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会知识是一个人所拥有或运用,却未能用语言、规则或其他明确的表征形式充分表达的知识。识别熟悉的面孔、骑自行车时保持平衡、判断材料的质量,或发现有前景的科学问题,都体现了这类知识。这些活动依赖于后天习得的敏锐感知、实践中的辨别能力以及对具体情境的理解,而这些往往超出了实践者自身所能解释的范围。这一术语尤其与迈克尔·波兰尼有关;他在《默会维度》(1966年)中写道:“我们所知道的,多于我们所能言说的。”
这一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书面描述未必能使人获得其中所描述的能力。一本操作手册可以列明某项操作的步骤,却无法保证毫无经验的读者能够胜任这项操作。因此,默会知识引出了有关专长的本质、形式化的限度,以及人与人之间如何传递理解等问题。它已成为认识论、科学实践研究、教育、组织研究和技术变迁分析中的重要概念。
关于默会知识,目前并不存在一种公认的统一理论。有时,这一说法指尚未被明确表达、但可以得到明确表达的知识;有时,它指的是一些难以甚至不可能得到完整描述的能力。波兰尼提出的更强意义上的解释,并不只是将默会认知视为隐藏的信息储备,而是将其视为一切有意义的理解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这些不同的诠释,使人们对知识如何被习得、共享、表征和评价作出了不同的解释。
含义与概念边界
默会知识与显性知识的区别,在于人以何种方式掌握和运用理解,而不只是信息是否已被记录下来。显性知识可以用可供检视的形式加以陈述,例如数学命题、维护说明或分类规则。默会知识则通过熟练的识别或行动表现出来,即使行动者无法充分说明这种能力所依据的是什么。例如,一位训练有素的听者可能听出某场音乐演出的节奏不稳,却无法逐一指出造成这种印象的所有时值偏差。
多种不同的局限都可能使知识呈现为默会形式。实践者可能缺乏合适的词汇,可能从未被要求解释某个操作过程,也可能因执行任务的速度太快而无法报告其中的细节。在另一些情况下,困难在于规则与其应用之间的关系。诸如“拧紧至牢固”或“继续操作,直至质地细腻”这样的指示,都依赖于文字本身并未提供的判断。补充描述可以有所帮助,但要理解这些描述,可能仍需更多实践经验。
默会知识不等同于秘密知识。商业秘密可以完全以明确的形式表述,只是被有意隐瞒。反过来,工匠可能愿意演示某种技法,却仍然无法清楚说出指导其操作的感知辨别。默会性也不等于复杂性:一个冗长的公式可以是显性的,而辨认某个特定声音这一看似简单的行为,却可能依赖于对多种特征的整合,而这种整合无法言明。关键不在于信息量的多少,而在于知识以何种形式、在什么条件下可被调用。
这一概念也与程序性知识、内隐学习和实践技能有所重叠,但并不相同。程序性知识关乎如何做某件事,而默会知识也可以涵盖识别、解释和判断,并不一定涉及特定的动作程序。内隐学习是指在未充分意识到所学内容的情况下习得规律。相比之下,默会能力可以通过有意的指导和有意识的练习逐步形成。一位经验丰富的音乐家可能知道练习提升了某项技能,却仍然无法解释其中涉及的细微调整。
最后,无法解释一次成功的表现,本身并不足以证明知识的存在。成功可能源于运气、某个未被注意到的外部线索,或具有误导性的测试。要认定某人具备默会知识,通常需要其在各种相关情境中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使该主题与认识论证成和可靠主义产生联系:问题不仅在于一个人能否说出理由,还在于这种能力能否在其适用领域内可靠地作出辨别或采取行动。
思想背景与发展
“默会知识”一词在二十世纪受到广泛关注,但对可明确表述的理解与实践能力的区分,早已有之。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多种智识成就,包括理论理解、制作技艺和实践智慧。他对实践判断的论述强调对具体情境的敏感,而非机械地套用普遍命题。这些区分并不等同于现代的默会知识理论,但有助于确立一个哲学问题:胜任的行动与一般原则之间究竟有何关系。
