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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库恩

托马斯·库恩是美国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其范式与科学革命理论改变了人们对科学变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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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塞缪尔·库恩(1922年7月18日—1996年6月17日)是美国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以《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一书最为知名。他最初接受的是物理学训练,后来提出了一套科学发展理论,着重考察研究共同体的实践、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成功探究范例,以及这些范例不时发生的转变。他提出的“范式”“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等术语,成为科学哲学的核心概念,也广泛进入人文与社会科学各领域的讨论。

库恩质疑这样一种科学观:科学是在单一且恒定的方法支配下,由各项发现不断累积而成的知识集合。他认为,大量科学工作是在既定框架内开展的,这些框架使专业化研究成为可能;而重大变革则可能改变科学家所认定的问题、所采用的标准,以及核心概念的含义。他的理论引发了围绕科学理性、科学进步,以及科学知识与其历史处境之间关系的持久争论。

尽管库恩的思想常被视为主张科学真理具有范式相对性,但他并不接受科学判断因而是任意的这一结论。他在后期著作中阐明了共同评价标准的作用,区分了“范式”的不同含义,并对科学传统之间的概念不相容性提出了适用范围更有限的解释。

生平、教育与学术生涯

库恩出生于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就读于哈佛大学,先后于1943年、1946年和1949年获得物理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从事雷达相关研究。因此,他早期所受的学术训练来自物理研究实践,而非哲学或历史学的专业教育。这一背景始终具有重要意义:他的哲学问题源于这样的探索——科学概念在实际研究中如何发挥作用,以及早期科学家如何能够运用后来遭到摒弃的概念,成功地进行推理。

对库恩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物之一,是化学家、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科南特倡导面向非理科学生、以历史为导向的科学教学。1947年,库恩在协助开展这类教学时,研究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运动的论述。起初,他难以理解,一位思想如此深刻的学者,怎么会在物理现象上犯下看似如此基本的错误。最终,他领悟到,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构成了一个自洽的体系,与现代力学的体系不同。要理解这一体系,就必须重构其中的概念关系,而不能把它视为后来物理学的一个有缺陷的版本。库恩多次将这段经历视为自己历史研究方法的转折点。

在哈佛任教后,库恩于1956年前往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那里的学术环境使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得以紧密交流。1961年,他成为科学史教授。《哥白尼革命》于1957年出版,随后《科学革命的结构》于1962年问世。后者是多年历史研究与思考的成果,而非试图脱离科学实践、构建抽象方法论的产物。

库恩于1964年加入普林斯顿大学,1979年转赴麻省理工学院。在麻省理工学院,他担任劳伦斯·S. 洛克菲勒哲学讲席教授,并于1991年退休。他在1969年至1970年间担任科学史学会会长,并于1982年获该学会颁发的乔治·萨顿奖章。在学术生涯后期,他日益关注有关语言、概念变迁和科学发展的哲学问题。1996年,他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去世,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书稿,以及多篇持续影响后世对其著作讨论的论文和讲演。

历史研究方法及其理论的起源

库恩的历史研究方法反对仅凭早期科学在多大程度上预示了当今知识来评判它。这类回溯式历史叙述往往能找出公认理论的先驱,却将被抛弃的概念视为无关紧要的错误。库恩转而追问:在置身其中的科学家看来,一种科学传统究竟是什么样的?什么才算问题?有哪些可用的仪器和假设?一个提出的解答为何具有说服力?由此形成的叙述能够解释,为什么某些后来遭到否定的立场,曾经在思想上富有成效。

亚历山大·柯瓦雷是对库恩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对近代早期科学的研究强调基本概念的变化,而不只是观测结果的增加。库恩也肯定了路德维克·弗莱克关于科学事实如何在集体活动和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研究的重要意义。这些影响并未提供一套完整的理论,却帮助库恩确立了一个核心信念:科学思想并不总能脱离赋予其意义的概念背景和共同体环境来理解。因此,科学史可以直接为认识论作出贡献,而不只是充当事例的资料库。

