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验知识是指其证成不依赖经验所提供的证据的知识。初等算术、逻辑原则以及某些关于概念的真理,都是典型例子:知道 ,似乎不同于知道某棵树有五根树枝。前者似乎可以通过理解和推理来确立,后者通常需要观察。这一区分关乎知识的依据,而不只是学习发生在感官接触之前还是之后。
先验知识是否可能、其范围有多大,是认识论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理性的权威、数学的基础、逻辑推理的证成以及哲学的方法。对于先验知识是否超出概念真理的范围、是否可能出错或被修正,以及认知能力有限的人类如何能够不依赖经验研究而获得知识,哲学家们意见不一。
现代争论的思想来源包括古代关于理智理解的论述、近代早期理性主义者与经验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以及伊曼努尔·康德对经验之条件的阐释。二十世纪的讨论进一步将先验性与必然性、分析性区分开来,同时也质疑了这样一种观念:任何信念都能完全不受经验修正的影响。
先验与后验的区分及经验的作用
a priori 是拉丁语,意为“从在先者出发”。在现代认识论的用法中,这里的优先性关乎证成,而非时间先后。先验与后验这一更广泛的区分,将不依赖经验证据而获得根据的知识,与其依据依赖于此类证据的知识区分开来。查明一座桥是否开放、鉴定样本的化学成分,以及确定某个历史事件的日期,通常都属于后验认识成果。
不依赖经验,通常并不意味着认知者无需感官接触就能获得所有相关概念。一个人可能通过清点物品学会数词,从图画中获得三角形的概念,或在课堂上初次接触某个论证。这些经验可以使某个思想进入人的理解范围,却不构成确立其为真的证据。如果一个人理解了欧几里得几何中每个三角形的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的证明,就不必将对所画三角形的测量视为该证明的证据基础。经验使推理成为可能,却没有为其提供几何学上的依据。
这种区分通常被描述为经验的促成作用与证成作用之间的差别。它也将信念形成的因果历程与信念的认识论地位区分开来。计算器显示的结果可能使某人相信一个算术等式,但此人实际依凭的可能是对设备的信任,而非自己独立理解的计算。反过来,观察到物体的某种排列可能促使人作出一个证明,而该证明的证成不再依赖最初的观察。因此,同一个命题可以通过不同途径被认识。
对于“经验”涵盖哪些内容,各种理论看法不一。外部知觉是最明确的情形,但记忆、内省,以及对自身当下思维的觉察,使这一界限变得复杂。知道自己正在头痛,通常不会仅仅因为没有观察外部对象就被归为先验知识。同样,一个判断看似直接,也不足以确立它的先验性。熟练的观察者可能凭借长期经验培养出的能力,瞬间认出一只鸟。
另一项区分涉及先验知识与先验的认识论证成。知识具有事实性:所知道的内容必须为真。而按照许多理论,证成可以支持错误的信念。因此,一个看似令人信服却存在缺陷的证明,可能提供某种理性证成,却不能产生知识。哲学家还区分了一个命题可以通过先验方式被认识,与某个特定的人实际上以这种方式认识它。这些区分避免了将理性知识可以获得的主张,误作人人都拥有这种知识,或都能轻易获得这种知识的主张。
古代思想渊源与近代早期的争论
古代哲学并未严格按照今天的形式使用现代的知识分类,但它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理论,阐述如何通过理性获得知识。在柏拉图的《美诺篇》中,围绕几何作图展开的问答引出了一项关于回忆的论证。在《斐多篇》中,对大致相等的可感事物所作的判断,与对相等本身的理解联系在一起。这些讨论表明,仅靠感知并不足以解释理智层面的知识。不过,它们并不构成现代意义上的先验证成理论:回忆说和理念论还引入了额外的形而上学预设。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通过具有解释力的原因而获得的科学理解,与仅仅确定某事确实如此的知识。在《后分析篇》中,论证从适用于某一门科学的原理出发,而第一原理的获得则与感知、记忆和经验相联系。中世纪的讨论继承了从原因推至结果与从结果推至原因之间的区分。其有关先后次序的术语影响了后来的用法,但从原因出发的论证,并不一定在现代意义上独立于经验证据。
近代早期的理性主义尤其强调理性的能力。勒内·笛卡尔在1641年的《第一哲学沉思集》中,通过质疑感官信念、考察哪些内容能够被清楚而分明地把握,来寻求牢固的知识基础。他提出的“我思故我在”揭示了思维活动中呈现的一种确定性,不过,能否将其归为先验知识,部分取决于如何理解对当下思维的觉知。笛卡尔也认为,数学推理和某些形而上学原理具有一种并非来自感官事例枚举的权威性。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区分了理性真理与事实真理。在1714年的《单子论》中,理性真理是必然的,其反面不可能成立;事实真理则是偶然的。他于1704年完成、1765年出版的《人类理智新论》,反对心灵并不为知识提供任何实质性资源的观点。按照这一解释,所谓天赋,可以指倾向和能力,而不必是自出生起便清楚呈现于意识中的、表述完整的命题。
