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阿伦·克里普克(1940年11月13日—2022年9月15日)是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其研究重塑了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分析哲学。他为模态逻辑建立了影响深远的语义方法,挑战了既有的专名理论,并明确区分了必然之事与不依赖经验即可认识之事。他的著作还提出了有关遵循规则、信念、虚构话语及真理的一系列问题,至今仍引人探讨。
克里普克的声望源于一种罕见的结合:他既取得了技术性成果,又通过通俗易懂的例子展开哲学论证。他早期的研究使可能世界之间的关系成为解释模态系统的核心。以《命名与必然性》为题出版的讲座改变了语言哲学,并重新激起了形而上学中关于实质性问题的争论。他对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解读,以及他对语义悖论的形式化处理,催生了多个研究纲领;无论人们是否赞同他的结论,这些研究纲领都具有重要意义。
克里普克的许多研究在正式出版之前,已通过讲座、研讨班和未刊手稿广为流传。因此,不能仅凭已出版著作的数量来衡量他的思想影响。他的研究将数学语义学与一系列问题联系起来:词语如何指称,对象本来可能是什么样子,以及词语的某次使用何以算是正确。
生平、教育与学术生涯
克里普克出生于纽约州贝肖尔,主要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长大。他的父亲迈尔·S. 克里普克是一位拉比,母亲多萝西·卡普·克里普克则为儿童撰写教育读物。他在求学时期就表现出非凡的数学才能。在他早年兴趣逐渐形成的时期,逻辑学家正致力于为模态演算寻找系统的解释。这些形式系统包含表示必然性和可能性的算子;当时,人们对其数学性质的理解,比对其意欲表达的含义的理解更为清晰。
1959年,尚在十几岁时,克里普克就在《符号逻辑杂志》上发表了《模态逻辑中的一个完全性定理》。这篇论文确立了量化模态逻辑语义学中的一项重要成果。它并非仅仅是一篇早期的哲学习作,而是对一个技术要求很高的研究问题作出的贡献。随后,他进入哈佛大学,并于1962年获得数学学士学位。他从未获得博士学位;对于一位后来在学术哲学界身居要职的人来说,这种情况颇不寻常。
克里普克曾在哈佛大学和洛克菲勒大学任教,1977年加入普林斯顿大学。他在普林斯顿任教至1998年,后于2002年加入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担任杰出教授。他于1970年1月在普林斯顿所作的系列讲座整理成了《命名与必然性》,最初于1972年收入《自然语言语义学》一书,1980年增添新序后以单行本出版。2001年,他获得罗尔夫·肖克逻辑与哲学奖。
克里普克著作的出版时间顺序,只能部分反映其思想发展的先后。他于1973年在牛津大学所作的约翰·洛克讲座,直到2013年才以《指称与存在》为题出版。另一些论文和讲座则于2011年结集为《哲学的困惑》。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的索尔·克里普克中心成为保存和整理其著述的专门机构。
克里普克的治学风格将严密的形式推理与对日常事例的深入考察结合起来。他往往不追求提出一套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而是着力厘清现有理论所模糊处理的某个区分,并推演其后果。例如,对命名的追问引出了有关同一性和本质的论证;对如何运用数学规则的追问,则引出了有关意义的一般性问题。这种思考方式有助于解释,为何他能影响那些在方法论和形而上学立场上差异甚大的哲学家。
可能世界语义与模态逻辑
