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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谎者悖论

说谎者悖论揭示了关于真值的自指陈述、不受限制的真理原则与通常的逻辑规则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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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谎者悖论是一种语义悖论,典型例子是“这句话不是真的”。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么它所说的内容就必须成立,因此它不是真的。如果它不是真的,它似乎恰好如实描述了实际情况,因此它又是真的。这里的难题涉及真理、否定和自指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通常意义上蓄意欺骗他人的说谎行为。这个悖论不需要有说话者,也不需要有欺骗意图或错误信念。

这一悖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的推理所采用的原则,在其他情况下似乎是理解语言和逻辑学的基础。通常,一个句子似乎等价于断言该句子为真:“雪是白的”和“‘雪是白的’是真的”应当具有相同的真值。然而,将这种关系不加限制地应用于描述自身真值状态的句子,就会产生矛盾。因此,各种处理方案都要对语言的表达能力、对真理的解释、推理规则或对语境的处理方式作出某种调整,有时还会同时调整其中几项。

这一悖论在古代就已为人所知,中世纪的逻辑学家也曾对其进行广泛研究。到了二十世纪,它成为形式语义学和数理逻辑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其现代形式将日常语言中的疑难与有关可定义性、形式证明,以及能够描述自身的语言所受限制的精确结果联系起来。

矛盾的结构

这一悖论的一个标准版本是下面这句话:

这句话是假的。

将这句话记为 LL。先假设 LL 为真。它所表达的内容是 LL 为假,因此,从它为真会推出它为假。反过来,假设 LL 为假。由于“为假”恰好就是 LL 对自身所作的断言,这一断言似乎是正确的,因而它又为真。在通常的假设下,即每个有意义的陈述句都有且仅有真、假两个真值中的一个,无论赋予它哪一个真值,都无法保持自洽。

“是假的”这一说法可能掩盖一个重要区别。在二值框架中,为假与不为真是一回事。但在允许句子既不真也不假的理论中,两者并不相同。因此,加强版说谎者悖论通常表述为“这句话不是真的”。仅仅将这句话归为既不真也不假,似乎就证实了它所说的内容:它不是真的。这并不会自动驳倒所有允许真值空缺的理论,但它说明了为什么仅仅增加第三种标签,本身并不足以完整解决问题。

其背后的真理原则通常通过 T 模式来表达:

T(⌜A⌝)↔A.T(\ulcorner A\urcorner)\leftrightarrow A.

这里,TT 是一个真谓词,AA 是一个句子,而 ⌜A⌝\ulcorner A\urcorner 是该句子的名称或编码。一个实例是:“‘雪是白的’为真,当且仅当雪是白的。”AA 周围的标记用于区分提及一个句子与使用它作出断言。如果一个说谎者句子满足 L↔¬T(⌜L⌝)L\leftrightarrow\neg T(\ulcorner L\urcorner),那么将 T 模式应用于 LL,就会得到一个断言与其自身否定之间的等价关系。

这里必须区分几项原则。二值原则认为,每个相关句子要么为真,要么为假,既无真值空缺,也无真值重叠。排中律是逻辑模式 A∨¬AA\lor\neg A。不矛盾律则排斥 A∧¬AA\land\neg A。这些原则各有不同的作用,放弃其中一项,并不自动意味着必须放弃其余所有原则。有些语义学进路拒绝二值原则,却保留排中律;另一些则允许某些矛盾存在,但拒绝从矛盾推出任意结论。

仅有自指还不足以产生悖论。“这句话是用英语写的”完全可以直接判定为真。即便是有时被称为“说真话者句子”的“这句话是真的”,也不会产生说谎者句子那样的反转:它的真值状态或许无法确定,但将其判为真并不会迫使我们判其为假。只有当语义自指与针对句子自身真值的否定条件结合起来时,这一独特的问题才会出现。