近代早期关于习惯、惯例和熟练感知的讨论,也提供了相关的思想线索。大卫·休谟认为,由习惯形成的预期是日常经验推理的基础。此后,实用主义强调习惯、探究和活动在理解中的作用。在约翰·杜威的著作中,认识与在实践中解决问题情境相联系,而不局限于拥有脱离实际情境的表征。这些进路挑战了这样一种假设:有智慧的行为必然始于一个明确表述的命题。
在二十世纪的分析哲学中,吉尔伯特·赖尔将“知道如何”与“知道某事”的区分置于其对理智主义批判的核心。在《心的概念》(1949)中,他反对将每一次有智慧的表现都解释为事先在内心查考规则的结果。如果有智慧地查考规则本身还需要另一项有智慧的操作,这种解释就可能陷入无穷倒退。赖尔与波兰尼的论述沿着不同的路径展开,但两人都质疑明确的理论表征是否优先于实践能力。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1953)中对遵循规则的讨论,也提出了相关分析。规则的表述无法脱离既有实践而自行决定其应用方式。理解一条规则,意味着能够在一定的活动与训练情境中恰当地继续行动。现象学,尤其是马丁·海德格尔与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著作,同样将注意力引向先于抽离式反思的实践参与,以及身体对世界的熟悉。
波兰尼结合自身的科学研究生涯,将这些关切发展为一套系统的论述。他原是一位物理化学家,后来转向哲学与社会思想研究,并在《科学、信仰与社会》(1946)、《个人知识》(1958)和《默会维度》(1966)中逐步展开其分析。他的著作随后影响了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在这些领域,研究者的注意力日益转向实验室、范例、仪器以及学科训练。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组织与管理研究进一步拓展了这一术语的用途,有时将默会知识视为个人资产,有时则将其视为共同实践的一种属性。
波兰尼对默会认知的论述
在波兰尼看来,默会认知是一种整合活动,而不只是等待用语言表达的信息。其核心结构涉及一种关系:人从什么出发进行注意,又将注意指向什么。支撑理解活动的各项细节处于附带觉知之中,而有意义的整体则是注意的焦点。在辨认一张面孔时,注意指向的是这个人,而不是对各种距离、轮廓和明暗反差的完整清点。尽管如此,这些细节仍然有助于辨认。
波兰尼将起支撑作用的细节称为默会认知的近端项,将有意义的对象或所达成的结果称为远端项。这里的“近端”和“远端”描述的是功能上的角色,而不只是物理距离。使用探针的人可以从手上的感觉出发,将注意指向探针尖端触及的物体。随着练习,工具逐渐融入操作之中:人的注意穿过工具,指向任务本身。波兰尼将这种融入称为“内居”。
附带觉知并不等同于无意识。实践者可以将注意焦点转向某些细节,而这些细节此前虽支撑着操作,却未被单独注意到。然而,注意方向的改变也可能改变这些细节的功能。钢琴家若专注于孤立的手指动作,可能会暂时打乱这些动作通常所支撑的乐句。这并不意味着分析总会损害技能,而是表明,觉知各个组成部分与将其整合为一个整体,是两种不同的能力表现;在二者之间转换,可能需要重新训练。
这一区分同样适用于符号和理论。阅读有赖于从纸面上的符号出发,将注意指向其意义。科学理解有赖于将概念、测量和表征惯例用作探究的工具,而不只是审视它们的形式外观。按照这一观点,明确陈述并不是自足的意义容器:要以可理解的方式运用这些陈述,就预先需要具备某些能力,而这些能力并未被穷尽地包含在陈述本身之中。因此,默会认知与明确认知是相互依存的,而非彼此排斥的类别。
