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应原免疫治疗是指反复给予可控剂量的致敏物质,以降低患者在后续接触时对该物质的敏感性。这些物质可引发过敏反应。与主要抑制症状的治疗不同,变应原免疫治疗作用于针对特定变应原的免疫应答,其疗效可在治疗结束后持续存在。目前,疗效已得到确立的主要适应证包括花粉和屋尘螨相关的变应性鼻炎、部分过敏性哮喘,以及蜇人昆虫毒液引起的全身性过敏。口服免疫治疗也能提高部分食物过敏患者发生反应的阈值,但这种保护作用往往依赖持续给药。
变应原免疫治疗并非一种可任意替换制剂或给药方式的单一疗法。注射用提取物、舌下含片、舌下滴剂和口服食物制剂,在成分、证据基础、安全性和监管批准情况方面各不相同。它们的共同目标是改变免疫系统对特定变应原的反应,而非整体抑制免疫功能。临床获益取决于能否明确相关变应原、选择有效制剂,并坚持适当的疗程。
历史发展与适用范围
现代变应原免疫治疗起源于早期通过注射花粉提取物治疗花粉症的尝试。1911年,伦纳德·努恩发表了通过预防性接种防治花粉症的研究;随后,约翰·弗里曼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方法。他们开展这些工作时,过敏反应的主要分子通路尚未被发现。最初的理论依据着重于抵御当时假定存在的花粉“毒素”,而非如今已知的抗体介导机制。尽管如此,这一实践确立了其核心原则:逐步增加引起症状的物质的给予量。
此后的数十年间,治疗范围从季节性花粉扩展到了屋尘螨、动物变应原、霉菌和昆虫毒液。早期制剂的生物效价和成分差异很大。对照研究,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来的研究,帮助人们将特异性治疗效果与季节变化、暴露变化及安慰剂效应区分开来。1966—1967年免疫球蛋白E的发现,为理解速发型过敏反应以及解释治疗所引起的变化提供了分子层面的理论框架。
皮下注射成为治疗呼吸道过敏和毒液过敏的主要给药途径。舌下给药则作为另一种选择发展起来,通过将变应原置于舌下,使其与口腔黏膜接触。针对成分明确、含有禾本科花粉、豚草花粉和屋尘螨变应原的片剂开展的试验,为舌下给药提供了更充分的证据支持。一些国家也使用舌下液体提取物,但制剂及获批适应证各不相同。某一种片剂或提取物的研究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所有含有同一变应原来源的产品都有效。
“脱敏”一词在临床医学中有多种含义。在食物免疫治疗中,它通常指通过规律治疗维持反应阈值的升高。在药物过敏中,暂时性脱敏可使患者得以使用原本因过敏而无法使用、但又确有必要的药物,不过这种耐受性通常会在停药后消失。这一操作不同于呼吸道或毒液免疫治疗的长期疗程,后者旨在使过敏反应性产生持久改变。
变应原免疫治疗也不同于使用阻断过敏通路的单克隆抗体进行治疗。例如,抗IgE抗体可减少能够激活效应细胞的IgE,但这种治疗本身并不向患者给予致病变应原。这类药物可与免疫治疗联合使用,也可用于治疗其他过敏性疾病。同样,免疫治疗并不是所有被称为“过敏”的病症的通用疗法:已确立的呼吸道过敏免疫治疗方案不适用于非过敏性鼻炎、食物不耐受或大多数类型的变应性接触性皮炎。
免疫学机制
即刻型过敏反应通常始于过敏原与特异性IgE类抗体结合,这些抗体附着在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表面的高亲和力受体上。相邻的受体结合型IgE分子发生交联后,会触发组胺、脂质介质及其他物质的释放。这些物质会引起瘙痒、打喷嚏、黏液分泌、气道狭窄和血管渗漏,严重时可导致严重过敏反应。随后募集而来的炎症细胞可使症状在最初接触过敏原后持续更长时间。
