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酸性粒细胞是一类白细胞,其特征是细胞核通常分为两叶,细胞质内含有较大的颗粒,经伊红染色后呈橙红色。嗜酸性粒细胞在骨髓中发育,在血液中短暂停留后进入组织,尤其是胃肠道。它们属于固有免疫系统,但其发育和功能活动与适应性免疫密切协同。在健康成人中,嗜酸性粒细胞通常约占循环血液中白细胞总数的 1%–4%,但不同实验室和人群的参考区间有所差异。
嗜酸性粒细胞最为人熟知的是其与寄生蠕虫、过敏性疾病及某些炎症性疾病的关联。不过,它们的生物学作用更为广泛:它们释放具有毒性的颗粒蛋白、脂质介质和信号分子,并参与涉及组织修复、局部免疫反应和屏障功能的相互作用。这些活动既可能发挥保护作用,也可能造成损害,具体取决于所在组织、刺激因素以及活化持续的时间。因此,嗜酸性粒细胞研究的重点已从主要将其视为杀灭寄生虫的细胞,转向探究其在健康与疾病状态下随具体情境而变化的多样化功能。
发现、形态与细胞结构
嗜酸性粒细胞的发现得益于十九世纪显微镜技术和鉴别染色技术的进步。1879年,保罗·埃尔利希利用这类白细胞对酸性染料的亲和性,对其进行了描述。其名称源自伊红(eosin),而伊红的名称又源于希腊神话中的黎明女神厄俄斯(Eos)。嗜酸性描述的是染色特性,而非细胞本身的酸性:伊红能与带正电荷的成分强烈结合,尤其是集中于嗜酸性粒细胞颗粒中的碱性蛋白。
在血涂片中,成熟人嗜酸性粒细胞的直径通常约为12–17微米。其细胞核通常分为两叶,由一条细染色质丝相连,但核形会随成熟程度和疾病状态而变化。醒目的颗粒使其有别于中性粒细胞,后者的细胞核通常分叶更多,颗粒的嗜酸性染色也较弱。嗜碱性粒细胞属于独立的粒细胞谱系,其颗粒内容物及染色特性均有所不同,并非嗜酸性粒细胞的某个发育阶段。
在电子显微镜下,许多成熟的嗜酸性粒细胞特异性颗粒含有致密的结晶核心,外围包绕着密度较低的基质。主要碱性蛋白尤其集中于核心,而嗜酸性粒细胞过氧化物酶、嗜酸性粒细胞阳离子蛋白和嗜酸性粒细胞源性神经毒素则是基质中的重要成分。这种结构将可能造成损伤的分子封装在膜包被的区室内。随后,颗粒可与细胞内囊泡系统相互作用,由该系统将特定内容物运向细胞表面。
其他细胞结构为迁移和分泌提供支持。当嗜酸性粒细胞发生极化并穿过血管壁或在组织中移动时,细胞骨架会迅速重组。细胞膜上的受体可感知趋化信号、生长因子、免疫复合物及环境信号。线粒体、内质网及其他细胞器参与能量代谢、信号传导和蛋白质加工,但成熟嗜酸性粒细胞通常不会在血液循环中分裂。
嗜酸性粒细胞崩解还可产生夏科–莱登结晶,这是一种主要由半乳糖凝集素-10构成的细长双锥体结构。在多种嗜酸性粒细胞丰富的疾病中,痰液、黏液和组织内均可出现此类结晶。它们不同于完整嗜酸性粒细胞颗粒内部的结晶核心。过去,人们主要将其视为嗜酸性粒细胞聚集和破坏的证据,但实验研究表明,结晶本身也可促进炎症反应。仅凭结晶或嗜酸性染色,均无法确定疾病的病因。
骨髓中的发育与存活调控
嗜酸性粒细胞由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经造血过程产生。在其发育过程中,祖细胞逐步定向分化为髓系细胞,继而定向分化为嗜酸性粒细胞。成熟过程中,前体细胞形成特征性颗粒,核染色质凝集,并逐渐具备成熟嗜酸性粒细胞的受体谱。尽管简化的细胞谱系图常将这一过程表示为单一的线性序列,但对人和小鼠祖细胞的研究揭示了显著的异质性,以及更为复杂的分支关系。
多种转录因子共同参与确立嗜酸性粒细胞的细胞身份。GATA-1、PU.1及CCAAT/增强子结合蛋白家族成员在谱系定向和成熟的多个方面发挥作用,其调控范围相互重叠。它们的作用取决于发育阶段、表达水平以及与其他调控因子的相互作用。因此,嗜酸性粒细胞的分化是基因表达程序协调运行的结果,而非由某一个具有独特决定作用的基因单独控制。
