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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s激酶

Janus激酶是一类与受体结合的酶,传递细胞因子信号,调控免疫、造血、生长等生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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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因子基因表达JAK–STAT信号通路造血干扰素蛋白质氨基酸细胞膜Janus激酶

Janus激酶(JAK)是一类细胞内蛋白激酶,负责传递多种细胞因子和某些激素的信号。哺乳动物中,这一家族有四个成员:JAK1、JAK2、JAK3和TYK2。这些酶与自身不具备激酶活性的受体的胞内部分结合。当细胞外信号激活受体复合物时,JAK会使复合物中的蛋白质发生磷酸化,进而引发基因表达和细胞行为的变化。

目前研究最为清楚的JAK信号传导机制是JAK–STAT信号通路。在这一通路中,活化的JAK会激活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蛋白,即STAT。这种将细胞表面受体与细胞核内转录活动较为直接地联系起来的机制,对免疫防御、造血以及机体对多种生长调节激素的应答至关重要。JAK信号传导的遗传性缺陷可导致免疫缺陷或免疫失调,而后天获得的激活性改变则可能促成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发生。这些发现也使JAK成为治疗某些炎症性疾病和血液病的重要药物靶点。

发现、命名与进化分布

JAK家族的发现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寻找未知蛋白酪氨酸激酶的研究。安德鲁·威尔克斯及其他研究人员利用保守的激酶序列,分离出了编码一类蛋白质的基因,这些蛋白质不同于当时已知的受体酪氨酸激酶。“JAK”在早期也曾被非正式地解释为“不过是又一种激酶”(just another kinase)。后来采用“Janus激酶”这一名称,则是因为这些蛋白质具有两个相邻的激酶相关结构域,这种独特结构让人联想到古罗马的双面神雅努斯(Janus)。

1992年,互补实验带来了一项关键的功能发现:TYK2能够使一种信号传导缺陷的人细胞系恢复对I型干扰素的响应。这将一种此前已被鉴定的激酶与特定的细胞因子应答联系起来。相关研究确立了JAK1和JAK2在干扰素信号传导中的作用,并确定STAT蛋白是这些酶下游的转录效应分子。随着这条通路逐渐明晰,研究人员得以解释:自身不具备催化结构域的受体,如何迅速影响转录。

JAK3于1994年得到鉴定,其与细胞因子受体共用γ链亚基的关联,很快成为理解淋巴细胞发育的关键。1995年,研究人员发现遗传性JAK3缺陷是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的病因之一。这些发现提供了极为直接的证据,将一种特定的细胞内激酶与人类免疫系统的发育联系起来。另一项重大进展出现在2005年,多个研究团队独立报告,在经典骨髓增殖性肿瘤中发现了获得性JAK2 V617F变异。这确立了JAK活性异常在人类血液肿瘤发生中的重要机制地位。

从进化上看,JAK–STAT信号通路的出现早于脊椎动物免疫系统。例如,黑腹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具有名为Hopscotch的JAK家族激酶,以及一种名为Stat92E的主要STAT蛋白。该通路参与果蝇的发育、组织维持和免疫应答。脊椎动物的这套信号传导系统经历了扩增和多样化,使多种JAK和STAT与数量大得多的细胞因子及受体建立了联系。

不过,在比较生物学研究中,仍需区分保守的信号传导原理与物种特异性功能。包含JAK和STAT的通路,在昆虫和哺乳动物中未必调控相同的生理过程。同样,脊椎动物进化过程中的基因复制,使哺乳动物JAK家族成员形成了彼此重叠却不可相互替代的功能。人类的四个家族成员具有相似且易于辨认的分子结构,但其表达模式、结合的受体以及遗传性缺陷所造成的后果均有显著差异。

分子结构与催化特性

JAK是一类较大的细胞内蛋白质,通常含有约1,100–1,200个氨基酸。它们属于非受体型酪氨酸激酶:既不跨越细胞膜,自身也不结合细胞外的细胞因子,而是与跨膜受体蛋白结合。其结构组织将氨基端的受体识别功能与靠近羧基端的催化活性相耦联。

氨基端部分包含一个FERM结构域和一个SH2样结构域,两者共同构成受体结合模块。FERM结构域以蛋白4.1、埃兹蛋白(ezrin)、根蛋白(radixin)和膜突蛋白(moesin)命名,但JAK的FERM结构域与细胞因子受体之间具有专门化的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通常涉及受体近膜区域中称为Box 1和Box 2的序列。SH2样区域也参与受体结合,但不应将其视为仅识别磷酸化酪氨酸基序的常规SH2结构域。