过敏原免疫治疗会改变这一反应的多个环节,而不是通过某个统一的开关发挥作用。治疗有效时,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变得不易被相应过敏原激活。过敏原特异性IgE水平起初可能升高,尤其是在治疗早期,此后可能仅缓慢下降。因此,即使测得的IgE水平在早期没有降低,临床症状也可能改善。仅凭IgE浓度不足以判断治疗是否成功。
T细胞调控的变化是产生较长期疗效的关键。过敏反应往往与2型辅助性T细胞的活性以及白细胞介素-4、-5和-13等信号分子有关。免疫治疗可促进抑制这些反应的调节通路。调节性T细胞及其他调节性细胞群通过白细胞介素-10和转化生长因子β等介质发挥作用。由此产生的效应包括减少炎症细胞募集,以及改变抗原呈递细胞、T细胞和抗体产生细胞之间的信号交流。
治疗通常还会提高过敏原特异性IgG水平,尤其是IgG4。这些抗体可与IgE竞争结合过敏原,从而减少可用于激活效应细胞的过敏原。它们还可干扰由IgE促进的、向T细胞呈递过敏原的过程。这种“封闭抗体”活动有助于解释为何抗体功能有时比抗体浓度更有参考价值。不过,IgG4浓度较高本身并不能证明个体在临床上已获得保护。
给药途径会影响过敏原与免疫细胞接触的方式。注射的过敏原在组织中被摄取,而舌下制剂则与口腔黏膜中的抗原呈递细胞相互作用。食物免疫治疗还涉及经胃肠道接触过敏原。这些途径具有共同的调节机制,但在剂量、吸收、局部反应及疗效持续时间方面存在差异。
需要区分三种结局。脱敏指在持续接触过敏原或持续治疗期间,反应性降低。持续无反应在食物过敏研究中越来越多地被称为“缓解”,是指停止治疗一段规定时间后,仍保有一定程度的保护作用。耐受则意味着一种更稳定的无反应状态。由于各项研究采用的停药时间和激发试验程序不同,不能将观察到的耐受视为永久性的。
确定适应证与识别变应原
开展治疗的依据是具有临床意义的过敏性疾病,而不只是实验室检测结果阳性。致敏是指能够检测到变应原特异性 IgE,或在皮肤点刺试验中出现反应。有些已致敏者在接触变应原时并无症状。反过来,类似过敏的症状也可能由感染、刺激物、结构性病变或非过敏性炎症引起。因此,需要结合病史、体格检查以及经过恰当解读的检测结果,确定接触变应原与发病之间的联系。
对于呼吸道过敏,症状出现的时间和环境有助于识别相关暴露因素。季节性症状可能与当地树木、禾草或杂草的花粉季相吻合;在室内持续出现的症状则可能与屋尘螨或动物有关。由于不同地区的植物来源各异,当地花粉的分布及季节变化十分重要。多种花粉检测呈阳性,可能反映确实对多种花粉致敏,也可能源于不同植物共有蛋白质的交叉反应,或两者兼有。若针对每一项阳性结果都进行治疗,可能使所用制剂的混合成分变得不必要地复杂,却未能提高其与实际临床病情的相关性。
组分分辨诊断检测的是针对单个变应原分子的 IgE,而不只是针对完整提取物的 IgE。在某些情况下,这有助于区分原发致敏与交叉反应。例如,检出针对某些主要花粉蛋白的 IgE,可支持对相应来源致敏的判断;而对抑制蛋白等广泛共有蛋白质的反应,则可以解释为何多种提取物检测均呈阳性。组分检测也有助于厘清部分蜜蜂和胡蜂毒液致敏的情况。它是对临床病史的补充,而不能取代病史。
呼吸道过敏的免疫治疗研究通常纳入患有具有临床意义的过敏性鼻结膜炎者,其中既包括不伴哮喘者,也包括伴有某些类型过敏性哮喘者。试验通常在允许使用缓解症状药物的基础上,评估免疫治疗的附加效果。当某种特定暴露在疾病负担中占有较大比重时,这种治疗的临床意义尤其明确。与研究充分的花粉和螨变应原制剂相比,某些动物和霉菌变应原的证据尚不够一致。阳性检测结果的数量本身并不能衡量患者是否适合接受治疗。
评估合并存在的哮喘尤为重要,因为哮喘控制不佳会加重全身性过敏反应的后果。症状、近期急性加重情况、治疗需求,以及通过肺量测定评估的肺功能,均有助于判断风险。未得到控制的重度哮喘,是启动或实施常规变应原免疫治疗的重要禁忌证。
