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1839年9月10日—1914年4月19日)是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和实验科学家。作为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提出了一套全面的探究理论:意义通过其可设想的实践后果得到澄清,而信念始终须接受经验的检验。他的贡献横跨逻辑学、符号理论、科学方法论、概率论和形而上学。尽管他生前以书籍形式问世的哲学著作相对较少,但他发表的论文和留下的大量手稿,成为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哲学的重要思想资源。
皮尔士将哲学视为一项协作性的科学事业的一部分,而不是在个体意识中寻求绝对确定的基础。他的思想将可错论——即认为人类知识始终可以修正的观点——与关于对象、规律和一般关系的实在论联系起来。他对演绎、归纳和溯因的论述,阐明了它们在探究中的不同作用;他的符号理论则将思维视为一个解释过程。这些研究共同构成了一个不断发展的哲学体系,该体系围绕三个范畴展开: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
生平、教育与职业境况
皮尔士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一个与哈佛大学关系密切的家庭。他的父亲本杰明·皮尔士是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鼓励他从小学习数学和科学。查尔斯于1855年进入哈佛大学,1859年毕业。随后,他在哈佛大学劳伦斯科学学院学习化学,于1863年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在从事实验室工作的同时,他也通过广泛阅读和持续研读伊曼努尔·康德来深化自己的哲学修养。康德的体系既是他哲学思考的出发点,也是他长期修正的对象。
1861年至1891年,皮尔士供职于美国海岸测量局,该机构后来更名为海岸与大地测量局。他的职责包括大地测量研究、摆的观测以及测量技术的评估。这份工作对他的思想发展至关重要:有关观测误差、标准以及测量结果解释的问题,为他从哲学角度探讨证据提供了启发。他还曾在哈佛大学天文台从事光度学研究。因此,从职业身份来看,他并不只是一个对科学感兴趣的哲学家,而是一位亲身从事科学研究、将哲学纳入更广泛研究计划的科学家。
19世纪70年代初,皮尔士参加了剑桥市一个非正式的讨论小组,后来被称为“形而上学俱乐部”。参与者包括威廉·詹姆斯、昌西·赖特,以及后来成为法学家的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这个小组为讨论提供了场所,实用主义正是从这些讨论中萌生的;不过,现存证据不足以将其视为一个组织正式、拥有统一学说的学派。1879年至1884年,皮尔士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逻辑学。他在那里的学生和同事包括约翰·杜威、约瑟夫·贾斯特罗和克里斯蒂娜·拉德-富兰克林。这是他最重要的一段大学教职经历,但并未由此发展出稳定长久的学术生涯。
皮尔士于1862年与哈丽雅特·梅卢西娜·费伊结婚,两人于1883年离婚。同年晚些时候,他与朱丽叶结婚;此后朱丽叶一直陪伴着他,直至他去世。1887年,两人在宾夕法尼亚州米尔福德附近定居,将住所命名为“阿里斯贝”。离开海岸测量局后,皮尔士靠写作、咨询及其他工作维生,收入并不稳定。经济困顿成为他晚年生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詹姆斯帮助他筹措援助,并为他争取讲学机会,其中包括1903年在哈佛大学的系列讲座。
