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范式是由公认的概念、典范性成就、方法和标准构成的框架,科学共同体借助这一框架确定问题,并评估提出的解决方案。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中赋予了这一术语最具影响力的含义。在库恩看来,范式确立了研究者在起步时可以视为理所当然的许多前提,从而使持续、专门化的研究成为可能。重大的科学变革有时不仅是在这一框架中增添新的发现,还会重组框架本身。
这一概念将科学推理与教育、专业共同体及历史变迁联系起来,改变了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中的讨论。它对这样一种观念提出了挑战:科学的发展完全依靠事实的稳步积累,或依靠某种不受情境影响的单一方法的运用。不过,范式并不只是某种意识形态或一般性的看法:在较为精确的用法中,它还包含能够指导后续探究的具体成就。
库恩后来区分了共同体共享的广义框架与具体的典范性解题实例,研究者正是通过这些实例获得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因为“范式”也已成为一个宽泛的标签,几乎可以用来指称任何理论、世界观或思想潮流。它的分析价值取决于能否准确辨明:究竟共享了什么、由谁共享,以及这些共享内容如何塑造研究。
历史渊源与库恩的表述
“范式”(paradigm)一词源于希腊语 paradeigma,意为模式或范例。在与科学变迁联系起来之前,这个词已广泛用于语法学和修辞学:例如,动词变位的范例就为构造相关词形提供了模式。库恩保留了这种以范例指导后续实践的含义,同时将其与一套更广泛的科学发展论述联系起来。
库恩在哈佛大学接受物理学训练,并于1949年获得博士学位。为非专业学生教授科学的经历,促使他研究历史上的科学文献,而不再仅仅将过去的科学视为当今知识的不完整版本。阅读亚里士多德关于运动的著作,帮助他认识到,一个陌生的科学体系即使在基本范畴上与现代科学大相径庭,也可能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段经历支持了他在方法论上的主张:应当在过去科学工作自身所处的思想背景中,对其进行重构。
他的著作《哥白尼革命》于1957年出版,早于提出更一般性论述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后者于1962年首次出版,是《统一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的一部分;这一项目与逻辑经验主义的思想环境密切相关。该书在这一丛书中出版,具有重要意义:一部后来对传统科学发展观构成重大挑战的著作,竟产生于一项致力于理解科学结构与统一性的事业之中。但不应将这种反差简化为重视历史的库恩与据称不顾历史的前人之间的对立,因为这些前人的立场本身也多种多样。
库恩最核心的突破,是将处于具体历史情境中的科学共同体作为主要分析单位。他并非从孤立的研究者如何在单个假说之间作出选择入手,而是考察研究者共享训练、仪器、解题技巧以及对重要成就的评价的研究传统。一项成功的科学成就,既能够吸引并凝聚一个持久的共同体,又能留下足够重要的未决问题,以维持后续研究。
不过,原书仍在几种相互重叠的意义上使用了“范式”一词。玛格丽特·马斯特曼在一篇颇具影响的分析中,区分出库恩书中该术语的二十一种用法;这篇分析收录于1970年出版的文集《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她的分析既揭示了这一概念的丰富潜力,也指出了它的歧义。库恩在收入1970年第二版的《后记——1969》中作出回应,将共同体广泛的学科承诺与其共享的范例区分开来。因此,后来的阐释会区分最初的表述与这些澄清,而不会把这个词的每一种用法都视为可以互换。
学科矩阵与共享范例
库恩提出了**学科矩阵**这一术语,用来更精确地表述科学共同体共享的一整套承诺。“学科”指明持有这些承诺的专业群体,而“矩阵”则表明这一框架包含多种不同类型的要素。因此,这种广义上的范式并不等同于某个单一的理论、定律或明确的方法论规则。
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是符号概括,即科学家以相对标准化的方式接受和运用的表达式。在经典力学中,关系式 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样的表达式本身并不能规定每一种物理情境应当如何表征。研究者必须学会确定研究所涉及的系统、应纳入哪些力、允许采用哪些理想化处理,以及如何将变量与测量结果联系起来。因此,共享的数学表达式是与习得的实践方式共同发挥作用的,而不是取代后者。