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5(IL-5)对促进嗜酸性粒细胞的生成、成熟、存活及反应能力尤为重要。其受体包含一条特异性α链,以及一条与IL-3和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受体共用的信号传导β链。这些细胞因子的作用有所重叠,但IL-5对嗜酸性粒细胞谱系具有更高的选择性。在某些免疫应答中,IL-5信号增强会促进骨髓生成更多嗜酸性粒细胞,增加循环中此类细胞的供应。不过,并非所有稳态嗜酸性粒细胞群的存在都绝对依赖IL-5。
嗜酸性粒细胞的数量不仅取决于生成,也取决于存活。在缺乏足够存活信号时,成熟细胞会发生细胞凋亡,随后可被巨噬细胞清除。IL-5及相关细胞因子通过细胞内信号通路,改变促存活蛋白与促死亡蛋白之间的平衡,从而延缓这一过程。完整凋亡细胞的清除,与细胞破裂、将颗粒及其他内容物释放到周围组织的细胞死亡方式,在生物学上有所不同。
对嗜酸性粒细胞寿命的估计因实验方法和生理状态而异。它们在血液中的停留时间通常以小时计,而在组织中可存活数天;在富含细胞因子的炎症环境中,存活时间还可显著延长。这些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何血液中的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并不能直接反映全身此类细胞的总量。大多数嗜酸性粒细胞位于循环系统之外,局部存活时间延长或募集增加可使其在组织中大量积聚,而循环中的数量未必出现相应幅度的升高。
循环、组织募集与解剖分布
嗜酸性粒细胞通过一系列受调控的黏附、迁移和滞留过程,在不同解剖区室之间移动。在血液中,它们与血管内皮接触;当某个部位产生适当信号时,它们便减速、牢固黏附,并穿过血管壁进入组织。选择素参与最初的滚动黏附,而整合素则支持更牢固的附着和迁移。嗜酸性粒细胞表面的整合素 α4β1 能与血管细胞黏附分子 1 结合,这种相互作用在多种炎症环境下的细胞募集过程中尤为重要。
定向迁移由趋化因子控制,这类小分子信号蛋白能够提供空间导向信号。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家族在人类中包括 CCL11、CCL24 和 CCL26,主要通过受体 CCR3 发挥作用,而嗜酸性粒细胞高度表达该受体。趋化因子的作用并不独立于血管和组织环境:黏附分子的表达、局部细胞因子、细胞外基质以及嗜酸性粒细胞的活化状态,共同决定这些细胞是否进入某一部位并在其中停留。
在健康状态下,嗜酸性粒细胞尤其多见于胃肠道固有层,其密度因解剖部位而异。正常情况下,食管以下的大部分消化道中均有嗜酸性粒细胞。相比之下,健康的食管上皮通常仅含少量或不含嗜酸性粒细胞。这种区域差异对于解读活检结果至关重要:在某一器官中属于异常的嗜酸性粒细胞密度,在另一器官中可能仍处于生理范围内。
血液中的嗜酸性粒细胞数量随一天中的时段及内分泌因素而波动。其数量通常与内源性糖皮质激素的活性呈反向变化,而外源性给予糖皮质激素可通过影响细胞迁移和存活,迅速降低循环中的嗜酸性粒细胞计数。感染、过敏性炎症、药物及骨髓疾病也会改变血液中的细胞数量。因此,单次测量反映的是细胞生成、释放、再分布和清除之间不断变化的平衡,而非个体固定不变的特征。
循环中与组织中的嗜酸性粒细胞在表面标志物、基因表达和反应性方面可能存在差异。实验研究,尤其是小鼠研究,区分了在基础状态下驻留于组织的细胞群与炎症期间募集而来的细胞群。这种分类虽有参考价值,但尚不能据此确立一套得到普遍认可、界限分明的人类嗜酸性粒细胞亚型。细胞到达组织后,组织信号可以重塑其行为;观察到的某一细胞群也可能代表一种可逆的活化状态,而非独立的细胞谱系。因此,在解读嗜酸性粒细胞的功能时,必须考虑其解剖位置。
活化、脱颗粒与炎症介质