模态逻辑研究“必然”“可能”等表达式。早期的模态演算已经给出了公理和推理规则,但如何解释这些演算,仍存在争议。克里普克推动确立了一种关系语义:在某个世界中评价一个陈述时,要参照从该世界可达的其他世界。斯蒂格·康格尔、雅各·欣蒂卡等逻辑学家也发展了相关方法;克里普克的贡献在于,以一种尤为有力而系统的方式,将关系模型与形式演算联系起来。
命题模态逻辑的基本克里普克模型具有如下形式:。其中, 是一个非空的世界集合, 是这些世界之间的可达关系, 则为各个世界中的原子命题赋予真值。必然性的核心语义条款如下:
相应地,可能性被解释为至少在一个可达世界中为真。可达性并不一定意味着物理上的移动或时间上的先后。它的解释取决于所研究的模态:形而上学可能性、获准采取的行动、可用的信息,或其他具有特定结构的备选情形。
这一框架通过 的性质来解释不同模态系统之间的差异。作为 T 系统特征的公理 对应于自反性,即每个世界都可达自身。S4 系统进一步加入的公理 对应于传递性。S5 系统则可以用等价关系来刻画,这种关系具有自反性、对称性和传递性。这些对应关系使公理的选择有了可从数学上理解的依据,而不再仅仅取决于哪些模态语句在直觉上显得合理。
克里普克的完备性结果将形式上的可推导性与适当模型类上的有效性联系起来。完备性意味着,凡是在相关模型类中处处有效的公式,都能在相应演算中得到证明。可靠性则给出反方向的保证:可证明的公式都是有效的。这两类结果共同使句法研究与语义研究能够相互启发。
量化模态逻辑进一步提出了一些问题:哪些对象存在于哪些世界中,以及量词如何与必然性相互作用。固定论域模型与变动论域模型会导出不同的原则,来支配这些相互作用。这些技术上的选择在关于存在、同一性和本质主义的争论中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框架的用途也超出了形而上学解释的范围。状态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认知逻辑中与现有信息相容的备选情形、计算系统中的状态转换,或其他受到约束的可能性。不过,必须作出一项重要限定:可能世界语义在数学上的实用性,本身并不能确立任何特定的世界形而上学理论。这套形式体系规定了模型如何运作;至于其中的世界究竟是否代表某种事物、又代表什么,则需要进一步论证。
直觉主义逻辑与信息的增长
克里普克的语义学方法也改变了对直觉主义逻辑的研究。这种逻辑与数学中的构造性进路密切相关:要断言一个命题,就必须给出相应的证明或构造。它并不普遍认可经典逻辑的所有原则,尤其是不受限制的排中律 。为这些限制提供精确的语义,既有助于理解构造性推理,也对证明有关形式系统的结果十分重要。
在直觉主义克里普克模型中,节点按照一种表示信息可能增长的关系排序。如果 ,那么 就扩充了 处可获得的信息。原子命题的真具有持久性:一个原子命题一旦在某个节点得到确立,就会在所有后续节点继续成立。更一般地说,公式的强迫关系沿着这一序关系具有单调性。这些节点不必是物理时间中的时刻,也可以表示数学探究的不同阶段,或信息越来越丰富的状态。
蕴涵的解释尤为重要:
因此,要断言一个蕴涵,仅仅当前不存在反例还不够;在每一种允许的信息扩充下,它都必须依然成立。否定可以理解为蕴涵荒谬:当一个节点的任何扩展都不能确立 时, 就在该节点成立。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未能确立 并不会自动确立 。设想某个节点上的原子命题 尚未得到判定,但在一个可达的扩展节点上, 得到了确立。在原节点上, 不被强迫; 同样不被强迫,因为后续某个扩展节点强迫 。因此, 在该节点上未必被强迫。这不是在宣称某个矛盾为真,而是在区分“缺少证明”与“拥有否定的证明”。
由此得到的语义为经典有效的公式提供了反模型,也为直觉主义演算的完备性定理提供了支持。它还阐明了为什么经典的实质蕴涵真值表不足以表示构造性蕴涵。
