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游戏是指将语言的某种使用方式,与赋予其意义的活动、情境和实践能力结合起来理解。这一概念主要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相关,尤其见于他去世后于1953年出版的《哲学研究》。下达命令、报告观察结果、讲笑话、祈祷和进行计算,并不只是词语排列方式的不同:这些活动涉及不同的目的、预期,以及判定参与是否成功的标准。维特根斯坦使用德语词 Sprachspiel(语言游戏),意在引导人们关注这种多样性,以及言说与行动之间的联系。
将语言与游戏相比,强调的是习得的技巧、正确与否的标准,以及各种实践的多样性:它们可以同属一个宽泛的类别,却不具有某种共同的、界定其性质的单一本质。这种类比并不意味着言说是轻浮的、说话者彼此竞争,或语言的正确性是任意的。语言游戏可以是初步的教学情境、经过简化的想象中的实践,也可以是某种既有语言中人们熟悉的活动。它们是进行哲学比较的工具,而不是穷尽式分类中的基本单位。
这一概念在语言哲学、心灵哲学、对社会实践的阐释,以及有关宗教话语和科学话语的争论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核心意义在于转移了哲学关注的重心:不再仅仅追问一个词指称什么,或一个句子表征什么,而是追问各种表达在人类生活中如何发挥作用。
从逻辑表象到语言实践的发展
维特根斯坦早期的著作《逻辑哲学论》于1921年以德文出版,1922年又推出德英对照版,该书从命题与世界的关系入手探讨语言。有意义的命题凭借其与所描绘对象共有的结构,表象一种可能的事态。这一论述与逻辑学、有意义的断言的界限,以及可说之物与只能显示之物的区分等问题相联系。后来,语言游戏这一概念正是在对这种哲学观作出重大调整的过程中形成的。
1929年重返剑桥后,维特根斯坦越来越多地考察表达式获得意义的实际情境。他的讨论转向计算、学习、期待、命令、描述以及规则的应用。他不再寻找有意义的语言所共有的单一底层逻辑形式,而是考察语言各种用法之间的差异。这一转变既非一蹴而就,也不是简单地用一套成熟体系取代另一套。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著述展现了一个长期过程,其间他不断尝试各种例子与方法。
在后来以《蓝皮书和棕皮书》之名为人所知的材料中,语言游戏成为突出主题。《蓝皮书》口授于1933至1934年,《棕皮书》口授于1934至1935年;两者于1958年合刊出版。其中,《棕皮书》尤其着力构建了一些简化的语言实践,涉及命令、物体、数值表达式和回应。这些构造将某些特征单独呈现出来;由于日常语言同时结合了多种技巧,这些特征在日常言语中往往难以察觉。它们的简化是出于方法上的考虑,并非试图以考古式的方式重建人类最早的语言。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在讨论建筑工人使用的一种语言时引入了这一术语。第7节既用“语言游戏”指基本的学习实践,也用它指由语言及与之交织的活动构成的整体。第23节列举了多种多样的例子,包括下达命令、描述物体、报告事件、演戏、翻译、致谢、咒骂、问候和祈祷。这种刻意呈现的多样性,旨在抵制这样一种假定:每一句有意义的话语归根结底都必须发挥同一种功能。
不过,对维特根斯坦早期与晚期思想所作的这种历史对比,仍需加以限定。他的早期著作已经认识到,日常语言可能掩盖自身的逻辑运作方式;而且,在这两个时期,他都认为哲学上的困惑与对语言的误解密切相关。最具决定性的变化,在于多样性和使用所被赋予的地位。晚期著作不再寻求以一个包罗万象的表象模型来解释有意义的言语,而是考察那些使不同表达式得以被理解的具体实践。
建筑工人的语言与例子的构造
最著名的入门语言游戏出现在《哲学研究》第2节。建筑工人甲与助手乙一起工作,使用四种建筑石料:石块、石柱、石板和石梁。甲喊出一个词,乙便搬来相应的石料。维特根斯坦请读者把这想象成一种完整的原始语言。这些词并不是先作为标签获得意义,然后再另行得到实际应用。它们在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是理解这些词意味着什么的关键。