古代与中世纪的发展

说谎者悖论在传统上被认为源于米利都的欧布利德,他是公元前四世纪一位与麦加拉学派有关的哲学家。古代记载将包括说谎者悖论在内的若干难题归于他名下,但现存证据不足以确定这一悖论最初究竟采用了哪一种表述。第欧根尼·拉尔修在数百年后记下了这一归属。斯多亚学派的逻辑学家也曾潜心研究这一悖论,其中尤以克律西波斯为著。他就此撰写了大量著作,但后人对这些著作的了解主要来自转述和书名,而非完整传世的论著。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关联人物是克里特人埃庇米尼德。传统上认为,他曾说过克里特人总是说谎。新约的《提多书》中也有一段相关表述,引用了一位克里特人对自己同胞的评价。但这并不等同于严格意义上自指的说谎者悖论。如果一个克里特人说“所有克里特人总是说谎”,这句话完全可能只是假的,因为某个克里特人在某个时候说了真话。要产生真正的矛盾,还需要对说话者、这一概括的范围,以及什么算作说谎作出额外假设。因此,“埃庇米尼德悖论”只是一个历史上的别称,并不意味着每则关于克里特人说谎的轶事都构成了这一形式化问题的实例。

亚里士多德在《辨谬篇》中讨论过一个相关难题:一个人在说自己说假话时,似乎可能正在说真话。他的处理涉及述谓的限定条件,以及在某一特定方面说真话与不加限定地说真话之间的区别。由此可见,古代的讨论已经提出了一个延续至今的问题:这种表面上的矛盾,究竟揭示了推理中的缺陷、语言中的歧义,还是构建一般真理理论时真正面临的障碍?

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类似说谎者悖论的论证被归入 insolubilia,即“不可解题”。围绕这一主题逐渐形成了系统的逻辑学文献,而不再只是零散的谜题。论者考察过这样的情形:一个人唯一说出的话,就是声称自己正在说假话;他们往往仔细规定究竟存在哪些话语,以及这些话语表达了什么意义。十四世纪的托马斯·布拉德沃丁提出了一种解释,认为一个句子所表达的意义,可能超出其字面措辞乍看之下所呈现的内容。他将句子的真与它所表达的全部意义联系起来,并主张不可解句会带来额外的语义承诺,从而阻断在真与假之间简单往复的推演。

让·布里丹提出了另一种处理方式,将断言与有关断言自身为真的蕴涵联系起来。威廉·海特斯伯里于1335年完成的《诡辩题求解规则》,也通过精确规定语义条件来处理不可解题。这些作者并没有共同持守某种统一的“中世纪解法”。他们的分歧涉及意义表达、断言一个句子会带来哪些后果,以及能否原封不动地接受对某个不可解情形所作的设定。这些辩论的精细程度,预示了后世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的争论:说谎者句子是否只有其表面呈现的内容,以及其语义背景能否在整个论证过程中保持不变。

形式化自指与对角化

通常的表述会使用“这个句子”之类的措辞,这可能引出一个问题:其中的指示语究竟指向什么?形式化版本表明,这一问题并不依赖于含糊的指示表达。能够表述足够多初等算术内容的语言,可以将自身的表达式编码为数,并描述对这些编码进行的操作。这样,句子便能通过其数值编码之间的算术关系,间接地指涉自身。

其中的关键构造是对角引理。粗略地说,对于任意一个具有单个自由变量的适当公式 φ(x)\varphi(x),表达能力足够强的形式理论都能构造出一个句子 GG,使得:

G↔φ(⌜G⌝).G\leftrightarrow\varphi(\ulcorner G\urcorner).

这一等价关系在所依据的理论中是可证明的。该句子不必在字面上将自己的名称作为一个可见部分包含在内;编码与代入操作就能产生所需的自指关系。将 φ(x)\varphi(x) 取为 ¬T(x)\neg T(x),就会得到一个形式化的说谎者句子 LL,满足:

L↔¬T(⌜L⌝).L\leftrightarrow\neg T(\ulcorner L\urcorner).

