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性是符号指向、依赖或帮助确立其使用语境中某些特征的属性。在语言中,要理解“我”“这里”“现在”等表达,通常必须先明确它们出现时的具体情境。指示性也不限于明确的指称:某种发音、称呼方式或说话风格,都可能表明说话者的立场、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或与某个地方或社会群体的关联。在语言之外,指点的手势、脚印和照片也可能具有指示性,因为对它们的解读涉及语境、空间或因果上的联系。
这一概念贯通了符号学、语用学、语义学和社会语言学,但这些领域各有侧重。哲学家和形式语义学家考察依赖语境的表达如何参与确定指称与真值条件。语言人类学家和社会语言学家则探究符号如何唤起社会关系和文化预期。在这些不同的研究进路中,一个核心区分是:一方面是支配符号使用的相对稳定的规约,另一方面是符号在特定场合获得的具体意义。
符号学基础与思想史
对指示性的广义符号学理解,源自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一系列著述中提出的符号理论。皮尔士根据符号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区分了像似符、指示符和规约符。像似符通过相似性或结构上的相似来表征对象;指示符通过实际联系、邻接关系或指向关系来表征对象;规约符则依靠规则或惯例。这些范畴描述的是符号发挥作用的方式,并不意味着物理对象必然分属三个互不相容的类别。单个符号可以兼具这三种关系。
脚印具有指示性,因为它的形成涉及与留下脚印的脚的接触。烟可以凭借因果联系充当火的指示符,但某次出现烟,并不保证附近仍有正在燃烧的火。伸出的手指则凭借其在共同感知环境中的位置和朝向来引导注意。在这些情形中,解释都不只涉及相似性,或通过学习掌握的任意关联。符号会将解释者引向与该符号此次出现有所关联的事物。因此,不应将指示性等同于确定性:指示符可能遭到误读,解释所依据的联系也可能被推翻。
语言表达使这一图景变得更为复杂,因为其指示作用本身也是约定俗成的。“我”这个词在形态上并不与说话者相似,而它的语言形式是作为语言的一部分习得的。然而,每次通常意义上的使用,都会使解释指向说出这句话的人。它的符号规约与具体的指示应用共同发挥作用。同样,“那个”这样的指示词提供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指令,用于在语境中识别某个事物,但具体对象可能通过手势、目光、前文或情境中的显著性来确定。因此,指示符与规约符之间的区别,并不等同于非语言交际与语言交际之间的区别。
二十世纪的学术研究将这些符号学问题与语言的组织方式联系起来。卡尔·比勒在1934年的《语言理论》(Sprachtheorie)中,描述了一个以“我—此地—此刻”为原点组织起来的指示场。罗曼·雅各布森在1957年关于“转换词”的讨论中,考察了一些语言范畴:对这些范畴的解释,会将所叙述的事件与言语事件联系起来。埃米尔·本维尼斯特对人称与主体性的研究,包括1956年的《代词的性质》,强调“我”这样的代词通过话语获得其指称对象。迈克尔·西尔弗斯坦1976年的论文《转换词、语言范畴与文化描述》,将分析范围拓展至指示意义在文化与社会层面的组织方式。这些思想传统使指示性成为哲学、语言学和人类学共同关注的一个概念,但并未形成单一而统一的理论。
指示指称与语境的组织
索引性在语言中最为人熟知的表现是指示现象,即使用需要相对于某个语境中心来解释的表达式。人称指示用于确定参与者,如“我”和“你”。空间指示通过“这里”“那里”“这个”“那个”等表达式来组织地点和物体之间的关系。时间指示则通过“现在”“昨天”“明天”等表达式,相对于话语说出的时间或其他相关的时间视点来确定事件的时间位置。这些领域往往相互交织。在“我明天会在这里和你见面”这句话中,要确定所说的是哪一次会面,就需要了解说话者、受话者、相关地点以及话语说出日期等信息。
