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姆雷·拉卡托斯(1922年11月9日—1974年2月2日)是一位出生于匈牙利的英国哲学家,其主要贡献涉及数学的发展以及对科学变革的理性评价。在《证明与反驳》中,他将数学知识视为猜想、证明、反例与修正后的概念之间不断演进的相互作用的产物。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他主张,应当将科学成就作为不断发展的理论序列来评价,而不是将其视为与个别观察相对照的孤立陈述。
拉卡托斯在二十世纪科学哲学中占有独特地位。他汲取卡尔·波普尔的思想,同时回应托马斯·库恩的观点,力图解释科学家如何能够在面对反常现象时仍有理性地保留理论,又不至于使科学判断仅仅取决于共识。他的工作既秉持可错论——承认知识始终有待修正——又坚持认为,可以根据相互竞争的思想传统提出新问题、新解释以及得到经验证实的预测的能力,对它们作出评价。
生平、教育与思想形成
拉卡托斯出生于匈牙利德布勒森的一个犹太家庭,原名伊姆雷·利普希茨。他在德布勒森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学和哲学,于1944年完成学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使用莫尔纳这一姓氏来隐瞒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他的母亲和祖母在奥斯维辛遇害。后来,他改姓拉卡托斯,这个姓氏在匈牙利语中的意思是“锁匠”;他的哲学著作也以这一姓名为人所知。
他早期的思想活动是在匈牙利共产主义政治运动中展开的。战争期间及战后,他都是活跃的共产主义者,曾在匈牙利教育部任职,并赴莫斯科学习。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环境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影响。1950年,在匈牙利的斯大林主义清洗运动中,拉卡托斯被捕入狱,直到1953年才获释。此后,他逐渐告别共产主义,转而认同波普尔以批判态度对待知识的进路。
获释后,拉卡托斯重新投入数学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将乔治·波利亚的《怎样解题》译成匈牙利语;这本书探讨了数学发现中运用的实际推理方法。波利亚对类比、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以及解题策略的关注,促使拉卡托斯对数学实际如何发展产生兴趣。拉卡托斯没有将发现视为严格论证之前一个无法解释的预备阶段,而是将其置于哲学研究的中心。
1956年匈牙利起义遭到镇压后,他离开匈牙利,定居英国。在剑桥大学,他师从R. B. 布雷思韦特,并于1961年凭借题为《数学发现的逻辑论集》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1960年,他加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入了一个深受波普尔影响的学术环境。1969年,他出任逻辑学教授,重点研究数学哲学。
拉卡托斯成熟时期的哲学生涯虽然短暂,却成果丰硕。他参与组织了1965年在伦敦举行的国际科学哲学讨论会,并于1970年与艾伦·马斯格雷夫共同编辑出版《批判与知识的增长》。他论述科学研究纲领的重要论文就收录在该书中。1974年,他在伦敦突然去世,终年五十一岁。使他广为人知的几部著作均在他去世后出版,因此,要理解他的思想遗产,就必须区分哪些作品是他本人准备付梓的,哪些材料则由编者整理重构而成。
数学作为不断发展的知识体系
拉卡托斯的数学哲学对这样一种观念提出了挑战:数学可以由完备的公理与演绎体系得到充分呈现。他并不否认形式证明的价值,也不否认逻辑学的精确性。他反对的是,经过精心整理的演绎式表述掩盖了数学概念、假设和证明标准得以形成并得到修正的过程。定稿的教科书可能使一个在历史上曾不稳定的结果,看起来仿佛从一开始就具有其最终的含义。
他阐述这一论点的主要著作是《证明与反驳》,最初于1963—1964年以四篇论文的形式发表于《英国科学哲学杂志》。由约翰·沃勒尔和埃利·扎哈尔编辑的单行本于1976年出版。正文采用虚构的课堂对话形式:教师提出一个猜想及其证明,学生则提出异议、构造反例并建议修改。大量历史注释将对话与数学发展史上的具体事件联系起来。因此,这个课堂是对历史的理性重构,而不是对某一次历史讨论的实录。
书中的核心例子是欧拉示性数公式,通常写作
其中,、 和 分别表示顶点数、棱数和面数。对于常见的凸多面体,这一关系很容易验证。例如,立方体有八个顶点、十二条棱和六个面,因此有 。然而,这个看似简单的命题却引出了棘手的问题:什么才算多面体?它的表面必须连通吗?它可以有孔洞吗?哪些变换能够保持相关性质不变?
