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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主义

证实主义认为,陈述的事实意义取决于它与可能的经验证实或确证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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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主义是一组观点的统称,认为陈述的事实意义取决于经验能够以何种方式确立或支持它。证实主义与二十世纪的逻辑经验主义关系最为密切,其发展旨在提出一项标准,将具有认知意义的陈述与仅仅貌似提出事实主张的表达区分开来。因此,它的核心关切是意义,而不只是科学方法的可靠性。不同版本的证实主义分别要求决定性的证实、可能的证实,或某种程度的经验确证;这些不同要求使它们对有意义的语言提出了差异显著的解释。

证实原则

证实主义将经验陈述的意义与能够支持或反驳它的经验联系起来。例如,理解“这个样品中含有铜”,至少部分地意味着理解哪些观察和检验能够确定铜的存在。如果两种所谓的描述在任何可以设想的经验后果上都没有区别,证实主义者便可能否认它们表达了不同的事实主张。

这一原则通常会加上限定,以容纳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分析陈述被视为通过语言规则、定义或逻辑关系来判定真假的陈述,而不依赖对世界的观察。因此,逻辑学陈述,以及在许多逻辑经验主义理论中的数学陈述,都不需要经验证实。相比之下,综合陈述对实在作出实质性断言,因此必须与经验具有适当的联系。

一个简化的表述是:

一个陈述具有认知意义,当且仅当它是分析的,或是可经验证实的。

这只是一个出发点,并不是每位证实主义者都会不加限定地接受的表述。这一思潮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如何界定“可证实”,而又不把日常知识和已确立的科学排除在外。

意义不等于真

证实主义并不把有意义等同于为真。即使检验表明样品中没有铜,“这个样品中含有铜”仍然是有意义的。一个陈述也不必已经得到证实:尚未经过检验的主张,只要存在适当检验的可能,就可以是有意义的。

有意义的假陈述与缺乏事实内容的所谓陈述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证实主义者批评形而上学的某些主张没有意义时,并不只是说这些主张是假的或缺乏充分支持,而是认为它们未能表达在相关认知意义上可以判定真假的命题。

在这种专门用法中,“无意义”也不一定意味着没有情感、艺术或社会层面的意义。一种表达即便不描述事实,也可以具有这些方面的意义。

历史发展

经验主义背景

证实主义源于经验主义将思想和知识与经验联系起来的尝试。大卫·休谟区分了观念的关系与事实,并批评那些与经验缺乏可理解联系的概念,因此成为重要的先驱。不过,他的哲学并不等同于后来证实主义的意义标准。

现代逻辑和早期分析哲学为分析陈述的结构提供了更多工具。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对这一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其中关于有意义的命题、逻辑形式以及可言说之界限的论述。不过,不应将这部著作简单地理解为赞同后来证实主义的每一种表述。

维也纳学派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证实主义思想在维也纳学派中尤为突出。其成员包括莫里茨·石里克、鲁道夫·卡尔纳普和奥托·纽拉特。他们共同关注科学知识、逻辑分析以及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但在观察证据的性质以及经验意义应如何恰当表述等问题上存在分歧。

这些分歧十分重要。将知识建立在直接经验报告之上的理论,需要面对经验的私人性与主体间一致性的问题。采用公开可获取的物理事件描述的理论,则需要说明这些描述如何得到辩护,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已有理论。

因此,证实主义并不是维也纳学派全体成员一致奉行的、单一而不变的学说。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研究纲领,其倡导者持续修订着它的核心标准。

艾耶尔与英语世界的接受

A. J. 艾耶尔在《语言、真理与逻辑》(1936年)中,以英语对证实主义作了影响尤为深远的阐述。他区分了强证实与弱证实,并运用这一标准质疑传统形而上学,以及对宗教语言和伦理语言的某些解释。

卡尔纳普于1936至1937年发表的《可检验性与意义》,体现了从要求完全证实转向以可检验性和确证为基础的理论的变化。此后的逻辑经验主义研究越来越重视考察证据如何支持科学假说,而不再要求用某种决定性的程序来确立假说的真。

主要形式

强证实

强证实要求经验能够最终确立一个陈述为真。这为“有意义的事实主张必须接受经验检验”的思想提供了明确而严格的解释。

困难在于,许多科学陈述无法通过任何有限的观察集合得到最终确立。考虑下式:

∀x (F(x)→G(x)).\forall x\,(F(x)\rightarrow G(x)).