如果该理论还允许如下不受限制的真理原则实例:

T(⌜L⌝)↔L,T(\ulcorner L\urcorner)\leftrightarrow L,

那么,通常的经典推理就会导出矛盾。这一结果的意义在于揭示了一种结构性限制:表达能力足够强的语言,无法在保持一致的同时,兼容所有相关的自指机制、不受限制的去引号原则以及经典逻辑。仅仅禁止“这个句子”之类的措辞,并不能消除上述算术构造。

这一论证是塔斯基不可定义定理的基础。在标准的算术背景下,该定理表明,算术真理的集合无法在算术内部由一个算术公式来定义。如果某个算术公式能在预期解释下,为所有算术句子定义真理,那么通过对角化,就能构造出一个句子,它恰好在自身不满足该定义时成立。该定理讨论的是内部可定义性的限度,而不是说无法在表达能力更强的语言中讨论算术真理。

同样的技术也有助于理解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但哥德尔句子并不只是一个说谎者句子。它所特有的内容涉及自身在某个指定形式理论中的不可证明性,而不是自身的不真实性。可证明性与能够进行形式检验的证明相联系,而在预期解释下的真则是一个语义概念。在相关假设成立时,哥德尔构造确立的是理论所能证明之事的限度,而不是在该理论中导出矛盾。混淆真与可证明性,就会抹去那个关键区别;正是这一区别,使得不完备性能够揭示理论的局限,而不导致不一致。

塔斯基的语言层级

阿尔弗雷德·塔斯基在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使说谎者悖论成为系统研究形式化真理定义的核心问题。他的理论区分了对象语言与元语言:前者的语句是被评价的对象,后者则用于陈述这些语句的真值条件。对象语言的真理定义是在元语言中表述的,而元语言必须具备足够的表达手段,能够描述对象语言的表达式,以及解释这些表达式的结构。

例如,一种简单的对象语言可以包含算术语句,但不含真谓词。随后,一种表达能力更强的元语言便可以定义算术语句为真意味着什么。元语言能够表达诸如“‘0=00=0’为真,当且仅当 0=00=0”这样的实例,同时又不允许对象语言构造出一个在同一谓词下否认自身为真的语句。算术断言包含在对象语言中,而语义评价则属于更高的层级。

核心限制涉及语义封闭性:粗略地说,就是一种语言能够包含其自身语句的名称、适用的真谓词,以及在语言内部表达相关语义推理所需的手段。塔斯基的分析表明,表达能力足够强且在语义上封闭的语言,在不受限制的经典真理原则支配下为何会产生问题。层级体系根据各个谓词所评价的语言层级对其加以区分,从而阻断矛盾的产生。

用示意性的方式来说,T0T_0 适用于基础语言 L0L_0 的语句。表达能力更强的语言 L1L_1 包含 T0T_0,而在更高层级引入的 T1T_1 则用于评价 L1L_1 的语句。如果构造一个声称自身在 T0T_0 下不为真的语句,已经需要使用更高层级的谓词,那么这个语句就不可能同时又是 L0L_0 中符合条件的语句。这个看似说谎者语句的表达,要么跨越了层级界限,要么落在该谓词的预期适用范围之外。这是对语义适用性的限制,而不是说该语句既在经典逻辑意义上有意义,又在通常意义上为假。

这种方法为许多形式语言提供了严格的真理定义,并在相应层级内保留了经典推理。将其用于解释日常言语时所面临的困难,属于解释层面的问题,并非那些形式化结果本身的缺陷。自然语言经常只用“真”这一个词来谈论算术、新闻报道、其他关于真假的断言,以及关于语言本身的陈述。说话者通常不会标明层级。因此,层级式方案必须解释:日常用法是否隐含着层级限制,是否需要结合语境来理解,或者是否根本不存在一个完全自洽、适用于所有层级的统一真谓词。形式化的层级体系解决了一个精确的一致性问题,但这种架构应在多大程度上用来模拟不受限制的语言实践,仍是一个开放问题。

真值空缺与克里普克的不动点

另一类处理方法保留了包含自身真谓词的语言,但允许某些句子既不真也不假。这种真值空缺不一定意味着存在一个尚不为人所知的隐藏答案,也可以表示语义构造既未赋予句子真值,也未赋予句子假值。索尔·克里普克在1975年发表的《真理理论纲要》中,运用部分解释和不动点,对这一思路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表述。