拉卡托斯借助这些问题表明,数学反例的作用不一定只是驳倒一个含义明确的命题。它们也可能揭示,人们对某个核心术语的理解还不充分,或者证明中的某一步依赖于未明说的限制条件。例如,带有一个柄的曲面会引导人们超越原来的公式,走向一种更一般的拓扑关系。对于亏格为 的闭合、连通、可定向曲面,在适当的有限胞腔分解下,有
这一推广后的公式并不只是从原猜想中剔除了那些不便处理的情形;它更深入地揭示了决定这一结果的结构特征。
拉卡托斯将非形式数学称为“准经验的”,因为它通过猜想、检验、批判和修正而发展。这并不意味着数学定理是通过测量实物或积累支持性实例来确立的。更确切地说,数学推理有一段可能出错的发展历程,尽管从明确前提得出的有效演绎与实验性的概括具有不同的地位。他所批评的,是把数学整体等同于其最终形成的演绎体系。
证明分析、反例与概念变革
《证明与反驳》的独特贡献,在于分析了数学家应对表面上的反例时可以采取的不同方式。拉卡托斯反对这样一种简单化的看法:证明要么一劳永逸地确立一个定理,要么一遇到异议就被抛弃。即使发现了缺陷,证明仍然可以在思想上富有成效,因为它的结构有助于找出困难的根源,并提示如何表述一个更好的结果。
一种应对方式是“排除怪物”:宣布某个引发异议的对象不属于正在讨论的类别。一个被认为是多面体、却不满足欧拉公式的对象,可能会被斥为不是真正的多面体。有时,确实有理由给出更严格的定义,但拉卡托斯强调,仅仅因为某个对象威胁到人们偏爱的定理就将其排除,可能只是在维护这一断言,而没有解释任何东西。“调整怪物”是一种相关的应对方式,即重新解释那个造成麻烦的例子,使其符合预期结果——例如,改变对其各个组成部分的计数方式。
相比之下,“排除例外”承认反例的存在,同时限制定理的适用范围。数学家可以不再声称每个多面体都满足该公式,而将这一断言限定于某个明确的类别。这里的哲学问题是:这种限制究竟识别出了一种在数学上有意义的性质,还是仅仅汇集了一些为求方便而作的排除。罗列例外可以保住一个命题,却未必能产生更有解释力的理论。
拉卡托斯尤其重视“引理并入法”。这种方法将证明分解为若干中间命题,并把与某个失效步骤有关的隐含假设明确纳入定理。在与奥古斯丁-路易·柯西相关的证明中,多面体的表面被切开、展平、三角剖分并加以简化,同时始终追踪相关的数量关系。对这些操作是否可行的质疑,揭示了有关该表面的假设。局部反例否定某个特定的引理或证明步骤;整体反例则与主要猜想相矛盾。这两种作用不一定重合,而区分它们能使批判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
由此形成的过程通常称为“证明与反驳的方法”,它将猜想、试探性证明、反例、证明分析和重新表述交织在一起。它不是一种保证能够生成定理的机械算法。它的目的,是解释批判如何能够产生新的内容,而不只是消除错误。定义本身也可能是“由证明生成的”:证明揭示了哪些性质至关重要,从而使一个在数学上有用的概念得到更精确的界定。
这种论述改变了发现与证成之间的关系。证明不只是附在一个事先确定的命题上的凭证;它还可以帮助改变这个命题及其所包含的概念。拉卡托斯重构的对话明确呈现了这些转变,不过,不应因其井然有序的论辩形式,就误以为他主张现实中的数学家总是按照同样的步骤顺序开展工作。
从证伪到历史评价
拉卡托斯的经验科学哲学以波普尔对一种观念的否定为起点:有利的观察并不能确凿地证立科学理论。普遍性断言的范围超出了可用来支持它们的观察。这是归纳问题的一部分:无论收集多少已观察到的个案,只要数量有限,就无法从中演绎推出不受限制的普遍定律。波普尔转而强调可证伪性,即科学理论必须容许自身与经验发生冲突。
拉卡托斯承认批判的重要性,但他认为,一遇到不利观察就拒斥理论的简单规则,并不能描述富有成效的科学实践。观察依赖于仪器、背景假设、计算,以及有关实验条件的理论。如果预测的结果没有出现,问题可能出在核心理论、某项辅助假设、对仪器装置的说明,或对结果的解释上。这一问题使他的工作与确证整体论及杜恒—奎因论题联系起来。
在对证伪主义的分析中,拉卡托斯区分了独断证伪主义、朴素的方法论证伪主义和精致的方法论证伪主义。独断证伪主义认为,理论可以凭借牢靠的经验基础被决定性地反驳。方法论证伪主义则承认,将一份观察报告接受为检验结果,涉及方法论上的决定。然而,其朴素版本仍将单一理论与单一已获接受的结果之间的对抗,视为决定性的评价单位。拉卡托斯认为,这些进路未能充分反映科学史上的一种现象:成功的科学面对反常仍会持续发展。
