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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 伦理与政治哲学 / declaration-of-helsinki · 作品

赫尔辛基宣言

《赫尔辛基宣言》为涉及人类参与者的医学研究确立国际伦理原则,涵盖使用可识别身份的人体材料或数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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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辛基宣言》**是世界医学会(WMA)于1964年6月通过的一份声明,为涉及人类参与者的医学研究确立伦理原则。其适用范围包括使用可识别身份的人体生物材料或数据的研究。宣言明确了研究在科学有效性、独立伦理审查、知情同意、风险与获益评估、参与者保护以及向公众公布研究结果等方面的责任。现行版本于2024年10月在赫尔辛基通过。

该宣言是研究伦理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文件之一。它并非国际条约,本身也不构成具有普遍法律约束力的法律规范。其权威来自专业群体的承诺,以及机构政策、研究治理、学术发表要求和部分法律与监管框架对其原则的采纳。宣言历次修订反映了医学研究组织方式的变化,包括跨国试验的增多、使用已储存材料和数据开展研究的发展,以及对更公平地参与研究和分享研究获益的诉求。

起源与历次修订

《赫尔辛基宣言》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明确医师开展研究时的责任而作出的努力。1947年,在医生审判的判决中形成的《纽伦堡守则》确立了自愿同意、科学依据以及避免不必要痛苦等原则。成立于1947年的世界医学会随后制定了更多关于医师义务的专业声明。1948年通过的《日内瓦宣言》重新表述了医师的职业誓言;《赫尔辛基宣言》则针对涉及人类的研究这一更具体的问题。

最初的宣言于1964年6月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医学会第十八届大会上获得通过。它将与专业医疗相结合的临床研究,与主要出于科学目的开展的非治疗性研究区分开来。这体现了兼任研究者的医师在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也反映了在履行治疗个体患者的职责与产出可能惠及他人的知识之间寻求平衡的困难。与《纽伦堡守则》不同,该宣言涉及了由法定授权代表为无法亲自表示同意者作出许可的情形。因此,其框架允许在采取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开展涉及儿童及其他缺乏决策能力者的研究。

1975年在东京进行的修订尤为重要,因为它明确引入了由独立委员会审查研究方案的要求。此后,宣言又分别于1983年在威尼斯、1989年在香港以及1996年在西萨默塞特进行了修订。2000年的爱丁堡修订大幅调整了文件结构,也使有关安慰剂对照和试验结束后义务的争论更加激烈。世界医学会于2002年通过了有关安慰剂使用的澄清说明,并于2004年通过了有关试验结束后继续获得干预措施的澄清说明。2008年的首尔修订和2013年的福塔莱萨修订强化了多方面的规定,包括研究注册、发表、研究相关损害的补偿,以及研究结果的可获取性。

2024年10月的修订使宣言在最初通过六十年后重返赫尔辛基。此次修订将英文中的“subjects”(受试者)替换为“participants”(参与者),并更加强调实质性参与、结构性不平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研究以及环境可持续性。它还进一步阐述了脆弱性问题,以及医学研究与当代数据实践之间的关系。这些变化并未以一套新的伦理体系取代宣言的核心保护措施,而是将这些保护措施拓展至不断变化的研究情境。因此,援引宣言时需要注意所涉及的版本:引自2000年或2013年版本的条款,在措辞、范围或侧重点上可能与现行文本有所不同。

伦理权威、适用范围与专业责任

本宣言属于职业伦理学范畴,但其预期影响并不限于个别医生。早期版本主要面向医生,同时鼓励其他参与医学研究的人员采纳其原则。2024年版明确阐述了参与研究的个人、团队和组织所承担的责任。这一更广泛的视角反映出,研究决策由研究者、商业申办方、大学、医院、资助方、伦理委员会和公共主管部门共同作出。当研究设计、数据访问权限或资源由其他主体掌控时,对参与者的保护就不能仅仅依靠负责获取知情同意的临床医生的行为。

