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递质受体是一种蛋白质,能够识别神经递质,并将递质的结合转化为细胞活动的变化。大多数受体嵌于细胞膜中,其结合位点可与邻近细胞释放的化学信使接触。受体使神经元、肌细胞、腺细胞及其他靶细胞能够选择性地响应化学信号。它们是突触处信息传递的核心组成部分,但也在解剖学上界定的突触接触部位之外发挥作用。
受体的作用主要通过两大类机制实现。离子型受体是由递质门控的离子通道,可直接改变膜电导。代谢型受体则激活细胞内信号通路,通常通过G蛋白偶联受体发挥作用。同一种递质可以激活多种分布和效应各不相同的受体亚型。因此,一种递质的生物学意义不仅取决于其化学性质,还取决于接收细胞的受体、离子梯度和信号传导系统。
受体研究将分子结构与电信号传导、学习、发育和疾病联系起来。受体也是重要的药物靶点:麻醉药、抗精神病药、阿片类镇痛药及许多其他药物,均通过改变受体的激活状态或其后续效应发挥作用。
分类、特异性与命名
神经递质受体可根据其内源性配体、分子结构、信号传导机制和药理学特性进行分类。这些分类相互交叉,但不能互相替代。例如,乙酰胆碱受体包括属于离子通道的烟碱型受体,以及属于G蛋白偶联受体的毒蕈碱型受体。同样,谷氨酸既能激活离子型受体,也能激活代谢型谷氨酸受体。因此,递质的名称所指的是一个化学信号系统,而非某一种分子机器。
受体的正构位点与内源性递质结合。其他化合物可以占据这一位点,也可以结合到其他部位,影响受体的运作。受体对配体的识别取决于带电基团、极性基团和疏水基团的三维排列,而非简单的锁钥式匹配。配体结合往往会改变受体不同构象之间原有的平衡。亲缘关系密切的受体亚型可以识别同一种递质,但在配体亲和力、通道特性、细胞内偶联和调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区分受体亚型与受体亚基十分重要。亚型是指在功能或分子层面可加以区分的受体类别;亚基则是构成受体复合物的一条多肽组分。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由五个亚基组装而成,而离子型谷氨酸受体含有四个亚基。不同的亚基组合可形成生理特性不同的受体。相比之下,许多代谢型受体亚型由不同的基因编码,不过其中一些会与其他蛋白质形成必需性复合物或调控性复合物。
标准名称兼顾了历史上的药理学研究与分子分类。烟碱型受体和毒蕈碱型受体分别因其对烟碱和毒蕈碱的反应而得名。AMPA受体、海人酸受体和NMDA受体的名称源于实验中常用的激动剂,而非其内源性递质谷氨酸。多巴胺受体通常根据序列和信号传导特征分为D1样和D2样两组。5-羟色胺受体分为以数字编号的多个家族;其中5-HT3家族属于离子型受体,而其他已确立的5-羟色胺受体家族均属于代谢型受体。
“神经递质受体”这一术语描述的是功能,并不意味着这类受体仅位于神经组织。乙酰胆碱受体存在于神经肌肉接头,肾上腺素能受体调节心血管及其他外周组织,而免疫细胞和神经胶质细胞也表达多种递质受体。有些配体在一种情境下充当神经递质,在另一种情境下则充当激素或局部介质。例如,组胺既参与中枢信号传导,也参与外周炎症反应和生理反应。
并非所有化学信使都通过常规的膜受体发挥作用。一氧化氮可以扩散进入细胞,激活可溶性鸟苷酸环化酶。这类通路拓展了化学信号接收的概念,不过,对神经递质受体的常规讨论仍主要聚焦于递质门控通道和G蛋白偶联受体。
配体结合、激活与药理学
受体结合与受体激活是相互关联但又不同的过程。亲和力描述配体在特定条件下与受体结合的强弱;效能则描述配体结合后引发功能性反应的能力。内源性或实验用配体可能与受体紧密结合,却不激活受体。反过来,亲和力不高的激动剂,如果占据了足够多的受体,且下游信号得到强烈放大,也能产生显著反应。
对于一组处于平衡状态、彼此独立的简单结合位点,其占有率可表示为
其中, 为游离配体浓度, 为平衡解离常数。当 时,占有率为二分之一。这个方程是一个有用的参考模型,但不能完整描述突触信号传递:递质浓度会迅速变化,受体可能具有多个相互作用的位点,而且激活可能在结合达到平衡之前就已发生。