羧基端的JH1结构域是主要发挥催化作用的激酶结构域。它将三磷酸腺苷上的磷酸基团转移至底物蛋白中特定的酪氨酸残基上,这一过程称为酪氨酸磷酸化。其结构具有蛋白激酶典型的双叶构型,ATP结合于两叶之间的裂隙中。活化环片段的磷酸化可稳定具有催化活性的构象。在人JAK2中,活化环上的酪氨酸残基Tyr1007和Tyr1008是重要的调控位点。

紧邻JH1之前的是JH2假激酶结构域。这一结构域与激酶相似,但在通常与高效催化相关的若干特征上有所不同。“假激酶”并不意味着没有生物学活性:JH2是JAK活性的核心调控结构域,而且某些JAK假激酶结构域能够结合核苷酸或表现出有限的催化活性。在JAK2中,JH2既有助于抑制基础水平的信号传导,也支持正常的激活过程。与疾病相关的氨基酸替换可能会扰乱这种平衡,而非仅仅开启一个原本毫无活性的结构域。

早期文献将JAK序列划分为七个JAK同源区,即JH1–JH7。现代结构描述通常侧重于FERM、SH2样、假激酶和激酶结构域,因为这些划分更能反映折叠形成的功能单元。旧有的JH标记仍被广泛使用,尤其是JH1和JH2。

这两个激酶相关结构域并非独立于受体结合区发挥作用。结构与生化研究表明,各结构域之间以及相邻JAK分子之间存在广泛的相互作用与信息传递。因此,远离ATP结合口袋的变化,也可能通过改变受体的空间构型、结构域间的堆积方式或抑制性接触,影响催化活性的输出。这种结构组织既解释了许多疾病相关变异的作用,也说明了通过催化口袋以外的位点抑制JAK信号传导的可能性。

受体配对关系与激活机制

JAK 在生理条件下的主要结合伙伴是 I 型和 II 型细胞因子受体。这些受体家族包括白细胞介素、干扰素、集落刺激因子以及多种激素的受体。它们与 JAK 信号传导密切相关的关键特征在于,其胞内区域不具备内在的酪氨酸激酶活性。JAK 与受体亚基保持物理结合,为其提供这种活性。

受体的激活机制比“配体只是将两个原本彼此分离的受体拉到一起”这一通用模型更为精细。有些受体在配体结合之前就已相互结合。配体可以稳定某种特定的排列方式,改变受体链之间的相对取向,或促进更大的信号复合物形成。这些变化会重新调整受体所结合的 JAK 分子的位置,解除抑制性约束,使相邻激酶之间能够发生激活性磷酸化。随后,活化的 JAK 会使受体上的酪氨酸残基磷酸化,为下游信号蛋白形成对接位点。

特定的受体链会优先与特定的 JAK 结合。在 I 型干扰素受体中,IFNAR1 与 TYK2 结合,IFNAR2 与 JAK1 结合。干扰素-γ受体的不同受体链分别使用 JAK1 和 JAK2。含有共同γ链的受体在这条共用链上结合 JAK3,而在细胞因子特异性的配对链上通常结合 JAK1。这种配置参与传递多种细胞因子的信号,包括白细胞介素-2、IL-4、IL-7、IL-9、IL-15 和 IL-21。

其他一些受体系统则尤其依赖 JAK2。促红细胞生成素受体和血小板生成素受体均利用 JAK2,分别调控红细胞和血小板的生成。生长激素受体和催乳素受体也通过 JAK2 传递信号。IL-12 和 IL-23 的受体使用 JAK2 和 TYK2。gp130 是 IL-6 细胞因子家族共用的信号传导亚基,含有 gp130 的受体可结合 JAK1、JAK2 和 TYK2;三者的相对作用取决于受体复合物的组成和细胞环境。

这些配对关系解释了为什么抑制一种 JAK 就能影响多种细胞因子的作用,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生化层面对某一种激酶的选择性,并不直接等同于对某一种生理反应的选择性。许多受体需要两种不同的 JAK,因此,阻断其中任何一个必需的配对成员都能减弱信号传导。反过来,受体丰度和抑制剂暴露程度的差异,也可能使使用同一种 JAK 的两条通路产生不同的反应。