皮尔士于1914年在米尔福德去世。他坎坷的职业生涯和著述零散发表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思想的传播与接受。他的许多重要研究项目或未能完成,或反复修订,或仅以手稿形式留存。因此,后人对其思想的阐释,格外依赖于综合草稿、书信、讲稿和已发表的论文,重建其思想发展的脉络。
实验科学、测量与概率
皮尔士的科学工作为他理解科学方法提供了具体范例。在海岸测量局任职期间,他研究了利用摆测定当地引力加速度的方法。这类测量与大地测量学密切相关,因为引力的变化关系到地球的形状及其内部质量分布。要获得可靠的结果,就必须关注温度、空气阻力、仪器构造,以及支撑摆的装置的运动。皮尔士对摆支架挠曲的研究,帮助人们识别出一种系统误差来源;若不加以识别,这种误差就可能被误认为不同地点之间的物理差异。
他的天文学研究同样关注可观测效应与可靠测量之间的关系。在《测光研究》(1878年)中,他报告了自己在哈佛大学天文台开展的恒星亮度研究。测光需要借助仪器和标准进行比较,而不能假定视觉印象能够直接给出客观的量值。因此,皮尔士的实验体现了他的一项核心哲学信念:观察并不是对孤立事实绝无差错的直接认识,而是一种严谨的活动,其中包含推理、比较、纠正,以及可供公众评估的程序。
皮尔士也对早期实验心理学作出了贡献。1884年,他与约瑟夫·贾斯特罗共同发表了《论感觉的微小差异》。他们的实验采用随机化序列,考察受试者对压力微小差异的判断,并同时记录其回答和确信程度。这项工作挑战了对感觉阈限的一种简单解释,即低于某个确定界限的差异完全无法被辨别。它系统地运用了随机化,并考察了多次重复试验中的表现,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不过,不能不加限定地认为,这项研究具备现代随机对照试验的所有特征。
皮尔士对概率的论述强调统计规律,以及方法在无限延伸的个案序列中的表现。在他看来,即使某次推理的具体结论并不确定,这一推理仍可能是合理的,前提是所用方法具有适当的倾向,能够得出正确结果,或能在持续运用中纠正错误。这一观点将概率与归纳的长期性质联系起来,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不能总是仅凭一次成功或失败的运用,就判断某种程序在逻辑上的地位。
与此相关的另一项贡献,是他在19世纪70年代末明确提出的研究经济性理论。科学研究受到时间、资金和精力的限制,因此,选择实验时需要考虑问题的重要性、预期获得的信息,以及获取证据的成本。这并不是主张把真理等同于经济效用,而是在说明:当不可能进行所有可行的检验时,能力和资源有限的研究者如何合理地组织探究。因此,测量理论、实验设计和资源分配,便在实践层面呼应了皮尔士关于自我纠正式探究的哲学论述。
实用主义与意义的澄清
皮尔士对实用主义最著名的表述,见于1878年发表的《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晰》一文。文章提出,要澄清一个概念,可以考察其对象会产生哪些可以设想为关乎实际行为的效果。我们对这些效果的理解,就构成了这一概念的理智内容。这一原则通常称为“实用主义准则”,首先是一条澄清意义的规则。它并不是说,凡能带来即时满足的就是真的,也不是说,抽象思考若不能产生即时的物质利益就毫无价值。
这一准则将意义与可能的经验以及有意进行的行动联系起来。例如,要理解关于某种物质硬度的断言,就必须理解:在尝试划伤它或使它变形的相关操作下,它会有怎样的表现。要理解关于力的断言,就必须考察:在特定条件下,它会给可观察到的运动带来哪些差异。相关后果不必实际发生,其中也包括反事实后果:如果出现合适的情境,并实施恰当的操作,将会发生什么。皮尔士在后来的表述中,越来越强调这种一般性的、条件性的维度。
