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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伪主义

证伪主义主张,应通过严格的反驳尝试来检验科学理论,而非靠积累支持性观察来确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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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伪主义是科学哲学中的一种立场,主张科学理论的提出和评价应围绕严格揭示其错误的尝试展开。这一立场主要与卡尔·波普尔相关,反对认为普遍的科学定律可以通过积累确证性观察来确立的观点。一个理论只有排除某些可能的结果,从而使自身接受可能与其预测相冲突的检验,才能在经验科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科学通过提出解释性猜想、开展批判和实验检验,以及用更好的替代理论取代未能经受住检验的理论而取得进步。

证伪主义必须与可证伪性相区分。可证伪性是命题的一种逻辑属性:该命题至少与一种可能的经验发现相冲突。证伪主义则是一种更广泛的方法论立场,涉及研究应如何开展、理论应如何比较,以及表面上的反例应如何处理。它并不要求每当测量结果与预测不符时,就放弃一个理论。它面临的核心难题涉及观察的可靠性、辅助假设的作用、概率理论的检验,以及那些经受住严格检验却并未因此被证明为真的理论应具有何种地位。

历史起源与波普尔的构想

证伪主义的形成有两个相互关联的背景:一是如何为科学中的概括性命题提供正当依据这一传统问题,二是二十世纪初关于科学与其他智识活动有何区别的争论。大卫·休谟曾指出,经验无法通过演绎推理,为“尚未观察到的情形将与已观察到的情形相似”这一预期提供正当依据。某种规律过去一直成立,并不能从逻辑上确立它今后仍将成立。波普尔承认这一归纳问题的论证力量,却不接受由此得出的结论,即科学必须建立在一种最终缺乏正当依据的归纳程序之上。他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围绕猜想与演绎式批判来重构科学推理。

波普尔后来将自己这一思路的开端追溯至1919年。他将某些心理学和历史理论似乎随时能够容纳几乎任何结果的特点,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所承担的风险作了对比。1919年组织的日食观测考察了星光在太阳附近的偏折,在他后来的回顾中成为一个重要例证。其吸引力不仅在于爱因斯坦的预测得到了支持,更在于该理论明确预言了一种可能被观测结果否定的效应。这一叙述体现了波普尔的思想动机;但观测史本身包含种种不确定性与复杂情况,不能将其简化为一次决定性的理论与观测交锋。

波普尔在《研究的逻辑》(Logik der Forschung)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立场。该书于1934年末出版,版权页标注的出版年份为1935年。其增订英译本于1959年以《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为题问世。随后出版的著作包括1963年的《猜想与反驳》和1972年的《客观知识》。这些著作为逻辑经验主义内部一些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方案提出了替代路径,尤其针对那些试图通过证实、确证,或对以观察为基础的语言进行逻辑重构来解释科学知识的方案。波普尔与维也纳学派成员保持着密切的思想交流,但他既不是该团体的成员,也不接受其主要哲学立场。

由此形成的哲学是波普尔更广泛的批判理性主义的一部分。按照这一观点,理性探究并不需要不受批判的基础,而需要能够借以发现和纠正错误的制度与论辩实践。这一立场将可错论——承认已被接受的主张仍有可能出错——与对客观探究的坚持结合起来。因此,它既不是一种宣扬确定性的学说,也不是一种不加限制的哲学怀疑主义。即使没有任何方法能够保证一个已被接受的理论为真,科学知识仍然可以进步。哲学的核心任务也由此发生转变:不再是证明知识具有稳固可靠的根源,而是解释批判如何能够排除错误,并改进相互竞争的解释。

逻辑不对称性与科学的划界

证伪主义在逻辑上的出发点,是全称断言与个别反例之间的不对称性。以“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这一概括为例。无论收集到多少只白天鹅,只要数量有限,就无法据此确立每一只天鹅(包括尚未观察到的天鹅)都是白色的。然而,只要正确识别出一只非白色的天鹅,就与这一概括相矛盾。用形式符号表示,若 S(x)S(x) 表示 xx 是天鹅,W(x)W(x) 表示 xx 是白色的,那么这一全称陈述就是

∀x(S(x)→W(x)).\forall x\bigl(S(x)\rightarrow W(x)\bigr).

从如下形式的反例,可以推出该陈述的否定:

∃x(S(x)∧¬W(x)).\exists x\bigl(S(x)\land \neg W(x)\bigr).

