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题通常被理解为可以为真或为假的内容:它可以由陈述句表达,在陈述中得到断言,或在思维中被思考。例如,英语句子“Snow is white”和法语句子“La neige est blanche”虽然是不同的语言表达,却可以表达同一个命题。命题在逻辑学、语言哲学和认识论中占据核心地位,因为推理、交流和知识似乎都涉及某种内容,而这些内容可以由不同说话者以不同语言、在不同场合共同表达或把握。
这一刻画说明的是命题所承担的理论角色,而不是一个得到公认的定义。哲学家们对于命题是否作为独立于语言的对象而存在、命题是否具有内部结构,以及两个命题在什么条件下是同一命题,都存在分歧。有些人将命题等同于可能世界的集合;另一些人则将其分析为由对象、性质或意义构成的结构化组合。还有一些人在解释陈述和信念时,并不承认命题是一个独立的实体类别。
“命题”一词也有一些范围更窄的专门用法。在初等逻辑中,“命题”可以指陈述句,也可以指被当作推理单元的公式。在数学中,它常用来指称经证明成立的结果。这些用法与哲学上的命题概念有所重叠,却并未解决陈述究竟说了什么、思想究竟表征了什么这一哲学问题。
命题、句子、陈述与事实
命题与句子的区分,是将内容与其语言表达区分开来。句子是属于某种语言的表达式;按照一种常见观点,命题则是在适当使用该句子时所表达的内容。不同的句子可以表达同一个命题,直接对应的译句就是如此。反过来,同一个句子也可以在不同场合表达不同的命题。“会议现在开始”这句话在不同时间说出时,所表达的内容也不同,即使措辞没有变化。
还需要进一步区分句子类型与句子个例。句子类型“门开着”可以有无数个口头或书面的个例。两个人可以分别说出或写出这一句子,在同一时间对同一扇门作出相同的断言。无论是实际写下的符号还是声波,都不必被等同于内容本身。这一区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某个内容可以被重复、翻译、记住或否认,而不必重现其原有的语言载体。
“陈述”一词的用法则不那么固定。它可以指陈述句、作出断言的行为,也可以指所断言的内容。断言是说话者实施的一个事件;其命题内容则是说话者作为真的东西提出的内容。疑问句或命令句也可以涉及密切相关的内容,却不对其作出断言。“门关着”“门关着吗?”和“把门关上”都涉及门处于关闭状态,但它们实施的是不同的言语行为。这三者是否包含完全相同的命题,取决于所采用的疑问句与祈使句理论。
命题也有别于事实。命题可以是假的:所有鸟都会飞这一命题就是假的。在通常的哲学用法中,事实是实际成立的情形,例如有些鸟不会飞这一事实。有些理论将真命题等同于事实,另一些理论则区分具有表征作用的内容与使该内容为真的现实状况。不偏向任何一方的说法是:承认命题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必须将假命题视为不存在。
将命题称为真值承担者,是在指出其功能,而不是给出完整的本体论说明。句子、判断、信念和断言也会被称为真的或假的。以命题为基础的理论可以将这些真假归属解释为派生的:一个断言之所以为真,是因为它的内容为真。相反的观点则可能将句子或判断行为视为首要的。因此,命题承载真理这一主张,必须与更强的主张区分开来,后者认为只有命题才在根本意义上承载真理。
历史发展
古代的相关讨论提出了现代命题概念的若干先驱观念,但并未采用统一的理论。在《解释篇》中,亚里士多德将能够作出断言、具有真假的话语,与祈祷等其他类型的话语区分开来。他的论述将肯定和否定分别与词项的结合和分离联系起来。他对“明日海战”的讨论还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问题:关于未来偶然事件的陈述,是否现在就必须具有确定的真假。
斯多葛学派围绕 lekta(通常译为“可说之物”)建立了另一套理论框架。完整的可断言项,即 axiōma,是一种能够为真或为假的可说之物。在斯多葛学派的本体论中,可说之物是无形体的,与说话者用来表达它们的声音不同。克律西波斯及其他斯多葛派逻辑学家研究了条件论证和析取论证,其形式与现代命题逻辑的某些部分相似。不过,不应简单地将斯多葛学派的可断言项等同于当代所说的超越时间的抽象命题;要理解他们对时态和真值变化的处理,就必须注意其古代的理论框架。