实用主义式的澄清旨在揭示这样一类争论:双方虽使用不同的词语,却在可设想的后果上并无差别。如果两个所谓不同的概念意味着完全相同的可能经验效果和实践效果,那么它们表面上的对立就可能只是措辞之争,而非实质分歧。反过来,当探究发现某一区分涉及不同的条件性预期时,这个起初含混不清的区分就可能变得重要。因此,这一准则是一种逻辑分析工具,尤其适合用来审视那些否则可能始终脱离证据的哲学抽象概念。
詹姆斯在1898年的演讲《哲学概念与实际结果》中,公开向更广泛的听众介绍了实用主义,并明确将其归功于皮尔士。此后,实用主义运动经由詹姆斯、杜威等人,向不同方向发展。皮尔士并不认为这些发展都等同于他本人的立场。1905年,他用“实效主义”(pragmaticism)一词来称呼自己的学说,还打趣说,这个词足够难听,别人不会想挪用它。这一术语上的改变,表明他希望维护的是一种精确的逻辑学说,而不只是对实际结果的一般偏好。
皮尔士成熟时期的实效主义,与他关于一般性的实在论立场密不可分。一个概念的意义,不能被化约为实际感觉或个别行动的有限清单;它还包括习惯、可能性,以及具有规律性的条件命题,其范围超出了已经发生的事情。这使他的方法有别于一种简单的经验主义,后者把知识看作由孤立的感官材料拼合而成。实用主义所理解的意义,关乎对象在无穷多种相关条件下可能如何决定经验与行为。因此,这一准则所阐明的是可理解的一般性,而不是把思想化约为眼前的功用。
怀疑、信念、真理与探究共同体
在《信念的确定》(1877年)中,皮尔士将探究描述为从真正的怀疑走向确定信念的过程。怀疑是一种不安定的状态,会打断既有的预期;信念则包含一种支配可能行为的习惯。这一思路反对那种认为哲学必须从怀疑一切在言语上可以质疑的事物开始的观点。针对勒内·笛卡尔,皮尔士主张,方法论上的怀疑不能仅凭宣告就凭空产生。富有成效的探究始于实际困难、出人意料的观察或所持立场之间的冲突扰乱既有习惯之时。
这篇文章区分了四种确定信念的方法。固执法通过回避相反的影响来维持某种立场。权威法借助社会制度,规定哪些内容可以传授或接受,从而稳定信念。先验法依据看似合理或符合当时思想风尚的标准来确定意见。科学方法则有所不同:它要求信念接受不由任何个人偏好决定的实在的检验。皮尔士承认,其他方法也能产生稳定的信念;他的异议在于,这种稳定性并不能为公开检验和纠正错误提供与科学方法同等的条件。
这一论述赋予探究一种不可化约的社会性。个体研究者掌握的证据有限,会犯错误,也会承袭一些自己可能未曾察觉的预设。一个能够不断扩展的共同体可以批判方法、重复观察,并整合任何单个人都无法获得的研究成果。因此,皮尔士的立场与社会认识论密切相关,不过,他所说的共同体并不只是某个现存机构或当下的多数人。它的重要性在于持续探究的可能性,其中也包括未来参与者作出纠正的可能性。
皮尔士将真理与这样一种意见联系起来:如果在适当条件下将探究推进得足够深入,探究最终便会趋向这一意见。这一表述常被称为收敛论,但需要加以限定。真理并非当代研究者碰巧达成共识的任何观点,胁迫或共同错误所促成的一致意见也不能确立实在。他的表述将真理与对象对任意信念的抗拒联系起来:持续的探究受到实际情况的约束,而非仅仅受到研究者愿望的支配。是否每一个有意义的问题都必定具有一个独一无二且可以达到的最终答案,在对他著作的解释中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可错论补充了这种实在论,而不是将其取消。任何具体信念,包括人们怀着相当大的信心接受的科学理论,都可能需要修正。然而,出错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所有主张都同样可信,也不意味着探究无法取得进步。皮尔士既反对绝对的知识确定性,也反对全盘的哲学怀疑主义。知识的合理性取决于可纠正的方法、对不符合预期的经验作出回应的能力,以及接受批评的可能性,而不是某种不容置疑、能够免受一切可设想的挑战的基础。
演绎、归纳、溯因与形式逻辑