《哥白尼革命》通过行星天文学的转变展示了这一研究进路。库恩将尼古拉·哥白尼的工作置于数学天文学、亚里士多德宇宙论、宗教关切,以及人类对自身在宇宙中地位的观念变化之中加以考察。他并未把行星体系从地心说向日心说的转变描述为一种显然更简便的计算方法迅速取得胜利的过程。哥白尼仍保留了圆周运动和复杂的数学体系;这一转变最终得以完成,还需要约翰内斯·开普勒、伽利略·伽利莱和艾萨克·牛顿等人带来的进一步变革。

对历史的关注也促使库恩质疑人们惯常在发现事实与创立理论之间所作的区分。例如,认识到氧的存在,并不只是制取或分离出一种气体的问题。它还需要相应的概念背景,使人们能够将这种气体识别为一种独立的物质,并认识到它在燃烧中的特定作用。实验室中发生的事件与理论解释是共同发展的。这类事例表明,科学变迁可能会重新组织已有的观察,而不只是增添新的观察。

这一研究进路使历史与哲学形成了相互作用的关系。历史重构为关于科学的哲学论述提供了约束,而哲学问题则引导人们关注历史事件中被忽视的特征。库恩并未声称所有科学领域都遵循同一种机械重复的序列。他的模型旨在辨识成熟研究传统发展中反复出现的结构,尤其是物理科学中的此类结构;与此同时,他也承认,对各个具体领域历史的详尽研究仍然不可或缺。

科学革命的结构

《科学革命的结构》于1962年作为《统一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的一部分出版,成为库恩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这样的出版安排颇为引人注目,因为这套百科全书与倡导统一科学世界观的运动及逻辑经验主义有着密切联系。库恩强调历史进程中的非连续性,挑战了一种常见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就是共同知识体系的不断扩展与逻辑完善。不过,这一出版背景也表明,他的研究是在当时持续进行的科学哲学讨论中形成的,而非完全置身于这些讨论之外。

这本书描述了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相互竞争的研究进路可能让位于一种相对统一的研究传统;在这一传统内持续开展的工作既带来成就,也产生难题;其中一些难题可能动摇传统的稳定性;最终,一个与之竞争的框架可能重组整个领域。库恩将相对稳定的阶段称为“常规科学”,将带来根本转变的过渡称为“科学革命”。这一模型并非简单地区分错误时期与真理时期。常规科学之所以能够富有成效,恰恰是因为研究者暂时将某些根本信念视为理所当然。

库恩所说的“革命”包括科学概念与专业标准的变化,而不仅仅是惊人的发现,或类似政治剧变的突发事件。一场革命可能改变某个核心物理量的含义、自然对象的分类方式,或被认为正当的解释类型。因此,从牛顿力学向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转变,不能充分地理解为对一个其余部分保持不变的理论结构增添若干修正。空间、时间和质量等概念进入了不同的关系网络。

这本书还解释了为什么科学发展在回顾时往往显得更加顺理成章。教科书通常按井然有序的脉络呈现已确立的成果,以培养新的研究者。早期研究被按照当前认可的问题与概念重新叙述,而未获成功的替代方案则被简略带过或完全略去。这种为教学而安排的知识结构使累积性的进步清晰可见,却可能掩盖现有框架形成过程中经历的断裂。库恩批评的是教科书所呈现的历史图景,而非其作为教学工具的实用价值。

1970年出版的第二版增添了一篇篇幅可观、落款为1969年的后记。库恩在其中回应了批评,澄清了范式概念,并强调科学共同体的作用。原书正文基本保持不变,因此,要区分书中最初的表述与他后来补充的限定,后记就显得至关重要。他在后来的论文中进一步调整了自己的表述,但《科学革命的结构》始终是相关争论的出发点:科学变迁能否既受具体历史条件制约,又在理性上站得住脚,同时还具有真正的进步性?

