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科学是指以科学面貌出现,却不符合科学探究相关标准的主张、实践或思想体系。其典型特征包括证据不可靠、抵制有实质意义的检验、选择性地对待结果,以及在存在大量相反研究结果的情况下仍坚持原有结论。这个术语关注的是主张与其科学依据之间的关系:一种观点并不会仅仅因为错误、非传统、不受欢迎或不属于科学范畴,就成为伪科学。
区分科学与伪科学十分重要,因为科学的权威会影响医疗、教育、商业决策和公共政策。科学的外表可能让无效的产品、缺乏依据的历史叙述或对自然现象的误导性解释获得不应有的可信度。与此同时,“伪科学”这一标签也可能被滥用,用来否定正当的学术分歧或新兴研究。因此,识别伪科学需要考察具体的主张、方法以及对批评的回应,而不能只是把某个成熟专业领域之外的人或观点挑出来。
在科学哲学中,伪科学属于划界问题的一部分:如何区分科学探究与其他智识活动,尤其是与那些以误导方式自称具有科学地位的实践相区分。没有任何单一标准能够判定所有情形。相较之下,哲学分析、历史考察和对证据的审视,能够揭示富有成效的探究与旨在维护预设结论的体系之间反复出现的差异。
含义、范围与相近范畴
前缀“pseudo-”源自希腊语,意为“假的”。在日常用法中,“伪科学”可以指单个论断、一种技术、一套解释体系,或一个实践共同体。这些都是不同的评估对象。某个具体主张可能可以接受科学检验,即使推广它的组织行事方式带有伪科学性质;反过来,一个本身正当的研究领域,也可能包含缺乏充分依据的主张。严谨的分析会明确评估的对象,以及适用的科学标准。
伪科学的范围比非科学更窄。例如,数学主要通过证明而非实证实验来确立结论,但这并不使它成为伪科学。历史研究、艺术阐释、道德推理以及许多形式的宗教,都有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的目的和标准。当它们提出经验性论断,或声称得到科学验证时,才涉及科学划界问题。关于终极意义的神学陈述,与实验室中关于某件实物年代的主张,并不需要采用同一种评估方式。
仅有错误也不足以构成伪科学。科学中存在错误的测量、未获成功的理论,以及被放弃的解释。关键部分在于如何处理错误:研究者是否让自己的主张接受批评,是否修正结论,以及是否允许独立核查。可错论认为,知识主张可以始终接受修正,而不因此变得任意。伪科学体系往往模仿大众印象中科学所具有的确定性,却忽视了科学通过系统化机制承认自身可能出错这一点。
造假与伪科学有所重叠,但并不相同。科学造假涉及蓄意欺骗,例如捏造数据。一项造假的研究成果,其实验设计本身可能是合理的;而一个人真诚相信的伪科学观念,也可能不涉及任何有意识的欺骗。同样,质量低下的研究、商业夸大宣传和过早的公开宣传,也不自动构成伪科学。如果这些做法形成一种持续模式,一面声称具有科学权威,一面逃避随之而来的举证责任,那么将其归为伪科学就更有理由。
这个术语也不同于“原科学”;后者指尚未形成成熟理论或可靠方法、但未来可能做到的探索。这一区分不能只取决于最终是否成功,否则就只能事后进行分类。更有用的问题是:一个发展中的领域是否明确自身的不确定性,是否提出鉴别力越来越强的检验,是否认真对待相关的既有知识,以及是否根据结果作出改变。一个非主流的提案,即使成功的可能性很低,也仍可能在科学上站得住脚。
关于科学划界的哲学论述
20世纪的论争使科学划界成为认识论的核心议题。与逻辑经验主义相关的哲学家考察了有意义的经验陈述与可能的观察之间的关系。不同版本的证实主义将经验意义与证实或确证联系起来。这些研究并非只是列举哪些属于伪科学,还探讨了语言、逻辑以及形而上学的地位。它们面临的困难之一,是如何解释普遍定律,因为有限次数的观察通常无法确凿地证实这类定律。
