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符合论认为,一个陈述、信念或其他承载真值的表征之所以为真,是因为它与现实相符合。“雪是白的”这一信念,如果雪确实是白的,就是真的;如果雪不是白的,就是假的。其核心思想是,真理取决于事物的实际状况,而不只是取决于某个人相信什么、某个共同体接受什么,或某个信念体系始终如一地主张什么。更为完备的版本则通过表征与事实、对象、属性或事态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这种依赖性。
符合论是哲学中最古老、最有影响力的真理理论之一。它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关于断言真假的论述,而其现代形式则是在围绕判断、语言和现实结构的争论中逐渐形成的。它在认识论、形而上学和语言哲学中占据核心地位。它看似简单,却蕴含着一些难题:什么是真值的承载者?现实中的什么使其为真?除了说“如果事物如一个陈述所说的那样,这个陈述就是真的”之外,“符合”这一概念还提供了什么?
核心主张及其不同形式
符合论的基本直觉区分了表征与其所表征的对象。地图可能错误地描绘海岸线,证人可能错误地描述事件,科学假说也可能描述一种并未发生的过程。在每一种情形中,表征是否正确,都受到表征本身以外的某种东西的约束。将这一思路用于真理,就是说,断言一座桥已经坍塌,并不会使这一断言成真:它是否为真,取决于那座桥是否确已坍塌。各种符合论将这一熟悉的区分发展为对真理本性的说明。
其一般表述是:
这里, 代表真值承担者,通常是一个命题。这个公式只是一个起点,而非解释,因为“符合”与“现实”都需要进一步阐明。有些理论认为,每一个真命题都有一个与之相符合的特定事实。另一些理论则通过命题所指称的对象,以及赋予这些对象的属性或关系来分析真理。还有一些理论从宽泛的意义上理解符合,将其视为真理对事物实际状况的依赖,而不承认事实是一个独立的实体类别。
因此,狭义的符合理论与广义的符合观念有所不同。狭义理论明确规定了真值承担者与成真项之间的关系,也可能从结构上说明二者如何相互契合。广义观念则仅仅主张,真理由现实决定,而非由信念或证成决定。许多哲学家接受广义的符合观念,却拒绝关于事实或符合关系的某些具体理论。对于某位哲学家是否属于符合论者的分歧,往往反映了对这一标签的不同用法。
符合并不一定意味着视觉上的相似。一个谈论山的句子不必看起来像一座山,对运动的代数描述也不必与运动中的物体相似。这里的符合通常是表征层面或结构层面的:句子赋予对象一种它实际具有的属性,或者以某种方式排列名称,从而表达一种实际成立的关系。符合也不要求在所有情形下都存在一个独立于观察者的领域。关于某人疼痛的陈述,可能因为那个人确实感到疼痛而为真;关于某种法律制度的陈述,可能因为某些由社会建构的条件得到满足而为真。
这一理论本身也不提供发现真理的程序。一个命题是否为真,与是否有充分证据接受它,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信念可能为真,却缺乏充分支持;一个得到充分支持的信念也可能为假。这一区分使符合论兼具客观性与认识论上的谦逊:探究所追求的是一种并非由探究本身就能自动保证的状态。
古代与中世纪的思想先声
古代关于真理的讨论为符合论的直觉提供了一些影响深远的表述,但并不总是将其作为一种以此为名的独立理论提出。在《智者篇》中,柏拉图考察了有意义的虚假陈述何以可能。陈述将名称与动词结合起来,对某个事物有所述说。“泰阿泰德坐着”和“泰阿泰德飞翔”都可以是有意义的,尽管在所讨论的情境中,后者是假的。这一分析将注意力从孤立的词语转向断言,以及断言与其所述对象的状况是否相符。