范式、范例与学科矩阵

库恩最著名的概念——科学范式——最初涵盖了科学活动中几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从广义上说,它指使一个共同体得以开展研究的共同承诺;从狭义上说,它指为后续研究提供典范的具体科学成就。这两种含义有所重叠,但两者之间的区别十分重要。一个共同体可以共享方程、假设、仪器和标准,同时通过具体的示范性解题实例,学会如何运用它们。

批评者,尤其是玛格丽特·马斯特曼,指出了库恩使用这一术语时所赋予的多种含义。在1969年的后记中,他提出用“学科矩阵”来指称范围更广的承诺网络。“学科”表明这些承诺属于某一领域的从业者;“矩阵”则表明它们由不同类型的要素组成。这些要素包括符号概括、模型、价值观和范例。因此,成熟的科学传统不能被归结为单一理论,也不能被归结为一份明确列出的方法论规则清单。

符号概括包括牛顿第二定律这样的表达式,其通常写作 F=maF=ma。这类表达式有助于计算,但知道一个公式并不等于知道如何使用它。科学家必须学会,在特定情境下,哪些量代表相关的力和加速度,哪些近似处理是合适的,以及怎样才算成功的应用。模型则提供进一步的指导:有时借助关于世界由什么构成的假设,有时借助类比,提示一个陌生系统可能如何运作。

范例是具体的问题解答,正是通过这些范例,人们逐步获得上述实践能力。学生学会辨认新问题与已解决问题之间的相似之处,即使事先并没有一套完整规则能够规定所有相关的相似性。涉及斜面、摆或行星运动的标准习题,所传授的不只是孤立的事实:它们还训练感知、分类、数学表述和判断能力。因此,库恩的论述将科学理解与教育及娴熟的实践联系起来,而不只是将其视为对命题的掌握。

强调共同体这一维度,并不意味着范式就是大多数人碰巧相信的任何东西。库恩主要着眼于专业研究共同体,其成员接受共同的训练,阅读共同的技术文献,并以共同的标准衡量研究工作是否合格。他也承认,在同一门大类科学内部,不同专业可以持有不同的承诺。这就限制了那种将“范式”泛泛地用来指代任何世界观、潮流或组织策略的通俗用法。在哲学上真正重要的主张,关乎特定科学共同体如何获得识别并解决特定类别问题所需的资源。

常规科学、反常与危机

常规科学是在既定科学框架内开展的研究。库恩将其描述为解谜活动,因为研究者通常认定,核心框架本身是可靠的,而恰当提出的问题都有与该框架相容的解答。一个谜题即使十分困难、技术要求很高且富有独创性,也未必要求科学家质疑自己的基本立场。更精确地测量某个物理常数、将理论拓展到新的系统,或制造能够检验更精细预测的仪器,都可以是常规科学的成就。

这一描述并不是要把常规研究贬为在智识上无足轻重的工作。稳定的基本立场使研究者能够专注于范围狭窄、却需要相当巧思才能解决的问题,也使他们能够形成足够精确的预期,让微小的偏差变得意义重大。如果没有系统化的理论与技术背景,出乎意料的结果可能根本不会被识别为出乎意料。因此,常规科学也有助于创造条件,使其自身的局限最终得以显露。

反常是指某个框架所产生的预期与研究者实际遇到的情况不相符合。反常并不自动构成反驳。它们可能源于仪器故障、计算错误、不恰当的辅助假设,或应用理论时尚未解决的复杂情况。在实际研究中,一遇到困难就放弃富有成果的框架,通常会破坏继续探究的基础。因此,库恩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日常研究中存在尚未解决的问题,另一种则是对框架本身的信心陷入危机。

当某个困难持续存在且影响重大,以至于共同体中有影响力的成员认为常规的修补已不足以应对时,危机便会形成。困难的重要性不仅取决于数值偏差的大小。某个反常可能涉及根本性的立场,阻碍一项尤为重要的应用,或在反复尝试后仍无法解决。在危机期间,研究者可能重新审视基本假设,提出相互竞争的研究路径,并就此前一直处于背景中的方法论问题展开争论。

库恩所描述的这一演进过程,并不是思想史中必然起作用的规律。危机可能在现有框架内得到解决,问题可能被搁置,也可能最终由另一种方案确立新的传统。同样,并非每个领域都始于全然无序的状态,也并非每个领域都会达成完全的共识。他所作的区分,关乎探究活动在相对稳定和稳定性受到动摇的条件下所发挥的不同作用。这一区分也解释了为什么同一位科学家可以在日常研究中合理地捍卫既定立场,却又在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重新组织该领域的问题与成果时,参与对这些立场的更替。