波兰尼提出的“个人知识”并不意味着知识只是主观意见。他强调认知者经过训练的判断力、投入与责任,同时坚持以实在为导向;这种实在能够抗拒人的预期,并揭示未曾预见的意涵。科学发现涉及对线索的评估,而这些线索的意义,无法靠事先完整规定研究结果来确立。这一论述解释了为什么胜任的判断可能先于充分阐明的论证,但并不意味着判断不会出错。个人的参与仍然可以与批评、纠正,以及由探究共同体维系的标准相容。
技能、感知与认知机制
人们常以身体技能来说明默会知识,因为熟练的行动尤其清楚地展现了有效控制与言语解释之间的差距。骑自行车时保持平衡,需要针对运动和扰动不断作出调整。关于转向与稳定性的物理学解释可以说明相关的动力学原理,但理解这种解释,既不是会骑车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骑车者通过与自行车及环境的互动,习得协调的反应,而反馈则逐步塑造着这一活动。
技能习得研究区分了若干阶段,在不同阶段,有意识的注意所起的作用也不同。保罗·菲茨和迈克尔·波斯纳在《人类绩效》(1967)中提出了认知、联结和自动化三个阶段。早期的操作往往依赖明确的指导和费力的自我监控;练习则逐步改善协调性,减少对注意力的需求。这一模型并不意味着每一种技能最终都会变得完全无意识。专家的操作可以将自动化的组成部分与有意识的规划、错误检查和策略调整结合起来。
感知方面的专长同样重要。高水平国际象棋棋手不仅比新手多算几步,还能识别有意义的棋局结构。阿德里安·德赫鲁特,以及后来的威廉·蔡斯和赫伯特·西蒙等人的研究表明,专家记忆棋局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棋局是否具有有意义的组织结构。这些发现支持这样一种解释:经验带来的是有结构的识别能力,而非记忆容量的普遍提升。新手与专家可能看着同一个布局,却从中领会到不同的、可指导行动的模式。
具身认知为理解这些能力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它强调,认知依赖于身体能力及身体与环境的互动,而不只是脱离具体情境的符号操作。黏土的质地、工具的阻力,或另一位表演者动作的时机,都可能成为熟练操作中反馈循环的一部分。不过,承认默会知识并不意味着必须接受某一种特定的心理表征理论。表征取向、动力学取向和生态学取向,对这种协调如何实现各有不同的解释。
默会知识与意识的关系也同样复杂。一个人可能有意识地感知到结果的整体品质,却无法觉察产生这一判断的过程。反过来,专家也可能有意审视某个熟悉的模式,并解释其中的某些特征,却无法说出支配识别过程的全部条件。因此,口头报告只能呈现实际表现的一部分,但仅凭行为的熟练流畅,也无法揭示其完整的认知组织方式。
专家直觉还具有领域依赖性。当情境中存在稳定的线索,且结果能提供有效反馈时,反复积累的经验便有助于形成可靠的识别能力。在线索微弱、环境变化或反馈延迟的情况下,信心可能超出实际能力。因此,不应将每一种强烈印象或直觉反应都等同于默会知识。
科学实践与实验复现
科学依赖明确的理论、方法和公开的论证,但科学工作也需要一些实践能力,而学术出版物很少对这些能力作出详尽描述。研究人员必须制备材料、操作仪器、区分伪影与信号,并判断操作流程是否正常运行。论文的方法部分可以列明设备并给出参数设置,却仍未说明如何识别污染、针对当地条件作出补偿,或发现仪器响应异常。这类判断往往是在有人指导的实验室工作中习得的。
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及其后来的后记中,强调了通过范例学习的重要性。科学训练包括求解有代表性的问题,而不只是记忆一般规则。通过这些练习,学生学会判断哪些相似性至关重要,以及如何将理论表述与具体案例联系起来。因此,在一种科学范式之内,人们可能先具备熟练识别问题的能力,之后才能归纳出一条涵盖所有恰当应用情形的完整规则。