JAK 的结合还会影响受体的稳定性和转运。例如,TYK2 有助于维持人 IFNAR1 在细胞表面的正常表达。因此,JAK 蛋白缺失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不止于磷酸基团转移功能的丧失。在比较由遗传因素导致的完全缺失、催化功能受损的变体,以及通过药物抑制结构完整且仍与受体结合的激酶这几种情况时,这一区别十分重要。

STAT的激活、信号特异性与负调控

STAT蛋白是连接JAK活性与转录过程的环节中,研究最为透彻的一类分子。哺乳动物有七种主要的STAT蛋白:STAT1、STAT2、STAT3、STAT4、STAT5A、STAT5B和STAT6。它们的SH2结构域能够识别受体上特定的磷酸化序列。STAT被募集至已激活的受体复合物后,其一个关键酪氨酸位点会发生磷酸化,通常由与受体结合的JAK催化。这种修饰促进STAT形成具有信号传导能力的二聚体或其他复合物。

许多被激活的STAT通过磷酸化酪氨酸残基与SH2结构域之间的相互结合形成二聚体。它们在细胞核中积累,结合调控性DNA序列,并影响转录。STAT1同源二聚体在γ干扰素信号传导中发挥重要作用。I型干扰素则促成另一种主要复合物ISGF3的形成,该复合物由STAT1、STAT2和IRF9组成。其他常见的对应关系包括STAT4参与IL-12应答、STAT6参与IL-4和IL-13应答,以及STAT5参与多种造血细胞和淋巴细胞生长信号的传导。

这些对应关系体现的是偏好,而不是排他性的“一种细胞因子对应一种STAT”编码规则。单一细胞因子可以激活多种STAT,同一种STAT也可以在不同细胞中调控不同的基因。受体上的对接序列、STAT的丰度、信号持续时间,以及与其他转录因子的相互作用,都会影响信号的特异性。染色质中靶区域的可及性进一步决定了哪些基因能够作出应答。因此,同一种STAT在肝细胞中被激活后引发的转录程序,不一定与其在T淋巴细胞中被激活后引发的转录程序相同。

多种机制共同限制信号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包括SHP-1等酶在内的蛋白酪氨酸磷酸酶可去除通路组分上的磷酸基团。受体可以发生内化和降解。活化STAT蛋白抑制因子则通过多种机制降低STAT依赖性转录。

一个尤为重要的反馈系统涉及细胞因子信号转导抑制蛋白,即SOCS蛋白。细胞因子刺激会诱导多个SOCS基因表达,产生的蛋白质随后抑制后续信号传导。SOCS1和SOCS3可通过激酶抑制区抑制JAK活性。SOCS3通过结合受体上特定的磷酸化酪氨酸位点而获得重要的特异性,这些位点包括gp130家族受体复合物中的位点。含有SOCS盒的蛋白质还可以募集促进泛素依赖性蛋白质周转的分子装置。这些机制实现的是负反馈调控,而不是简单地在某个固定时间终止所有应答。

与JAK结合的受体还会激活STAT以外的通路,包括MAP激酶和磷脂酰肌醇3-激酶信号通路。这些通路的共同输出调控细胞增殖、存活、代谢和分化。因此,JAK–STAT信号通路是一条起核心统筹作用的通路,但并非孤立的线性回路,不能仅凭磷酸化STAT的含量来预测其最终效应。

在免疫、造血和内分泌信号传导中的生理作用

依赖JAK的细胞因子协调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干扰素应答就是一个突出例子。I型干扰素通过JAK1和TYK2,在受感染细胞及其邻近细胞中启动抗病毒基因表达程序;γ干扰素则利用JAK1和JAK2,影响抗微生物活性与免疫协调。III型干扰素同样利用JAK1和TYK2,但其作用集中于表达相应受体的组织,尤其是上皮屏障。因此,由于受体分布不同,同一套细胞内信号传导机制可以介导不同的组织应答。

JAK1与JAK3的协同作用对淋巴细胞尤为重要。IL-7支持T细胞的发育和存活,而IL-15是自然杀伤细胞正常发育所必需的,也有助于维持记忆性CD8 T细胞。IL-2促进已活化的T细胞增殖,并帮助维持调节性T细胞,后者能够抑制不适当的免疫应答。IL-21影响多种淋巴细胞群体,包括参与抗体应答的B细胞。这些功能说明,共同γ链介导的信号传导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免疫刺激:它既支持保护性应答,也支持免疫调节。