如果它表达的是关于一个不受限定的类别的定律,那么,即使观察到许多 FF 伴随 GG 出现的实例,也不能在逻辑上排除存在尚未观察到的反例。这使强证实主义与归纳问题联系起来。

因此,严格的标准可能会将科学定律归为缺乏认知意义的陈述。早期的一些回应将定律视为生成预测的规则,而不是普通陈述,但这种做法本身也需要说明定律独特的科学作用。

弱证实与确证

弱证实以可能的证据支持取代决定性的证明。只要经验能够提高一个陈述的可信度,它就符合标准,即使其真假永远无法得到毫无出错可能的判定。

这容纳了更多的科学推理,却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与证据的联系达到什么程度才算足够?科学假说很少能独立地产生预测。它们需要有关仪器、背景条件和其他定律的辅助假设。

如果允许任意引入辅助假设,就可以将一个原本不可检验的句子与附加前提结合起来,推出可观察的后果。仅仅参与这样的演绎,并不能表明原来的句子具有真正的经验内容。对证实主义标准的修订,试图防止以这种取巧的方式满足标准。

原则上的证实

原则上的证实必须与当前实际可行的证实区分开来。一个关于遥远地点的陈述,即使以现有技术无法检验,也可能是有意义的,前提是可以提出一种可理解的观察程序,能够为判断它提供依据。

然而,“原则上”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说法。它可能意味着逻辑上可以设想、物理上可能,或对于具有特定观察能力的存在者而言可能。这些不同解释,会影响该标准如何处理关于不可到达区域、遥远过去以及证据已经消失的事件的主张。

还原为观察

证实主义一个更强的目标,是把经验话语转译为关于观察的陈述。这样,科学语汇的意义便可从这一观察基础中获得。

完全还原被证明困难重重。指称不可观察实体和属性的术语,是通过相互关联的理论获得意义的,而不一定各自具有独立的观察定义。卡尔纳普后期的研究允许对科学术语作部分解释,而不再要求每个术语都能被明确地还原为观察语言。

应用与影响

形而上学与宗教

证实主义者质疑那些声称描述某种实在、但按其自身定义又不可能造成任何经验差异的说法。如果接受与拒绝某项主张都与完全相同的观察结果相容,证实主义者就会追问:这项主张究竟表达了什么事实上的区别?

这一批评影响了宗教哲学,但并不等于断言所有宗教话语都没有意义。历史主张可以具有通常意义上的证据条件,而仪式性表达、信仰承诺和象征性语言则可能服务于事实描述之外的目的。争论的焦点在于,具体的神学断言是否具有认知内容,以及什么能够构成支持它们的证据。

伦理学与评价性语言

一些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基本的道德判断并不是对可经验证实的事实的报告。艾耶尔的理论主要将它们视为态度的表达,而非事实描述。这类观点推动了伦理学中非认知主义的发展。

这一结论并不能仅靠诉诸经验得出。它还依赖一些论证,既反对将道德判断等同于可经验检验的主张,也反对将其视为分析真理。证实主义者对道德话语并非都持相同的解释。

批评

原则本身的地位

一种常见的反对意见追问:证实原则是否符合它自己的标准?它看起来并不是一项经验概括,而批评者也否认它是一条分析真理。因此,如果将它作为一项普遍适用且有意义的事实陈述提出,它似乎就把自己排除在外了。

一种回应将它视为规范科学语言的提议,而不是对一切意义的发现。这避开了最简单的自我反驳指控,却也改变了论证所需承担的责任:必须说明这一提议为何有用、为何富有启发性,而不能只是断言它是一项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检验标准。

科学理论与整体论

科学主张通常是成组接受证据检验的。一项预测失败,可能意味着核心假说、辅助假设、仪器模型或初始条件描述出了差错,而不一定能据此认定某个孤立的句子为假。

威拉德·范·奥曼·蒯因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1951年)中,既质疑了分析与综合之间的鲜明区分,也质疑了还原主义的观念,即个别陈述各自具有能够独立确定的经验内容。这削弱了经典证实主义的两个重要支柱。

整体论可以保留经验对理论整体的约束,但不再提供证实主义最初所寻求的那种逐句进行的直接检验。

证实与证伪

卡尔·波普尔反对将证实视为经验科学的界定性特征,转而提出可证伪性。普遍定律通常无法通过有限个支持它的实例得到确立,而一个反例却可以在逻辑上与某项全称主张相冲突。

他的提议主要是划分经验科学与其他探究形式的划界标准,而不是普遍的意义标准。波普尔并未由此推断所有不可证伪的陈述都没有意义。此外,实际的证伪也会遇到涉及辅助假设的困难。

超出观察后果的意义

批评者还质疑,经验检验条件是否穷尽了语言意义。理解一个断言,可能涉及它的推论关系、解释作用、使用语境,以及与其他概念的联系。

因此,严格证实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证据与意义无关。它所挑战的是一个更强的主张,即某个统一的证实标准能够判定每一个陈述的认知意义。

后续影响

到二十世纪中叶,严格证实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了早先的权威。逻辑经验主义者自身对确证、理论语言和科学解释作出的日益精细的研究,也推动了这一变化。

不过,证实主义的主题仍在语言哲学中延续。例如,迈克尔·达米特将意义和实在论的争论,与说话者能够识别哪些情况足以为断言提供根据的问题联系起来。这些后来的进路不同于早期逻辑实证主义:它们不一定赋予感官观察以优先地位,也不一定采纳其处理数学的方式。

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是:理解一个陈述,是否要求把握在哪些条件下能够识别它为真;还是说,有意义的真值条件可以超出一切可能的证实手段。这一争论关乎意义、证据与真理之间的关系,而不只是检验科学主张所采用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