嗜酸性粒细胞的应答由多种信号共同驱动,而非依赖某一种通用的活化刺激。细胞因子可使其进入预激状态,从而对后续刺激产生更强的应答;趋化因子则引导其迁移,同时也影响其活化。其他信号来源包括脂质介质、补体衍生信号,以及与抗体或抗体包被靶标的相互作用。各类抗体受体的表达及其功能重要性随物种和细胞活化状态而异,因此,人们熟悉的由 IgE 包被的寄生虫直接活化嗜酸性粒细胞这一模型,并不适用于人体内的所有情形。
嗜酸性粒细胞的颗粒蛋白具有多种生化活性。主要碱性蛋白可破坏膜结构并损伤上皮细胞。嗜酸性粒细胞阳离子蛋白和嗜酸性粒细胞源性神经毒素属于核糖核酸酶 A 超家族,但其生物学作用并不限于切割 RNA。嗜酸性粒细胞过氧化物酶利用过氧化氢和可用的底物,包括卤离子和硫氰酸根,生成活性氧化剂。这些系统能够损伤微生物或寄生虫,但若释放失当,也会损伤宿主组织。
颗粒内容物可通过不止一种机制从嗜酸性粒细胞中释放出来。经典胞吐涉及颗粒与细胞膜的融合。复合胞吐则包括释放前颗粒之间的融合。组织中常见的零碎脱颗粒通过小囊泡转运特定的颗粒内容物,而不是一次释放整个颗粒的内容物。细胞溶解则可将颗粒留在组织的细胞外空间中;其中一些颗粒仍保有膜结构,在来源细胞解体后仍能对刺激作出应答。
嗜酸性粒细胞还会生成一些介质,并非仅仅释放预先储存在颗粒中的毒性物质。半胱氨酰白三烯可促使气道狭窄、血管通透性增加及黏液分泌增多。其他脂质产物、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则会影响邻近的白细胞、上皮细胞、神经及基质细胞。这些作用可募集更多炎症细胞、改变平滑肌活动,或促进细胞外基质沉积。这一系列分泌产物有助于解释,为何嗜酸性粒细胞相关疾病在最初的细胞募集阶段过后仍可持续存在。
细胞外诱捕网提供了另一种潜在的效应机制。在特定条件下,嗜酸性粒细胞会向细胞外释放与颗粒蛋白结合的脱氧核糖核酸。已有报道既描述了不伴随即时细胞死亡的线粒体 DNA 释放,也描述了伴随细胞溶解过程发生的核染色质释放。这些机制不能混为一谈,它们在人类疾病中的相对重要性仍有待研究。细胞外 DNA 有助于缠住微生物,但也可能增加黏液黏度,使组织暴露于高浓度的炎症蛋白。
寄生虫、感染与2型免疫
嗜酸性粒细胞与2型免疫密切相关,这类免疫反应涉及IL-4、IL-5和IL-13等细胞因子。在针对寄生蠕虫的免疫反应以及许多过敏性疾病中,这类免疫反应尤为突出。辅助性T细胞和2型固有淋巴细胞是2型细胞因子的重要来源。受损或受刺激的上皮细胞释放的信号,包括IL-25、IL-33和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可以启动或放大这些通路。
寄生蠕虫通常体积过大,单个免疫细胞无法将其吞噬。嗜酸性粒细胞则可以黏附于其表面,向局限的接触区域释放颗粒产物和氧化剂。在实验体系中,抗体及补体系统的组分可以促进这种黏附或细胞活化。这种机制通常被称为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为损伤暴露的幼虫及其他易受攻击发育阶段的寄生虫提供了一种合理解释。
然而,嗜酸性粒细胞的存在并不能证明它们是清除寄生虫所必需的。利用嗜酸性粒细胞缺失小鼠开展的实验表明,结果取决于寄生虫的种类、发育阶段、所在组织部位,以及宿主既往的免疫暴露经历。在某些模型中,嗜酸性粒细胞有助于保护宿主;在另一些模型中,其可测得的影响很小;还有一些情况下,它们会通过改变局部组织环境,在某些方面帮助寄生虫持续存留。不同的人体蠕虫感染与血液及组织中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的关联程度也存在很大差异。
