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审查委员会(IRB)是依照正式程序设立的委员会,负责审查涉及人类参与者的研究,以保护参与者的权利与福祉。其职责通常包括评估研究风险、审查参与者的招募方式及知情告知程序、评估隐私和信息保密保障措施,以及决定研究能否启动或继续开展。这一名称尤其常见于美国;其他地区具有类似职能的机构通常称为研究伦理委员会或人体研究伦理委员会,但其法定权限和工作程序有所不同。
IRB 的审查范围远不止试验性治疗。根据适用规则,审查范围可涵盖访谈、行为实验、使用可识别个人身份的医疗记录或生物样本开展的研究,以及某些针对数字活动的研究。在临床试验中,伦理批准不同于药品监管机构的许可、研究所在机构同意开展研究的许可,也不同于参与者个人同意入组。这些决定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自动替代另一项。
现代 IRB 的形成,源于国际研究伦理规范的发展,以及各国针对涉及人类参与者的研究中所发生的侵害行为采取的应对措施。其工作将伦理判断与监管要求相结合。核心问题包括:研究能否产生有价值的知识,风险是否合理且已尽可能降低,参与是否真正出于自愿,以及研究带来的负担与潜在收益是否得到公平分配。
历史发展与伦理基础
独立审查的兴起,是为了弥补仅凭研究者个人判断研究是否可接受的不足。1947年的纽伦堡守则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医生审判的判决,强调自愿同意、实验须有科学依据、避免不必要的痛苦,以及参与者退出研究的自由。它并未建立现代机构委员会制度,但成为研究伦理的重要参照。
世界医学会于1964年通过了赫尔辛基宣言。1975年的修订明确强化了独立委员会审查的作用。后续修订涉及弱势参与者、试验注册、安慰剂的使用,以及研究结束后的安排等问题。该宣言是一份专业伦理文件,而非在所有国家自动以相同方式适用的法律。尽管如此,其原则仍影响着立法、期刊政策、专业标准和委员会的实际工作。
在美国,联邦政策在20世纪60至70年代逐步将事先审查制度化。1966年,美国公共卫生署的一项政策要求对其适用范围内的研究进行机构审查。同年,亨利·K. 比彻发表了一篇讨论临床研究伦理问题的文章,也引起了人们对一些声誉卓著的医疗机构中存在的可疑做法的关注。1972年,塔斯基吉未治疗梅毒研究被公之于众,推动了要求加强保护措施的呼声。该研究始于1932年,并在有效的青霉素疗法问世后仍继续进行。1974年的《国家研究法》设立了一个全国委员会,并强化了机构审查制度。
该委员会于1979年发表的贝尔蒙特报告阐明了三项原则,至今仍是美国研究审查的核心:尊重个人、行善和公正。尊重个人原则支持自愿参与,并要求保护自主能力受限的人。行善原则要求兼顾避免伤害与争取可能的益处。公正原则关注参与者遴选的公平性,以及研究负担与益处的分配。
这些原则并不能机械地解决所有个案。一项研究可能带来重要的社会效益,却让不太可能从中直接受益的人承担风险。向参与者支付报酬可以补偿其投入的时间,但也可能引发疑问:在经济处境不利的情况下,招募是否妥当。机构审查委员会将宽泛的原则转化为针对具体研究方案、人群、程序和机构环境的判断。因此,其职责处于伦理学、科学评估与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规则的交汇处,而非仅属于其中任何一个领域。
法律权限与审查范围
美国的主要监管框架包括《美国联邦法规》第45编第46部分中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法规,以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法规,尤其是《美国联邦法规》第21编第50和第56部分。**《共同规则》**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法规中编入第46部分A分部,并被多个联邦部门和机构采纳,适用于由联邦政府开展或资助、且属于其适用范围的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修订版《共同规则》规定的一般合规日期为2019年1月21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规则适用于其监管范围内、涉及药品、生物制品和医疗器械等受监管产品的临床研究。一项研究可能同时受这两套框架约束。
