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古斯塔夫·亨普尔(1905年1月8日—1997年11月9日)是德裔美国哲学家,也是逻辑经验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研究推动科学解释、假说的确认以及科学理论的结构成为科学哲学的核心课题。他尤其以同保罗·奥本海姆共同提出的演绎—律则解释模型,以及乌鸦悖论而闻名;后者揭示了那些看似直截了当的概括性命题确认规则所面临的困难。
生平与思想背景
亨普尔出生于德国奥拉宁堡。他先后在哥廷根和柏林学习数学、物理学及哲学,其间受到汉斯·赖欣巴赫的重要影响。通过赖欣巴赫,亨普尔参与了柏林的科学哲学运动。1929年访问维也纳时,他接触到了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其中包括鲁道夫·卡尔纳普。
这些思想群体都关注现代逻辑学、经验科学,以及通过分析语言和推理来澄清哲学问题。亨普尔接受了这一总体取向,但他后来的研究也指出,逻辑经验主义早期的一些主张存在缺陷。
他于1934年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迁居比利时。1937年,他移居美国。此后,他先后在纽约市立学院、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955年至1973年退休期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后来,他又在匹兹堡大学任教。1997年,他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去世。
科学解释
亨普尔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是为科学解释建立精确的模型。他没有将解释视为一种主观的理解感,而是考察事件与用来解释该事件的陈述之间的逻辑关系和证据关系。
演绎—律则模型
在《解释的逻辑研究》(1948年)中,亨普尔与保罗·奥本海姆提出了演绎—律则模型的经典表述,通常简称为D–N模型。“律则”指的是定律:要解释一个事件,就要表明它可以从一般定律以及描述特定条件的陈述中推导出来。
该模型区分了:
- **被解释项:**描述有待解释之事的陈述。
- **解释项:**用于提供解释的陈述,包括定律和相关的特定条件。
其示意形式为:
其中,类陈述表达定律,类陈述描述特定条件,是被解释项。
例如,可以用适当的热膨胀定律,结合有关某金属物体的材料、初始尺寸和温度变化的信息,来解释该物体的膨胀。这个例子需要对定律适用的物理条件作出适当限定。
一个令人满意的D–N解释,不能仅仅满足逻辑有效性。被解释项必须能够通过演绎推理从解释项中推出;至少有一条一般定律必须在其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解释项必须具有经验内容;而且构成解释项的陈述必须为真。从偶然成立的概括性命题中作出的有效演绎,并不会自动构成科学解释。
D–N模型常被称为覆盖律模型,因为它通过将特定事件归入一般定律之下来解释这些事件。亨普尔也考察了对定律的解释,即从涵盖范围更广的原理中推导出较狭窄的规律。
解释与预测
亨普尔认为,演绎解释与预测可以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如果在事件发生前就已知有关定律和相关条件,那么这一论证便可预测该事件;如果事件已经为人所知,同一论证便可解释该事件。
这种结构上的对称性,并不意味着解释和预测是相同的活动。二者的实际目的以及研究者掌握的知识有所不同。它意味着,在D–N框架中,一个论证的解释力并不简单取决于其结论是否事先已知。
统计解释
许多科学解释所涉及的结果,并不能由定律和初始条件确定无疑地推出。因此,亨普尔提出了归纳—统计模型,简称I–S模型。
在I–S解释中,统计定律和相关信息使被解释项具有很高的概率,而不是使其成为演绎上的必然结论。这类解释运用归纳推理:即使结论为假,前提仍可能为真。
这带来了如何选择适当参照类的问题。当获得更具体的信息时,某一结果的概率可能发生变化。亨普尔通过最大具体性要求来处理这一问题:解释性论证应当考虑相关且更具体的统计知识;当有依据更充分的子类可用时,不应仍然依赖宽泛的类别。
因此,I–S模型与现有的知识体系有着重要联系。在信息有限时可以接受的统计解释,在获知更多相关事实后,可能不再能够接受。
确认与乌鸦悖论
亨普尔关于确认理论的研究,探讨了证据在什么情况下支持一个假说。这里的“确认”指证据上的支持,而不是决定性的证明。
他最著名的例子是乌鸦悖论,这一悖论形成于他在20世纪40年代对确认问题的研究。考虑如下假说:
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
一只黑乌鸦似乎支持这个假说。但该假说在逻辑上等价于:
所有非黑色的东西都不是乌鸦。