本宣言的核心伦理承诺是,研究参与者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不得从属于获取知识的目标。医学进步依赖研究,包括涉及人的研究,但这种依赖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受限制地开展试验。本宣言将这一立场与尊重尊严、自主决定权、隐私、保密、健康及其他人权联系起来。同时,宣言将保护参与者的责任赋予具备资质的专业人员,而不是仅仅因为参与者同意参加研究,就将这一责任转移给参与者本人。

本宣言既不能替代国家法律,也不只是对现行法律义务的描述。它要求研究者考虑相关的伦理、法律和监管要求,同时坚持这些要求不得削弱宣言所确立的保护。这就确立了一项国际伦理基准,可用于评估各地的相关安排。不过,宣言并未赋予伦理委员会无视适用法律的权力,也没有为违反其原则的情形提供统一的法律救济。具体法律后果取决于所属司法管辖区,以及宣言如何被纳入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规则、合同或职业义务之中。

其他规范文件也涉及一些相同问题。1979年的《贝尔蒙特报告》以尊重个人、行善和公正为核心构建研究伦理框架。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的国际指南就如何应用伦理原则提供了更详细的指导,尤其关注不同的社会和经济环境。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则规定了开展临床试验及记录试验过程的操作要求。这些规范文件相互关联,却不能彼此替代。宣言阐明广泛的伦理义务;操作规范将其中部分义务转化为具体程序;法律则确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求。一项研究即使符合文件记录规范,仍可能在研究目的、参与者选择或利益分配方面引发伦理问题。

科学有效性与风险和获益评估

科学有效性是一项伦理要求,因为参与研究可能使人们承受负担,却未能产生有用的知识。宣言要求,涉及人类的研究必须遵循公认的科学原则,并以充分了解科学文献、相关信息以及适当的实验室研究或动物实验结果为基础。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研究问题都必须采用同一种研究设计,而是要求研究问题、所用方法与研究能够合理支持的结论之间具有可充分论证的联系。设计不当的研究,不会仅仅因为取得了知情同意就变得符合伦理。

研究方案必须说明研究设计及伦理方面的考量,并论证其合理性。例如,在随机对照试验中,分组程序、对照组设置、结局指标和计划招募的参与者人数,都会影响研究的科学可靠性以及参与者所承受的风险和负担。样本量过小,不足以回答既定问题,可能浪费参与者的付出;而不必要的招募,则可能使超出回答研究问题所需人数的人承受风险。因此,统计学规划中的问题、系统性偏倚和不可靠的测量,并不只是技术缺陷,还可能削弱让参与者承担研究相关风险的正当理由。

宣言要求,将可预见的风险和负担,与参与者及其他受所研究病症影响的人群可能获得的预期益处进行比较评估。风险包括身体伤害、心理痛苦、隐私受损,以及与具体研究有关的其他伤害。负担可能包括反复到访、侵入性采样、耽误工作、出行,或要求繁重的监测程序。不能仅仅因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干预措施,就认定其会带来益处:该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可能恰恰是尚未明确的问题。同样,参与研究所获得的报酬,也不同于干预措施带来的治疗性获益。

风险评估应贯穿研究全过程,而非在研究获批时就告结束。研究者必须监测并记录风险,并在风险与获益的平衡发生变化时采取行动。如果风险变得过高,或者研究结果已足够明确,使继续让参与者承受风险不再具有正当理由,就可能需要修改或终止研究。宣言还要求研究实施人员具备适当资质、接受相应培训,并受到适当监督。其2024年版条款指出,保护要求也涵盖更广泛的研究条件:医学研究应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危害,并努力实现环境可持续性。这些要求并不能消除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而是明确规定,必须通过具有充分理由且以专业胜任的方式开展的研究过程来探究这种不确定性,并在新信息不断出现的过程中持续保护参与者。