卡尔·波普尔提出以可证伪性作为判定科学地位的标准。在他看来,科学理论会排除某些可能的观察结果,因此存在与经验相冲突的风险。一个与所有可设想的结果都相容的理论,就不具备这种经验内容。波普尔在《研究的逻辑》(Logik der Forschung)中阐述了这一思路;该书于1934年出版,但标注的出版年份为1935年。此后,他又用英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路。他所作的区分,不是有意义与无意义的陈述之分,也不是真理论与假理论之分:一个错误的理论,只要提出了可检验的主张,仍然可以是科学的。
可证伪性并不提供一套可以自动判定何时应当抛弃理论的程序。预测看似落空,可能是由设备故障、对初始条件的错误假定,或辅助假说中的错误造成的。确证整体论强调,观察通常检验的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假定,而非孤立的命题。负责任的研究者有时会在调查反常现象的同时,保留一个富有成效的理论。难点在于,如何区分有充分理由的调整与临时拼凑的应对手段,后者旨在让某项主张免受任何可能的质疑。
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中强调,科学研究的组织方式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成熟的科学共同体通常在共同的框架内开展工作,解决问题并改进测量,而不是反复检验其最基本的假定。他的论述使那种将科学家描绘成不断试图证伪基础理论的看法变得更为复杂。他还指出,除了单个陈述的可检验性,一个领域能否在技术条件的约束下持续解决问题,也同样重要。
伊姆雷·拉卡托斯将注意力转向随时间发展的研究纲领。进步的研究纲领能够带来理论进展,并在新的经验检验中取得成功;退化的研究纲领则越来越多地只是设法容纳已知的困难,却未能取得相应的进展。1983年,拉里·劳丹批评了寻找普遍划界标准的尝试,主张着重考察具体主张的证据基础。后来的进路往往综合考虑多个因素:可检验性、证据支持、方法的可靠性、解释上的进展,以及对批评的回应。它们共同表明,一次失败的实验或一份流于表面的核对清单,很少足以对复杂案例作出定论。
历史发展与边界的变迁
如今被归为伪科学的实践,往往产生于现代学科边界形成之前。例如,占星术在历史上与天文观测、历法推算、医学和政治咨询交织在一起。它曾存在于学术机构之中,并不能证明其预测主张正确,却能解释为什么不能简单地将其早期地位理解为对一门已经独立成形的现代科学的模仿。随着时间推移,天文学发展出了日益成功的数学模型和测量方法,而占星术的解释并未展现出同等可靠的预测能力。
炼金术带来了另一类历史问题。它将处理各种物质的实际操作、物质理论、医疗目的,以及宗教或象征性解释结合在一起。其中一些活动促进了实验技术的发展,这些技术后来在化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金属嬗变等项目所依据的一些假设,则在后来发生了变化。因此,历史学家避免把整个炼金术传统仅仅视为冒牌化学。不过,对于当今声称某种炼金术方法已被科学证明具有非凡效果的说法,仍必须依据现有证据进行评估。
18世纪末,弗朗茨·安东·梅斯默将治疗效果归因于“动物磁力”,认为它是一种微妙的作用力或流体。1784年,一个成员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和安托万·拉瓦锡的法国皇家委员会,对这种假定的作用媒介展开了调查。委员会采用的程序有助于将受试者的预期与所谓的磁力影响区分开来,结果没有发现支持这种流体存在的证据。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解释了所有被报告的症状,而在于它展示了如何通过对照比较,质疑一场看似令人信服的治疗演示。
颅相学由弗朗茨·约瑟夫·加尔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创立,后来经约翰·加斯帕·施普尔茨海姆推广而流行。它将各种心理机能与特定脑区联系起来,并试图根据头骨形状推断这些机能的发达程度。大脑各部分具有不同功能这一宽泛命题,本身并不是问题的核心。颅相学特有的、将性格特征对应到头骨外部特征的做法,缺乏可靠验证。它被用于评判人格和社会等级,说明一套颇具吸引力的分类体系如何能够超出其证据所能支持的范围。