根据《共同规则》,研究通常指旨在形成可推广的知识或为此作出贡献的系统性调查。人类受试者是指在世的个人,研究者通过干预或互动获取并使用与其有关的信息或生物样本,或者获取、使用、研究、分析或生成与其有关的可识别身份的私人信息或生物样本。根据这些定义,能否识别个人身份以及获取信息的途径,是判断监管管辖范围的重要问题。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定义并不完全相同,尤其是在某些涉及样本和诊断器械的研究方面。
并非所有涉及人的活动都需要接受相同形式的审查。临床诊疗、内部服务评估、新闻报道以及某些公共卫生活动,可能不属于法规对研究的定义范围,或者属于明确排除的情形。例如,经公共卫生主管机构授权且符合条件的公共卫生监测活动,不属于《共同规则》所定义的研究。不过,将某项活动称为“质量改进”并不能决定其性质:改进项目也可能包含研究内容。机构政策可能要求由指定部门作出认定。
一些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因符合特定的法规类别,可豁免《共同规则》的大多数要求。例如,某些教育研究、问卷调查以及对信息的二次利用。获得豁免并不表示项目不存在伦理问题。某些豁免类别仍需接受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有限审查,尤其是对隐私和保密保障措施的审查;针对特定人群和活动,也存在相应限制。
机构审查委员会可以批准研究、要求修改后再予批准,或不予批准。根据美国规则,机构负责人可以对已获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的研究施加额外限制,或决定不允许开展,但不得授权开展委员会已否决的研究。不过,委员会的权限也有边界:批准并不意味着研究在所有领域都符合法律要求,也不意味着研究结论在科学上属实,更不保证参与者不会受到伤害。合同、隐私法、职业义务及其他监管许可,仍须分别予以考虑。
成员构成、独立性与机构组织
美国联邦法规通常要求,机构审查委员会至少由五名成员组成,成员应具备多元背景,足以审查委员会通常接触到的研究。成员中必须至少有一名主要关注科学事务的人员、一名主要关注非科学事务的人员,以及一名与该机构无隶属关系、且不是该机构相关人员直系亲属的人员。这三类角色不一定要由三个不同的人担任。法规还要求关注成员背景的多样性,以及他们对社区态度的敏感度。
委员会的专业知识必须与拟议研究相匹配。经常评估肿瘤临床试验的委员会,需要能够获取有关癌症治疗、实验设计以及参与者招募所处临床环境的专业知识。审查民族志田野调查或校内研究的委员会,则可能需要不同学科及相关情境的知识。如果缺乏某方面的专业知识,机构审查委员会可以邀请顾问参与,但顾问不会仅因就某项研究方案提供咨询而成为有表决权的成员。
在召开会议进行审查时,必须有超过半数的成员出席,其中至少包括一名主要关注非科学事务的成员。批准研究须获得出席成员过半数的赞成。存在利益冲突的成员可以应委员会要求提供信息,但不得参与该项目的审查或表决。在相关讨论和表决期间,必须始终达到法定人数;如果部分成员离席后,出席成员不再符合规定的构成要求,会议便不能有效批准该研究。
独立性既是表决规则,也是组织层面的要求。大学和医院可能在其资助的研究中拥有经济、声誉或战略利益。研究者也可能是委员会成员的资深同事。利益冲突处理程序、将机构推广活动与审查决定相分离、畅通的报告渠道,以及充分的行政支持,都有助于防止这些关系左右审查结果。与机构无隶属关系的成员能够提供外部视角,但仅凭这一名成员无法消除机构的影响。
机构审查委员会可以设在大学、医院、政府部门或独立组织内。独立的商业性机构审查委员会可以为多个机构和申办方审查研究。适用于研究方案的伦理标准,不会因审查由外部机构承担,或通过付费服务安排进行而降低。
委员会通常是更广泛的人类研究参与者保护体系的一部分。行政人员负责初步核查提交的材料、保存记录、协调往来函件,并跟踪批准情况。其他部门可能负责研究者培训、经济利益冲突、生物安全、信息安全或科研不端行为等事务。这些职能为委员会提供支持,却不能替代委员会的伦理判断。有效的组织安排需要明确各项决定的责任归属,而不是把所有与研究有关的问题都视为机构审查委员会的职责。
研究方案的批准标准