其他JAK通路则塑造特定类型的应答。IL-12激活STAT4,促进以产生γ干扰素为特征的免疫反应程序。IL-23支持特定的炎症性淋巴细胞应答,包括与产生IL-17的细胞相关的功能。IL-4和IL-13主要通过STAT6发挥作用,参与2型免疫、组织对蠕虫的应答以及过敏性炎症。具体效应取决于作出应答的细胞群体,以及这些细胞通过其他受体接收到的信号。

JAK2在造血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促红细胞生成素信号促进红系前体细胞存活和成熟,最终支持红细胞的生成。血小板生成素通过其受体MPL传递信号,有助于血小板的生成及造血干细胞的维持。在小鼠实验中,Jak2缺失会导致定型红细胞生成严重受损,并造成胚胎死亡。这些发现表明,抑制JAK2受到其正常生理功能的制约:这种可能驱动病理性信号传导的酶,也是正常造血所必需的。

内分泌功能使这一家族的重要性超出了免疫领域。生长激素利用JAK2和STAT5调节与生长和代谢相关的基因表达,包括诱导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的表达。催乳素激活JAK2–STAT5信号通路,参与乳腺发育和乳蛋白生成。这些例子也说明,STAT5可以在不同组织中被重复利用。

由此可见,四种JAK的生理分布并不相同。JAK1、JAK2和TYK2广泛表达,而JAK3的表达主要集中在造血细胞中。不过,表达情况只是决定功能的因素之一。要理解某种JAK在特定组织中的作用,还必须考虑是否存在合适的受体、协同参与信号传导的蛋白是否可用,以及细胞所处的发育状态。

遗传性缺陷与人类免疫疾病

人类遗传病为各类JAK各自不可替代的功能提供了极有力的证据。JAK3的双等位基因功能丧失变异可引起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型重症联合免疫缺陷(SCID)。其典型免疫表型是T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严重缺乏,而B细胞仍然存在,通常记为T−B+NK−。尽管B细胞数量并不缺乏,抗体应答却严重受损,因为有效的免疫功能依赖于淋巴细胞发育与信号传导的协调配合。

JAK3缺陷与共同γ链缺陷的相似之处,有助于理解其致病机制。共同γ链由IL2RG编码,该基因的致病变异可引起X连锁遗传型SCID。JAK3是与这条受体链结合的激酶。任何一个组分的缺失,都会同时破坏多种细胞因子的信号传导,尤其是T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发育所必需的细胞因子。与功能完全缺失相比,保留部分活性的功能减弱变异可能导致表现不完全或更为复杂的表型。

TYK2缺陷则呈现出不同的模式。携带TYK2双等位基因有害变异的个体可能易感分枝杆菌和病毒感染,因为TYK2参与IL-12和干扰素应答。具体表型随分子缺陷及残余信号传导能力而变化。早期报道着重描述了一名患者的高IgE相关表现,但后续病例证实,这些表现并非TYK2缺陷的典型必然结果。受体功能的冗余性以及不同细胞因子通路之间的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TYK2缺失并不会简单地重现JAK3相关SCID的表现。

一种自然存在的TYK2变异P1104A提供了另一个重要例子。该变异的纯合状态可削弱依赖IL-23的干扰素γ应答,并增加结核病易感性。在群体层面,同一等位基因又与多种自身免疫病风险降低有关。这些发现表明,同一种信号传导变化,对病原体防御能力和炎症性疾病易感性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信号传导“更多”或“更少”,并不意味着在所有生物学情境下都有益。

罕见的遗传性JAK1缺陷也会产生独特的临床表现。已有报道的双等位基因功能丧失变异会削弱对多种细胞因子的应答,并可能伴随感染易感性增加及其他全身性表现。相反,在具有炎症和过敏表现的免疫失调综合征中,也发现了激活性JAK1变异。具体后果取决于变异改变的是催化活性、蛋白质丰度、与受体的偶联,还是其他调控特性。

解读新发现的变异,不能仅凭其位于某个JAK基因中。等位基因状态、遗传方式、人群频率、细胞信号传导检测以及患者表型,都有助于确定因果关系。由于罕见变异可能存在外显不全,或其效应依赖于具体情境,因此,在区分致病变异与偶然发现的序列差异时,功能证据尤为重要。