最常被引用的古代表述出自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第四卷第七章:把是说成不是,或把不是说成是,就是假;把是说成是,把不是说成不是,就是真。这一表述通过断言与是和非是的符合来界定真理。在《范畴篇》第五章中,亚里士多德还指出,一条陈述可以因为相关事物发生变化而由真变假,而陈述本身并未发生相应的改变。例如,当某人站起来时,说此人坐着的陈述就变成了假的。
这些论述确立了重要的不对称关系。通常,事物并不是因为关于它们的陈述为真才如此;恰恰相反,陈述之所以为真,是因为事物确如陈述所说。不过,也不应将后世符合论形而上学的所有特征都归于亚里士多德。他的论述涉及述谓、结合与分离,而不是一种充分发展的现代理论,即抽象命题与独立地得到个体化的事实之间具有某种统一的关系。二者在历史上的连续性,主要在于承认事物实际如何,优先于人们断言它们如何。
中世纪的讨论在关于理智、存在和神圣知识的理论中发展了这一思想遗产。托马斯·阿奎那在《论真理》和《神学大全》中,以理智与事物之间的符合或契合来刻画真理。人们熟知的拉丁语表述 adaequatio rei et intellectus 指的正是这种关系。就人的知识而言,理智以所认识的事物为尺度:判断符合其对象时,就是真的。阿奎那认为,真理主要存在于理智之中,尤其存在于理智进行结合与分离的活动之中,同时也讨论了事物本身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为真的。
这一解释属于一个神学框架,因此,任何将心灵与世界简单对立起来的理解都不足以把握它。在阿奎那看来,自然事物以神的理智为尺度,人工制品则以其人类制作者的构想为尺度。相比之下,人的思辨认识以其对象为尺度。因此,中世纪的符合论话语涵盖了多种方向的依存关系。它对后世理论的贡献,并不只是一句关于相互匹配的口号,而是系统地区分了判断的真、事物的可理解性,以及分别衡量二者的标准。
近代哲学与分析哲学表述的兴起
近代早期的哲学家往往将思想与其对象相符合视为真理的名义含义,但对于如何认识这种符合却意见不一。勒内·笛卡尔在关于知识与错误的更广泛论述中,考察了清楚分明的知觉的可靠性。约翰·洛克在《人类理解论》(1690年)中,将真理与符号的组合或分离联系起来,认为这种组合或分离应依据符号所指事物之间的符合或不符合。这些进路保留了面向世界的真理观,同时日益重视观念、表征以及判断的条件。
伊曼努尔·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第二版1787年)中,接受了真理的名义定义,即认识与其对象相符合。然而,他否认这一定义能够提供普遍的、关于内容的真理标准。这样的标准必须既不考虑对象之间的差异,又能判定认识是否与这些对象相符合。康德区分了涉及思维形式的一般逻辑条件,以及获得知识所需的、因对象而异的条件。他的先验唯心论也使其立场与不加限制的实在论式符合论有着实质性的差别。
随着分析哲学的兴起,现代的这场争论呈现出独特的形态。戈特洛布·弗雷格质疑是否能够将真理定义为符合。任何提出的定义似乎都要求判定相关的符合关系本身是否确实成立,从而有陷入解释上的无穷倒退之虞。弗雷格还强调,真理的承担者是思想,而非私人的心理意象。他的批评有助于确立这样一种认识:接受客观真理,并不必然意味着接受以关系来定义真理。
伯特兰·罗素提出了更明确地以符合为取向的理论。在《哲学问题》(1912年)中,他主张,一种理论必须同时容纳真与假,并解释二者如何依赖于信念之外的某种东西。他的理论随时间而变化,其中包括对判断的分析方式的变化,但他始终反复将真信念与以恰当方式排列的对象及关系联系起来。在他1918年关于逻辑原子论的讲演中,事实居于核心地位,被视为使命题为真或为假的世界特征。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了一种结构性的符合论;该书于1921年以德文出版,1922年出版德英对照版。命题描画了对象的一种可能排列;当这种可能情形与现实相符合时,命题就是真的。命题的要素不必在感知层面上与对象相似,但其配置必须与对象的排列具有共同的相关逻辑形式。1950年,约翰·朗肖·奥斯汀在《真理》一文中提出了另一种理论,区分了两类约定:一类将句子类型与情境类型相联系,另一类将具体陈述与特定的历史情境相联系。这些进路表明,符合论之所以是一个理论家族,而非一种始终不变的学说,是有其缘由的。