他提出的精致版本,将关注点转向相互竞争的理论及其发展。后继理论不能仅仅因为避开了一个已知困难,就被视为进步。它应当具有超出前一理论的经验内容,在适当之处保留前一理论中成功的内容,并使其新增断言中至少一部分获得确证。因此,存在反常这一点本身,并不能决定应当优先选择哪一种理论。
这一立场保留了批判理性主义的批判旨趣,同时改变了其考察的时间尺度。科学理性关心的是,一条研究路线是否持续带来富有成效的发展,而不是它当前的每一种表述是否都不存在尚未解决的问题。拉卡托斯也反对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推论:既然观察从来不能机械地决定唯一的应对方式,理论选择就必定完全是非理性的。即使方法论标准不能规定当下唯一应作出的决定,它们仍然可以区分不同的发展模式。
由此形成的哲学明确采取比较的视角。当一个竞争理论既能解释已有的成功,又能解释造成困扰的现象,同时还取得自身额外的成功时,原有理论面临的困难才会变得更具破坏性。因此,科学家继续坚持一个不完善的理论,可能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并不只取决于忠诚、巧妙的辩护,或仅仅相信问题终有可能得到解决。
科学研究纲领的结构
拉卡托斯进行科学评价的核心单位是科学研究纲领: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序列,由持久的基本承诺和指导后续研究的策略联结起来。同一纲领中的理论并非彼此无关的备选方案,而是对共同研究进路加以阐明和应用的一系列尝试,其间往往会调整有关特定系统、仪器或边界条件的假设。
“硬核”由参与者决意在纲领发展过程中不予放弃的基本承诺构成。在牛顿研究纲领中,这些承诺包括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硬核外围是由辅助假说组成的“保护带”,例如有关行星质量、初始条件、产生摄动的天体,或研究对象的物理性质的假设。当预测与观测相冲突时,研究者通常首先修改保护带,而非硬核。
这并不意味着硬核被认定为绝对正确。保护硬核是一项使持续研究成为可能的方法论决定。如果每一个反常现象都使所有基础性承诺同时重新受到质疑,一个研究传统就可能失去推演其各种后果所必需的连续性。反过来,受保护的硬核也不会仅仅因为其支持者不肯放弃它,就在科学上取得成功。这种保护所带来的理论发展仍须接受评价。
拉卡托斯区分了纲领启发法的两个方面。反面启发法引导研究者避免修改硬核;正面启发法则指导研究者如何构建模型、发展近似方法,以及调整保护带。后者不只是允许研究者编造防御性的解释。成熟的纲领包含一套建设性的研究议程:它预见某些类别的问题,并勾勒出扩展其理论工具的途径。
例如,一种物理理论可以从理想化系统入手,然后再引入额外的物体、阻力、不规则的物质分布,或更细致的相互作用。因此,最初模型与观测之间的不一致可能是意料之中的,而不会立即对理论造成破坏。正面启发法说明了为什么科学家能够有条理地逐步改进理论,而不必将每一处偏差都视为一场独立的危机。纲领之所以能保持自身的同一性,部分就在于这种解决问题实践的连续性。
硬核与保护带的区分是功能性的,而不是对命题的一种普遍分类。某个命题在一个纲领中居于核心地位,在另一个纲领中却可能只是辅助假设;要辨识历史上的某个纲领,就必须考察研究者实际上将什么视为固定不变的,以及他们的研究如何发展。研究纲领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某一位科学家、某个机构,或某段形成共识的时期。不同纲领可以在同一领域内并存并相互竞争,而先后参与研究的科学家也可以共同推进同一个纲领,无须在每一项次要主张上都达成一致。
进步的问题转换与退化的问题转换
拉卡托斯通过区分进步的问题转换与退化的问题转换来评价研究纲领。如果后继理论具有超出原有理论的经验内容,即能够导出更多可能接受检验的推论,而不只是重新表述已经得到解释的内容,那么这一转换就是理论上进步的。如果这些新增内容至少有一部分得到了确证,那么这一转换就是经验上进步的。当一个研究纲领的发展将理论上的推进与经验上的成功结合起来时,它就是进步的。