皮尔士区分了三种基本的推理类型。演绎推理从前提中推出必然成立的结论。归纳推理通过经验来评估或调整预期。溯因推理则为令人意外的现象提出一种可能的解释。他对这三类推理的论述随时间而变化:早期讨论往往将它们表述为三段论模式的不同排列,而后期著作则赋予它们在持续探究中相互补充的作用。假说通过溯因提出,其推论通过演绎展开,再由实验检验以归纳的方式加以评估。
一种常见的溯因推理图式以一个令人意外的事实 为起点。如果假说 为真, 就是可以预期的;因此,有理由考虑 。这并不能通过演绎确证 ,因为许多其他假说也可能解释 。皮尔士将溯因理解为有约束地引入可能的解释,而不是对真理的保证。其合理性部分取决于所提假说是否可以理解、能否接受检验、是否切合问题,以及是否足够经济而值得开展研究。他还思考了经由演化形成和后天习得的倾向,如何使研究者无需遍寻一切逻辑上可能的情形,就能提出有用的假说。
在皮尔士成熟时期的论述中,归纳的作用是检验解释性假说,而非最初构想出它。演绎出推论,使假说能够接受经验的检验;归纳则评估这些推论在适当检验中站得住脚的程度。这种分工并非僵化的心理过程时间表。实际的探究可能在猜想、数学推演、观察与修正之间反复往返。这一区分在逻辑上的重要性,在于将考虑某一假说的依据,与检验后接受该假说的依据分开。
皮尔士也对形式逻辑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于1870年发表的关系逻辑论文扩展了对关系的代数处理,使人们能够分析“爱”“大于”以及二元以上关系等结构。传统的三段论无法充分表示这类推理的全部形式。在其学生奥斯卡·霍华德·米切尔参与推进的研究中,皮尔士采用了量化符号,并研究了相当于全称量化与存在量化之间的区别。这些进展与戈特洛布·弗雷格独立开展的研究一道,构成了十九世纪逻辑学转型的一部分,使逻辑成为能够表达复杂数学推理的框架。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皮尔士开始发展存在图,这是一种图式系统,他认为它尤其适合呈现逻辑结构。在其基本形式中,并置表示合取,封闭的切割线表示否定;其他手段则用于表示量化与同一性。图形的变换充当推理规则。他区分了阿尔法、贝塔和伽马三个系统,分别对应命题逻辑、量化逻辑以及更高阶的逻辑结构。这一项目体现了他更为广泛的一种信念:演绎在形式上往往具有实验性——推理者构造一个图式,按照规则对其进行变换,并观察那些起初并未明确显现的关系。
第一性、第二性与第三性范畴
皮尔士的三个范畴为他的逻辑学、符号学和形而上学提供了一个反复运用的框架。它们首次得到重要的公开阐述,是在1867年的《论范畴的新表》中。此后,他通过自己所谓的“显象学”重新表述了这些范畴:考察一切能够呈现于心灵的事物,而不预先判定它们是否对应于某种外在的实在。这项研究与现象学的某些方面相似,但二者是独立发展的,不应不加限定地将其等同于后来与埃德蒙德·胡塞尔相关的现象学运动。
第一性是一种存在方式,即某物如其所是,而不涉及任何其他事物。皮尔士将它与质的可能性、直接性,以及撇开比较或反应而单独考察的感受联系起来。单纯作为可能性来观照的一种颜色性质,比一个实际具有颜色的物体更能体现第一性。这一范畴并不只是给时间序列中最早发生的事件贴上的标签。它所指的是一种可以从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形式特征:在尚未考虑某物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之前,它可能是什么样子。
第二性是直接对抗、反应或抗拒的存在方式。突如其来的碰撞、门的阻力,或某个事件违背预期的体验,都是第二性的例子。第二性涉及一种“此与彼相抗”的关系,仅仅一般性地描述通常会发生什么,并不能穷尽这种关系。这有助于解释皮尔士为何坚持认为经验会约束思想。实在能够通过产生不符合信念持有者预期的事件,迫使其修正信念。不过,实际经验通常不只包含第二性,因为它还具有各种性质,并且可以得到解释。