科学革命与不可通约性问题

库恩用不可通约性来描述相互竞争的科学传统之间的重要断裂。这个术语借自数学,在数学中指不存在共同的度量;但库恩并不是说,相互竞争的理论永远无法比较。它所表明的是,比较可能缺乏一种完全中立的语言,或一套双方都毫无保留地接受的统一标准。科学革命不仅可能改变所提出的答案,也可能改变人们用以理解这些答案的概念与评价预期。

其中一个层面涉及问题与标准。新理论或许能解决旧理论无从处理的问题,却不一定保留旧理论的每一项解释目标。另一个层面涉及意义:科学革命前后沿用的术语,在修订后的概念体系中可能承担不同的作用。例如,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牛顿力学与相对论中的“质量”在所有理论语境中都表达同一个不变的概念。不同框架之间的翻译,可能需要解释相关概念所处的整体结构,而不是逐词替换。

库恩还借助知觉类比来阐明科学变迁,其中包括可以有不同看法的歧义图形。他提出,科学家在革命之后工作于一个“不同的世界”,这一颇具挑衅性的说法招致了广泛批评。它听起来仿佛是说,物质现实取决于集体信念。更审慎的解读则会区分自然世界的存在,与由对象、相似性、测量和问题构成的、经过科学组织的世界;研究者正是通过后者与自然世界打交道。库恩并未主张,一个共同体只要采用某套词汇,就能使物理事件发生。

在后期著作中,库恩将不可通约性的含义收窄,着重讨论不同科学词汇体系之间局部的翻译困难。某些彼此关联的类别术语群,无法在保留所有相关分类关系的同时得到翻译。但这并不妨碍历史学家或科学家学会两套词汇体系。库恩区分了理解一种语言,与在毫无损失或结构调整的情况下,将这种语言中的每一个表达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因此,即使无法建立直接的对等关系,双语式的理解仍然是可能的。

这一概念至今仍有争议,因为它所产生的影响取决于其适用范围。如果相互竞争的框架毫无共同之处,那么历史解释与理性比较何以可能,就会变得难以说明。如果困难仅涉及少数技术术语,它又可能显得不如早期表述所暗示的那样具有革命性。库恩成熟时期的立场试图给出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解释:充分的交流与比较是可能的,但它们可能要求人们学习一种不同的概念组织方式,而不是套用一套现成完备、中立无偏的词汇体系。因此,不可通约性所主张的是比较受到某些限制,而非比较不被允许。

理性、科学价值与进步

库恩的论述立即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科学家并非依据某种具有决定性的中立规则来选择理论,那么科学革命的理性何在?他的回答区分了两件事:有充分的理由,并不等于存在一套算法,能够迫使每个具备相应能力的人在同一时间作出相同判断。理论选择可以有理有据,却不必能够归结为一种形式化的决策程序。因此,转变时期出现分歧,本身并不能证明科学评价已经变得不理性。

在收入《必要的张力》(1977年)的〈客观性、价值判断与理论选择〉一文中,库恩列出了五项人们熟悉的标准:准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和丰产性。准确性关乎理论推论与观察是否相符;一致性既包括理论内部的自洽,也包括与相关的公认知识相容;广泛性关乎解释的涵盖范围;简单性关乎理论的组织方式与简约程度;丰产性则关乎开辟新研究的能力。这些是共同的价值准则,而不是可以机械套用的规则。科学家可能对如何理解这些准则持有异议,也可能赋予它们不同的相对权重。

例如,一种理论可能与现有测量结果更为吻合,另一种理论则可能提供更统一的解释,并展现出更大的后续发展潜力。一个新框架在初期可能尚未取得旧框架经过数十年积累而获得的详尽成果。因此,评估它的前景,不仅要考察已有表现,还需要依据专业知识判断它未来可能取得的成就。个人经验和专业领域可以影响这种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证据无关紧要。评价上的多样性甚至可能使科学共同体得以探索不同的选择,而不必要求每位研究者同时放弃一个富有成果的传统。