中世纪逻辑学家通常用拉丁语 propositio 指称一种断言性表达式,其构成方式使之能够表示真或假。他们在讨论中区分了口头命题、书面命题和心灵命题,但不同作者对三者关系的理解各不相同。这些理论与经院哲学中关于指意、心灵语言和推理的论述相联系。因此,这段历史并不是从语句逐步走向抽象对象的单线进程:语言层面的命题观与心灵层面的命题观曾多次并存。
十九世纪的一项决定性进展出现在伯纳德·波尔查诺于1837年出版的《科学论》中。波尔查诺将自在命题与命题的语言表达,以及人们思考命题时的心理活动区分开来。此后,戈特洛布·弗雷格区分了句子的涵义与指称。在1892年的《论涵义与指称》中,完整陈述句的涵义是思想,而其指称则是真值。他后来在1918年发表的《思想》一文中主张,思想既不是物理对象,也不是私人的心理事件。
早期分析哲学将命题置于核心地位,但对命题的本性也存在争论。乔治·爱德华·摩尔和伯特兰·罗素提出了实在论的解释,不过,随着罗素对判断和逻辑分析的研究不断深入,他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于1921年以德文出版的《逻辑哲学论》将命题与对可能情形的表征联系起来。此后,二十世纪的研究逐渐分化为结构进路、可能世界进路、语言进路和紧缩主义进路,而非汇聚于某个沿袭下来的统一定义。
形式逻辑中的命题
在命题逻辑中,、 和 等字母表示命题或代表陈述句,具体取决于所采用的表述方式。逻辑联结词用于构造复合式: 表示否定, 表示合取, 表示析取。在经典逻辑中,赋值为每个原子字母指定两个真值中的一个,并递归地确定复合公式的真值。因此,
这套形式机制本身并不能确定命题究竟是什么。真值表记录的是复合式的真值如何取决于其组成部分的真值,而不必判定这些组成部分究竟指称抽象内容、代表句子,还是仅仅充当形式上的占位符。因此,“命题演算”这一名称指的是逻辑分析的一个层次,而非一种必须接受的形而上学理论。
实质蕴涵体现了形式语义与日常语言之间的差异。在经典逻辑中, 仅在 为真且 为假时为假。它等价于 。然而,日常语言中的“如果”句式可以传达因果、解释、时间或证据方面的联系,而这些联系并不体现在这一真值表中。承认这一局限并不意味着经典蕴涵无效,而是明确了这一联结词刻画了什么,以及可能还需要哪些进一步的分析。
形式上的逻辑后承涉及真值在不同解释下的保持。如果 是一个前提集合,那么
表示:凡是使 中所有成员为真的相关解释,也都使 为真。这不同于句法关系 ,后者表示可以运用某个指定的证明系统推导出 。对于特定的演算系统,可靠性定理和完备性定理将这两种关系联系起来。这两种关系都不应与某个人从一种信念转向另一种信念的实际心理过程混为一谈。
谓词逻辑能够作出命题逻辑未加分析的区分。它不把“每只渡鸦都是黑色的”当作一个原子单位,而是可以将其量化结构表示为 。像 这样的开放公式,通常需要先给定变量赋值,才能在模型中判定其真假。闭句没有自由变量,但它是否表达了一个完全确定的命题,仍可能取决于解释和语境。因此,形式上的封闭并不等于独立于一切语义条件。
存在与本体论地位
支持命题存在的论证,往往始于一些看似平常的认定。两个人可以相信同一件事,一个结论可以由若干前提推出,用一种语言断言的事情也可以用另一种语言加以否认。命题似乎为这些关系提供了共同的对象。如果安娜相信桥已封闭,而本怀疑桥已封闭,那么,尽管两人的态度在心理性质上有所不同,它们似乎都指向同一个内容。
实在论理论将这类内容视为真实存在的实体。在许多理论中,命题是抽象的:它们没有空间位置,也不等同于某个具体的文字记录或神经活动事件。它们的存在不必依赖于任何人实际对其作出断言或加以思考。这使得一个命题即使从未有人考虑过,也可以为真,并且使得任意多的人都可以在心中把握同一个内容。这类理论不仅属于语义学,也属于本体论和形而上学。
不过,抽象性并不是一种单一而精确的学说。一种理论可以区分抽象命题与具体事实,同时允许命题包含某个具体个体作为其组成部分。另一种理论则可能否认,关于某个人的命题能够在那个人不存在的情况下存在。因此,命题是抽象的、超越时间的、独立于心灵的以及必然存在的,是几项彼此独立的主张;接受其中一项,并不自动确立其余各项。
一个重要的反对意见涉及如何解释我们对命题的认知通达。如果命题是没有因果效力的抽象对象,那么,作为物理存在的语言使用者如何能够理解或指称它们?实在论者可能会回答,语义表征并不要求与每一个被表征的对象发生因果互动,或者,把握一个命题就在于具备适当的概念能力。批评者则可能认为,这只是转移了困难,并未解决困难。一个相关的质疑是:抽象的组合究竟如何获得表征任何事物的能力?