当理论的预测落空时,由此推断应否定该理论,运用的是否定后件式。如果理论 TT 蕴涵一个可观察的预测 OO,那么

T→O,¬O∴¬T.T\rightarrow O,\qquad \neg O\qquad \therefore\qquad \neg T.

相比之下,从 T→OT\rightarrow O 和 OO 推出 TT,就犯了肯定后件的谬误。不同理论可能得出相同的观察结果。因此,成功的预测并不能通过演绎推理确立理论为真,尽管它可以在其他方面为评估理论提供依据。

波普尔利用这种不对称性来处理划界问题:经验科学与其他话语形式的区别何在?经验理论必须排除某些能够用观察术语描述的情形。一个与所有可能结果都相容的断言,无法提供任何具有区分作用的经验信息。关于某颗行星在指定时刻所处位置的精确断言,比“这颗行星将出现在天空中的某个地方”这样的陈述承担了更大的经验风险。这一判据关注的是理论是否可能与经验发生冲突,而不是它是否已经遭到反驳。未经检验的理论可能是可证伪的,而一个被反复接受的断言仍可能是不可证伪的。

然而,可证伪性既不是对优良科学的完整定义,也不是判断有无意义的标准。一个错误或缺乏充分支持的断言,也可能是可证伪的。反过来,属于形而上学、伦理学或纯数学的命题,即使不具有经验上的可证伪性,也可以具有意义。这使波普尔的主张有别于强形式的证实主义,后者将认知意义与证实或确证联系起来。陈述的逻辑形式同样重要:一个全称断言可以被一个实例反驳,而一个单纯的存在断言——“某处存在一个具有性质 PP 的对象”——通常无法因任何有限次数的搜寻无果而被驳倒。实际的科学理论通常结合了多种逻辑形式,因此,其可检验性取决于整个理论表述所蕴涵的经验后果,而不是孤立看待的某一个句子。

作为方法论程序的证伪

逻辑上的不相容,并不等于科学上公认的证伪。观察可能出错,实验条件可能遭到误解,仪器也可能发生故障。因此,波普尔区分了潜在证伪事例的存在与认定某个理论确实未能通过检验的方法论决断。一次孤立的异常读数通常并不足够。有分量的反驳需要一种得到充分确证的经验效应,而且对这种效应的描述必须便于开展相关核查和进一步研究。这一要求使证伪主义与可复现性及公开批评相联系,而不是诉诸个别观察者的权威。

波普尔把检验中使用的观察报告称为“基本陈述”。它们并不是对纯粹感官经验所作的、不可修正的记录,而是以可供公众评估的方式描述事件,例如某台仪器在明确说明的条件下记录到某个特定数值。接受这些陈述,涉及研究过程中的一项决断,但这并不是不受证据约束的任意决定。研究者可以检查校准情况、重复测量、调整实验安排,并比较彼此独立的方法。任何已被接受的基本陈述,本身都可能成为进一步检验的对象。在实践中,检验总得在某处停下来,但任何停止之处都不会因此成为不容质疑的认识论基础。

证伪主义还包含一些规则,禁止通过波普尔所谓的“约定主义策略”来保护理论。人们往往可以通过重新界定理论中的术语、在缺乏独立依据的情况下排斥不利观察,或添加专为回避某次失败而设的限定条件,来保全一个理论。如果这些做法消除了理论与观察发生冲突的一切可能性,也就摧毁了该理论的经验性质。这里的关键区别,并不只是原有理论与修改后理论之间的区别。科学理论往往需要修订。问题在于,修订究竟引入了可独立检验的推论,还是仅仅为了使原有主张免受批评。

这些规则解释了,为什么成熟的证伪主义并不是一条机械指令,要求人们一遇到表面上的反例就抛弃理论。在调查异常现象期间,暂时保留一个理论可能是合理的。方法论上的要求是,调查必须始终允许理论真正遭遇失败。例如,预测值与测量值不一致,可能促使研究者检验探测器的灵敏度或背景干扰。只要对这种差异提出的解释本身也能接受核查,这类工作就符合证伪主义。倘若任何可以设想的结果都被解释为对理论的支持,这种做法就成了逃避检验。因此,证伪既有逻辑的一面,也有实践的一面:逻辑揭示不相容之处,而实验判断、共同标准和批判性讨论则决定,所报告的条件是否足以让人认定这种不相容确已成立。