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模型,以及关于存在哪些类型的实体和过程的背景承诺。例如,将热视为微观组成粒子的运动,与将热视为一种守恒的物质流体,会带来不同的解释预期。这些承诺可以具有启发式性质、本体论性质,或兼具两者。它们影响着哪些类比被认为富有成效,以及什么样的解释才算令人满意,从而将科学工作与本体论问题联系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位一线科学家所持的承诺都会得到完全明确的表述。
第三个组成部分包括准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和丰产性等价值。这些是共同认可的标准,而不是可以机械套用的指令。科学家可以一致认为准确性很重要,却对某一领域中更高的精确度是否比另一领域中更广的解释范围更有价值持有分歧。这些价值有助于形成一种研究传统,但不能保证人们作出一致的决定。
第四个组成部分是**范例**,即研究者学习如何将其推广到新情形的具体解题实例。围绕斜面、行星轨道或电路展开的一道完整例题,所传授的远不止一条用语言表述的规则。它培养的是一种能力:识别新问题在哪些相关方面与已解决的问题相似。这种能力包括对近似处理、表征方式,以及哪些复杂因素可以暂时忽略作出判断。
范例将宏观的社会框架与个体推理联系起来。科学教育通过教科书、实验练习、考试以及在指导下开展的研究来传授范例。由此形成的能力有一部分属于隐性知识:研究者能够可靠地识别出有用的思路,却未必能提出一套穷尽所有情形的决策程序。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过程是任意的,而是说,科学专长与语言能力或技术技能一样,包含经过训练而形成的辨别能力,其内涵超出了明确陈述的规则。
常规科学与有组织的解谜活动
**常规科学**是在公认范式的框架内开展的研究。它的典型任务不是每走一步都重新审视一个领域的根基,而是通过解决难度不断增加的问题,拓展既有成果。研究者改进测量、确定常数、发展数学方法、考察新的情形,并使研究结果与这一框架所产生的预期相协调。
库恩将这些活动称为“解谜”。这一比喻表明,研究者通常预期问题存在解答,并接受关于何种解答才算正当的约束。当计算与测量不一致时,研究者首先会检查仪器、近似处理、边界条件或技术操作,而不会因此自动放弃其背后的框架。这种预期使常规研究有别于不受限制的探索:在后者中,哪些问题值得研究、什么标准代表成功,都尚未确定。
常规科学之所以富有成效,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有选择的专注。如果每项研究都必须从第一原理出发,为其基本概念辩护,专业化就难以实现。共同的假设使科学家能够构建精密复杂的仪器和计算体系,而它们的运作依赖于大量既有成果。这一框架缩小了可能提出的问题的范围,但也正因如此,研究才能深入而精确。研究可以在技术和发现层面极富创新性,同时在基本立场上保持保守。
理论与实验的关系尤为重要。测量结果很少是不经解释便直接呈现的事实。实验安排预先包含了若干判断:哪些量重要,如何区分信号与背景,以及哪些仪器效应需要校正。校准和测量不确定度的相关实践,使这些判断在具体情境中得以明确表达并接受检验。这些判断依赖理论假设,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获得结果;仪器和自然过程施加的约束,往往会使预期落空。
这种研究组织方式依靠训练得以维系。教科书通常以经过精简梳理的顺序呈现成功的概念和典范性解法,而研究论文则面向已经熟悉某一专业传统的读者。因此,一个成熟领域的大量知识可以在单篇出版物中不言自明。共同体对哪些问题值得研究、哪些技术可以接受,以及哪些结果无须在每篇论文中重新辩护,有着传承下来的共同理解。
因此,“常规”是一种技术性描述,并不是说这类工作平庸。难度极高、影响深远的发现也可能产生于常规科学之中。常规科学也不意味着整个学科在理论上完全一致。不同专业方向可能在部分重叠的框架下开展研究,研究者也可以在保有共同标准的同时,就模型或机制展开争论。因此,恰当的分析单位可能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研究共同体,而不是物理学或生物学这样的整个领域。
反常、抵抗与科学危机
**反常**是指与既有框架所导出的预期相冲突的结果、现象或持续存在的难题。它并非仅仅是尚未得到解释的事物。任何领域总有未解的问题,其中许多都属于常规研究问题。当某个反常动摇了共同体有理由认为依据充分的预期时,它才具有重要意义。
反常之所以能够被识别,往往正是因为范式使预期变得精确。如果没有计算得出的轨道,就无法将行星出乎预料的位置偏移判定为某一确定幅度的偏差。如果不了解仪器的工作特性,就可能无法区分异常读数与噪声。因此,一个成功的框架也创造了使其自身局限得以显现的条件。精确性不仅能确证范式,也能揭示此前无法察觉的失误。