语境中心并不总能归结为说话者所处的物理位置。“这里”可以指一把椅子、一个房间、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具体取决于正在进行的活动以及所作的对比。身在巴黎的说话者,无须改变位置,就可以说“在欧洲这里”,也可以说“在窗边这里”。同样,“现在”可以指当前这一瞬间、对话中的某个阶段,或一个历史时期。指示词的作用也不只是标示距离。如果某件物品与受话者有关,或者已经成为讨论的焦点,即使它就在近处,说话者也可能用“那个”来指称它。因此,解释不仅依赖于坐标,还依赖于注意力和共同基础。
话语指示将注意力引向某句话、某段话或某个命题:“那真是个出人意料的回答”可能指某人刚刚说过的话。话语指示必须与普通的回指区分开来,尽管二者的界限并不总是清晰。在“一位骑自行车的人到了。她看起来很累”中,代词通过前文已经引入的话语指称对象得到解释。而在说“她正在外面等着”时,如果同时用手势指向某个人,同一个代词就可以按指示用法来解释。仅凭语法形式,无法判定某一次具体使用究竟属于回指、指示,还是同时依赖话语和感知。
社会指示将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编码于语言形式之中,或按惯例唤起这些关系。表示亲近和正式关系的第二人称形式,如法语的 tu 和 vous,可以标示亲密程度、疏远程度、角色或情境中的预期。敬语系统可以区分说话者、受话者以及谈论对象各自的社会位置。这类形式并非只是衡量某种独立存在、固定不变的等级秩序:使用它们可以维系关系,可以协商关系的变化,也可能因选择出人意料而格外引人注意。这也是索引性的范围超出对人物、地点和时间的指称的原因之一。一个语言形式在确定某位参与者的同时,也可以标示这场互动在社会层面上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语境、内容与形式语义学
在形式语义学中,指示性给那些为一个表达式赋予单一、固定指称对象的理论带来了难题。“我累了”这句话由不同的人说出时,可以表达不同的命题,即使这句话的语言意义保持不变。要成功解释这一现象,就必须区分熟练使用该语言的人对这个表达式所掌握的知识,以及它在某次具体使用中对所表达内容的贡献。这个问题与多义现象有关,但并不相同。我的日常用法并不要求为每一个可能的说话者各设一个词典义项。
戴维·卡普兰的《指示词》于1977年开始流传,并于1989年正式发表,其中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区分:特征与内容。特征是将语境映射为内容的规则。对我作简化处理时,这条规则选取语境中的说话者;对现在而言,则选取相关的时间。语境可以建模为一个包含说话者、时间、地点和世界的元组。如果 是一个语境,基本规则可以表示为
这样的表示将选定的语境参数单独提取出来,而不是声称能够再现整个交际情境。
卡普兰区分了语境与求值情境。语境决定所表达的是哪个命题;求值情境通常涉及一个可能世界,有时也涉及一个时间,用于判定该命题的真假。如果某位说话者说“我本来可能在别处”,那么在依据其他可能性对这一命题求值时,我仍然指称这位说话者。这个表达式并不是简单地在每个设想的世界中,选取恰好正在说话的那个人。这种处理方式与直接指称有关:一旦语境确定了指称对象,进入命题的就是那个个体,而不是由“正在说话的人”之类的描述性条件来替代。
相关的哲学研究还涉及本质指示词。约翰·佩里在1979年的论文《本质指示词问题》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位购物者发现,那个一路洒糖的人正是自己。就行动而言,知道有人正在把地方弄脏,与意识到“我正在把地方弄脏”,两者并不相同。问题不仅在于一个陈述涉及哪个个体,还在于思考者如何在情境中确定自身的位置。这使指示性与自我定位思维及认识论联系起来。形式研究中的争论仍在继续:语义内容应包含多少信息,指示词的指称如何确定,以及如何表示解释者在约定规则之外必须补充的信息。
引述话语、视角与语境移位
当话语被引用、转述、回忆或呈现在虚构作品中时,指示表达的解释尤其能揭示问题。在直接引语中,表达式可以保留与先前言语事件相关的解释。例如,有人转述说:“玛雅说:‘我明天就走。’”其中引语里的“我”指的是玛雅,而“明天”通常以玛雅最初说这句话的时间为基准来确定。在典型的英语间接引语中,如“Maya said that she was leaving the next day”(玛雅说她第二天就走),转述者则使用第三人称代词,以及与被转述情境相联系的时间表达式。两者的区别在于,转述以何种方式重建言语事件之间的关系。