这一构造首先为非语义词汇给出解释。“雪是白的”之类的普通句子,其真值由这一解释确定。真谓词起初只有部分解释;在最小构造中,一开始没有任何句子被归入它的正外延或负外延。在后续阶段,如果一个句子的内容已被求值为真,真谓词便将该句子判定为真;如果其内容已被求值为假,便将其判定为假。这一过程逐阶段继续,必要时还会延伸至超限阶段。

一种常见的实现方式采用强克莱尼求值规则。否定将真与假互换,但未定义的值经过否定后仍然未定义。不过,有些复合句即使含有未定义的组成部分,仍具有确定的真值:只要一个析取支为真,析取句就为真;只要一个合取支为假,合取句就为假。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语义依赖关系由求值规则决定,而不只是取决于句子是否包含“真”这个词。

在不动点处,再次执行求值程序不会增加任何新的真假赋值。在最小构造中真值最终得到确定的句子,称为有根基的句子。从一个普通的真陈述出发,反复断言前一个陈述为真,由此形成的简单链条是有根基的。说谎者句则不然。如果 LL 说的是 LL 不为真,那么,当对它的真值归属所作的断言取未定义值时,经过否定后仍然未定义。因此,最小不动点不会赋予 LL 任何一个经典真值。说真话者句在该不动点处同样没有根基,不过其他不动点可以为说真话者句赋予真值。

强化的说谎者悖论进一步提出了表达能力方面的问题。从这一构造之外来看,可以说,说谎者句不属于真谓词的外延。但对象语言中对其为真的否定断言并不因此就为真;它仍然是未定义的。元语言描述“未被赋值为真”与对象语言表达式“不为真”具有不同的语义作用。如果加入一个不受限制、用来表达未定义性或有根基性的谓词,就可能引发新的对角化难题。因此,克里普克的方法以数学上精确的方式刻画了语义的部分确定性,却没有提供一种不受限制的内部语言,来表达其元理论中所能辨识的一切区别。

真值过剩与次协调逻辑

真值空缺进路否认说谎者语句必须具有经典真值,而真矛盾论则允许某些矛盾为真。将真矛盾论应用于说谎者悖论,就可以同时接受该语句为真和为假。这就是真值过剩,与真值空缺相对。格雷厄姆·普里斯特是这一进路的重要倡导者,其代表性论述见于初版于1987年的《矛盾之中》(In Contradiction)。

接受一个为真的矛盾,需要区分矛盾与平凡性。在经典逻辑中,爆炸原理允许从 AA 和 ¬A\neg A 推出任意结论。一种常见的推导方式是,先由 AA 推出 A∨BA\lor B,再结合 ¬A\neg A,通过选言三段论推出任意的 BB。如果从说谎者语句的矛盾中能够推出一切结论,那么接受这一矛盾,就会使我们无法再对各种断言作出有意义的区分。

因此,次协调逻辑阻断了爆炸推理。普里斯特的悖论逻辑通常简称为 LP,可以用三种语义状态来表述:仅真、仅假、既真又假。在判定逻辑后承关系时,仅真与既真又假都被视为指定状态。否定将仅真与仅假相互转换,而使既真又假保持不变。不一致的前提集不一定蕴涵一个仅假的结论。在这一框架中,选言三段论并非无条件有效:AA 可能既真又假,而 BB 则仅假。

次协调性与真矛盾论并非同义。次协调性是逻辑后承关系的一项特征:矛盾不会自动蕴涵一切。真矛盾论则是一种哲学主张,认为某些矛盾为真。次协调系统也可以用于根据不一致的记录或相互冲突的信息进行推理,而不必承认任何矛盾真实地存在于现实之中。反过来,真矛盾论者需要对逻辑后承关系作出说明,以免所接受的矛盾使整个理论平凡化。

更广泛的挑战在于,将一种不会发生爆炸的逻辑与一种具有足够表达能力的真理理论结合起来。仅仅宣布说谎者语句既真又假,并不能确定条件句、量词、语义谓词和一般推理原则应当如何运作。有些组合虽然能够稳妥地容纳基本的说谎者悖论,却仍然容易受到其他悖论的冲击。尤其是,柯里式论证无需依赖明确的一对矛盾命题 A,¬AA,\neg A,就能推出任意结论。因此,真矛盾论理论所必须说明的,不能仅限于如何处理否定。其独特主张是:一致性不必成为真理的普遍要求;但由此形成的理论仍须对从一个已接受的矛盾中究竟能够推出什么,划定实质性的界限。