其他理论试图用更少种类的实体解释同样的现象。唯名论进路可能诉诸句子、句子的具体实例、语言实践,或通过翻译界定的等价类。心理学进路则可能将内容等同于某些类型的心理表征,或借助这些表征类型重构内容。这些解释也面临各自的问题,例如如何说明共同的内容、未被表达的真理,以及那些无法用现有任何语言中的简便句子来表达的命题。
威拉德·范·奥曼·蒯因对命题实体提出质疑,部分原因在于其同一性条件似乎并不清楚。如果一种理论声称,不同句子表达的是同一个命题,那么它就必须解释这里的“同一”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不能只是重复一个同样含混的意义同一性概念。因此,争论不仅关乎抽象对象是否可以接受,也关乎命题是否承担了不可或缺的解释工作,以及能否为命题确立足够精确的同一性判准。
可能世界与同一性条件
一种广泛使用的语义模型将命题等同于使其为真的可能世界所构成的集合。若 是相关的世界空间,那么命题 就表示为 的一个子集:
等价地,命题也可以表示为从世界到真值的函数。这里的世界是现实本可能呈现的另一种完整样态,或是对这种样态的形式化表示;采用这种语义学,并不要求接受大卫·刘易斯关于具体世界的那套特定形而上学。
这一模型为逻辑运算提供了清晰的集合论解释。否定对应于取补集,合取对应于取交集,析取对应于取并集:
蕴涵对应于包含关系:当 时, 蕴涵 。必然命题在相关世界空间中的每个世界都为真,而不可能命题在任何世界都不为真。这些关系使这一理论在模态逻辑和信息理论中颇为有用。
相应的同一性判准十分严格:两个命题是同一命题,当且仅当它们恰好在相同的可能世界中为真。这使得那些只是在现实世界中碰巧具有相同真值的内容得以区分。“巴黎正在下雨”和“罗马正在下雨”这两个命题今天可能都为真,却在其他可能情形中具有不同的真值。因此,与仅凭现实真值来认定命题是否相同相比,依据可能世界来区分命题更为精细。
然而,对某些用途而言,这种区分仍然过于粗略。在标准的可能世界模型中,每个必然真理都对应于整个集合 。因此,不同的数学定理或逻辑等价的表述可能会归并为同一个命题。但一个人可能理解或证明了其中一个,却并未理解或证明另一个。同样,所有不可能为真的内容都对应于空集,尽管不同的错误可能具有不同的认知意义和解释意义。
这促使人们提出超内涵理论,即使内容必然等价,这类理论仍能加以区分。已得到探索的进路包括结构化内容、对证明差异敏感的模型,以及引入不可能世界的语义学。每种进路都在通常的可能世界真值条件之外引入了进一步的区分,但这些区分需要获得独立的论证支持。
可能世界模型也未能确定,哪些维度属于内容本身,哪些属于内容的求值情境。命题的求值可以只相对于一个世界,也可以相对于一个世界以及某个时间、地点或主体。这些选择会影响同一性条件,以及对时态和视角的处理。因此,由此得到的模型应被理解为明确提出的理论方案,而不是对某个普遍认可的对象所作的、可以互换的不同记法。
结构化命题与组合性
结构化命题理论认为,命题由各个成分以具有意义的方式组合而成。像“苏格拉底是智慧的”这样简单的述谓,可以示意性地表示为:
这一记法只是示意,并非完整的分析。其核心思想是:命题内容包含一种性质、一个个体,以及一种将该性质呈现为适用于该个体的组织方式。更复杂的命题还可能包含关系、量词、逻辑运算或其他命题。
罗素式理论通常允许对象本身成为命题的组成成分。因此,关于苏格拉底的命题可以包含苏格拉底本人,而不是一个能够唯一确定他的描述性条件。这种解释与名称的直接指称理论密切相关。相比之下,弗雷格式进路将命题的组成成分与涵义或呈现方式联系起来。即使“晨星是明亮的”和“昏星是明亮的”这两个描述都涉及金星,这类理论仍能区分二者所表达的思想。这一区别是涵义与指称问题的核心。