在不采用通常的直接引语形式时,指示表达能否在态度或话语转述结构中发生指示转移,各种语言的情况并不相同。对阿姆哈拉语、扎扎其语等语言的研究表明,在适当的嵌入环境中,译作“我”的表达式可以指被转述的说话者,而非整个句子的说话者。这些发现对一种普遍性主张提出了挑战,即指示表达的取值必须始终来自最外层的话语语境。由此产生的一些理论认为,特定的算子或语法结构会引入一个供解释使用的局部语境。允许发生转移的人称、地点和时间表达式可以如何组合,因语言和结构而异。
叙事还引入了其他形式的视角采择。即使外部叙述者正在讲述过去的事件,小说也可能相对于人物的体验来使用“现在”或“这里”。自由间接引语可以将第三人称指称、过去时叙述与体现人物当下视角的富有情感色彩的语言结合起来。例如,“明天,她终于要离开这个糟糕的小镇了”中的“明天”,可以从人物的时间立场来呈现,而不是以读者的当下为基准。这类效果表明,语境解释可能涉及作品所呈现的意识,而不只是文本写作或阅读时的物理情境。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将指示性与叙事和文学阐释联系起来。
录音和异步交流同样使符号的产生与接收相互分离。电话答录机中“我现在不在这里”这样的留言,通常是相对于预期的播放时刻来理解的,而不是直接断言录制者在录音时不在场。如果不知道一张写着“十分钟后回来”的告示是什么时候贴出的,就可能难以理解它的含义。数字平台有时会保留时间戳和作者信息,但转发和截图可能使表达式脱离这些语境依据。这些例子并不都需要用同一种语义机制来解释。它们说明,分析语境时,必须将其视为符号产生、再现与接收理解之间有结构的关系,而不能视为单一、未经区分的背景。
社会指示性、立场与身份
社会指示性关注语言形式如何与社会意义建立联系。口音可能暗示一个人的地域背景;专业词汇可能让人联想到专业知识;某种互动风格则可能传达随意、权威或恭敬的意味。这些关联既不等同于字面指称,也不是判断个人身份的可靠依据。某种发音可以与某个地方相关联,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地居民人人都这样发音,也不意味着采用这种发音的人都曾在那里生活过。这种关联受到使用模式、听者预期以及社会上流传的语言观念的中介影响。
立场这一概念有助于解释,具体会话中的意义如何与更广泛的社会类别相联系。说话者可以通过措辞、语调、音质和时机安排,表现出确信、犹豫、认同、怀疑或情感投入。当某些说话方式与这些立场反复关联时,便可能逐渐形成可辨识的人物形象。埃莉诺·奥克斯在1992年关于性别指示的论述中强调,语言形式往往通过特定情境中与性别相关的活动、立场和社会意义,间接指示性别。这种观点避免了预先假定某种形式具有固定、普遍的性别意义,仿佛这种意义与使用者正在做什么无关。
佩内洛普·埃克特于2008年提出的指示场概念,描述了某个社会语言学变量可能关联的一系列在意识形态上相互联系的意义。某种形式可能让人联想到严谨、有教养、正式、矫饰或疏离,而在不同语境中,凸显出来的可能性也各不相同。这些未必是词典中彼此独立的义项,而是相互关联、可在使用中重新组织的解释可能性。在正式报告中被认为仔细讲究的发音,在日常交谈中可能显得做作;若刻意加以夸张,又可能成为戏仿的资源。
因此,社会指示性并不是一种让某个语言特征自动对应某种身份的编码。听者会综合解读多种线索,包括词语、节奏、音质、服饰、机构环境和既有知识。说话者可以运用语言资源库来表明自己与某个群体的联系、与某种角色拉开距离,或扮演他人。有些指示效果是有意营造的;另一些则未经有意识的筹划便已产生,或是听者不顾说话者的意图而赋予的。分析时必须区分语言产出、感知与社会分布。某种形式在统计上经常与某个人群相关联,并不能说明每一位听者都如何理解它;同样,一种广为人知的刻板印象,也不能说明该人群的成员实际上有多常使用这种形式。
指示阶序、语言意识形态与语域化