观察到一只白鞋,就得到了第二种表述的一个正面实例:这只鞋不是黑色的,也不是乌鸦。如果正面实例能够确认全称概括命题,而且确认一个陈述的证据也能确认与该陈述逻辑等价的陈述,那么这只白鞋似乎就确认了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
这一等价关系的形式表达为:
这个悖论并非逻辑上的矛盾,而是一些看似合理的确认原则与一种直觉之间的张力:检查鞋子对于了解乌鸦的颜色几乎毫无帮助。
亨普尔承认,在相关条件下,对既非黑色、又非乌鸦之物的观察可以算作确认证据。他认为,日常判断往往依赖一些未被明确说出的背景假定。后来运用概率的研究进一步区分了两个问题:证据究竟是否确认一个假说,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确认该假说。抽样程序和先验信息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乌鸦悖论之所以仍然重要,是因为它区分了三个原本容易混淆的问题:逻辑等价性、证据相关性以及支持程度。
经验意义与理论概念
早期逻辑经验主义者试图寻找标准,以区分具有经验意义的断言和无法检验的陈述。亨普尔考察了强版本的证实主义所面临的困难。
一般而言,有限数量的观察无法最终证实一条全称科学定律。反过来,如果要求陈述必须能够被最终证伪,那么存在性断言以及那些检验依赖辅助假定的陈述就会面临困难。复杂的科学理论还包含一些术语,它们并不是可观察对象或属性的直接名称。
在《经验主义意义标准的问题与变迁》(1950年)中,亨普尔回顾了各种经验意义判准所面临的困难。他的研究促成了一种转向:不再用简单的检验来判断孤立的语句,而是考察陈述在理论体系中如何发挥作用。
在《经验科学中概念形成的基础》(1952年)中,他考察了分类、比较概念、定量概念,以及理论词汇与观察之间的关系。理论概念的意义并不总能通过用观察术语给出的明确定义来把握;它可能取决于该概念在由原理和应用构成的网络中所发挥的作用。
亨普尔后期的研究还强调,从理论中推导出观察后果,需要借助将理论的形式描述与所研究系统联系起来的假定。这使得“科学检验仅仅是从理论本身演绎出预测”这一观念变得复杂起来。
历史学与社会科学
在《一般定律在历史中的作用》(1942年)中,亨普尔认为,历史解释与自然科学中的解释一样,都依赖一般规律。历史叙述可能没有明说这些规律,但它们有助于将所引用的情境与有待解释的事件联系起来。
这一立场并不要求每个历史解释都以完整的形式演绎呈现。亨普尔区分了充分展开的解释与解释纲要:后者指出相关因素,但不具体列明完整解释所需的全部定律和条件。
他的方法挑战了在自然科学与历史研究之间划出鲜明方法论界限的做法。批评者认为,历史解释往往依赖对意图的诠释、对意义情境的重建,或对特定因果过程的追溯,而不是将事件归入明确的一般定律之下。这些争论成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解释问题讨论中的重要内容。
批评与影响
亨普尔的模型提供了明确的标准,可用来检验其他解释理论。这些模型的局限也成为后来科学哲学的重要议题。
解释的不对称性。 旗杆的高度,结合太阳的位置和光学原理,可以解释其影子的长度。在适当条件下,同样的原理也允许人们根据影子计算旗杆高度。然而,影子通常并不能解释旗杆为何具有那样的高度。因此,仅凭演绎关系似乎不足以把握解释的方向。
相关性。 一个有效论证可能包含对解释其结论毫无帮助的信息。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解释上的相关性,与仅仅参与推导有何不同?
因果结构。 许多解释似乎是通过识别因果关系所涉及的过程或机制来发挥作用的。覆盖律理论本身并没有充分说明,是什么使解释关系成为因果关系,也没有充分说明如何将原因与具有相关性的指标区分开来。
低概率事件。 一个事件即使在统计上不大可能发生,有时仍可得到令人理解的因果解释。这对“统计解释必须使其结果具有高概率”的观念提出了挑战。
这些反对意见并未消除亨普尔研究的重要性。它们帮助界定了后来的因果解释理论、统一论解释理论和语用解释理论所要处理的问题。他的著作在有关科学理性的争论,以及形式分析与托马斯·库恩所代表的历史取向之间关系的讨论中,也始终占据核心地位。
主要著作
- **《一般定律在历史中的作用》(1942年):**将覆盖律方法应用于历史解释。
- **《解释的逻辑研究》(1948年),与保罗·奥本海姆合著:**对D–N模型的奠基性阐述。
- **《经验主义意义标准的问题与变迁》(1950年):**分析经验意义判准所面临的困难。
- **《经验科学中概念形成的基础》(1952年):**研究科学概念及其与经验研究的关系。
- **《科学解释的诸方面及其他科学哲学论文》(1965年):**一部重要论文集,包含对解释问题的深入论述。
- **《自然科学哲学》(1966年):**系统介绍检验、解释、定律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