尽管直觉主义克里普克模型与模态克里普克模型都使用关系结构,但二者不应混为一谈。直觉主义的强迫关系要求命题在信息增长过程中保持成立,而通常的模态赋值则不必如此。尽管如此,二者之间的联系仍有助于确立关系语义作为一种广泛适用的方法的地位。后来,证明论与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联系,尤其是在解释构造性证明以及对信息进行形式推理方面。
专名、摹状词与指称
《命名与必然性》挑战了这样一种观点:普通专名通过说话者赋予它的某个摹状词或一组摹状词获得其指称。克里普克讨论了与戈特洛布·弗雷格、伯特兰·罗素以及后来的描述理论相关的立场。这些立场存在实质性差异,他的论证也并未一概而论地处理这些理论的所有方面。他主要反对的主张是:名称的意义或指称,由具备语言能力的说话者与该名称所指对象相联系的描述性内容决定。
其中一个论证涉及错误与无知。一个人即使对亚里士多德知之甚少,也能用“亚里士多德”来指称亚里士多德。说话者也可能将某个名称与后来被证明为假的说法联系起来。如果成功指称要求所指对象满足说话者用来识别它的摹状词,那么就很难解释在这些情况下指称何以仍能成功。一个沿历史传承下来的名称,即使围绕其所指人物的信念得到纠正,也仍然可以继续指称此人。
克里普克的哥德尔例子进一步凸显了这一点。假设通常归于哥德尔的成就实际上是由另一个人取得的,而哥德尔窃取了这一成果。一个只知道哥德尔是不完备性定理发现者的说话者,并不会因此就一直是在指称那位假想的真正发现者。这个例子是一个思想实验,而不是对历史上的哥德尔提出指控。它旨在区分实际被指称的人与满足说话者心中最突出描述的人。
克里普克提出了一幅关于命名的历史图景。名称通过最初的命名行为引入,这一过程可能涉及直接认识,也可能借助摹状词。随后,名称沿着交际链条流传,后来的说话者意图用它指称先前说话者所指的同一对象。这一图景后来与指称的因果—历史理论联系在一起。克里普克将其视为有待完善的图景,而不是一套已经完整界定的充分必要条件。仅凭偶然的因果接触并不能确立指称,而既有用法的变化也会带来难以处理的情况。
他的第二项重要区分涉及名称在反事实推理中的表现。严格指示词在其所指对象存在的每一个相关可能世界中,都指称同一对象。按照克里普克的看法,普通专名通常就是这样起作用的。相比之下,“亚历山大的老师”在另一种可能情形中,所指的可能是亚里士多德以外的某个人。
因此,摹状词可以固定一个名称的指称,却不必与该名称同义。这一区分保留了摹状词在引入名称及识别名称所指对象时的作用,同时否定了名称不过是变相摹状词这一更强的论点。它也为克里普克关于必然同一性的论证奠定了基础。
必然性、经验知识与本质
克里普克认为,几组经常被视为紧密对应的区分必须分开看待。先验与后验的区分关乎我们如何能够认识某事。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区分关乎某事是否可能并非如此。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关乎命题与意义的关系,不过不同哲学传统对这一区分的表述有所不同。这些区分并不是把陈述划分为相同的两类。
其中最著名的成果是“后验必然”这一范畴。“昏星就是晨星”断言,历史上被当作昏星观测的天体,与被当作晨星观测的天体是同一个。天文学研究证实,这两个名称都指称金星。如果每个名称都固定地指称这颗行星,那么二者的同一性就不只是现实世界的一个偶然特征。这一发现来自经验,但一个对象不可能不与自身同一。
这并不意味着天文学研究没有必要,也不意味着观测者仅凭名称就能推断出这种同一性。这里区分的是:不确定一个名称指称哪个对象,与一个对象可能不是它自身的真正可能性。一旦这两个名称的指称都已确定,即便两个不同的天体分别承担了人们熟悉的观测角色,那也不是金星与金星彼此不同的情形。
克里普克将这种进路扩展到自然种类表达式。他以“水是 H₂O”为例,将通过经验发现的构成视为关乎水究竟是什么的因素,而不只是像透明性那样的又一种可观察属性。一种表面上与水相似、基本构成却截然不同的液体,并不因此就一定是水。这一推理为某些形式的本质主义提供了支持,并与希拉里·普特南的相关研究相互呼应。但仅凭这一推理,并不能解决有关化学物质、生物种类、混合物或日常科学术语边界的所有问题。
