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蒙特报告》**是研究伦理领域的一份奠基性文件,由美国保护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人类受试者全国委员会发布,于1979年4月18日刊登在《联邦公报》上。报告提出了三项基本伦理原则——尊重个人、行善和正义,并阐述了这些原则在知情同意、风险与受益评估以及研究参与者选择中的应用。报告虽制定于美国,却对国际研究监管产生了影响。它是一套伦理框架,而非法律或完整的监管规范。
历史背景
报告的产生,源于社会对涉及人的研究日益加强的审视,其中包括1972年塔斯基吉梅毒研究被公之于众所引发的关注。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在未充分取得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对患有梅毒的黑人男性进行观察;即使后来已有有效疗法,也未向他们提供治疗。这项研究成为研究中剥削与种族不公的典型案例。
1974年《国家研究法》设立了该全国委员会,并责成其为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确定基本伦理原则。委员会还考察了特定研究情境与人群,包括儿童、囚犯以及决策能力受损者。
报告以马里兰州的贝尔蒙特会议中心命名,委员会曾于1976年在那里进行集中深入的讨论。报告的最终表述凝聚了那次会议以及委员会后续审议的成果。
《贝尔蒙特报告》是研究保护制度发展历程的一部分;这一历程还包括1947年的《纽伦堡守则》和1964年首次通过的《赫尔辛基宣言》。报告的独特贡献在于,以少数几项一般原则构建研究伦理框架,并将这些原则与研究设计、招募及参与方面的实际决策联系起来。
适用范围:研究与临床实践
报告首先区分了研究与常规专业实践,尤其是临床诊疗。
实践通常是指旨在改善某一患者或服务对象福祉、且有合理成功预期的干预。研究则是为检验假说、得出结论,并形成或增进可推广的知识而设计的活动。
这一区分着眼于活动的目的与设计,而不只是看它是否采用了不熟悉的操作方法。偏离公认治疗方式的做法并不自动构成研究,尽管具有重大创新性的操作方法可能需要接受正式研究。反过来,即使采用的是熟悉的治疗方式,一项活动也可能属于研究。
研究与诊疗可以同时进行,例如在临床环境中开展的随机对照试验。报告认为,只要一项活动包含研究成分,该部分就应接受旨在保护人类受试者的审查。可能存在的治疗益处,并不能免除落实研究保护措施的必要性。
三项伦理原则
尊重个人
尊重个人包含两项要求:
- 应将个人视为具有自主能力的主体。
- 自主能力减弱者有权获得保护。
具有自主能力的人能够审慎思考个人目标,并据此采取行动。因此,尊重个人意味着认真对待人们经过审慎考虑所作的选择,不在缺乏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妨碍其决定。在研究中,这一原则主要体现为知情同意。
这项原则不只是要求取得签名。潜在参与者需要获得切实有用的信息,有机会理解这些信息,并能自由决定是否参与。
当一个人的决策能力因年龄、疾病、残障,或严重限制自由的处境而受到限制时,也有必要给予保护。报告并未将自主能力减弱视为排除其参与研究的当然理由。相反,保护的程度与形式应取决于所涉风险、可能的受益以及个人的具体情况。
行善
行善不止于怀有善意。报告通过两项相辅相成的义务来表述这一原则:不造成伤害,以及尽可能增加潜在受益,同时尽可能减少潜在伤害。
即使研究目的具有价值,研究也可能使参与者遭受伤害。因此,行善要求认真审视风险是否必要、是否存在更安全的方法,以及所寻求的知识是否足以证明承担剩余风险是合理的。
受益者可能是参与者、未来的患者或社会。必须区分这些受益类别:研究的科学价值或社会价值,并不等同于入组者本人获得的直接益处。
报告没有提供用来权衡伤害与受益的量化规则。其框架要求作出有理据的判断,同时也承认,有些做法无论预期价值如何,都是不可接受的。
正义
正义关注研究负担与受益的公平分配。其核心问题是:谁应承担研究风险,谁应获得研究带来的益处。
报告将这些问题与分配正义联系起来,列出了公平分配的若干可能依据,包括均等份额、个人需要、付出的努力、对社会的贡献以及应得程度。报告并未声称某一种分配准则能够解决所有情况。
在研究中,如果招募弱势人群只是因为他们容易接触、处于依赖地位或容易受到操纵,而研究带来的益处却主要惠及较有优势的群体,就可能构成不公。将可能带来益处的研究优先提供给受到偏爱的人,也可能构成不公。