这个例子回应了书中开篇引述的希波的奥古斯丁关于语言学习的论述。奥古斯丁描述了自己如何通过观察成人为物体命名并表达意图来学习词语。维特根斯坦认为,这是一幅我们熟悉的语言图景,却不足以解释语言所做的一切。它或许适用于某种有限的实践,但一旦被提升为普遍的解释,就会产生误导。一种主要由索取石料的命令构成的语言,恰好就是能让这幅图景显得颇有说服力的情境。
随后的变例引入了数词、指示词、样本,以及与不同任务相关的表达。这些变例揭示,表面相似的词可以具有不同的功能。用来说明需要多少块石板的数词,其作用方式与建筑材料的名称并不相同。颜色样本可以指导选择,却不必像另一个物体名称那样发挥作用。要理解这一语言系统,就必须理解其中每个组成部分如何参与有组织的活动。
这一进路也改变了对实指定义,即通过指点来解释的理解。指着一个红色物体说“红”,这一举动本身并不能确定,学习者正在被教授的是一种颜色、形状、材料、数量,还是某个特定物体的名称。周围正在进行的活动以及学习者已有的能力,限定了这一指示所解释的内容。因此,指点并不是一种无须解释便能自行表明意义的基础,不能在不借助其他背景的情况下,由它建立起一切语言能力。
建筑工人的语言并不是要表明,一切语言都由命令或条件反应构成。它的狭窄性揭示了这样一种危险:把某一种话语当作其他所有话语的范型。接下来,还可以用另一个例子反过来揭示这一范型的局限。维特根斯坦的方法依赖于不同案例之间的比较,而不是寻找一种微型语言,再从中推导出一切复杂的言语形式。
也并非每一种语言游戏都必须是人为构造的或初级的。购物、报告测量结果、作出承诺、叙述梦境,都可以作为语言游戏来考察。这些简化的构造使特定的联系显现出来;日常实践则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案例,其中词语、手势、制度与目的相互交织。
意义、使用与哲学语法
与语言游戏联系最为密切的论述,见于《哲学研究》第43节:在很大一类情形中,尽管并非所有情形,一个词的意义可以解释为它在语言中的使用。这一限定十分重要。维特根斯坦并非简单地把意义等同于一个表达式的任何一次出现,也不是说,一个词的意义就是某个人在某个场合碰巧想要表达的意思。这里所说的使用,属于那些可以学习、辨认,并且有正确与错误之分的运用技艺。
“要五块石板!”这样的表达,在一种情境中可以起命令的作用,在另一种情境中则可以起报告的作用。两者的差别,不能仅凭发出的声音或提到的对象来充分说明。它取决于谁在说话、正在发生什么、怎样的回应才恰当,以及参与者已经学会了如何行动。同样,“我承诺”通常并不是在描述某个恰好伴随说话而发生的内心事件。在适当的情境中,说出这句话就是承担一项承诺。关注使用,可以揭示那些被单一的“对象—名称”模型遮蔽的区别。
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法,并不限于学校里教授的句子构造规则。它涉及决定表达式如何以可理解的方式发挥作用的条件及关联。例如,关于“知道”的语法问题,涉及它与证据、怀疑、错误和证成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这个词的语法类别。哲学语法考察的是:怎样才算运用了一个概念,哪些对比赋予了它相应的作用,以及是什么使某些词语组合具有意义或产生误导。
这种侧重点并不排斥指称、表征或真理。为对象命名和描述事件,都是真正的语言活动。关键在于,必须在实践中理解这些活动如何运作,而不能假定它们能够解释语言的一切用法。描述之所以有准确与不准确之分,是因为既有的技艺把其中的表达式与可供检验的情境联系起来。因此,语言游戏的进路不必反对对事实真理作出解释;它所反对的,是一切有意义的话语都必须像事实描述那样运作的主张。
关于语言统一性的问题,引出了家族相似性。在第65至71节中,维特根斯坦质疑了这样一种要求:凡是被称为游戏的事物,都必须共有某个界定性属性。棋盘游戏、纸牌游戏、竞技运动和独自消遣的活动,呈现出彼此交叠的相似之处,却看不出它们具有某个共同特征。语言同样不必依靠每一句话都共有的某种隐藏本质来获得统一性。
这一类比仍允许在实践需要的地方追求精确。法律定义、数学概念和技术词汇都可以具有明确划定的边界。它所拒绝的是由此推断:每一个成立的概念都必定已经具有这样的边界,或者,发现一个概念的意义,总是在于找出一个给出必要且充分条件的定义。
规则、学习与正确性的可能性
语言游戏并不只是一连串有规律的声音与回应。参与者会区分遵照指令与误解指令、计算正确与计算出错。这些区分使这一概念与规则遵循问题产生关联:有限的表达、解释或训练经历,如何能够确定在无穷多的新情形中,怎样继续下去才算正确?