独立伦理审查与研究治理

独立审查是《宣言》主要的制度性保障之一。研究开始前,必须将研究方案提交机构审查委员会,由其审议、提出意见、给予指导并予以批准。根据所在司法管辖区的不同,此类机构可能称为机构审查委员会、研究伦理委员会或独立伦理委员会。其职责并不限于检查知情同意书是否包含规定措辞,还包括评估研究在科学和伦理上的合理性、参与者的选择、风险管理、招募程序、知情同意安排,以及隐私保护和随访措施。

《宣言》要求委员会独立于研究者、申办方及其他不当影响。独立性既涉及成员构成,也涉及作出决定的条件。委员会需要拥有足够的权限和资源,才能切实评估研究,而不只是为其他方面已经作出的决定背书。相关专业知识同样不可或缺:技术复杂的试验可能需要专门的科学评估,而伦理判断则需要关注参与者的处境和当地环境。2024年修订版进一步强化了对委员会熟悉当地情况以及纳入一名普通公众成员的要求。

审查在首次批准后仍须持续进行。研究者必须提供委员会要求的监测信息,尤其是有关严重不良事件的信息;未经适当审议和批准,不得更改已获批准的研究方案。研究结束时,必须提交包含研究发现和结论摘要的最终报告。这些规定使伦理审查成为一种持续的治理关系,而非一次性的行政许可。同时,这些规定也将委员会的监督职责与申办方、试验监查员、监管机构以及为审查不断积累的安全性数据而设立的机构各自开展的工作区分开来。

利益冲突可能影响这一体系的任何环节。申办方可能因有利的研究结果而获得商业收益;研究者可能涉及经济利益,或受到职业发展动机的驱使;机构则可能依赖研究收入。《宣言》要求在研究文件中说明相关资金来源、隶属关系和潜在利益冲突,并作适当披露。披露能够使相互冲突的利益显现出来,但本身并不能解决这些冲突。根据适用的制度安排,可能还需要进行独立审查、管理存在冲突的角色,并限制某些特定活动。对于跨国研究,2024年版《宣言》要求在申办国和研究所在国均开展伦理审查。这一要求承认,科研资源和财务控制权的所在地,可能远离那些直接承担研究参与负担的人群。

知情同意与自主授权的限度

知情同意是一个过程:具备决策能力的人获得相关信息,充分理解这些信息,并自愿同意参与研究。根据《宣言》,拟参与者必须获知研究的目的、方法、预期收益、潜在风险与负担、资金来源、相关隶属关系以及潜在利益冲突。他们还必须了解与参与研究有关的保障措施和安排,包括对研究相关损害的补偿与治疗。因此,知情同意不只是在文件上签名,表示接受研究者的邀请。

沟通必须考虑个人的信息需求和理解能力。如果说明因语言、读写能力、陌生术语或传达信息时的具体情境而难以理解,那么仅仅技术上准确是不够的。研究者在征求同意之前,必须确认拟参与者已经理解相关信息。《宣言》还要求参与者知晓,他们可以拒绝参与或撤回同意,而不会遭到报复。拒绝参与或撤回同意,不得对医患关系或适当医疗服务的提供产生不利影响。

研究与治疗之间的关系会带来特殊困难。即使干预措施是通过随机分配或依照研究方案确定的,患者仍可能认为,选择某项研究性干预措施完全是为了使自己在治疗上获益。这种误解通常称为治疗性误解。对主治医生的依赖也可能使患者感到必须同意参与。因此,《宣言》要求,在拟参与者处于依赖关系之中,或可能在胁迫下同意时,必须格外谨慎;此时,应由具备适当资质且独立于该关系之外的人员征求同意。这些保障措施旨在防范不当影响,而不是将所有诊疗关系都视为本质上具有强制性。

有些参与者因年龄、决策能力受损或暂时的临床状况,无法作出有效同意。此时,必须取得法定授权代表的许可,并采取与研究相适应的额外保护措施。如果本人能够表达赞同,就必须征求其赞同意见,同时必须尊重其拒绝意见。对于涉及无同意能力者、且不会给其本人带来获益前景的研究,须遵守严格的限制条件,包括风险和负担均须处于最低限度。未经事先同意开展急诊研究,仅在明确限定的情形下才被允许,而且必须在研究方案中说明理由,事先获得伦理委员会批准,并尽快取得参与者本人或其授权代表的同意。仅凭研究问题具有价值,并不足以构成免于取得同意的理由。