寄生虫在组织中的移行尤为重要。某些蠕虫的幼虫在宿主器官间移行时,会引起显著的嗜酸性粒细胞增多;而局限于肠腔内的寄生虫所引发的反应可能较弱。原虫感染通常不会引起组织侵袭性蠕虫感染所特有的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因此,嗜酸性粒细胞数量不能作为衡量寄生虫感染程度的通用定量指标,计数升高本身也并非感染的特异性表现。
实验还证实了嗜酸性粒细胞具有抗菌和抗病毒活性。嗜酸性粒细胞可以与细菌相互作用,释放抗微生物产物,并在某些情况下进行吞噬作用,但它们并不是血液循环中主要的吞噬细胞。在实验体系中,嗜酸性粒细胞的核糖核酸酶及其他介质已显示出针对某些病毒的活性。这些观察结果的生理意义因病原体和实验模型而异;仅凭培养皿中观察到的活性,并不能证明它们在人类感染中发挥必不可少的保护作用。
组织维持及与其他细胞的相互作用
即使没有明显的感染或过敏,组织中仍有嗜酸性粒细胞存在,这提示它们的功能并不局限于应急防御。它们分泌的介质使其能够与上皮细胞、成纤维细胞、血管细胞、神经及其他免疫细胞群相互沟通。这些相互作用可影响局部免疫状态、屏障完整性及损伤后的修复。有关机制的证据大多来自动物实验,因此,各种已提出的功能在人体内究竟发挥多大作用,仍是需要明确区分的重要问题。
胃肠道是开展此类研究的主要部位。肠道嗜酸性粒细胞位于上皮屏障附近,与受食物抗原和常驻微生物共同影响的免疫环境相互作用。小鼠研究提示,它们参与黏液相关防御、抗体应答及其他白细胞调控的某些环节。一些研究报告的效应在不同实验体系中并不一致,其中也包括采用不同嗜酸性粒细胞清除方法的实验,这表明它们的作用取决于微生物环境、发育时机及代偿性反应。
与适应性免疫细胞的相互作用进一步拓展了嗜酸性粒细胞可能发挥的作用。活化的嗜酸性粒细胞可表达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Ⅱ类分子和共刺激分子,并可在实验条件下加工或呈递抗原。它们还会释放影响T细胞和B细胞的介质。但这些观察结果并不意味着嗜酸性粒细胞等同于专门负责抗原呈递的树突状细胞:在正常人体免疫应答中,嗜酸性粒细胞对抗原呈递的实际贡献有多大,目前尚不十分明确。
研究人员也探讨了嗜酸性粒细胞在代谢调节和组织再生中的作用。在某些小鼠模型中,脂肪组织中的嗜酸性粒细胞提供白细胞介素-4(IL-4),并参与涉及巨噬细胞及代谢稳态的调控网络。其他研究则发现,嗜酸性粒细胞来源的信号与骨骼肌及其他器官的修复反应有关。这些发现揭示了可能存在的生物学通路,但并不能证明增加嗜酸性粒细胞就能改善人体代谢或促进再生。实验结果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饮食、饲养温度、品系及损伤类型的影响。
修复过程和病理过程往往涉及相同的介质。包括转化生长因子β在内的生长因子能够支持创伤修复反应,但当信号持续存在时,也可能促进纤维化。嗜酸性粒细胞可通过颗粒蛋白直接影响神经,也可通过炎症介质间接影响神经,从而改变气道反应性或感觉功能。在癌症中,嗜酸性粒细胞浸润与不同肿瘤类型的不同结局相关;实验研究既观察到了抗肿瘤活性,也观察到了支持肿瘤的作用。因此,不能用单一的功能定位来概括嗜酸性粒细胞在所有组织中的作用。
哮喘、过敏与局限于特定器官的嗜酸性粒细胞性疾病
嗜酸性粒细胞是许多类型(但并非所有类型)哮喘中的重要效应细胞。在嗜酸性粒细胞性气道炎症中,上皮细胞发出的信号和2型细胞因子会促进骨髓生成嗜酸性粒细胞、使其募集至支气管黏膜,并延长其存活时间。释放的颗粒蛋白可损伤上皮,而脂质介质以及嗜酸性粒细胞与神经、平滑肌之间的相互作用则会促成气道功能障碍。反复发生的炎症可伴随结构重塑,包括细胞外基质和黏液分泌系统的变化。
