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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行为

言语行为是通过交际实施的行动,例如断言、请求、承诺、道歉或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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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行为是在交际中实施的行动,例如作出断言、提出问题、发出警告、承诺提供帮助或宣读判决。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见解是:话语不仅能表述某种情境,还能作出承诺、引出回应、建立社会关系,或改变制度性身份或状态。在适当情境下,由获得授权的会议主席说出“会议到此结束”,并非只是在描述一件独立发生的事,而是以这句话结束会议。

言语行为研究将语言哲学与语用学、语义学和社会语言学联系起来。尽管哲学和法学理论中更早就出现过相关思想,现代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由 J. L. 奥斯汀奠定,随后由约翰·塞尔加以系统发展。这一领域研究不同交际行动之间有何区别,哪些条件使行动成功或出现缺陷,说话者如何间接表达所要实施的行动,以及参与者如何识别并回应这些行动。

尽管名称中有“言语”一词,言语行为并不限于口头语言。书面辞职信、用手语提出的问题,以及通过数字方式提交的接受表示,都可以实施交际行动。对这些行为的理解不仅取决于语言形式,还取决于参与者的意图、共有知识、它们在会话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得到认可的制度性权威。

思想渊源与理论发展

言语行为理论的兴起,部分源于对以陈述及其真假为中心的语言解释方式的不满。断言固然重要,但日常交际还包括请求、邀请、问候、承诺、许可和命令。如果把一切有意义的话语都视为描述,就会掩盖人们通过说出这些话语所完成的不同事情。早期的哲学讨论已触及这一问题的某些方面:托马斯·里德考察了承诺等社会性活动,阿道夫·赖纳赫则在1913年的著作中分析了社会行为及其产生的义务与请求权。

奥斯汀提出的研究进路,对后来的语言学和哲学影响最为深远。他于1955年在哈佛大学所作的威廉·詹姆斯讲座,在他去世后于1962年以《如何以言行事》为题出版。他最初将话语区分为两类:表述性话语看似是在报告事实,施为性话语则是在实施行动。“我将这艘船命名为……”和“我保证归还它”便是后一类的例子。对于这类话语,最直接的评价关乎命名或承诺是否得到了恰当的完成,而不只是句子是否为真。

奥斯汀随后开始质疑这一区分是否如此泾渭分明。陈述本身也是行动,也可能不合时宜、缺乏依据、具有误导性,或存在其他缺陷。反过来,施为性话语也可能包含对事实的承诺。因此,他后期形成的理论框架转而分析日常话语普遍具有的行动维度,而不是将句子划归为两个截然分开的类别。这一转变使该理论不仅适用于形式鲜明的仪式和程式化表达,也适用于日常陈述。

塞尔的《言语行为》于1969年出版,以规则、意图以及交际效力与命题内容之间的区分为基础,提出了更为系统的解释。他在1976年的论文《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中提出了一套影响深远的五分法。其他研究进路则强调不同的理论基础。H. P. 格赖斯在1957年的论文《意义》中,从意图及其被识别的角度分析交际;P. F. 斯特劳森则在1964年的《言语行为中的意图与惯例》中,探讨了交际行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惯例。

这些立场带来了持续至今的理论分歧,而非一套统一的学说。有些解释强调约定俗成的程序和公共规则,另一些则强调交际意图的识别、会话推理或互动的组织方式。更广泛的思想背景还包括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于1953年出版的《哲学研究》,该书强调了语言使用的多样性。不过,言语行为理论有着更为明确的分析目标:识别交际中实施的行动,并解释这些行动的条件、效力与后果。

言内行为、言外行为与言后行为

奥斯汀区分了话语的三个分析维度。言内行为是指说出具有一定意义和指称、可以被理解的语言表达。言外行为是指在说出某些话时所实施的行动,如断言、请求或警告。言后行为则涉及通过说话所产生的效果,如说服、使人警觉、使人安心或促使他人采取行动。这些通常是同一个事件的不同维度,而不是三次彼此独立的话语表达。