社会学家哈里·柯林斯通过对实验复现的研究考察了默会知识。他研究了复现横向激励大气压二氧化碳激光器的种种尝试,揭示了在传递实验能力时,人际接触和围绕实际操作的交流有多么重要。仅凭书面描述,并不能直接传递成功制造这种激光器所需的一切知识。这一案例之所以产生广泛影响,是因为它将复现视为需要通过社会互动与物质操作才能取得的成果,而非遵循已发表的操作说明就会自动出现的结果。
在《默会知识与显性知识》(2010年)中,柯林斯区分了关系性、身体性和集体性默会知识。关系性默会知识因沟通所处的情境而未被言明,这些情境因素包括想当然的假设、有意隐瞒,或未能意识到对方需要了解什么。身体性默会知识涉及身体能力,以及人类实际操作在时间或生理方面的局限。集体性默会知识则涉及通过参与社会生活而维系的能力,例如根据语境恰当地使用语言。这些类别意味着,知识的明确表达与传递会面临不同的障碍。
默会知识与可复现性的关联,并不意味着明确的书面记录毫无用处。更完整的实验规程、参考材料、校准、共享样本、软件记录和操作演示,都能显著促进方法的传递。关键在于,可复现性取决于书面记录与使用者能力之间的关系。对经验丰富的实验室而言已经足够明确的操作流程,对初学者来说可能仍不够充分。
默会知识也给复现失败的评估带来了难题。失败可能表明原始结果不可靠,也可能意味着相关能力未能得到完整传递。反过来,援引默会知识也不能让某项主张无限期地免受批评。公开演示、独立操作、商定的基准,以及对培训过程的透明描述,有助于区分真正的实践要求与失败后才提出的解释。
学习、学徒制与社会传承
默会知识通常是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获得的,而非仅靠口头指导习得。学徒制将观察、模仿、指导下的练习、纠正以及逐步增加的责任结合起来。学习者并不只是照搬看得见的动作,还必须在引导下关注相关特征,并通过反馈将行动与结果联系起来。例如,在木工操作中,指导者可以示范如何综合工具角度、木纹方向、声音和阻力,判断切削是否顺利。
示范与语言发挥着互补作用。教师可以指出初学者未能注意到的细节,对比合格与有缺陷的成果,并引入相应词汇,帮助学习者作出越来越精细的区分。“留意音调的变化”或“加力之前先感受阻力”等说法,并不能完整地表达这项技能,却能帮助学习者有条理地接触和体会它。因此,明确的言语表达能够辅助默会学习,但无法取代正确理解这些表达所依赖的经验。
让·莱夫与艾蒂安·温格在《情境学习》(1991年)中,以“合法的边缘性参与”描述学习过程。新加入者获得参与某项实践的机会,起初承担有限的活动,并随着参与形式的变化逐步发展能力。与此相关的实践共同体概念,将关注点引向共同的实践资源、实践标准以及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知识传递不只是彼此孤立的个体心智之间的转移,还涉及能否接触工具、承担任务、参与交流,以及掌握公认的表现评价方式。
当决定操作表现的关键特征隐藏不显,或可见行为存在多种解释时,仅靠模仿并不足够。学习者可能学会了教师的姿势,却没有掌握其背后的判断力。因此,有效的传承有赖于让学习者有机会尝试任务、接触各种变化,并获得针对具体结果的纠正。轮换承担不同任务,可以揭示一些相互依赖的关系;如果学习者始终只反复从事某一项狭窄的操作,这些关系就可能一直不为其所见。
出声思考报告、解题示例、录像回看和模拟情境等方法,可以使其中某些组成部分成为讨论的对象。但每种方法都有局限。出声思考报告可能遗漏瞬间作出的判断,也可能因额外占用注意力而改变任务本身。录像能够保留可观察到的行动,却无法捕捉身体感受或实践者对情境的理解。这些方法可以形成有用的表征,但未必能将相关能力完整地提取出来。
因此,能否进入相关的社会实践环境,是学习的重要条件。参与机会可能取决于就业状况、专业团体成员资格、语言、设备或信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包括表演和手工艺实践,表明知识可以通过有组织的传承延续下去,同时随着新材料和新环境而变化。保护不仅是记录成品的描述,还要维持使人们能够胜任相关实践的条件。