哮喘在生物学上具有异质性。有些患者存在显著的嗜酸性粒细胞性炎症,另一些患者则以中性粒细胞性炎症为主,或炎症细胞浸润相对较少。过敏致敏与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有所重叠,但并不等同:即使没有常规检查所能发现的过敏证据,也可能发生嗜酸性粒细胞性哮喘。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痰液检测和呼出气一氧化氮分数提供的信息各不相同,所衡量的并非同一过程。这些指标作为生物标志物的实用价值取决于临床情境,也会受到治疗的影响。
在上气道,伴鼻息肉的慢性鼻窦炎常涉及2型炎症和嗜酸性粒细胞积聚,不过其炎症模式在人群之间及个体之间均有差异。嗜酸性粒细胞产物可促成上皮破坏和黏稠分泌物的形成。嗜酸性粒细胞也参与过敏性鼻炎,尤其是在肥大细胞活化引发介质快速释放之后的反应后期。因此,嗜酸性粒细胞是多细胞参与过程的一部分,而不能单独解释所有过敏症状。
嗜酸性粒细胞性食管炎是一种慢性免疫介导性疾病,以食管功能障碍症状及嗜酸性粒细胞为主的炎症为特征。在符合相应临床背景、并考虑食管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的其他原因后,常用的组织学阈值为每个高倍视野至少有15个嗜酸性粒细胞。由于浸润可呈斑片状分布,解读结果时需注意显微镜视野面积和取样情况。该病可涉及上皮屏障异常、对食物抗原的反应,以及导致食管狭窄的重塑。
嗜酸性粒细胞性胃炎、肠炎和结肠炎在判读上面临不同的问题,因为这些器官中正常情况下就存在嗜酸性粒细胞。因此,需要重视其在组织中的位置、分布、伴随的损伤,并排除继发性原因;不存在一个适用于整个胃肠道的统一阈值。嗜酸性粒细胞性肺炎是另一类独立的疾病,其特征是肺内嗜酸性粒细胞积聚,呈现不同的急性或慢性病变模式。对于上述各种疾病,活检发现嗜酸性粒细胞只是描述了一种细胞分布模式,本身并不能确定病因。
血嗜酸性粒细胞增多、高嗜酸性粒细胞综合征与克隆性疾病
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是指循环血液中嗜酸性粒细胞的绝对数量超过参考区间。许多实验室将每升约 个细胞,即每微升500个细胞,作为参考上限。嗜酸性粒细胞绝对计数由白细胞总数和嗜酸性粒细胞所占比例计算得出:
单看百分比可能产生误导,因为其他白细胞群体数量的变化可改变嗜酸性粒细胞的百分比,而嗜酸性粒细胞的绝对数量并未增加。
按照惯例,血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分别对应每微升约500~1,500个、1,500~5,000个和超过5,000个细胞。这些分级描述的是细胞计数,不能作为衡量组织损伤程度的可靠尺度。高嗜酸性粒细胞增多通常指计数达到每微升至少1,500个细胞,至于是否要求持续存在或经复查确认,则取决于所采用的分类标准;组织中也可出现高嗜酸性粒细胞增多。高嗜酸性粒细胞综合征不仅表现为计数升高,还伴有可归因于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的器官损伤。
反应性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是由外部信号刺激本身并非克隆性增殖的嗜酸性粒细胞群体所致。病因包括过敏性疾病、侵入组织的蠕虫感染、药物反应,以及某些炎症性或肿瘤性疾病中的细胞因子产生。一种严重的药物相关疾病是药物反应伴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和全身症状,通常简称为DRESS。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是一种独立的全身性疾病,以哮喘、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及中小血管炎为特征;仅部分患者可检出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