命题结构有望解释那些被可能世界框架下的同一性所掩盖的差异。 这一命题与每个大于一的整数都有一个素因子这一命题,不必仅仅因为二者在数学上都是必然的,就被视为同一个命题。它们的组成成分及其排列方式并不相同。结构化命题理论还能够区分一个命题与其逻辑上等价、却重新排列了概念成分的表述。
然而,命题应当具有多细致的结构,仍有争议。主动句和被动句,例如“艾达钦佩本”和“本受到艾达的钦佩”,尽管句法不同,却可能表达相同的内容。因此,恰当的理论必须将语义结构与语法形式的各种细节区分开来。它还必须解释:用一个同义表达替换另一个表达是否会改变命题,以及两种不同的分析是否能够揭示同一内容。
更深层的困难在于命题的统一性。仅仅列出苏格拉底和智慧,还不能构成一个有真假的东西。任意一个有序对,也并不显然就是在表述苏格拉底是智慧的。理论必须解释,为什么这些组成成分能够共同表征一种情形,而不只是共存于一个集合之中。弗雷格区分了完整的对象与不完整的、或称“不饱和的”函数,这是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一种回应。
当代进路分别诉诸述谓关系、表征行为或语义规则。以行为为基础的理论将命题的统一性与把某种性质归于某个对象这一述谓行为所特有的组织方式联系起来,不过,这些理论对于命题究竟是行为类型,还是以其他方式构成的实体,仍有分歧。尚未解决的问题不只是一个命题有多少个部分,而是什么使这些部分构成一个可判定真假的整体。
语境、指称与不完整表达
日常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常常依赖具体情境。“我”“这里”和“现在”等索引性表达式会随使用语境而有规律地变化。“我饿了”并不无论由谁说出都表达同一个固定命题。它的常规语言意义提供了一条规则,帮助确定它在某个具体场合表达的内容。因此,必须区分这条规则与由此确定的命题。
戴维·卡普兰颇具影响力的理论框架区分了表达式的特征与内容:前者将语境映射到内容,后者则在求值情境中接受评价。简化地说,“我”的特征会选出该语境中的说话者。一旦选定了这个人,在其他可能世界中评价所得内容时,所谈论的个体仍然是这个人。这样,在对“我本来可能在别处”进行反事实评价时,“我”就不会自动转而指称另一个世界中处于相应说话者位置的人。
时态也引出了类似的问题。“路是湿的”可以被分析为表达一个关于特定时间的命题,而这个时间由语境提供。另一种处理方式是,有些理论采用时间中性的内容,其真假随求值时间而变化。第一种方法将时间的具体限定纳入命题内部;第二种则将时间列为求值参数之一。两种方法都能解释许多日常的真假判断,但对于说话者在不同时间从字面上究竟说了什么,它们给出的答案并不相同。
指示词和依赖语境的描述语又增加了复杂性。要理解“那栋楼不安全”,可能需要辨认一个手势、确定某栋显著的建筑,或弄清说话者的指称意图。语境还有助于限定量词的范围:“所有人都到了”通常涉及某个相关群体,而不是世上存在的每一个人。对于语境的哪些作用属于规约语义、哪些作用来自语用解释,不同理论存在分歧。
断言的内容与传达的内容之间的区别同样重要。有人说“有些客人到了”,可能是在暗示并非所有客人都已到场。句子通常的字面内容不必包含这一额外暗示,因为“有些人到了——事实上,所有人都到了”这句话并不矛盾。这类会话推理不应自动被算作所表达命题的一部分。