回顾历史时作出的判断,也必须为那些起初缺乏完整解释的合理观念留出空间。阿尔弗雷德·魏格纳于1912年提出大陆漂移说,但他提出的机制并不充分,其论证也遭到了广泛质疑。后来,海底扩张、古地磁和全球地震分布模式等方面的证据,推动了20世纪60年代板块构造理论的形成。这段历史并不表明,被否定的提议通常都是正确的。它表明,有争议的观念是通过更完善的解释和相互印证的证据获得科学地位的,而不是因为遭到否定就获得这种地位。受到权威人士反对,既不能证明某种观点正确,也不足以判定它是伪科学。
反复出现的论证与方法模式
一种常见模式是使某项主张不受不利证据的影响。预测最初可能十分明确,但在预测落空后,其适用条件便被重新解释,以至于任何结果都无法成为反驳它的证据。治疗无效被归咎于信念不足;超自然现象未出现被归咎于持怀疑态度的观察者;失败的预言则被赋予新的象征意义。这类解释并不只是因为引入了附加条件就必然不合理。问题在于,这些条件缺乏独立证据支持,而且只是为了保住原有结论才被提出。
选择性使用证据也是反复出现的特征。倡导者可能搜集引人注目的成功案例,却略去失败案例;引用有利段落,却忽略作者所作的限定;或将个别反常现象视为足以推翻证据充分的理论的决定性依据。这颠倒了比较不同解释时通常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反常现象或许值得研究,却不会自动支持某个偏好的替代解释。与现有解释竞争的解释必须说明相关观察结果,包括那些已被既有研究成功解释的结果。
伪科学论证常常将尚未解释的事件与支持某种特定原因的证据混为一谈。一个人在接受某种干预后康复,只能确立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并不一定能确立因果关系。天空中出现奇异光亮,本身并不能说明它的来源。这一推理上的缺口很重要,因为同一观察结果可能符合多种解释。溯因推理,即推导解释性假说的推理,要求比较不同的可能解释,而不是把无法证伪某个偏好的解释当作对它的证实。
专业术语可以营造精确的表象,却不提供可测量的实质内容。有些主张借用量子力学、能量或遗传学中的术语,却既未指明任何物理量,也未说明这些概念与其所声称的效应之间有何机制相联系。“能量”在物理学中有明确的含义;给某种产品冠以这个词,并不能证明任何相关的能量传递已经得到测量。类比可以启发假说,但不能替代操作性定义和检验。
诉诸权威的论证也有一些独特形式。亲历者证言、显赫头衔、专利、看似由正规机构颁发的证书,以及遭受打压的说法,都可能被用来代替证据。这些都不能一锤定音:专利并非对科学有效性的全面认证,专业资历也不能使一项断言成为事实。反过来,缺乏资历也不意味着某项主张就是错误的。一种相关谬误有时被称为“伽利略诡辩”,即把受到迫害或嘲笑当作观点正确的证据。历史上一些异议者最终被证明正确,并不能说明当代某位异议者的主张也经得起科学审查。
检验、统计证据与可复现性
具有科学价值的假说必须将其概念与观察联系起来,使人们能够有效区分不同的可能性。例如,要检验一种声称具有诊断功能的设备,就必须明确它检测的是什么状况、如何对输出结果进行分类,以及依据什么独立标准来判定该状况是否存在。如果缺乏这些定义,几乎任何输出结果都可以在事后得到有利的解释。操作性定义越精确,将失败结果重新解释为成功的余地就越小。
受控实验所应对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结果往往会因与所提出的原因无关的因素而发生变化。在随机对照试验中,随机分配有助于将已知和未知的影响因素分散到各比较组中。盲法则能降低预期影响治疗、观察或报告的可能性。当结果带有主观性时,这些方法尤其有用,但它们并非所有科学研究都必须遵循的通用要求。天文学、地质学和演化研究往往通过观察、自然条件下的比较,以及相互印证的预测来检验解释,而非依靠随机干预。