因此,正义不仅适用于个别招募决定,也适用于更广泛的研究对象人群选择。
实际应用
报告将其原则与研究监管的三个主要领域联系起来。这些联系并非一一对应:每个领域都可能涉及全部三项原则。
知情同意
《贝尔蒙特报告》从信息、理解和自愿性三个方面分析知情同意。
信息包括研究程序、目的、可预见的风险、预期受益、相关替代方案,以及提问或退出的机会。报告强调,应考虑一个正在决定是否参与研究的理性人会希望知道什么,而不能仅仅依赖专业领域惯常的信息披露做法。
理解要求以适合潜在参与者能力和处境的形式提供信息。即使知情同意文件包含了规定的信息,复杂的术语、仓促的解释或杂乱无章的呈现方式,也可能妨碍理解。
自愿性要求不受强迫和不当影响。强迫是指以造成伤害相威胁,迫使他人服从。不当影响则可能来自过度或不适当的利益许诺或压力,包括与权威及依赖关系相关的利益许诺或压力。提供报酬并不自动构成强迫或不当影响;其伦理意义取决于具体情境。
报告也承认,某些研究可能需要不完全披露信息。报告认为,这种做法需要特别的正当理由和保护措施,而不能成为普遍免除取得知情同意义务的依据。
风险与受益评估
风险评估应同时考察潜在伤害发生的概率和严重程度。相关伤害包括身体损伤、心理痛苦、社会处境受损、经济损失以及法律后果。
评估既要考虑具体操作,也要考虑研究设计。设计不当的研究可能使人承担风险,却没有合理希望产生有用的知识。因此,报告将伦理上的可接受性与科学上的合理依据联系起来。
风险应降至实现研究目标所必需的程度。参与者的处境同样重要:同一种干预或信息披露,对处于不同社会环境或机构环境中的人,可能产生不同后果。
这种分析不只是计算总体收益。即使一项研究有望带来重大益处,尊重个人与正义原则仍会对可以采取的做法施加限制。
参与者的选择
公平选择要求同时审视纳入与排除决定。研究人员不应仅仅因为某些人容易接触或缺乏拒绝能力,就选择他们参加有风险的研究。同样,在没有相关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也不应将可能带来益处的参与机会仅留给受到偏爱的群体。
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审查者必须考虑,是否某些人群反复承担研究负担,而另一些人群却获得由此产生的益处。因此,选择参与者的决定应以科学相关性和伦理上的正当理由为依据,而不能只图便利。
与研究监管的关系
《贝尔蒙特报告》为美国人类受试者保护政策提供了伦理基础,但其本身并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联邦层面的研究保护措施在报告发表前就已存在,其发展也不能仅归因于这份报告。
报告的原则为机构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提供指导;这些委员会负责审查属于其审查范围的涉及人的研究。在美国,具体法律要求由联邦法规及其他适用规则确立,其中包括《共同规则》。
伦理原则与监管要求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法规具体规定审查程序、知情同意要求,以及豁免审查或免除特定要求的条件等事项。《贝尔蒙特报告》则为审视参与者的选择、风险和公平待遇提供理由。符合法规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伦理问题都已解决,而伦理论证本身也不能创设法律豁免。
解释与局限
报告有意提出宽泛的原则,而非一套完整的决策程序。它没有为尊重个人、行善和正义确立固定的优先次序。棘手的案例可能涉及原则之间的冲突——例如,保护性限制可能减少个人自主选择参与研究的机会。此类情况需要结合具体情境作出判断。
《贝尔蒙特报告》的正义原则超越了个人知情同意的范围,但其实际应用框架并未充分说明,社群应如何参与研究优先事项的确定,或研究带来的益处应如何在国际间分配。后来的研究伦理框架针对社群参与、协作伙伴关系以及研究成果所带来益处的可及性,提出了更明确的方法。
在涉及大型数据集、储存的生物材料和数字化观察的情境中,报告的原则也需要加以解释。有关身份可识别性、二次使用和数据隐私的问题,无法仅凭原报告解决;这些问题的处理还取决于后续伦理指导和适用法规。
不应将《贝尔蒙特报告》的三原则框架,与生物医学伦理学中通常与原则主义相关联的四原则方法混为一谈。后者区分尊重自主、不伤害、行善和正义。《贝尔蒙特报告》则将不伤害的义务纳入行善原则,并将尊重个人表述为既包括尊重自主,也包括保护自主能力减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