对于毒液过敏,既往蜇伤反应的性质是评估的核心。大范围局部肿胀与累及呼吸、循环或多个器官系统的全身性反应并不相同。对部分患者,测定基线血清类胰蛋白酶并排查肥大细胞疾病,可以识别额外风险。对于食物过敏,在医疗监护下开展的口服食物激发试验可用于确定反应阈值或明确诊断,但这类试验本身也有风险,不能与常规血液检测相互替代。
呼吸道过敏的免疫治疗:制剂与给药
皮下免疫治疗通常缩写为 SCIT,是将过敏原提取物注射至皮下。常规疗程先进入剂量递增期,在多次就诊中逐步增加剂量,随后进入维持注射期。剂量递增通常需要数月;维持期注射通常间隔约四周,但具体安排取决于制剂和治疗方案。若希望获得持久改变疾病进程的效果,呼吸道过敏的治疗通常需持续三至五年。
加速方案可缩短剂量递增期。集群方案在部分就诊时安排多次注射,而冲击方案则在短得多的时间内达到目标剂量。这些方法会改变治疗的便利性和风险,可能需要额外的预防措施或预处理。不能仅因这些方案最终达到相同的标称维持剂量,就认为它们彼此等效。过敏原制剂、给药间隔以及患者的临床状态都会影响反应的发生。
舌下免疫治疗,简称 SLIT,是将过敏原置于舌下,通常使用可溶解的片剂或液体制剂。获批的片剂通常在医护人员监督下首次给药,此后每日使用固定剂量,后续治疗可在诊所外进行。花粉过敏的治疗方案可以全年持续进行,也可以在预计的花粉季到来前开始,并持续至该季结束,具体取决于产品。屋尘螨过敏的治疗通常持续进行。确切的适用年龄范围、疗程和注意事项因产品及所在司法管辖区而异。
过敏原提取物属于生物制品,其中含有多种蛋白质,各种蛋白质的含量取决于原料和生产工艺。其效价可用生物学单位或特定主要过敏原的含量表示,但不同生产商或监管体系使用的单位未必可以互换。经修饰的提取物有时称为类变应原,经过化学处理后,其与 IgE 结合的活性降低,同时保留相关的免疫刺激特性。一些注射制剂使用氢氧化铝等吸附材料来改变递送特性。
混合过敏原还涉及其他技术问题。某些提取物中的蛋白水解酶,尤其是部分霉菌和昆虫制剂中的蛋白水解酶,可能降解其他提取物中的蛋白质。混合多种过敏原还可能使每种成分被稀释至低于临床证据支持的剂量。因此,除了标签上列出的物质数量,配方中各成分的相容性及有效含量本身也很重要。
依从性是决定真实世界疗效的重要因素。注射治疗需要反复到诊,给患者带来实际负担;每日自行给药的治疗则需要坚持数年。治疗中断后,可能需要按照既定方案调整剂量或重新评估。严密监测的临床试验所报告的疗效,可能优于提前停药时所能取得的效果。有了便利的给药途径,并不意味着无需长期治疗,也不能据此认定所有给药途径对每一种过敏原都同样有效。
呼吸道获益及疾病修饰作用的证据
随机试验和系统综述支持某些皮下及舌下免疫治疗制剂对过敏性鼻结膜炎的疗效。结局指标通常综合考虑鼻部和眼部症状评分,以及缓解症状所需的急救药物用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症状评分降低也可能是由于更多地使用了抗组胺药或鼻用皮质类固醇,而非免疫治疗本身的特异性作用。睡眠、日常活动以及疾病特异性生活质量的变化可作为补充评价指标。
获益程度因过敏原、制剂、剂量、治疗依从性和自然暴露情况而异。不同年份和地区的花粉季差异显著,使研究之间的比较更加复杂。在花粉较少的季节开展的试验,可能不如暴露量较大的试验容易显示出疗效。环境激发舱可提供受控的暴露条件,但其结果无法完全反映日常环境。与分别针对两种给药途径开展的安慰剂对照研究数量相比,直接比较注射治疗与舌下治疗的研究较少。
停药后疗效仍能持续,是呼吸道过敏免疫治疗的一大吸引力。针对禾本科花粉的对照研究表明,经过有效的三年疗程后,获益可持续数年。这支持该疗法具有疾病修饰作用,而不仅仅是暂时抑制症状。疗程长短很重要:较短疗程并未稳定地显示出同样的持续效果。这些发现不能推广到所有过敏原、提取物或治疗方案。