脆弱性、公平纳入与社区参与

研究中的脆弱性,是指在特定条件下,遭受不公对待或伤害的可能性增加,或无法维护自身利益的可能性增加。这种脆弱性可能源于个人处境,例如决策能力受损;也可能源于社会条件,例如贫困、歧视、流离失所,以及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受限。宣言并不将脆弱性视为忽视个人自主能动性的理由,而是要求针对造成脆弱性的具体情境,提供经过专门考量的支持与保护。

2024年修订版特别强调,脆弱性取决于具体情境。某个人或社区可能在一种研究情境中处于脆弱地位,在另一种情境中却并非如此,而且相关情境也可能发生变化。例如,通过人们赖以生活的服务机构招募参与者,可能产生通过独立公开邀请招募时所没有的压力。语言障碍或不稳定的社会地位,也可能影响人们在实际中提问、拒绝参与或报告伤害的能力。因此,伦理评估不能仅仅将潜在参与者归入固定的人口群体类别。

保护措施必须与排除参与所造成的危害相权衡。系统性地排除某些群体,可能导致知识缺口,使人们无法充分了解这些群体日后将接受的治疗对其有何影响。围绕儿童、妊娠者、老年人以及患有多种疾病者的研究,常常引出如何协调审慎防护与公平参与研究机会之间关系的难题。宣言要求,为医学研究中代表性不足的群体提供适当的参与机会,同时保留与风险程度和参与者能力相适应的保障措施。涉及处于脆弱境况者的研究,必须回应他们的健康需求和优先事项,而这些人群也应有望从研究产生的知识、实践或干预措施中受益。不能仅仅因为招募方便,就认为将其纳入研究具有正当性。

2024年文本的另一个重点,是与潜在参与者、已入组参与者及其所在社区开展有实质意义的互动。这种参与可以为研究优先事项、研究设计、招募材料、可接受的负担以及研究结果的传播提供参考。但它并不等同于个人同意:社区代表通常不能代替具备自主决定能力的成年人批准其参与研究。征询意见也不能保证各方在每个问题上都达成一致。其伦理意义在于,让受研究影响的人能够为研究决策提供依据,而不是仅仅被当作数据来源。这种做法也回应了国际研究中的分配正义问题;否则,承担研究负担的人群可能对研究产生何种知识几乎没有影响力,也可能难以享有研究成果带来的益处。

对照组、安慰剂使用与诊疗标准

宣言关于对照组的规定涉及一个核心矛盾:既要在方法学上清晰辨别干预效果,又要履行对参与者的义务。安慰剂有助于区分干预本身的效果与预期、临床关注、疾病自然病程及其他因素所引起的变化。然而,将参与者分配至安慰剂组,也可能意味着不向其提供有效治疗。因此,相关的伦理问题并非安慰剂对照试验总体上是否具有科学价值,而是考虑到现有干预措施以及不提供这些措施所带来的后果,某项具体比较是否正当。

宣言的一般标准是,应将新干预措施的获益、风险、负担和有效性,与已证实有效的最佳干预措施进行比较。宣言承认一种例外情形:在不存在已证实有效的干预措施时,可以接受使用安慰剂或不予干预。宣言还允许另一种例外:出于充分且科学合理的方法学理由,为确定疗效或安全性,必须采用安慰剂、不予干预,或采用效果逊于已证实有效的最佳干预措施的干预进行比较。在这种情况下,参与者不得因未接受已证实有效的最佳干预措施,而面临额外的严重或不可逆伤害风险。