经验主义并非一概否认所有形式的先验知识。约翰·洛克在1690年的《人类理解论》中否定了天赋原则,同时承认人能够通过直觉和论证,获得关于观念之间关系的知识。大卫·休谟在1748年的《人类理解研究》中,区分了“观念的关系”与“事实”。算术和几何是前者的典型;关于事件和因果关系的断言则属于后者。因此,争论的核心不只是推理能否产生知识,而是理性能否不依赖经验,确立关于实在的实质性真理。
康德与先验综合判断
康德将此前讨论中常被联系在一起的两种区分分开,从而改变了这场争论的格局。先天与后天的区分关乎证成的来源。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则关乎一个判断中各概念之间的关系:在分析判断中,谓词包含在主词概念之中;而综合判断则增添了并未以这种方式包含其中的内容。在康德看来,要解释先天知识,就必须承认某些判断既可以是综合的,又可以得到不依赖经验的证成。
在1781年出版、1787年大幅修订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将必然性和严格的普遍性视为先天认识的标志。他认为,经验能够表明事件曾按某种模式发生,但仅凭经验本身,无法确立事件必定毫无例外地以这种方式发生。康德对休谟的这一回应,旨在解释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何以具有超出归纳推论的效力。
康德在算术中举出的例子是 。他认为,仅仅分析七、五以及加法的概念,并不能得出十二的概念;这个和必须通过综合活动构造出来。他对几何学的说明同样诉诸纯直观中的构造。按照这一观点,空间和时间并不是从所观察的对象中抽象出来的概括,而是对象得以在感性中呈现给人类认识者的形式。数学知识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数学的构造所涉及的正是这些形式。
先验综合判断还包括支配知性如何组织经验的原则。康德论证每个事件都有原因,并不是要从大量观察到的事件序列中作出归纳推论。相反,他把因果秩序视为人们得以经验到事件客观相继发生的条件。这是一种先验的论证策略:它追问,某种特定的经验或认识要成为可能,必须具备什么条件。在先验唯心论的框架内,这种论证的结论所涉及的是在人类认识条件下能够显现的对象,而不是对独立于这些条件的事物的无所限制的认识。
后来的发展使康德所举的例子变得更加复杂,而应当如何理解这些发展也并非一目了然。非欧几何表明,在数学上可以建立欧几里得几何以外的其他几何体系;广义相对论则使时空的物理几何结构成为需要由经验理论研究的问题。这些发展对将欧几里得几何直接等同于物理空间的必然结构的做法提出了挑战。但仅凭这些发展,还不能判定某些数学知识或先验知识是否仍然具有先天性。
康德之所以持续具有重要意义,在于他明确提出了一个有待解释的问题:并非仅仅展开概念内容的判断,何以具有超越经验概括的效力?后来的哲学家在接受、修正或拒绝他的答案时,仍然保留了这一问题。有些人将先天性限定于分析真理;另一些人则捍卫具有实质内容的理性知识,却不接受他关于空间、时间和范畴的理论。
逻辑、数学与证明
逻辑学和数学始终是先验知识最有力的候选领域,因为其核心方法依靠证明,而非观察抽样。要确立素数有无穷多个,并不需要考察一个无限庞大的整数集合。证明表明,任何给定的有限素数列表都不可能完备。它之所以能够涵盖所有情形,靠的是论证的结构,而非已考察的案例数量。
证明看似具有先验性,这引出了有关其基础的问题。戈特洛布·弗雷格试图证明,算术可以从逻辑原则和定义中推导出来。他在1884年出版的《算术基础》中,反对将数视为心理产物,或将算术定律视为经验概括。这个后来被称为逻辑主义的纲领,试图通过逻辑来解释算术的权威性。伯特兰·罗素在弗雷格的基础体系中发现了一个矛盾,这表明原先提出的推导方案若不作修改便无法成立。此后,罗素与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在《数学原理》中建立了另一套框架,该书于1910年至1913年间分三卷出版。
其他哲学立场对数学知识有不同的解释。形式主义进路强调公理系统以及受形式规则支配的推导。直觉主义尤其与L. E. J. 布劳威尔联系在一起,它将数学与构造性的心智活动相联系,并反对不加限制地使用古典数学所接受的某些原则。相比之下,数学柏拉图主义者认为,数学对象独立于思想而存在。他们面临的认识论问题是:抽象对象通常并不与认识者发生因果关系,推理又如何使人认识这些对象?