维特根斯坦通过涉及数列的例子来展开这一问题。一个学过每次加二来续写数列的人,可能在某一点之前都给出预期的答案,此后却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任何有限的既往表现样本,若孤立地看,都无法排除所有其他续写方式。诉诸头脑中的公式也不会自动解决这一困难,因为公式本身同样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如果每一种解释都需要另一种解释来确定其应用方式,那么解释就有陷入无穷倒退的危险,始终无法抵达实际的实践。
第201节提出了一个表面上的悖论:在某种解释之下,任何行动方式都可以被说成符合某条规则。维特根斯坦的回应并不是简单地认为正确性不复存在。他区分了对规则的解释与在应用规则时表现出的实践性把握。循着路标行进、使用表格或继续计算,都依赖于已经确立的回应技巧。解释最终抵达的是参与者已经学会从事的活动,而不是一条无限延伸的言语解释链。
这种说明重视训练,却没有把语言的规范性归结为条件作用。学生并非只是在因果作用下发出声音,而是在学习各种实践;在这些实践中,纠正、理由、例子和示范各有其作用。“通常会这样做”与“这样做才算正确”之间的区别仍然至关重要。一个群体可能经常犯某种算术错误,而个人也可能有理有据地质疑一种惯常做法。因此,仅凭社会行为的规律性,并不足以说明规则的权威。
索尔·克里普克在《维特根斯坦论规则与私人语言》(1982年)中,对这些段落提出了一种影响深远的解读。他以“quus”为例,设想了一种函数:对于熟悉的小数值输入,其结果与加法相同,但超出这些范围后便与加法不同。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使说话者表达的是加法,而不是这样的另一种运算。克里普克提出了一种怀疑论式的解决方案,其核心是共同体在什么情况下会认定某个个体正在遵循规则。
这种解读至今仍有争议。一些读者认为,它有力地重构了维特根斯坦的问题;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把维特根斯坦试图消解的怀疑论归到了他本人头上。语言游戏是这场争论的核心,因为它将表达式置于应用与纠正的实践之中,但这些实践究竟如何解释规则的约束力,仍是争论所在。
生活形式与语言的社会背景
生活形式这一概念指出了使语言游戏成为可能的更广阔背景。在《哲学研究》第19节中,维特根斯坦将想象一种语言与想象一种生活形式联系起来。在第23节中,这一表述强调,说话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语言的运作并不独立于使用者的身体能力、惯常反应、物质条件以及有组织的实践。
测量可以用来说明这一背景。一份测量报告所依赖的,并不只是一个为对象赋予数值的句子。它还预设了仪器、使用仪器的程序、重复操作的标准,以及对仪器读数与仪器故障的区分。语言实践与操作物体、比较结果、传授程序以及处理差异交织在一起。缺少这些联系,同样的符号或声音并不会自动构成一次测量。
维特根斯坦在第241至242节中对一致性的讨论,在这里十分重要。人们之间的一致,并不限于明确接受某些定义;它还包括在判断上达成足以使语言正常运作的一致。如果说话者总是在诸如同一个对象是否仍然在场、是否已经进行过比较,或是否已经重复过计算等问题上意见不一,那么熟悉的实践就会难以维持。这种一致通常体现于日常行为之中,而不是通过事先的哲学论证来确立。
这并不意味着真理由投票决定,也不意味着异议不可理解。共同的实践提供了一个背景,使分歧能够具有确定的内容。对一项测量提出异议,通常预设了人们对仪器和程序有足够的共同理解,从而能够明确争议所在。质疑也可能改变实践,但要使这种改变可以理解,它就必须与既有的能力和关切保持联系。
“生活形式”的确切涵盖范围仍有争议。有些解释强调文化和历史上的差异:不同共同体以不同方式组织活动,其概念也反映了这些差异。另一些解释则强调人类共同的身体特征与自然史,包括疼痛行为、手势、学习以及广泛共有的反应。维特根斯坦的论述支持同时关注这两个维度,却没有对两者的关系作出系统的分类说明。