相比之下,退化的研究纲领不断调整自身以应对困难,却未能带来得到确证的进展。关键不在于是否引入辅助假设,因为任何有实质内容的研究纲领都会使用这类假设。关键在于,这些修改能否推动探究超越它们原本要解释的事实。某项修正如果只是吻合了一个已知反常现象,却未能开辟出取得成功的新检验路径,那么它在方法论上的地位,就不同于能够导出获得独立证实的推论的修正。
1846年对海王星的预测与发现,是进步性调整的一个典型例子。天王星轨道上的偏差本可以被视为反驳牛顿引力理论的证据。然而,约翰·柯西·亚当斯和于尔班·勒维耶各自独立研究了是否存在另一颗行星,能够解释这些偏差。约翰·戈特弗里德·伽勒在海因里希·达雷斯特的协助下,在接近勒维耶预测的位置观测到了海王星。这颗假设中的行星并非只是换一种方式描述原有偏差:它还提供了一个经观测成功确认的目标。
19世纪提出的水星轨道以内存在一颗行星的假说,展示了相反的结果。这颗行星通常被称为“祝融星”,人们借助它来解释水星近日点进动中尚未得到解释的部分,但始终未能确认相应行星的存在。1915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解释了每世纪约43角秒的剩余进动量;此前,用牛顿理论计算已知行星的影响时,这部分进动量一直无法得到解释。这并不意味着先前的搜寻从一开始就是不合理的。它在方法论上的意义,是随着后来一再未能取得成功的发展历程,以及竞争性解释的成功而逐渐显现的。
“新颖”成功究竟意味着什么,成为解读拉卡托斯思想时的一个重要问题。时间上的新颖性,即在任何人观测到某种现象之前就预测到它,是一个有力的例子,但理论与证据之间具有哲学意义的关系并不只有这一种。如果某个已知事实并未被用于构建相关的理论调整,那么理论通过解释这一事实,也能获得支持。后来的讨论,尤其是埃利·扎哈尔和约翰·沃勒尔参与的讨论,探究了应当如何理解这种独立性。广义相对论解释水星近日点进动时,这一现象早已为人所知,因此它与这一问题尤为相关。
拉卡托斯并没有把进步性变成一条规定何时必须放弃研究纲领的硬性期限。退化的研究纲领仍有可能复苏,科学家也可能有理由继续探索一个尚未取得同等成功的替代纲领。他的标准主要用于区分各研究纲领当前获得证据支持的状况。继续开展一个研究项目,与宣称它已经拥有最有力的经验证据支持,是两回事。
理性重构、库恩与费耶阿本德
拉卡托斯认为,方法论与科学史彼此相关。关于理性探究的哲学论述应当阐明历史上的重大成就,而历史研究则能揭示所提出的方法论规则有何不足。他在1971年发表的论文《科学史及其理性重构》中探讨了这种关系。相互竞争的哲学立场会产生不同的重构,因为它们对哪些行动、问题和成就具有理性意义有着不同的判断。
理性重构依据某种方法论关于证成与发展的标准,来组织一段历史事件。它不一定与历史参与者实际思考各种观念的先后顺序一致。拉卡托斯将这种“内部”叙述与关注其他心理、制度及社会情境的“外部”历史区分开来。哪些因素属于内部,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所采用的方法论:在一种解释中被视为偶然的特征,在另一种解释中可能成为核心。
这种思路既提供了一种研究工具,也带来了困难。它使拉卡托斯得以表明,对陷入困境的理论看似顽固的坚持,也可能具有理性结构。然而,重构后的历史也可能过于井然有序,将当时科学实践中并不存在的连贯性赋予科学发展。因此,运用这一区分必须谨慎:关于如何对科学发展作出理性评价的论述,不应在不知不觉间取代有关科学家当时所信、所图或所知的证据。
他与库恩的思想关系同样密切,却也带有批判性。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于1962年出版,着重讨论常规科学、危机与科学范式的变迁。拉卡托斯赞同,重大的科学框架不会因反常现象而立即被抛弃,科学进步也不能用孤立的决定性检验来解释。不过,他仍试图寻找更明确、能够跨越历史时期的标准,以比较相互竞争的传统。与将占主导地位的范式更替理解为过于简单的前后相继不同,研究纲领可以被分析为在时间上交叠、彼此竞争的体系,其发展历程也可以接受理性评价。
