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繁体作「禮」,拼音:lǐ)是儒家的核心概念,涵盖礼仪活动、典礼制度,以及人们表达敬意、履行人伦义务时应遵循的行为规范。“仪式”“礼仪”“礼节”等译法各自体现了它的部分含义。礼既包括祭祀和丧葬,也包括问候、待客、衣着、言谈,以及子女、父母、官员和君主应有的举止。它不同于拼音同为 li 的理;后者意为事物的根本原理,在后世中国哲学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儒家思想中,这些礼仪规范并不只是在本已完备的道德生活之外附加的外在惯例。通过恰当的学习和真诚的践行,礼能够陶冶情感、增进判断力,并使伦理信念以他人能够理解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礼将个人修养与家庭关系、政治制度和宗教实践联系起来。礼之所以重要,基于这样一种主张:人要过上美好的生活,就需要学习与他人共同生活的方式,而不能仅凭善意或强制性的规则。
礼的观念源于中国早期的礼仪文化,孔子、孟子和荀子都曾对其作出影响深远的阐释。此后,礼影响了东亚各地的帝国制度、家庭礼俗和思想传统。在其发展历程中,围绕传统权威、社会等级、真挚情感,以及既有礼仪规范应在何种情形下改变等问题,也始终存在争论。
含义与早期礼仪基础
礼的含义涵盖具体仪式,也延伸至合宜行为的一般准则。从狭义上说,礼是在特定场合依照公认程序举行的仪式。从广义上说,礼指这些程序所维系的有序人伦关系,以及由此涵养的品性。因此,英语中的“etiquette”(礼节)若仅指彬彬有礼的举止,就不足以涵盖礼的含义;而“ritual”(仪式)若让人以为它是不具伦理意义、机械重复的宗教行为,同样会造成误解。
礼的传统字形“禮”包含“示”这一构件,与神圣力量的显现和供奉有关。与“禮”字相关的早期字形,也被解释为与礼器及进献祭品有关。这些字形上的关联,与供奉活动在中国早期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相吻合,但后来的哲学概念并不能仅从字形结构中推导出来。礼的含义是在制度、文献和论辩的变迁中逐渐发展而成的。
儒家礼观念的背景,尤其在于周代的贵族文化。周代的起讫通常定为约公元前1045年至公元前256年。周王及贵族宗族设立宗庙、举行祭祀、互赠礼物,并通过有规制的器物和仪式活动彰显等级差别。青铜器、乐队、服饰以及参与者的位次安排,使权威得到直观呈现。青铜礼器上的铭文记载了王命任职、军事服役、赏赐和宗族功绩,将礼仪活动与政治组织联系起来。
这些实践将生者之间的关系,同他们对祖先及其他超自然力量的义务联系在一起。祖先崇敬维系宗族的延续,并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场合,使其承认承自先人的恩泽与责任。王室祭祀还将政治权威与天联系起来。天命提供了一套表述框架,使统治权可以被理解为以道德为条件,而非仅仅是世袭的私产。
礼仪文化既非一成不变,也非整齐划一。周王权的衰弱,尤其是公元前770年东周开始之后,造成了各诸侯朝廷相互竞争、争夺尊位的依据不断变化的局面。权臣或地方君主可能僭用本不属于其身份的礼仪规格。儒家对礼制紊乱的批评,正产生于这一充满争夺的环境中:关于舞者人数或采用某种祭祀的争议,同时也是关于权威正当性的争议。
因此,孔子对周代制度的推崇,并不只是出于好古。传承下来的礼制,为批评当时的行为提供了依据。然而,后世文献所描述的理想化周代秩序,不应被视为对西周早期实际礼仪实践的完整记录。历史制度、后世的追溯重构,以及关于应然准则的论辩,共同塑造了后来儒家对礼的理解。
礼学经典及其诠释