即使在一个已被接受的形式系统内部,区分可推导性与知识也至关重要。证明依据公理和规则确立结论,但哲学上的说明仍须解释:思考者接受这些出发点并运用这些规则,究竟有何正当依据。演绎推理并不会仅仅因为在演绎上有效,就把经验前提变成先验结论。一个涉及实测长度的论证,即使其中的数学步骤无懈可击,也仍然依赖经验。
对基本推理的证成还面临一个回溯问题。试图证明某条基本规则值得信赖时,可能已经使用了这条规则,或另一条同样有待证明其可靠性的规则。这并不会自动使逻辑失去可信性,却限制了从完全独立的立场出发,为每一种推理实践提供确证的可能性。诉诸自明性、推理的构成性规则,或默认享有的理性资格,分别提供了不同的回应。
实际运用中的数学知识往往具有混合的基础。冗长的证明涉及记忆、协作、发表,有时还涉及计算。核查计算机辅助证明,既需要在经验层面信赖硬件和软件,也需要在数学层面理解其方法。相关定理本身或许可以被先验地认识,但某个人实际接受它的正当依据,却可能部分依赖于证言和观察。因此,先验性并不是对数学家所做的一切的总体归类;它关涉的是接受特定主张的特定根据。
分析性、约定论与经验主义批判
二十世纪一种重要的进路试图通过语言来解释先验知识。逻辑经验主义者力图保留逻辑和数学的特殊地位,同时又不承认理性能够洞察一个独立的形而上学领域。按照这一进路中一些颇具影响力的版本,逻辑和数学陈述是分析的:保证其为真的,是意义、定义或语言规则,而非所观察世界的偶然特征。这既保留了形式推理与经验科学之间的区别,又否定了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
鲁道夫·卡尔纳普提出了关于语言框架的理论,在这些框架中,规则决定哪些表达式和推论是合规的,并确定某些真理。在1934年的《语言的逻辑句法》中,他强调,我们可以构造不同的形式语言,而不是去发现某个唯一正确的逻辑系统。选择采用哪一种框架,可能涉及简洁性和实用性等实用层面的考量。然而,在一个框架内部,什么是逻辑后承,可以由该框架的规则确定。这种进路将某些表面上的必然性的根源,从世界的内在结构转移到了表征的组织方式之中。
威拉德·范·奥曼·蒯因在1951年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对这一策略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对分析性的常见解释诉诸同义性和定义等概念,但这些概念本身也难以澄清。定义可以借助既有的同义关系来解释一个新引入的表达式,但这还不能解释一般意义上的同义性。蒯因还反对这样一种观点:每个有意义的单独陈述,都各自对应着一组可以独立指明的确证经验。
作为替代,他强调确证整体论:陈述是作为更大理论中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来接受经验检验的。当预测失败时,可以在系统的不同位置作出调整。逻辑和数学原理占据着尤为核心的位置,因此修正它们的代价很高,但居于核心并不意味着不可修正。这对如下图景提出了挑战:某些真理完全不受证据影响,另一些则可以直接逐一接受检验。
蒯因的批判并未促成先验知识不可能存在的共识。先验知识的捍卫者认为,一项信念可以因经验而被修正,并不表明它最初的证成依据就是经验性的。一个人可能拥有先验证成,但后来出现的证据若表明其存在概念混淆、推理错误或认知状态不可靠等问题,这种证成就可能被推翻。另一些人则认为,即便分析性难以界定,我们仍可以通过理性证成依据在实际推理中所起的作用来识别它。
因此,这场争论可以分为几个问题:分析性是否是一个融贯的概念,它能否解释先验性,以及经验是否可能在理性上影响任何信念。这些问题并不等同。否定严格的分析与综合之分,并不会自动解释基本逻辑判断如何得到证成;为分析真理辩护,也不会自动表明,理解这些真理就足以获得知识。
