既往不良经历中习得的反应也可能产生类似效果。疼痛机制研究提示,多条通路参与其中,包括与焦虑相关的过程和胆囊收缩素信号传导,但没有任何单一通路能够解释所有反安慰剂现象。
随机试验中的不良事件报告说明了归因为何困难。被分配到安慰剂组的参与者,常会报告与受试药物已知不良反应相似的症状。试验所提供的信息、症状在日常情况下的发生频率、预期以及原有疾病,都可能起作用。这一观察结果既不能证明所报告的症状是编造的,也不能证明接受活性药物治疗时出现的类似症状没有药理学原因。药物特有的毒性作用与预期引起的症状放大,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
针对他汀类药物开展的盲法交叉研究说明了这一区别。在2020年发表的SAMSON试验中,60名因出现症状而停用他汀类药物的参与者,分别经历了服用阿托伐他汀、服用安慰剂和不服药片的阶段。服用他汀类药物与安慰剂期间的平均症状负担相近,而不服药片期间则较低。研究结果表明,在这一经过筛选的样本中,症状有相当一部分与服药片这一行为相关。这并不意味着他汀类药物从不引起不良反应,也未能确定每一位服药者出现症状的原因。
反安慰剂研究揭示了风险沟通中的伦理矛盾。人们需要获得有关潜在危害的准确信息,才能作出有效的知情同意,但这些信息的措辞和呈现方式又会影响预期,以及人们对症状的关注程度。正面表述和负面表述可以传达数学上等价的发生频率,却引发不同的反应。这不能成为隐瞒重要风险的理由,而是说明沟通本身就是治疗情境的一部分,必须与药理学安全性一并研究。区分不良事件、药物不良反应和预期介导的症状,对临床解读和药物警戒都至关重要。
安慰剂对照与临床试验的解读
在临床试验中,安慰剂对照的设计旨在模拟活性干预,但不包含其疗效有待检验的成分。两者可能需要在外观、味道、包装、给药方案以及伴随的临床诊疗互动等方面保持一致。盲法结合随机化和分配隐藏,可以降低预期影响治疗实施、额外照护、结局报告或评估的可能性。因此,安慰剂是一种方法学上的对照,并不意味着假定心理影响不存在。
活性干预与安慰剂之间的比较,通常估计的是在该试验情境下,分配至活性干预所带来的增量效应。它衡量的并不是接受医疗照护相对于完全不接受照护的全部获益,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未必是纯粹由化学作用产生的“药物效应”。可被察觉的不良反应可能暴露治疗分组,而药理作用也可能与预期相互影响。例如,一种引起口干的药物,可能使参与者推断自己接受了活性治疗,从而改变其感知到的获益或对症状的报告。
活性安慰剂会引起可察觉的感觉或轻微的生理效应,目的是模拟试验性治疗的某些特征,但不产生该治疗所宣称的治疗作用。这种方法可以改善盲法效果,但也会带来自身的问题:对照干预可能影响结局、造成伤害,或仍然无法重现活性治疗带来的体验。让参与者猜测自己的分组可以提供有用的信息,不过,猜对分组可能源于真正的改善,而非盲法从一开始就失效。
涉及操作性干预的试验还面临其他困难。在外科学中,假手术可以模拟术前准备、麻醉、皮肤切口或术后照护,但不实施正在研究的关键手术步骤。2002 年一项针对膝关节骨关节炎的关节镜手术试验发现,在所研究的结局指标上,关节镜灌洗术或清理术均不优于安慰剂手术。这一结果的解释仅适用于这些术式及该研究人群,而非所有外科手术。采用假手术对照的研究还必须考虑仅为维持盲法而引入的风险,包括麻醉及伤口相关并发症。
其他研究设计则更直接地考察治疗情境。在公开给药与隐蔽给药的比较研究中,同一种药物以参与者知情或不知情的方式给予,从而在保持药物暴露的同时,考察知情所起的作用。平衡安慰剂设计同时改变参与者实际接受的干预,以及告知他们所接受的干预,不过,欺瞒所涉及的问题和可被察觉的药物效应限制了这种设计的应用。析因设计则可以分别改变沟通方式和治疗干预。每种设计回答的因果问题都不相同,因此,在循证医学中解读研究结果时,明确具体采用何种对照至关重要。
伦理、开放标签安慰剂与尚待解决的研究问题
以欺骗方式使用安慰剂,会引发有关自主权、信任和知情同意的问题。将不具有治疗活性的干预说成已证实有效的治疗,可能歪曲证据,妨碍患者理解自己接受的医疗照护。如果使用安慰剂延误了诊断,或取代了有效治疗,后果尤其严重。这些伦理问题与情境效应是否具有真实的生物学基础是两回事:证实某种机制的存在,本身并不能证明诱发该机制的做法具有正当性。
研究伦理对安慰剂对照试验还有进一步的约束。赫尔辛基宣言通常要求以已证实的最佳干预作为对照,但允许在特定条件下使用安慰剂或不予干预,包括尚无已证实有效的干预,或有充分的科学理由,且不会因不给予治疗而使参与者额外面临严重或不可逆伤害的风险。机构审查委员会在审查时,会将这些问题与知情同意、科学有效性及风险最小化一并考虑。不能仅仅因为一种不具有治疗活性的对照干预不含活性药物,就认为它在伦理上毫无风险。
开放标签安慰剂试图在不隐瞒干预不具有治疗活性的前提下,研究情境带来的益处。研究人员会明确告知参与者,药片不含具有治疗作用的活性成分,并且通常还会解释条件作用和身心相互作用的过程。特德·卡普丘克及其同事于2010年开展的一项随机试验纳入了80名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研究报告称,在提供支持的研究环境中,开放标签安慰剂组的短期症状改善幅度大于未接受治疗组。后续研究还考察了下背痛、疲劳等状况。
这些研究提出的是一个有待探索的研究问题,而非已成定论的临床结论。参与者知道自己的分组,对治疗的解释本身可能产生积极预期,服药组获得的体验也可能不同于未接受治疗的对照组。样本量小、随访时间短、志愿者具有选择性,以及依赖自我报告的结局,都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推广。要确定开放标签安慰剂能带来何种额外益处,重要的是将其与可信的、提供同等关注的对照措施以及标准医疗进行比较。公开告知药片不含活性成分,消除了一种形式的欺骗,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准确地表述其疗效。
还有若干更广泛的问题尚未解决。研究人员正在探讨如何区分症状体验的改变与症状报告方式的改变、情境效应如何与具有活性的治疗相互作用,以及条件反应能否在实际临床条件下持续存在。虽然已有研究提出遗传和脑部指标可用于预测,但目前尚无一种通用检测方法,能在不同疾病和情境中可靠地识别对安慰剂有反应的人。在小规模实验和灵活分析容易产生不稳定结果的研究领域,研究注册、充足的样本量、预先设定的结局指标和独立重复验证尤为重要。这些问题使安慰剂研究处于学习、神经生物学、临床试验方法学和治疗沟通伦理的交汇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