因此,不应把语言游戏想象成彼此封闭的隔间,分别属于相互无法理解的共同体。活动彼此交叠;说话者在不同活动之间往来;词语的用法得到扩展;新的情境也会改变既有的技法。翻译本身就是维特根斯坦列举的语言活动之一。理解另一种实践,可能不只是用对等词替换其中的词语;但需要了解这种实践所处的情境,本身并不足以证明理解是不可能的。
通过比较澄清哲学问题
语言游戏是哲学探究的工具,而不是关于语言习得或交际的科学理论的组成部分。维特根斯坦在第130节中将其描述为比较的对象,旨在揭示语言用法的异同。刻意简化的案例能够暴露某种预设;当哲学家过于匆忙地略过日常言语的复杂性时,这种预设往往隐而不显。
这种方法反复针对的一个问题,是将熟悉的解释图景移用到不适合的情境中。因为“椅子”可以指称一个可见的物体,人们便可能觉得,“意义”“疼痛”或“时间”也必定指称某种实体,而哲学应当发现这些实体的本质。又或者,因为有些句子是在陈述事实,人们便可能将一切有意义的句子都视为事实陈述。语言游戏要求我们关注说话者实际上如何使用特定表达,从而阻止这类推衍。
这一方法与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看法密切相关:当语言脱离了使其具有明确作用的具体情境时,哲学问题便产生了。对此,我们未必需要立即将令人困惑的句子斥为无意义。我们可以构造一个使该句子能够获得意义的情境,将这一情境与它在哲学中的使用情境加以比较,或找出其中具有误导性的类比。其目标是清晰呈现被抽象表述遮蔽的种种联系。
这种进路不同于收集语言使用的统计数据。一种常见的说话方式,在被移用于陌生的解释任务时,仍可能造成混乱。反过来,一个虚构的语言游戏,也能阐明一种从未在实际语言共同体中得到记载的可能性。重要的是比较是否可理解,以及它使哪些区别显现出来,而不只是某个表达出现的频率。
因此,语言游戏与日常语言哲学关系密切,却并不完全一致。与这一思潮相关的哲学家也考察人们熟悉的表达,以质疑抽象的哲学预设。不过,维特根斯坦一再使用虚构的案例、不同寻常的情境和经过大幅简化的实践。日常语言提供的是探究的起始材料,而不是一份无可置疑的哲学正确答案清单。
此外,在如何看待理论的问题上,也存在一种方法论上的张力。一些诠释者认为,语言游戏进路支持一种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普遍意义观。另一些诠释者则强调维特根斯坦对哲学中解释性理论的抵制,并将语言游戏理解为针对具体问题的治疗手段。按照后一种看法,将语言游戏变成一种普遍公式——例如“所有意义都是由社会建构的”——就可能重蹈覆辙,再次追求那种单一的解释模型,而这些例子原本正是要挑战这种追求。
感觉、心理语言与知识
语言游戏在维特根斯坦对心理概念的探讨中起着核心作用。疼痛、意图、期待和理解等词,似乎是在指称某些私人对象或过程,只有拥有它们的人才能接触到它们。如果不考察实际用法就接受这种图景,日常关于心理生活的交流便会变得令人困惑:说话者似乎只能比较外在迹象,而所谓的意义却始终隐藏在每个人的内心。
私人语言论证质疑这样一种语言:其表达式所指涉的体验,原则上只有说话者本人才能辨认。在第258节的日记例子中,一个人试图将某个符号与一种私人感觉的再次出现联系起来。困难不只在于别人无法查验这种感觉,还在于,对这一联系的记忆本身,无法独立确立当下对该符号的使用是否正确。如果凡是看起来正确的就自动算作正确,那么原本想要作出的“正确”与“看似正确”之分就失去了作用。
第293节中“盒中甲虫”的例子进一步阐述了一个相关观点。每个人都有一个盒子,里面装着某种被称为“甲虫”的东西,但谁也无法查看别人的盒子。如果尽管存在这一限制,这个词仍有约定俗成的公共用法,那么那些无法接触的盒中之物,就不能承担人们赋予它们的解释功能。这个例子并不是要证明感觉不存在,而是在质疑这样一种模型:心理表达式的意义,取决于通过私人查验来辨认的对象,而这些对象又处于其可被公众理解的使用方式之外。