第三性是中介性、一般性、习惯或法则。将条件与后果联系起来的规则、支配行为的习惯,以及将对象与解释联系起来的符号,都体现了第三性。皮尔士认为,这类关系不能还原为若干彼此孤立的二元关系的集合。例如,给予涉及给予者、所给予之物和接受者,三者统一于一种可理解的关系之中。仅仅列出若干二元联系,并不能自动把握这一给予行为的中介结构。
因此,这些范畴并不是三个可以用来将事物一劳永逸地分门别类的格子。一次科学实验就包含质的可能性、实际的相互作用和解释性法则。皮尔士的主张是,这三个形式层面会在不同研究对象中反复出现;若消除第三性,就会失去规则和表征所发挥的解释作用。这使这些范畴在他反对唯名论时发挥了作用;在他看来,唯名论未能承认一般性的实在性。他的论证是否确立了恰好三个基本范畴,以及每一种不可还原的复杂关系是否都能通过它们加以分析,仍然是解读其思想体系时的核心问题。
符号、解释与符号过程
皮尔士的符号学——他常称之为“semeiotic”——将符号视为符号、对象和解释项之间一种不可化约的三元关系的组成部分。符号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方式表征对象,并决定一个解释项,使这一表征通过解释项得到理解或进一步展开。解释项并不只是解释符号的人,而是使符号的意义得以发挥作用的进一步的符号、效果、理解或习惯。解释者可以参与这一过程,但解释项在逻辑上的作用,必须与作为个体的解释者区分开来。
在这一理论中,意义的产生是一个过程,通常称为“符号过程”,而不是词语与事物之间的静态配对。例如,地图通过约定和空间对应关系指涉一片地域,这些关系支持特定的解释和行动。地图的意义并不只存在于其物理标记之中,也不完全由某个观察者的私人联想所确立。成功的解释既需要与对象存在某种联系,也需要能够引导进一步的理解。由于解释项本身又可以充当另一个符号,解释便能够通过接续不断的表征延续下去。
皮尔士最著名的分类依据符号与其对象的关系,将符号区分为像似符、指示符和象征符。像似符通过相关的相似性或共有结构来表征对象;图解可以具有像似性,因为其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与所表征事物中的关系相对应。指示符通过实际联系来表征对象,例如风向标指示风向,或指点的手势引导注意。象征符则凭借规则、约定或既定的解释习惯发挥作用,词语和代数记号通常就是如此。这些是分析上的区分,并不一定是对物理对象所作的互斥分类。例如,照片可以同时具有像似性和指示性特征。
在1903年的分类中,他还根据符号自身的存在方式及其所支持的解释项类型来区分符号。性质符是作为符号发挥作用的性质,单一符是个别的实际发生,规约符则是通过具体实例体现的一般规则或类型。述位符呈现一种可能性,陈述符传达具有断言作用的内容,论证符则表征推论关系。在皮尔士设定的限制条件下,将这些区分结合起来,就得到十个主要类别。后期手稿探讨了更为复杂的分类,包括一个包含六十六个类别的体系,但这些发展并未整合为一部完整定稿的系统论述。
皮尔士还区分了符号内部所表征的对象与对表征构成约束的对象,将二者分别称为直接对象和动力对象。他对直接解释项、动力解释项和最终解释项的区分,分别涉及可解释性、实际的解释效果,以及恰当解释所趋向的规范性结果。这些区分将符号学与探究联系起来:符号可能错误地表征其对象,实际的解释也可能存在缺陷。因此,意义既不能被归结为孤立的心理意象,也不会因解释可以不断延续而变得任意。
偶然性、连续性与演化形而上学
在19世纪90年代发表于《一元论者》的一系列论文中,皮尔士提出了一种演化宇宙论,旨在解释规律、规则性与心灵如何能在自然界中产生。其中的重要论文包括《理论的架构》(1891)、《对必然性学说的考察》(1892)、《心灵的法则》(1892)和《演化之爱》(1893)。这些著述超出了实用主义澄清在方法论上的克制,转向了实质性的思辨。尽管皮尔士希望自己的形而上学主张与科学探究保持连贯,这些著述中的论断仍应与他的实验科学成果区分开来。