克里普克也论证了先验偶然的情形。在他的标准米尺例子中,“一米”的指称由某根特定的尺杆在指定时刻的长度来确定。规定这一标准的人无需另用其他标准进行测量,就能知道这根尺杆在当时具有该长度。然而,这根尺杆原本可能更长或更短。这一描述确定了计量单位,却没有使尺杆的实际长度成为它的本质属性。
有关起源的论证构成了他本质主义思想的另一条线索。他提出,某个特定的人不可能源自完全不同的生物材料,某个特定的人造物也不可能由完全不同的原始材料制成。这些主张并非仅凭模态语义学就能得出的结论,而是关于不同可能情形中同一性的实质性哲学判断。
同一性、意识与唯物主义
克里普克关于必然同一性的论述对心灵哲学产生了直接影响。心脑同一论认为,心理状态与物理状态是同一的,通常以疼痛与 C 纤维受到刺激这一组对应关系为例。克里普克主张,如果这两个表达式都严格指称各自所指的状态,那么二者若确实同一,这种同一性就必定是必然的。它不可能只是一种偶然的同一性,不能与某人恰好担任某个职务的情形相提并论。
唯物主义者的一种常见回应是,科学中的同一性即使起初看似偶然,也往往是必然的。例如,热就是分子运动,尽管不熟悉相关科学知识的人可能会设想其中一个存在而另一个不存在。克里普克承认,经验发现的同一性可以是必然的。他的异议在于,对这类同一性何以显得偶然的标准解释,不能直接套用于意识经验。
就热而言,可以把物理现象本身与人们通常借以察觉它的感觉区分开来。在某种情形中,分子运动即使没有伴随人们熟悉的感觉,也不意味着那里没有热。同样,类似热感的感觉也可能由其他原因引起。因此,同一性似乎具有偶然性的印象,可能源于把现象本身与它通常对观察者产生的效应混为一谈。
克里普克认为,疼痛却无法以同样的方式与其感受特征分离。某种状态如果确实让人感到疼痛,就不能说它只是表面上疼痛,而在查明其内在构成后,可能发现它其实并非疼痛。如果疼痛正是凭借这种现象特征来确定的,那么,对于疼痛似乎可以在没有某种特定神经状态的情况下存在这一点,就不能完全照搬解释热似乎可以脱离分子运动而存在的方式,将其排除。
这一论证依赖于若干有争议的前提:相关语词具有严格指称性,疼痛与其现象特征具有本质联系,以及无法通过恰当的错误解释来消除这种表面上的可分离性。因此,它并不是一项反驳所有版本的物理主义的形式证明。类型同一论、功能主义进路,以及有关现象概念如何运作的理论,对这一挑战有着不同的回应。
克里普克并未提出一套全面的替代性心理学,也没有系统地为笛卡尔式的身心二元论辩护。他的贡献在于改变了论证责任的分配。物理主义者不能仅仅声称心理与物理之间的同一性是偶然的,也不能假定,对其他科学同一性的成功解释会自动适用于意识。争论必须回答:为什么心理描述与物理描述看起来可以彼此分离,以及这种表象是否体现了真正的形而上学可能性。
维特根斯坦、规则与怀疑论悖论
在《维特根斯坦论规则与私人语言》(1982)中,克里普克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中关于遵循规则的讨论提出了一种解读。他明确指出,自己所展开的哲学论证,并不等于声称原原本本地还原了维特根斯坦的确切意图。由此形成的立场常被称为“克里普肯斯坦”,这一称呼表明,它与维特根斯坦本人思想之间的关系存在争议。
核心问题是:一个人过去使用某个表达式的方式,凭什么能够决定该表达式在新情形中的正确应用?假设某人此前只对低于某一界限的数使用过“加”这个词。他有限的作答记录既符合加法,也符合某种特殊函数:这个函数在此前的所有情形中都与加法一致,但在超过该界限后却给出不同的答案。克里普克用一个反常运算来说明这一点,并将其称为“quus”。
例如,定义:
如果此前的所有例子都只涉及小于57的数,那么仅凭过去的答案,就无法确定说话者所指的是加法,还是这种反常运算。怀疑论者追问:究竟还有什么事实,能够决定一道新题的正确答案应当是两数之和,而不是5?