库恩还区分了科学进步与一种简单的前进过程,后者被设想为朝着对实在的最终、完备描述不断迈进。在常规科学内部,进步相对明确:公认的谜题得到解决,测量更加精确,应用范围不断扩展。跨越科学革命来看,情况则更加复杂,因为标准和概念都可能改变。不过,后继的研究传统一般需要在解决问题方面表现出显著优势,并保留使其前驱取得成功的实际成果中的很大一部分。进步并不要求保留以往的每一个问题或每一项解释要求。

这一立场使库恩与科学实在论展开了持续的论争。他对某些观点持怀疑态度:这些观点以理论日益接近某种独立于理论的终极真理来衡量科学发展,尤其是在前后相继的理论所承认的存在物发生显著变化时。他借助生物演化的类比,强调从先前状态出发、却没有预定终点的发展。批评者则回应说,成功的预测和干预仍然要求更有力地说明,理论如何表征一个独立存在的世界。双方的分歧在于如何理解科学成就,而不在于科学能否产生可靠且日益强大的知识。

与波普尔、拉卡托斯及其他批评者的论争

库恩早期最引人注目的哲学交锋,是与卡尔·波普尔的论争。波普尔强调猜想、批判,以及让理论接受严格检验的尝试。他关于可证伪性的论述,将理论与经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视为区分科学主张与免受检验的主张的核心标准。库恩则回应说,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并不是通过不断质疑根本立场来推进的。相反,科学家往往是在继续信赖指导其工作的理论的同时,检验自己的计算、仪器或具体应用。

两人的分歧在1965年于伦敦举行的国际科学哲学研讨会上尤为凸显;相关论文于1970年收入《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出版。波普尔反对将常规科学视为科学活动的界定性特征,或值得追求的状态,担心这会助长思想上的盲从。库恩则认为,对既有框架的坚守,往往是开展精确研究的前提,而正是这些研究最终可能揭示该框架的不足。这场争论的焦点,在于持续坚守与有组织的批判之间应当保持怎样的关系。

伊姆雷·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双方的立场。他并不以单次观察来评判孤立的理论,而是考察围绕相对稳定的“硬核”组织起来的理论序列。研究纲领可以通过修改辅助假设来保护这一硬核,但评估其发展时,应看它是否取得了理论和经验上的进步,而不只是事后调整以应付困难。这一方法既保留了历史连续性,又力求为比较相互竞争的传统提供明确的规范性依据。

保罗·费耶阿本德则更为激进地质疑了寻求普遍方法论约束的做法。尽管他和库恩都讨论过不可通约性,但不应将两人的立场等同起来。库恩强调,共同信奉的基本立场能够为研究提供富有成效的组织框架;费耶阿本德则捍卫方法论多元主义,并批评对其他思想选择的限制。包括伊斯雷尔·谢弗勒在内的其他批评者质疑,库恩关于信念转变和世界改变的措辞,是否为客观论证留下了足够空间。达德利·夏佩尔则仔细审视了范式概念本身在解释上的精确性。

库恩回应说,不存在对所有人都具有说服力的证明,并不意味着理由、证据或批判性讨论就不复存在。他提到说服与信念转变,是为了描述整体性基本立场的变化,而不一定意味着放弃理性判断。尽管如此,这场争论仍揭示出其研究中一种始终存在的张力:他本意是描述真实的科学实践,人们却也普遍将其解读为一种说明科学信念何以正当的理论。因此,围绕库恩的争论最终聚焦于:对共识形成的历史解释,能否同时说明这种共识在认识论上的权威性。

后期历史研究与语言学转向

《科学革命的结构》取得成功后,库恩继续开展细致的历史研究。1978年出版的《黑体理论与量子不连续性,1894—1912》考察了早期量子理论的兴起。这本书对历史叙述的主要修正,涉及马克斯·普朗克1900年的工作。库恩并未将普朗克引入能量元视为现代量子物理学已然成形的诞生时刻,而是重构了相关的统计学与物理学推理过程,说明不连续性如何逐渐获得后来所具有的意义。量子化在数学形式上的出现,本身并不能确定普朗克对物理过程究竟持有什么看法。