必然性、偶然性与指称
先验性常常与必然性联系在一起,但两者所区分的是不同的方面。先验性关乎一个真理如何能够被认识,必然性则关乎这个真理是否本来可能并非如此。用可能世界的语言来说,必然命题在每一个相关的可能世界中都为真,而偶然命题在某些可能世界中为真,在另一些可能世界中为假。这两个定义都没有说明人如何获得对相应命题的知识。
索尔·克里普克的讲座使这一区分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这些讲座于1972年首次发表,后于1980年以《命名与必然性》为题出版。他主张,某些同一性关系是必然的,尽管发现它们需要经验研究。如果“长庚星”和“启明星”都严格指称同一颗行星,即金星,那么两者的同一性就不只是两个对象之间的偶然巧合。然而,要发现昏星与晨星是同一个天体,仍然需要天文学研究。
自然种类的例子进一步拓展了这一论证。按照克里普克的观点,在得到恰当理解并作出适当限定的情况下,水与 的同一性可以被视为必然后验真理的一个候选例子。化学研究带来了这一发现,而有关指称与本质的理论则解释了它的模态地位。这一论证并不意味着每一份被随口称作“水”的样品在化学上都是纯净的,也不意味着说话者在科学研究之前就已知道水的分子组成。
克里普克也讨论了偶然的先验知识。他的一个著名例子设想:用某根特定的棒子在某个指定时刻的长度,来固定“一米”的指称。按照这一设想,引入该标准的人无需测量,就能知道这根棒子在那个时刻的长度是一米。然而,这根棒子本来可能具有不同的长度,因此,关于该对象的相应断言是偶然的。这个例子涉及的是一项固定指称的约定,而不是声称此后使用该单位进行的每一次测量都是先验的。
如何理解偶然先验知识的案例,至今仍有争议。批评者追问,作出约定的人究竟是知道了一个关于世界的实质性事实,还是仅仅知道某个术语是如何被引入的。他们还区分了两件事:理解一条指称规则,以及知道该规则所适用对象的身份或属性。对于指示性语句,以及那些能够确定某个对象、却未揭示其更多特征的描述,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这些讨论留下的持久成果,是对各种区分更为细致的梳理。“必然的”“分析的”“确定的”和“先验的”不能简单地相互替换。一个命题可以是必然的,却无法仅凭概念反思而被认识;思考者可以拥有理性根据,却并非绝不会出错;语言上的约定也可以确立某种知识,却不会因此使其对象的属性在形而上学上成为必然。
理性洞见、可错性与消解因素
一种关于先验知识的正面理论,必须说明其认识论根据来自何处。一种颇具影响力的回答诉诸理性洞见或理智上的显现:理解某些命题,就会使其真实性以一种不依赖感官观察的方式显得不言自明。一个常见的例子是:任何物体都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同一方面既完全是红色的,又完全是绿色的。核心问题在于,这类显现究竟是真正的证据,还是仅仅是心理上的确信。
较强的理性主义理论认为,恰当的理解能够揭示必然关系。较为温和的理论则承认,理性上的显现可以提供可被消解的支持。按照可错论,证成不必保证真实性。人可能误读证明、忽略歧义,或认为某个无效推理很有说服力。这些错误的可能性表明,主张某种证成来源,并不等于声称人类推理不会出错。
即使经验并未提供最初的证据,它也可能提供消解证成的因素。一个人可能理解了某个简短论证,随后却得知,自己先前服用的某种药物通常会损害其评估这类论证的能力。这一信息即便没有指出具体哪一步无效,也可能削弱其信心。同样,持反对意见的专家提出异议,也可能使人有必要重新检查证明。剩余的认识论根据是否仍算先验,取决于对“不依赖经验”的界定有多严格。