组织与知识管理
组织的运作依赖于分散在员工、工作惯例、设备和工作关系之中的知识。维修技术人员可能知道哪种振动预示着故障即将发生;生产团队可能无需正式讨论每个步骤,就能协调各项调整;经验丰富的行政人员可能了解某个特殊个案如何在多个部门之间流转。这些知识可能对可靠运作至关重要,却没有体现在正式规程或数据库字段中。
20 世纪 90 年代,知识管理研究使默会知识与显性知识的区分尤为引人注目。野中郁次郎于 1994 年发表的组织知识创造论文,以及他与竹内弘高合著的《创造知识的企业》(1995 年),提出了通常称为 SECI 的模型。该模型将社会化、外化、组合化和内化描述为相互作用的过程。社会化涉及经验的共享;外化涉及将默会的理解表达出来;组合化是对显性材料的重新组织;内化则是将显性材料融入实践能力之中。
这一模型突出了组织发展知识的机制,而不只是储存信息的方式。一个团队可能从经验丰富的操作人员的观察入手,借助草图或类比形成设计原则,将该原则与工程规范结合起来,再通过制作和测试原型进行学习。在实践经验尚未能用稳定的技术术语表达之前,隐喻和初步模型就能使其中的某些方面成为可供讨论的对象。
一个重要争论是,从默会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默会知识仅仅是尚未被表述出来的知识,那么外化就可以理解为成功地将其表达出来。如果默会认知是理解不可化约的条件,那么表述所产生的只是一种仍然依赖其他默会能力的表征。按照后一种解释,书面规程并不包含实践者的全部能力,而是改变了未来开展实践时可利用的资源。
因此,组织知识的留存不只是编写文档。人员流失可能使组织失去工作关系、对历史背景的理解,以及识别异常情况的能力。导师指导、职责交叠、共同排查故障,以及观察资深同事工作的机会,都有助于维持那些单靠文档库无法保留的能力。同样,文档记录也可以减少对特定个人的依赖,并揭示非正式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不一致之处。
组织惯例并不会仅仅因为具有默会性质就必然有益。它们可能包含过时的假设、不安全的捷径,或参与者已不再审视的排斥性做法。因此,正式审查与实践经验各有不同而又互补的作用。明确的标准使各项要求可以接受检视,而情境化判断则用于处理标准未作规定的情况。分析的任务在于辨明:哪些能力支撑着可靠的工作表现,这些能力存在于何处,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对其提出质疑或加以传递。
经济意义、技术与人工智能
默会知识影响着创新的经济效应,因为信息的流动未必带来生产能力的同等转移。企业即使获得专利、购置设备或取得工艺许可,也可能仍需经过长期培训,才能实现稳定的产出。故障排查、材料选择、工艺调整以及生产各阶段之间的协调,都可能依赖长期积累的实践经验。这有助于解释,为何看似唾手可得的技术,在其他地方却可能难以复制。
肯尼斯·阿罗于1962年发表的关于“干中学”的研究,将生产经验与绩效改善联系起来。随后,理查德·纳尔逊与西德尼·温特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1982年)中,强调了组织惯例和能力对于解释经济行为的重要性。在这些研究视角中,生产知识并不等同于一份明确列出的可用技术清单。它也部分体现为个人和组织通过既定的活动模式,能够稳定完成哪些事情。
知识的默会性也影响着创新的地理分布。面对面互动、劳动力流动以及共同的专业活动环境,都有助于交流那些依赖具体情境的认识。当相关的生产商、供应商和专业人员反复接触时,产业集群可能从中受益。不过,仅有地理上的邻近还不够:相关专长、社会交往渠道、信任,以及理解其他组织工作方法的能力,依然十分重要。知识可能近在咫尺却无法获取,也可能通过持续合作实现远距离传递。