古典礼学最主要的文献载体是三礼,包括《仪礼》《周礼》和《礼记》。这三部著作在体例和宗旨上有显著差异。它们是在长期的编纂与流传过程中形成的,并非由某一位作者写成的一套统一体系。尽管传统上将礼学知识与孔子及古代圣贤紧密相连,现存文本仍包含来自不同时代和思想背景的材料。
《仪礼》的英文译名通常为 Etiquette and Ceremonial,全书共十七篇,记述冠礼、婚礼、射礼、宴饮、丧礼和祭祀等仪式。书中着重叙述的,是一位具有特定身份等级的男性参与者的活动,此人通常被认定为“士”。书中的仪节规定详细说明了位次、进退、物品的交接以及言辞的先后次序。礼仪的意义往往通过这些关系与程序体现出来,而不是由随附的理论说明来阐明。
《周礼》的英文译名为 Rites of Zhou,展现了一套详尽的官职体系。其编排将行政部门与宇宙秩序的范畴相对应,所列职掌涉及礼仪、教育、土地、军事和司法等方面。它是了解古人制度构想的珍贵文献,却不能直接视为记载周初国家行政实况的手册。其成书年代及其与实际制度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
《礼记》的英文译名通常为 Book of Rites 或 Record of Rites,内容更为多样。通行本共四十九篇,包括对仪礼的解释、行为举止的记述、教育问题的讨论,以及对祭祀和音乐的思考。这部文集经历了长期的传承与选编过程,直至汉代逐渐成形。其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后来成为四书的一部分,获得了独立的经典地位。另有《乐记》一篇,论述礼与乐在道德教化上的互补作用,影响深远。
诠释之所以不可或缺,是因为简练的仪节说明很少解释一项礼仪应如何因应各种情境。东汉学者郑玄(公元127—200年)为三部礼学经典都作了注,力图贯通其中的术语与规定。后来的疏解,包括七世纪孔颖达等人所作的疏,进一步塑造了对这些经典的权威解读。
礼学经典属于更广泛的经学教育体系,五经也在其中。它们不仅是礼制规范的来源,也成为讨论制度、丧服义务和古代先例时产生分歧的依据。经典的权威并未消除实践中的判断空间:诠释者仍须判断,某项规定究竟针对特定的身份等级或历史情境,还是体现了恒久的伦理要求。
孔子:以传承的礼仪形式践行仁德
《论语》将礼视为道德修养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时又反复强调,仅仅完成仪式并不足够。在3.3章中,孔子问道:一个没有仁德的人,如何能行礼、如何能作乐?这一反问质疑了这样一种观念:只要仪式做得正确,就自然具有道德价值。礼仪的伦理意义,取决于其中体现的人际关系与心性品质。
与此同时,仁也并非只是一种内在情感,仿佛有了它便不再需要外在形式。在《论语》12.1章中,孔子以克制自己、复归于礼来说明如何践行仁。随后的教导要求人的视、听、言、动都合乎礼。因此,道德上的转变深入日常的感知与身体行动,而不只是对抽象命题的认同。
若干章句区分了礼仪的根本目的与铺张或精致的仪式表现。在3.4章中,当被问及礼的根本时,孔子认为,一般礼仪宁可节俭,也不要奢侈;丧礼宁可有真切的哀痛,也不要过分讲究仪节的周备。这些对比并非否定形式,而是在外在修饰与特定场合的情感或伦理旨趣发生冲突时,确立何者应当优先。
孔子也承认,具体做法可以改变。在9.3章中,他接受了当时以丝制礼冠取代传统所规定的麻制礼冠的做法,因为这样更为节省。但在同一章中,他反对改变行拜礼的位置,因为他认为这种改变有失谦恭。这一对比体现了有选择的变通:更换材质或许仍能保全礼仪的宗旨,而一个看似细微的动作变化,却可能改变礼仪所表达的关系。