随着说话者和听话者注意、讨论并再次使用某些语言形式,这些形式的社会关联可能发生变化。西尔弗斯坦于2003年提出的指示阶序理论,描述了不同社会解读层次之间的关系。某个语言特征可能先呈现出特定的社会分布,继而成为人们明确识别、评价或进行风格操控的对象。高阶意义依赖于先前的关联,但也可能改变这些关联。指示阶序并不是一架单纯按时间排列、所有语言特征都依次经历相同阶段的阶梯;它关注的是,某一层次上的社会意义如何成为另一层次重新解读的对象。
语言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人们对正确、文雅、地道与否或国家归属的观念,会影响哪些语言差异在社会层面上变得显著。某个与城市工人阶级言语相关的特征,在一种情境下可能被批评为随意,在另一种情境下却可能因体现了地道的地方特色而受到赞赏。这类评价可以通过学校、公共评论、娱乐活动以及日常纠错传播。意识形态并不只是在交际发生之后,给某个中性的语言特征附加一种看法。它还参与塑造说话者关注什么、再现哪些区分,以及认为哪些社会解释合乎情理。
阿西夫·阿迦关于语域化的研究,包括他于2003年发表的《文化价值的社会生活》,探讨了语言形式如何被识别为具有可辨认社会特征的语域的组成部分。通过反复的展演、描述、模仿和制度性实践,一组语言特征可以逐渐被识别为一种与某类社会人物形象或活动相关的说话方式。在这一意义上,语域并不只是一份专业词汇清单。它还可以涉及发音、语法、韵律、典型表达,以及人们对于这些形式应当与哪类人或情境相联系的预期。
英国标准发音的历史表明,发音如何能够获得超出地域来源的意义。它与教育、社会机构及公共广播的关联,使其逐渐被识别为一种带有社会标记的标准发音,而人们对它的解读则随时代和受众而变化。另一个有文献记录的案例是芭芭拉·约翰斯通对匹兹堡言语的研究。与当地用法相关的语言特征,逐渐成为表演、纪念品以及有关“匹兹堡话”的评论中可供公开展示的元素。一旦某种形式被公众识别为一种象征,使用它就可以指示使用者对某个地方所持的立场,而不只是表明使用者是在那里习得这一形式的。因此,语域化解释了语言差异如何成为可跨情境使用的文化资源,其中也包括供那些在日常交谈中并不使用相关语言变体的人运用的资源。
互动、手势与手语
指示意义往往由多个交际渠道共同构成。说话者说“把那个放到那里”时,可能同时借助两次指点手势、视线方向、身体朝向,以及双方正在共同进行的任务。话语区分了物体和目的地,却无法独立确定两者各自所指。接收者可能顺着手势看去,推断出对方所指的物体,并通过移动它来表明自己已经理解。这类交流说明,指称是在互动中共同达成的。参与者协调彼此的注意与行动,而不只是解码一条信息完备的言语讯息。
会话分析及互动研究考察这种协调如何在互动序列中逐步展开。接收者接下来的行动能够显示其选定了哪个指称对象;而“不是,是另一个”这样的修正则可以调整先前的理解。查尔斯·古德温对情境化活动的研究表明,言谈、手势、视觉材料和具身行为如何在实际工作中融为一体。在考古分类或技术演示中,参与者可能需要一边将注意力引向某个特定标记,一边用言语说明它的意义。相关语境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通过参与者自身的活动呈现出来的。
手语提供了尤为清晰的证据,说明不能将指点视为本质上处于语法之外的行为。在美国手语等语言中,指点形式可以参与代词性指称,手语空间中的位置也可以与话语中的指称对象建立关联。后续手势可以朝向这些位置,或以这些位置为参照来组织。不过,不同手语并不是可以相互替换的系统;对于空间指称、一致关系和指点的分析,也因语言及理论框架而异。不能仅仅因为某种形式看起来像非手语使用者所做的手势,就判定它的语法地位。
指示性与象似性也可以共同发挥作用。手语者可以先为某个指称对象确立一个空间位置,再做出描绘性表达,其运动方式与涉及该对象的某个动作相似。其中,空间上的关联具有指示性,而描绘的某些方面则具有象似性。口语互动中也有类似情况,例如说话者指着一幅图,并在图上比画某个运动过程。这些组合说明,将符号性语言与依赖语境的手势截然分开并不充分。约定俗成的语言结构、具身演示和环境的组织方式可能共同决定一种解释,而它们各自的作用大小则随具体活动而变化。
研究方法与证据的局限