修正序列与语境进路

真理修正理论认为,真理概念的适用范围可以反复重新评估,而不必一开始就为它指定一个永久确定的外延。阿尼尔·古普塔与纽埃尔·贝尔纳普系统地发展了这一进路,并于1993年出版《真理的修正理论》,集中呈现了相关成果。该理论以一个关于哪些语句为真的假设为起点,再由真理双条件式确定应当如何修正这一假设。

对于一个简化的说谎者语句,令 vn(L)v_n(L) 表示它在阶段 nn 被赋予的真值。修正会产生如下模式:

vn+1(L)=1−vn(L).v_{n+1}(L)=1-v_n(L).

如果初始假设将说谎者语句判为真,下一次修正就会将其判为假;如果最初判为假,下一次就会判为真。这种振荡会持续下去。普通的有根基语句则不同:无论任意选取的初始假设是什么,其真值都会趋于稳定。说真者语句则可能依照初始赋值而始终为真,或始终为假。因此,即使较简单的静态分类会将其中某些语句归为一类,说谎者语句、说真者语句与普通断言仍可能表现出不同的模式。

这一图景不同于三值语义学。每个单独的修正假设都可以采用通常的二值赋值,而整体的语义理论则研究在修正序列中哪些内容保持不变、哪些内容发生变化。说谎者语句的真值交替,通常并不被理解为一个在物理时间中展开的事件,仿佛印在纸上的语句每秒都会改变一次真值。它所刻画的是一次语义评估对另一次语义评估的依赖。完整的修正理论必须说明如何处理极限阶段——在这样的阶段,一个无限序列并没有紧邻其前的赋值——并界定相关的稳定性形式。

语境进路则将关键的变化定位于别处。这类进路认为,真理断言的解释或适用范围可能随评估语境而变化。查尔斯·帕森斯与泰勒·伯奇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语境处理方案。依照这类观点,说谎者论证看似始终使用同一个固定的真理谓词,实际推理却需要改变语义视角。判定一个语句相对于某一语境不为真,并不一定与在一个更丰富的语境中判定它为真相矛盾。

这两类理论都试图解释,为何说谎者悖论中交替往复的推理显得如此有说服力,同时又不接受一个不受限制、外延却不一致的经典真理谓词。不过,它们采用的机制并不相同。修正理论分析由语义规则生成的序列;语境主义则分析话语的解释与评估时的具体情境。语境理论必须对语境转换施加约束,而不能只在矛盾即将出现时才引入转换。修正理论则必须解释,哪些稳定或不稳定的模式能够支持正当的断言与推理。仅仅指出可以换一个视角重新考察说谎者语句,并不足以完成其中任何一项任务。

相关悖论与复仇问题

对说谎者悖论的处理方案往往会引入一种新的区分:有意义与无意义、有根基与无根基、为真与可断言,或悖论性的与非悖论性的。复仇悖论利用这种区分构造出另一个句子。例如,如果原来的说谎者句被判定为无意义,那么一种强化的构造就可以断言:该句要么为假,要么无意义。问题在于,能否在同一种语言内部表达所提出的分类,而不重现原有的困难。

复仇问题并不是一条证明所有解决方案都失败的定理。它的威力取决于理论具体具有哪些表达手段和推理规则。某种分类如果只能在更强的元语言中使用,就未必能支持在原语言内部构造对角句。引入一个谓词时,如果不赋予它不受限制的去引号原则,它的表现也可能不同于通常的真谓词。尽管如此,复仇论证仍揭示出一种核心张力:一个理论可能从外部连贯地解释自身的语义局限,却无法在内部毫无限定地表达这一解释。

柯里悖论通过减少显式否定所起的作用,使问题更加尖锐。设 CC 所表达的大意是:“如果 CC 为真,那么 QQ”,其中 QQ 是任意一个断言。借助不受限制的真值等价式,可得:

C↔(C→Q).C\leftrightarrow(C\rightarrow Q).