克里普克考察了诉诸心理意象、明确指令、行为倾向和算法的各种回答。一组有限的指令本身也可能需要解释。行为倾向描述的是一个人会给出什么答案,其中也包括错误答案;而意义似乎决定的是这个人应当给出什么答案。如果一台机器或一种算法的预期运作方式在规定上仍有解释余地,那么仅仅诉诸机器或算法,也不能解决问题。因此,这一挑战涉及的是意义的规范性,而不只是行为证据的不足。
如果按字面接受这一怀疑论结论,那么这样一种观念就会受到威胁:关于一个孤立个体的某项确定事实,构成了这个人所表达的意义。克里普克的“怀疑论式解决方案”并不是找出某种先前被忽视的私人事实。相反,它考察的是:一个共同体在什么条件下,能够正当地将遵循规则归于某人,并纠正偏离共同实践的行为。使这类归属成为可能的背景中,包含着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一致。
这引发了广泛争论。批评者既质疑这种对维特根斯坦的解读,也质疑怀疑论论证的力度。还有人争论,共同体实践能否在不把正确性化约为意见一致的前提下解释正确性。本书与私人语言论证的关系尤为重要:它质疑的是这样一种语言的可能性,即其正确应用的标准完全是私人的,而不只是声称一个人在独处时无法说话或计算。
真理、语义悖论与不动点
克里普克在1975年的论文《真理理论纲要》中,提出了一种处理包含自身真谓词的语言的形式方法。这类语言面临着说谎者悖论,其典型例子是一个宣称自身不为真的句子。直接将这个句子判为真或假,都会产生人们熟知的困难。此前的处理方法,尤其是阿尔弗雷德·塔尔斯基的语言与元语言层级理论,通过区分真谓词所处的层级,避免了不受限制的自我应用。
克里普克转而考察一种仅得到部分解释的真谓词。这一构造从一种非语义词汇已有解释的语言出发。在初始阶段,部分或全部涉及真谓词的句子都暂不赋予真值。在后续阶段,对于一个断言某句子为真的命题,如果其中嵌入的句子已被确定为真,就将该命题赋值为真;如果那个句子已被确定为假,就将该命题赋值为假。
随着构造的推进,语义规则必须保留此前已经确定的结果。一种颇具影响力的版本采用了与斯蒂芬·科尔·克利尼相关的三值逻辑,其中包含真、假和未定义三种值。对复合句的求值规则允许在某些组成部分的值尚未定义时,仍然得出一些结论。例如,只要一个析取句中有一个析取支为真,即使另一个析取支的值仍未定义,整个析取句也为真。
这一过程逐阶段继续,必要时还包括超限阶段,直到达到一个不动点:再次应用真值赋予程序,也不会增加任何新的确定值。在这一阶段,真谓词的解释与构造过程已经生成的解释相一致。从最少的语义信息出发,仅添加规则所支持的信息,就能得到最小不动点。
由此便可区分有根基的句子与无根基的句子。一个关于雪的普通断言,以及随后一个宣称前一断言为真的断言,都可以通过这一构造获得确定值。说谎者句则保持未定义,而不是同时被赋值为真和假。一个仅仅宣称自身为真的句子,在最小不动点处也可能保持未定义,尽管其他不动点可能会以不同方式处理它。
这一理论并未消除围绕真理的所有困难。尤其是,从外部立场将一个句子描述为“不为真”,会引出表达能力方面的问题,而这与在形式语言内部对否定进行求值并不是一回事。强化的悖论,以及内部语言与语义元语言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重要问题。尽管如此,克里普克展示了如何在不强加简单层级、也不接受二值原则的每一个实例的情况下,容纳自指。
信念报告、虚构名称与存在
克里普克对指称的研究也揭示了报告他人信念时所面临的困难。在《一个关于信念的谜题》(1979)中,他描述了一位说法语的皮埃尔:皮埃尔认同“Londres est jolie”(伦敦很美),后来住进伦敦一个并不美观的街区,在当地学会了英语,又认同“London is not pretty”(伦敦不美)。皮埃尔并没有意识到,“Londres”和“London”指的是同一座城市。
报告他人真诚认同时所遵循的通常原则,加上通常的翻译做法,似乎支持我们把“伦敦很美”和“伦敦不美”这两种信念都归于皮埃尔。然而,皮埃尔未必表现出通常与自觉持有矛盾信念相伴的非理性。仅仅判定在信念报告中名称能否相互替换,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另一个相关例子涉及“帕德雷夫斯基”这个名字:说话者以为它指的是两个不同的人。这个例子无须使用两个不同的名字,也能重现同样的困难。