疼痛语言提供了一种更具正面意义的对照。维特根斯坦考察了表达疼痛的言语如何能从哭喊等自然表达中发展出来。说“我疼”,通常不必是一种基于辨认内在对象的观察报告;它可以直接起到表达疼痛的作用,而以第三人称述说他人疼痛时,语言的运作方式则有所不同。这些不对称之处对于他心问题十分重要: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心理语言理解为凭借间接证据来辨认隐藏对象的活动。
这一进路也贯穿于认识论研究。在写于1950—1951年、出版于1969年的《论确定性》中,维特根斯坦探讨了表达知识与怀疑的语言,部分是为了回应乔治·爱德华·摩尔。对一个命题提出怀疑,通常需要有一定的背景,使检验、理由以及可能的纠正都能发挥可辨认的作用。对一切的彻底怀疑,则可能消除赋予具体怀疑以意义的背景。
这些论述引出了不同的解释,其中一些强调不经推论便接受的基本立场,另一些则着重于实践中的确定性。它们与语言游戏的共同联系在于,都坚持认为:仅仅考察“我知道”“我怀疑”和“我相信”的言语形式,并不足以恰当地理解这些表达。
接受、拓展与争论
语言游戏概念影响了二十世纪哲学的多个流派,但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学派。在分析哲学中,它对语言活动的关注,与约翰·朗肖·奥斯汀对施为话语的研究以及后来由约翰·瑟尔系统发展的言语行为理论有所交汇。承诺、命令和宣告体现了这些研究共同关注的问题:话语究竟完成了什么。不过,这些研究进路也存在差异:言语行为理论试图提出较为一般性的分类和条件,而维特根斯坦的例子往往难以纳入一套全面的分类体系。
在有关社会研究的哲学探讨中,彼得·温奇的《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1958年)运用维特根斯坦关于规则和意义的思想,考察如何理解社会行动。如果不参照使某种行动成为该类行动的实践,就无法充分辨明投票或付款这样的行动。这一侧重点引发了有关社会科学解释的争论,尤其涉及参与者所用的概念、外部分析与因果解释之间的关系。
在宗教哲学中,语言游戏与一些研究进路联系起来,这些进路将祈祷、忏悔、礼拜和宗教信仰置于其实际活动情境中加以考察。D. Z. 菲利普斯是这一接受过程中的代表人物。这类研究追问:如果仅仅将宗教话语视为不成功的科学假说,是否就误解了它们?批评者认为,诉诸一种独特的宗教语言游戏,可能使有关主张免受正当的审查。辩护者则区分了关注一个陈述的实际作用与赋予它免受批评的特权。维特根斯坦将祈祷列入语言活动,本身并不能判定宗教信仰是否为真或是否具有正当依据。
这一概念还通过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1979年)进入了后现代主义。利奥塔在讨论不同类型的话语、知识及合法化问题时运用了语言游戏概念。他强调规则的异质性以及话语实践之间的冲突,将这一术语拓展到了其原初语境之外。不应将这种用法直接视为维特根斯坦本人关于社会或知识的观点的表述。
一种持续存在的反对意见涉及相对主义。批评者追问:如果证成标准是在实践内部运作的,那么相互竞争的实践能否得到比较和评判?仅凭不同语言游戏的存在,并不能推出最强的相对主义结论。它们可能共享程序、对象和批评方式;说话者也可以通过与他人的接触修正自身的实践。尽管如此,依赖于实践的标准如何能够支持跨越深刻分歧的批评,仍是一个实质性的哲学问题。
另一项争论涉及解释力。当“语言游戏”将注意力引向被忽视的情境时,它能够帮助澄清问题;但如果只是把某种话语标记为不同,它也可能无法提供有意义的说明。因此,富有成效的运用需要明确相关的活动、判准、训练,以及它们与其他实践的联系。这一概念能否继续发挥哲学作用,取决于这些细致的比较,而不是将每个言说领域都视为自成一体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