以“你身后有一条狗”为例。在言内层面,说话者说出了一个句子,指出有一条狗,并说明它相对于听话者的位置。这句话的言外之力可能是警告、对某个问题的回答,或信息告知。它的言后效果可能包括使听话者感到害怕、让其转头,或促使其躲避。因此,相同的措辞可以具有不同的言外之力,而相同的言外之力在不同场合也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

必须区分言外行为的成功与言后行为的成功。听话者可能完全理解了一个警告,却置之不理。一个请求可能被识别为请求,却未获应允。反过来,一句话也可能使人害怕,尽管说话者并无警告之意,听话者也未将其理解为警告。奥斯汀认为,确保听话者领会话语,大致说来就是识别其意义和言外之力,对于成功实施许多言外行为十分重要。不过,识别并不等于赞同、服从或相信。

还需要进一步区分言外之力与命题内容。“你会离开。”“你会离开吗?”和“请离开。”所涉及的情形可能密切相关,但说话者实施的行动却不相同。一种常见的示意性记法是:

F(p)F(p)

这里,FF 表示言外之力,pp 表示命题内容。因此,断言某人会离开,不同于请求那个人离开。这一记法是一种分析性的抽象:疑问句、问候语和表达情感态度的套语,并非都能同样自然地纳入简单的“命题加言外之力”结构。

言外之力由多种特征共同标示,而不只取决于句子的意义。“承诺”和“警告”等显性施为动词提供了相对直接的线索。语气、语序、语调、助词、称呼形式以及话语所处的活动情境也都很重要。祈使句可以用来命令、邀请、许可、指示或祝愿。因此,无论是语法上的句子类型,还是表示某种行动的动词,都不足以完整说明在某个具体场合实际实施了什么行动。

适切条件、规则与交际承诺

言语行为通过适切条件来评判:这些条件规定一项行动能否成功且恰当地实施。奥斯汀的例子常常涉及既定程序。要使仪式性宣告生效,必须有公认的程序、合适的参与者和情境,并且程序须得到妥善执行。没有相应权限的人,通常不能仅凭说出恰当的话语就宣布立法机关休会。

奥斯汀区分了失效与滥用。在失效的情形中,意图实施的行为未能生效,例如缺少必要的程序或授权。在滥用的情形中,行为可能已经实施,却因参与者缺乏必要的意图或情感,或事后未能按预期行事而存在缺陷。因此,不真诚的承诺并不一定就不算承诺。即使说话者内心打算不履行承诺,也可能因此承担义务。这一区分将公开承诺的存在与说话者心理上的真诚分离开来。

塞尔将承诺等行为的条件分为几种类型。命题内容条件限定行为所涉及的内容:承诺通常涉及说话者未来的行动。预备条件涉及背景要求,例如说话者有能力实施该行动,以及所处情境使作出这一承诺具有相关性。真诚条件涉及相应的心理状态,例如有意去做自己所承诺的事。本质条件则规定,说出这番话就算是承担了一项义务。

这些条件是理论分析,而不是参与者机械套用的通用核对清单。对它们的解释因行为类型和具体情境而异。“我保证太阳会升起”可以起到加强安抚的作用,尽管说话者无法控制这一事件。威胁则不同于典型的承诺,它宣告的是对受话者不利的行动。这些例子说明,不能仅凭施为动词的出现,就确定话语究竟产生了哪些承诺。

塞尔将这些分析与构成性规则联系起来,其一般形式常表述为“在情境 C 中,X 算作 Y”。有些规则只是规范独立存在的活动,构成性规则则不同,它们参与确立一项活动本身是什么:游戏中的某个举动算作有效的一步,或经授权作出的宣告算作制度性地位的改变。并非所有言语行为都需要复杂的制度,但这一区分解释了语言事件为何能够产生超出话语发出这一物理过程本身的后果。