这一谜题关乎语言解释、理性与信念归属之间的相互作用。克里普克并未提出一套能够解决所有情形的完整理论。他所论证的是:支配认同与翻译的某些原则看似无害,却可能产生极其令人困惑的结果。这使得一种看法变得难以维持,即仅凭名称的语义学,就能对命题态度作出直接明了的说明。
他的讲座以《指称与存在》为名出版,探讨了命名的另一处边界:关于虚构对象与不存在对象的话语。日常语言允许我们说“夏洛克·福尔摩斯是一个虚构的侦探”,也允许我们说“夏洛克·福尔摩斯并不存在”。我们还可以比较不同的虚构人物,并断言是谁创造了他们。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必须说明这些语言实践,同时又不把虚构作品所叙述的事件当作真实发生的事件。
克里普克区分了两种情况:一是在讲故事时使用名称,二是把虚构人物作为文学创作的对象来谈论。按照这些讲座中提出的解释,虚构人物可以被理解为通过作者的活动而产生的抽象实体。这并不意味着福尔摩斯就是一个住在伦敦的具体侦探,而是要区分虚构人物的存在与符合故事描述的人的存在。
这些问题也表明,用一个摹状词替换一个看似没有指称对象的名称,并不一定足以解决问题。某个真实的人可能碰巧符合许多与福尔摩斯有关的描述,却不会因此就成为那个虚构人物。反过来,不同作品也可能描绘出属性相似却彼此不同的人物。因此,克里普克的处理方式将本体论与指称联系起来:解释虚构话语,既需要关注名称如何发挥作用,也需要关注文学实践引入了哪些种类的实体。
哲学方法、著作与学界反响
克里普克的影响力,部分源于他将形式技术与哲学例证相结合的独特方式。在逻辑研究中,他提出了模型、完备性证明和精确的语义构造。在哲学论证中,他则常常借助条件经过精心设定的案例:一项被错误归功于他人的发现、一个在社群中流传的名字、某物的物质起源发生改变,或一条算术规则被应用于新情形。这些例子旨在揭示某些概念之间的差异,而既有理论却将这些概念视为可以互换。
他的研究也改变了模态在分析哲学中的地位。此前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进路,包括逻辑经验主义的某些立场,以及威拉德·范·奥曼·蒯因对量化模态逻辑的批评,都促使人们对本质主义主张持怀疑态度。克里普克并非仅仅通过断言模态语言可以得到理解,来回应这种怀疑。他的形式语义学展示了如何对模态系统进行严格研究,而他关于名字的论证则力图说明:关于一个对象本可能是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不能还原为关于描述的问题。
他的主要著作分属不同的学术体裁。早期关于模态逻辑的论文属于技术性的研究成果。《命名与必然性》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口头讲演的行文节奏和不拘形式的风格。《维特根斯坦论规则与私人语言》集中展开了一项怀疑论挑战。《真理理论纲要》在提出一种形式构造的同时,也指出了更广泛的哲学问题。《哲学难题》汇集了有关指称、同一性、信念、知识及相关主题的研究,使他此前散见各处的更多论著得以集中呈现。
因此,学界对他的接受情况因具体学说而异,并不能简单地划分为接受或拒绝“克里普克的哲学”。即使在不接受其形而上学结论的研究者中,关系语义学也成为了标准的技术框架。必然性与先验知识之间的区分成了争论的核心议题,而关于自然类和起源的具体论证则仍有争议。那部讨论规则遵循的著作,无论在赞同还是批评其维特根斯坦阐释的人当中,都引发了广泛讨论。
后续研究继续探讨了一些经他的工作而变得更加明确的问题:名字如何在社会传播中保持指称,现象概念能否解释心身关系表面上的偶然性,真理理论如何处理强化版悖论,以及关于个体心理的事实能否决定意义。在计算逻辑中,克里普克式结构也成为模型检测中表征状态与迁移的标准工具,不过,这一工程技术发展是更广泛的研究共同体共同推动的成果。这些研究持续呈现出多样性,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克里普克的形式方法和哲学论证可以独立于任何单一的综合性学说而得到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