研究者通常首先会修改辅助假设或改进技术。这种应对有其合理依据。预测所依赖的不只是核心理论,还包括初始条件、背景模型、仪器性能以及数学近似。杜恒—奎因论题指出了这种难以孤立检验假说的困境。仅凭一次预测失败,并不能确定整条推理链中的哪一环应当对此负责。
水星近日点的反常进动说明,发现问题与立即否定一个框架并不是一回事。1859年,于尔班·勒维耶发现水星轨道运动中存在一项未能解释的残余偏差,后来通常表述为每世纪约43角秒。为解释这一偏差,人们曾提出水星轨道以内存在额外物质等设想。这些尝试都在牛顿天体力学的框架内进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于1915年成功算出了这一数值,但先前发现的偏差本身并未指明这一解决方案。
在库恩看来,当难题变得格外重要,而人们对既有解题实践的信心开始减弱时,危机便会形成。反常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它与核心承诺的关系、它持续存在的时间,以及是否有前景可期的替代方案,而不只是预测失败的次数。危机可能催生彼此竞争的重构方案,使基础问题重新成为讨论焦点,并引发关于哪些方法可以接受的分歧。
并不存在一条普遍的时间演进规律,规定每个反常都必然引发危机,或每场危机都必然以革命告终。难题可能在既有框架内得到解决,也可能被搁置,留待日后研究,或被重新分派给不同的专门领域。因此,库恩的论述更适合用来分析不断变化的研究情境,而不是充当一套要求所有历史事件都必须符合的僵化序列。坚持某一框架,可以使富有成效的研究免遭过早放弃;但过度抵抗也可能延误人们认识其局限。
科学革命与研究的重构
在库恩的专门意义上,**科学革命**是一种非累积性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既有框架被取代或发生实质性重组。革命的规模取决于所涉及的共同体。一项变化可以对某个小型专业领域具有革命性,而不必改变科学的所有分支;它也不一定由某一次引人注目的发现引发。
革命性变革可以同时改变研究的多个方面。科学家可能会认识到不同的实体,重新划分不同现象类别之间的界限,采用新的仪器,并修正判定何为解释的标准。因此,这种转变远不只是用一个数值预测替换另一个数值预测。它可以改变哪些问题被视为有意义,以及哪些成就被视为具有奠基作用。
库恩借助政治革命和知觉重组的类比来描述这一过程。一个熟悉的图形,起初可以被看作鸭子,随后又被看作兔子;线条并未改变,但它们的组织方式变了。这些类比旨在强调概念变化之间的协调性,而不是要证明科学由个人偏好或政治力量决定。如果按字面理解,这些类比可能会夸大实际转变的突然性和彻底性,而实际转变通常并不同步展开。
能否保留先前取得的成功,是后继框架能否成立的一项重要制约。广义相对论并没有使通常的牛顿力学计算失去用处。在适当的弱场和低速条件下,其预测与牛顿引力理论的预测十分接近。不过,两种理论组织解释的方式并不相同:牛顿引力理论将引力表述为发生在空间和时间之中的相互作用,而广义相对论则将引力与时空几何联系起来。在某个适用范围内近似一致,并不意味着概念或解释结构相同。
革命还会重塑学科的历史记忆。教科书通常把以往的成就重新叙述为通向当前公认框架的一个个步骤。这有助于传授连贯的知识体系,却可能掩盖历史进程中曾有多大的不确定性,以及早期研究者对自身问题的理解与今天有多么不同。库恩认为,这也是革命相对不易被察觉的原因之一:科学教育往往保留成功的结果,却简化了取得这些结果时所涉及的概念断裂。
转变始终受到物质条件和制度环境的制约。人们必须学习新的框架,调整仪器,复现计算,并证明研究纲领能够取得成果。代际更替可能影响新框架的接受,但单凭这一点不足以作出解释。资深科学家有时会采用新方法,年轻科学家有时也会抵制新方法,而不同专业领域的变化速度也可能各不相同。因此,与其把范式转变理解为整个科学群体在一瞬间的转向,不如将其理解为集体研究实践的重组。
不可通约性与科学意义的变化
**不可通约性**是与范式相关的最具争议的观念之一。它在数学中的原义是指若干量之间不存在共同的度量单位。用于科学框架时,它指的是:当不同理论的概念、分类或评价标准无法完全对应时,比较这些理论就会遇到困难。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比较不可能进行。
库恩早期的论述将几种不同类型的不连续性联系在一起。相互竞争的传统可能在以下问题上存在分歧:哪些问题重要,什么才算可接受的解释,以及应当如何描述观察结果。理论也可能改变人们熟悉的术语的含义。“质量”“元素”或“行星”等词可以继续沿用,即便它们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已发生重大调整。