理想的践行者是君子,这一称谓常被译为“典范之人”或“绅士”。这个原本带有贵族身份背景的词,被重新塑造成一种以学习和自我修养为要求的伦理理想。在与尊长、朋友、宾客和家人的交往中,礼使这一理想获得具体体现。然而,行为得宜并不等同于表面上的恭顺。《论语》15.18章将礼的践行与义,即道义上的正当,联系起来,表明合乎伦理的行动才是君子的根本。
因此,孔子的论述并不接受将真实情感与约定俗成的行为简单对立起来。情感需要涵养,礼仪形式也需要以仁心来践行。《论语》2.4章将孔子自身的成长描绘为一个漫长的过程,最终在七十岁时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其终点既不是不加约束的随性而为,也不是永无止境的自我压抑,而是通过修养,使内心意愿与得宜的行为相契合。
孟子与荀子:礼之道德根源
孟子与荀子都认为,礼对于道德生活不可或缺,但他们对礼的根基有着不同的解释。两人的分歧涉及人性、情感倾向与有意识的文化陶冶之间的关系。不过,这些分歧不应掩盖他们的共同立场:重视学习、经过涵养的判断力,以及古代圣人所创立的文明成果。
在《孟子·公孙丑上》第六章中,辞让之心被视为礼的开端,即“礼之端”。与之并列的还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和是非之心,分别对应其他几种核心道德能力。这些发端并非已经成熟的德性,而是需要培育和扩充,正如幼苗需要适宜的条件才能生长。
这一解释为礼提供了内在的动机基础。合宜的谦让可以从普通人际关系中已有的能力发展而来,而不是强加于全然无动于衷的人。然而,具有道德的萌芽,并不保证行为必然正确。疏于培育、不良环境以及反思的不足,都可能阻碍其发展。因此,孟子的修身思想既对人的道德潜能抱有信心,也关注维系这种潜能所需的条件。
孟子还提供了一个根据具体情境作出判断的鲜明例子。在《孟子·离娄上》第十七章中,有人问:嫂子溺水时,即使日常交往中有男女不得直接接触的礼法,男子是否仍应伸手拉她?孟子回答,见死不救便是没有人性。伸手救她,正是运用“权”,也就是权衡具体情势。这个例子表明,面对紧迫的道德处境,不能脱离情境,仅凭一条人们熟知的礼法禁令来决定如何行动。
荀子在论述人性与礼的起源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欲望若不受适当的分际与限度约束,就会引发对有限物资的争夺。礼源于圣人有意识的创制活动:他们确立分别、分配职责,并为欲望赋予可以长久维持的实现方式。荀子所谓人性本恶,并不意味着人不能向善,而是说,善需要后天的教化与养成,不能仅靠顺从未经教养的自然倾向。
在《礼论》篇中,荀子认为礼既节制欲望,也涵养欲望。礼并不只是剥夺享受。饮食、衣着、音乐、丧葬与庆典若安排得当,就能使人的需求得到满足,而不致引发破坏性的冲突。社会等级差别具有组织社会的作用,不过,荀子所设想的等级秩序,仍与现代的平等主义制度相距甚远。
荀子对祭祀的解释,也将有修养的参与者对祭祀的理解,与相信超自然力量会直接干预现实的观念区分开来。祭礼可以表达追思、感恩与情感上的投入,而不必成为操控自然事件的手段。这种解释保留了祭礼在公共生活和情感层面的重要性,同时将经过反思的理解置于礼仪实践的核心。
具身学习、情感与人生历程
礼通过习得的身体实践发挥作用。鞠躬、站立、让座、接杯、称呼长者,并不只是将心中已有的原则表现出来。人们正是在这些活动中,逐渐获得对人际关系的敏锐体察。在这一点上,礼的修养与当代关于具身认知和隐性知识的讨论有相通之处,但不应将这些现代范畴视为古典理论的完全对应物。