这一解释挑战了教科书中高度简化的历史叙述;这类叙述将某一个方程或日期等同于一场已经完成的概念革命。库恩区分了数学程序、对这些程序的最初解释,以及其他物理学家后来作出的重新解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及后续研究者的作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能量不连续性的意涵,是通过一系列论证与应用逐步显现的。这本书在专业研究者之间引发了争论,争论涉及普朗克的意图,以及他的观点在变化过程中是否具有连续性。这表明,库恩本人的历史重构同样可以受到基于证据的批评。

在学术生涯的后几十年中,库恩越来越多地借助语言哲学分析科学变迁。他着重研究科学家如何学习种类术语及其相互关系。科学词汇体系并不只是一份标签清单,其中的标签各自独立地贴在现成的对象上。人们往往通过对比、实例和相似性模式,将若干术语一并习得。学习哪些事物算作行星、化学元素或生物物种,可能意味着掌握一套相互关联的分类体系,而不是记住各自独立的定义。

库恩后期对词汇分类体系的论述包含一项“不重叠”约束:在相关的分类结构中,种类术语的外延不能任意重叠,除非它们之间存在适当关系,例如一类包含于更一般的类别之中。概念变迁可以重组这些关系。当两种传统以互不相容的结构对对象进行分类时,逐一翻译术语可能会扭曲赋予这些术语意义的关系模式。与笼统地将不可通约性理解为整体世界观之间的冲突相比,这一表述使其含义更加具体。

库恩后期的研究还强调科学的专业分化。科学的发展可能发生于一个共同体分化为多个专业领域、各领域的概念资源日益分殊之时,而不只是一个包罗广泛的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之时。这使得对《科学革命的结构》的线性解读变得复杂。他学术生涯不同阶段的论文与演讲,在其去世后由詹姆斯·科南特和约翰·豪格兰编为《〈科学革命的结构〉之后的道路》(2000年)。这些作品记录了一个不断演进的研究计划:科学语言的组织方式、专业领域的形成,以及跨传统理解的可能性,在其中日益占据核心地位。

影响、借用与持续探讨的问题

库恩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专业哲学领域。科学史家将他对训练、仪器、学科共同体以及重建过去概念语境的关注融入了自己的研究。在社会认识论中,他的研究推动人们将共同体的组织方式置于知识论述的核心。哲学分析日益关注集体实践如何支撑探究,而不再仅仅把科学看作个别陈述与观察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些发展并非全都源自库恩,但他的研究为它们提供了一套影响广泛的共同语汇。

科学知识社会学从库恩的立场中获得了重要启发:他反对将理性的科学内容与外部社会环境简单地割裂开来。后来的社会学家研究了科学事实和标准如何通过制度与实践得以确立。其中一些人提出了比库恩所能接受的更强的解释纲领,在解释信念时赋予社会利益或协商更大的作用。因此,不能因为库恩强调专业共同体,就将他与后来所有主张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观点等同起来。

在科学研究领域之外,“范式转变”成了描述商业、政治、技术和文化领域重大变革的常用说法。当某种变革重组了标准和实践时,这一说法可能很有用,但许多用法丢失了库恩分析的独特内涵。更换产品、采纳新政策或改变流行语汇,并不一定涉及常规科学、反常、危机和概念重构。同样,径直把库恩归入后现代主义,也会掩盖他对自然科学独特成就及其严谨实践的持续关注。

有几个问题至今仍是库恩研究的核心。其一涉及历史适用范围:主要依据天文学、物理学和化学发展出来的论述,在面对长期存在多种理论或共同体统一程度较低的领域时,其适用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另一个问题涉及变革的尺度。某种转变对一个专业领域而言可能是革命性的,却几乎不影响相邻领域,因此很难将整门科学归为常规科学或革命科学。有关学科分化的研究使这些问题变得尤为重要。

还有一个问题涉及描述性历史与规范性哲学之间的关系。解释一个共同体为何接受某种理论,并不自动等于解释这种接受为何具有正当性。反过来,无视研究实际条件的正当性标准,也可能错误地描述科学探究取得成功的方式。库恩的研究将这种关系置于哲学争论的中心。关于科学分歧、概念变迁以及专家共同体权威的讨论,仍在不断检验:他的那些区分能否在不把证成等同于共识的前提下,阐明知识的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