激动剂促进受体激活。在特定实验系统中,即使受体占有率很高,部分激动剂引起的激活程度仍低于作为参照的完全激动剂。中性拮抗剂可阻止激动剂发挥作用,但本身不改变受体的组成性活性。反向激动剂则降低受体在没有激动剂时仍具有的活性。这些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检测方法和细胞环境;受体丰度和偶联效率都可能改变同一种化合物表现出的效能。
竞争性拮抗剂通常在同一结合位点上与激动剂竞争。在适当的平衡条件下,提高激动剂浓度可以克服其作用。非竞争性抑制可由不可逆的受体结合、对变构位点的占据或对离子通道的阻塞引起。变构调节剂通过不同于正构位点的其他位点改变受体功能。例如,苯二氮䓬类药物可对某些特定亚基组合的 GABA 受体产生正向调节作用,而不是在 GABA 的主要结合位点上取代它。
产生实测最大反应一半所需的浓度,即 ,并不一定等于 。信号放大可使系统在受体未被全部占据时就产生最大反应,这种情况称为受体储备。相反,某种反应可能需要多次结合事件才能发生,也可能受到下游机制的限制。因此,量效曲线描述的是整个实验系统,而不只是孤立受体固有的结合特性。
时间因素同样重要。结合速率和解离速率决定配体占据和离开受体的快慢。在配体仍然结合的情况下,受体可能进入不导电或信号传递能力较弱的状态,这一过程称为脱敏。反复暴露还可能改变受体数量或偶联情况。这些过程有助于解释:即使名义上的配体浓度相同,短暂的递质脉冲、持续的药物暴露和反复刺激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
离子型受体与快速电信号传递
离子型受体将递质识别与离子传导功能整合在同一个分子复合物中。配体结合会改变受体构象,提高中央孔道开放的概率。随后,离子沿各自的电化学梯度移动,改变膜电位和膜电导。递质释放后,不到一毫秒,通道就可开放,从而满足感觉处理、运动以及多种神经回路计算对精确时序的要求。
目前已明确的哺乳动物离子型神经递质受体,大多属于三类主要结构类型。五聚体配体门控通道包括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GABA受体、甘氨酸受体和5-HT3受体。这些受体的每个亚基通常提供四个跨膜区段,其中第二个区段构成孔道内壁。离子型谷氨酸受体则是四聚体,结构与前者不同,具有细胞外配体结合结构域和折返式孔环。ATP门控的P2X受体形成三聚体,每个亚基提供两个跨膜区段。
成年骨骼肌神经肌肉接头处的烟碱型受体通常含有两个α1亚基,以及β1、δ和ε亚基。乙酰胆碱结合后,会打开阳离子选择性孔道,产生终板电位,进而可触发肌细胞的动作电位。神经元烟碱型受体采用其他亚基组合,例如含α4β2的受体或α7同源五聚体。这些受体在激动剂敏感性、钙通透性、动力学特征和解剖分布上各有不同。
谷氨酸门控的AMPA受体介导了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中大部分的快速兴奋性传递。其通透性部分取决于亚基组成和RNA编辑。含有经过适当编辑的GluA2亚基,会使受体的钙通透性显著降低。NMDA受体的激活还需满足额外条件:常规NMDA受体需要谷氨酸以及甘氨酸或D-丝氨酸这类共激动剂;在负膜电位下,其孔道会被细胞外镁离子阻塞。去极化可解除大部分阻塞,使这类受体优先响应递质释放与突触后活动同时发生的情况。
GABA受体和甘氨酸受体主要传导氯离子,碳酸氢根离子也参与GABA受体电流。它们通常抑制成熟神经元,但其电效应取决于细胞内离子浓度。受体电流可简化表示为
其中,为电导,为膜电位,为反转电位。通道开放会使膜电位趋向反转电位,同时降低膜电阻。
因此,不能仅凭递质名称或电位变化方向来判断兴奋或抑制。即使某种电导产生轻微的去极化,它仍可通过减弱膜电位对其他输入的响应而发挥抑制作用。这种分流抑制对于理解氯离子通道的信号传递,以及同时到达的突触输入如何被整合,尤为重要。
代谢型受体与细胞内信号传导
代谢型神经递质受体将配体结合转化为细胞内信号传导的变化,而不是直接形成供离子通过的孔道。大多数代谢型受体属于G蛋白偶联受体超家族,具有七个跨膜螺旋。与直接的通道电流相比,这类受体引发的反应通常起效较慢、持续较久,不过,某些由G蛋白介导的通道效应可在数十毫秒内发生。它们调节细胞的兴奋性、分泌、代谢和基因表达。