机构审查委员会将研究方案作为一个完整计划来评估,而不是孤立地审查知情同意文件。美国的批准标准要求,通过合理的研究设计,以及在适当情况下采用本就出于诊断或治疗目的而实施的操作,尽可能降低风险。相对于参与者可能获得的预期收益(如有),以及合理预期研究所能产生的知识的重要性,风险必须处于合理范围。参与者的选择必须公平,必须满足知情同意要求,并在适用情况下妥善安排隐私保护、保密和安全监测。
科学有效性与伦理密切相关,因为设计不良的研究可能给参与者带来负担,却没有合理希望产生有用的知识。因此,审查可能涉及样本量、结局指标、入选与排除标准、对照组及分析计划。在随机对照试验中,不恰当的对照或本可避免的偏倚,可能削弱招募参与者的正当性。机构审查委员会不一定要重复科研资助评审小组所做的科学评估,但必须充分理解研究设计,才能判断风险与预期获得的知识之间的关系。
风险不仅限于身体伤害。访谈可能造成心理困扰;敏感信息泄露可能影响就业、保险、人际关系或法律权益;即使不公开个人姓名,参与研究也可能使某个遭受污名化的群体暴露于公众视野。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后果的严重程度同样重要。对于罕见但后果灾难性的事件,可能需要采用不同于频繁、短暂不适的评估方式。审查应区分研究相关风险与常规诊疗风险,后者即使不参加研究也会存在。
监管中的最小风险概念尤为重要。根据《共同规则》,这一概念通常指预期伤害或不适的发生概率及严重程度,不超过日常生活中或常规身体、心理检查或测试中通常遇到的水平。这是多种监管程序采用的判断门槛,并非“安全”或“无关紧要”的同义词。当研究人群的日常生活本身就存在异常高的背景风险时,这一标准可能难以适用。
公平选择既要防止不当排除,也要防止过度集中招募某些人群。研究可能需要纳入将来会使用研究所得干预措施的人群,同时应避免主要因为某些人容易接触、依赖研究者或无法拒绝而选择他们。对支付给参与者的报酬,应评估其对参与自愿性和招募的影响;不能将其视为可抵消研究风险的临床收益。
对于涉及安慰剂的试验,委员会会审查为何必须采用这种对照、可能因此停用或不给予哪些已确立的治疗,以及救援治疗或停止试验标准是否恰当。对于仅为研究目的实施的侵入性操作、较长时间中断治疗,以及采集与参与者临床需要无关的标本,也应进行同样严格的审查。
知情同意与参与授权
知情同意是个人获取相关信息、理解拟参与的研究并自愿作出决定的过程。签署的表格记录了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但不能证明当事人确实理解了相关信息,或确实出于自愿作出决定。入组后,如果出现新信息、研究方案变更或其他情况变化,可能影响参与者继续参加研究的意愿,研究者仍须履行相应责任。
根据美国的规定,通常必须告知的信息包括研究目的、预计持续时间、研究程序、可合理预见的风险、潜在获益、替代选择、保密措施、问题咨询的联系方式,以及参与的自愿性质。对于风险超过最小风险的研究,还必须说明发生研究相关伤害时可获得的补偿和医疗救治。适用规定也可能要求提供其他信息,包括说明未来是否会使用可识别身份的信息或样本。
修订后的《共同规则》要求,知情同意过程应首先简明、集中地呈现关键信息,帮助潜在参与者理解参与研究有哪些值得或不值得考虑的理由。这项要求旨在解决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冗长的表格可能在法律层面面面俱到,实际却难以阅读和使用。机构审查委员会会审查信息的组织方式、术语、译文、无障碍可及性,以及信息提供时的具体情境。健康素养、语言熟练程度、残障状况和文化背景都可能影响沟通过程,但这些因素本身并不意味着当事人没有作出知情同意的能力。
保障自愿性需要关注依赖关系。患者可能认为拒绝参与会让主治医生失望,学生可能担心成绩受到影响,雇员则可能将主管的招募视为指令。将招募与权力关系分开、在适当情况下提供等同的替代选择,并明确说明不参与不会影响正常服务的获得,有助于减轻这些压力。在临床研究中,委员会还会考虑治疗性误解,即误以为研究程序的选择完全是为了参与者个人的医疗利益,而没有认识到其目的也包括回答研究问题。
作出知情同意的能力取决于所要作出的具体决定,并可能随时间变化。当参与者缺乏必要的决策能力时,应依据适用法律法规,确定是否可由法定授权代表代为许可。即使法律允许由代表代为许可,征得参与者本人的赞同并尊重其反对意见,在伦理上仍可能十分重要。