在人工智能领域,默会知识涉及明确规定规则与从实例中学习模式之间的区别。早期专家系统试图将专家判断编码为明确的规则,但知识获取往往十分困难。专家能够作出有用的区分,却未必能轻易说清这些区分所依据的全部条件。机器学习提供了另一种策略:让系统根据实例和反馈进行拟合,而不是要求预先提供每一条决策规则。
这并不能证明,通过学习形成的计算表征就是波兰尼意义上的默会知识。模型可能在完成任务的同时,无法给出人类可理解的解释;但不透明性、未被明确表达的人类技能,以及对社会实践的参与,是不同的现象。一个人工神经网络可以在计算层面得到完整描述,却仍难以在有意义的概念层面加以解释。反过来,人类实践者即使无法给出一套可执行的程序,也能够解释某项技能的重要方面。
自动化也并非只是消除实践知识,而是会重新分配对这类知识的需求。系统可能减少对常规人工辨别的需求,同时增加对训练数据进行筛选整理、识别异常运行条件以及解读故障的需求。在机器人领域,与材料及不断变化的环境进行交互,使习得的控制能力与实践能力之间的关系尤为鲜明。人工系统是否拥有默会知识,部分取决于所采用的定义,不能仅凭其内部处理过程难以解释这一点来判定。
证据、批评与未决问题
一个核心的方法论问题是,如何确定某种知识属于默会知识。仅仅缺乏充分的口头陈述,本身并不是有力的证据:当事人可能不愿解释,误解了问题,缺少恰当的词汇,或者具备某种能力,但所选任务无法将其展现出来。因此,研究会综合运用观察、表现测试、访谈、示范,以及新手与专家之间的比较。每种方法都从不同角度考察人们能做什么与能说清什么之间的关系。
研究者还必须区分目前尚未表达清楚与原则上无法表达清楚的情况。尚未有任何参与者表述出来的知识,日后可能借助新的测量技术、图示或概念区分得到表达。反过来,越来越详尽的描述仍可能需要经过训练的人才能理解。因此,声称某种知识“不可能表达清楚”,比声称现有说明尚不完整更为强烈。这类主张需要针对相关能力的本质提出论证,而不能仅凭访谈未获成功的记录。
关于“知道如何做”的哲学地位,争论仍未平息。赖尔式进路反对将有智性的能力还原为命题知识。相比之下,贾森·斯坦利与蒂莫西·威廉姆森在2001年的论文《知道如何做》中为理智主义解释辩护,认为“知道如何做”是“知道某事为真”的一种形式。分歧主要围绕语言结构、实践能力与知识表征方式之间的关系展开。默会知识并不能解决这一争论,因为它既可以被理解为非命题性的能力,也可以被理解为具有命题内容、但其内容不易陈述出来的知识。
一个相关问题是知识的承载者是谁。以个体为中心的解释强调个人习得的能力,而社会认识论和基于实践的研究则考察胜任的行动如何依赖群体、制度、工具和共享环境。说一个组织“知道”如何制造某种东西,可以指一种分布式能力,任何单个成员都不具备这种能力。难点在于,如何解释这种分布,既不把组织当作个人,也不忽视各成员各自的贡献。
批评者还质疑,这个术语是否涵盖了过多现象。如果每一种成功的活动都依赖默会知识,这一范畴就可能过于宽泛,无法区分不同机制。更精确的解释会将身体控制、知觉学习、情境解读、由社会维系的规范,以及只是碰巧未被说出的信息区分开来。柯林斯的分类体系与认知研究为作出这些区分提供了不同路径,但尚未形成统一且公认的分类。
最后,默会知识还引出了问责问题。在规则不完备的情况下,娴熟的判断可能不可或缺,但诉诸专业能力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提供证据、接受批评或公平评价的要求。可以根据程序的结果、在不同案例中的稳健性、对纠正意见的回应,以及相关能力的习得条件,对程序进行评估。一个持续存在的难题是,如何让实践判断接受公开评估,同时既不预设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能被完全编纂为明确规则,也不认为凡是难以如此编纂的东西都应免受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