严格检验、确证与理论偏好

证伪主义并不认为每一次成功的预测都具有同等的信息价值。如果检验程序为揭示理论的缺陷提供了充分的机会,那么理论所受的检验就更为严格。重复进行一种许多相互竞争的解释都已能够容纳的简单观察,可能无助于区分这些解释;而在陌生条件下作出精确预测,则可能更有区分力。检验的严格程度取决于理论、实验安排、相关背景信息及其他可能解释之间的关系。它并不等同于技术难度:如果几乎所有合理的理论都预测会出现同样的结果,那么即使实验耗资巨大,也可能提供不了多少信息。

波普尔用“确证”来指一个理论经受住批判性检验后所获得的有利地位。确证记录的是理论在检验中的表现;它既不是证实,也不为理论赋予一个为真的概率。获得高度确证的理论仍然可以修正。采用这一术语,是为了将波普尔的观点与那些把成功预测视为对普遍定律的归纳支持的进路区分开来。当人们将一个已获公认的理论用于实践推理时,这一区分尤其重要。波普尔主张,应优先选择经过充分检验的理论,而不是未经检验的替代理论,但他并不由此推断,理论过去的成功能在逻辑上保证其未来的可靠性。

经验内容为理论比较提供了另一项依据。一个理论排除的可能事态越多,其经验内容就越丰富。如果一个理论蕴涵另一个理论,同时还提出了额外的可检验主张,那么它通常就承担了更大的风险。这种偏好不同于选择概率最高的理论。按照通常的概率法则,

P(A∧B)≤P(A).P(A\land B)\leq P(A).

因此,增加一项实质性主张,可能会降低概率,却增加可检验的内容。波普尔的论点是,科学追求的是信息丰富的解释,而不只是概率很高的陈述。一个几乎空洞无物的主张,可能恰恰因为说得很少而容易辩护。

波普尔还试图通过逼真性,即对真理的近似程度,来解释科学进步。他的用意是区分两种错误理论:一种把握了世界的重要特征,另一种则错得更为严重。这样,科学进步就可以表现为用更接近真理的理论取代错误理论,而不只是毫无方向地排除错误。1974年,帕维尔·蒂希和戴维·米勒分别独立证明,波普尔早期的形式定义存在严重困难:这些定义无法实现其预期的错误理论之间的比较。后来的研究提出了其他说明方式,但这些方案已不再构成对其原始设想的一种统一且定型的扩展。因此,确证、经验内容和逼真性各自承担不同的作用。第一项关乎理论接受检验的历史,第二项关乎理论排除了什么,第三项关乎理论与真理的关系;三者都不能简单地相互替代。

辅助假设与实验归因问题

科学预测很少仅凭一个理论就能推导出来。它们还依赖于初始条件、有关仪器装置的假设、数学近似以及背景理论。因此,更贴近实际的检验形式是

(T∧A∧I)→O,(T\land A\land I)\rightarrow O,

其中,TT 是主要理论,AA 代表辅助假设,II 代表初始条件。如果 OO 未能出现,演绎逻辑所能得出的是

¬(T∧A∧I),\neg(T\land A\land I),

而不是单独的 ¬T\neg T。受检验的合取命题中必有某个部分出了问题,但仅凭逻辑无法确定究竟是哪一部分。这就是对证伪的简单化解释所面临的核心归因问题。

皮埃尔·杜恒在1906年出版的《物理学理论的目的与结构》中详细阐述了这一困难。威拉德·范·奥曼·蒯因后来就信念之间的相互关联提出了范围更广的论述,尤其是在1951年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两人的立场常被统称为杜恒—奎因论题,但杜恒关于物理学检验的论证,与蒯因更具一般性的确证整体论并不相同。两者都动摇了这样一种图景:实验所面对的是完全孤立的命题。一个预测失败后,通常仍有多种修正方案可供选择,而在这些方案之间作出取舍,需要考虑演绎逻辑之外的因素。

海王星的发现说明,修正辅助假设可以富有成效。天王星的实际观测运动与预测之间存在偏差,但天文学家并未因此立即放弃牛顿力学。约翰·柯西·亚当斯和于尔班·勒维耶各自独立研究了是否可以用另一颗行星来解释这些偏差。1846年,约翰·戈特弗里德·伽勒在海因里希·路易·达雷斯特的协助下,在勒维耶所指出的位置附近观测到了海王星。提出这颗行星的存在,并不只是为异常现象找借口:这一假说还带来了进一步的、可独立核验的观测预期。相比之下,人们曾试图用一颗位于水星轨道以内、通常称为“祝融星”的行星来解释水星近日点运动的异常,却未能发现一颗得到公认的行星。后来,广义相对论解释了这一每世纪约43角秒的异常进动。