统计学将观察到的差异与特定假设下预期会出现的变异区分开来。较小的 值并不表示假说为假的概率,也不能证明结果具有实际意义。检验大量结果指标,却只报告其中有利的结果,即使不存在真实效应,也可能得出看似令人瞩目的发现。样本量小、可灵活变动的停止规则、未披露的数据剔除,以及发表偏好,都可能进一步夸大证据。这些问题既存在于伪科学中,也存在于主流研究中;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这些问题并系统地加以解决。
贝叶斯推断明确揭示了先验可信程度与新证据之间的关系。用几率形式表示为:
这个方程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加考察就否定陌生的想法。它说明,当一项主张与许多经过独立验证、可靠有效的测量结果相冲突时,噪声较大、控制不严的观察可能不足以成为接受该主张的理由。反过来,强有力且可重复的证据也能推翻最初概率很低的判断。证据的分量取决于:与其他竞争性解释相比,某种解释在多大程度上更能使所观察到的结果成为预期之中的事情。
可复现性与独立重复验证能够制约个人偏见、未公开的程序性选择以及偶然结果的影响。不同学科使用的术语有所不同,但核心要求是,其他研究者能够审查推理过程,并确定效应在适当条件下是否依然存在。系统综述可以评估相关研究的整体证据,而不是仅选取有利的案例。通常,一项取得阳性结果的研究或一次失败的重复验证,都不足以对复杂问题作出定论。如果在设计严谨的检验中持续失败,同时又缺乏理论或实证上的进展,那么这比脱离整体背景加以宣传的个别成功更能说明问题。
自然、起源与历史领域的代表性案例
占星术清楚地展示了科学所研究的影响与缺乏依据的解释体系之间的区别。天体的引力效应、季节变化和太阳辐射都是正当的研究对象,但这些并不能证明,黄道星座或出生星盘中的天体配置能够可靠地决定人的性格或个人命运。对占星术主张的现代检验,尚未证实其预测能力能够稳定地超出相应的随机预期和普通信息来源所能达到的水平。不过,模糊的描述和事后比对仍能让占星解读显得极具针对性。
永动机的主张说明了区分概念性构想与经过验证的装置的重要性。机器若在没有必要能量输入的情况下持续输出净功,就违背了能量守恒定律;装置若以循环方式将来自单一热源的热量全部转化为功,就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些定律有大量来源多样的观测作为支持。因此,任何声称存在例外的方案,都必须仔细核算电力供应、化学变化、储存的机械能、环境热量以及测量误差。一场看似惊人、却不允许检查内部组件的演示,并不足以证明能量收支符合其宣称。
神创论既包括宗教立场,也包括试图取代生物史和地质史科学解释的主张。其宗教形式并不必然属于科学主张。然而,年轻地球神创论对地球与生命的年代提出了经验性断言,这些断言与放射性定年、地质学、天文学和遗传学中相互印证的证据相冲突。智慧设计论认为,生物的某些特征最好用某种智慧原因来解释。科学界对它的批评着重指出,它缺乏关于设计者、作用机制和历史过程的、可独立检验的解释,而不是把所有关于目的的哲学论证都当作实验室假说来对待。
在考古学领域,伪科学叙事经常根据挑选出来的古迹和表面上的相似之处,推断曾经存在失落的全球性文明、非凡的古代技术或外星干预。这类主张可能忽视发掘背景、年代确凿的遗存序列、当地技术的发展,以及长期积累的常规制造活动证据。大型石构建筑确实可能带来值得研究的工程问题,但这并不能证明某个未知文明的存在。评估相互竞争的解释,必须依据实物痕迹,而不能仅凭现代观察者的惊讶。
这些案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占星术主要是一套解释和预测实践;永动机主张涉及可测量的物理性能;神创论争议同时涉及经验与神学问题;伪考古学则关乎人类过去的证据。将它们归为伪科学,并不是因为它们共享某一种不可信的信念,而是因为它们反复未能做到将主张与充分的检验相联系、将相反证据纳入考量,以及提出优于现有替代解释的解释。因此,可以评估具体断言,而不必认定所有持这些观点的人都有相同的动机。