克隆性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发生于血液系统肿瘤背景下。一些疾病涉及获得性基因重排,重排后的基因编码持续活化的酪氨酸激酶。2003年发现的融合基因FIP1L1::PDGFRA是一个尤为重要的例子,因为它将分子机制与对激酶抑制治疗的敏感性联系起来。其他相关重排涉及PDGFRB、FGFR1和JAK2等基因。相比之下,淋巴细胞变异型高嗜酸性粒细胞综合征涉及产生促进嗜酸性粒细胞增殖的细胞因子的异常T细胞群体;增多的嗜酸性粒细胞本身未必属于肿瘤细胞群体。
器官损伤可累及心脏、皮肤、肺、胃肠道和神经系统。心脏受累可包括嗜酸性粒细胞性炎症、血栓形成,以及后期的心内膜心肌纤维化。有毒的颗粒产物、炎症信号传导以及与凝血通路的相互作用均可参与其中。血细胞计数与器官损伤程度并不总是密切相关:循环血液中的嗜酸性粒细胞数量仅轻度升高时,也可能出现显著的组织病变;而某些持续存在高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的人,在评估时并无可归因于此的器官功能障碍。
实验方法与嗜酸性粒细胞靶向治疗
常规检测首先采用自动化全血细胞计数及白细胞分类计数。现代分析仪结合光散射、荧光或化学特性来区分不同白细胞群。检查染色血涂片可补充细胞形态及异常细胞方面的信息。组织评估采用组织学检查,有时辅以针对嗜酸性粒细胞蛋白的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对完整细胞进行计数与检测细胞外颗粒物质,其结果的解读有所不同,因为广泛脱颗粒后,即使可辨认的细胞已不多,仍可能留下嗜酸性粒细胞活动的证据。
流式细胞术可检测细胞表面及细胞内标志物,有助于描述细胞活化状态或伴随出现的异常淋巴细胞群的特征。人嗜酸性粒细胞通常表达CCR3、Siglec-8等标志物,但其鉴定一般依赖标志物组合及光散射特性,而非某一种具有绝对特异性的抗原。分离过程本身就可能改变细胞的活化状态或存活情况,因此样本处理条件十分重要。在探查基因重排或克隆性血液病的其他证据时,DNA测序及其他分子方法尤为重要。
实验研究方法包括使用嗜酸性粒细胞缺失小鼠品系、细胞因子缺失动物、抗体介导的细胞清除,以及从祖细胞培养嗜酸性粒细胞。ΔdblGATA和PHIL小鼠模型已广泛用于研究嗜酸性粒细胞缺失所造成的影响。每种方法都有局限:终生缺失可能使机体在发育过程中产生代偿,而急性清除则可能不彻底,或影响相关通路。此外,人和小鼠的嗜酸性粒细胞在颗粒蛋白家族及受体表达方面也存在差异。相较于仅依赖一种模型,多种互补方法共同支持的结论更为可靠。
靶向药物的应用已证实,嗜酸性粒细胞在某些人类疾病中具有致病作用。美泊利珠单抗和瑞 reslizumab均为靶向IL-5的单克隆抗体。贝那利珠单抗与IL-5受体α链结合,通过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促进嗜酸性粒细胞清除。这些药物已在部分重度嗜酸性粒细胞性哮喘患者中显示出疗效,其中一些药物还有其他适应证,具体因国家或地区而异。它们的作用不能与阻断IL-4和IL-13信号传导的药物等同看待,后者作用于范围更广的2型炎症通路。
临床试验也表明,不能将清除嗜酸性粒细胞视为普遍适用的解决方案。降低血液或组织中的嗜酸性粒细胞数量,并不一定能使症状、组织结构病变或每一条炎症通路都得到相应改善。例如,抗IL-5治疗用于嗜酸性粒细胞性食管炎的试验显示,组织学上的嗜酸性粒细胞减少与某些临床结局的改善并不一致。另一方面,伴PDGFRA重排的疾病对伊马替尼产生应答,反映的是对肿瘤性激酶的抑制,而非对嗜酸性粒细胞相关细胞因子的中和。这些区别表明,在评估针对嗜酸性粒细胞的干预措施时,分子机制、组织环境和结局指标的选择至关重要。