活化的受体促进异源三聚体G蛋白上的核苷酸交换。Gα亚基将结合的GDP换成GTP,使Gα和Gβγ组分能够调节下游靶标。随着Gα水解GTP,复合物逐渐恢复静息状态,信号传导随之终止或改变。调节蛋白可加快这一循环,而受体磷酸化及抑制蛋白的结合则可减少后续的G蛋白偶联,或改变信号传导的方向。
三种偶联模式尤为常见。与G偶联的受体刺激腺苷酸环化酶,使环磷酸腺苷水平升高,并常常激活蛋白激酶A。与G偶联的受体通常抑制腺苷酸环化酶,也可通过Gβγ调节离子通道。与G偶联的受体激活磷脂酶Cβ,后者裂解一种膜磷脂,生成三磷酸肌醇和二酰甘油。这两种产物分别动员细胞内钙和激活蛋白激酶C。
同一种递质的不同受体可以利用作用相反的通路。β肾上腺素能受体通常与G偶联,α2肾上腺素能受体与G偶联,α1肾上腺素能受体则与G偶联。毒蕈碱型M1、M3和M5受体优先与G偶联,而M2和M4受体则优先与G偶联。D1样多巴胺受体通常增强环磷酸腺苷信号传导,而D2样受体通常抑制这一过程。这些是占主导地位的偶联关系,并非不受具体情境影响的固定规则。
GABA受体体现了受体组分之间不可或缺的协作关系。它以异源二聚体的形式发挥作用:GABA组分提供主要的配体结合位点,而GABA对于受体在细胞表面的高效表达及G蛋白信号传导至关重要。受体活化可开放G蛋白门控的内向整流钾通道,并抑制电压门控钙通道。这些作用可降低突触后细胞的兴奋性,或抑制突触前末梢释放递质。
代谢型受体的信号传导在空间上具有组织性,而非均匀分布于整个细胞。受体、G蛋白、酶、通道和支架蛋白共同组成局部信号传导复合体。磷酸二酯酶限制环核苷酸信号的范围,而钙缓冲作用和细胞器对钙的摄取则限制钙的扩散。因此,受体可以影响附近的通道,而不在整个神经元内引发同等程度的反应。同一受体亚型也可能以不同效率激活多条通路,这是配体依赖性信号偏向以及不同实验测定结果存在差异的重要基础。
突触定位、递质暴露与神经回路功能
受体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在位置。突触后受体感知对侧神经末梢释放的递质,而突触前受体则调节递质释放。自身受体对同一神经元释放的递质作出反应;异源受体则对其他递质作出反应。多巴胺 D2 自身受体和 α2 肾上腺素能自身受体是反馈调控的典型例子。突触前受体通过影响钙离子内流、钾电导及递质释放装置,可以改变到达下游细胞的递质量。
在许多兴奋性突触中,受体集中于富含蛋白质的突触后特化结构内。PSD-95 等支架蛋白负责组织谷氨酸受体及其相关信号复合物,不过 AMPA 受体往往通过辅助蛋白间接与支架蛋白相连。在许多抑制性突触中,桥蛋白(gephyrin)有助于组织甘氨酸受体和部分 GABA 受体群。这些组装结构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受体可通过膜内扩散、膜插入、内化,以及与锚定蛋白的相互作用,进入或离开突触。
即使受体数量不变,受体与释放位点的对位情况也会影响突触强度。囊泡将有限数量的递质释放到狭窄的细胞外间隙中,形成陡峭且快速变化的浓度梯度。靠近释放位点的受体可能受到短暂的高浓度递质脉冲刺激,而距离较远的受体则接触到浓度较低、持续时间较长的递质。因此,突触的几何形态、释放装置的位置以及受体的聚集情况,都会影响受体激活的概率和时序。
并非所有受体都位于突触内。突触外受体感知的是逸出直接释放区域的递质,或以低浓度存在于周围环境中的递质。某些 GABA 受体群产生的是持续性电导,而非一次次独立的抑制性突触后电流。单胺类和神经肽可以在细胞外跨越较远距离发挥作用,这种方式通常称为容积传递。这并不意味着递质可以不受限制地扩散:摄取、降解、细胞外空间的几何形态以及结合过程,都会限制信号的传播。
不同递质系统终止信号的方式各不相同。在胆碱能接头处,乙酰胆碱酯酶可迅速水解乙酰胆碱。神经元中的谷氨酸转运体,尤其是星形胶质细胞中的谷氨酸转运体,可清除细胞外的谷氨酸。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血清素转运体则对单胺类递质的可用量有重要影响。受体感知的是这些过程共同塑造的递质浓度变化,因此,阻断摄取的药物即使不与受体本身结合,也能改变受体所受的刺激。