对于过敏性哮喘,免疫治疗可减轻某些特定人群的症状或减少用药需求,但现有证据存在异质性。各项研究在疾病严重程度、过敏原、基础治疗和结局定义方面均有差异。2016年一项纳入834名屋尘螨相关哮喘成人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发现,在按试验方案减少吸入性皮质类固醇治疗期间,尘螨舌下含片可降低中度或重度哮喘急性发作的风险。这一设计证明了治疗在特定条件下的效果,但并未确立免疫治疗可在所有严重程度的哮喘中替代标准治疗。
呼吸道过敏免疫治疗能否预防日后发生哮喘,是另一个问题。早期研究提示其可能具有预防作用,但其中一些研究存在方法学局限。禾本科花粉哮喘预防试验(GAP试验)纳入了812名患有禾本科花粉过敏性鼻结膜炎的儿童,在三年治疗期间及治疗结束后的两年内对其进行随访。按照试验规定的定义,该试验未达到预防哮喘发生这一主要终点。不过,试验确实显示,哮喘症状或哮喘药物使用有所减少,对鼻结膜炎的疗效也得以持续。
对于免疫治疗能够预防新致敏的说法,同样需要谨慎看待。研究结果因人群、研究设计和随访情况而异。检测所示的致敏减少、症状减轻,以及预防新疾病的确诊,是不同的结局。目前最可靠的证据涉及改善已确诊的过敏性呼吸道疾病,以及在采用某些制剂和特定疗程时,治疗结束后这种改善仍能持续。
毒液免疫治疗
毒液免疫治疗用于治疗蜇人昆虫毒液引起的全身性过敏,尤其是蜜蜂和黄胡蜂等胡蜂科昆虫的毒液过敏。在特定地区,针对其他昆虫的类似治疗会使用相应的制剂。例如,针对入侵火蚁的免疫治疗通常使用全虫提取物,而非纯化毒液。治疗旨在为患者提供保护,防止今后再次被蜇时发生反应,因为这类反应可能迅速出现,并危及生命。
支持其保护作用的证据充分。在维持治疗期间,毒液免疫治疗可使约90%–95%的胡蜂毒液过敏患者和约80%–85%的蜜蜂毒液过敏患者在随后被蜇时不发生全身性反应,不过各项研究的估计值有所不同。与胡蜂毒液免疫治疗相比,蜜蜂毒液免疫治疗通常引起更多治疗相关反应,保护率也略低。毒液成分、过敏原含量和暴露模式的差异均是造成这种区别的因素。
常用的维持剂量为相应毒液100微克。在某些情况下会采用更高的维持剂量,例如患者在接受标准维持剂量后仍出现全身性反应。达到维持剂量可采用常规、集群、快速或超快速方案。加速方案在毒液免疫治疗中的应用尤为成熟,因为患者可能既迫切需要获得保护,又因职业或环境因素而频繁接触蜇人昆虫。
治疗通常持续三至五年,但具体疗程需根据复发风险个体化确定。需要格外关注的因素包括初次反应极为严重、治疗期间发生全身性反应、蜜蜂毒液过敏、频繁且无法避免的暴露,以及存在基础性肥大细胞疾病。部分患者需长期甚至无限期接受治疗。治疗停止后,保护作用往往仍可持续,但并非绝对,少数患者在日后被蜇时仍会出现全身性反应。
肥大细胞增多症及其他克隆性肥大细胞疾病与严重蜇伤反应的关系尤为密切。这些疾病可增加肥大细胞的数量或改变其功能,患者可能在皮肤表现相对较少的情况下出现严重的心血管反应。基线血清类胰蛋白酶水平升高可提供线索,但并非肥大细胞增多症的特异性指标。认识到这种关联,有助于判断反应的性质,并评估停药后的预期风险。
毒液免疫治疗的获益不仅限于预防生理反应。对不可预测的蜇伤的恐惧,可能限制患者的户外活动和职业活动。临床研究表明,与仅依赖急救药物的应对方式相比,这种治疗可改善疾病相关生活质量。不过,不能仅凭毒液特异性IgE水平下降就判定治疗成功。意外被蜇后未发生反应可提供相关信息,但这种暴露不受控制;一些专科机构会采用在医疗监督下进行的蜇刺激发试验来评估保护效果。
食物变应原免疫治疗
食物免疫治疗与呼吸道过敏和昆虫毒液过敏的治疗不同,其通常目标是提高患者在发生反应前能够摄入的食物量。口服免疫治疗(OIT)使用定量的食物变应原,通常包括初始剂量递增阶段、逐步增加剂量的阶段,以及规律的维持治疗。花生、牛奶和鸡蛋已得到广泛研究,但不同食物的证据基础各不相同,相关产品的可获得性也因国家或地区而异。