只有满足相关监管条件,机构审查委员会才能豁免或变更知情同意要求。根据《共同规则》,一种常用的豁免途径要求委员会认定研究风险不超过最小风险,且若不予豁免或变更,研究便无法切实开展;此外,还须满足其他条件。这些附加条件涉及参与者的权利与福祉,以及在适用情况下使用可识别身份信息的必要性。豁免知情同意不同于豁免其书面记录要求。紧急情况下开展研究的例外规定是一条独立且受到严格监管的途径,并非适用于紧急临床情境的一般性豁免。
额外保护与公平纳入
研究保护措施区分了易受伤害的脆弱性,以及易受胁迫、不当影响或排斥的脆弱性。一个人可能因疾病、理解能力受损、被限制在机构内生活、依赖照护者、资源有限或特定的招募环境而处于脆弱境地。因此,脆弱性并非单一、固定的属性。《共同规则》要求,当部分或全部参与者可能易受胁迫或不当影响时,须采取额外保障措施。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的法规在有关孕妇、人类胎儿和新生儿、囚犯以及儿童的各分部中,规定了具体的额外保护措施。这些规定是否适用,取决于研究本身及其是否属于相关法规的管辖范围。这些类别并不意味着,凡涉及此类参与者的研究一律禁止,或自动需要采用相同的审查程序;它们是在一般标准之外,进一步规定必须认定的事项、限制或程序。
对于涉及儿童的研究,审查时须区分以下类别:风险不超过最小风险的研究;风险较高但有望带来直接获益的研究;以及不带来直接获益、但符合更严格条件的某些研究。部分不属于常规批准类别的研究方案,需要经过单独的联邦层级程序。评估父母许可和儿童赞同时,须依据适用规则,并考虑儿童的年龄、成熟程度和心理状态。赞同是指明确表示同意,而非仅仅没有反对。需要取得父母一方还是双方的许可,取决于法规类别及相关例外规定。
涉及囚犯的研究有其独特的伦理问题,因为监禁可能影响其选择自由,也可能改变参与研究所获利益的意义。对于受相关规定约束的 HHS 研究,机构审查委员会必须有一名囚犯或具备适当资格的囚犯代表参加,并须满足额外的成员构成要求和实质性要求。允许开展的研究类别受到限制。如果已入组的参与者成为囚犯,其继续参与研究所适用的监管条件也可能随之改变。
怀孕期间的研究体现了保护与排斥之间的张力。胎儿可能面临的风险需要专门评估,但排除孕妇也可能导致孕期所用治疗措施的证据出现重大缺口。适用法规要求对已有证据、风险、潜在获益和知情同意作出相应认定。怀孕本身并不意味着缺乏决策能力。
对于认知功能受损的成年人,HHS 法规并未设立一个与儿童保护规定相对应的专门分部。委员会需依据一般批准标准、适用法律以及针对具体研究方案制定的保障措施进行审查,包括评估决策能力和安排代表人许可。
公平纳入也涉及历史上在研究中代表性不足的群体。仅仅取消正式的排除条件,并不能实现广泛招募。交通负担、难以获取或理解的研究材料、语言障碍以及访视时间安排,都可能决定哪些人实际上能够参与。因此,机构审查委员会对参与者选择公平性的评估与健康公平存在交集,但并不等同于申办方或资助方针对人口群体代表性提出的各项要求。
审查程序与研究期间的监督
审查途径取决于适用的监管规定、研究类别,以及风险的程度和性质。不符合豁免条件的研究可由机构审查委员会召开会议审查,符合条件时也可采用快速审查程序。快速审查通常由主任委员或其指定的资深委员进行。这并不意味着降低伦理标准,也不保证处理速度一定更快。能否采用该程序,取决于研究是否属于规定的类别并符合适用的风险限度,或是否属于对既往已获批准的研究所作的、符合条件的微小变更。
通常提交的材料包括研究方案、招募材料、知情同意文件、问卷或访谈提纲、相关产品信息,以及数据处理和参与者安全保障计划。审查结果可能是批准、要求修改、暂缓决定并要求作出实质性澄清,或不予批准。采用快速审查程序的审查人员可以要求修改,但不能通过该程序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对于他们认为不可接受的研究提案,必须提交会议审查。审查决定及任何附加条件均以书面形式记录和传达。
批准仅适用于研究的特定版本。研究者通常必须先获得批准,才能实施变更;但为消除对参与者显而易见的紧迫危险而必须作出的变更除外。变更可能包括调整入选标准、增加招募渠道、额外采集标本,或采用新的数据共享方式。行政性变更与实质性修订可能适用不同程序,但具体分类取决于变更的实际影响。
不同监管框架对持续审查的要求有所不同。根据修订后的《共同规则》,某些符合快速审查条件的研究,以及某些已进展至仅开展规定范围内有限活动的研究,无须接受常规持续审查,除非机构审查委员会另有决定。这并不免除报告相关问题或就变更取得批准的义务。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监管的研究,通常仍须按与风险相适应的间隔接受审查,且每年至少审查一次。