血液肿瘤中的获得性JAK改变

最突出的致癌性JAK改变是JAK2 V617F,即JH2假激酶结构域中第617位氨基酸由缬氨酸替换为苯丙氨酸。这是一种获得性突变,通常发生于造血细胞,而非通常由遗传而来、存在于全身所有细胞中的变异。这一替换改变了调控相互作用,并在适当的受体背景下促进过度信号传导。其活性仍然依赖细胞的信号传导装置,并不意味着受体表达和分子伙伴不再重要。

约95%的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病例,以及约半数或更多的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和原发性骨髓纤维化病例中存在JAK2 V617F,具体比例因研究队列和诊断方法而异。这些疾病属于经典的BCR::ABL1阴性骨髓增殖性肿瘤。真性红细胞增多症主要表现为红细胞生成增多,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表现为血小板计数持续升高,而原发性骨髓纤维化则表现为骨髓造血及血细胞生成异常,并伴有特征性的骨髓改变。

同一种驱动突变出现在不同疾病中,说明表型并非仅由某一个序列改变决定。突变等位基因负荷、克隆携带一个还是两个突变拷贝、其他突变的获得顺序,以及对信号作出反应的干细胞或祖细胞群体,均有重要影响。例如,9号染色体短臂(9p)的获得性单亲二体可使细胞成为JAK2 V617F纯合子,而不增加染色体总数。影响表观遗传调控和RNA加工的基因若发生其他改变,也可影响病程。

真性红细胞增多症中还可出现其他激活性JAK2变异,尤其是第12外显子的改变。此外,即使JAK基因没有突变,也可能出现过度的JAK–STAT信号传导。激活性MPL变异影响血小板生成素受体,而突变型钙网蛋白可异常作用于MPL,驱动下游的JAK2信号传导。这些不同异常最终汇聚于同一通路,解释了为何即使不存在JAK2 V617F,靶向该通路的药物仍可能对骨髓增殖性肿瘤有效。

JAK异常也见于急性白血病和其他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包括PCM1::JAK2在内的JAK2重排可产生融合蛋白,与特定的髓系或淋巴系肿瘤相关。JAK1、JAK2和JAK3的序列改变可参与淋巴系统肿瘤的发生;部分T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病例中可见JAK3突变。这些改变的作用取决于与之协同的遗传改变,以及恶性细胞所处的发育阶段。

仅检出JAK突变,并不足以确立某一种肿瘤的诊断。在尚未形成明确骨髓增殖性肿瘤的克隆性造血中,也可检出JAK2 V617F。临床分类需综合血细胞计数、骨髓检查所见、分子检测结果及其他诊断标准。这一区分强调,存在异常血细胞克隆的证据,并不等同于存在某种明确恶性疾病的证据。

药理学抑制与临床应用

JAK抑制剂是一类小分子药物,可减弱由该家族一个或多个成员介导的信号传导。许多此类药物与催化结构域的ATP结合位点结合,并与ATP竞争。由于JAK家族成员的激酶结构域高度相似,因此很难实现完全的选择性。“JAK1选择性”等表述通常是指在特定条件下,药物在生化或细胞实验中表现出相对偏好,并不意味着其在所有浓度下都只作用于一种激酶。

不同药物的靶点谱各不相同。芦可替尼抑制JAK1和JAK2,于2011年首次在美国获批用于治疗骨髓纤维化。托法替布于2012年在美国获批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可抑制多条依赖JAK的通路,尤其是涉及JAK1和JAK3的通路。巴瑞替尼优先抑制JAK1和JAK2,而乌帕替尼在相关检测体系中表现出相对的JAK1选择性。获批适应证因国家、剂型、剂量和患者人群而异。

JAK抑制剂的临床用途体现了该通路广泛的生理作用。部分药物已获批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银屑病关节炎、溃疡性结肠炎、特应性皮炎和斑秃等炎症性疾病。某些药物还用于治疗骨髓增殖性肿瘤或移植物抗宿主病。外用芦可替尼已获批用于某些皮肤病,包括特定人群的非节段型白癜风。这些用途不能相互套用:某一种药物用于某种疾病的证据和批准,并不意味着所有JAK抑制剂都具有相同用途。

另一种策略是靶向假激酶结构域,而非催化结构域的ATP结合位点。氘可来昔替尼通过变构方式与TYK2的JH2结构域结合,使其稳定于抑制状态。该药于2022年在美国获批用于治疗斑块状银屑病。与靶向高度相似的催化口袋相比,这种机制更容易实现对TYK2的选择性作用,减少对JAK1、JAK2和JAK3的影响。这也表明,将JH2理解为调控结构域,而不仅仅是一个无活性的激酶副本,具有实际意义。