不同的证成理论以不同方式处理这些情形。基础主义可以将某些理性判断视为基本判断,即并非从其他信念推导而来。融贯论强调这些判断在一个相互支持的体系中的位置。可靠主义则追问,相关的信念形成过程是否能够可靠地产生真信念。这些立场与接受或拒绝先验性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每一种立场都需要说明理性认知为何能够成功,以及思考者所处的情境如何影响其认识论地位。
另一个难题涉及概念的掌握。如果充分理解一个概念就已经要求接受某些原则,那么这些原则似乎就内含于概念运用能力之中。但这样一来,分歧就可能被视为仅仅源于误解。另一些理论则将掌握概念与正确判断一切涉及该概念的关系区分开来,从而允许一个人既具备概念运用能力,又犯下实质性的错误。难点在于说明,反思何时是在纠正错误,而不只是用一种确信取代另一种确信。
先验证成本身也不能解决盖梯尔问题。一个真结论可能是通过有缺陷的论证得出的,也可能来自某种推理,而这种推理表面上的成功却包含认识上的运气。因此,充分的理论必须区分:一种是真命题碰巧被人相信,另一种则是凭借理性根据而真正为人所知。要解释这些根据,仅仅列举受过训练的推理者往往认为显而易见的命题,还远远不够。
哲学方法与先验性的限度
哲学经常运用概念反思、论证和设想的案例,而非受控观察。因此,先验知识的地位对哲学方法具有重要意义。一个思想实验可能追问:所描述的案例是否可能发生,是否符合某个概念,或者是否动摇了某项提出的原则。然而,这些是不同的任务。设想的情境可以揭示某个定义中的不一致,却不能由此确立该情境在物理上是可能的。
在伦理学中,一些哲学家主张,人们对基本规范原则拥有先验知识;另一些哲学家则认为,道德知识依赖情感、经验、社会实践,或这些因素的某种结合。即便是理性主义的伦理理论,也必须区分一般原则及其应用。判断某个具体行为是否涉及欺骗、胁迫或本可避免的伤害,通常需要事实信息。将规范原则应用于经验前提而得出的结论,并非完全独立于经验。
在形而上学中,先验推理被用来探究同一性、依赖关系、可能性与存在。其正当性部分取决于:可理解性是否与实在相符。能够描述一种情境而未发现矛盾,并不保证这种情境真正可能。关于事物同一性与结构的科学发现,可以对表面上自洽的描述构成限制。这也是克里普克之后的模态推理经常区分以下两者的原因之一:在探究之前看似可以设想的事物,以及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可能的事物。
认知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关于推理、数认知和判断的研究,可以探究人们如何获得概念,以及某些论证为何让人觉得有说服力。实验哲学考察人们对哲学案例的反应,以及呈现方式或背景产生的影响。这些发现可以质疑某种直觉具有普遍性或能够可靠地产生的主张。但它们并不能自动判定,被判断的命题是否为真,或者是否有站得住脚的论证支持该命题。心理起源与认识论证成,仍然是可以区分的问题。
其他领域中的术语也需要谨慎对待。在统计学中,先验概率是在以所分析的特定数据为条件进行更新之前指定的,但它可能反映了以往的观察结果或经验性的背景知识。在机器学习中,内置约束和归纳偏置可以先于针对某个给定数据集的训练而存在,却并不因此构成哲学意义上的先验知识。先于某一次学习过程,并不等于其证成独立于经验。
因此,当代争论着重考察理性证成的具体来源与限度。证明、概念判断、模态论证和道德原则,未必需要得到相同的解释。哲学的任务在于确定:每一种方法能够支持哪些判断,需要哪些背景假设,以及哪些类型的错误或反证可能削弱其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