监督还包括报告和评估涉及参与者或他人风险的非预期问题、严重或持续的不合规行为,以及暂停或终止批准的情况。不良事件并不必然构成非预期问题。判断时需要考虑事件是否可预期、与研究的关联,以及对风险的影响。因基础疾病导致的住院,与提示研究可能造成伤害的非预期事件模式,意义可能不同。
机构审查委员会可以要求修改知情同意信息、招募方式、研究程序或监测措施,并可在有充分理由时暂停或终止批准。机构审查委员会不同于数据监查委员会;后者可审阅试验过程中不断积累的数据,并依据统计监测计划建议停止或调整试验。即使设有此类委员会,机构审查委员会仍须履行保护参与者的职责;两者都不能替代研究者应当即时履行的临床职责。
隐私、生物样本与数据密集型研究
涉及记录、样本和数字足迹的研究,使身体干预与信息风险之间的区别尤为重要。一项研究即使完全不接触参与者,也可能因敏感信息的披露或关联而带来风险。因此,机构审查委员会会审查研究收集哪些信息、能否识别个人身份、谁有权访问、数据将保留多久,以及计划如何进一步使用或转移这些数据。
隐私与保密相互关联,但并不相同。隐私关注对个人及其私人生活状况的接触和了解,包括招募或观察以何种方式、在何处进行。保密则关注如何处理研究者受托掌握的信息。即使最终建立的研究数据库是安全的,一封招募信也可能泄露敏感的诊断信息。反过来,即使访谈是在私密环境中进行的,若录音被不当分享,仍可能发生泄密。因此,数据隐私审查并不只是检查是否删除了姓名。
信息的可识别性取决于具体情境。经过编码的信息并不一定是匿名信息:编码密钥可能使信息重新关联到个人,而日期、地点、罕见疾病或基因组信息的组合也可能使个人身份得以识别。根据美国的人类受试者研究法规,研究者能否轻易确定个人身份往往是一个重要因素。《健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案》(HIPAA)则对去标识化另有法律标准。依据《共同规则》作出的认定,并不会自动解决 HIPAA 规定的义务问题;HIPAA 授权也不等同于同意参与研究。机构审查委员会或另设的隐私委员会可以审查符合条件的 HIPAA 授权豁免申请。
生物样本库涉及样本储存、未来研究、商业用途、退出以及研究发现反馈等问题。修订后的《共同规则》所规定的广泛同意,是一种有明确定义、可选择采用的机制,适用于涉及可识别身份的私人信息或生物样本的某些储存、维护及二次研究活动。它并不等于对未来任何活动的无限授权。其他合法途径可能包括取得针对特定用途的同意、获得经批准的豁免,或使用不属于相关人类受试者定义范围的材料。
基因组研究面临特殊挑战,因为研究发现不仅可能影响样本提供者本人,也可能影响其亲属和所在社群。是否以及如何向个人反馈研究结果,取决于分析有效性、临床意义、知情同意、可用资源以及研究目的。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反馈某项研究发现,并不意味着该发现就适合用于临床。
使用人工智能和大规模关联数据集的研究,会增加重新识别个人身份、推断敏感特征,以及模型在不同人群中表现不均衡的风险。网络信息可公开获取,本身并不能消除围绕其收集和再利用的所有伦理问题。对于主要采用计算手段而非身体干预的研究方案,委员会可能需要数据安全、机器学习以及社群背景方面的专业知识,才能作出评估。
多中心研究与国际审查体系
在多家机构开展的研究,可以由一个机构审查委员会统一负责审查,同时由各参与机构承担其他职责。根据修订后的《共同规则》,大多数参与该规则所涵盖的合作研究的美国机构,必须就研究在美国境内开展的部分采用单一机构审查委员会审查,但规定的例外情形除外;相关合规日期为2020年1月20日。此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于2018年开始实施单一机构审查委员会政策,适用于该政策所涵盖的美国境内多中心研究。这两项政策的目标相近,但适用范围并不相同。
委托审查协议确立一家机构接受另一机构审查委员会审查的安排,并划分审查方与委托机构之间的职责。负责审查的机构审查委员会可以评估统一的研究方案和知情同意框架,而各地机构则提供有关法律、招募环境、研究者资质、资源及研究中心具体情况的信息。因此,集中开展伦理审查,并不意味着将机构的所有职责都转交给远程运作的委员会。