这些案例表明,通过修正辅助假设来保留一个理论,本身并非不科学。它们也揭示了证伪主义的一个局限:没有任何纯粹的逻辑规则,能够事先确定应当修正理论体系中的哪一部分。波普尔承认辅助假设会参与检验,并提出了防止理论被“免疫化”的方法论约束。修正应当保持或提高理论接受检验的程度,而不应只是迁就某个已知的失败结果。即便如此,判断一项改动是否有独立证据支持、是否过于牵强,或是否真正具有解释力,仍需要作出历史与科学层面的判断。因此,关键的区别不在于修正还是拒绝修正,而在于修正是为批判开辟了新途径,还是封闭了这些途径。

概率理论与统计检验

概率理论带来了进一步的困难,因为它们可能为每一种可能的有限观察序列都赋予非零概率。独立投掷均匀硬币的模型,为任何指定的、包含 nn 次结果的序列赋予的概率都是 2−n2^{-n}。连续十次出现正面可能显得不寻常,但这一序列与硬币均匀这一假设在逻辑上并不矛盾。即使某个结果的概率极低,它在该模型下仍然是可能的。因此,演绎证伪的简单模式不能原封不动地从确定性的全称陈述移用于概率假说。

波普尔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认为对概率断言进行经验检验需要方法论规则。研究者可以规定,哪些偏离模型的情况将被视为不利于该模型的证据,同时承认错误拒绝模型的可能性。这与统计假设检验的某些方面相似,但两者的哲学立场与技术程序并不相同。在统计检验中,拒绝域的界定方式应确保在原假设成立时,结果落入其中的概率受到控制。在检验的各项假定成立的前提下,显著性水平 α\alpha 限制了原假设为真时却被拒绝的概率。结果落入拒绝域,可以作为按照规则拒绝原假设的依据,却不能构成原假设为假的演绎证明。

这一区别很重要,因为 pp 值并不是所检验假说为真的概率。同样,结果未达到惯常的显著性标准,也不能证明假说是正确的。检验能提供多少信息,还取决于它检出相关备择假说的功效。如果某种程序几乎没有机会发现实质性的偏差,那么仅仅因为它没有拒绝假说,并不能说它提供了严格的检验。这些问题既属于统计学,也属于哲学:样本量、测量误差、模型设定以及结果的选择,都会影响一项所谓的检验是否真有可能暴露理论的失败。

贝叶斯确证理论提供了另一种框架,通过下式更新概率:

P(H∣E)=P(E∣H)P(H)P(E).P(H\mid E)=\frac{P(E\mid H)P(H)}{P(E)}.

在这一框架中,证据可以提高或降低赋予某一假说的概率,而不是仅仅将其归入“已被反驳”或“尚未被反驳”两类。波普尔反对将科学进步视为使理论的概率最大化,尤其是在涉及信息丰富的全称理论时。另一方面,贝叶斯方法能够表示证据支持的程度,而纯粹的二元划分则忽略了这一点。不应将这种分歧夸大为检验与拒绝检验之间的对立:贝叶斯模型比较可以对预测不佳的模型施加惩罚,证伪主义研究也可以使用统计方法。根本区别在于,如何表述从证据中学习的过程,以及有利的检验结果究竟会合理地改变理论的概率、仅仅使其得到经受检验的佐证,还是足以支持某种其他形式的相对信赖。

历史的挑战与修正后的证伪主义

科学史对这样一种观念提出了挑战:明确的反驳通常会立即导致理论被取代。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托马斯·库恩指出,大量科学活动都是在公认的科学范式内解谜。研究者通常把理论与观察之间的不符视为有待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放弃使其研究得以开展的框架的理由。反常现象始终伴随着科学研究。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包括出现可行的替代方案时,反常现象才会引发革命。

库恩的论述最直接地与“朴素证伪主义”相冲突;所谓朴素证伪主义,是指认为一次预测失败就应当决定性地、立即淘汰某个理论的观点。波普尔本人的立场则有更多限定:他承认观察、辅助假设和方法论判断所涉及的问题。尽管如此,库恩仍指出了两者在侧重点上的实质差异。在波普尔看来,有组织的批判是科学最具代表性的理智美德;而在库恩看来,对共同框架的持续坚守,往往使具体而深入的科学成就成为可能。他们的分歧既涉及如何从历史角度描述研究活动,也涉及一个规范性问题:哪些实践能够解释科学的成功。