真值承担者、事实与符合关系
一种充分展开的理论首先必须明确,什么东西可以为真或为假。候选者包括句子、话语、信念、判断和命题。句子是可供公众使用的语言对象,但同一句子在不同语境中可以表达不同的内容。“会议现在开始”的含义取决于说话者是谁、说话时间以及所指的是哪场会议。人们往往引入命题这一概念,用来指在这些语境变化中所表达的内容。不同语言中的两个句子可能表达同一个命题,而同一句子的两次言说则可能表达不同的命题。因此,选择何种真值承担者,会影响符合关系的表述方式。
第二个问题涉及这一关系中现实一端究竟是什么。事实通常被理解为一种成立的事态:它不只是某个人和某种属性,而是这个人确实具有这种属性。某个苹果是绿色的这一事实,不同于单独考察的那个苹果。事态通常被视为可以成立、也可以不成立的东西;而事实按定义就是成立的。术语的用法并不一致,有些哲学家拒绝这一区分,或干脆避用这两个范畴。根本问题在于:除了普通对象及其特征之外,真理是否还需要有结构的实体。
结构性符合有望提供一种具有实质解释力的说明。某个苹果是绿色的这一命题,包含或以其他方式表征了一个对象和一种属性;与之相应的事实,则涉及该对象例示该属性。关系命题更能体现这一思路的吸引力。“安娜在本之前”和“本在安娜之前”涉及相同的个体和关系,却表征了不同的排列方式。理论必须解释这种差异,而不能仅仅列出相互匹配的组成要素。当命题和事实被视为复合体时,这个问题尤为重要:究竟是什么将它们的组成要素统一为一个表征,或一种成立的构型?
这一进路还面临有关虚假的问题。如果真命题与事实相符合,那么假命题通常不能与某个实际存在的虚假事实相符合。一种回应认为,假命题表征了一种可能但并未成立的事态。另一种回应则通过相关对象未能满足所断言的关系来分析虚假。这两种进路都必须对表征作出足够独立的解释,使一个有意义的命题能够为假。否则,该理论就有可能只能解释成功的表征。
最后,必须将符合关系与因果联系及相似性区分开来。一张照片可能由某个场景所引起,却错误地呈现了其中的色彩;两个互不相关的对象可能彼此相似,却并不相互表征。指称、述谓、语境和语言惯例,都有助于确定一个陈述究竟说了什么。因此,符合论与意义理论相互关联,而不是取代意义理论。一些相关理论将真命题与事实视为同一事物,而不是把二者看作通过某种关系联系起来的不同实体。这些同一性理论既保留了真理与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又拒绝将符合严格理解为一种外在关系。
塔斯基、满足与形式化的真理定义
阿尔弗雷德·塔斯基展示了如何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为特定的形式语言定义真理,从而改变了真理研究的面貌。他的主要著作于1933年以波兰文出版,并于1935年推出扩充后的德文版。塔斯基旨在阐明一种古典观念:当事物的实际情形正如一个句子所说的那样时,该句子就是真的。由此形成的真理的语义理论与符合论密切相关,但它是否构成一种完整的符合论,仍有争议。
塔斯基的实质充分性条件要求,真理定义能够导出通常所谓的T模式的恰当实例:
左边的表达式为一个句子命名,右边的表达式则使用一个句子来陈述其真值条件。更一般地说,一个恰当的双条件句,将被命名的对象语言句子的真与该句子在元语言中的译文联系起来。这一模式本身并不是一个穷尽性的单一真理定义;相反,它规定了针对某种语言的充分定义必须能够导出的推论。
区分对象语言与元语言至关重要。对象语言是其真谓词有待定义的语言;元语言则是用来给出这一定义的语言。若允许真谓词不受限制地应用于自身,就可能产生说谎者悖论,例如一个宣称自身不是真的句子。塔斯基的形式化处理通过限制各个层级上可用的表达手段,避免了这一困难。他的工作由此将真理理论与这样一种限制联系起来:表达能力足够强的语言,在不陷入矛盾的前提下,能够如何谈论自身的语义。