语义极简主义者与语境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关注的是一个句子在经过语用充实之前提供了多少信息。例如,“这本书已经准备好了”可能意味着可以付印、发行、送审或领取。对于语境如何使这类话语的真假能够得到判定,不同理论赋予它不同的作用。核心问题是,如何区分语言意义、明确断言的内容以及进一步传达的信息,而不预设三者总是重合。
信念、知识与其他命题态度
命题态度通常被分析为主体与命题之间的一种心理关系。相信火车已经开走、希望火车已经开走,以及担心火车已经开走,这三者的态度不同,但可能具有相同的内容。信念尤为重要,因为它将其内容表征为真,而欲望将某种情形表征为所欲求的,怀疑则暂不作出或减弱对其内容的认可。这一关系框架为心灵哲学和语言分析提供了一套共同的术语。
“玛雅相信火车已经开走了”这样的报告,似乎包含一个指明信念对象的从句。然而,将这类报告视为直接表达主体与命题之间的关系,会引出有关替换的棘手问题。如果两个名称指称同一个对象,那么在许多日常语境中,将其中一个替换为另一个并不会改变真假。但在信念报告中,这种替换未必能保留其表面上的真值。一个人可能相信晨星是可见的,却不相信以“昏星”这一描述呈现的同一天体是可见的。
弗雷格式理论通过区分呈现方式来解释这一点。罗素式理论将共指名称归于同一个单称命题,因此必须从别处解释这种差异,例如诉诸信念主体把握内容的方式,或报告的语用因素。这两种策略都并非没有代价。前者必须说明呈现方式在何种情况下是相同的;后者则必须解释,为什么日常报告似乎会受到某些区分的影响,而这些区分并不存在于其基本的命题对象之中。
言内(de dicto)解读与实指(de re)解读之间的区分,将辖域和指称引入了态度分析。“莉娅相信有人在跟踪她”可以归予莉娅一种一般性的存在信念,而不指明任何特定的人。另一种解读则针对某个特定个体,表示莉娅相信那个人正在跟踪她。这两种解读未必具有相同的真值条件。这一分析关系到对态度语境内部进行量化的问题,也关系到思考某个特定对象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自我定位的思想提出了另一项挑战。一个人可能掌握大量非人称的信息,却仍会在意识到“我就是那个一路漏撒糖的人”时学到新的东西。约翰·佩里和戴维·刘易斯于1979年的研究,使这类案例成为有关第一人称内容的争论焦点。提出的处理方案包括采用特殊的呈现方式、归于自身的属性,或由一个世界、一个个体以及有时还包括一个时间共同构成的中心化世界。
在认知逻辑中,知识和信念通常由作用于命题的模态算子来表示。标准的可能世界模型可能使主体知道其所知内容的一切逻辑后果,从而产生逻辑全知问题。人类思考者的推理能力显然是有限的。因此,旨在刻画实际认知的模型往往需要引入额外结构、受限的觉察范围、显式表征,或将资源限制纳入考量的推理机制。
真、假与语义悖论
命题能够为真或为假,但这并不能决定真理究竟是什么。符合论将真与现实的状况联系起来;融贯论强调各项内容之间的系统性关系;紧缩论则质疑,真是否需要某种具有实质解释力的属性。这些立场都可以使用命题这一套术语。例如,“雪是白的”这一命题为真,当且仅当雪是白的;但就这一具体情形达成一致,并不能解决关于真理一般本质的问题。
真与意义的关系通常通过真值条件来表述:说明某项内容为真需要满足什么情况。真值条件未必是识别真理的程序。即使现有证据无法确定一个命题的真假,它仍可能具有确定的真值条件。这一区分将语义问题与有关证据、验证和认识论证成的问题分开。
二值原则大致主张,每个命题非真即假。经典逻辑通常采用两个真值,但模糊谓词、未来偶然命题、指称失败和语义悖论都对这一做法提出了哲学上的挑战。对于涉及“高”的边界情形的陈述,可以考虑采用真值空缺或超赋值论的分析。对于这种不确定性究竟属于世界、语言,还是内容的指派,不同理论各执一词。