拉卡托斯还与保罗·费耶阿本德进行了广泛的哲学交流。费耶阿本德质疑一般方法论规则的权威,并强调思想多元化以及偏离公认标准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他们的通信既展现出私人友谊,也反映出尖锐的分歧。两人原计划共同撰文,陈述彼此对立的立场,但这一计划在拉卡托斯去世前未能完成;他们的交流文字与拉卡托斯的讲稿后来汇编为《赞成与反对方法》,于1999年出版。
这场争论揭示了拉卡托斯立场中的一个核心张力:如果方法论评价往往是回溯性的,而且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届时必须放弃不成功的研究纲领的时点,那么,这种方法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指导当下的选择?拉卡托斯的回答保留了一项区分:人们有自由继续推进某个研究纲领,并不意味着他们有理由将其称为在经验上进步的纲领。批评者质疑,这一区分能否提供足够的实践约束;支持者则认为,它恰当地承认了研究本身固有的不确定性。
接受、应用与持续探讨的问题
拉卡托斯的两项主要研究在部分不同的学术群体中产生了影响。《证明与反驳》将数学实践、历史发展和概念修正置于核心地位,影响了数学哲学的发展。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则成为讨论科学变迁、划界问题以及方法论与历史证据之间关系的重要参照。这两项研究都挑战了这样一种假定:理性知识只能通过不断积累得到确切证立的命题而发展。
在数学教育中,对话形式启发人们将证明呈现为对问题的回应,而不是需要记忆的、已经完成的步骤序列。反例可以用来揭示某个定义或假设的必要性,学生提出的异议也可以成为推导数学结论的素材。但这种影响并不意味着拉卡托斯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教学方法。他的主要著作重构的是一段特定的数学发展历程,其中的教学启示需要根据不同学科内容和学生的知识基础加以调整。
在科学哲学中,相较于将理论简单区分为已被反驳和已获接受两类,拉卡托斯的方法提供了一套更具辨析力的概念语言。它也重新界定了有关伪科学的讨论:要判断一种学术传统是否能对批评作出回应,不能仅看其支持者能否指出某种可以设想的反驳。它的发展模式同样重要,包括理论调整究竟产生了得到确证的知识,还是一再落在已知困难之后、被动应付。运用这一标准需要细致的历史分析,而不是给某个孤立陈述贴上标签。
这一框架也被引入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运用硬核、辅助假设和进步的问题转换等概念,分析长期延续的理论传统。斯皮罗·拉齐斯主编的《经济学中的方法与评价》于1976年出版,是推动这一框架得到接受的重要载体。这些应用既凸显了该框架的灵活性,也暴露出一个识别上的难题:对于一个研究纲领的核心、边界、预测的独立性,以及衡量经验成功的适当标准,分析者可能各执一词。
若干尚未解决的问题涉及评价与选择之间的关系。一种方法论或许能够成功地对过去的成就作出优劣评判,却无法告诉研究者眼下应将精力投入何处。对退化研究纲领的容忍,保护了那些可能富有成果的少数派研究进路,但也使人更难说明,在什么情况下继续给予支持已缺乏充分理由。另一个相关问题是,科学成就必须在多大程度上具有预测性。有些领域主要通过改进测量、分类、解释,或整合已经独立确立的结果来取得进步;这些领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拉卡托斯的标准,仍有待诠释。
拉卡托斯著作的出版历程本身也持续影响着相关研究。除1976年出版的《证明与反驳》单行本外,由约翰·沃勒尔和格雷戈里·柯里编订的哲学论文集于1978年分两卷出版,分别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和《数学、科学与认识论》。这两卷汇集了他为不同场合撰写的文章,并非一套完整定稿的哲学体系。1986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设立的拉卡托斯奖,旨在表彰对科学哲学作出的杰出贡献,也在制度层面维系着他与其后期研究领域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