对于包含变项和量词的语言,塔斯基借助满足关系来定义真理。赋值将变项与论域中的对象对应起来。当赋值所指定的对象处于该原子公式的谓词所解释的关系中时,这一原子公式就得到满足。复合公式的满足条件则以递归方式规定:否定式得到满足,当且仅当其组成公式不被满足;合取式得到满足,当且仅当其两个组成公式都得到满足;全称量化公式得到满足,当且仅当对赋值作每一种所要求的变动时,相关条件都成立。对于没有自由变项的句子,是否得到满足并不取决于赋值的选择。
这一框架解释了,有限的语义规则如何能够给出无穷多个句子的真值条件。然而,它并不会自动解决符合关系的形而上学问题。满足条件的条款可以描述语言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而不必将事实作为特殊实体引入。反过来,符合论者也可以将这些条款理解为对指向世界的真值条件的精确阐述。模型同样会对符号作出解释,因此,必须区分模型中的真与一种语言在其预期解释下的真。塔斯基提供了强有力的形式工具,但这些工具究竟能就现实确立什么结论,仍取决于额外的哲学立场。
否定真理、全称真理、模态真理及其他难以解释的真理
简单的肯定述谓使符合关系显得直截了当。“某扇门开着”这一陈述似乎取决于那扇门的状态。更困难的情形则出现在没有明显的肯定性事物与整个断言相对应之时。像“这个房间里没有大象”这样的否定陈述会引出一个问题:它为真,是否需要一个否定事实、房间完整的肯定性状况,或某种其他解释?仅仅指出房间里有哪些对象,似乎还不够,除非还能确保这些就是所有相关对象。
全称陈述带来了类似的困难。“这一批次的每个样品都含铜”通常不会仅凭一个样品就成为真,而列举支持这一陈述的样品,也不能确立其全称性,除非列举是穷尽的。有些符合论接受一般事实。另一些则通过所有相关实例,再加上一个完备性或总体性条件,来分析全称真理。存在陈述通常较容易处理:一个恰当的具体实例就足以使“有些样品含铜”为真。即便如此,要解释整个陈述何以为真,仍须说明该实例如何支持其中的量化内容。
这些问题是真值制造者理论的核心;该理论研究现实中的什么使真理为真。真值制造者不必复现命题的结构,也不必与命题处于一种被称为符合的关系之中。一个事件可以使许多不同的命题为真,而一个命题也可能有多个真值制造者。真值制造者最大主义认为,每个真理都有真值制造者;较弱的立场则对这一要求加以限制。否定真理、关于过去的真理以及模态真理都是重要的检验案例,因为它们使不受限制的真值制造者要求在本体论上变得代价高昂。
涉及模态和反事实的真理超出了实际发生之事的范围。“这个玻璃杯本来可能摔碎”不能仅仅通过一个与之对应的实际摔碎事件来解释。相关理论可能诉诸倾向、 本质、规律或可能世界。大卫·刘易斯提出了一种以可能世界处理模态和反事实的理论,影响深远,但符合论者不必接受他关于具体可能世界的本体论。关键在于,即便认同真理受现实约束,对于模态现实包含什么,仍可能存在重大分歧。
数学话语、伦理话语和虚构话语又带来了更多变化。数学实在论者可能通过抽象结构来解释数学真理,而唯名论者则寻求一种不诉诸此类实体的解释。在元伦理学中,符合论与关于道德事实的主张相结合时,便具有了实质性内容,但符合论本身并不能确立道德事实的存在。对于虚构作品,需要区分故事内部的真与关于现实世界的字面断言。关于过去的陈述则引出一些问题:过去的事件是否仍然存在,是否留下了当下的真值制造者,还是需要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这些情形表明,笼统的符合论口号不足以确定一种理论的本体论:难以解释的真理会揭示出那些被简单例子掩盖的理论承诺。
关于认知途径、解释与表征的反对意见