目前已证实的主要疗效是脱敏。起初摄入少量食物便出现反应的人,在治疗期间可能耐受大得多的摄入量。这可以为某些意外暴露提供一定的安全余量,但并不意味着患者可以不受限制地摄入该食物。漏服剂量、患病、运动、空腹及其他协同因素均可能改变发生反应的风险。维持给药本身也可能引起过敏反应,即使所用剂量此前能够耐受,也可能发生反应。
2018年发表的PALISADE三期试验既展示了疗效,也说明了准确解读研究结局的必要性。在4至17岁的受试者中,接受标准化花生口服免疫治疗产品者有67.2%能够耐受至少600毫克花生蛋白的激发剂量,且未出现限制剂量的症状;安慰剂组的这一比例为4.0%。这是治疗后的激发阈值终点,并不能证明过敏已永久消失。美国于2020年首次批准该标准化花生产品用于特定儿童人群。
针对低龄儿童的研究提示,年龄和基线过敏特征可能影响获得缓解的概率。IMPACT试验研究了1至3岁儿童的花生口服免疫治疗。研究显示,治疗期间可获得显著的脱敏效果,但在停止摄入花生一段时间后,仅有较小比例的儿童仍保有所规定的保护效果。治疗期间与停药后的结果存在差异,说明必须单独评估持续无反应状态。
不良反应是这种治疗的一项重要局限。患者可能出现口腔瘙痒、腹部症状及全身性反应。少数接受口服免疫治疗的患者被诊断出嗜酸性粒细胞性食管炎,这是一种免疫介导的食管炎症性疾病。因此,在治疗研究和监测中,持续的吞咽困难、进食问题或胃肠道症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对于每个病例,治疗新诱发的疾病与此前未被识别的疾病各自所占的作用,尚未完全厘清。
其他给药途径包括食物舌下免疫治疗,以及通过皮肤贴片递送变应原的经皮免疫治疗。这些疗法通常使用较少量的变应原,其疗效和不良反应特征也有所不同,不能与口服治疗互换使用。研究还在评估将食物免疫治疗与生物制剂,尤其是抗IgE治疗相结合,以改善耐受性或促进剂量递增。不同时给予变应原的抗IgE治疗属于另一种治疗策略,不应称为食物变应原免疫治疗。
不良反应、禁忌证与治疗安全性
不良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给药途径。皮下免疫治疗常引起注射部位发红、瘙痒或肿胀。较大的局部反应可能令人不适,但不能可靠地预测下一次注射是否会引起全身反应。全身反应的表现可从泛发性荨麻疹到呼吸功能受损或循环衰竭不等。监测研究报告的全身反应发生率通常约为每一千次注射就诊发生一次,但具体发生率因定义、治疗方案和人群而异。致死性反应极为罕见,但确有发生。
由于许多严重的注射反应会在给药后不久出现,注射后在医护人员监护下留观是治疗方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常见的留观时间为至少30分钟,但也存在迟发性反应。提供注射治疗的医疗机构必须制定识别和处理严重过敏反应的流程。肾上腺素是治疗严重过敏反应的一线药物;抗组胺药不能逆转严重过敏反应对呼吸系统或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舌下免疫治疗更常引起口腔或咽喉局部症状,尤其是在疗程初期。随着治疗持续,瘙痒、轻度肿胀和刺激感往往会减轻。严重全身反应的发生频率远低于注射治疗,但仍有可能发生。不同产品的说明书对于首次用药是否需要监护、在某些疾病或口腔状况下是否应暂停治疗,以及是否需配备急救药物等要求各不相同。嗜酸性粒细胞性食管炎病史是多种已获批舌下片剂产品的禁忌证。
哮喘控制不佳是严重反应最重要的可干预危险因素之一。实际操作中的其他相关因素包括给药剂量错误、提取物效价变化、误将药物注入肌内,以及未考虑长时间中断治疗的影响。花粉季节大量接触过敏原也可能影响耐受性。因此,安全性不仅取决于患者筛选,还取决于处方管理体系、制剂标识、记录及给药流程。