健康主张与治疗性伪科学
对于健康主张,尤其需要审慎辨析,因为症状会波动,不同疾病的自然病程各异,而且患者往往同时接受多种干预。治疗后的好转可能源于自然康复、同期接受的医疗照护、症状报告方式的变化,或是均值回归:即使没有有效干预,异常严重的症状之后也可能回落至较为典型的水平。这些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当事人的体验不真实,而是说明,仅凭体验本身无法确定究竟是哪个因素带来了改善。
安慰剂效应也经常遭到误解。预期、条件作用、临床互动以及治疗情境,都可能影响某些结局,尤其是主观症状。然而,安慰剂组出现的改善并不全是安慰剂效应,也可能包括疾病自然进程、测量变异及其他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治疗情境带来的益处,既不能证明某种疗法所宣称的特异性作用机制,也不能证明疾病进程已经逆转。可靠的评估会区分症状报告、功能结局、生物学测量指标以及长期临床结局。
顺势疗法由塞缪尔·哈内曼自十八世纪末开始发展而来,其依据的原则包括“以相似者治相似病”,以及反复稀释并振摇。百分制稀释每进行一步,浓度就降为原来的百分之一。经过三十步这样的稀释后,名义稀释比例为 ;按照通常的制备假设,一份常规剂量中预计连一个起始物质的分子也不会含有。临床研究尚未证实,顺势疗法制剂在治疗特定病症时具有超出安慰剂效应的可靠疗效。有观点提出,水会对已被移除的物质保留具有治疗特异性的记忆,但这些观点并未提供可重复验证的机制来解决这一证据问题。
一种疗法的地理起源、历史长短或文化关联,并不能决定它是否有效。传统疗法中可能既有含药理活性物质的治疗,也有无效的操作,还有效果取决于具体病症和制备方式的干预。反过来,工业化生产的产品也可能无效或有害。科学评估关注的是具体配方、剂量、适应证、对照干预和结局。某种成分即使已被证实具有生化活性,也不能仅凭这一点就认定它对人体具有临床益处。
相关伦理风险包括直接毒性、污染、相互作用、经济损失,以及延误有效治疗。知情同意要求如实告知哪些情况已经明确、哪些仍不确定;缺乏依据却言之凿凿,会破坏这一过程。在公共卫生领域,不准确的主张还可能通过有关传染病和集体预防的决策影响他人。这些后果说明了严格评估的重要性,但并不意味着必须假定每一位从业者都在欺骗他人,或每一位自述获益的人都误判了自身体验。
持续存在的心理与社会机制
伪科学信念之所以能令人信服,是因为人类日常认知适于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寻找模式、识别原因,并从经验中学习。这些能力不可或缺,却并不完美。确认偏误使人偏向接受符合既有预期的信息,而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对判断的影响,可能远超其统计频率所应占的分量。因此,一次引人注目的巧合,可能比许多次平淡无事的经历更有说服力。当另一种解释需要对大规模人群进行抽象比较时,从鲜活的个人案例出发进行推断尤其容易令人信服。
巴纳姆效应也称福勒效应,指人们会将宽泛的人格描述视为专门针对自己、与自己独特契合的描述。在1949年发表的一项课堂演示中,心理学家伯特伦·福勒向学生提供了同一份笼统的人格描述,却声称这是针对每个人的个性化反馈。学生们的正面评价表明,即使没有真正区分个体差异,也能营造出描述准确贴合个人的效果。将讨人喜欢的特质与常见的不安全感相结合的陈述,尤其容易让人与自身经历对上号。
社会互动会强化这些效应。在冷读术中,施术者利用笼统的陈述、观察、提问以及对象的回应,营造出对其个人情况有着非同寻常了解的表象。这种交流可能涉及刻意运用的技巧、普通的人际推断,或两者的结合。对象往往更容易记住说准的内容,而不是说错的内容,还可能主动提供细节,事后却觉得这些细节是施术者说出来的。因此,评估一场看似神乎其神的交流时,需要将其视为一个互动过程,而不能只看最终列出的那些说准了的判断。