在神经回路层面,受体的作用取决于接收信号的细胞类型。兴奋抑制性中间神经元可以抑制其下游靶细胞的活动,而抑制该中间神经元则可能使回路去抑制。位于树突、胞体、轴突和胶质细胞突起上的受体,也会影响信号传递的不同环节。因此,分子层面的兴奋性作用并不必然意味着整个神经网络的活动增强,也不能仅凭受体的偶联方式来判定其行为效应。
发育、转运与突触可塑性
受体群体在发育过程中以及整个成年期都会发生变化。细胞调控受体的合成、组装、向细胞表面的递送、侧向移动、内化、回收和降解。这些过程既决定了可用受体的数量,也决定了它们发挥作用的位置。因此,细胞表面的受体数量并不能直接反映信使 RNA 的丰度:受体蛋白可能滞留在细胞内、组装效率低下,或迅速从细胞膜上被移除。
受体的组装和质量控制始于内质网。许多受体需要正确的亚基结合和糖基化,才能高效地从内质网输出。辅助蛋白既能改变受体的转运,也能改变受体的动力学特性。AMPA 受体相关蛋白,包括跨膜 AMPA 受体调节蛋白,会影响通道行为、药理学特性及受体在突触处的滞留。受体到达细胞表面后,其与细胞骨架及支架蛋白的相互作用,有助于决定受体的分布。
受体功能和丰度的变化是神经可塑性的重要机制。在广泛研究的海马长时程增强形式中,NMDA 受体介导的钙离子内流会激活信号通路,增强 AMPA 受体介导的突触传递。钙/钙调蛋白依赖性蛋白激酶 II 是这一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受体在突触处的整合增加、捕获机制改变以及通道功能变化,都可能参与其中,具体取决于实验制备和刺激方案。
长时程抑制可涉及 AMPA 受体从突触处移除,但其机制因脑区和诱导条件而异。有些形式依赖 NMDA 受体,另一些则涉及代谢型谷氨酸受体或其他信号通路。这些区别很重要,因为“增强”和“减弱”是生理学结果,而非单一的分子过程。受体转运是其中一种重要机制,其他变化还可能涉及递质释放和突触结构。
发育可以改变受体反应的方向或持续时间。在许多未成熟神经元中,氯离子调节与成熟细胞不同,因此 GABA 受体激活可引起更明显的去极化。成熟过程中,钾–氯共转运体 KCC2 的表达增加,通常会降低细胞内的氯离子浓度。去极化性的 GABA 反应是否具有兴奋作用,仍取决于电导、膜电位和动作电位阈值。NMDA 受体亚基组成随发育发生的变化,同样会改变电流动力学和信号传导特性。
神经活动的持续变化可引发稳态可塑性,包括调节突触受体丰度,从而帮助稳定神经元放电。这不同于选择性增强或减弱特定突触的输入特异性可塑性。长期暴露于配体也可能导致受体脱敏或下调,而刺激减少有时会增加受体的可用数量。这类适应性变化取决于受体和组织类型;不能据此认定,长期暴露于激动剂总会减少受体,或暴露于拮抗剂总会增加受体。
疾病机制与治疗靶点
受体功能障碍可由遗传性序列变异、表达改变、转运异常、免疫攻击或递质暴露情况的变化引起。其后果取决于受体类型、受影响的细胞、发生时所处的发育阶段,以及受体功能是增强还是减弱。增加通道开放的变化可能在某一神经环路中造成损害,却在另一环路中得到部分代偿。因此,分析疾病机制时,需要比简单区分神经传递过强或不足更为具体的考察。
影响受体亚基的变异可导致神经系统疾病。编码甘氨酸受体组分的基因发生致病性变异,与遗传性惊跳病有关,其特征是惊跳反应过度。多种 GABA 受体和谷氨酸受体基因的变异与癫痫及神经发育障碍有关。同一基因内的不同变异可能改变配体敏感性、通道门控、蛋白质稳定性或细胞表面表达,并可产生不同的功能效应。
在重症肌无力中,针对肌肉型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的自身抗体,是神经肌肉传递受损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抗体可促进受体丢失,并引起补体介导的突触后膜损伤。其他类型则涉及针对维持或组织神经肌肉接头所需蛋白质的抗体。由此造成的传递安全裕度下降,意味着神经冲动可能无法引发肌肉动作电位。
抗NMDA受体脑炎与针对 GluN1 亚基的抗体有关。这些抗体可通过交联和内化作用,减少细胞表面可用的受体。这种疾病说明,受体转运的改变可以直接促成神经系统和精神症状的发生。其生物学基础不同于大量神经元不可逆丧失所导致的神经退行性病变,不过患者的临床病程和结局各不相同。