反复练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合宜的行动往往不能等到长时间思量后才做出。一个学会待客之道的人,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客人的需要上,而不必每个动作都从头琢磨。然而,反复练习也可能流于空洞。因此,儒家论述将习惯的养成与专注投入、敬意和辨别力结合起来。这里所区分的是经过涵养的应对能力与不假思索的顺从,而不只是习惯性行动与有意为之的行动。
礼为情感赋予了可辨识的时限与形式。居丧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例子。通常所说的为父母服“三年之丧”,一般并非整整三个历年;古典文献的讨论往往将其理解为延续至第三年的一段时期,依计算方式及具体礼仪而异,常被解释为二十五个月或二十七个月。对衣着、饮食、娱乐和公务活动的限制,使丧亲之痛在社会生活中显现出来,也为居丧者与日常生活之间已经改变的关系确立了框架。
《论语·阳货》第十七篇第二十一章中,宰我质疑服丧期限过长。孔子反问他,若按他所提议的较短期限服丧,此后享用美食、穿着华服,是否会感到心安,并将为父母服丧与孩子幼年时对父母照料的依赖联系起来。这一论证将服丧期限与感恩、依恋联系在一起,而非将其说成任意规定的命令。不过,后世礼制仍依据亲属关系、性别和身份地位,区分服丧义务,形成了繁复的等级体系。
人生历程中的其他仪式,则标志着社会身份的转变。冠礼和笄礼确认成年身份;婚礼确立家庭之间的关系;丧礼重新安排逝者在宗族记忆中的位置。这些仪式在历史上不断变化,而规范性的记述并不能证明所有家庭都曾完整地举行这些仪式。尽管如此,其结构仍显示出,礼如何将个人的人生转变与社会公认的责任联系起来。
音乐常与礼并提,因为人们认为二者以相辅相成的方式陶冶情感。礼区分角色、确立界限,音乐则通过共同的节奏与情感使参与者协调一致。礼乐结合的教育作用,部分属于美学范畴,但其目标不止于欣赏美:它关乎培养能够共同行动的人,使人们既不抹平差异,也不让差异演变为敌意。
政治秩序、等级与法律
礼具有政治意义,因为它使权威与义务在日常行为和公共仪式中得到清晰呈现。朝会、外交往来、官服、祭祖及任命程序,都表明谁有权行事、代表何人行事,以及行事受到哪些约束。在争端发展到需要明确裁决之前,礼便能使各方对彼此行为形成稳定的预期。因此,礼的政治功能并不局限于为一套独立于礼而存在的治理体系提供仪式性的装点。
《论语·为政》第二章第三节将以政令、刑罚引导百姓与以德、礼引导百姓加以对照。前一种方式下,百姓或许能逃避惩罚,却不生羞耻之心;后一种方式下,百姓则可能知耻而自我改正。这一区分关乎行为动机的不同形成方式。孔子所推崇的政治秩序,是让百姓明白为何应当举止合宜,而不只是盘算被抓获的风险。
这一立场并不意味着每位儒家思想家都排斥强制性制度或法律。荀子赋予行政、规范和刑罚以重要作用,同时坚持必须由具有知识和道德修养的人来解释、施行。历史上的政权也同样将礼制与刑罚制度结合使用。有时人们将儒家与法家截然对立,这虽反映了两者在侧重点上的真实差异,却也掩盖了二者在制度层面的广泛交融。
礼与正名密切相关,后者要求人的行为符合其社会名分所蕴含的责任。君主、臣子、父母或子女,都必须以符合各自角色的方式行事。这类表述既可以为等级秩序提供正当性,也可以揭示身居高位者的失职。权威并不会仅仅因为得到礼仪上的宣示,就在道德上变得正当。
尽管如此,传统礼制仍包含等级、年龄、性别和亲属关系上的不平等。服丧义务、参与祭祖的资格、座次安排及称谓方式上的差异,使不平等关系成为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居于上位者同样负有义务这一事实,并不能消除这些不对等。任何将礼解释为相互尊重的论述,都必须区分相互承担义务与拥有平等权威或平等社会地位。