不能不加限定地将二值原则等同于排中律 。前者是关于真值的语义主张;后者则是一条逻辑原则或公式模式。有些非经典语义体系既承认排中律有效,又允许存在既非确定为真、也非确定为假的句子。反过来,改变证明规则也可以改变一个逻辑系统,而这种改变的动机不能简单归结为拒绝二值性。
说谎者悖论尤其重要,因为它涉及将真这一概念应用于表征本身。如果保留不受限制的真理原则和通常的逻辑规则,那么一个声称自身不为真的句子似乎就会导致矛盾。从句子转向命题,并不会自动解决这一问题:理论必须说明,是否存在类似的自指内容,以及真这一概念如何适用于这种内容。
应对方案包括建立真谓词的层级、限制语义封闭性、采用部分真值指派,以及使用非经典逻辑。真矛盾论进路允许某些矛盾为真,而另一些进路则否认,引发问题的构造表达了一个通常意义上可判定真假的命题。每一种应对方案都修改了初始框架中的不同部分。因此,这一悖论不仅约束真理理论,也约束命题内容理论,尤其是那些允许命题涉及其自身真假状态的理论。
数学证明、信息与计算
在数学中,“命题”通常用来指附有证明的陈述。命题、定理、引理和推论之间的区别,通常在于它们在论述中的作用,而非逻辑地位上的根本差异。引理用于支持另一项结果;推论则较为直接地从先前已确立的结果中得出。这些名称都没有给出判定所证明的内容是否为同一内容的哲学标准。
一个数学陈述即使在某个特定的形式系统中未获证明,也可能为真。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于1931年首次发表,揭示了那些以有效方式公理化、且足以表达适当算术的系统所受到的限制。在相关的一致性假设下,这类系统中存在它们无法判定的语句。这些是关于形式理论及其语句的精确结果;将这些不可判定的语句解释为表达命题,需要引入额外的语义假设,而非消除真与可证明性在形式层面上的区别。
构造性进路让证明在解释命题意义时发挥更直接的作用。在与直觉主义相关的布劳威尔—海廷—柯尔莫哥洛夫解释中,一个合取式的证据由各个合取项的证据组成,而一个蕴涵式的证明则给出一种构造,将其前件的证明转化为其后件的证明。这些解释所关心的是什么才算确立了一个命题,而不只是为它赋予一个经典真值。
柯里—霍华德对应在命题与类型之间、证明与程序之间建立了类似的联系。在一种简单表述中, 的证明对应于一个有序对,其中包含一个类型为 的项和一个类型为 的项。 的证明对应于一个函数,该函数将类型为 的输入映射为类型为 的输出。更复杂的版本运用类型论,并为检查形式推导的证明助手提供支持。这一对应是一族技术性关系,并不意味着每个哲学意义上的命题都自动等同于一个计算机程序。
在交流理论中,命题可以表示信息更新。一种常见模型将会话语境视为世界的集合 ,其中的世界都与参与者所接受的内容相容。接受一个内容为 的断言,会将语境限定为
罗伯特·斯塔尔纳克关于断言的研究,使这一模型在哲学语义学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它将信息的增加解释为排除先前尚未排除的可能性,同时仍为围绕语境顺应、相关性以及遭到拒绝的断言的争论留有余地。
在人工智能中,知识表示系统将命题编码为公式、图中的关系或带类型的表达式。随后,自动推理按照指定规则操作这些表示。成功的编码必须保留任务所需的区分:某句话是谁说的,它是否被否定,它何时成立,以及它仅仅被某个主体相信,还是已被系统实际接受。逻辑上的合式性和可推导性,本身并不能证明一个经过编码的主张准确地反映了外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