许多药物直接作用于神经递质受体。苯二氮䓬类药物可增强对其敏感的 GABA 受体的反应;氯胺酮可阻断已激活的 NMDA 受体通道;阿片类镇痛药则可激活阿片受体,尤其是 μ-阿片受体。许多抗精神病药物与多巴胺 D2 受体相互作用,但它们对其他受体的作用谱有所不同。β-肾上腺素能受体拮抗剂作用于心血管系统及其他组织中的递质受体。这些例子也说明了受体选择性为何是相对的:药物效应取决于剂量、分布、受体占有率,以及与其他靶点的相互作用。
谷氨酸受体过度激活可促成兴奋性毒性,其中涉及钙调控紊乱、线粒体功能障碍,以及损伤性细胞通路的激活。研究者已在缺血性损伤和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中研究了这一机制,但某种受体即使参与了实验室条件下的损伤过程,阻断该受体本身也不能证明具有临床获益。受体还承担着必不可少的正常信号传递功能,广泛抑制其活性可能产生显著的不良反应。因此,对治疗作用的判断需要有对照的临床证据,而不能仅凭受体药理学进行推断。
发现、实验方法与未解问题
在受体能够以分子形式被分离出来之前,受体这一概念就已形成。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约翰·纽波特·兰利提出了“感受物质”的概念,用以解释尼古丁、箭毒等药物的选择性作用。保罗·埃尔利希也提出了有关选择性化学识别的类似观点。这些学说将药物与特定细胞组分的相互作用,同药物对活组织的非特异性影响区分开来,为现代药理学奠定了基础。
化学性神经传递的证据进一步凸显了此类接收机制存在的必要性。奥托·洛维在1921年的实验表明,刺激迷走神经会释放一种可转移的物质,能够使另一颗蛙心的心率减慢。亨利·戴尔的研究帮助确立了乙酰胆碱的生理作用,并区分了烟碱样作用与毒蕈碱样作用。洛维和戴尔因在神经冲动化学传递方面的发现,共同获得了193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借助选择性配体和合适的生物材料,研究者得以从生物化学层面鉴定受体。电鳐和电鳗的发电器官中含有大量富集受体的膜,因此尤其便于从中获取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α-银环蛇毒素为某些烟碱型受体提供了高亲和力探针。随后,放射性配体结合实验使研究者能够测定多种组织中受体的亲和力、数量及配体间的竞争情况,但单凭结合实验尚无法确定受体如何产生生理反应。
电生理学将受体激活与离子电流联系起来。电压钳实验能够将突触电导与不断变化的膜电位区分开来,而埃尔温·内尔和贝尔特·萨克曼于20世纪70年代开发的膜片钳技术,则使单个通道的电流记录成为可能。单通道测量揭示了离散的开放和关闭事件、电导水平以及动力学状态。此后,分子克隆技术使研究者能够表达并测试组成明确的受体亚基,而定点突变则将特定氨基酸与配体结合、通道门控及离子选择性联系起来。
如今,结构研究方法能够以近原子分辨率揭示受体构象。X射线晶体学解析了分离结构域以及适合研究的受体制备样品的精细结构;冷冻电子显微术则大幅拓展了对完整膜受体复合物的研究能力。在激动剂、拮抗剂或调节剂存在时获得的结构,有助于解释配体结合与构象转变。不过,结构快照必须结合功能数据进行解读:处于特定脂质环境中的纯化受体,未必能重现其在活体突触中所处的所有状态。
当前研究融合了结构生物学、电生理学、遗传学、成像和计算分析。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可以估计活体人体内特定受体群的可用性或药物占有率,但其信号并不是对突触电流的直接测量。重要的未解问题包括:天然受体如何组装,受体间相互结合具有何种功能意义,纳米尺度膜微区内如何进行信号传导,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可靠地利用配体偏向性信号传导。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将分子层面的测量结果与已明确鉴定的细胞和神经回路联系起来,而不能把受体亚型的名称视为对其生物学功能的完整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