对家人的忠诚与公共正义之间的关系,又带来了一重难题。《论语·子路》第十三章第十八节认为,父子相互隐瞒过失与正直并不矛盾,这对完全以公正无私地执法为中心的理解构成了挑战。后世诠释者一直在争论,这类章句对于官员职责和法律制度究竟意味着什么。其根本问题在于:根植于特定关系的义务,能否与公共准则相协调,同时又不让私人情感成为包庇不当行为的理由。
帝国制度与宋明理学的重构
自汉代起,礼学日益融入帝国治理与经学研究之中。国家主持祭祀、认可经典诠释,并任用专门人才裁定有关礼仪先例的问题。祭祀皇室祖先与上天的礼仪,有助于彰显皇帝在更宏大的道德与宇宙秩序中的地位。同时,这些礼仪也引发了围绕皇位继承、宗庙设置以及皇族成员待遇等实际问题的争议。
帝国礼制并非只是将一套恒定不变的儒家规范付诸实施。历代王朝继承、修订,并有选择地重构前代制度。大型礼典则将既有先例与当时统治的需要相协调。完成于732年的《大唐开元礼》便是一个重要例子。它按照影响深远的五礼分类,将国家典礼分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和嘉礼。
礼与法也通过亲属关系相互交织。帝国法律体系纳入了基于家庭关系的差等,其中包括用以界定亲属义务亲疏程度的服制等级。在唐代法律传统中,同一行为可能因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不同,而被归为不同罪名、处以不同刑罚。这一安排使家庭尊卑秩序产生了具体的法律后果,而不只是停留在家内礼仪层面。
宋代,宋明理学将礼仪实践与对道德修养及实在结构的重新阐释联系起来。在这里,必须区分作为礼仪的“礼”与作为原则的“理”。思想家可以将合乎规范的礼仪理解为规范性之理的体现,但这两个概念并不能互换。前者指付诸实践的仪式形式与制度,后者则指具有解释作用和规范意义的秩序。
朱熹(1130—1200)在家礼的发展中尤具影响。与他相关联的《家礼》将冠礼、婚礼、丧礼和祭祖组织成一套可在家庭生活中实行的礼仪方案。关于该书的编纂与流传,仍有一些问题尚未厘清,因此不宜将其简单视为完全出自朱熹本人之手的著作。不过,它在后世的影响十分广泛,尤其通过注疏和各地因地制宜的调整而传播。
家礼手册旨在弥合经典中繁复的礼仪规定与后世家庭所能支配的资源之间的差距。使用这些手册时,人们需要就行礼空间、祖先牌位、祭品以及亲属如何参与作出选择。宗族组织与地方社会有助于传承这些实践,但实际奉行的方式因财富、地域习俗和社会地位而异。手册的传播并未带来整齐划一的行为,而是形成了一个共同框架,让不同群体在其中诠释何为合礼的践行方式。
朝鲜、日本与宗教分类的界限
儒家典籍的传播使礼走出中国,但接受这些典籍的社会将礼融入了各自不同的制度。经典中的规范与当地的亲属关系结构、政治传统和宗教实践相互作用。因此,术语相近并不意味着仪式或社会效果相同。朝鲜和日本的历史尤其表明,接受经典中的理想,并不等于复制同一种社会秩序。
在朝鲜,礼学成为1392年建立的朝鲜王朝政治与学术文化的核心。国家典礼和士大夫家族的礼仪广泛取法于中国经典及理学文献。随着时间推移,父系世系、祭祖仪式以及长子的责任,在制度上日益受到重视。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转变过程,而非对所有旧有习俗的即时取代。
朝鲜被称为“礼讼”的礼仪争论,显示出看似技术性的问题所具有的政治分量。1659年和1674年,围绕王室服丧义务的争论,涉及对亲属关系、王室身份及经典先例的不同解释。这些争论与党派阵营有关,但不能将其论证仅仅视为党争的伪装:不同的答案,意味着对于一般家庭规则如何适用于君主有着不同的理解。
在日本,儒家礼学与佛教制度及神道实践并行发展。德川时代的学者对于古礼的权威及其是否适用于当时社会,意见不一。伊藤仁斎强调日常人伦关系的伦理意义,以及古代典籍的语言。荻生徂徕则更重视古代圣人制定的礼乐,将其视为整饬群体生活的制度。他们的进路体现了日本儒家思想内部的多样性。