认识论中一个持续存在的反对意见是:除了借助进一步的表征,人们究竟如何将表征与实在相比较?批评者认为,如果我们认识世界总要经过知觉、概念或语言的中介,那么就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立场,让我们能够将思想与实在并置比较。符合论者通常回应说,通过知觉认识一个对象,并不意味着我们认识的只是该对象的表征。此外,关于真理是什么的理论,并不一定要提供一种绝不会出错的真理判定方法。当符合既被当作真理的定义,又被当作可以直接运用的判定标准时,这一反对意见最有力。
这一回应并未消除有关证据的问题。人们通过观察、推理、证言和仪器来评估信念,而这些途径都有可能出错。哲学怀疑主义所利用的,正是有说服力的证据可能与大范围的错误并存这一可能性。符合论通常承认这种可能性,而不是通过定义将其排除。符合论可以与可错论相结合;后者认为,知识或有正当理由的信念,不必建立在确保不出错的保证之上。因此,符合论的薄弱之处不只在于错误会发生,而在于它必须解释:可能出错的实践如何仍能使探究与世界保持联系。
另一种反对意见涉及解释上的循环。如果一个事实仅仅被界定为使某个命题为真的东西,那么,说这个命题之所以为真,是因为它符合某个事实,可能并没有增加多少解释。用“门开着这一事实”来解释“门开着”,看起来可能只是在重述原来的断言。符合论者的回应是,对对象、属性、关系和表征内容分别作出独立的说明。这些说明能否成功,取决于其具体内容;仅仅加上“事实”一词,本身并不能解释真理。
另一种挑战针对的是如何区分彼此对应的事实。通常所谓的“弹弓论证”,试图在有关指称、替换和限定摹状词的特定假设下,证明所有真句子都指称同一个实体,或都符合同一个事实。唐纳德·戴维森曾运用相关思路,反对通过与各个句子相匹配的不同事实来解释真理。这一论证的说服力取决于它所依据的逻辑和语义假设。符合论者可以拒绝某些替换,也可以否认句子以论证所要求的方式指称事实。尽管如此,这一挑战仍表明,有必要对事实的同一性给出有原则的说明。
最后,概念的中介作用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实在是否决定了唯一正确的描述?同一片区域可以从地理、政治、生态或物理的角度加以描述,而这些描述未必相互竞争。符合论可以容许多种真实的描述,只要它们的内容彼此相容,且各自所要求的条件确实成立。它不必假定,实在本身已经按照每一套用来描述它的语汇预先划分好了。更棘手的问题是:当分类取决于人们的关切、随社会而变化,或可依据理论加以修订时,表征如何仍能受到实在的约束。这使关于真理的争论与有关指称、概念框架和解释的争论联系起来。
融贯论、实用主义、紧缩论与实在论之争
真理融贯论将真理与某个判断是否属于一个具有适当融贯性的判断体系联系起来。融贯性不仅要求没有矛盾,还可能包括相互支持、解释上的整合以及体系的完备性。符合论者反驳说,多个彼此不相容的体系都可能满足这些要求,而且内部融贯的虚构叙述未必为真。融贯论者则反过来质疑:对象是通过信念网络得到辨识的,符合关系能否脱离这些网络而得到理解?真理融贯论还必须与关于证成的融贯论区分开来,后者可以与真理符合论并存。
实用主义真理论将真理与探究、实践后果或有根据的断言联系起来。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将真理与探究最终会趋同的意见联系起来,而不是将其等同于碰巧有用或当前被接受的任何观点。其他实用主义进路则强调真理与探究活动之间的不同关系。持符合论立场的实用主义批评者追问:探究即使达到理想极限,其结论是否仍可能有误?是否有些真理永远无法被发现?实用主义者则质疑,一种完全脱离可能探究的真理,究竟能发挥什么可理解的作用。
真理紧缩论采取了另一种进路。它并不试图用另一种实质性属性取代符合关系,而是主张,真谓词所承担的逻辑功能或表达功能相对有限。在一个重要意义上,说“‘雪是白的’是真的”,就可以用来断言雪是白的;更一般地说,真谓词使我们能够认可那些无法逐一复述的陈述,例如“证人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紧缩论者质疑,为了解释这一功能,是否需要额外引入一种形而上学关系。符合论者回应说,解释“真”这个词的用法,未必就能充分解释表征对现实的依赖。