偶然主义是皮尔士关于真正的偶然性属于实在特征的学说。他反对这样一种假定:在不变的规律支配下,每一事件都由某个精确的先前状态完全必然地决定。他认为,绝对决定论本身并未得到观察的确证,而一个包含自发性的世界,更能容纳新事物的出现以及规则性的形成。他的立场早于现代量子力学的发展,并非源自量子力学。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后来物理学中的非决定论倒置为他当初论证的依据,也不能将其视为对其宇宙论的直接证明。
连续主义主张将连续性作为解释的指导原则。皮尔士对连续统的数学研究为这一学说提供了启发,但它的哲学适用范围更广。他反对将心灵与物质、个人与共同体以及发展的相继阶段截然分开。连续性并不只是说事件逐渐发生,而是涉及可能性与一般关系的实在性;这些可能性和一般关系不能被理解为一组各自独立界定的个体的简单集合。
皮尔士的演化解释提出,规律本身也可以通过养成习惯的倾向而产生。他并不把一个秩序完备的宇宙当作无须解释的起点,而是设想,越来越强的规则性是从一种较不确定的状态中发展出来的。他将物质描述为习惯已经固化的心灵,这表达了一种客观唯心主义倾向:物理秩序与心灵的规则性属于同一连续的自然史,而非属于截然分离的实体。这并不是说,物体依赖于某个观察者当下的知觉而存在;相反,这是试图通过一个共同的形而上学框架来解释心灵性与物理规律。
另一个组成部分是爱化论,它强调一种与爱相联系的创造性生长。皮尔士将由偶然性推动的演化、由机械必然性推动的演化,与这种通过同感而生成发展的演化方式作了对照。这一学说部分汲取了基督教思想,不应被误认为是一种可供检验、用以取代自然选择的生物学理论。更广泛地说,他关于共相的实在论认为,可能性、习惯和规律并不只是加在个别事件之上的名称。它们的实在性体现于:在相关条件下会发生什么。这一观念将他的思辨形而上学与实用主义意义观的条件性结构联系起来,但其宇宙论主张究竟如何才能得到充分检验,仍是尚待解决的难题。
科学分类、规范性与宗教
皮尔士曾多次对科学进行分类,以阐明各门科学之间的依赖关系,以及它们所探讨的问题有何不同。在其成熟的分类体系中,数学先于哲学,因为数学研究假设性的结构及其必然后果,而不必先判定这些结构是否描述了实际事物。哲学则考察日常经验中可见的特征,而各门专门科学依赖于更具体的观察、仪器和既有成果。这种分类主要不是为了学科管理,而是要说明:一门学科不能直接从另一门学科那里推导出自身的根本标准,如果后者的方法已经预设了这些标准的话。
在哲学内部,皮尔士区分了显现学、规范科学和形而上学。显现学辨识显现的一般范畴。规范科学研究如何合乎目的:美学关注何者本身值得赞赏,伦理学关注审慎自觉的行为,逻辑学则关注以真理为目标、受自我控制的思维。形而上学运用上述研究所提供的资源,探究实在的一般特征。这一顺序体现了他所主张的依赖关系:评价推理,需要对受控制的行为有所说明;而评价行为,则需要对值得追求的目的有所理解。
因此,皮尔士的美学比关于艺术美的理论更为宽泛。其核心问题是刻画一种理想:它之所以值得赞赏,并不只是因为它服务于某个进一步的目的。同样,他的伦理学关注的是审慎自觉的行动结构,而不是详尽罗列道德规则。广义而言,逻辑学是关于符号与推理的规范科学,研究如何调控思维,使之实现其应有的目的。推理不只是偶然发生的心理事件,而是可以受到批评、纠正,并通过有意识的努力形成更好习惯的行为。
这一论述使自我控制在皮尔士哲学中占据了独特地位。一次推论依赖于长期养成的习惯,而这些习惯本身也可以得到评价和调整。因此,逻辑批评在多个层面上展开:可以否定某个结论,修订某种推论程序,也可以重新考虑更广泛的探究策略。皮尔士区分了思辨语法、逻辑批判学和探究方法学:思辨语法研究符号能够表达意义的条件,逻辑批判学评价论证的有效性与论证力,探究方法学则研究探究的组织与实施。