按照常见的条件推理,先假设 CC。由上述等价式可得 C→QC\rightarrow Q,进而得到 QQ。解除这一假设,便得到 C→QC\rightarrow Q;再利用等价式的反向推导,即可得到 CC,从而得到 QQ。由于 QQ 是任意选取的,结果便是任何断言都能被推出。具体的推导取决于所采用的条件句规则和结构规则,但这个例子说明,对于一个不受限制的真理理论来说,仅仅拒绝爆炸原理并不足够。

斯蒂芬·亚布洛于1993年发表的亚布洛悖论使用一个无穷序列 S0,S1,S2,…S_0,S_1,S_2,\ldots,其中每个句子都说,排在它后面的所有句子都不为真。如果某个 SnS_n 为真,那么它后面的所有句子都不为真;但这样一来,后面的某个句子似乎又说了真话。如果没有任何句子为真,那么每个句子所断言的“后面的所有句子都不为真”似乎都是正确的。没有哪个句子显式地指涉自身或排在它前面的句子。这是否彻底消除了自指,取决于如何分析这些无穷的语义依赖关系。

其他相关悖论既展现出相似之处,也显露出差异。如果两个句子中的一个说另一个为真,而另一个说第一个为假,它们就能构成一个说谎者循环。罗素悖论涉及的是由所有不包含自身的集体所组成的集体中的隶属关系,而不是真谓词。这些情形具有共同的否定性对角结构,但适用于集合构造的限制,并不能自动提供对语言中真理的解释。这个更广泛的悖论家族清楚地表明,基本的说谎者悖论是某种结构性困难的一种表现,而不只是一个碰巧出了问题的英语句子。

公理化真理与形式理论的局限

除了推动对特定语义模型的研究,说谎者悖论也促使人们研究公理化真理理论。这些理论在某种数学基础理论(通常是皮亚诺算术)之上,加入真谓词以及明确规定其用法的原则。它们并不预设所有直觉上合理的真理原则都能同时接受,而是考察哪些原则组合是相容的、它们会产生什么后果,以及它们为基础理论增加了多少数学强度。

一个重要的区分在于组合性原则与不受限制的自我应用之间。组合性真理理论规定,复合语句的真如何取决于其组成部分。合取句为真,对应于两个合取支都为真;否定句为真,对应于被否定的语句不为真;量化语句则需要满足有关其实例的适当条件。当这些条款仅适用于不含新增真谓词的基础语言中的语句时,它们就避开了不受限制的说谎者构造。同时,它们仍能提供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讨论该基础语言中任意复杂的语句。

真谓词之所以有用,是因为某些概括性陈述无法方便地用原有语言中的单个断言来替代。“这个理论的每个定理都是真的”针对一个可能包含无穷多个语句的集合,表达了一项统一的语义主张。仅仅逐一列出各个定理,并不能表达同样的概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从每个孤立的例子中消去“真”这个词,并不能消除对真谓词的需求。难点在于,既保留真谓词表达概括的功能,又不允许它不受限制地用于会产生悖论的实例。

形式理论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它们是否是其数学基础理论的保守扩张。保守扩张不会证明任何仅用原有语言表达的新语句。一些经过谨慎限制的真理理论具有这一性质;更强的真理原则,尤其是在与适用范围扩大的归纳原则或反思原则结合时,则可能产生新的数学推论。反思原则将一个理论能够证明的内容与为真或以其他方式得到证成的内容联系起来。其强度取决于具体形式和适用范围,因此,加入“真”既不意味着在数学上必然毫无影响,也不意味着必然带来极强的证明能力。

这些研究始终区分一个理论与用来研究它的元理论。相容性证明、模型构造或语义值分类,都是借助明确指定的外部资源来完成的。这本身并不意味着,被研究的理论就能不受限制地运用同样的推理来讨论自身。说谎者悖论使这一区分面临尤为严峻的挑战,因为所讨论的概念正是真本身:一个旨在描述所有正确断言的理论,自然也会被要求描述它自身的断言。形式化研究通过辨明哪些自我应用、真理条款和推理规则可以共存,以及哪些组合会导致矛盾或迫使表达能力受到更严格的限制,使这一要求变得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