指示性的不同维度需要不同形式的证据。形式分析往往从严格控制条件的对比入手:在某一特定结构中,我能否指代被转述话语的说话者;指示词是否需要手势配合;某个表达式在模态算子的作用下是否保持不变。这些判断可以揭示解释所受的制约,但基于一种语言或少量编造例句得出的发现,并不能自动确立普遍属性。跨语言比较不可或缺,因为不同语言在代词系统、指示词的区分、敬语结构以及视角的语法处理方式上都存在差异。
社会语言学研究结合录音、访谈、民族志观察和定量分析等方法,考察语言变量在不同说话者、活动和语体中的表现,以确定其使用模式。例如,威廉·拉博夫于1966年开展的纽约市英语研究,考察了元音后 /r/ 在不同社会群体和语体中的分布。这类发现表明,语言变异具有规律性,但仅凭分布情况,并不能确定听者赋予某一特征的全部意义。要将观察到的模式与社会层面的相关解释联系起来,还需要有关活动、当地分类和评价的民族志证据。
感知实验提供了一种互补的研究途径。在配对变语实验或相关设计中,研究者控制选定的属性,同时对语音样本作系统性变化,并比较受试者的反应。参与者可能需要对某个声音的友善程度或能力等属性作出评分,也可能需要判断其可能来自哪个地区。这些方法可以检验某一特征是否影响判断,但实验中使用的标签、录音质量以及备选答案的设置,都可能影响结果。测得的效应只能为该研究条件下的反应提供证据,并不能证明该特征具有单一且不依赖语境的意义。将实验结果与自然互动结合起来,有助于区分人们可能持有的刻板印象与在特定交往中实际被激活的意义。
语料库语言学可以借助大规模数据集,揭示指示词、称呼语、转述话语和语体转换中的模式。然而,许多语料库并不记录目光、手势、受话者的反应或录制情境等信息。多模态转写能够保留其中一些关系,但如何标记时间、如何呈现空间关系,以及采用哪些转写类别,仍然涉及分析上的取舍。研究者还必须区分分析者自身的解释与参与者实际展现出的理解。与仅凭孤立印象认定某种形式“听起来”具有权威感或地方色彩相比,明确的评论、反复出现的对比、修正以及回应等证据,更能有力地支持有关指示意义的论断。
翻译、数字通信与机构中的解读
指示性给翻译带来了难题,因为不同语言对语境差异的划分并不相同。英语中的 you 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可能需要在亲称与敬称之间作出选择,也可能需要明确英语中未加区分的单数与复数。译者还必须留意,称呼方式的转变是否标志着亲密程度、冲突、反讽意味或机构角色的变化。保留同一个被指称的参与者,并不一定能保留原文所指示的社会关系。反过来,机械地对应具有特定社会意味的形式,也可能引入原文并未作出的区分。
在口译中,当前说话者与其所代表的说话者之间的关系尤为明显。口译员可能用第一人称译出某位参与者所说的“我需要帮助”,尽管口译员本人并不是寻求帮助的人。职业惯例与交际活动的结构会引导听者将这句话归于口译员所代表的说话者。如果未能妥善处理这种视角关系,就可能改变话语的归属,或使人无法确定究竟是谁对某项主张作出了承诺。当手势、话语面向的对象或时间参照点未能得到保留时,翻译字幕、文字字幕以及存档文字记录也会面临类似问题。“这份文件”之类的表述,一旦脱离当时展示的实物,就可能变得含糊不清。
数字通信既为指示性解读提供了新的辅助线索,也带来了新的语境流失形式。用户名、时间戳、回复链接和位置标签有助于确定谁在说话,以及指示词指的是什么。转发、引用和截图则可能移除这些线索,或将话语呈现给不了解其原始情境的受众。拼写惯例、表情符号、标点符号和风格化拼写,也可能在特定社群中获得社会指示意义。对它们的解读取决于平台惯例及以往的互动经历;同一种大写用法或标点模式,在不同场合和不同世代的人看来,可能有不同的含义。
机构中的解读还涉及社会推断与证据效力之间的区别。听者可能将某种口音与某个地区或社会类别联系起来,但这些关联并不意味着口音足以确证一个人的出生地、国籍或个人经历。人口流动、言语调适、多语言经历以及个体差异,都会使这类判断变得复杂。当计算系统利用语言模式对说话者进行分类或提供个性化回应时,也存在类似的局限。某种统计关联可能有助于描述一个数据集,却仍不足以确定某个人的身份或意图。在这些情境中,指示性分析不仅关注符号能够传达哪些语境意义,也关注机构将哪些推断视为有根据,以及哪些语境信息已经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