一个持续受到讨论的问题是:言语行为究竟最适合通过意图、约定俗成的规则,还是规范性承诺来界定。例如,断言通常被理解为使说话者须对其内容的真实性负责。承诺则使说话者须对未来的行为负责。这些公开的责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真诚与成功实施行为并不总是一致。

言外行为的主要类别

奥斯汀提出了五大类言外行为——裁决类、行使类、承诺类、行为类和阐述类,但也承认这一分类体系存在难题。塞尔后来提出的分类尤其具有影响力,因为它采用了几项明确的标准:行为的言外目的、适应方向,以及该行为通常表达的心理状态。言外目的涉及行为的基本意图;适应方向则涉及究竟是要让语言符合世界,还是要使世界与语言相符。

断言类也称表述类,使说话者对某一命题的真实性作出承诺。陈述、报告、描述以及许多预测都属于这一类。其适应方向通常被称为“从语言到世界”:话语应当表征事物的实际状况。它通常表达的心理状态是相信,尽管说话者也可能断言自己并不相信的内容。断言类行为在力度和对证据的立场上有所不同:猜测、下结论和坚称,并不会仅仅因为都将命题内容作为真实的内容来呈现,就可以相互替代。

指令类旨在促使受话者做某件事。请求、命令、邀请和建议都是典型例子。其“从世界到语言”的适应方向,反映了使行为与话语相符的目的。权威性、紧迫性、受益情况以及拒绝的自由度等方面的差异,使命令有别于建议或邀请。承诺类包括许诺和承担义务,也具有从世界到语言的适应方向,但其典型特点是让说话者承担义务,而不是要求受话者采取行动。

表达类传达对某种被视为既定情境的态度,如感谢、道歉、祝贺或慰问。这类行为通常既不以描述某种事态为目的,也不以促成该事态为目的。在“祝贺你升职”这句话中,升职通常被当作已确立的背景。其地位可以通过预设来分析,不过,并非所有表达类行为都具有相同的语言结构,也并非都以相同的方式投射背景假定。

宣告类通过成功实施自身而创设某种制度性状态。任命官员、宣布会议开始,以及在具有法定权限的司法场合宣判,都是例子。塞尔认为宣告类具有双重适应方向:成功说出这类话语,既表征了相关的制度性事实,也确立了这一事实。其效力取决于得到认可的程序和权限,而不只是语言措辞。

这一分类并非对日常行为名称的穷尽罗列,具体事例也可能难以归入单一类别。警告既可能告知受话者存在危险,也可能意在促使其采取预防行动。提问常被视为寻求回答的指令类行为,但也可以用来检验知识、表达惊讶、质疑某一主张或引入话题。因此,分析者会区分抽象的行为类型与一句话在实际交流中可能发挥的多种功能。

间接性、推理以及形式与言外之力的关系

当说话者通过一个话语实施某种行动,而该话语较为字面或常规的解读表达的是另一种行动时,就构成了间接言语行为。“你能把盐递过来吗?”在语法上是询问能力的问题,但在餐桌上通常起着请求的作用。“这里很冷”可能是在报告温度、表达抱怨,也可能是在请求关窗。仅凭句子形式,无法确定说话者意图实施的行动。

塞尔对此提出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分析,区分了首要言外行为(如请求)和次要言外行为(如询问受话者是否有能力完成所请求的行动)。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系统性:有关能力、意愿或未来行动的问题,可以涉及与请求相关的条件。不过,许多常见表达模式已经具有足够强的规约性,人们无需有意识地重建推理链条,就能识别其作用。对这些表达的理解也会因语言和社会情境而异。

格赖斯语用学通过人们对理性会话行为的预期来解释间接交际。按照合作原则,一个表面上不相干的话语可能促使听者进行推理,将其与当前活动联系起来。如果客人问是否还有时间再玩一局,主人回答说晚餐准备好了,那么这句话可能起着否定回答或建议停止游戏的作用。会话含义与言语行为的言外之力相互关联,但并不相同:推断出的命题本身,并不等同于通过传达该命题所实施的交际行动。