从地心天文学向日心天文学的转变,体现了分类的作用。在传统的天文学用法中,太阳和月亮都属于在天空中游移的天体,而地球的地位则与之不同。在哥白尼的体系中,地球成为一颗行星,月亮与地球之间被赋予了一种有别于其他天体关系的关系,太阳也占据了不同的结构位置。这种变化无法仅仅通过保留此前的所有类别、再为各类别的成员赋予新的数值来表达。
在后期著作中,库恩越来越强调局部的语言不可通约性或分类不可通约性。科学词汇体系将对象与过程划分为相互关联的类别。当这些关系发生变化时,可能就不存在一种逐个术语对应、同时又能保留全部原有关系的翻译方式。这种困难更像是在翻译一套彼此关联的分类体系,而不是借助双语词典替换词语。
不过,翻译失败必须与无法理解区分开来。历史学家可以学会早期科学词汇体系的运作方式,科学家也可以熟练掌握两种理论传统。理解另一套词汇体系,可能需要依照它自身的规则来学习,而不是立即将其化约为自己已经掌握的词汇。这一看法赋予历史重构一种作用,而这种作用无法仅靠辨认哪些旧陈述与当今的陈述相对应来实现。
批评者认为,对不可通约性的强式表述,有可能动摇库恩自己的历史比较。如果不同框架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就很难解释如何比较它们在经验层面的成就,又如何为框架的转变提供正当理由。较为有限的解释则避免了这一后果:广泛的共同基础可以与局部的概念不连续性并存。这一问题与语言哲学相联系,因为它不仅涉及证据,也涉及指称、意义和分类。意义的变化是否会阻碍直接的逻辑比较,以及在重大的理论变革中究竟保留了多少连续性,仍然是解读库恩思想的核心问题。
理论选择、理性与科学进步
库恩反对这样一种观点:科学理论的选择遵循某种决策程序,而这种程序保证每位有能力的研究者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否认理论选择有其理由。在1977年的论文《客观性、价值判断与理论选择》中,他将准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和丰产性列为具有重要影响的标准。这些标准指导着评价,但如何运用它们需要判断,而且它们之间也可能发生冲突。
准确性关乎理论与已有结果的符合程度;一致性关乎理论内部是否自洽,以及它与其他已获接受的基本立场之间的关系。广泛性关乎理论所涵盖的现象范围,简单性关乎解释的组织方式,丰产性则关乎提出新问题和促成新发现的能力。一个新框架起初可能不如其已确立的竞争对手成熟,却有望涵盖更广的现象,或建立新的解释性联系。对这些考量赋予不同权重,可能使暂时的分歧成为合理之事。
这一立场不同于对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的一种粗浅解读,即一次预测失败就必须立即抛弃相关理论。波普尔本人的哲学比这种简单化的描述更为细致,两位思想家也都承认批评和经验检验的重要性。他们的分歧涉及多个方面,其中之一是:对某一框架的持续坚持,究竟是科学中具有生产力的核心特征,还是一种需要受到更有力批判的状态。库恩强调,常规研究之所以能够开展,有赖于研究者不必不断地重新审视每一项基本立场。
伊姆雷·拉卡托斯通过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提出了一种与之相关但有所不同的解释。一个研究纲领包含一个受到相对保护的“硬核”,以及一组不断变化的辅助假说。拉卡托斯区分了进步性的演变与退化性的演变:前者能够提出新颖预测,并使之得到经验证实;后者则主要是在事后作出调整以应付困难。这为评价长期的坚持与变化提供了一个框架,而不要求在出现反例后就立即放弃理论。
同样,库恩对进步的解释也比“科学不过是在追逐不同风尚”这一说法更为具体。后来的科学通常具有更强的解谜能力、更高的精确度和更细的专业分工。后继框架必须保留先前的大量成果,同时为进一步研究开辟道路。然而,库恩反对把这一过程看作必然趋近于对实在的最终、完整描述。他将科学发展比作演化过程:分化可以不断加深,却不必有预先确定的终点。
由此产生的争论将范式与科学实在论和认识论联系起来。实在论者追问:成熟理论的成功,是否足以使我们相信它们对不可观察的实体和结构所作的描述?库恩揭示的历史断裂使这一推论变得复杂,但仅凭这些断裂并不能对问题作出定论。同样,科学判断具有社会组织形式,也并不表明科学结果是任意的。制度、训练、经验事实的制约以及有理据的比较,可以共同解释知识为何依赖于共同体,而不必将其正当性归结为受欢迎的程度。
历史案例与模型的局限
与安托万-洛朗·拉瓦锡密切相关的化学革命,是范式变革的一个核心案例。18世纪的燃素理论认为,燃烧是可燃物释放出某种本原的过程。拉瓦锡则提出了物质与氧结合的解释,通过定量测量和重新划分物质类别,将燃烧与煅烧联系起来。他的《化学基础论》于1789年出版。