单一机构审查委员会的安排旨在解决重复审查带来的问题。多个委员会可能要求采用不一致的措辞或作出不同的修改,却未必能改善对参与者的保护。统一审查有助于协调研究方案的变更,并以一致的方式处理安全性信息。不过,委托审查本身也会带来工作:需要签订协议,确保审查方获得当地情况,并明确报告方案偏离或回应投诉的职责。决策机构只有一个,并不意味着行政流程也只有一套。
在国际上,各地采用的术语及其法律权限有所不同。英国在国家研究治理框架内设立研究伦理委员会;加拿大机构则通常依据三大研究资助机构的政策框架,由研究伦理委员会审查该框架所涵盖的研究。澳大利亚的人体研究伦理委员会依据《人体研究伦理行为国家声明》以及适用的机构要求和法律规定开展工作。这些体系都强调独立评估,但在委员会组织形式、审查类别以及与监管机构的关系方面存在差异。
在欧洲联盟,《临床试验条例》于2022年1月31日开始适用,为药品试验引入了协调统一的申报和评估体系。伦理委员会按照各成员国的安排参与其中。监管框架的协调统一,并不意味着由一个统一的超国家伦理委员会取代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职责。
国际研究可能需要在多个司法管辖区接受伦理审查并取得监管许可。在申办方所在国获得批准,并不意味着可以自动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招募参与者。当地审查可以处理语言、社区关系、医疗照护标准、补偿安排和法律保护等问题,而远在异地的委员会可能无法充分评估这些问题。《赫尔辛基宣言》和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指南等国际指导文件可为这些判断提供依据,但并不取代各国的要求。
局限、问责与研究方法的变化
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是在不确定条件下作出的前瞻性判断。委员会在所有结果尚未揭晓之前,对研究方案和现有证据进行评估。罕见毒性、意料之外的社会后果或实施过程中的失误,可能只有在研究开展后才会显现。这一局限说明,研究者的胜任能力、反应及时的报告系统、参与者能够方便地联系相关人员,以及批准后的监督,都十分重要。这也意味着,没有出现有害结果,并不能证明薄弱的审查程序足够充分;同样,出现不良结果本身,也不能证明批准决定不当。
评估机构审查委员会的表现并不容易,因为参与者保护没有单一、直接的衡量指标。审查耗时、要求修改的次数、偏离研究方案的情况,以及参与者的投诉,分别反映了不同方面的表现。如果遗漏了关键问题,审查时间较短未必更好;如果主要是在反复修改文字,审查时间较长也未必能提供更多保护。其他重要但更难衡量的结果包括参与者的理解程度、招募的公平性、风险评估的质量,以及应对新出现问题的有效性。
机构利益和商业利益的激励作用,仍是治理讨论中的议题。研究机构可能从研究资助中获益,独立审查委员会也可能因提供审查服务而收取费用。这些关系并不能证明某项具体决定受到了不当影响,但它们凸显了利益冲突管理、委员资质、决策理由的记录以及外部监督的重要性。在美国,联邦层面的监督可包括相关机构开展的合规调查和检查。认证项目可以增设组织层面的标准,但不能取代法律要求。
新的研究设计可能暴露出既有监管分类与当代实践之间的脱节。整群随机试验可能以医院、学校或社区而非个人为单位进行分组,由此引出谁属于研究参与者、需要征得谁的同意等问题。嵌入常规诊疗的实用性试验,使研究风险与临床风险之间的区分更加复杂。急救情境下的研究可能涉及在必须立即作出决定时无法表示同意的人。每种情境都需要分析具体干预措施、受影响的个人、可行的保护措施,以及适用的法律途径。
社区参与和研究参与者的介入,可以帮助发现研究者或委员会成员忽略的负担、误解和优先事项,从而改进上述分析。在必须取得个人同意的情况下,这些做法不能替代个人同意,社区领袖也不能自动代表每一位成员授权其参与研究。当研究可能影响社区的声誉、对数据的控制权,或其与机构之间的关系时,这些参与尤其有价值。
远程招募、电子知情同意、居家测量和去中心化试验流程,使部分保护措施不再依托实体研究场所。电子签名并不能证明参与者已经理解相关信息,而居家参与可能给隐私保护或获取紧急援助带来实际障碍。因此,审查必须考察参与研究的实际流程:身份核验、沟通、研究用品的交付、监测、求助渠道,以及参与者退出或失联时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