间接性与语言礼貌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问句可以为对方保留拒绝的余地,但也可能带有对抗意味:“你能不能别再打断我了?”表达的可能是恼怒,而非恭敬。反过来,“进来吧”可能是热情的邀请,而不是无礼的命令。社会距离、提出要求的正当权利、紧迫程度、韵律以及参与者之间的关系,都会影响人们对某种形式的理解。

间接行为还必须与修辞性语言区分开来。言语反讽涉及说话者对所表达内容的评价态度,或与该内容保持距离的立场;间接性关注的则是如何借助另一种交际形式来实施某种行动。反讽性的赞美可能起着批评的作用,但许多间接请求并不包含反讽或隐喻。引用同样会改变情况:说“她对他说:‘我保证’”,通常是在转述一个承诺,而不是说话者本人作出该承诺。

形式与言外之力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定约束,并非任意对应。祈使句明显倾向于表达某些类别的行动,施为程式可以明确标示说话者作出的承诺或承担的责任,特定构式也会与反复出现的用法建立联系。然而,语境证据可以改变理解的方向。“你会游泳吗?”在面试中是普通的信息询问,在泳池边可能是一种挑战,也可能是分派任务前的铺垫。句子为行动提供表达资源,却不能脱离具体使用,独立给出完整的行动描述。

会话与共享语境中的言语行为

经典的言语行为分析往往从一个孤立的话语入手,考察它实施了什么行动。会话分析则尤其重视序列:一个话语是在回应什么,它使什么样的回应成为接下来相关的行动,以及后续行为如何体现参与者的理解。这两种研究路径有所交集,但各自侧重的分析单位不同。一个话语孤立来看可能含义不明,但在逐步展开的交流中,却可能被识别为回答、拒绝或修复。

相邻对由相互关联的行动构成,例如提问—回答、问候—问候或提议—接受。第一部分使有限范围内的第二个行动成为相关的后续行动,但并不保证其中某个行动会立即出现。面对一个问题,对方可能先要求澄清,再作回答。收到邀请后,对方可能先询问时间,再表示接受。回应的缺失、延迟或具体表达方式,本身也可能具有可被社会性解读的意义。

话语在序列中的位置可以改变其行动性质。“你忙吗?”可能是在真诚询问某人正在做什么,也可能是在提出请求之前开启一个预备序列。接收者可能回答“你需要什么?”,表明自己已识别出接下来可能提出的请求。同样,“是的”既可能是在回答一个是非问句,也可能是在接受提议、表示听到了,或确认对方提出的理解。要确定它的功能,不能只对这个词的词汇意义进行分类。

理解依赖于共同基础,即为了当前互动而被视为双方共享的信息。“这里”“那个”和“明天”等指示现象中的表达需要借助语境来确定所指,而对行动的理解还会利用参与者的角色、正在进行的活动以及已知的计划。实验室主管说“样品还在外面”,可能是在报告一个问题,也可能是在提示对方把样品取回来。哪一种解读有依据,部分取决于谁负责这些样品,以及此前已经讨论过什么。

参与者可以协商或质疑一个话语的言外之力。“那是在提要求吗?”是在寻求澄清;“我只是提个建议”是在修正或为先前的话语辩护;“你答应过的”则是在认定原说话者作出了承诺,而原说话者可能对此提出异议。后续回应能够为理解提供证据,却并不是对最初内在意图的绝对可靠的记录。因此,交际既具有前瞻性,会投射出后续回应;也具有回溯性,允许后来的话轮澄清先前话轮究竟完成了什么行动。

身体行为同样重要。目光可以选定受话者,指点动作可以明确请求所涉及的对象,而停顿或面部动作则会影响人们如何理解一个回应。在手语中,手势符号与非手控特征共同参与语法和语用意义的表达。因此,与其把言语行为看作本质上依赖声音的行动,不如将其理解为通过可用模态实现的交际行动。