这场变革并不只是识别出一种气体,而是重塑了对实验的解释、化学命名法以及元素的含义。拉瓦锡及其合作者于1787年编写的《化学命名法》,帮助建立了一套与新化学相适应的系统性语言。不过,不应把这一转变描绘成定量测量与一种完全没有经验依据的旧理论之间的较量。燃素化学支撑了大量实验工作,而氧理论框架本身也包含一些后来被放弃的主张,尤其是拉瓦锡认为氧是酸的构成要素这一观点。
量子力学的发展是另一个影响深远但情况复杂的案例。马克斯·普朗克1900年关于黑体辐射的研究、爱因斯坦1905年提出的光量子假说,以及尼尔斯·玻尔1913年提出的原子模型,并没有立即形成一套统一的理论来取代经典物理学。矩阵力学与波动力学于1925至1926年间相继出现,而在这一数学框架取得重大预测成功之后,有关测量和诠释的问题仍然存在。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表明,不能简单地把科学革命看成整个共同体在某一时刻集体转变立场。
20世纪60年代,板块构造理论获得接受,这常被描述为地球科学中的一次范式转移。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早在1912年就提出了大陆漂移说,但后来形成的理论框架还汇集了其他进展:海底扩张、洋壳中记录的磁性条带、地震分布,以及对运动中的岩石圈板块的识别。1963年,弗雷德里克·瓦因与德拉蒙德·马修斯对海洋磁性条带作出解释,在海底扩张与地磁倒转之间建立了尤为重要的联系。
这些案例的变革机制各不相同。化学变革涉及对物质认识和命名体系的重构;量子理论涉及数学表述与物理诠释的重大变化;板块构造理论则通过运动学框架,将地理上分散的证据整合起来。将三者都视为范式变革,有助于揭示其共同特征,但也可能掩盖仪器、计算、野外观测和学科组织在其中发挥的不同作用。
因此,将范式模型用于历史研究时,必须明确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变化发生在哪个尺度上。概念上的不连续,可能与测量技术、数学工具或经验发现上的延续并存。历史学家也会考察:某种表面上的“危机”,究竟是当时的参与者普遍感受到的,还是后人回顾历史时重构出来的。范式模型为探究相互关联的变化提供了一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省去针对特定研究共同体与历史事件的详实证据。
库恩之外的拓展与术语的限度
“范式”一词已广泛用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政策分析和组织话语。在这些语境中,它可以指一种理论流派、一种方法论取向,或一整套基本假设。这些拓展用法提醒人们,探究依赖于事先作出的判断:哪些对象值得关注、哪些证据可以接受,以及何种解释才算恰当。但这些用法也可能使概念变得过于宽泛,以至于几乎任何思想分歧都成了范式之别。
在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多种研究进路往往长期并存。一个领域可能同时包含实验、诠释、数学、历史和比较等研究传统,却没有一个统一框架来组织所有研究。这种多样性引出了库恩模型适用范围的问题。持续存在的分歧,可能意味着探究活动采取了不同的组织方式,而不只是处于尚待汇聚于单一范式的不成熟阶段。
研究方法论有时用“范式”来指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立场的不同组合,例如实证主义、诠释主义和批判性进路之间的区分。这种用法比库恩以范例为中心的论述更为宽泛。它对有关“什么可以被认识”以及“探究应当如何开展”的立场加以分类,而库恩式分析还会追问:一个特定共同体如何学会具体的解题实践。两种用法都有其合理之处,但将其视为相同概念,会掩盖它们在用途上的差异。
“范式转移”这一说法在商业和技术领域传播得尤为广泛。即使没有任何科学共同体改变其基本解释框架,一款新产品、一个新平台或一种商业策略也可能被称为范式转移。同样,机器学习的迅速发展可以改变研究技术,却未必会取代某个学科的底层概念。强大的新工具可能重组劳动分工、数据收集和预测活动,同时保留原有的根本性解释立场。
这一概念也为社会认识论提供了启发,揭示了知识生产如何依赖共同体、训练以及分布于不同成员之间的专门知识。这一视角可以与制度权威和可复现性等问题联系起来,但共同持守某些立场,本身既不能证明其可靠,也不能证明其错误。其后果取决于批评能否表达、结果能否得到独立核验,以及相互竞争的解释能否受到认真评估。
因此,审慎使用这一概念,需要明确相关共同体、其范例与共同立场、它所面临的困难,以及所谓转变究竟改变了哪些实践。有些发展取代了核心框架;另一些则扩展了既有框架、结合了原本分离的进路,或开创了新的专门领域。区分这些可能性,才能保留“科学范式”的解释价值,而不使它沦为一切重大变化的同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