这些条件必须同时满足,不能任选其一作为理由。仅凭研究上的便利、较低的成本,或更容易达到统计学显著性,并不足以满足这些条件。可预见伤害的严重程度和可逆性,以及限制参与者暴露于风险的可能方式,都十分重要。有些研究是在既有基础治疗之上加用试验性治疗或安慰剂,而不是取代基础治疗。另一些研究则纳入补救治疗、密切监测或提前退出标准。这些措施会影响伦理评估,但并不自动意味着某项研究设计可以被接受;完整的研究方案仍须接受独立评估。

20世纪90年代,围绕在资源有限地区寻找成本更低的预防艾滋病病毒母婴传播方案的试验,相关争论尤为突出。争议的焦点在于,对照措施应采用国际上已确立的有效干预措施,还是研究所在地通常能够获得的治疗。这暴露出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当地的资源匮乏可能使研究得以开展,同时也可能造成参与者缺乏真正可行的替代选择的处境。2000年修订和2002年的澄清说明,是世界医学会回应这一问题的重要阶段。此后的表述保留了有限的例外,同时强调保护参与者免受严重或不可逆的伤害。这一问题仍有别于试验结束后卫生系统能否负担某项干预措施;后者涉及可及性与研究公正,而不只是对照组设置是否合理。

研究相关伤害与试验结束后的责任

《宣言》认为,对参与者的责任并不止于招募和数据收集。它要求为因参与研究而受到伤害的人提供适当的治疗和补偿。这一义务不同于通常支付的参与报酬、差旅费用报销,也不同于提供试验性干预措施。它针对的是可归因于研究的伤害,要求事先作出安排,以便在伤害发生时切实发挥作用。《宣言》本身并未设立全球性补偿基金,也未规定统一的保险模式;各司法管辖区的法律规定和制度机制各不相同。

试验结束后的安排针对的是另一个问题:某项干预措施可能在试验期间被证明有益,但研究结束后,参与者却可能无法继续获得该干预。若试验提供的治疗无法通过常规卫生系统获得,这一问题就尤为突出。此前的修订逐步明确了试验结束后继续获得干预的要求,而2024年文本则要求申办者和研究者提前作出安排,使仍有需要的参与者能够继续获得试验中已确定有益且具有合理安全性的干预措施。例外情况须经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拟议安排必须在知情同意过程中向参与者说明。

提前规划十分重要,因为否则在研究取得结果后,申办者、研究者、研究所在机构和政府之间可能会相互推卸责任。需要明确的问题包括:提供什么、向谁提供、提供多长时间,以及通过何种方式提供。持续供应试验用产品还可能取决于监管许可和充分的安全监测。《宣言》层面的义务确立了伦理要求,但要切实履行,还需要根据具体干预措施和实施环境作出适当安排。试验结束后继续提供干预,并不意味着承诺每一种试验性治疗都会有效、能够无限期供应,或会成为常规诊疗的一部分。

《宣言》还单独论及一种情况:当现有治疗方案不足以满足需要或无效,且患者无法参加临床试验时,在临床实践中使用尚未经证实的干预措施。此类使用须征求专家意见,考虑可能的风险、负担和获益,并取得知情同意。相关信息应予以记录并适当共享,之后还应对该干预措施开展系统研究。这一规定并非对研究保护措施的普遍豁免,不得用来规避这些措施。必须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针对个体临床状况、经过审慎论证的应对措施,另一种是旨在确定安全性或有效性的系统性研究。无论患者病情多么严重,或专业人员对某项创新多么有信心,都不能免除伦理审查的必要性。

生物材料、数据与隐私

本宣言不仅适用于直接对参与者实施干预的研究,也适用于使用可识别人体材料或数据的研究。血液样本、组织、遗传信息、医疗记录及关联数据集,无须再次接触参与者开展临床活动,也能支持重要研究。然而,使用这些材料和数据仍会引出知情同意、保密、二次使用目的、治理,以及信息披露或解读可能对个人或群体造成伤害等问题。样本在物理上与提供者分离,并不意味着其使用所涉及的全部伦理义务随之消失。