合并疾病和用药可能使风险评估更加复杂。β受体阻滞剂可能干扰治疗严重过敏反应所涉及的生理反应,而心血管疾病可能加重严重反应的后果。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取决于治疗适应证和临床情境;例如,毒液过敏本身就可能带来相当大的风险。此类情况应通过个体化的获益—风险评估来判断,而不能用一条适用于所有患者的规则处理。
通常应避免在怀孕期间启动免疫治疗,因为全身反应可能同时影响孕妇和胎儿。在特定情况下,已进入维持期的治疗可在临床监护下继续进行,但不增加剂量。对于其他人群,包括患有活动性全身性疾病或正接受较强免疫抑制治疗的人群,相关证据更为有限,且需视具体病情而定。针对某一种给药途径或制剂的注意事项,不能自动套用于所有其他形式的免疫治疗。
疗效评估与更精准治疗的开发
免疫治疗的临床评估以对所治疗疾病具有实际意义的结局为核心。对于鼻炎,这些结局包括症状、缓解药物的使用、睡眠、日常活动能力,以及过敏季节的疾病负担。对于哮喘,需要关注急性发作、用药需求、症状控制和肺功能。对于毒液过敏,核心结局是能否预防再次蜇伤引起的全身性反应。对于食物过敏,则必须分别报告口服激发试验的反应阈值、治疗相关反应,以及停止治疗后的保护效果。
解读研究结果时,需要注意试验设计。一项显示疗效优于安慰剂的临床试验,并不一定能证明该疗法优于另一种有效治疗。不同试验采用的症状量表、缓解药物使用规则、暴露水平和治疗持续时间各不相同,使得试验间的比较更加复杂。局部反应有时会暴露受试者的治疗分组,从而可能削弱盲法的有效性。长期研究还面临选择性退出的问题:因治疗不便、不良反应或获益有限而退出的人,可能与继续参与研究的人存在差异。
目前,没有任何单一、经过验证且可常规使用的生物标志物,能够可靠地识别所有未来会对治疗产生反应的患者,或确认可以安全地停止治疗。变应原特异性IgE、IgG4、皮肤试验反应和嗜碱性粒细胞活化均可能在治疗期间发生变化,但它们与个体临床结局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一致。研究越来越多地关注抗体功能测定、细胞特征谱和基因表达模式。即使某一标志物在群体层面与病情改善相关,也仍须经过验证,才能用于指导个体患者的治疗决策。
分子层面的方法旨在提高制剂的一致性,并降低其致敏性。与传统提取物相比,重组变应原、选定的变应原片段和合成肽能够更精确地界定所给予的物质。某些设计在保留T细胞识别能力的同时,降低了交联IgE的能力。另一些设计则将变应原与具有免疫调节作用的载体蛋白或疫苗佐剂结合。早期观察到的生物学活性不足以证明持久的临床获益,许多方法仍处于研究阶段。
其他给药方式包括直接向淋巴结内注射,以及将变应原施用于受损或完整的皮肤。淋巴结内免疫治疗旨在以较少的给药次数,使免疫组织高效接触变应原,但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尚未证实其能够普遍替代标准给药途径。对于经皮肤给药的方法,变应原的实际递送剂量、局部炎症,以及屏障功能与免疫反应之间的关系,仍是重要的技术问题。
医疗服务层面的问题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往返就诊、反复复诊、每日给药、制剂费用及不一致的报销政策,都会影响治疗的持续性和可及性。如果持续获益能够减少后续用药和疾病负担,经济学分析可能会认为治疗具有良好的长期价值,但这些结论取决于对依从性、疗效持续时间和当地成本的假设。治疗登记系统和药物警戒通过记录少见不良事件、更广泛人群中的使用情况,以及停止治疗后的结局,为临床试验提供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