制度性权威、法律与施为性

有些言语行为之所以能带来公众认可的变化,是因为它们嵌入了制度之中。法院、立法机关、大学、工作场所和宗教组织都设有相应程序,让特定参与者能够作出决定、授予身份或确立义务。这些行为的生效条件十分具体:谁有权实施、通过何种媒介、在什么阶段,以及必须履行哪些形式要件。在不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下说出同一句话,可能只是在模仿或转述某项制度性行为。

在法律中,语言行为包括要约、承诺、作证、裁判、通知以及某些形式的同意。这些行为的法律后果取决于适用的法律制度和具体情形,而不只是它们在日常语言哲学中的分类。在日常交谈中被称为允诺的陈述,并不自动构成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合同。反过来,即使没有明确说出“我保证”,也可能产生义务。言语行为分析可以阐明这类行为的结构,却不能替代决定其效力或后果的法律规则。

文书体现了语言内容与经授权实施的行为之间的区别。任命书草稿、未经签署的表格和正式签发的任命书,可能措辞相近,却具有不同的制度性后果。数字系统又带来了身份验证、提交、接收和同意记录等问题。当相关程序赋予点击“接受”控件这一操作相应作用时,它就可以成为制度性行为的一部分。仅凭可见的文字或界面操作,无法解释整个交互过程。

施为性这一概念的发展超出了奥斯汀最初的分析范围。雅克·德里达在1972年的论文《签名、事件、语境》中强调符号的可重复性,并质疑能否将日常交际与引用及其他脱离原有语境的用法截然区分。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1990年)和《身体之重》(1993年)中进一步拓展了施为性的概念,用以解释反复进行、受规范支配的实践如何参与社会身份的构成。这种更广泛的用法,不应等同于一种较为狭义的主张,即显性施为句会实施其所指明的行为。

言语行为理论也为分析交际中的权力提供了概念工具。权威会影响一句话是否算作命令、裁决或解雇,社会条件也会影响一次行动尝试能否得到承认。探讨这些问题,至少需要区分三个方面:行为是否已经实施、行为是否正当或有效,以及行为产生了什么效果。一项命令可能被理解,却未经授权;一项宣告可能在制度上有效,却受到质疑;一次干预尝试可能影响他人的行为,却未获得说话者所寻求的地位。

在有争议的情形中,区分语言行动与其后果尤为重要。伤害、冒犯、承诺和制度效力是不同的范畴,不能相互替代。分析必须明确具体行为、行为发生的情境、相关标准以及证明其效果的证据,而不能把所有产生后果的语言都视为同一类施为行为。

跨文化差异、习得与实证研究

不同语言为实施和识别言语行为提供了不同的资源,包括语气系统、助词、敬语、称呼语、程式化表达和韵律模式。社会惯例也会影响哪些人可以提出特定请求、如何表达拒绝,以及在什么情形下需要道歉或致谢。宽泛的行动类别有助于比较,但不应假定这些类别在不同社群中的界限和惯用表达方式完全相同。

跨文化语用学对请求和道歉的研究尤为细致。由肖莎娜·布卢姆-库尔卡、尤利安娜·豪斯和加布里埃莱·卡斯珀等人参与的“跨文化言语行为实现项目”于1989年推出了一部重要的论文集。这一研究传统区分了请求的核心行为、内部修饰成分和辅助语步等组成部分。“能不能麻烦你把文件发过来?明天就截止了”既包含请求表达,也附有说明,用以解释请求的紧迫性。

此类研究需要审慎解读。某一数据集中直接表达形式出现得更频繁,并不能证明整个语言社群或人群更不讲礼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任务、请求给对方造成的负担、交际媒介以及抽样方法,都会影响研究结果。语域和情境可以使同一种语言内部出现显著差异。工作场所的指令、家庭中的请求和紧急情况下的指示,不应被当作可以相互替代的证据,用来证明某种单一的民族交际风格。