伊姆雷·拉卡托斯提出了一种修正方案,通常称为精致方法论证伪主义。他以科学研究纲领为评价单位,即围绕相对稳定的“硬核”和由可修正的辅助假设组成的“保护带”而不断发展的一系列理论。一个研究纲领可以在面对反常现象时继续存在,而不因此变得不合理。关键在于区分进步性变化与退化性变化:前者增加经验内容,并带来成功的新颖预测;后者则主要用于应付已知的困难。这样一来,评价的重心便从单一理论与单次实验的对峙,转向对研究纲领随时间推移所作的比较评估。

拉卡托斯的进路保留了证伪主义对承担风险和接受批判的要求,同时更明确地将理论的更替与是否存在进步性的替代方案联系起来。这也提出了新的问题:一个退化的研究纲领继续维持多久才算合理?什么才算新颖预测?又该如何比较成败参半的研究表现?保罗·费耶阿本德在《反对方法》(1975)中提出了更激进的挑战,认为历史上富有成效的科学研究常常违反那些被提议为普遍适用的方法论规则。这些批评共同使如何解释科学史成为争论的核心。人们不能再仅仅把证伪主义当作一种逻辑重构来评估;它还必须解释理论为何能够延续、实验技术如何发展,以及为何有些前景可期的理论起初看起来不如已有的竞争理论成功。

适用范围、应用与持续的争论

即便不被接受为一套完整的科学理论观,证伪主义作为批判性实践的准则,仍具有影响力。当一项研究主张的支持者明确说明哪些观察结果会对其不利,区分事前预测与事后调整,并允许他人独立审查相关方法时,这项主张就更容易得到评估。这些原则影响着有关科学方法、实验设计、模型批判以及伪科学的讨论。但它们并不能证明所有科学学科都采用同一套程序。历史重建、实地观察、模拟和受控实验,都是以不同方式使主张接受批判的。

历史科学说明了为什么“可检验”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可随时重复”。过去的事件无法重演,但有关这些事件的主张可以产生能够独立评估的推论。例如,对某次灭绝事件提出的解释,可能意味着应当存在某些地质标志、时间序列或地理分布,而这些都可以加以考察。同样,科学模型往往研究的是难以直接干预的复杂系统。检验可以通过比较多项测量结果、考察样本外预测,或研究某种解释能否在不同的证据记录中均获支持来进行。证伪主义的评估关注的是主张能否受到证据的挑战,而不是要求每个研究对象都能在实验室中重现。

不过,以可证伪性作为划界标准的做法仍有争议。有些活动能够提出可证伪的主张,却不负责任地处理不利结果;反过来,一个新兴的科学思想可能尚未充分发展,因而无法立即提出决定性的检验。例如,占星术可以被表述为允许进行经验比较的形式,因此,仅仅在逻辑上可检验,并不能确立其科学地位。还必须关注它在证据面前的表现、解释的组织方式、方法的透明度,以及对批评的回应。在另一个极端,灵活性极高的模型可能因为能够在事后调整以适应多种结果,而显得在经验上表现良好。要评估这类模型承担了多大的检验风险,就需要考察哪些选择是在检验前确定的,以及它们能否在构建模型所用数据之外仍有良好表现。

一个持续存在的哲学难题涉及批判与实践中依赖理论之间的关系。如果通过严苛检验并不能确立理论为真,也不能确立其归纳概率,那么,使用某个理论来预测尚未观察到的事件,究竟有什么正当理由?波普尔主张优先选择现有理论中经受检验最充分的理论,这提供了一条比较性的规则;但批评者认为,这条规则要在实践中具有说服力,似乎仍须依赖某种预期,即过去的检验表现与未来的成功之间存在联系。相关争论还涉及科学实在论:排除错误理论,本身并不能证明科学正趋近于对不可观察结构的真实描述。支持者回应说,理性的偏好不必等同于证明,而且即使没有确定性,解释成就的相对高下仍然可以具有意义。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说明依赖可修正的知识何以具有正当依据,同时既不重新引入波普尔所拒绝的归纳证成,也不把科学评价简化为某个理论尚未失败这一单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