2024年版宣言涵盖生物材料以及可识别或可重新识别身份的数据的收集、处理、存储和可预见的二次使用。知情同意仍居于核心地位;为多种用途或尚未明确的用途而收集和存储材料及数据,必须符合世界医学会于2016年修订的《台北宣言》的相关要求。该宣言专门讨论健康数据库和生物样本库的伦理考量。这两份文件相互衔接,使《赫尔辛基宣言》既能阐明一般研究原则,又能援引更具针对性的框架,为留存材料和信息的治理提供指导。

二次研究可能面临无法取得知情同意或实际难以取得知情同意的情况。《赫尔辛基宣言》并未将这一困难视为自动获得授权的理由。此类研究须经研究伦理委员会审议和批准。区分可识别身份的信息、编码信息和已得到有效匿名化的信息十分重要,但从技术上看,这些界限并非始终稳固。遗传信息以及人口统计变量或临床变量的组合,在与其他来源的信息关联后,可能使个人身份被重新识别。因此,声称已删除姓名,并不等于已对数据隐私进行完整评估。

当代计算方法使这些问题也与使用人工智能的研究息息相关,其中包括基于大规模临床数据集开发系统的研究。伦理评估可能需要考察训练数据的来源、再利用授权、安全性、重新识别身份的可能性,以及利益与伤害的分配。本宣言并未为每一种算法或数据库架构提供技术标准。它的作用在于,当研究超出面对面干预的范围时,仍维持知情同意、保密、科学合理性和独立监督方面的责任。符合数据保护法规与在伦理上可接受,是相互关联但并不相同的判断:即便某项使用在法律上得到允许,仍可能需要审查其是否尊重获取材料时的条件,以及材料所代表的人群的利益。

注册、发表与公共问责

宣言将对个体参与者的义务与对研究公共记录的义务联系起来。每一项涉及人类参与者的研究,都必须在招募首位参与者之前,在公众可访问的数据库中注册。前瞻性注册为研究的存在及其预期目的留下带有日期的记录。在试验中,这有助于发现预先设定的结局指标与后来发表时重点呈现的结局指标之间的差异。注册并不能证明一项研究符合伦理或具有科学合理性,但能使研究团队之外的人了解其实施过程的某些方面。

研究者、作者、资助方、编辑和出版者在研究发表与传播方面均负有伦理义务。研究结果必须向公众公开,不仅包括阳性结果,也包括阴性结果和无定论的结果。资金来源、所属机构和利益冲突均须声明。这些义务旨在应对发表偏倚,即看似有利或具有统计学显著性的研究结果更有可能进入可获取的文献。如果结果不利的研究始终无法获取,那么即使每篇已发表的报告都准确描述了自身数据,后续研究者和临床医生仍可能高估某项干预的有效性,或低估其风险。

透明度也有助于提高可复现性,并支持对不同研究的证据进行综合评估。宣言并非关于开放数据、软件发布或统计报告的全面规范,其有关发表的规定也不能凌驾于参与者信息保密要求之上。尽管如此,宣言仍确立了一点:从伦理上说,研究不能止步于由资助方或研究者持有结果。参与者可能是基于自身贡献将产生知识的理解而接受研究所带来的负担。不传播研究结果可能使这一目的落空,并导致不必要的重复研究,让更多参与者承担负担。

宣言的实际影响体现在伦理审查申请表、机构要求、期刊政策和专业指导中。但这些应用并不意味着所有机构都采用同一版本,或对每项条款作出相同解释。例如,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08年出台的一项规则,不再将宣言作为某些未依据研究性新药申请开展的境外临床研究的指定伦理依据,转而采用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这说明,伦理影响力与纳入监管规定是两回事。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则是对宣言实施的另一种考验:2024年版文本承认,在此类事件中产生知识具有紧迫性,同时坚持宣言的伦理原则仍然适用。加快审查和快速招募本身,并不能免除确保科学有效性、保护参与者、注册研究和披露结果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