信念也具有社会功能。一套信念体系可以提供身份认同、归属感、表达苦难的语言,或不确定时期的掌控感。社群可以保存亲历者的见证,奖励表明忠诚的言行,并将外界批评解读为自身遭到排斥的佐证。商业利益的驱动可能使夸张的承诺比有所保留的解释更受青睐。这些机制有助于解释信念为何持续存在,但它们本身并不能驳倒某项主张:解释一个人为何相信某件事,与判断这件事是否属实,是两项不同的任务。
科学训练通过专业领域知识和研究方法实践,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抵御这些影响,但专业能力有其特定范围。一位成就卓著的科学家,也可能在不熟悉的领域提出缺乏依据的主张;而即使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专家对某种偏爱解释的执着,也可能使其判断失真。制度性保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个人的才智与真诚并不能消除偏误。社会认识论考察信任、专业知识、证言和集体批评如何影响知识。从这一视角看,一个共同体是否可靠,部分取决于不同意见能否揭示错误,而不只是被视为对群体成员身份的威胁。
机构、教育与标签的局限
科学机构通过同行评审、编辑审查、数据核查、重复验证和专业批评来提高可靠性。但这些措施都不能保证结论正确。期刊可能发表有缺陷的研究,审稿人可能漏掉错误,而声誉方面的激励也可能使人不愿纠错。因此,期刊论文是需要审视的证据,而非不容置疑的认证。撤稿和修订可能暴露严重问题,但也可能表明纠错机制正在发挥作用。真正有意义的比较,不是完美无缺的科学与可能出错的其他途径之间的比较,而是发现和纠正错误的能力各不相同的体系之间的比较。
商业和法律机构也面临类似问题。广告可能借助技术术语、实验室画面或背书,在未提供充分研究依据的情况下,暗示其产品已获科学证实。利益冲突可能形成选择性报告的动机,但存在利益冲突并不能证明某项研究发现是错误的。监管批准、产品注册、专利保护和专业执业许可各有不同的用途,其具体规定也因司法管辖区而异。将它们混为一谈,可能使消费者误解究竟有哪些内容经过了评估。
法院有时需要评估声称具有科学依据的专业意见。在美国,1993年的“多伯特诉梅里尔陶制药公司案”提出,在依据联邦规则评估科学证据时,可考虑可检验性、同行评审与发表情况、错误率、标准以及普遍接受程度等因素。这些因素并不是作为科学的普适哲学定义提出的。在2005年联邦地区法院审理的“基茨米勒诉多佛学区案”中,法院裁定,该学区的智慧设计政策违反了宪法关于政府不得确立国教的禁令,并认定智慧设计不属于科学。此类裁决针对的是具体案件的案卷材料和机构职责。
关于伪科学的教育,与其仅仅罗列已被驳斥的观念,不如探讨证据如何发挥作用,这样更有启发性。将个人见证与对照研究进行比较,区分预测与事后解释,以及追溯一项测量结果如何能够得到独立核查,都能使背后的推理过程清晰可见。科学方法并不是所有学科都以完全相同方式遵循的一套僵化步骤。它更普遍的基本要求包括:公开接受证据的检验、清楚说明推理过程,以及为能够产生实质影响的批评提供机会。
“伪科学”这一标签本身也应接受审视。它可以指认真正存在的、以误导性方式提出科学主张的模式,但也可能在围绕专业权威、经费或文化正当性的争论中充当修辞工具。要使这一标签的使用站得住脚,就应明确所指的命题或实践,指出相关的证据标准,并解释其持续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具体情况。在边界模糊的情形中,采用更具体的描述——未经检验、与证据相矛盾、方法存在缺陷,或缺乏现有证据支持——可能比一概贴上标签更能准确传达其在知识与证据层面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