言语行为也是语言习得的核心内容。儿童不仅学习词汇和语法,也学习如何引起注意、索要物品、回答问题、消除误解,以及处理承诺。在能够流利地说出句子之前,儿童早期的交际行动就可能通过手势和发声来实现。不过,对这些行动的分类仍须以交际意图和互动中对方的理解与回应为依据;并非所有促使成人采取行动的行为都因此构成请求。

在第二语言习得中,语法熟练并不保证学习者能够恰当地理解或实施言语行为。学习者可能迁移自己熟悉的交际惯例,按字面理解间接请求,或使用某种程式化表达,却未意识到它的社会效力与另一种语言中最接近的表达有所不同。研究区分了语用语言资源,即实施行动时可用的语言形式,以及社会语用判断,即对人际关系、义务和得体性的判断。这一区分是分析性的,因为实际交际通常将二者结合在一起。

研究方法包括对自然发生的互动进行录音或录像、角色扮演、访谈,以及让参与者针对所描述的情境作出回应的语篇补全任务。各种方法获取的证据各不相同。诱导性任务便于进行受控比较,但未必能再现话轮的时序或身体动作等行为。语料库语言学支持研究者考察更大规模的语料,不过,标注者仍须根据语境推断所实施的行动。可靠的分析需要明确界定类别,并注意一次话语贡献同时实施多种行动的情况。

形式模型与计算应用

形式化方法力求精确表征言语行为的条件、承诺和后果。塞尔与丹尼尔·范德维肯在《言外逻辑基础》(1985)中提出了一个框架,认为不同的言外之力在目的、强度、实现方式、内容条件、预备条件和真诚条件等维度上存在差异。这类框架旨在解释各种行为之间的关系:例如,为什么命令和请求属于相近的类别,却在权威性和实施方式上有所不同。

言语行为也与动态语义学有所交集,后者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话语对会话语境的影响来理解话语。断言可以提议向共同基础中添加信息;提问可以引入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指令则可以提议改变未来的行为或义务。这些模型在技术实现上各不相同,但都认为,理解话语不仅是为其赋予真值条件,还涉及追踪结构化交际情境中的变化。

计算研究经常采用与之相关的对话行为这一范畴。对话行为标注方案根据话语在互动中的功能为其标注类别,例如告知、提问、确认、表示知悉或请求澄清。对话行为并不只是给塞尔的五大类别换了名称。它们通常还包括对互动管理十分重要的功能,例如话轮管理、反馈和修正,而且可以为同一个片段赋予多种功能。

用于对话行为标注的 ISO 24617-2 标准于2012年首次发布。该标准提供了一个多维框架,用以描述交际功能及其对其他话语的依赖关系。这种方法能够兼顾这样一个事实:一句话可以在推进任务的同时,对前一个话轮作出回应,或对交谈过程进行管理。因此,标注时需要决定如何划分片段、如何处理语境依赖关系,以及哪些功能维度与当前话语相关。

在人工智能领域,对话行为识别可用于支持客户服务系统、语音交互界面、会议分析和对话智能体。系统必须区分“取消我的预订”“你取消我的预订了吗?”以及“不要取消我的预订”,尽管这些话使用的词汇十分相似。早期系统通常依赖人工编写的规则或统计分类器;后来的系统则使用机器学习方法,包括神经网络模型和大语言模型,以纳入更广泛的语言语境。

当表层形式不足以确定所实施的行为时,识别工作便会持续面临困难。反讽、间接请求、含义模糊的应答以及特定机构的专门术语,都可能使仅依据当前句子的分类器失效。要准确理解话语,可能需要参考前面的话轮、韵律、说话者的角色以及当前任务的状态。此外,还必须区分识别用户的行为与获得执行该行为的授权:正确识别出一项转账请求,并不意味着获准执行转账。因此,计算系统必须将交际意图、任务状态和操作授权表征为相互关联但又彼此有别的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