中国礼仪之争揭示了另一种界限问题:祭祖和祭孔仪式究竟应被归为与基督教不相容的宗教崇拜,还是可以允许的世俗及家族礼仪。利玛窦和其他一些耶稣会传教士主张容纳中国的重要习俗,另一些参与争论的天主教人士则反对这一立场。教宗于1704年和1715年作出的裁决限制了这些礼仪;本笃十四世于1742年重申了禁令。
1939年,庇护十二世任内颁布的一项训令,允许天主教徒参加某些被理解为世俗敬意表达的特定仪式。这并未解决关于礼的所有哲学问题,但表明,对具体行为的分类及其社会意义的理解发生变化时,相关判断也会随之改变。这场争论对宗教学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挑战了一种假设,即“宗教”与“世俗”在仪式生活中所划定的界限,是普遍适用且始终稳定的。
现代批判与哲学诠释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在改造中国家庭生活、教育与政治的努力中,对礼的现代批判尤为激烈。当承袭下来的礼仪规范被用来维护父权权威、限制婚姻自由和要求人们服从既定身份等级时,改革者与新文化知识分子便对其提出挑战。五四时期,反对压迫性的家庭旧俗成为公共讨论的重要议题,不过,批判者对整个古典传统的评价并不一致。
这些批判往往集中于“礼教”,即被理解为制度化道德秩序的礼之教化,而非某一种孤立的仪式。鲁迅于1918年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以“吃人”的意象,抨击了以道德之名呈现的社会伦理,这一写法广为人知。不应将这类作品视为对古典文献中每一种礼论的专门诠释。它们揭示了在有关解放与社会变革的论辩中,仪式化的等级秩序如何成为批判对象。
二十世纪的哲学诠释者也试图重新发掘礼的某些价值,而不是简单恢复帝制时代的制度。赫伯特·芬格莱特的《孔子:即凡而圣》(1972年)强调,共同参与的礼仪行动具有转化意义。依照这种解读,日常交往通过参与者共同维系的形式而获得尊严。这一诠释有助于反驳将儒家礼仪仅仅描绘为外在服从的看法,不过,它对仪式的强调本身也引发了争论。
礼与德性伦理学之间的关联,使人们关注习惯养成、典范行为以及稳定品性的培育。将礼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相比较,能够带来启发,因为这两种传统都将伦理养成与反复实践联系起来。但二者仍有重要区别:儒家的礼赋予传承下来的礼仪形式、家庭关系以及表达敬让的身体举止以格外明确的作用。它不能被化约为一种一般性的品格理论。
另一些诠释强调惯例的构成性作用。问候、道歉或表达慰问,并不只是报告一种内在状态;在适当条件下,这些表达本身就完成了一项社会上可识别的行动。这种进路将礼与语言哲学及社会理论中的问题联系起来。它也说明了为什么真诚与形式不一定相互对立:一种情感可能需要借助习得的表达方式,才能为他人所理解。
当代的核心争论围绕权威、修订与包容展开。一种实践既可能培养对他人的关注和相互认可,也可能维持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仅仅诉诸因时因地灵活变通,并不能决定哪些传统应当保留、哪些应当改变。因此,女性主义与平等主义的诠释会考察:由谁来界定何为合礼,经典范例呈现了谁的经验,以及既定角色是否容许实质性的批评。这些问题围绕着古典文献中早已存在的一种张力展开:礼必须足够稳定,才能协调行为;同时也必须足够灵活,才能始终体现仁爱而合宜的人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