然而,符合论与紧缩论之间的界限仍有争议。紧缩论者可以接受所有这类日常说法:一个陈述之所以为真,是因为事情确如它所说的那样;同时又拒绝建立一般性的符合理论。反过来,温和的符合论者可能拒绝引入复杂的事实和结构匹配,从而使其观点接近极简主义解释。这样一来,分歧就在于:对世界的依赖究竟是一个具有实质解释力的命题,还是仅仅从对相关语句及其真值条件的理解中自然得出的结果。因此,在“符合”一词上的术语一致可能掩盖哲学分歧,而术语分歧也可能夸大哲学上的分歧。
围绕实在论的争论又引出了另一重区分。科学实在论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成功的科学理论是否描述了独立于心灵的世界中不可观察的特征。符合论是一种真理理论,本身并不承诺任何特定理论为真。同样,拒斥证实主义并不能确立一种事实本体论。与迈克尔·达米特相关的讨论,将实在论与可能超出我们识别能力的真值条件联系起来。这一进路使真理与证实之间的对比更加鲜明,但无论符合论还是其替代理论,都不能决定人们在二值原则、不可判定性或人类知识限度等问题上的一切立场。
科学探究、测量与社会建构的事实
在科学探究中,符合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成功的预测和有充分理由的接受仍然有别于真理。一种理论可能符合现有观测,却错误地描述了产生这些观测结果的机制。反过来,一个起初缺乏支持的猜想,后来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卡尔·波普尔在塔尔斯基的影响下捍卫客观的真理观,同时主张经验科学通过猜想与批判而非最终证实来取得进展。符合论为探究提供目标;检验方法则涉及如何依据这一目标评估所提出的主张。
科学表征往往经过理想化处理。经典力学将某些物体视为质点,将某些表面视为无摩擦表面,尽管实际系统并不完全符合这些描述。由此便产生了字面上的真、近似为真,以及在某一领域内有用这三者之间的区别。符合论本身并不会自动提供衡量近似程度的尺度。衡量某个预测量的误差通常并不困难,但比较结构不同的理论在整体上有多接近真理,则要困难得多。波普尔早期为逼真度提出的形式化方案,遭遇了20世纪70年代被指出的技术难题。这表明,要说明何谓“更接近真理”,仅凭对符合关系的直观诉求还不够。
测量还引入了进一步的限定。断言某个样品具有某一温度,需要依据被测量的含义、物理条件,以及对单位和不确定度的明确规定。校准将仪器示值与参考标准联系起来,而测量不确定度则表征在所采用的程序下,可以合理归属于被测量的量值的分散程度。这些实践并未将真理重新定义为仪器之间的一致。它们提供了受控的方法来获取有关量的证据,同时承认分辨率、建模和推断的局限。关于精确值的断言与关于某个明确区间的断言,具有不同的真值条件。
社会事实和制度事实说明了,为什么不应将符合论等同于“一切事实都独立于人类活动而存在”这一主张。立法机关是否通过了一项法案、某人是否担任某一职务,或者某份文件是否算作法定货币,都部分取决于规则和集体实践。约翰·瑟尔通过地位功能的赋予来分析制度事实,其模式通常可表述为:某物在某一语境中算作另一种事物。一旦相关实践和事件得到明确界定,关于它们的陈述就可以为真或为假,而不取决于某个特定说话者的偏好。
这一区分在历史和法律领域同样重要。证据可能不完整,证词可能具有误导性,记录也可能遭到销毁,但关于某个特定事件曾经发生的断言,其真实性未必来自留存下来的证据记录。在法律情境中,程序标准决定法院可以认定哪些事项已经得到证实;这些标准并不自动等同于相关指控为真的条件。反过来,某些法律事实,例如某项立法是否有效,本身就部分取决于获得认可的程序。只有仔细明确相关讨论对象,符合论才能兼容这两种依赖关系:关于物理事件、证据认定和制度地位的事实,不一定具有相同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