宗教问题也出现在他的后期著作中。在《一个被忽视的关于上帝实在性的论证》(1908)中,皮尔士描述了“闲思”——一种自由而开放的思想游戏;在这种状态下,对宇宙的沉思可能产生宗教假说。他所讨论的是这种假说如何产生,以及它与更广泛的解释模式有何关联,而不仅仅是从所有理性主体都接受的前提出发所作的演绎证明。尽管基督教影响了他的部分术语和宇宙论,他对宗教的哲学探讨始终与溯因推理、对经验的解释,以及他关于理性发展的总体论述交织在一起。
著作出版、思想接受与持续阐释
皮尔士生前发表的著作散见于科学期刊、哲学刊物、评论刊物、词典及其他参考书。除《光度学研究》外,他学术生涯中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他主编的《逻辑研究》(1883年),其中收录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逻辑学研究群体成员的作品。他的重要哲学论述以系列论文的形式发表,包括1868—1869年的认知论文、1877—1878年的《科学逻辑例解》,以及19世纪90年代的宇宙论论文。他后期思想体系的大部分内容以手稿形式留存,而非见于由他本人完成的专著。
皮尔士逝世后出版的《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文集》大大扩大了他的读者群。查尔斯·哈茨霍恩和保罗·魏斯编辑了前六卷,于1931至1935年间出版;阿瑟·W. 伯克斯编辑了第七、八卷,于1958年出版。按主题编排的方式使主要思想更易于查阅,但也将皮尔士思想发展不同阶段的文本并置在一起。因此,文集中看似相邻的段落,所反映的立场可能相隔数十年。阐释这些文本时,必须留意写作日期、文本语境,以及术语含义可能发生的变化。
后来的版本以不同方式弥补了这些局限。卡罗琳·艾塞尔编纂的《数学新原理》(1976年)使大量数学文献得以面世。按时间顺序编排的《查尔斯·S. 皮尔士著作集》于1982年出版第一卷,为追踪其思想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提供了框架。《皮尔士精粹》分两卷于1992年和1998年出版,按时间顺序选编了他的核心哲学著作。这些编辑工作有助于确立一种认识:仅凭实用主义准则,并不足以充分呈现皮尔士的贡献。
他的思想影响沿着几条不同的路径展开。通过詹姆斯和杜威,实用主义成为美国哲学的一股主要思潮,尽管二人的立场并非只是对皮尔士思想的延伸。在形式逻辑领域,随着历史学家重新梳理那条更广为人知的、从弗雷格到伯特兰·罗素的发展脉络之外的历史,皮尔士对关系、量化和图形推理的贡献重新受到关注。符号学则提供了另一条接受其思想的路径,影响了查尔斯·莫里斯以及后来的翁贝托·埃科等理论家。他对溯因推理的论述在科学哲学、解释理论和有关发现的讨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不过,当代对这一术语的使用往往不同于他成熟时期的构想。
若干阐释问题至今仍在持续讨论之中。学者们对于他的真理观在多大程度上要求探究最终趋于一致、他的实在论与其演化唯心论之间有何关系,以及他后期的各种符号分类如何相互协调,仍存在分歧。他对连续性的数学论述如何发展,也是一个技术难度很高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因为这一概念在他的学术生涯中经历了变化。此外,他的范畴究竟构成了一个得到成功论证的体系,还是一种富有解释组织力的假说,也存在争论。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有赖于抽象论证,还需要重建他去世时尚未完成的文本的先后次序及其完成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