在骨髓纤维化中,抑制JAK可减轻脾大和疾病相关症状,但抑制信号传导并不等同于清除恶性干细胞克隆。不同药物以及不同临床情境下,对纤维化、突变等位基因负荷、贫血和其他结局的影响各有不同。其他靶点也可能影响药物的作用特征;例如,一些归类为JAK抑制剂的药物还会抑制其他激酶,而这些激酶与其观察到的效应有关。

安全性研究结果与该通路的正常功能密不可分。因药物和人群不同,已报告的风险包括严重感染、带状疱疹、血细胞计数异常,以及血脂浓度等实验室指标的变化。一项针对托法替布的大型随机安全性研究纳入了年龄至少为50岁且具有心血管危险因素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结果发现,与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相比,托法替布发生某些心血管事件和恶性肿瘤结局的风险更高。因此,监管机构对多种用于炎症性疾病的JAK抑制剂发布了涉及重大心血管事件、恶性肿瘤、血栓形成和死亡风险的警告。这些证据并不意味着所有靶向JAK的化合物、给药途径或接受治疗的人群都具有相同的风险估计值。

实验研究方法与尚未阐明的机制

对JAK信号传导的研究在多个互为补充的层面展开。生化测定用于检测磷酸基团转移、ATP依赖性、抑制剂结合以及纯化结构域之间的相互作用。X射线晶体学在解析催化口袋和药物结合模式方面尤为重要。近年来,冷冻电子显微术也帮助揭示了含有受体相关JAK蛋白的较大组装复合物。这些结构研究弥补了孤立结构域实验的一项局限:当一个结构域处于完整的受体复合物中时,它与其他组分的调控关系可能有所不同。

细胞研究通常测量特定细胞因子刺激后JAK或STAT的磷酸化水平。免疫印迹和磷酸化特异性流式细胞术可以定量检测这些反应,而单细胞测量则能揭示不同免疫细胞群体之间的差异。时间序列实验可区分快速激活与持续性或反复出现的信号传导。这些检测指标仍只是对完整生物学反应的间接衡量:即使STAT磷酸化的峰值相近,只要信号持续时间、染色质状态或协同作用的通路不同,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

遗传学方法用于检验必要性和因果关系。基因敲除、靶向替换和基因组编辑可以区分催化活性丧失的影响与具有结构作用的受体相关蛋白缺失的影响。患者来源的细胞可将分子变异与疾病相关反应联系起来,而动物模型则可用于考察发育过程以及组织间的相互作用。每种模型都有局限。将突变引入过表达系统后,可能产生在正常蛋白丰度下不会出现的信号传导,而不同物种对细胞因子的需求也可能不同。

药物选择性的评估同样需要多种测量手段。抑制剂的半数最大抑制浓度(IC50IC_{50})取决于测定条件,包括ATP浓度和底物可用性。药物在细胞中的效力还取决于膜穿透能力、蛋白结合、细胞内暴露水平,以及受体需要哪一对JAK。因此,使用纯化酶获得的效力排序,可能与通过测量全血中细胞因子诱导的STAT磷酸化所得的排序不同。临床用药时的暴露水平和持续时间还会带来进一步的差异。

重要的机制问题包括:受体的空间构型如何转化为激酶激活,以及不同的JAK配对如何产生可区分的输出。JH2结构域显然参与信号调控,但其抑制作用和激活作用的相对贡献因家族成员及分子环境而异。在特定实验系统中,研究者已描述了一些非经典活性,包括所报道的JAK蛋白核内功能;这些活性的生理意义必须另行验证,不能根据经典的受体–STAT通路推断。

其他研究则侧重于将分子层面的干预与特定疾病的结局联系起来。相关策略包括优先抑制突变型信号传导的化合物、靶向催化口袋之外调控位点的药物,以及靶向蛋白降解。单细胞RNA测序和其他基因组学方法可以识别通路受抑制后发生变化的细胞群体,而结构研究则可揭示某种突变或化合物为何会改变受体–JAK复合物的组装。这些方法相互结合,有助于区分对分子靶点的直接抑制与免疫细胞群体、血细胞生成及组织反应的下游变化;后者共同决定最终的生物学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